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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一切让彼得罗夫搜集到不少罕见的关于巴金创作的材料，并保证了他后来能够给同行和学生深入介绍巴金创作。彼得罗夫认为：“在吸收着中国和世界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巴金从来没有模仿别的作家——无论前辈还是同辈的风格。作为真正的艺术家，他在文学道路上挑选了自己的路线”。（注：巴金《爱情三部曲，短篇小说》第26、24页， 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谈到巴金的创作方法，他曾指出：“巴金作品中梦想永远赶在事件进程的前面，但是其出发点一直是生活的现实。梦想是积极作用于读者的工具”。（注：巴金《爱情三部曲，短篇小说》第26、24页， 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 作为学者，彼得罗夫特别注意解剖作品思想内容的情节和形象的分析。遗憾的是，教学压力和身体情况没能让他在1960—1980年代把其对巴金创作的理解写成专著。 彼得罗夫巴金研究的追随者是莫斯科大学尼果里斯卡娅教授。“文革”期间，当巴老的命运不明的时候，她正在下功夫写《巴金创作概况》，该书于1976年在莫斯科出版。（注：尼果里斯卡娅《巴金创作概况》第103页，莫斯科：莫斯科国立大学出版社，1976年。）专著的形式允许尼果里斯卡娅更详细地分析巴金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手法。她连续不断地将巴金的创作放在中国和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比如，她经常拿巴金与曹雪芹、鲁迅、屠格涅夫、契诃夫作比较。特别成功的是尼果里斯卡娅对巴金艺术手法的考虑。不过，与此同时，她在材料的处理方面颇失平衡。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少数的重要作品，如《家》、《雾》、《雨》、《电》、《火》、《寒夜》等，而差不多忽视了巴金其他的著作，如《春》、《秋》、《死去的太阳》、《海底梦》、《雪》、《新生》等。巴金处女作《灭亡》的分析仅占了一页。也就是说，尼果里斯卡娅专著的发表虽然是一个进步，但还是没完成全面研究巴金1920—1960年代创作生涯的任务。理所当然的是，因先后顺序的原因，这本书也未能涉及巴金晚年的散文，如《随想录》系列。 对《随想录》内容、巴金英勇精神、其承认错误勇气的妥当评价，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索罗金教授1991年写的《遥远历程的路标》的序言中才出现。索罗金认为巴金一直保留着下列的核心特点：“……作家对人类的责任意识、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对解除人类所受的各种社会和精神上的奴隶枷锁的痴心”。（注：索罗金《遥远历程的路标》，《巴金选集》第5页，莫斯科：彩虹出版社，1991年。）该序言在回顾巴金创作历程的同时，特别重视作家世界观的演变。 1990年代苏联解体和经济危机对我国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极负面的影响。巴金研究也不例外。13年内俄罗斯没发表任何有关这位中国文坛巨匠的文学遗产的研究。 巴金研究新的推动来自巴金先生诞辰100周年。2004年6月22—26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在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支持下，举办了纪念巴金百岁的《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共有来自世界7国的50位学者与会。 研讨会前出版了一本对巴金伟大人格和独特才华表示亲切敬意的论文集。 该研讨会由圣彼得堡大学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题为《在追求善良和正义的道路上》的学术报告开幕。报告中，谢列布利雅科夫提到了巴金创作的道德基础，也考虑了作家世界观的哲学和文学来源。他满怀信心地表示：“21世纪巴金的作品仍然会打开精神顿悟、崇高理想、纯洁意图之世界，它们符合当代读者的道德要求，富有深刻的美感乐趣”。（注：谢列布利雅科夫《在追求善良和正义的道路上》，《远东文学研究·研讨会论文集》第15页，圣彼得堡：和平玫瑰出版社，2004年。）谢列布利雅科夫也认识巴金先生。他跟彼得罗夫一样，1957年11月在列宁格勒第一次与巴金会面。然后1959年8—9 月几次于上海见面。1984年11月他最后一次访问了巴金的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捷罗霍夫丘夫教授题为《当代中国文学中巴金的传统》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积极反应。学者将巴金及其同代作家曾面临的挑战与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作比较，如对待外国文学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巴金先生的经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周期无疑有极大的价值。其实上述论文并不是这位著名学者研究巴金的第一次探索。早在1983年捷罗霍夫丘夫在苏联主导的汉学刊物《远东研究》上业已发表了题为《巴金——爱国主义作家》的论文。（注：捷罗霍夫丘夫《巴金——爱国主义作家》，《远东研究》1983年第4期。）该文章就俄国文学对巴金创作和世界观的影响做出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也对美国学者奥尔伽·浪在《巴金及其创作》中对巴老人生哲学的结论表示不同意见。 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扎哈洛娃教授的论文叫做《巴金散文》。她研究了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特点，并评估了巴金对推动散文发展的贡献。除此以外，扎哈洛娃还以题材给巴金所写的散文作了分类。 2004年10月，圣彼得堡俄中友协于圣彼得堡友谊宫举行了纪念巴金诞辰100周年的晚会。该活动吸引了不少学汉语的大中学生以及热爱中国文学的人士。晚会上圣彼得堡大学司格林教授和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发表了讲话。后者充满感情地向观众介绍了他几次与巴金的会见和这位伟大作家的命运。 据我看，俄罗斯汉学目前面临着难得的研究巴金的机遇。原因在于：第一，俄罗斯巴金研究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第二，时间确认了巴金遗产的不朽的文学价值；第三，中国出版了巴金全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材料不全的问题；第四，经中国学者的努力，20年来发现并发表了许多有关巴金生活和创作的材料，如巴金的书信等；第五，文坛和文学研究的非政治化提供了做出更客观、更灵活评价的机会。 在俄罗斯汉学教育中，比如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对巴金作品的认识是汉学家培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达1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 巴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巴金的创作被评为体现20世纪中国文学和历史特点的革新路线。巴金代表作《家》为学生必读之书。本科中国文学毕业考试中只有10个涉及现代文学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巴金的创作。再加上，文学翻译课程就是从翻译巴金作品即中篇《雾》和长篇《家》开始。巴金清清楚楚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生动的外貌和大自然的描写成为培养高级翻译家的上乘教材。除此以外，自1954年起一直到现在，巴金创作研究是我校大学生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常见题目。比如最近3年来， 圣大学生在巴金创作的不同问题上写了3篇学士论文和7篇年级论文。这一切让人相信俄罗斯巴金研究和巴金文学翻译肯定会有生力军。 得知巴老走了，心里就有了不同感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金一直爱俄罗斯，俄罗斯也一直爱、并且永远会爱巴金。
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摘要: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家》揭露了封建体制的罪恶。但这只是小说意蕴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小说不仅仅揭示了制度之恶,还展示了人性之恶,很多发生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悲剧,其根源往往不只是罪恶的封建制度,还有源于人性深处的恶。小说对人性恶的呈现构成了《家》的另外一层意蕴。关键词:巴金;《家》;人性恶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着封建体制带给人们的伤害。代表作《家》在这个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也是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点。但是,作为一部至今读来仍然感动人心的作品,《家》的思想意蕴远不止此。岁月的磨洗使得这部小说另一部分的意义逐渐鲜明起来:《家》中描述的那些旨在暴露封建大家庭罪恶的惨剧和所揭示的大家庭内部的腐败堕落,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仅仅来自专制体制,还来自人性中的恶。展示具有多样表现形态的人性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又一层内蕴。在对《家》所表现的人性恶进行探讨之前,需要对“人性”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人性”是一个运用广泛,含义繁复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论述颇多。笔者不准备就此问题进行详尽地探讨,只根据个人的理解和生活体验并结合所要研究的文本,对“人性”这一概念做简略说明,以便下文的讨论。本文所要探讨的人性,是指人性中那些虽然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局限,却主要不是在具体的家族礼教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和稳固性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这种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主要不是源于社会因素而是源于生物因素,它是一种构成复杂同时又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天然结构。在现实当中,人的社会因素总是和生物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但要强调的是,生物因素并不会因此就融合到社会因素中去,生物因素仍不失其自身的特性,它感受到社会因素对自己的影响,从而获得新的表现。这里涉及的人性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质变。由以上界定可知,本文所谓的“人性恶”就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具有很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具有负面特征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正如卡夫卡所认为的,人们面对统治世界的恶势力之所以会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人的生命本性无法依赖,人本身就是这股恶势力的发射源[1](P54)。当然,也要注意到,《家》这部小说对于人性恶的呈现较之巴金的后期作品如《憩园》《寒夜》等要隐晦得多,而它与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的联系却要紧密得多,很难将这部小说中的人性恶完整地抽取出来进行独立地分析。在《家》中,往往是同一事件既包含有反封建层面的意义,又具有对人性恶的揭示,它们二者是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分析只能是侧重于小说人性内蕴的一面而不可能完全抛开对其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人类灵魂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些代代相传、绵延而下的具有很大稳固性和普遍性的缺陷,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十分注重政治性、社会性的国度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巴金小说《家》的版本众多,本文用做分析的文本出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中所收的《家》。它是依据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本付印的,较能体现这部小说的初始面貌。以下引文若无特别标注,均出此书。小说《家》呈现了人性恶的多种具体表现形态,例如人性的卑劣、偏狭、自私和伪善等。这些表现形态往往同时集存于《家》中的某个人身上,它们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可以彼此转化的,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界限。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将分类论述。一、对卑劣人性的揭示这主要通过小说中对社会舆论的描写表现出来。巴金的小说《家》多处涉及了对社会舆论强大异化力量的描写,但我们不准备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小说中这类描写进行分析,而是力图从人性的层面来看待这类描写的内涵。《家》所描写的社会舆论主要不是一种常态的舆论形式,而是舆论的种种畸变形态,如:流言、谣言、诽谤等。这些都是人们急于满足卑鄙私欲而采取的过激的评价行为。那些本来不应受到非议甚至需要声援的人和事经过一些人恶意的歪曲、放大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扼杀人精神以至肉体的力量,这是在人性恶的驱使下出现的十足的恶行。在小说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行为激进的青年。琴和剪掉辫子的倩如走在街上,听着跟在她们后面的男子们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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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金的《家》为例来看看现当代男性在塑造天使性女性时所暗含的男性中心意识。我们先看鸣凤跳湖自杀这件事。我们先想一想鸣凤可以不可以不死。鸣凤如果不死，那么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坚决反抗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一条路是活着嫁给冯乐山。前一条路接近琴和觉民的路，后一条路是婉儿的路。作家写小说当然不应该让一个人物的道路重复其他人物的道路。但是除了艺术构思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家安排鸣凤跳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我们不妨想一想鸣凤的爱人觉慧愿意不愿意鸣凤不死。鸣凤死了，觉慧很痛苦，这是真的的。但是如果鸣凤要以争取爱情幸福的方式进行反抗，觉慧愿意不愿意呢？如果鸣凤一定要争取爱情幸福的话，会让觉慧很难办的。她这麽做，一定会把觉慧牵扯进去，逼得觉慧跟她一起反抗，至少让觉慧受到来自女性方面的压力。而我们知道觉慧这时候其实是不想反抗的，所以从觉慧的角度考虑鸣凤最好不要这麽做。觉慧心目中的好女人是不应该给男人压力的。那么，让鸣凤嫁给冯乐山，觉慧愿意不愿意呢？恐怕觉慧更愿意让鸣凤死了让他去凭悼、去痛惜。因为觉慧其实是非常在乎自己对鸣凤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所有权的。当觉慧第一次得知鸣凤和婉儿中的一个要被送去当姨太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帮助鸣凤逃脱这可能的厄运，也不是“我们”这一相爱的共同体如何去面对可能的封建压迫，而是急于再一次确认女性对自己的忠贞程度。所以，他“激动地”问鸣凤“你不要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你怎么办？”这里是“你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怎麽办”、“我怎麽办”。得到鸣凤坚决不去的承诺时，觉慧只是放心地说“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赌咒！”这里，觉慧关心的只是他对鸣凤的所有权，而不是鸣凤的命运、鸣凤的生存境遇。觉慧在鸣凤承诺反抗时也不承诺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任何责任。所以说鸣凤投湖、以死抗争，正是以恰如其分的刚烈在精神、肉体双方面为觉慧都保持了贞节，同时又让觉慧获得了不抗争甚至不同情的自由。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以女性生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成全了男性全面占有女性的虚荣和男性可以不为爱情负责的自由。这一部小说中，隐含作者、叙述者的立场，与人物觉慧的立场最接近。作家不自觉地处处替觉慧考虑，那么鸣凤只有这样去死才最合适。 鸣凤死了，作家对她节烈行为的奖励，就是把她写成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富有诗意美的女性。我们再想想这种诗意来源于哪里呢？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跳湖前的那一大段独白。那一段独白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怜惜、感叹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表达对觉慧无怨无悔的爱。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家》） “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家》） 男性生命之外的一切，被爱着的女性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女性之爱，对觉慧、鸣凤现实身份上的主奴关系毫无超越，完全没有获得爱情双方平等相处、共同承担人生这应有的内涵，实际上是泯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空洞化为仅仅是男性附属物的奴性之爱。鸣凤这么想，自有其当婢女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既有的传统文化规范限制着她的思想高度，无可厚非。然而作家和代表作家立场的小说叙事者以及研究界对此毫无审视和批评，却是思想的贫乏。叙事者、作者、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保持贞节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切，一股脑儿地都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未曾加以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殊不知，前者不过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观念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巴金的现代生命观念与性别等级观念、同情女性的人道精神与男性中心意识、现代性爱观念与传统节烈观是隐秘地交织在《家》的叙事中。 我们再看看《家》中瑞珏、梅这两位女性形象。这两个女人都是觉新不抵抗精神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对觉新都没有任何抱怨。 “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家》） “你如何担得起不孝的罪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家》） 《家》中，斥责觉新不抵抗主义的只能是男性人物觉慧，而不可能是任何女性人物。梅、瑞珏，只会用无尽的挚爱来体谅觉新受剥夺的苦楚，而不会居高临下地审视、否定他的弱点，根本不计较正是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帮助封建势力毁掉了她们的幸福、并将毁掉她们的生命。这便是梅和瑞珏这两位贤惠女性对男性作揖主义的理解、体谅。然而，正是这种无锋芒的爱，这种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精神，构成了巴金笔下理想女性的美德，构成了她们的生命诗意。巴金对子辈男性或被压迫阶级男性不抗争行为的批判、反思，都不过是男性内部的自审。因为是自审，所以就容不得女性这一他者来插手过深以致于影响到她们作为第二性的忠诚，也就是说不能影响到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巴金无论如何痛切地替现代子辈男性进行自审，终究还是以男性自恋为前提的。女性无条件的爱，正是这个男性自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自慰品。 实际上，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与相关男人的立场都是保持高度一致的。觉新不反抗，梅和瑞珏当然也不能反抗，觉慧介于要反抗和不反抗之间，鸣凤就反抗得恰如其分。觉民要坚决反抗，琴也就坚决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相对峙的价值体系中，只有男性才能真正成为这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主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一般总是无条件地爱着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无论这些男性将向对立的封建家庭、罪恶社会抗争，救出自我；还是将向戕害自我的力量妥协，毁灭自我；还是介于抗争与不抗争之间、最终给自己带来悲剧；还是背离正确的革命理性、走向无谓的牺牲。也就是说无论这些男性值得爱还是不值得爱，琴、瑞珏、梅、鸣凤等天使型女性都只会忘我地去爱。男作家派定给理想女性的爱的哲学，实际上已经背弃了冰心等“五四”女作家所奠定的主体觉醒之后关怀生命之脆弱的现代思想特质，成了一种从夫的传统妇德，虽然它已被纳入男性反叛父权专制、控诉社会罪恶的现代启蒙框架中，从的已不再是父辈指定的夫，而是进步的男性青年或者男性启蒙原则，但女性泯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夫为天的奴性实质并没有变，只不过是封建旧酒装入了现代新瓶而已。天使型女性镜像的文学实质，是现代男性作家为女性泯灭自我的奴性之爱敷上高尚圣洁的道德光辉，使得女性能够在天使的桂冠下自觉奉行女奴的人生哲学、心甘情愿地为男性在启蒙、革命中获得拯救或安慰充当垫脚石、慰藉物。回答者：冰度一水 - 经理 四级 10-15 22:22《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 《家》里面不一定就有作者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作者所爱过的和他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作者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 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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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再次，作品在语言上也独具魅力。巴金的作品一向语言简洁生动，流畅奔放，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家》在语言上也同样体现着巴金作品的独特风格。在作品中，作者无论是写人，或是叙事，甚至剖析人物心理，都是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这就使读者在领略人物命运时，一同体味到了作者的喜怒哀乐，使作品具有了格外感人的情感力量。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祖籍浙江嘉兴。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一位在留学法国时认识的一位巴姓的同学巴恩波，以及这位同学自杀身亡时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他把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为了他的笔名。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父亲曾在四川广元县做县令，为官清正，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隐。1914年母亲去世。1917年父亲也去世。自幼在家延师读书。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1920年旧历年底，祖父去世，巴金庆幸“家里再也没有人可以支配”他的行动了。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四川大学前身之一）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巴金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译著也很多。解放后，他写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给家乡孩子的信亲爱的同学们：谢谢你们写信给我,一大堆信!我数了数,一共40封,好像你们都站在我面前,争先恐后,讲个不停,好不热闹!家乡的孩子们,感谢你们给我这个老人带来温暖。我有病，写字困难，提着笔的手不听指挥。不要说给每个同学写一封回信，或者象五年级郭小娟同学所要的那样一小段话，就只给你们大家回一封信也十分吃力，有时候一支笔在我手里有千斤重。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我不能使家乡的孩子们失望，我终于拿起了笔。请原谅，我今年不能回家乡，并不是不愿意看望你们，正相反，我多么想看见你们天真的笑脸，多么想听见你们歌唱般的话语，但是，我没有体力和精神支持这样一次长途的旅行。那么，就让这封信代替我同你们见面吧。不要把我当做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这种感情。我今年87岁，今天回顾过去，说不上失败，也谈不到成功，我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过了这一生。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我在回答和平街小学同学们的的信中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有人问我生命开花结果是什么意思，我说：“人或者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就是要给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添上一点光彩。这个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经历，更多的时间，比维持我们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只有为别人花费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一心为自己，一生为自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我和别人一样，也希望看到自己的生命开花。但是我不可能再活一次。过去我浪费了不少的光阴，现在我快要走到路的尽头，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十分珍惜这有限的一分一秒。亲爱的家乡的孩子们，我真羡慕你们。你们前面有无比宽广的道路，你们心里有那么美好的事物，爱惜你们可以使用的宝贵时间，好好地学习吧，希望在你们身上。我真诚地祝福你们。巴 金1991年5月15日巴金留给我们的财富 一个世纪的生命长河，淌过崇山，流过峻岭，穿过峡谷，在这一刻停留了。巴金，多少人在呼唤这一名字，多少人在哀哭中国文坛的参天大树倒下了。 “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1927年，巴金以第一部小说《灭亡》，被人们认识以后，以自己的光和热，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人。巴金的财富，是他26卷本的不朽著作和10卷本的精彩译著。巴金的财富，更是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力量。 爱国主义，是巴金两大财富的重要基础。巴金12岁那年通读了《说岳全传》，深深被岳飞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震动。上世纪90年代，巴金在众人的劝说下，到杭州休养。从来怕麻烦别人的他，有一天却提出了要求，想去拜谒岳坟。在文征明《满江红》词碑前，年过九十，平时说话吐字不太清楚的巴金，像小学生那样吟诵起这首词来，声音越来越清楚、高亢：“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黎。这是离别巴黎半个世纪后，巴金第一次再踏上这片土地。故地重游，对于任何人都会有很多感慨。然而，每天清晨，巴金静静地坐在窗前，眼前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双眼井，广州的乡村……他说：“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 “让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巴金的心里始终珍藏着这一美好愿望。 巴金出生于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仁爱的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他从母亲这里懂得了爱，懂得了宽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师是轿夫老周。老周总跟他说：“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成年后的巴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精神和力量，使瘦弱的老周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讲出这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仁义、道德、忠爱。而恰恰是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为人之本。 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主要内容。在巴金许多文论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火一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 小张、小吴，从农村来到巴老身边工作。转眼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来探视，问巴老有什么要求？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张、小吴的工作。 仁爱、忠诚、正义、自律，人道主义相伴巴金一生。
关于巴金的写作素材：幼稚而大胆的“叛徒”（出生—26岁）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父李镛为官多年，颇有田产。父亲李道河任四川广元县知县，巴金随父母在任所居住。母亲陈淑芬思想开通，品性善良，对巴金的影响非常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巴金开始阅读传播各种新思想的书报，接触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各种思想文化。1927年，从上海赴法国，途中写《海行杂记》。旅居巴黎等地，开始写《灭亡》。1929—1930年（25岁），第一本小说《灭亡》出版，完成《俄罗斯十女杰》。译作颇丰。暗夜里呼唤光明（27岁—37岁）1931年，继续在上海从事著译，写中篇《新生》、《雾》，4月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家》，在《上海时报》连载，第一次刊出当日，获悉大哥李尧枚自杀。出版第一个短篇集《复仇集》。“九一八”事变后，写诗文控诉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结识鲁迅、茅盾等一批文学朋友，与郑振铎等筹办《文学季刊》。《爱情三部曲 雾雨电》全部完成。1937年，卢沟桥事变，8月，日军偷袭上海，巴金写诗文呼唤抗日救亡，后收入《控诉集》。《呐喊》杂志创刊，巴金任发行人。11月上海沦陷，蛰居租界继续写作。1941年，回成都探访亲友，再到昆明探望萧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文化人转移到桂林。黎明前的探求（38岁—44岁） 1942年，在桂林写散文《灯》，从桂林到重庆，得知曹禺正在改编《家》为话剧。 1943年，译完屠格涅夫的长篇《父与子》，写杂文《一个中国人的疑问》，与英国神父赖治恩就道德问题论战。在重庆，曹禺改编本《家》连演100场爆满，打破战时重庆话剧演出纪录。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参加文艺界各种政治性活动。11月回上海，与郑振铎、李健吾等筹组中国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沉浮二十余载（45岁—72岁）1949年，赴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中国全国文联委员；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1954年，在京参加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发言，第一次对社会、文化工作提出批评。 1955年，主编的《文艺月报》因不转载关于批判胡风的材料，被批评为政治错误。 1956年，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10月14日，主持鲁迅墓迁葬仪式，并讲话。1957年，在京出席中国作协创作规划会议，期间与赵丹、方纪等受到毛泽东接见。与靳以同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创刊。开始编辑《巴金文集》1958年，从姚文元在《中国青年》发文开始，以拔白旗为名的批巴运动持续了七八个月。
资料一： 早在1999年，96岁的巴金重入华东医院时，他就多次表达过实施安乐死的愿望。他曾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活着。”“有你在，灯亮着”，这是巴金对冰心的赠言，现在被用来描述我们对巴金的追思。巴金之于我们，有着特殊意义：我们需要那种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知识分子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任何一个年代，都不会“过时”，且弥足珍贵。 巴金的知识分子姿态，为后人提及最多的是他上世纪80年代花费8年时间写成的《随想录》。这是一个人直面心灵的言说，“讲真话……”，“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这些对于过去年代的个人阐述，对后来人来说，并未见得能理解其忏悔中的沉重。现在回头看这部“絮絮叨叨”的作品，其暗示、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言说风格，只能让我们体会到即使身处上世纪80年代，真实地表达也是困难的。但这种困难并没有阻止他义无返顾发表从维熙劳改题材的《大墙下的红玉兰》。 考察知识分子在一个年代里的表达，某种程度上可以勾勒出民族精神的走向。无论是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去迎合权势，还是在事后“像唱歌一样到处做廉价的忏悔”，都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悲哀。这两种类型的姿态历史上并不缺乏，而且在特定时期都可以给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巴金在《随想录》里对“文革”的反思，即便是其对“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还是对胡风和叶非英冤案的抗议，也绝不是同时代作家中最猛烈最决绝的。但巴金的言说让人看到他在自我肉搏后的真诚，真诚地对待历史和自己。而对于那种前后反差明显的态度，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其忏悔的真诚，其人格是否独立。 “讲真话”。“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姿态。这就是我们仍然需要巴金的理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传统，在当代社会里演化成要么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理论工具，要么去做些关乎风月、关于形式和美的研究。进入新世纪，社会转型出现的利益分化现象，对于具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否对现实发言、如何发言，怎样使自己的知识转化为时代进行中的点滴力量，绝对是一种立场的选择。以对民族和国家的深沉之爱选择良知独立发言，并让这种精神成为一种传统，是巴金留给我们的启示。 资料二：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市人(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中。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巴金晚年出版随笔集《再思录》、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也由于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后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和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对象，自1989年起，全国共召开过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 资料三：巴金（1904～）现、当代作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 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 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 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 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 《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 《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 《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 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 《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 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 《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 《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 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 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 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 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 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 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 《创作回忆录》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 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多年 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 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 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 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浅谈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浅谈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论文摘要：
巴金创作于40年代的作品，要比三十年代更成熟。其作品《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就艺术水平而言，都超过了《家》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寒夜》，在巴金后期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思想主题的多重意蕴及艺术风格的巨大变异，显示了巴金小说的巨大美学价值。
论文关键词：巴金；《寒夜》；冷静缜密；复调。
人物介绍：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一、由单一走向多重意蕴：
巴金后期小说的“复调”结构巴金在40年代，在风格上变得深沉，内涵复杂丰富。如果说早期作品都是单调小说，后期基本上都是复调小说。在作品中，总有多种意蕴和声音。他仍然承续着前期的抒情性，但是，不象早期那样浮躁，粗浅，激越。而是含蓄蕴籍，令人回肠荡气。比如《憩园》抒情性比较强一些，但是，很委婉深切。之所以如此，就是内涵上比较丰富。一方面仍然是对封建大家庭的文化批判，另一方面却是对人性自由、善良的渴望。还有作者个人化的对家族的情感因素。《第四病室》社会批判性很强，但是，也有人性透视和对善良、美好人性的渴望。尤其是意蕴丰富、技巧精湛的《寒夜》，可以说是巴金最圆满的艺术精品。接下来笔者就以这部作品为例，来探讨后期小说的深刻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变异。
二、《寒夜》的多重意蕴
《寒夜》文字并不多，但内涵非常丰富。是社会批判、文化冲突、人性探索与人生思考的合一，现实、文化与人性、人生的三位一体。
1、巴金创作《寒夜》的一个巨大动力就是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寒夜”就是阴郁现实的象征。作品是写一个小家庭的悲剧，它不是来自巴金过去大家庭的生活资源，而是来自于自己小家庭的生活感受和想象。创作《寒夜》时，巴金新婚不久，还陶醉在幸福甜蜜之中。但是，他以一种卓越的想象力，写出这样一个动人的悲剧故事。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人物很少，一对青年夫妇，一个婆婆，一个孩子。丈夫汪文宣性格软弱，收入微薄，妻子曾树生漂亮、开放，而婆婆却守旧顽固。由于生存压力，本来就存在的矛盾日益激化，婆媳之间冲突不断升级，丈夫左右为难，精神极度痛苦，最后妻子离家出走，丈夫由于严重肺病，在抗战胜利锣鼓声中痛苦死去。婆婆领着孩子离开家里。结尾的时候，妻子曾树生回到家里，但是，人去屋空，她一个人在寒冷的月夜下徘徊。作品写道：夜，的确太冷了。巴金把这种家庭悲剧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正是国统区这种黑暗的现实造成了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后来，巴金为了解释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一再强调成书的时代背景，明确表示作品的目的是揭露抗战前夕大后方政治黑暗和知识分子的痛苦处境。“那时社会上最活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是那种利用职权囤积居奇，做黄白黑生意的人，他们官商结合，权利结合，像蛀虫一样把中国在战争中所剩下的一点元气全部耗光。”作品中汪文宣的痛苦、失业及家庭的破碎，都和社会现实具有密切关系。
2、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冲突
实际上，这种家庭悲剧也可以在文化上找到原因。
在这个家庭中，婆媳间的冲突是最重要的冲突。婆婆完全是旧式的，在她身上是传统封建的家庭伦理观念，而曾树生却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婆婆总是用旧的观念去衡量儿媳妇，媳妇由于无法接受这种陈旧的道德约束，于是双方常有冲突，这导致这个家庭的破碎。
婆婆对于儿子和媳妇，就象中国所有非常传统而狭隘的母亲一样，是那种伟大而自私的爱。但她同样也以那种传统的封建妇德审视曾树生。在传统妇德的尺度下，曾树生这样一个新派女性就是不守妇道的坏女人。她极端讨厌、甚至憎恨儿子的妻子。她看不上曾树生的生活方式，如跳舞、晚上与人应酬，化装、穿漂亮的衣服等。她甚至对曾树生和自己儿子的自由恋爱和婚姻都进行非常尖刻的嘲讽，“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曾树生自然难以忍受这样辱骂，她说：“我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就不曾有过缠脚的福气。”在更多的情况下，她不是和曾树生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汪文宣和曾树生激烈冲突。她不是去理解、支持儿子和妻子的感情，而是破坏她们之间的感情。看到儿子和妻子的那种亲密的感情，她不是感到欣慰，而是反感。儿子和妻子吵架，她不是希望他们两个快点和好，而是幸灾乐祸，甚至挑拨离间，添油加醋，怂恿儿子和妻子一刀两断。曾树生和汪文宣吵架赌气出走，她说是“私奔”，而且说她不可能回来，说：“要是我就登报离婚。”“我劝你死了心吧，现在新派女人，哪里会长远跟着你过这种苦日子啊！”“那个女人走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接不到女人。”儿子主动找妻子，她便生气，认为儿子没出息。两个人的冲突最后到了那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程度。曾树生出走就和这种婆媳冲突具有更直接的关系。
3、人生思考与人性探索
这种家庭悲剧还蕴涵着巴金对人生、人性的.思考和探索。如果说婆婆与媳妇的冲突主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那么，夫妻之间的冲突就带有更多人性、人生的内含。
造成这种家庭悲剧的最深层根源是生命冲突。汪文宣与曾树生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汪文宣是枯萎颓败，曾树生却是饱满丰盈。他们之间并非因为缺乏感情而破裂。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婚姻，并不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在一起生活了14年。从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她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曾树生即使离家出走，也仍然惦念着家里的丈夫和孩子，总是按时给家里寄钱，写信，最后又回到家里。所以，关键不是他们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是生命状态的问题。汪文宣已经丧失了男人的生命力量，这不仅是由于他身体的疾病，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精神状态。他仅仅剩下一个善良道德的空壳，除了善良忠厚，一无所有。他是那种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之下被磨去了生命力，不断下滑沉沦的人。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他都缺乏应该有的独立意志和力量，只是软弱无力地随波逐流。
在社会上，他虽然在工作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是，在事业上却一无所成，甚至最后失业，靠妻子养活。他既没有朋友，也无法获得上级的认可。他的懦弱几乎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大家凑钱请上司吃饭喝酒，他本来很拮据，丝毫没有兴趣，却也不敢说不，拿出钱来，一起到酒店，强做欢乐。他带着严重的肺结核病工作，总是咳嗽，但是，上司看他一眼，他就不敢咳嗽。在家庭也是同样的软弱的，他没有能力处理好家庭纠纷，在妻子和母亲冲突的时候，他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除了痛苦，就是无奈。他的这种软弱，已经使他丧失了一个男人的魅力。他经常瞪着一双可怜的目光，在曾树生的脸上寻求同情和理解，但是，曾树生最无法忍受他的这种目光。他的母亲总是咄咄逼人地排斥、否定曾树生，而她面对母亲的压力时，或者是眼睛充满泪水，或是痛苦呻吟，或者是企求的目光，或者沉默无语。他的善良道德可以说是一种对生命力的疲弱的补充，他试图用道德来弥补生命力的不足，但是，他最终仍然无法维持爱情和家庭。曾树生却是那种生命力饱满丰盈的女性。她活泼、漂亮，对生活有所渴望。但是，她并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的知识女性，而是那种世俗化的知识女性。她渴望的那种幸福，是一种世俗幸福。从这个角度看，《寒夜》就是关于一个懦弱的男人与一个漂亮的女性的爱情悲剧故事。
三、缜密冷静的写实风格
巴金前期是激情写作，后期却是冷静叙述。《寒夜》最充分地体现了巴金后期小说的冷静缜密的写实风格。
巴金前期属于“青春写作”，其风格呈现出激情化的特点。《家》就是这样的小说。情绪、感情成为作品最突出特点。热情洋溢、坦率单纯、酣畅淋漓，汪洋恣肆，行云流水，他不求深刻隽永，不求繁复严谨，只求与读者的感情沟通和共鸣。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却不断强调自己的爱和恨的感情特征。爱和恨是一种感情的激流：“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火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
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一谈到《家》，巴金就强调自己当时的爱和恨的感情。
爱和恨是作品的主要感情。在语言上，抒情性语言非常多，即使描写性的语言，也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在很大程度上，《家》就是依靠这种这种爱憎分明的激情反抗的力量而获得了众多的青年读者。但是后期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日常生活细致描摹作品《寒夜》虽然以抗战时期为背景，却没有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写普通的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最主要是写三个人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这就决定了作品的缜密细致的叙述方式。日常生活本身就没有什么戏剧性，如果不是细致地描摹，作品就没什么写的了。所谓细致，就是细节。作品以精彩的细节取胜，作品几乎没有大场景，都是日常生活细节构成。如作品开头写汪文宣由于和妻子吵架，妻子离去。他去妻子工作的银行找妻子去，但是发现妻子正和一个男人出来，他想找妻子而又不敢的矛盾、复杂、痛苦的心理，懦弱的性格，在细节中充分显示出来。
2、心理深度
优秀的小说总是要塑造人物性格的，《寒夜》中人物不多就三个人，但是，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很丰满，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人物性格的成功，就是对人物心理的开掘。只有进入心理，才可能塑造性格。一般来说，中国古典小说，主要靠人物行动显示心理，或者是细节描写开掘心理。但是，现代小说往往直接进入人物的心理，更深入地开掘、描摹人的内心生活。《寒夜》主要是靠细节和心理开掘的深度来写人物的。作品往往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复杂心理揭示出来。
比如整个第二部分，全部是汪文宣的心理活动。写他做一个梦。在梦里，母亲和妻子两个人都争夺他，他处在中间，非常痛苦。
四、余论
总而言之，巴金后期的小说创作尤其以《寒夜》为代表，体现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特别是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以及注重细节的描摹，展示了一颗伟大文学心灵的卓越的想象力和吞吐经验的能力，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折射出了永恒的文学魅力！
巴金的名言名句：
1、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2、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3、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安慰的人。
4、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5、我的眼眶里至今还积蓄着朋友们的泪，我的血管里至今还沸腾着朋友们的血。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不止是我个人的孤寂的心，而是许多朋友们的暖热的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句。我是靠着友情才能够活到现在的。
6、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索取。
7、沉默容易使人跟朋友疏远。热烈的诉说和自由则使人们互相接近。
8、生如同日记，每人都想记下自己的经历。但当他把记好的日记和他的誓言进行比较时，心情是何等谦卑啊!
9、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
10、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样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11、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
12、青春是无限地美丽，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个信念，贯穿着我的全部作品。
13、“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人明白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他更不肯浪费时间，他要在这有限的余生里做好一些事情。
14、我在写作中所走过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无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我的态度都是忠实的。……我愿意它们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们对光明的爱惜，对黑暗憎恨。……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黑暗中呼号的人的职责。
15、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
16、光辉的理想像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
17、希望是人生之需要.人如没有希望，何异江河干涸了流水？
18、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19、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对我来说它永远是鼓舞的源泉。
20、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我都会感到喜悦。
21、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露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随想录》
22、朋友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
23、这群青年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些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这个理想，他们就牺牲了他们个人的切。他们也许幼稚，也许常常犯错误，他们的努力也许不会有点效果。然而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却使得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
参考文献：
[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2]何艳萍.《从复调分析的角度看巴金后期小说创作》,《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恩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林和生译,华夏出版社,2005.
摘要： 巴金在其后期代表作《寒夜》中所塑造的新时代女性曾树生，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及其矛盾的人：与丈夫、与婆婆、与自己……通过无数次“去”与“留”的挣扎，巴金将一个新时代女性在一个黑暗腐朽的社会中努力抗争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关键词： 《寒夜》；曾树生；女性形象；矛盾性 《寒夜》（1944-1946）是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后期文学创作中成就最高的现实主义作品。这部作品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抗日战争后期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叙述了其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其中对于曾树生这一独特的新时代女性形象，研究者们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但就是这样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女性，其实想要自由也渴望温暖，内心中有着无尽的矛盾与挣扎。 一，与丈夫的矛盾。 曾树生对汪文宣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两人能在大学时期不顾汪母的反对而为了共同的理想结合，可以证明曾树生对汪文宣的爱。这种爱没有因为婆婆的刻薄针对而减弱，但是却因为汪文宣的改变而改变。上学时期的汪文宣有着创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教育梦想，然而悲剧的是，在出版社当一个小职员的他，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和周遭同事的冷眼下，他逐渐低迷消沉，并且很不幸地肺病缠身。试问有哪个女人还会爱着这样的男人？“永远是那种病态的黄色的电灯光，和那几样破旧的家具。他永远带着不死不活的样子。她受不了！”汪文宣在曾树生心中原本意气风发的形象逐渐被一个病态的、死气沉沉的人所替代。或许曾树生对汪文宣还有残留的爱，但其中其实还包含了对他的怜悯，从她数次的“去”与“留”中可以看出，她对丈夫的矛盾情感。 二，与婆婆的矛盾。 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的“矛盾”，表层意义上是婆婆与儿媳之间的争吵，深层意义其实代表了新旧两个时代女性的观念之争。汪母是出身于云南昆明的才女，自小也接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她陈旧的观念里，女性就应在家相夫教子，而不是在外抛头露面。对于曾树生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她更是百般针对，嘲讽她只是儿子的“姘头”。而在曾树生看来，两人曾经有着热烈而真挚的爱和想要共同实现的理想，即使没有所谓的“八抬大轿”又怎样？他们还是在一起了，还是结为了夫妻。曾树生与汪母之间的矛盾，只要两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就不可能得到解决，然而显然汪文宣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懦弱的他没有办法立场鲜明地偏向某一方，即使他是那样苦苦哀求希望妻能够回家。 三，与自己的矛盾。 曾树生的身上既有现代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又有传统女性恪守家庭道德的品质。作为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女大学生，她靠着自己的努力拥有一份薪资颇丰的工作，以一己之力承担了汪文宣的无尽的药费和小宣高昂的学费，她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勇敢地跨出门去接触新的世界，而不是被陈旧的观念所束缚。然而她仍然没有摆脱传统道德对她的影响，她虽然追求着个人的独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家庭，而是忍耐地做着自己不喜欢的“花瓶”工作，为了丈夫的病情稳定而避开与婆婆的争吵。即使后来飞去了兰州，她也仍然一直给家里来信，当两三个月没有收到信时，她放不下牵挂地马上回家。在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中，她觉醒的个体独立意识和传统女性的道德观念折磨着她，让她越来越矛盾。“忘记我，不要再想我。我配不上你。但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即使是在她给汪文宣写的信中，也一边表达着自己的渴望，一边不停地与他道歉，让人心痛。 《寒夜》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剖析了一个抗战后期社会中一个悲剧的家庭，凸显了大时代下小人物苦苦挣扎的不易。诚如巴金在1962年《谈<寒夜>》中 “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 所言，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曾树生这样一个矛盾、复杂而丰富的角色，其身上新时代女性的个体独立意识和善良感性的人文关怀精神，还是让人对她抱着极大的好感与怜惜，令人印象深刻。 参考文献： [1] 彭茹欢.“离去”与“归来”——论《寒夜》中曾树生形象的矛盾性[J].新乡学院学报.2019（4）. [2] 林威娜.浅谈《寒夜》中“曾树生”的自我抉择[J].群文天地.2011（1）. [3] 佟博.一个女性的自我抉择:浅谈《寒夜》中曾树生形象.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2013年7月1日《巴金论集》是作者(坂井洋史)二十多年来所撰写的巴金研究的论文合集,包括对巴金早期无主义运动的探究,对《灭亡》、《家》、《憩园》等名...
巴金的写作风格文字简约，饱含丰富的人文主义色彩，从中可以清晰地体察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赫尔岑的影响，这与巴金当年从翻译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开始走上文学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用火烧我自己” 抗战爆发后，一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巴金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抗日救国斗争的洪流中。他和茅盾一起创办由《文学》、《中流》、《文季》、《译文》四家著名刊物组成的战时联合刊《呐喊》（后改名《烽火》），并担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这之后，他写了以表达前仆后继坚持抗战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莫娜·丽莎》，和书信《给山川均先生》、《给日本友人》等。这些作品洋溢着时代的气息，闪耀着战斗的色彩，表现了巴金对侵略者的激愤之情。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巴金未能与会，仍当选为理事。 巴金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是他抗战期间最重要的作品。 2、从“小人小事”到《寒夜》 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巴金迁徙流离的生活。1945年11月，他回到上海的旧居。巴金于这年12月底写完了他民主革命时期最后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寒夜》。 四十年代以后，随着生活视野的开阔和思想的发展，巴金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日益深化，他的创作面貌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巴金的作品与过去相比，既保持着原有的基本精神和风格特色，又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表现。这主要反映在英雄主义色彩逐渐黯淡，反抗的激情和对未来社会的向往逐渐收敛，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愈益发扬，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揭露愈益深沉含蓄。 在艺术表现上，深沉而压抑的控诉，取代了反抗斗争的呐喊，对于生活现象本身饱含情愫的客观描述，取代了作家主观激情的直接倾泻。所有这些，不仅使巴金四十年代作品更富于现实主义特色，也使他和时代的、文学的主潮一致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达到了新的境界。 1947年以后，巴金经历了自走上文学道路以来从未有过的沉默时期。 1949年5月27日，巴金以兴奋的心情迎来了上海的全部解放。7月，他应邀北上，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巴金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这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巴金:世纪文人的情与爱畅文 《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8年 第2期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坂井洋史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 第1期论巴金小说的死亡悲剧艺术——以《激流三部曲》为例辛慧 《丝绸之路》2010年 第4期对巴金书信和日记的两点考证肖乃田 《大众文艺：下半月（浪漫）》2010年 第1期鲁迅与巴金的宗教意识比较贾蕾 《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9年 第4期从当代散文的嬗变论“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确立的艰难——以巴金、贾平凹和余秋雨为例范培松 《江汉论坛》2010年 第1期“巴金”笔名的由来《内蒙古林业》2009年 第12期从目的论看巴金翻译的《快乐王子》罗丽芸 《大众商务：下半月》2009年 第12期巴金致萧乾书信日期考证唐丽君 秦必荣 《大众文艺：学术版》2009年 第21期巴金的编辑思想罗晓华 《出版科学》2006年 第1期从忏悔到随想——谈卢梭对巴金的创作影响郑艳 李敬巍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6期巴金 永远的《随想录》李辉 《中国报道》2009年 第11期情做血脉理做魂——巴金的创作思维初探贾玉民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巴金、朱雯与赛珍珠姚君伟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规训与惩罚——从巴金的创作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魏巍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巴金小说中的疾病伦理叙事分析邓赛梅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穿越黑暗的飞翔——论巴金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散文创作刘铁群 宋扬 《东方丛刊》2008年 第4期作家与人的融合——巴金本色创作论沈琳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6期巴金、冰心、老舍的精神形态分析巫晓燕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6期“人类”视野下的历史先声——论巴金小说中的异域历史叙事沈庆利 《济宁学院学报》2008年 第5期巴金文化心理结构解析陈连锦 陈江平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3期巴金：读书的过程就是思索生活、认识生活的过程唐宋元 《社区》2008年 第23期巴金：中国屠格涅夫研究的先行王立业 《俄罗斯文艺》2008年 第3期“出走”背后的“回归”——巴金《家》的再审视王俊忠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4期文坛上不灭的星斗巴金廖小勤 《陕西教育：高教版》2008年 第8期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李向东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4期近三十年巴金研究述评於可训 李雪 《江汉论坛》2008年 第7期黄裳谈巴金黄裳 《出版参考：新阅读》2008年 第5期巴金《鸟的天堂》赏析罗先万 《科教文汇》2008年 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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