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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忠义里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对宋江的第一个角度的理解： 《水浒传》第18回宋江刚出场的时候，就对他有一个全面的介绍。他是世代务农，世世代代种地，守一些田园过活。自幼攻读经史，受到传统的文化教养。更主要的一点就是他所从事的职业。他在县衙里边当一个押司。所以从他的家境出身以及所受的文化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我们可以判断，他的家境出身使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他的职业养成他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的习惯，也培养了他喜欢玩弄权术的手段。这是我们对宋江的第一个角度的理解。 对宋江的第二个角度的理解： 第二，宋江到底是仗义的英雄？还是国家的忠臣？我们可以从他上梁山之前和上梁山之后的几件事来分析一下。上梁山之前，他为了自己的心腹兄弟，私放晁盖。并且为了怕事情暴露，杀死阎婆惜。从这些事情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宋江是一个仗义的英雄。那么上梁山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义军的首领，他领导梁山兄弟的几次战役，都充分显示了他的指挥和组织才能。而在受招安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忠臣。他把梁山的堂名由原来的“替天行道”改为“顺天护国”，这是一个国家的忠臣才有的行为。所以说无论我们以怎样的主观情感对宋江或褒或贬，或爱或恨，都不能否认他是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去问施耐庵。
同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出来?鲁是坐化而亡,李是药鸩而死,有那点相同?鲁的结局在水浒中已经算不错的了,死的安详,也许有遗憾,但都不重要了.鲁和李貌似都是粗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认为鲁还是有智慧有慧根的,他能想到高俅会加害林冲,赶去相救,等在野猪林救下林冲说明他并不是那么没头脑没分寸,他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让他坐化而亡也许真的很符合人物的性格.但是李就完全不同,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愚忠,没头脑,只会坏事,但对宋江却是真正的忠心,忠心到死心踏地.续 但是宋江并没有真正像江湖传言那么义气(起码在我看来是的,他为了自己能够留名青史不顾兄弟们的反对不惜投靠朝廷,为朝廷效忠更是不顾兄弟的死活),但是仍然有一批弟兄绝对忠心的跟随,李逵便是其中之一,完全没有脑子(令人纳闷的是吴用居然也是其中之一)这么死心踏地最后死在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手里真是莫大的讽刺
楼上的，你应该有不一样的观点。同样是史书，为什么《国语》就是不如《史记》文学价值高呢？好好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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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侵犯啊555555开个玩笑 我不好写,不能写的多,写多了你就抄去了,. 不过我可以帮你开下思路: 1首先论文,当然一议论为主 2层次要分明 3你可以摸仿我空间厘米那个论三国谋事之最(版权所有) 水浒,论文开头,话说天地浩气,漫漫乾坤,一时英雄并起,奸臣乱世 你自己写的好,我没时间,要不我也可以帮你写好的,不好意思,不过这样可以锻炼你的思路 祝好;
水浒里的女性全是受迫害的108里面只有3个,绰号分别是母大虫、母夜叉、一丈青，前2个不说了，你看哪个男的绰号带侮辱性文字的？不是豹子头就是玉麒麟。一丈青扈三娘，本来挺好个姑娘，结果嫁给个跟武大郎似的个头的，还是自己手下败将。108里面的就这么惨了，外面的就更完蛋了，2个偷汉子的潘就不说了，好人家的姑娘也没剩，不是那啥然后自杀，就是被杀。总之一句话，水浒就是写大老爷们的，女性在这里是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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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生动地描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特别是通过写众多草莽英雄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反抗道路，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 《水浒传》是一部在人民群众上百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水浒传》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传》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传》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除了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阮小五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划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螟蛉之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他的爱妻，并诱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 "《水浒传》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作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 刻划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传》刻划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 《水浒传》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景阳冈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传》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传》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传》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传》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势万分急迫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悉处斩卢俊义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细，不会没意识到个人去劫法场的危险；可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从石秀在酒楼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动。他考虑到要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法场上，一个人救得卢俊义，必须先压住敌人的气势，因此，未下楼时就大喊一声，接著趁敌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智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浅谈水浒英雄为何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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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它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两字。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这都体现了一个义字所在的意义。这个义字，往往要叫人用生命去书写，用鲜血去证明。所以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一面（梁山聚义），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最终失败了.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思想。一是它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人们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待遇时，造反也是他们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
梁山好汉出身颇为复杂：有江湖人气颇高的孝义黑三郎宋江；有可以代表“不遇明主，屈臣小人之下”的典型官场边缘人物豹子头林冲；又有不得意的地主、富户代表卢俊义和史进；有代表农民阶层中最具反抗精神的黑旋风李逵；有代表嫉恶如仇、好打抱不平的鲁智深和武松；也有被梁山好汉拉上山“做把交椅”的霹雳火秦明。但是在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中占最多数的依然是农民。这些英雄集体原体——农民有如下特征：他们身处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受到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层层盘剥；负担沉重的苛捐徭役却又无法得到一丝一毫的权力；他们的生存权时刻面临威胁，因而他们最具有反抗性；小农的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伦理的束缚又决定了这些人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反封建的纲领。正是这种觉悟成分决定了梁山好汉的最终归属。（一） “流氓”身份 我国历代皆以农为主，以农立国。自古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可见农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性。土地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生产工具，也是地主阶级掌握权力的基础。封建社会中，地主君侯占有大量土地资源、劳动成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豪强占有的大量土地因为世代相传细化，不少的地主也成为接近农民的下层，没有权势的没落阶层，与农民阶级一起沦成为小农阶级。四民之中唯有农民最苦。普通农民饱受赋税、徭役、苛政之苦，加之地主豪强的欺凌，使得有农民身份的人最容易成为发动起义、反抗社会的因子。与古代中国封建王朝不同，在古罗马社会中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是奴隶而不是贫民。贫民享有选举权，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权力达到获得生活资料的目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力却承担了全社会的生产任务）。他们虽然生活上贫苦，但是他们尚有势力，可以用投票来决定自己的享受的权益多少。相反的，中国农民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生产任务，而且还有名目众多的徭役、赋税，与此同时他们不享有任何权利。在不能获得任何的生活资料，无法得到应有的生存权之后，他们只能选择脱离基本的社会组织，成为不用劳动就可以靠“非劳动行为”获得生活资料的流氓。而闯江湖单枪匹马肯定不行，于是流氓组成了一个个群体性的组织。这些组织类似于官场上的“东林党”，又像是江湖上如“五斗米教”一样的组织。梁山泊便是平行于这种组织的单位，这些人为了他们心中的“义”字，连在一起，主要人物一共108人。与传统意义上的流氓相区别，水浒“流氓”有以下明显特征：尊崇“义”的理念，并将此作为人生信条，并作出了有力的实践；不遵循正统社会的法律、伦常，而信奉由“义”引申出来的伦理关系；推崇“胜者为王”逻辑，强调强者有权利支配弱者。（二） “流氓”的生活方式流氓与现代的劳动阶级不同。普通民众日子虽然清苦，但是至少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他们维系着社会纽带，过着以生产为主的生活方式。流氓脱离了这个社会体系，他们拒绝劳动，却要依靠这个社会生生存，因为他们要“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享受着比普通劳动阶层更高的消费水准。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以生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费为形式的生活方式。既是这样，一个对于社会无关紧要甚至是危害社会的流氓集团为何不消亡呢？原因在于中国土地耕种水平并不能像今天这样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小农的大量存在，封建社会农业技术得不到快速的提高。加上土地管理落后，在东汉时“亩收三斛”，直至宋神宗时也不过“亩产一石”，可见生产力之低。如果再加上旱涝灾害，赋税苛捐，贫穷成为普遍现象，百姓“其田不耕成流民”。此时的社会多动乱，流氓发动起义进行抗争，他们已经从最贫苦的生活中走过来，所以并不惧怕死亡。他们个人没有影响力，可是他们一旦成群结队，便可以横行江湖，因而成为一种势力。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掠夺，目标是那些没有抵抗之力又可以任意欺辱的农民。历史上的这些组织数不胜数：西汉的绿林军、东汉的黄巾军、隋朝的窦建德、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方腊农民暴动、元朝刘福通、明朝李自成义军都使中央政府疲于奔命。梁山泊的好汉英雄多是流氓，本原是农民。晁盖七人是郓城富农， “专爱结交天下好汉”；公孙胜是四方云游的道人；阮家三兄弟以打渔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私商，古人以私商隐喻做杀人勾当)；白胜是闲汉；刘唐飘泊江湖；吴用秀才不第；“哪一个没杀人越货勾当”。所以梁山好汉多没有正当职业，出落成流氓。梁山泊集团是帮会组织而非政党。由其口号可知梁山好汉依“义气”结合，而不是像政党那样因为某种理想主义而团结在一起，这种靠简单夙愿维系的族孩子决定了其发展和结局。消费式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直接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第四个环节入手，而非生产环节。显而易见，其消费品只能靠掠夺得到，然后将消费品进行再分配，达到“仗义疏财”、“劫富济贫”的最高道德水平
宋江形象分析一 胸怀大志 患得患失 作为郓城县刀笔小吏，宋江生逢末 世，胸怀大志。《水浒传》第十八回对 他出场的描写是：“坐定时浑如虎相，走 动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 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 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 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平生只好结 识江湖上好汉”。他为人排难解纷，济人 贫困，周全人性命，注意收拢人心。这 是乱世枭雄的首要特点。不过，宋江不 以武艺称雄，也不以文采见长。他抑自 身短处，扬自己长处，重点在做人上下 功夫而不重于做事，深得征服人心的奥 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疏财仗义更多 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及时甘 雨四方称”。在豺狼当道，社会黑暗混乱 的季世，宋江的早期活动突出表现了他 处心积虑图谋天下的抱负。只是因为时 机未到，才暂时守着刀笔小吏的岗位， 上通官府，下结豪杰，只等时机来临， 揭竿而起，聚积好汉，养成势力，摇动 天下。正所谓“他年遂得凌云志，敢笑黄 巢不丈夫”。 那时候，北宋王朝承平日久，累世 因循末俗之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徽 宗荒淫无耻，重用蔡京、高俅、杨戬、 童贯等“四贼”，政治腐败。他们公开卖 官鬻爵，养拉私党，争权夺利，互相倾 轧。英雄豪杰试图靠文才武略建功立 业，青史留名，是不可能的。即如蔡京 以翰林学士出身，实非因才略见用。他 凭着早年遭迹端王，当上老师，工书善 画，投合端王；又凭着几十年的官场操 练，练就一身察颜观色，溜须拍马的本 事，把小主子伺候得烫贴舒服。一朝端 王登基，蔡京夤缘而上，成为当朝太师 宰相。浑如明朝大奸臣严嵩以善写“青 词”阿附世宗嘉靖皇帝的路数。其他像高 俅、童贯、杨戬之流，斗筲之辈，亦皆 因遭迹端王，迎合端王通熟浮浪子弟门 风，里外帮闲，无非吹弹歌舞，踢球打 弹，相朴玩耍，做低服小，委屈忍让， 慢火煎鱼，持之以恒，把一个“捧”字 到十二万分。一旦功德圆满，遂篡庙堂 高位，连亲结党，横行霸道，仗势欺 人，扰乱天下。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青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