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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1.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2.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3.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1 对儒家文化的影响：佛教圆融的思辨模式，生活即禅的理论吸引了古代士大夫阶层，这对儒家的道统观念有一定的影响。道统就是儒家关于先王之道传承系统的学术理论。其代.表是韩愈，他正式提出一脉相承的道统理论，实质是对佛教天台宗一线单传传承的模仿。2 对道.家文化的影响：我们常说佛道不分家，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佛教和道.教的神佛体.系是共通的。比如说关羽，佛教称为伽蓝菩萨，道.教称为关圣帝君。观音菩萨则是在佛教道.教都会供奉的。道.教称之为慈航道.人，也叫慈航普度天尊。就连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本是修.道之人却有菩提之名。由此可见，善法是相通的，佛道也是相互影响的。3 对建筑学的影响：佛教文化在建筑学上有着重要的功能，例如石窟、佛塔、寺.院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建筑艺术。其中佛塔按照造型材料用途的不同，艺术价值也不同。有木塔、琉璃塔、石塔等。佛塔象征着佛教的功德和文化传承。佛教的寺.院大多是以四合院的样式，四周闭合，坐北朝南，一般沿着中轴线对称的格局。包括大殿、天王殿、转轮殿、藏经楼等两边配以佛阁、菩萨殿、钟鼓楼、禅修堂、法堂、斋堂等。秉承中.国古代建筑的特色，体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的建筑形态，遵循着中.国化的发展规律。4 对绘画艺术的影响：佛教绘画是引导民众坚定信.仰的重要手段。起源于印度，在我.国发扬光大，并逐步发展成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特色。在古代，佛教美术是古代东南亚的美术主流。我.国的佛教美术以石窟艺术为主，是世界上佛教石窟艺术最发达的国.家。虽起源于印度，但在长期的发展中早已脱离了印度和犍陀罗的影响，创立了中.国石窟艺术的独特体.系。5 对医学的影响：佛教的宗旨是利乐有情、普度众生。相关佛教医药的经典有《佛说佛医经》、《佛说医喻经》、《佛说胞胎经》等等还有许多高僧的医学著作如《少陵秘传》、《竹林女科》等。（详情可参考.中.国佛教医药全书）这不仅丰富了我.国中医药的内容，也对医德医风有了完善与提升！6 对音乐的影响：佛教音乐作为一种宗.教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分支。传入之初，称为梵呗，意思是以乐曲来诵经。在20世纪初音乐家李叔同出家为僧，以后由太虚大师作词，他谱曲创作了三宝歌，这是现代音乐史上首次通.过专.业音乐家进行创作的佛教歌曲。近年来，流行音乐也吸收了宗.教音乐的元素，实现了对流行音乐的完善。佛教歌曲以治心为主，雅而不俗，觉而不迷，对心理治疗有着积极的作用！7 对武术的影响：中.国的武术早已存在，春秋时代就有聂政荆轲等武术大家，并不是起源于印度。但是佛教中的觉.悟法.门对于人的心理乃至身.体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心法能让习武者快速调理心态，将人的体能发挥到极致。以至于近代有天下武功出少林一说，可见佛教对于中.国武术的传承发扬有着极大的贡献！
佛教影响了中国文化？从唐代几位诗人，留下的诗文中就可以看出
佛教（बौद्धधर्मः）由距今三千多年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实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这使得很多人产生佛祖降生在印度的错觉，这让尼泊尔民众一向不满。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佛教八大祖庭：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密宗，净土宗。佛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思是“觉者”。佛又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佛教信徒修习佛教的目的即在于从悉达多所悟到的道理里，看透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苦、断尽一切烦恼，得到究竟解脱。智度论二曰：“父母名字悉达多（ārtha， P. Siddhattha），秦言成利；得道时知一切诸法，是名为佛。”佛姓新称乔答摩（S. Gautama， P. Gotama），旧称瞿昙；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寂默故不住生死；能仁故不住涅槃。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是在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西藏。也称为喇嘛教。自称“佛教”或“内道”。有人误以为藏传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佛教与西藏本地宗教“苯教”结合的产物，实则是彻底的误解。佛教之所以为佛教，在于其三藏经典与戒律，以及法脉的传承。藏传佛教所依据者是真实的三藏经典，而未经过其他宗教修改；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在法脉上，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清净证悟的大德传承代代相传至今。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完整地保存了整个佛教的形式与精髓，相反地，汉地佛教则依据本地风俗而舍弃了一些内容，例如汉地没有班智达这些概念，没有辩经等，这些都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东西，又如汉地佛教造像方面也偏重于姿态优美的佛与菩萨形象，而对形象可怖的菩萨，则少有造像，而西藏佛教则不如此对待。而苯教本身属于外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鬼神皈依这个宗教，也有很多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在应藏王邀请，从印度来到藏地之后，降伏了这些苯教的鬼神，使之皈依佛教。现在一些佛教的大德，也因为一些特殊的用意，学习苯教的教法而成为苯教的上师，虽然如此，佛教仍旧是佛教，并未加入苯教的元素，但苯教却参杂越来越多的佛教元素。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 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迎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寂护和莲华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12位僧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7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因此，佛教三宝——佛、法、僧终于齐备。此时译经事业开始兴盛。这段时期共编著了四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 称为“黑暗时代”。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根据佛教传入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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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是否有信仰，但是个人感觉似乎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提出的这个问题。佛教，我们应该怎么看他呢？首先，他是一个正教，他是可以度人的，我们需要了解他的缘起，他的修炼方法，他的戒律，他的经书；其次，就为了完成任务的论文而言，我们需要找到我们想说的话，最后去求证他。可是，我想你如果把佛法当成哲学来看待，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释迦牟尼传的法，是要求实修的，也就是“定”，只有通过实修你才能明白更高深的道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研究，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可偏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和尚，把念经当成修佛的全部。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想法，我建议你先到百度贴吧中的正见吧看看，用传统文化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真实，祝好~~
Chinese Buddhism zen is the most unique character of the sectarian, study zen to teach us how to practice method of supreme wisdom, having a healthy heart, eliminate heart all the bad nature or mood has the extremely vital significance. Previous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practice of zen is not very comprehensive. So this paper respectively from the Angle of JianWu insight and to practice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system, and contact with reality, illustrate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learning methods. Conclusion: Buddh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kinds of ways, without the enlightenment, after JianWu JianWu after inspiration reach enlightenment, inevitable realize after a JianWu. Keywords: zen; Practice methods; Insight; JianWu
一、关于佛教的论文，这个题目太大了！佛教的经典如大海这么多，五部大论，大藏经，那不是三五年，十年八年能看完的。佛陀宣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世间人能有智慧参透！你能看到的佛教论文，你能写的佛教论文，只能是一个大概，或者一个细节！二、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教育。作为修行佛道的人，把佛教当做一种知识，当做一种文化，又是佛教的一种悲哀！因为佛教是教你了生脱死的，让你断除一切烦恼和痛苦的！如果你大家佛教当做一种文化知识，而没有实修，而没有去证悟，佛教很快就会毁灭掉了！
Abstract: Zen is one of the most peculiar sect in Chinese Buddhism. The study to Zen practice method has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It teaches us how to own supreme wisdom, to have healthy psychology and to weep away all the bad nature and negative sentiment. The previous scholar did not study Zen practice method from a comprehensive aspect very well. So this paper gives a systematic illustration and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dden and gradual approaches to enlightenment to buddhism practice way. Then combine the actual practice explains its instructive meaning to way of study. At the end, the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become Buddha, the sudden enlightenment without gradual enlightenment, the sudden enlightenment get from gradual enlightenment by inspiring, the gradual enlightenment that will certainly become sudden enlightenment. Keywords: Zen, Practice method, Sudden Enlightenment, Gradual Enlightenment 一个词一个词翻译出来的哈，希望你能仔细看一下是否符合你需要的意思
不同的人，会给佛教下不同的定义。有的人认为佛教是宗教，有的人认为佛教是哲学，有的人认为佛教是一种人生观，还有的人认为佛教就是一种迷信。不过在正信的佛教弟子意识中，佛教是教育。这个教育不是一般世俗的教育，而是佛陀关于宇宙人生实相的教育。佛教教育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保佑人们升官发财、长命百岁、趋利避祸、荣华富贵、万事顺利。恰恰相反，佛教教育的目的是要人们舍弃对上述这些的执着追求。 如果我告诉你，你所追求的东西有一天将不复存在，不再属于你，你还会舍弃一切去追求它吗？很少有人会这样去想问题，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管他呢，先拿到手里再说。因为这样的想法，人们努力的付出，甚至不择手段的要去获取。如此，烦恼便产生了。如果仅仅是产生了烦恼，也还好一些，问题在于所有的身口意的造作行为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佛教称之为业。业分善业、恶业和不善不恶的业几种。业会导致（产生）一种叫做轮回的东西，而轮回这个东西，不断的带我们在生死的大海中进进出出、沉沉浮浮。 站在究竟的角度，轮回这个东西实在不能带给我们恒久不变的快乐，所以佛陀努力在寻找舍弃轮回的办法。经过很长时间的苦修，佛陀最后在一棵菩提树下找到了舍弃轮回的办法，我们称之为证悟、涅槃。佛陀将这样的方法传给与他有缘的众生，很多众生循着这样的方法，到达了同样的目的地（彼岸）断除烦恼、脱离轮回。随后，这样的教育方式产生了一个叫做佛教的东西。 佛陀在2500多年前已经进入涅槃，但是他的教育却一代代流传下来，教育了很多人。担当教育使命的就是这些和尚，正是因为这些和尚，我们在佛陀进入涅槃2500多年后的今天，还可以有缘听到佛法。还可以学习到佛陀当年传下来的很多方法。所以我们对这些和尚怀有深深的敬意，视之为宝。在汉传佛教中，我们称之为僧宝，在藏传佛教中，我们称之为仁波切（意为如意宝或者人中之宝）。 试问，如果这些老师（和尚）墨守陈规，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又如何去教育一大群与时俱进的学生呢？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发展为佛教的弘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佛教的高僧大德们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在博客上、微博上撰写文章，答疑解惑，度化众生。这充分说明了佛教是有生机的，有活力的，是活泼的而不是呆板的。也正是因为佛教可以与时俱进，所以在佛陀涅槃2500多年后，佛教仍然可以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一切有缘众生听闻佛法的机缘。这，才是活生生的佛教！ 佛教的修行方法林林总总有八万四千种，我们称之为八万四千法门，这八万四千法门用来对治众生的八万四千种烦恼。，这些法门之中，就有苦行！苦行的目的在于让自己的心远离贪嗔痴慢疑这五种心毒。远离这五种心毒，就是远离烦恼。远离烦恼，就有可能彻见自己本来面目，让自己觉悟。 并非所有僧人一剃度，穿上僧服就可以担当如来家业，弘法利生。虽然站在胜义谛的角度，所有僧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僧宝；但是站在世俗谛的角度来说，僧人也分两种：凡夫僧和见道僧。凡夫僧在没有见道前（证悟前），和众生都是一样的，也有欲望，有烦恼，也受生死的束缚，也会轮回。但是一旦见道（证悟），就成为了我们常说的高僧。 在大乘佛教中，见道僧要具足永不退转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发愿救度一切流转在轮回大海中的苦难众生。你能想象一群有这样愿力的和尚却不跟红尘接触，只顾自己闭门念经，还念念不忘要救度众生的吗？所以，千万不要片面的认为和尚就应该吃苦念经，别的事情跟和尚无关。 一个人立志出家为僧，心怀救度众生的大愿，但是仍然要从一点一滴学起。世界上最早的教育体制就是佛陀建立的，今天学校里的校长、教务主任、纪律老师、专业课老师，在佛学院里都有。佛学院的教学也是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在藏传佛教宁玛派中，僧人经过20多年的刻苦学习和实修，最后要考试获取堪布的学衔。堪布相当于佛学教授。在格鲁派中，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实修，要考取格西（即佛学博士）。考试的过程与现在的博士论文答辩相同，不过我们要知道，佛教的这种教学和考试方法可是存在了上千年了。现在我们用的这些教育方法最远也不过才两百多年。 现在好多人求神拜佛都是都给寺庙捐钱什么的，说真的送钱给佛，不算是侮辱佛么？原来现在的佛性都可以用钱来算了么？依佛制，佛教寺院本身并不应该从事生产活动，僧人的任务是学习、实修、教化众生。寺院和佛学院其实就像是师范学校，这里是培养老师的地方。自佛陀时代起，在家人给出家人供养就是制度，出家人没有收入和经济来源，生活上完全靠信众的供养。佛陀住世讲法的年代，佛陀每天还要托钵乞食，接受大众供养呢？ 佛教的修行，讲究福慧双修。既要修福，也要修慧。慧从持戒来，从禅定来，从精进闻思来。福德资粮，从布施来，从忍辱来。佛家称为六度波罗密，即到达彼岸的六个方法，缺一不可。供养寺院僧团，就是布施的一种方法，常养自己的福田，为自己累积修行资粮。如果抱着做交易的心态去做供养，这样的供养只有微薄的功德，无法转换为成佛的资粮。 谈到佛性，略作说明。佛性又作如来性、觉性。即佛陀之本性，也指成佛的可能性、因性、种子、佛之菩提之本来性质。
建议去下西宁和西藏，你会有更深的了解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是在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西藏。也称为喇嘛教。自称“佛教”或“内道”。有人误以为藏传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佛教与西藏本地宗教“苯教”结合的产物，实则是彻底的误解。佛教之所以为佛教，在于其三藏经典与戒律，以及法脉的传承。藏传佛教所依据者是真实的三藏经典，而未经过其他宗教修改；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在法脉上，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清净证悟的大德传承代代相传至今。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完整地保存了整个佛教的形式与精髓，相反地，汉地佛教则依据本地风俗而舍弃了一些内容，例如汉地没有班智达这些概念，没有辩经等，这些都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东西，又如汉地佛教造像方面也偏重于姿态优美的佛与菩萨形象，而对形象可怖的菩萨，则少有造像，而西藏佛教则不如此对待。而苯教本身属于外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鬼神皈依这个宗教，也有很多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在应藏王邀请，从印度来到藏地之后，降伏了这些苯教的鬼神，使之皈依佛教。现在一些佛教的大德，也因为一些特殊的用意，学习苯教的教法而成为苯教的上师，虽然如此，佛教仍旧是佛教，并未加入苯教的元素，但苯教却参杂越来越多的佛教元素。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 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迎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寂护和莲华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12位僧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7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因此，佛教三宝——佛、法、僧终于齐备。此时译经事业开始兴盛。这段时期共编著了四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 称为“黑暗时代”。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根据佛教传入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年2月20日出生于下诺夫戈罗德市。1834年考取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分系，学习蒙古语和鞑靼语，1837年毕业时以《佛教文献之精髓》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学士称号并留校任教。1839年，他以《论佛教的哲学原理》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蒙古语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作为第十二届传教团的成员以学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他的任务是在中国学习藏语、汉语和梵文。他在中国生活学习了10年。其间他广泛涉猎了中国、印度以及藏传佛教的典籍，就许多汉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收集了大批材料。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度过的岁月对他的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里，他从原来喀山大学的蒙古学家和佛学家成长为一个兴趣广泛的汉学家。1850年9月，瓦西里耶夫返回了俄国。1851年出任喀山大学汉语满语教研室教授，1852年10月他被选为俄国地理学会成员，1857年被选为俄国考古学会会员。此外，自1862年4月~1868年7月担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译员。1855年4月，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部更名为东方系，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学专业被合并，瓦西里耶夫随即到圣彼得堡工作，继续担任教授。他在圣彼得堡大学终其一生的科研和教学活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他成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大学者。1864年12月，瓦西里耶夫以一篇题为《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的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东方语言博士学位。他是俄国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汉学家。由于瓦西里耶夫的杰出成就以及在世界东方学界享有的崇高声誉，1866年他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年成为正式院士。瓦西里耶夫是一位杰出的佛教研究者，学术界有人将他在佛教研究上取得的成就看作是他对俄国汉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在瓦西里耶夫早期的科学活动中，佛教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他的候补博士论文《佛教文献之精髓》和硕士论文《论佛教的哲学原理》就是例证。在中国期间，瓦西里耶夫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汉语以及藏语的佛教文献，编著了多卷本的鸿篇巨著《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瓦西里耶夫在佛教研究方面的计划庞大，他1850年回到俄罗斯后才发现，俄国人对他的研究几乎没有兴趣，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愿意出版卷帙浩繁而又如此专业的著作。最后瓦西里耶夫只出版了在佛教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总论》和《印度佛教史》两卷。他从中国带回的内容包括佛教文献译文、摘录、述评的数千页手稿最终也未能发表，有的已经散失。在瓦西里耶夫的佛教研究手稿中，规模最大的为《佛教术语词典》。按照瓦西里耶夫的设想，这本词典应收录9565个佛教词条。在瓦西里耶夫的档案中保留有该词典的两卷手稿，第一卷1205页，第二卷922页，但不是每一页都完成了，有些页的释义部分还空着，只有梵文术语及其藏、蒙、汉语译文。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完成的词条数目依然非常庞大，大部分释义准确，内容丰富。瓦西里耶夫遗留下来的另一部手稿的名称叫《佛教文献述评》，共由2部分组成。第1部分是《佛教各流派文献述评》，主要参考了章嘉呼图克图的著作。这部分同样没有完成，只写了4章：小乘，有宗，空宗和律宗，收录了大量译成藏语和汉语的梵文佛经。如此深刻的研究和详细的论述在19世纪的欧洲汉学家中恐怕只有瓦西里耶夫能够做到。在这2部分中，他翻译了1654年由智旭和尚编撰的《阅藏知津》。这部书对中国佛教典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是一本材料极为丰富的佛教著作。《西藏佛教史》的手稿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该书主要记述了1746年以前西藏发生的政治与宗教事件，根据藏传佛教格鲁派学者松巴·益西班觉的《印、汉、蒙藏佛教史》第二部分写成。书后附录了由瓦西里耶夫按照欧洲纪年方法翻译的松巴·益西班觉编写的历史年表。还有一部手稿叫《玄奘游记》，是瓦西里耶夫对玄奘《西域记》的全文翻译。如果当时能够出版，那么第一个将这部重要著作译成欧洲文字的荣誉桂冠必然会戴在瓦西里耶夫的头上，但如今当英国人毕尔、瓦特斯及其他译本发表之后，他的译本就只能作为俄国汉学史的研究素材了。尽管瓦西里耶夫的许多重要著述手稿已经散失，但仅凭上述保留下来的作品我们同样可以认定瓦西里耶夫是19世纪俄国的佛教研究泰斗。瓦西里耶夫在佛教研究上远远走在了其欧洲同行的前面。他在19世纪上半期所研究的课题，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成为其他国家学者研究的对象。鄂登堡写道，如果在19世纪50年代能够出版瓦西里耶夫从北京带回的10年劳动成果，俄国整个佛教研究必然会发生更加重大的转折，俄国学者也就早能了解佛教及其历史发展状况。瓦西里耶夫是俄国第一个中国文学史专家，1880年他出版了在世界汉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学史纲要》一书内容可分为3大部分。头一部分属于“引言”性质，含“几句开场白”、“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古代汉语和文献问题”三节，说明中国古代书籍产生的背景、条件和本书作者的写作意图。重点是中间部分，以儒学的发展为线索，按“儒学的第一个时期”和“儒学的第二个时期”分述，实际上用两个时期为线分别介绍了儒、释、道及其各自有关的经典书籍。后一部分介绍的是科技和文学。这本书名为文学史纲要，从现代的概念来看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文化典籍史。《中国文学史纲要》首次向俄国人评介了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从《春秋》、《左传》、《书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易经》直至《孝经》。重点在于介绍儒家学说。《中国文学史纲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评论文学，包括诗文、戏曲和小说。《中国文学史纲要》包容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广泛的学科领域，可以说它就是早期俄国汉学研究的缩影，它是学术成就的总结。俄国汉学界一般认为，瓦西里耶夫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语言学家，但他在汉语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在汉语语言学研究方面，瓦西里耶夫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为《中国象形文字分析》（1866年）和《汉字字形系统》（1876年）。瓦西里耶夫对俄国汉语教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第一个进行了系统的汉语教学，编写了《汉语学习导论》，其中收录了他最著名的汉语研究作品《中国象形文字分析》。瓦西里耶夫的《汉字字形系统》被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接受并成为学生学习汉字的主要教材。同时该系统也被建议在其他东方学教学机构中用来教授汉语。1952年，在鄂山荫教授的主持下，规模最大的汉俄词典问世，依据的依然是瓦西里耶夫制定的汉字字形系统。直到今天，每一个学习汉语的俄国人都会感受到词典中使用的瓦西里耶夫系统给他们带来的方便。要完整地展示瓦西里耶夫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成就，不能不考察他对其他东方语言的探索。他写了一些有关东方语言的语言学著作。他对东方语言的深刻理解为他在研究中使用对比语言学方法提供了条件。在《汉语与中亚各语言之关系》一文中瓦西里耶夫将满语、蒙古语、鞑靼语及其他语言同汉语进行了对比，指出其间的相互影响和词汇的相互渗透和补充。此外，瓦西里耶夫还编写了两部重要的满语教材。1863年他编写了《满语入门文选》，这是俄国第一部满语教材。1866年他石印出版了《满俄词典》。瓦西里耶夫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著作主要出版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研究经常是比丘林中国历史研究课题的延续，比如在《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这部著作的序言中他指出，由于尼·亚·比丘林在文章里遗漏了契丹人以及后来取而代之的女真人、满族人的历史，所以他决定填补这个空白，对这300多年的历史进行概括性的介绍。他为此翻译了《辽史》和《金史》作为该书附录。此书使用了大量至今俄国汉学界鲜为人知的材料，在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历史，特别是蒙古历史方面至今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满清王朝的历史是瓦西里耶夫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大清初期对蒙古人的安抚》、《军机大臣马思哈出巡北部边疆日记》、《满洲志》、《宁古塔纪略》等作品构成了瓦西里耶夫满清王朝研究和翻译著作系列。遗憾的是许多作品未能发表，成为他留给后世大批手稿中的一部分。瓦西里耶夫认为，地理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学科，所以在考察各种地理现象时，必然要探究历史，反之，在论述历史问题时，必然兼顾地理。教学需要是瓦西里耶夫地理研究的动因之一。在他编写的《汉语文选》中收录了中国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专著和中国古籍译文。此外，他还撰写了《中国地理概况》、《中国政治地理评论》，作为1867~1868年间出版的《汉语文选》第一卷的补充。《中国地理概况》一书充分展示了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地理研究上的造诣，不但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中国的地理，而且收入了游记作品，内容详实，形式生动，成为中国地理教科书的样板。《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虽然是历史研究著作，主要考察满族人起源，但其中也包含大量珍贵的地理资料，列举了古代城镇，描写了山川河流。他的另外一部地理力作是出版于1857年的《满洲志》，他将《宁古塔纪略》译文作为该书的附录一道出版。这部著作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及行政划分，描述了当地的城池和居民，特别详尽地论述了水陆交通。1852年，他在《国民教育部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版图内的中亚及主要山脉》，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充实。此外，瓦西里耶夫还写过一些属于中国地理研究范畴的小文章。比如《北京回忆》、《关于挑选赴中国旅行者的建议》、《苜蓿草》、《关于伊犁的陷落》等。瓦西里耶夫的史地著作在其生前未引起大的反响，只是到苏联时期才被几位研究俄国汉学史的汉学家加以整理和研究。1900年4月27日，瓦西里耶夫去世了，终年82岁。瓦西里耶夫的遗稿比他已经发表的著作要多两倍。这些手稿已经成为俄国研究中国学的无声见证。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松赞干布即位为吐蕃（藏族的祖先）赞普（国王），年仅十三岁，并依靠论科耳，尚囊等辅臣，讨伐叛乱，统一吐蕃。当唐帝国称霸中原时，松赞干布也已称雄雪域高原，完成了对一些小国的兼并，定都逻娑（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并积极谋求与唐朝建立密切关系。从公元634年始，他两次派能言善辩，聪明机智的大相禄东赞出使长安，向唐皇求亲。公元641元，唐太宗终于同意了松赞干布和亲的请求，答应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于是文成公主在唐蕃专使及为侍从的陪同下，踏上了漫漫的唐蕃古道。有关禄东赞出使长安的传说，以及他运用聪明才智，勘破了唐皇设的一道道难题，终于为松赞干布娶回了美丽善良的文成公主的故事，在藏族民间故事中有许多记载。 松赞干布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十分高兴，亲自率军远行至柏海（今青海玛多县境）迎候。在离黄河源头不太远的扎陵湖和鄂陵湖畔，松赞干布建起「柏海行馆」，一对异族夫妇便在这美丽的地方，度过了他们的洞房花烛夜。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至玉树（在今青海省）时，看到这里景色优美，气候宜人，而且长途跋涉，需要休息，两人便在一条山谷里住了一个月。文成公主闲暇时，拿出父皇送给她的谷物种子和菜籽与工匠一起向玉树人传授种植的方法和磨面、酿酒等技术。玉树人非常感激文成公主，当公主要离开继续向拉萨出发时，他们都依依不舍。当地的藏民还保留了她的账房遗址，把她的足为和相貌都刻在石头上，年年膜拜。公元710年，唐中宗时，唐室的又一名公主金城公主也远嫁藏王，路过这里时，为文成公主修了一座庙，赐名为「文成公主庙」。 文成公主安抵拉萨时，人们载歌载舞，欢腾雀跃，欢迎她的到来。 当时，唐朝佛教盛行，而藏地无佛。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建寺弘佛。她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也是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请来的。大殿两侧的配殿内，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十分精美生动。只是他们脸上因布施献金的人太多，而绽开了金皮疙瘩。 后来，文成公主又修建了小昭寺。从此，佛教慢慢开始在西藏流传。文成公主还对拉萨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刚、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山名一直沿用到现在。 文成公主一方面弘传佛教，为藏民祈福消灾，同时，还拿出五谷种子及菜籽，教人们种植。玉米、土豆、蚕豆、油菜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生长良好。而小麦却不断变种，最后长成藏族人喜欢的青稞。文成公主还带来了车舆、马、骡、骆驼以及有关生为技术和医学著作，促进了吐蕃的社会进步。 松赞干布非常喜欢贤淑多才的文成公主，专门为公主修筑的布达拉宫，共有1000间宫室，富丽壮观。但后来毁于雷电、战火。经过十七世纪的两次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布达拉宫主楼13层，高117米，占地面积36万余平方米，气势磅为。布达拉宫中保存有大量内容丰富的壁画，其中就有唐太宗五难吐蕃婚使噶尔禄东赞的故事，文成公主进藏一路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抵达拉萨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等。这些壁画构图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布达拉宫的吐蕃遗址后面还有松赞干布当年修身静坐之室，四壁陈列着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禄东赞等的彩色塑像。 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后，中原与吐蕃之间关系极为友好，此后200多年间，很少有战事，使臣和商人频繁往来。松赞干布十分倾慕中原文化，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读书。唐朝也不断派出各类工匠到吐蕃，传授各种技术。 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 新君高宗李治继位后，遣使入蕃告哀，以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松赞干布欣然接受了唐朝的官爵封号，并致书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者，当发兵赴国征讨。」同时，还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求置于唐太宗灵柩之前，表示深切哀悼和怀念之情。唐高宗并刻了他的石像列在唐太宗的昭陵前，以示褒奖。 松赞干布雄才大略，统一西藏，促进了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藏族与汉族的亲密关系，为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文成公主知书达礼，不避艰险，远嫁吐蕃，为促进唐蕃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汉藏两族人民亲密、友好、合作的关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公元七世纪时的松赞干布时代，正当中国的唐朝，是中国的大乘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文成公主由于是汉传佛教最兴盛时期的唐王室公主，对佛教自然也有深厚的感情。通过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婚姻，不难想像，中国佛教最盛时期的唐朝文化当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传入了西藏。于是佛像、经典、僧侣亦随文成公主入藏，西藏佛教由此而开始兴盛。现行的西藏文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由梵文衍变而成的。文成公主入藏时，唐皇以释迦牟尼佛像、珍宝、金玉书橱、经书、经典360卷等作为嫁妆。文成公主博学多才，笃信佛教，在拉萨由她选址、设计，建成了大昭寺、小昭寺，深受藏民敬爱。始建于唐贞观21年的大昭寺位于拉萨市中心，是西藏最辉煌的一座吐蕃时期的建筑，每日被转经的人流簇拥着。寺内主供的释迦牟尼像是文成公主入蕃带进的，拉萨之所以有“圣地”之誉，与这座佛像有关。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藏语意思是经堂。“大昭”，藏语为“觉康”，意思是释迦牟尼，就是说有释迦牟尼像的佛堂。而这尊释迦牟尼像便是指由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一尊释迦牟尼12岁时的等身镀金像，它在佛教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文成公主进藏是指唐朝贞观年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大相噶尔东赞（即禄东赞）为请婚使者，赴长安请婚。唐太宗将远支宗女封为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并诏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入蕃。松赞干布率群臣到河源附近的柏海（今青海玛多县境内）迎接文成公主，与文成公主同返逻些（今拉萨），并在拉萨为文成公主修建宫室。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对汉藏两族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拉萨市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内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布达拉宫还保存着他俩结婚房间的遗迹，大昭寺前的唐柳传说是公主亲手所栽。藏族的史书用大量篇幅来记载公主的事迹。文成公主来的释迦佛像，至今仍为藏族人民所崇拜。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建寺弘佛。她协助松赞干布设计建造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也是文成公主当年带来的。大殿两侧的配殿内，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十分精美生动。只是他们脸上因布施献金的人太多，而绽开了金皮疙瘩。文成公主还修建了小昭寺。从此，佛教慢慢开始在西藏流传。文成公主还对拉萨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刚、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山名一直沿用到现在。松赞干布专门为文成公主修筑了宫室。汉文献中所述“为公主别筑城敦宫室”，系指松赞干布特为文成公主修筑于西藏拉萨红山之巅的三座堡式宫楼“布达拉宫”，以及后来由文成公主亲自主持所修筑的吐蕃式殿宇“大昭寺”与汉式庙宇“小昭寺”。百年后布达拉宫毁于雷电、战火。经过十七世纪的两次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布达拉宫主楼13层，高117米，占地面积36万余平方米，气势磅礴。布达拉宫中保存有大量内容丰富的壁画，其中就有唐太宗五难吐蕃婚使噶尔禄东赞的故事，文成公主进藏一路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抵达拉萨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等。这些壁画构图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布达拉宫的吐蕃遗址后面还有松赞干布当年修身静坐之室，四壁陈列着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禄东赞等的彩色塑像。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故事，以及推进藏族文化的功绩，至今仍以戏剧、壁画、民歌、传说等形式在汉藏民族间广泛传播。文成公主在藏传佛教中，被认为是绿度母（菩萨）的化身。青海省玉树县也建有文成公主庙。文成公主庙紧贴百丈悬崖，风景幽静，金光闪闪的屋顶光芒四射。庙四周所有的悬崖和面积较大的石头上都刻着数不清的藏经。该庙共3层，面积包括院落600多平方米，通高米。庙中央的文成公主坐像，端坐在狮子莲花座上，身高8米。坐像两旁有8尊石刻佛立像，分立在上下两层，每尊佛像高有3米，精雕细刻，形象生动。该庙是一座既有唐代艺术风格又有藏式平顶建筑特点的古式建筑。[32] 这里一年四季香火不断，酥油灯昼夜长明，前来朝拜的藏汉群众络绎不绝。现文成公主庙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传说编辑藏王松赞干布是个英明有为的赞普，他仰慕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又听说皇帝唐太宗有一位贞淑美丽的女儿文成公主，便想求娶。于是派出聪明能干的大臣噶尔·东赞率领求婚使团，前往国都长安请婚。不料同时还有波斯、霍尔、格萨和印度等处的使团也来求娶文成公主。为了做得公平合理，就决定让婚使们比赛智慧，谁胜利了，便可把公主迎去。于是，展开了一连串比巧斗智的场面，先给了使臣们一颗九曲明珠和一条丝带，叫他们把柔软的丝带穿过明珠的九曲孔眼。其他使臣抢先接去，想尽千方百计，可是怎么也穿不过去。这时，噶尔·东赞坐在一棵大树下想主意，偶然发现一只大蚂蚁，便灵机一动，将一根丝线的一头系在蚂蚁腰上，另一头系紧丝带的一端。在九曲孔眼的一边抹上蜂蜜，把蚂蚁放进另一边，蚂蚁闻到蜂蜜的香味，便带着丝线，曲曲弯弯爬去。爬了一阵丝线忽然不动了，原来蚂蚁太累了，在半道休息呐。噶尔挺着急，忙顺着孔眼往里慢慢吹气。这时，蚂蚁也歇过来了，便借助吹气的力量，很顺利地从那边爬出来，由于拉着丝线爬弯弯曲曲的路，特别费劲，所以蚂蚁的腰部都给勒得细细的了。噶尔·东赞见蚂蚁爬出来，高兴极了，赶紧抓住丝线，慢慢拉扯，把丝带也拉过来，穿在明珠上了。噶尔胜利了，又开始了第二场比赛。这时，皇帝叫人牵了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马驹来，让婚使们分辨出哪匹母马是哪匹马驹的母亲。各位婚使轮流辨认，有的按毛色分，有的照老幼配。有的以高矮比。但是，都弄错了。最后，轮到噶尔·东贷了，他把母马和马驹分开关着，在一天之中，只给马驹料吃，不给它们水喝。第二天，把马驹放到母马群中。马驹都急急忙忙地找到自己的妈妈去吃奶。于是，被噶尔分辨出 来了。第三次比赛是认鸡。有一百只母鸡和几百只小鸡，请婚使们指出哪些小鸡是哪只母鸡孵的。这件事又把其他婚使难住了，谁也指认不清。噶尔便把鸡群赶到广场上，撒了很多酒糟，母鸡一见吃食，就“咯咯”地呼唤小鸡来吃，这时大多数小鸡都跑到自己妈妈的颈下啄食去了。但是还有一些顽皮的小鸡，不听母鸡呼唤，各自东奔西跑地去抢食。于是噶尔一边学着鹞鹰的叫声，一边大声喊道：“鹞鹰来了！抓小鸡了！”鸡娃听见，以为真的。便都急忙钻到自己妈妈张开的翅膀下藏起来。刹时，广场上一片寂静，只见老母鸡护卫着各自的小鸡，警戒的向四周巡视着，准备抵抗侵袭者。真是一幅奇炒的景象。大家见了，都很佩服噶尔的智慧。后来，又经过识木、宰羊揉皮饮酒、赴宴找路回店等等比试。也都被噶尔·东赞以超人的智谋获得胜利。最后，在汉族老大娘的帮助下，从五百个穿着打扮一样的美女中指认出文成公主，终于完成了迎亲使命。文成公主带着汉族的文明前往西藏，成为历史上“汉藏联姻”的佳话。[34] 这则传说受到藏族人民广泛的喜爱，后来还被编成藏戏搬上舞台。有的情节还被画成壁画，历史学家也把其中的主要情节写进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它之所以受到藏族社会各阶层的一致喜爱和重视，首先是因为传说表现了藏族人民十分珍视汉藏兄弟民族团结友爱的感情，并赞扬了对两族团结的加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的人物。因为，汉藏两族的团结，有益于祖国的统一，有益于两族的交流，特别是有益于藏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其次是由于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柳暗花明，引人入胜。几次智慧比赛，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比赛的内容虽都是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但解决的方法却是那么新颖奇特，出入意料而又合乎生活逻辑，充满生活气息。在这方面，噶尔·东赞这个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劳动人民智慧的集中代表。关于文成公主的事迹，还有不少民歌长期而广泛地流传在藏族人民中，它们产生的年代，目前尚难以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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