1903年,蒋观云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篇神话学论文。蒋观云（1866～1929），名智由，原名国亮，字观云、星侪、心斋，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东浒山人。早年就读于杭州紫阳书院，能诗善文，工书法。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廪贡生应京兆乡试举人，授山东曲阜知县，因见国势衰弱，怀救国革新之志，未赴任。同情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1902年冬自费留学日本，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任主编，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投身诗界革命，前期诗作多反对封建专制、颂扬西方民主，史称“近世诗界三杰”之一。 晚年寓居上海，诗作转向保守。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秋冬和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春夏的《海上观云集初编》一书，于1902年十一月十日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作者论述了“荒古之民”及“鬼神怪异之术”等初民社会，论述了风俗之生成、因袭、风俗与人心之关系、中西风俗之比较、神道妖怪之说与破迷信、启民智之革命等，但却未见“神话”二字出现于其中。梓于日本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一书，在与迦勒底古代宗教的比较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多神信仰。他写道：“迦勒底古代之宗教，崇奉多神，数多之神，各自支配其领土。诸神中之最贵者，为日、月、星，以上帝为诸神之极，君主为天之代表，有半神之观念。今按中国古代，亦崇奉多神，日有纪，月亦有纪，星辰亦有纪。而其神之最尊重无匹者，厥惟上帝。……”他还以《山海经》和《帝王世纪》中的神形为例，说明神形的进化分为三代：“《山海经》记载，有所谓鸟身人首之神者，有所谓龙身马首之神者……多不胜数。又《帝王世纪》，称伏羲女娲氏为蛇身人首；神农氏为人身牛首；神农以后，亦全体为人类。”1903年，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日本横滨）第36号上以“谈丛”为栏题，发表了《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采用了梁启超在他之前已经采用的“神话”这一新词。在这篇被称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第一篇神话论文的文章中，作为诗人的蒋观云，是以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观点来看神话的，他写道：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然神话、历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其神话、历史不足以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则其国人天才之短可知也。神话之事，世界文明多以为荒诞而不足道。然近世欧洲文学之思潮，多受影响于北欧神话与歌谣之复活，而风靡于保尔亨利马来氏。……盖人心者，不能无一物以鼓荡之。鼓荡之有力者，恃乎文学，而历史与神话，（以近世而言，可易为小说。）其重要之首端矣。中国神话，如“盘古开辟天地，头为山岳，肉为原野，血为江河，毛发为草木，目为日月，声为雷霆，呼吸为风云”等类，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至历史，又呆举事实，为泥塑木雕之历史，非龙跳虎踯之历史。故人才之生，其规模志趣，代降而愈趋于狭小。（如汉不及唐，不及汉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是其证。）他反对传统儒学家经学家们特别是乾嘉学派，把神话看成是荒诞怪异（怪、神、谐、异）的梦呓，“以为荒诞而不足道”，而认为神话是文学，是“鼓荡”人心之“有力者”、“重要之首端”，充分地估价了神话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积极作用，这是他的学术思想的进步之所在。他所重视的神话之“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鼓荡”人心的作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对于人心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在神话学在西方世界（主要是欧洲）已相当发达、甚至趋于成熟，而我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同“盗火者”那样向西方盗取现代文明和思想之火，竭力挣脱旧经学旧儒学的禁锢的时候，作为我国现代神话学史上第一篇独立的学术文章作者的蒋观云，无疑是一个披荆斩棘的开创性角色。但由于他把古代的神话与后世的文学完全等同视之，故而认为中国的神话，即使像盘古那样气势恢弘，而又神秘莫解的创世和推原神话，都不能不显得“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语），特别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代降而趋于狭小”的断言，可见出他关于神话和历史的阐释，在学理上显示出某种幼稚和偏狭。20年后，蒋观云又写了一部《中国人种考》（1929年11月）。在这部书里，在其论述中华民族起源地、大洪水等问题时，作者显然也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甚至大量采用了他们的论点，但他对神话的“想象附会”（即幻想性）特性所作的发挥，则特别值得注意，表达了自己的见地。他写道：“基督教中洪水之说，曾有人谓在纪元前2349年，而与中国尧时之洪水，为同一时期之事，其前后相差，仅不过五十余年。西方洪水，以泛滥潴蓄之余，越帕米尔高原，超阿尔泰山，汇合于戈壁沙漠，而从甘肃之低地，进于陕西山西之低地，以出于河南直隶（今河北）之平原，余势横溢以及南方，其间或费五十余年之岁月，然后西方之洪水，东方始见其影响。顾是说也，以为太古不知何年代之事，则戈壁一带，曾有人认为太古时一大海，故西藏今日，尚有咸水之湖，与有人认阿非利加撒哈喇之大沙漠，为太古时一大海者，其说相同。如是，则由戈壁之水，以淹中国之大陆者，于地势为顺。若当尧之时代，则地壳之皱纹亦已大定，山海凹凸之形势，与今日之小有变迁，而必无大相异同之事。然则……且尧时洪水，或不过中国一部分之事，未必当其时，而谓全地球俱浸没于浩浩滔天之中，即征之各国古书，载洪水之事，亦见不一见；然多系一方之小洪水，而不足以当挪亚之大洪水。若必欲据中国之事以实之乎？古史中有云：‘共工氏以水乘火，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炉灰以止淫水。’似明言上古有一次大洪水之事，其云天柱折者，犹后世之言天漏，地维缺者，犹言大地陆沉，雨息而得再见日月云霞，则以为炼五色石而补之矣；水退而地体奠定，则以为立鳌足以扶之矣。上古神话之时代，其言多想象附会，荒诞盖不足怪。要之，惟此洪水，其时期为最古，以吾人始祖亦从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而来，或者与巴比仑、犹太希腊同载其相传之古说欤？未可知也，而其年代则固未能确定也。” 说华夏民族自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而来，是当时西方和日本学界十分盛行的一种观点，20世纪一百年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此说不过是一伪说而已。蒋观云一反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里将神话看作是文学之“首端”（滥觞）、强调其作用于人心的文学观，而把古代神话作为考证和论述中国人种起源和历史演化的比较资料，阐述和宣传其社会发展的进化论思想，显然更多地受到了人类学派的某些影响。他写道：“……印度书中所言八明之化身，中国书中所言黄土抟人，希腊神话中所言掷石化人，一入于吾辈今日之眼，既不免惊其说之离奇，而又邈无证据，置之于学术界中，无一毫价值可言。然欲认人类为突出，则虽欲不若是之荒诞而有所不可，而试从是等诸说，以回顾达氏（达尔文）之所言，则所谓由万物进化而来者，其说实至平易，而固毫不足为怪异也。” 相比之下，此时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比年轻时变得开阔了。进而，他还从人种学的角度对《山海经》中的异形之神人作释义：“《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尽据为典要。顾其言亦有可释以今义者。如云长股之民，长臂之民，殆指一种之类人猿。类人猿中有名‘萨弥阿’者，其前肢盖极长。又所谓‘毛民’者，当太古栖息林木中，为防寒暑护风雨，一般无不有毛，其后以无用毛之必要，渐次淘汰而至于尽，而其时原人之一种，或犹有毛，故号之曰‘毛民’耳。又黑齿为文身之俗，今日蛮民中尚多有之，是固易解者，至当时之所谓国，决非如今日之状态，或于一方之间，取其有特异者而言之，如后世称马多者曰‘马国’，象多者曰‘象国’，其所指者或为类人猿，或为兽类，而不必专泥于人类以相求，则亦可稍无疑于其言之怪诞矣。夫今日学问中可据为论点者，自必以科学为本，而无庸引此荒远之书。虽然，既为我国流传之古籍，故亦略举一而二附于其次也。” 他的这种解释，其立场，不是神话学的，而是科学的。论者说：“他企图利用所知道的动物学、民族志及原始文化史等知识，去解释《山海经》里一些奇异的人物、事象，而且对这部古典著作所记载的资料，采取了有区别的对待的态度。虽然他所解释的现象，只限于书里的一部分，解说也不太充分，可是这种说法，大体上还是站得住的，的确进入了过去学者在这问题上所未踏到的境界。它可以说是当时学界，对于这部古典著作的某些疑难部分所作的比较科学的新见解。”在此书中，蒋观云对《山海经》中的昆仑之丘作了解说：“中国古书，多言昆仑，而又述黄帝之所游（注：《庄子•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山海经》：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及黄帝之行宫。至周之穆王，欲骋八骏，一巡游其地以为快，而屈原作赋，亦若不胜驰慕之情。此明示中国古来，于昆仑若有特别之关系。且观古书所载，述昆仑之形势，亦颇详尽。夫以吾人所知三代以后之事例之，如所谓张骞玄奘之西行者，其事盖少。何则？以中国气候之温和，物产之丰备，土地之平易，既无须出塞西行，为逐水草而谋生计，而以其道路之险难，亦足阻人旅行之情。然则，太古时代，以何因由，而反于往来西方之事独密？此而谓由中国西行，以探其地，毋宁谓由西东来，而道路所经由，因得熟悉其地形也。且犹有不可解者，古书所言西方之事，何以皆归之于黄帝，而取百家之说，以参差互证，又俱言西方盖有乐国，即黄帝之梦华胥，亦云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今天看来，他的这段解说尽管不无捕风捉影之嫌疑，但他看取问题和立论阐发的角度，也有可取之处。蒋观云在他的时代，发表了中国神话学史上了第一篇神话专文，为中国现代神话学揭开了第一章，其功绩永垂史籍。摘自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一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典论论文》
文心雕龙
曹丕《典论 论文》：中国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
发扬抗战精神，走和平强国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的历
论点的基本要求是：作者的主张看法和观点；论据基本要求是：事实论据（名人事例）和道理论据（有权威性的名言，格言，诗句和俗句）；论证的基本要求是：对比说理、比喻说理和引证法。写议论文要考虑论点，考虑用什么作论据来证明它，怎样来论证，然后得出结论。它可以是先提出一个总论点，然后分别进行论述，分析各个分论点，最后得出结论；也可以先引述一个故事，一段对话，或描写一个场面，再一层一层地从事实分析出道理，归纳引申出一个新的结论。这种写法叫总分式，是中学生经常采用的一种作文方式。也可以在文章开头先提出一个人们关心的疑问，然后一一作答，逐层深入，这是答难式的写法。还要以是作者有意把两个不同事物以对立的方式提出来加以比较、对照，然后得出结论，这是对比式写法，通过对比更突显作者的观点。认真思考1．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不要就事论事。有时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但认真分析一下还是能够发现问题。在看似没有问题的问题中发现了问题，这就是高瞻远瞩。2．见微知著：也就是说，要从报微小的事物中看到一种发展的趋势，看到一种大的事情。3．由表及里：要从表面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进行分析。4．由此及彼：有时两个事物看上去没有什么联系，其实他们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你要能把他们挂起钩来。注意材料1．占有材料2．库存材料：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社会，信息对做什么事情都很重要，也要以信息化来促进教学质量。信息是仓库，有的同学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就因为摄入的信息量少，所以要善于捕捉信息，占有库存材料。3．运用材料：在写作时，要对储存的材料库进行筛选，提取你所需要的材料。语言表达分析提炼出了观点，又筛选好了材料，接下来就是语言表达了。语言不在华丽，关键是准确、简洁，历来大作家们的作品看起来都不是很华丽，但却读起来琅琅上口，耐人咀嚼，而且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就像如今我们读鲁迅的作品，一样能感到语言很优美。其实，大部分同学语言表达不成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材料少，立意不高。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叙文和议论文的集子是什么？
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
截至2013年底，地质所共有职工456人，其中在职职工243人、离休人员15人、退休人员198人。在职职工中，管理人员29人，专业技术人员210人，工勤人员4人。专业技术人员中，两院院士5人，研究员及教授级高工71人，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师43人，中级职称及以下91人。在职职工中有博士学位147人，硕士学位29人，本科37人，大专及以下30人。内设机构包括5个职能处室、11个专业研究室、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3个部级重点实验室。全国地质编图委员会，核心期刊《岩石矿物学杂志》、4个中国地质调查局业务中心和7个学术机构挂靠在地质所。2013年3月成立人事教育处，安全生产管理处挂靠人事教育处。2013年，地质所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230篇，其中SCI、EI检索刊物论文145篇（其中国际SCI检索论文70篇，国内SCI检索论文68篇），核心期刊论文83篇，其他论文2篇。公开出版专著1部；获专利5项。国内论文引用率排名进入全国前20名，两篇国际论文入选2012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中国地质调查成果一等奖2项，中国地质科学院2013年度十大科技进展2项，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1项。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获2013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翟庆国获2013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所长、党委副书记侯增谦（右二），党委书记、副所长何长虹（左二）,副所长高锦曦（右一），副所长卢民杰（左一）领导班子由4人组成，所长、党委副书记侯增谦，党委书记、副所长何长虹，副所长高锦曦，副所长卢民杰。年度重要科研成果出版新的图件，影响力不断增强。1∶500万国际亚洲地质图（IGMA5000）正式出版。完成全国油气基础地质编图，包括1∶500万中国大地构造与含煤盆地分布图、1∶500万中国早古生代板块构造图、1∶1200万中国古生代重点含油气层系岩相古地理图、1∶1200万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烃源岩和储集层分布图等。完成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安徽、陕西、湖南、江西、贵州、河北、宁夏等11个省（区）区域地质志、系列图件的编制和数据库建设工作。完成评审验收9个省（区）系列地质图件（包括1∶50万、1∶100万地质图、地质构造图、岩浆岩地质图、变质岩地质图、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图、航磁异常图、重力异常图、岩相古地理图等）共计72幅。1∶500万国际亚洲地质图青藏高原及周边造山与成矿研究获得新进展。青藏高原大陆动力学及资源环境效应研究取得系列成果。提出的“青藏高原是一个由巨型造山拼贴体组成的造山的高原”的论点获得大量新的证据。进一步论证蛇绿岩的深地幔成因，并提出“蛇绿岩型金刚石”新类型和深地幔动力学模式。揭示青藏高原东南部基底经历5期重大事件。建立了高喜马拉雅三维动力学模式。提出青藏高原东南缘古新世中期至中新世早期形成的“抽屉式滑脱—转换”逃逸新机制。突破探测技术瓶颈，获取了青藏高原腹地巨厚地壳Moho的强反射信息。天山—兴蒙造山带研究取得系列成果。天山—兴蒙造山带计划项目顺利完成，提出了该区地壳构造单元划分的新方案，对阿拉善—敦煌地块构造属性等问题提出了新认识；修正了崇礼县红旗营子乡红旗营子群等一些地质体的时代；按照大陆演化旋回的观念，编制了中国北方及邻区地壳构造格架图和构造分区图。系统总结研究天山—兴蒙造山带花岗岩与成矿背景。编制完成亚洲中生代花岗岩图，揭示多种构造背景。“兴蒙造山带主要中生代沉积盆地演化与能源潜力综合调查研究”将研究区中生代沉积盆地划分为五个演化阶段；识别出两个巨型陆相沉积盆地；提出晚中生代东亚地区存在一个大的以恐龙为主的脊椎动物群，中、晚侏罗世研究区存在适宜脊椎动物等生物群生存、繁衍的理想古生态环境。地层学、古生物学研究有新突破。发现多瘤齿兽类哺乳动物化石,在《Science》报道；发现一新的基干镰刀龙类恐龙化石，成果发表在《PLOS ONE》；发现目前已知个体最小的窃蛋龙类化石，命名为迷你豫龙，并在《Nature》发表；在贵州省紫云县火花乡发现一条新的泥盆系—石炭系界线剖面，建立了中国不同相区的泥盆—石炭系界线标准；提出全球中元古界底界年龄统一为1700Ma的方案，解决了中元古界地层划分对比年代不统一的“世界性难题”；在内蒙古发现了晚古生代末—中生代早期枕状玄武岩；新疆西准噶尔北部谢米斯台山南坡新厘定出一套蛇绿岩；在铜陵钻孔取得的岩心中发现了石炭纪辉绿岩，年龄为304Ma。多瘤齿兽类哺乳动物化石在《PLOS ONE》报道基干镰刀龙类恐龙化石发现在《Nature》发表迷你豫龙发现同位素技术应用及标准物质研究有新进展。完成了我国主要类型地质体的铁同位素组成调查，查明了不同圈层和主要岩石类型的铁同位素分布特征，初步建立了铁同位素示踪的参考体系；对代表性矿床进行了地质地球化学及铁同位素解剖，揭示了各类铁矿不同含铁矿物的铁同位素组成特征，提出运用铁同位素示踪铁矿化的理论模型。成功选定了用于研制氩同位素定年标准物质的样品源；制备了TG1104白云母样品备选标准物质；完成了钕同位素备选标准物质研制，并申报国家一级标准物质。积极参与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西段普兰岩体中首次发现了同时存在的高铬型和高铝型铬铁矿。在天津蓟县发现原生菱铁矿。指导青海多才玛铅锌矿取得找矿突破，通过开展构造岩相填图，解决了赋矿规律问题，通过大地音频地矿测深，解决了矿体定位，提交了“钻探建议报告”，该矿段的铅锌资源量由原来的76万吨增至259万吨，新增铅锌资源量181万吨。此外，利用多深度地震观测设备，在东海地壳运动长期观测站观监测到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地震记录。国际矿物学会2013年新批准氮化硼（BN）新矿物，命名为青松矿（青松矿（Qingsongite）是为了纪念方青松研究员（1939-2010）而命名）。青松矿显微结构
杜汝霖牛树银孙爱群(石家庄经济学院)河北省(包括北京)位于晚清和民国时期首都北京附近及周围地区，当时称直隶省。受北京辐射影响比较大，这一区位的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地质科学发展历程中的摇篮地区，也是我国开展区域地质调查最早的地区。已有140多年调查历史，就中国地质学者的调查，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为了迎接即将到来201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和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发展100年之际。我们会深切缅怀近百余年左右在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创建早期的前辈先驱学者，特别是他们在河北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为当地开发矿业和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近几年有幸参加《河北省地质科学史稿》的编撰过程，深为前辈学者坚定执著创建的光辉业绩所叹服，更为他们矢志报国、勤奋求实、勇于创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学者风范和学习的榜样。由此更真切感悟到编撰地质学史所担负的“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这是一笔留给后代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我们愿为河北地质学史的编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多给指导帮助批评指正。现仅就近百余年到80年前在河北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贡献简述如下：1)作为最早对河北进行地质调查和取得成果第一人应该首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知矿师邝荣光(1862～卒年不详)。1910年，邝荣光在《地学杂志》第一期(创刊号)出版了着色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1911年出版了《直隶矿产图》，图长36cm，宽24cm。《直隶地质图》将地层划分为太古代、甘布连纪、炭精纪、朱利士纪和黄土(甘布连纪即寒武纪，炭精纪即石炭纪，朱利士纪即侏罗纪)。此外，还划分出太古代火石、甘布连纪火石和近代火石(火石即火成岩)。图中甘布连纪广泛分布于太行山、北京西山和冀东，实际上包括了现在的中—上元古界至奥陶系。《直隶矿产图》上标明了煤、铁、铜、铅、银、金矿产地，“煤”还大致绘出了煤田的范围和地层走向。这两张图虽说简单、粗略，但其内容大多是作者实地踏勘结果，而不是照抄李希霍芬和维里士等人的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学者自己编绘的第一张地质图和区域矿产图。[1]邝荣光还是第一位编绘古生物图版的学者，1910年他在《地学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中，发表了一幅《直隶石层古迹图》，标“矿师邝荣光考察并绘”这也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1)[1]。图1 直隶石层古迹图2)丁文江(1887～1936)，他是中国第一篇正式地质调查报告的作者。1913年，丁文江带队，与王锡宾、梭尔格一起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他们填绘了太行山中东部地质图，调查研究了石炭系煤田和“山西式”铁矿，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的《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发表于1914年的《农商公报》。这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学术报告，值得特别重视。该报告附有三张分幅地质图，包括1：10万井陉煤田地质图等，内容比较详细，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填绘地质图[2]。3)章鸿钊(1877～1951)、虞锡晋，开创了北京西山地质调查工作。1914年章鸿钊、虞锡晋两君率领地质研究所21名学员赴北京西山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南至磨石口、西至门头沟、北由玉泉山而抵温泉村，主要项目是地质调查，测绘地层剖面，寻找化石[1]。4)马秉铎、刘世才、仝步瀛、陈树屏在直隶获鹿、山东峄县进行地质调查，赵志新在直隶赞皇县东北对五台系作了专题调查与研究，并采集了有关化石[1]。5)1919年，丁文江、张景澄对冀晋边境一带的煤田进行了调查，著《直隶、山西间蔚县、广灵、阳原煤矿地质报告》，并附有1：10万煤田地质图，对煤系地层进行了粗略划分，载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2]。6)叶良辅(1894～1949)、刘季辰是最早对柳江盆地煤田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1919年他们对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矿进行地质调查，著有《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田报告》，刊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3]。7)李捷(1894～1977)是最早到保定地区进行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1919年4月他由蔚县至涞源、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满城等地，调查了当时已知的各种矿产，历时2月余在《地质汇报》第4号上发表了《直隶易唐蔚等县地质矿产》[4]。8)王烈(1887～1957)于1920年以前，具体年代不详。他是中国地质学会26名创立会员之一，曾对河北省怀A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著有《河北省怀A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地质工作创建早期的重要地质报告[5]。9)1920年，朱庭祜(1895～1984)、李捷到井陉煤田调查，著《调查直隶井陉地质矿产报告》，并附有1：6万直隶井陉煤田地质图。此外，1921～1930年间，王景尊、王曰伦、喻德渊也先后到井陉、获鹿一带调查。他们对井陉一带的地质、矿产(特别是煤矿)特征都有较详细的记述[3]。10)卢祖荫(1889～1976)、周赞衡是最早进行铁矿调查的学者。1917年卢祖荫、周赞衡到兴隆高板河一带调查，著有《高板河铁矿报告》[6]。11)叶良辅等13人是中国同时也是河北第一位撰写区域地质志的学者1920年出版的《北京西山地质志》是我国和河北第一部对北京西山进行大区域综合性系统调查写出的区域地质专著，对地层、构造、岩浆岩和矿产都有较全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国北方地层学的基础，使北京西山成为中国北方地质工作的摇篮，并使北京西山和河北隣区的地层系统和构造格局，由此初步确定[9][12]。12)李四光是第一位论述华北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学者。1922年他在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年会上宣读了题目为“中国更新世冰期的证据”的论文，文中指出在太行山东麓的沙河县白错盆地首先发现了一些带条痕的巨大漂砾，认为是冰川活动遗留的证据，文中还谈到了山西大同盆地也有条痕砾石，两处的冰川遗迹，开创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历史[8]。13)丁文江是最早在河北进行锰矿调查的学者。1922年丁文江考察北京昌平西湖村锰矿，认为该锰矿为原生锰矿，所著《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4 号。冯景兰(1927)调查了昌平县分水岭金矿[9]。14)1923年田奇 (1899～1975)调查研究了北京南口震旦纪地层层序及上下接触关系，发表了《南口震旦系之地层层序及古生物》[11]，从而确立了北京南口震旦系(上前寒武系)经典剖面，同期刊物赵亚曾还发表了《南口之地质构造》[11]。15)1924年以谭锡畴(1892～1952)为主编人，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翁文灏等统一规划领导下，完成了我国第一幅1：100万的地质图——《北京—济南幅》，这是我国首次按国际分幅编制的小比例尺地质图[10]。16)王竹泉、赵亚曾(1898～1929)、田奇 ，1924年，在河北临城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发表了《直隶临城煤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6号[3]。17)赵亚曾、田奇 1924年还对河北磁县及河南六河沟煤田地质进行调查，著有《直隶磁州及河南六河沟煤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6号[3]。18)翁文灏(1889～1971)是最早提出燕山运动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晚期翁文灏深入研究了华北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1927年，翁文灏以燕山为标志地区首先提出“燕山运动”一名，原义代表侏罗纪末期与白垩纪初期间产生的不整合、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他所创立的燕山运动论点，是对中国构造运动的重要贡献并产生深远的影响[7]。19)孙云铸(1895～1979)、葛利普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研究的学者。1920年孙云铸、葛利普将开平盆地赵各庄奥陶系划分为下奥陶统冶里灰岩和珊瑚灰岩。1922年孙云铸、杨钟健创名中奥陶统马家沟灰岩[13]。1923～1924年，孙云铸详细研究了开平盆地的寒武系，自下而上划分为馒头层、张夏层、崮山层、长山层和凤山层；除馒头层、张夏层外，统称上寒武统[22]。1935年，孙云铸根据开平、临城和北京西山等地的资料，将长山层和凤山层详分为5个化石带，并发表了《中国北部上寒武纪之三叶虫化石》[14]。孙云铸等的杰出工作，为华北地区寒武-奥陶系的划分对比奠定了基础。20)舒文博是最早对火成岩侵入体进行调查的学者。1924年舒文博在《河南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县)红山火成岩侵入体的研究》中，利用氧化钙等氧化物等量线图说明岩石化学组分的同化作用，其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所引用[20]。21)李学清(1892～1977)是最早研究河北矿物的学者，1926年他对河北平山县刚玉，从矿物学角度进行专题研究，著有《直隶西部平山县的刚玉》[21]。22)王竹泉(1891～1975)是最早对河北武安涉县等地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学者。1927年王竹泉对河北武安涉县及河南林县安阳一带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对武安涉县地层、构造及煤铁矿产论述较详，著有《河南武安涉县林县安阳一带地质矿产》刊于《地质汇报》第九号[3]。23)1927年，黄汲清(1904～1995)在北京车庄一带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较详细的划分和对比，奠定了西山下古生代地层的基础，著有《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层》[9]。24)王竹泉等是最早研究河北井陉雪花山玄武岩的学者。从1927年开始，王竹泉对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进行了详细研究，1930年发表了《河北省井陉县雪花山玄武岩及砂土层之研究》《地质汇报》第15号[3]。详细地记述了这里的地层、岩石、构造和地貌特点，并在“砂土层”中采到一些腹足类化石，他根据岩性对比和地文期的观点，认为雪花山“砂土层”与山西省的“三趾马红土”相当，因而把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归为晚上新世末期。25)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煤田及外围调查的学者。1928年，赵亚曾等3人到开平煤田及其外围调查，测有唐山西山至清凉山一带的1：5万地质图和双凤山附近的1：1万地质图，对区域构造轮廓反映较清楚[6]。26)李春昱(1904～1988)、杨曾威、黄汲清、朱森等1928年研究了北京杨家屯煤系的沉积特征，将杨家屯煤系分为上、中、下三层，分别与石盒子系、山西系、太原系和本溪系对比[9]。27)王曰伦(1903～1981)等是最早对承德大庙铁矿进行调查的学者。1929年，王曰伦、孙健初在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曾到承德一带调查，首次对大庙、黑山斜长岩和铁矿进行了研究[6][18]。28)谭锡畴、王恒升等是最早对张(张家口)宣(宣化)及外围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中国学者。1928～1929年，谭锡畴、王恒升、王曰伦和孙健初到张家口地区调查。谭锡畴在《直隶宣化、涿鹿、怀来三县地质矿产》一文中，阐述了以涿鹿为中心的区域地质特征。王恒升的《直隶宣化一带古火山之研究》和王曰伦、孙健初的《宣化一带地质构造研究》，涉及的范围与谭文基本相同，可以说是对谭文在岩石学和构造学上的补充[6]。另王恒升在1928年还在《地质汇报》发表了《北京西山妙峰山髫髻山一带之火成岩》[3]。29)李四光(1889～1971)、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太行山东麓石炭二叠系进行正确划分的中国学者。自从1922年瑞典人那琳根据化石鉴定，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包括太原系、山西系、石盒子系在内的上古生界剖面，但时代问题并未解决。李四光(1923、1927)经过对华北 科化石研究和赵亚曾(1925、1926)的长身贝研究结果，从而对太行山东麓石炭系进行正确划分[15]，而对二叠系的划分则沿用山西太原的标准剖面划分方案，分为山西系和石盒子系。30)裴文中(1904～1982)是首次发现中国猿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学者。1927年裴文中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第二年被派往周口店参加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工作，从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同年12月2日在周口店第1地点首次发现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中外，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证据，1931年又确认旧石器和用火痕迹的存在，从而为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上的重要证据[16、17]。31)李善邦(1902～1980)在北京西郊最早自建第一个标准地震台，开创了我国地震研究工作。李善邦是中国近代地震学的开创者，1928年参加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筹建北平西郊鹫峰山地震台，于1929年建成，并任鹫峰地震研究室主任，1930年9月20日记录到第一个地震，从此地震台即转入正式运转。由于地震台仪器已属世界一流，加之管理完善，地点合适，记录数据准确，很受世界地震学界的重视和推崇[19]。32)1930年侯德封(1900～1980)对太行山东麓邯邢一带煤田地质构造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太行山东麓煤田地质构造研究》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15号[3]。参考文献[1]吴凤鸣关于中国古生物地层研究的早期史料吴凤鸣文集(第一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11～19[2]王仰之丁文江年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20～23[3]程裕淇，陈梦熊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 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98～100[4]李建初，张建中保定地区现代地质调查工作简史见：地质学史论丛·5·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88～90[5]于洸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学见：地质学史论丛·5·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256～261[6]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第7卷·地质矿产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3～8[7]翁文灏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的地壳运动及岩浆活动见：潘云唐编翁文灏选集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27，207～226[8]黄汲清我国地质科学工作从萌芽阶段到初步开展阶段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见：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7～35[9]北京市地质矿产局北京市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1991，1～4[10]秦鼐中国百万分之一和三百万分之一地质图的编辑和出版见：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59～60[11]田奇 南口震旦系之地层层序及古生物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3，2(1～2)：105～110[12]河北省地质矿产局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3～4[13]中国地层典编委会中国地层典奥陶系，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67～68，99～100[14]孙云铸中国北部上寒武纪之三叶虫化石见：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7号，第二册1935，英文84页，中文2页，图3版[15]李四光中国北部纺锤虫化石见：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4号，第—册1927，英文123页，中文10页，图24版[16]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中国远古人类，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93～95[17]黄汲清北京猿人学术上的意义(1930)见：翁文灏选集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268～271[18]孙静，王德忠，等河北承德市大庙式含钒钛磁铁矿床成矿规律及找矿方法研究见：2010年河北省地矿局科技大会论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2～13[19]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34～136[20]舒文博豫北红山侵入体的地质调查结果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4，3(2)：117～126[21]李学清直隶西部平山县的刚玉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6，5(1)：77～82[22]孙云铸开平盆地的上寒武统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3，2(1～2)：93～100
吴凤鸣 (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顾问)一、我国古代学者的地质调查中国区域地质调查，最早应首推明代地学家徐宏祖 ( 1587 ～ 1641) 以惊人的毅力，主要靠步行，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属湘、桂、黔、滇一带进行了地质调查，特别是对岩溶( 喀斯特) 地貌、温泉等做了系统调查研究，撰成我国古代地理名著 《徐霞客游记》，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被世界学坛誉为喀斯特学、岩洞学重要文献; 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二、外国地质学家来华的考察及其报告的借鉴运用近代地学方法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发端于外国人，1840 年鸦片战争后，各列强纷纷派地学人员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华进行地质考察，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1) 英国金斯米尔 ( 1837 ～1910) ，1861 年来华，曾到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懂矿物学和汉学，1868 年在南京、镇江考察; 1887 年应山东巡抚的聘请，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因而对我国黄土做过调查与研究，力主水成说，反对风成说。回国后，于 1888 年 12 月 23 日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 “中国之地质”专题报告，有一定影响。( 2) 法国植物学家戴维 ( 1826 ～ 1900) ，于 1862 年来华，主要旅行于内地，到过西藏东部以及蒙古地区，采集了大量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全部赠送给巴黎博物馆，发表过 《中国的旅行》及 《蒙古的旅行》。( 3) 英国达维德 ( David，J P Armand，1826 ～ 1900) ，1926 年来华，主要活动地区是西藏东部和蒙古地区，采集大量动植物化石标本，其中有一些是新种新属，有一定研究价值，全部赠与博物馆收藏，著有 《中国之行》( 1866 ～1897) 和 《蒙古之行》;( 4) 美国的地质学家庞培利 ( 1837 ～ 1923) ，1863 年来华，1865 年返美，1866 年发表在华的地质考察报告 《1863 ～1865 年在中国内蒙古与日本之地质研究》; 在考察中，他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山脉走向呈 NNE—SSW，从山体结构上看，这是一种极独特的现象，他从 “黄陵背斜”概念得到启发，把这个构造线命名为震旦线，也称为 “震旦上升系”，创用了中国地质构造学上一个专用术语，影响深远 ( 详见吴凤鸣 《1840 ～1911 年外国地质学家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1911 ～1949 年来华的外国地质学家》， 《中国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2 期，1992; 及第 11 卷，第 3 期，1990 年) 。( 5) 德国的李希霍芬 ( 1833 ～ 1905) ，他 1868 年再次来华，精心设计了 7 条考察路线遍及我国 18 个省 ( 区) ，从 1872 年回国，到 1882 年，共出版 5 卷集 《中国》，是一部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宏著，另有两卷图册。他把 “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建立了 “震旦系”，“五台系”对中国古老地层研究，影响深远 ( 参见吴凤鸣: 《一个德国人笔下的中国地质》，《地质勘查导报》，2005 年 10 月 11 日) 。( 6) 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 ( 1857 ～ 1949) ，1903 ～ 1904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于1907 ～ 1913 年发表 《在中国的研究》 两卷三册，对中国构造地质学以及地层划分，影响深远。( 7) 奥匈帝国时代的地质学家洛川，1877 ～ 1880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1893 ～ 1899年发表 《施欣尼亚洲东部科学考察报告》，共三卷 ( 参见吴凤鸣: 《中国早期地质学史研究的特点》，《第 7 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集》，2006 年) 。( 8) 俄国地理学家、苏联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 ( 1863 ～ 1956) ，从 1892 年开始曾 4次来华，对我国东北西北地区地质研究颇有影响，发表有 《从恰克图到伊宁》、 《祁连山山脉概要》、《中亚，中国北部及中国祁连山》等 ( 参见吴凤鸣: 《苏联著名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院士》，《科学通报》，1956 年，第 7 期) 。( 9) 瑞典地理、地质学家斯文·赫定 ( 1865 ～ 1952) ，从 1885 ～ 1930 年曾 5 次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其中主持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遍及我国西北西藏、新疆地区，发表有 《穿过亚洲》( 1893 ～1897) 、《西藏》( 1898) 、《横越喜马拉雅山，在西藏的发现和探险》( 1909) 两卷集，《探险家的自传》( 1925) ，《越过戈壁沙漠》( 1931) ，《丝绸之路》( 1938) ; 1901 年偶然机会，发现了沉睡已久的楼兰古城遗址，挖掘出汉魏晋木简残片、钱币、东方丝绸残片、西方毛织物残片、中亚希腊化的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等 ( 参见吴凤鸣: 《创业·开拓·贡献》，《中国矿业报》，2007 年 2 月 1 日) 。( 10) 德国地理学家斯坦因 ( 1862 ～ 1943) ，于 1900、1906 年来西北进行考察，1912年发表 《中亚及中国西部探险记》，《沙埋和田废墟记》。( 11) 日本人有小川琢治、横山又次郎、小藤文次郎，其中有1) 石井八万次郎，三次来华在沿长江、汉水进行地质考察第一次 于 1912 年，在大冶、宜昌、三峡地区;第二次 于 1913 ～1914 年在汉口、岳州、长沙以及资江流域;第三次 于 1915 年在应城、鄂皖边界地区;1910 年发表考察报告 《楚蜀之山形地质说》。2) 野田势次郎于 1912 年来华，是以东京地学协会名义，主要在华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报告于 1917 年发表，题目是 《支那地学调查报告》共两卷，主要内容包括: 三峡地区和湖北东南部 ( 大冶、阳新地区) 两大地层系统; 对调查区域火成岩划分为花岗岩、花岗斑岩两大类; 把湖北划分为 5 个构造区，即鄂北区、宜昌区、鄂西区、鄂中区和鄂东区，分别阐述各区的地质构造特征。1920 年编制成 《南支那地质图》。( 12) 另外，相继还有 10 个 “科学考察团”组团集体来华进行地质矿产考察。1) 1866 ～ 1868 年法国儒伯尔特越南考察团，进入中国;2) 1877 ～ 1880 年匈牙利施欣尼科学考察团;3) 1892 年俄国波塔林率领的 “蒙古和中国考察团”;4) 1893 年罗勃罗夫斯基 “中亚考察队”;5) 1895 年法国组织 “中国经济考察团”;6) 1899 年俄国普热瓦尔斯基中亚科学考察团;7) 1899 ～ 1901 年蒙古 － 西藏考察团;8) 1900 年中亚和中国西部考察队 ( 斯坦因) ;9) 1921 ～ 1935 年 美 国 自 然 历 史 博 物 馆 中 亚 考 察 团 ( Conteral Asiatie Epedetion ofAmerrican Musem Nature History) ，由于条约不平等，遭到中国学界的反对，仅在蒙古地区进行考察;10) 1923 ～ 1935 年中瑞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 (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瑞方团长为斯文·赫定 ( A Sven Hedin，1865 ～1952) ，中方团长是袁复礼院士，考察成果，在瑞典出版 “Report Sino-Rwedish Expedition”，在 80 年代就出版 50 余卷，关于考察团成就已有专题研究。( 13) 几所重点大学聘请来华的地质学家:1) 北京大学于 1917 ～ 1918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亚当斯 ( G Adams) 讲授地质学、矿物学、矿床学等，1917 年捐赠簿装书 160 卷，纸装书 200 卷，1920 年又增历史文学方面书 1045 卷; 1920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 ( A W Grabao，1870 ～1946) 担任系主任，讲授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古生物学人才;2) 北洋大学聘请美籍德瑞克 ( N E Druke) 除教学外，还在 《地学杂志》 上发表《论地质学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3) 1935 年中央大学聘请匈牙利地质学家贝克 ( H Backes) ，担任大的构造学和沉积学教授，并去四川进行地质考察;4) 山西大学 聘请 瑞 典 纽 鲁 姆 ( E T Nystrom ) ， 东 南大学 聘请 瑞 士 学 者 巴 勒 加( A Parejas) ，广州大学聘请耶克尔 ( O Jacke) 等。有关外国人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笔者已在 1990 年 《中国科技史料》有专文发表，这里就不再重述。三、我国学者开创中国地质调查工作我国地质事业虽说起步较晚，但是，开创地质事业的我国地质学家，却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名牌大学著名地质学家培训的，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地质实践经验，“名师出高徒”，因而他们为早期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 清代末，最早留学美国的邝荣光 ( 1863 ～ 1965) 1872 年赴美，在拉法叶学院学习地质矿业，1881 年召回，回国后，在开平煤矿、林城煤矿总工程师，招远、宁海金矿等会办，山西同宝煤矿公司总经理，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最早在河北省境内，进行过地质调查，取得可喜的成果。于 1910 年在中国地学会主编的 《地学杂志》上发表《直隶地质图》( 1∶ 250 万) ，《直隶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 参见吴凤鸣: 《中国古生物、地层研究早期史料》，《地层》杂志，1985 年，第 1 期) 。( 2) 吴仰曾 ( 1862 ～ 1939) 伦敦皇家矿冶学院毕业，他本也是于 1881 年被召回的120 位幼童之一，1886 年被李鸿章重新派往英国，1895 年毕业回国，是这批留学生中唯一完成学业的幸运者，回国后，曾在开平煤矿、热河银矿，1895 年派往南京附近煤矿、铜矿进行地质工作，1897 年又被派往浙江进行地质矿产勘查，在奉命于湖北勘查大冶银矿时，力求采用先进新技术，提出: 依线道形势开深 30 丈以下，必有银矿可采，取得良好成效，提倡用西法冶炼，即用始化炼银法，提高了效力。他在以上矿区历任总工程师、矿物局局长等要职，显示出他已具有现代地质冶炼理论知识，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其他还有邝炳光 ( 1863 ～ ?) ，等等。( 3) 鲁迅、顾琅 1898 ～1809 年在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地质时，曾在附近煤矿进行实习过，搜集一些五颜六色的岩石和矿物，保存在鲁迅博物馆 ( 参见吴凤鸣: 《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地质学史论丛 ( 一) 》，1986 年及 《关于顾琅及其地质矿产著作评述》，《中国科技史料》，1984 年，第 4 期) 。( 4)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章鸿钊 ( 1877 ～1951) 于 1909 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科学习，授业于知名的小藤文次郎和横山又次郎。1910 年为撰写毕业论文，利用假期搜集资料，在杭州富阳、临安、于潜、天目山一带进行地质考察与研究，撰成毕业论文 《浙江杭属一带地质》，原文为英文手抄本，现存东京理科大学，全文 145页，附有地形图、岩石显微照片、古生物图版，其中地层剖面图和构造剖面，线条精细准确，主题明显，十分自然美观。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存有复制本，并高度评价说: “可作为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的范本”( 参见吴凤鸣: 《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第 15 卷，第 1 期; 《章鸿钊传》，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第 3 卷，1994 年) 。( 5)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多维”学者丁文江 ( 1887 ～ 1936) ，1906 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1908 年转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地质学 ( 主科) ，1911 年毕业返国，在海防登陆，乘滇越路火车入云南到昆明，取道滇黔湘驿道，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境，经过亦资孔、毛儿河、郎岱、安顺，到达贵阳。从贵阳经龙里、贵定、清平、黄平、施秉、抵镇远。沿途用指南针测草图，用气压表测高程，进行了他第一次边远地区的地质考察，获得岩石标本、图片以及化石标本等。1913 年他主持中国第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学校———地质研究所时，特别重视野外实习，倡议每周必去野外实习一次，作为必修课，由当时教员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等带领对北京西山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在教员指导下，集体测得 1∶ 10 万份地质图，并撰成著名的 《北京西山地质志》，成为早期北京第一部区域地质志。同年，他与德国人梭尔格 ( F Solger ) 、王锡宾赴太行山地区及沿正太路进行地质考察，沿途填绘地质图，进行了系统的地质工作，后来编写成 《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报告》。1914 年，经农商部批准再去云南东部作地质考察，以一年的时间，遍及滇东、滇北各地，重点调查了个旧的锡矿和东川的铜矿。测得 《个旧县地质图》、 《个旧附近地质总图》、《个旧锡矿区地质概要图》; 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专文，撰成 《改良东川矿政意见书》; 两渡金沙江，调查研究了四川会宁、会理一带的地质矿产。众所周知，滇川黔三省交界地区，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十分艰苦，每天 “以管窥天，以锥指地”，采集了大量化石和标本，绘制各类地图。同时，对西南地区地层也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云南曲靖的妙高山层，是我国当时能称得上志留系的唯一地层，此行成果纠正了法国戴普拉德错误论断，为建立滇东地层系统奠定了基础。1922 年向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提交了 《滇东的构造地质学》论文，文中列举出龙爪山脉、扬子弧之红色高原、鲁南山脉、扬子江之变质杂岩、东川侵蚀平原、牛栏江之褶皱山脉、宣威高原、东经 104°以东之交界山脉、罗平高原等 9 个构造单位，均论其构造特点。1928 年，受铁道部之委托和广西政府的邀请踏勘川广铁路线，探查广西矿产，其范围甚广，包括中部和北部，重点考察南丹河池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特注重地质构造和地层系统的调查与研究。他主编的 《徐霞客游记》出版及其实际考察，被誉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1929 年，有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进行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由丁文江任总指挥，力量强劲，其中有黄汲清、赵亚曾、李春昱、曾世英、谭锡畴、王曰伦等。考察人员从北京出发到重庆，经桐梓至遵义西行，再往东至贵阳，经都匀、独山，入广西南丹，经平丹返贵阳。这次地质考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他三次边陲考察的最后一次，更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地质考察。就在这次考察途中，年轻地质学家赵亚曾 ( 1898 ～1929) 于 1929 年 11 月 15 日在昭通县佛德盛客栈，不幸遇匪殉难，他深感悲痛，见 《挽赵予仁》七律四首:“三十书成已等身，赵生才调更无伦。如何燕市千斤骨，化作天南万里尘”。这次考察的目的、内容和成果，在 1929 年 8 月 3 日给胡适信中有所阐述，信中说:“我这次到西南去，抱了几个志愿。第一是把广西和云南的工作连接上———我去年在广西，颇有重要发现，……这种发现，把从前在云南的观察也证明了一大部分。把各种问题完全解决，非到两省交界的贵州去不可，钦渝铁道是打通川粤交通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解决西南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法。……我认为唯一的路是在贵州。……铁路只上一半的高山，大定、黔西有有价值的煤田，……乘此把钦渝路线根本解决了，把西南的交通和经济做一个具体方案……”( 参见吴凤鸣: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地学先驱》，《中国矿业报》，2000 年6 月3 日) 。( 关于丁文江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作为科学派主将的事迹，笔者另有专文发表) 。1913 ～ 1916 年地质研究所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野外的地质考察，由老师带领下，3年中 21 ～22 位学员，分别走遍了大江南北，进行了地质考察，获得大量地质资料，1916年，在大量考察报告和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由章鸿钊、翁文灏两位老师主编成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于1916 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地质学家进行地质调查的成果，第一本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凸显出我国地质事业开创时期的水平。全书共 6 章:第一章 运用图表反映考察与研究的范围;第二章 地层系统: 从太古界 ( 宇) 、元古界 ( 宇) ，寒武纪，到第三纪 ( 古、新近纪) 、第四纪;第三章 火成岩，论述各类火成岩及其时代;第四章 构造，主要以煤田构造为主;第五章 矿产，以煤和铁矿为主，在结论中特别论及金属成矿理论，凸显出主编者的高水平;第六章 结论，南北地层概述，各时代地史变迁，中国矿产与地质的关系。文前附有两位主编的序言，阐述了学员们 3 年间勤奋学习和艰苦的野外实习的历程;《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是由 90 余份各地地质调查报告选编而成，是全体师生 3 年间野外地质调查的结晶。参与地质实习的学员有: 王竹泉、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李学清、周赞衡、朱庭祜、李捷、徐韦曼、徐渊摩、刘季辰、卢祖荫、赵志新、仝步瀛、唐在勤、马秉驿、刘世才、赵汝钧。其中有 11 ～13 人分配到地质调查所，从而充实了调查所的力量，调查所才得以有计划地开展了全国性的地质调查工作，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33 ～36 年间，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取得了令人称赞的丰硕成果 ( 详见吴凤鸣: 《我国地质学家第一部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地质勘查导报》，2007 年 4 月 5 日) 。1996 年为庆祝她成立 80 周年，出版了 《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 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贡献》，这是一部权威性的论著，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老一辈地质学家的创业精神。
这个可以去贴吧问问吧 那里人了解的比较多吧 应该
67万篇 8%详细知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1月27日在京公布的2008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08年主要反映基础研究状况的《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总数为67万篇，较2007年的94800篇增加了21900篇，占世界份额的8%，位列世界第二位。2008年SCI收录论文较多的20家科研机构均为中科院所属研究院所，中科院化学所、长春应化所和上海生命科学院分列前三名。 在反映工程科学研究情况的《工程索引》（EI）收录期刊论文中，2008年共收录中国论文94万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53%，超过位列第二的美国42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国内机构产生的论文为5万篇，比2007年增长了3%，占世界总数的份额为5%，较上一年度提高了9个百分点，继续排名世界第一位。2008年EI收录论文较多的20家研究机构中有19家为中科院所属研究院所，中科院金属所、化学所和长春应化所分列前三名。
中国SCI论文贡献量已超20％（原标题：施普林格－自然集团高管：中国SCI论文贡献量已超20％）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已经为进一步促进科技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旗下运营了大量有影响力的科研期刊，其中就包括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安诺杰说：“1997年，中国科研人员对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贡献量不足2．5％；2006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超过了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2015年，美国对SCI论文的贡献量占25％左右，中国则超过了20％。”自然指数网站此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说，在该指数中，中国长期位列高质量科研的高产出国家行列。自然指数是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一个数据库，依托全球68本顶级期刊，分析全球科研机构产出情况。安诺杰说，尽管世界经济发展有所放缓，但在科研创新上的投入却持续增加，这反映出政府及慈善组织都日益认可科研是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带来了科研资助及科研活动的增加，尤其是在跨学科研究领域”。他说：“展望未来，鉴于创新往往依靠持续的财力支持，经济领域的变化会对创新有所影响，但人们当前对创新所持的态度也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 文章来源：-ZiXun/html 华笙医学编译
最早的应该是尚书一类据说最早的收藏于清华是记载在战国时(大约公元前3、4世纪左右)竹简上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目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托古作品。
我国第一部古典散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是《尚书》。《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统《尚书》由伏生传下来。考证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大禹谟》记载十六个字的 中华心法。内容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中国文化传统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与灵魂。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原有100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 。清人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 将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尚书》的要旨：相传为孔子整理、选编成一百篇，后经秦代焚书，损失很大。该书要旨：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杀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其特点：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尚书》 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的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以及语言表达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
首先要明白文献的含义：“文献” 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历史文献更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一切文献，可以包容天地间一切著作，一切文献。 狭义：指历史学科的史料文献，其中历史学记注（起居注、实录等档案材料）与撰述（史书）的典籍是狭义历史文献的主体。包括古代四部分类目录经、史、子、集中的史部典籍，以及现代文、史、哲、经等分类中的史学著作。张舜徽先生从内容来源，将我国古代文献分为著作、编述、钞纂三大类。杜泽逊先生《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分为著、述、编、译四种。《尚书》只是四部典籍之经部文献的构成之一，是档案汇编。这样细分下来，你的问题变的比较复杂~~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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