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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的湘西世界是他以自己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来写的！他的湘西世界中的人物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方面。他和鲁迅的国民性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所以，沈和鲁迅不愧是对中国的重新塑造的伟大的文学家.沈从文是京派文人中最激烈的一位了。可以参看《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高恒文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在他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曾和海派有过激烈的争论，也和新月遗老进行过，他的为人不是和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平和，而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而且是一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至于他和湘西的关系，不如说是沈从文再造了湘西世界。正如李敖的《上山·上山·爱》，他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这里的女人都是不真实的，是我把自己这一生所经过的女人的优点揉和在一起，创造出了这十七个女人的形象，他接着说，小说中的世界是作者心中的世界，是他想象中应该是的世界，所以不要把这十七个女人，哪怕是死去的和还在世的人，对号入座，否则的话是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我是创造出了这十七个人而不是简单写出了这十七个人。相比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也是他心目中的湘西世界，而不是他眼中的湘西世界，和它优美的风景、平和的山水世界相映衬的，是美丽的心灵和融洽的社会环境。但是和他同一时代的成仿吾，（也是我们DS的首届校长）就对沈的世界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湘西世界中并不是沈从文心中这么简单，要不然的话他（沈）也不会写出那么多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了。比如（《边城》中最后凄凉的结尾）所以说，正是他把湘西描写的这么美，这么平和，正是因为它不平和，但是它美，美得犹如一个脆弱的花瓶，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而且在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它正面临着被打碎的局面，所以他要拿起笔，记下那个曾经美丽的世界，留给后人怀念。湘西，古老的苗民祖居地，数千年来，不断地遭到汉族统治者的入侵和同化，生存空间日趋缩小。但封建化进程迟缓，封建主义只统治着城镇码头等汉族聚集地，广大的山寨村落，宗法制仍然占主导地位，其政治经济结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习，都与封建密网下的内地社会大相径庭。特别是朴素的原始宗教信仰，简化了阶级关系，激发了苗民的狂热情绪和献身精神。沈从文把湘西社会概括为：“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沈从文从广阔的文化——历史演变的角度，注视都市文明的推进和反动政治压迫在淳朴古老的湘西乡村社会所引起的历史变动。一边用他那支细腻、优美、抒情的生花妙笔塑造那座带有几分幻想性的美丽“边城”，并且不停地赞叹。同时，他又深刻感受到“边城“的非现实性和标志优秀传统的城堡不可避免的毁弃、荒芜。而且，随着历史的进步和作家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于是，这些瑰丽的亮色，就逐渐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尽去，裸露出他对乡村文明逐渐被腐蚀的历史哀痛：“美丽总令人忧愁。”这是作家对社会过分热情、对人民过分热爱、对有生一切过分依恋的情感反应。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即体现了“常”和“变”的对立。一经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次侵蚀，湘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山民却坚守着湘西世界中的“常”。所谓“常”，即人性之“常”，指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朴素美好的人性。这是湘西本土历经数千年不变的恒定文化因素，是自古以来湘西以种地、行船为主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所孕育的文化内蕴。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常”，在沈从文的笔下有很多典型：新婚夫妇不避人的大白天做使谁看了都生气的事情，被人抓来，丝毫不羞愧，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好天气做这种事是极自然的事。讨袁时代就是伙夫的会明，十年后，流氓都做了大官，他依然是伙夫，依然那样天真热情、忠于职守，向往再次把军旗插到堡上去。痴汉恋慕死去的美丽女人，竟不相信死的事实，硬绑架医生去救治。卖梨老妇在认钱不认人的世道，却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古训，坚持多收钱多给梨的诚实……湘西世界的一些人们像中世纪的最后一批骑士，得不到应有的欢呼和荣誉，相反却被人嘲笑和侮辱。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湘西社会的变化，，或者意识到了而不改初衷，以山民特有的固执，坚持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坚守着湘西世界中的“常”。这不是有意识的抗争，“理性”和“意志”都没有完善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无意识地延续祖先传统而已。他们的行为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区域、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二随着社会朝现代转型，湘西的封建化、都市化，是在炮火的掩护下，以不容置辩、不可抗拒的方式，不断地向前推进的。一切凡属于昨天的旧人旧事旧物都被同化、被取代、被吞噬，新的生活、观念、文化和习俗逐步建立和巩固。在社会朝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于社会发展之“变”，也必然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之“变”。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把目光聚焦到了后者，他发现现代物质文明所挟带的“疾病”已经包裹着一些污浊泥水，冲进了乡村，促成了湘西世界中的“变”。在这儿，“变”即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因为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湘民们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典范。如果说封建化后的湘西，尚保有某些小农经济互相协作和血缘认同基础上形成的超功利性的人际关系，那么，在都市文明数十年的侵蚀后，随着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败，“农村社会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金钱和赤裸裸的利益。沈从文在1937年还乡时，看着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便写下了《长河》。这是作家第一次写重大题材。虽然没有完成，但从第一卷里仍感受到作家对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的沉痛感慨。《边城》中的翠翠对心上人的纯情，依然出现在《长河》的夭夭身上。但军官和乡绅似乎都失去了往日的正直豪爽。他们在政治上横行霸道，经济上敲诈勒索，精神上空虚无聊，是一群被现代文明腐蚀的乡村灵魂。饱经风霜、见多识广的老水手，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新生活”面前，也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和自信，四处打听它的情状，并且断言：“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历史的“长河”在不停地奔涌向前，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疾病”。虽然带来的都是“变”，但沈从文关注的是腐蚀乡村灵魂的“疾病”，是由社会历史之“变”而形成的人性之“变”。三正如前文所说，“常”即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常”，指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朴素美好的人性。“变”即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存在着互相映衬的关系。一方面，“变”使“常”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以人性之“变”，映衬了乡间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在沈从文的笔下，把“常”描写到最理想化的形态莫过于将“人性”上升为“神性”了。“一切生命的呼唤，都有其庄严的意义。”生理欲望、情感需求，只要发自内心，都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颂，《雨后》、《神巫之爱》、《阿黑小史》中，青年男女自由地谈情说爱，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父母兄长的干涉；爱，就是“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不是装假的一切，只要有真实热情的歌。”甚至爱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存在的价值。《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和豹子，《月下小景》中的年轻情人，都愿意“向那个只能走去，不能再回来的地方旅行”，为的是获得永恒的爱。这些便是最理想化的人性之“常”，即“神性”。另一方面，“常”使“变”呈现出现实中的病态，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使人性之“变”暴露了社会被腐蚀的一面。例如，《柏子》中柏子与吊脚楼妓女的数月一会，《萧萧》中萧萧与花狗的偷情，《贵生》中贵生对老板女儿的单恋。这些依附在封建经济关系上的儿女，自身也为封建毒素腐蚀得麻木不仁，他们的爱情已不像龙朱们、二老们那样热烈、那样纯净，不可避免掺合着杂质。柏子的自满自足，萧萧的无所作为，贵生的烧房弃逃，都说明他们某种程度上染上了文明人的“阳痿症”。四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集中反映了沈从文对湘西世界传统文化因素的热爱与对湘西世界被腐蚀的无奈。之所以有这样的热爱与无奈，是和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的。在理智上，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感情上，有些人却又是那样地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地要一遍一遍地重温往事。让人感觉最亲切且难忘的，常常并不是孩提时那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也不是开蒙时那师长的鼓励的目光——这些单纯的印象固然使人感到愉悦，但令人真正难忘的却是另一些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一闭上眼睛，总是首先记起自己十几岁时的经历。如果恰巧在这个年龄上遭遇到环境的变迁，譬如由城市来到农村，那初次呈现在眼前的山坡、河道，田畦尽头的落日，村寨上空的炊烟，以及它们带给你的那种种新奇微妙的感觉，就永远刻在了你的心头。沈从文却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一迁移给了他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在“交织野蛮与优美”的湘西土地上长大的沈从文，童年时代就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江白物的动静”，接受大自然的感悟和启发。这种独特的人生教育，形成他对自然万物的特别倾心，以至成年以后，仍然“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沈从文总是用儿童的目光看世界，不计功利得失，只着眼于光和色的美丽，人之感官的愉悦，因此，他看见一个永远充满欢乐和生气的世界。他名之曰：“常。”虽然他也看到都市文明腐蚀下的疮痍人生，可他相信人们本性的善良，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童年的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美好的湘西世界，另一方面，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也看到了苗族人民经受了残酷的压迫。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据一位对苗族心理有研究的专家介绍，（如知道该专家，最好注明一下该专家的名字和著作）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悲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受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童年的沈从文看到了湘西世界的美好，同时也看到了湘西世界所遭受的屈辱，那么成年以后的沈从文又有了怎样的经历呢？由湘西到北平，沈从文跨越了巨大的历史空间。正当沈从文以一种眷恋偏爱的目光回首俯视时，发现一只无形却有力的手，正撕碎他朝夕膜拜的偶像，于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历史是无情的，它的进步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传统中合理、美好的东西，在封建主义的步步进逼下，正在或将要无可挽回地失去，这种历史的相对退步，使得把生命系在“过去”碇石上的沈从文深深感受到世界变了，什么都得变，“好看的总不会长久”，“美丽总令人忧愁”，因此，“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的种种，常具一种‘悲悯’感。”无可奈何的作家，面对无可逆转的蜕变，再无法不流露他的惋惜、他的忧郁、他的依恋，于是慨叹道：“如一颗星，如一道虹，一瞬间即消逝了。留在后人心灵上的是一光明的符号。”过去对于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文章，存在着两种批评：其中一个是说他的小说缺乏内容，认为他是“空虚的作家”；另一个则判定他对湘西社会的描写不真实，是歪曲了当时湘西农村的生活真相。其实，这两种批评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看清楚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忽视了他那个独特的创作出发点。如果他原就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运动，那就不能因为从他笔下看不到这方面的描绘便判定他是“空虚”；只要还没有对作家的题材范围作出非常苛刻的限制，就应该承认，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价值。同样，如果沈从文原就不是在描绘三十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在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世界中的“常”，又怎么能援引湘西的现实状况来责备他失真呢？那个真实的标准本来就和他的小说不相配。在这里举出这两种批评意见，只是要想说明，即便是持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评价作家——认为这无可厚非，也应该保持对那个作家的尊重，至少先应该去认明白，他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沈从文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的大部分笔墨还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他是陷入一种行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了。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湘西世界中的“变”，赞美湘西世界中的“常”，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人总是矛盾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世界中“常”的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除了和沈从文的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以外，外部社会的“变”也是其形成的重要因素。尽管湘西人久居化外，但整个社会的剧烈变化，仍极深刻地影响到湘西的人事安排：大的如乾嘉暴动、改土归流等；小的如儿女情长、个人恩怨等，这些都在湘西人的记忆里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过去与现实的层层堆积，古人与来者的互相守望，湘西人在深味对自己的处境和对未来的隐忧中，对整个湘西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作了理智的返顾。30年代抗战前后连续不断的大小内战、国民党对苗汉民族实行的反动黑暗统治，腐蚀了自古以来自然经济运行的湘西世界，使得朴素美好的人性逐步被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所侵蚀，从而形成了自己关于“常”与“变”的历史观。它浸润着浓浓的湘西风情。这是造成“常”与“变”的直接原因。这其中，还有内在的哲学因素。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的发展总有惊人的相似。”从湘西人的经验来看，在这条“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百年前同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它指人类历史的可复制性，这是由人类不思进取的惰性和安于现状的惯性的合力促成的。因而，这条“河”沉淀着“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不过，与“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相比，更容易“把我们带回到四五千年那个过去时间里去”“河船拍打水面的浆声，油坊里油锤与油榨相撞时爆发的回声，伴和着古老悠长而又悲凉的船歌与号子，沉沉的牛角声，水车飞转发出的‘咿呀’声……”总之，湘西人仿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生存形态里。 实 质 上 讲 ， “ 历 史 是 一 次性的 ， 它一 经 过 去 便 永 不再现。” “ 常 ” 不过 是一种历 史 表 象 ， 一 种 对 于 历 史 的 情 感逻辑，一 种 湘 西 人 安 于 现 实 的 自 慰 ， “ 变 ” 才是 历 史 的 真 正 本 质 。 “ 变 ” 本 是自然界的 普 遍 法 则 ， 指 事 物 内 部 矛 盾 对立的 双方 相 互 不 断 的 斗 争 ， 而 使 事 物 的性质 、状 态 或 情 形和 以 前 不 同 了 。 但 囿于湘 西少 数 民 族 在 历 史 上 的 特 殊 境 遇 (即历 代汉族 统 治 者 都 把 他 们 蔑 称 为 “ 蛮 ” 而加 以武 力 镇 压 )， “ 变 ” 渗 透 着 一 股浓重 的 悲凉 ： 联 系 着 整 个 社会的 “ 变 ” ， 他 们 身 不 由 己 又 无 力 拒 绝，如 面 对 历代 中 央 王 朝 对 他 们 的 同 化和征服 ， 他 们为 自 身 的 生 计 而 不 得 不 作反同 化 和 反 征服 的 困 兽 之 斗 。几 乎 每 个朝代 都 有 着 这种 充 满血 腥 气 的 记 载 。变动的 社 会 就 象 一个 旋 转 的 巨 大 石 磨 ， 辗碎了 许 多 人 的 灵魂 ， 如 政 治 上 的变色龙 、 走 私鸦 片 、 好 玩女 人的跳 脚 ，有 的甚至 用 颓 废 的 身心去 狂 嫖 滥 赌 … … “ 变 ” 是永 远 纠 缠 着历代 湘 西 人 的 历 史症结。正是作家自身因素（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与外部世界因素（湘西世界所遭遇的社会历史之“变”）的综合，使沈从文的视角关注于湘西世界中人性之“常”与人性之“变”的冲突，并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不断影响文坛上学者的思考与探索。沈从文说：“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不合时宜又过分认真执著，正体现了沈从文独特的生命气质。昨天的湘西，那个美丽而野蛮的世界，像一个动人的传说已经远去，余留的只有尚在作困兽之斗的乡村灵魂和业已腐蚀的乡村社会。
就我个人意见，与现代爱情文学相比，沈从文的爱情文学代表的时代有许多可取与可贵之处，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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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沈从文的写作特征 591论文网有 沈从文的编辑思想主要是:办刊远离商业、政治，端正文学家态度，抗争文学:审美危机，提倡文学的自由和独立。20世纪30年代初，吴亦主编的《文学副刊》越来越不受读者大众的喜爱，学L院气过于浓厚，胡政之和张季莺开始考虑改变这个状况。他们想转变风格，就要聘用新人。于是1933年，两个曾经先后蜚声文坛的作家—杨振声和沈从文接到了改编《文学副刊》的邀请。沈从文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生淡泊名利，执着地建筑着自己的“人性小庙”，他身上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谦逊、儒雅，又有湘西少数民族的激情、野性。沈从文接受的学校教育仅限于几年私塾，军旅生活充实了他的文化知识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十九岁时，他不满足于当时的生活，独身一人闯荡北平。初到北京，沈从文受了很多苦，求学之路很艰辛，文学创作之路更是坎坷。在胡适、郁达夫、徐志摩等前辈的帮助、爱护、提携下沈从文才一步步走向成功。1933年夏天，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受杨振声之邀到北京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同年9月，杨振声和沈从文正式被聘到《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23臼星期三正式发刊，在版面的右上角，是四个竖排的黑体字刊头:文艺副刊。刊头下面是第几期，再下面是通讯处:北平’西单西斜街甲五十五号或天津大公报转文艺副刊编辑处。为了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整个版面仍然是竖排，全部采用白话文，标注新式标点，标点点在字的下面。这样就使版面看起来疏朗大方，美观雅致。 《文艺副刊》的第一期，刊登了这样几篇文章:岂明(周作人)《猪鹿狸》、徽因《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诗《倦》、杨振声《乞雨》、沈从文((<记丁玲女士>跋》。可以看到，在这个创刊号上并没有发刊词，也没有什么特别说明。但是，杨振声的这篇《乞雨》起到了发刊词的作用。文中作者把当时的文坛比作干旱的田野，认为作者们应当有自己对人生的真情体验，不能盲目跟风;作品要尽量体现普通的现实生命，不要说大话、空话;作家创作要有踏实的态度，不求名逐利。由此表明了《文艺副刊》的立场和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杨振声虽然参与策划和组稿，但具体的编辑工作主要是沈从文一人进行。《文艺副刊》是沈从文参与时间最长的一个刊物，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通过编辑这个副刊，沈从文把北方文人团结起来，也因为这些同行朋友的支持，沈从文的编辑之路才能如此辉煌。沈从文的个性与《大公报》颇为相符，他一直以“乡下人夕，自居，坚守民主主义政治原则，不参与任何党派及政治集团，信守文学自由。胡政之说“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棒，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新记大公报的办刊理念与他非常一致，二者的合作有了稳定的思想基础。《文艺副刊》依附于报纸而存在，它的编辑方针必然要受到报纸新闻性、时效性和大众性的影响;受到报纸倾向、风格和价值取向的制约;受到报纸版面、出版时间的局限。在文学观上，沈从文极端强调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极力清除政治、商业的影响以维护文学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力求重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精神以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族发展。因此，沈从文主编《文艺副刊》时，以注重文艺自身的发展，维护文学自身的纯洁性为宗旨。沈从文在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艺理论文章，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沈从文在《论“海派’，》中说:“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必需的东西，”编辑者应当把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林徽因也说:“我们可否直爽的承认一桩事?创作的鼓动时常要靠着刊物把它的成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他们都竭力希望能将刊物办得更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需要，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和影响。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代表作品：《边城》，《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小说集《老实人》 《蜜柑》 《雨后及其他》 《神巫之爱》 《龙朱》 《旅店及其他》 《石子船》 《虎雏》 《阿黑小史》 《月下小景》 《八骏图》 《如蕤集》 《从文小说习作选》 《雪晴》 《新与旧》 《主妇集》 《春灯集》 《黑凤集》 《阿丽思中国游记》 《边城》 (其中《端午日》选入江苏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一章，第十三章选入上海市高中一年级教材，第3~6节选入人教版高中必修5） 《长河》 散文集《沈从文散文选》《记胡也频》 《从文自传》 《记丁玲》 《湘行散记》 《湘西》 《废邮存底》 《烛虚》 《云南看云集》 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从文赏玉》 相关传记沈从文，《从文自传》，湖南美术出版社 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社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辉，《沈从文图传》，长江文艺出版社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1、主要作品①边城《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②龙凤艺术本书是沈从文有关文物与艺术研究论文集。共收录作者48篇研究论著，这些论著考证严密，论述生动，见解独到，是沈从文后半生从文学创作转向历史文物研究的成果集成。研究既严谨务实，文笔又清新可读，处处显示大家风范。③长河沈从文名作，是作者一九三七年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之后有感而写的一篇随记。是他继《边城》之后，关于湘西人物、风情的又一曲挽歌。跟随作者叙述的目光，我们可以感受到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2、人物简介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你竟然用这种方法！太过分啦！
要的话联系我（点我可见），非诚勿扰。 《边城》:和谐音符中的不和谐 CAJ下载 PDF下载 【英文篇名】 Border Town: The Harmonious Notes Full of Disharmony 【作者】 张娅; 【英文作者】 ZHANG Ya（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机构】 西昌学院中文系; 四川西昌; 【刊名】 西昌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编辑部邮箱 2005年 04期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Xichang Teachers College 【中文关键词】 《边城》; 不和谐音符; 作品意韵; 牧歌情调; 【英文关键词】 Border Town; Disharmonious Noets; Mood of the Works; Sentiment of Pastoral Song; 【中文摘要】 《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洁的小说文本,众多研究者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往往注重其和谐性。但是在文本的重新阅读中,笔者发现《边城》文本其实也充满了不和谐,具体表现在翠翠身世的悲剧(翠翠父母爱情之悲剧)、大老之死、傩送和翠翠之爱和爷爷之死。正是这种不和谐音符使作品的意韵才更丰富,哀惋的牧歌情调才得以显现。 【英文摘要】 Border Town is a pure version of novel in modem history of researchers frequently focus on analyzing the concondance in the novel, but I have found that the novel itself is full of disharmony every time when I read it lies in,for instance,the tragedy of Cuicui's life experience,the death of Dalao,the love of Cuicui and Nuosong,and the death of is the disharmonious notes that make the mood of the works more abundant, the sad and gentle sentiment of pastoral song can be exp... 【DOI】 cnki:ISSN: 从《边城》领略小说的另一种风景——兼谈沈从文与废名小说风格 CAJ下载 PDF下载 【作者】 余一鸣; 【机构】 江苏省南京市外国语学校; 【刊名】 新语文学习(教师版.中学专辑) , 编辑部邮箱 2005年 04期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DOI】 cnki:ISSN:
那这个你自己想怎么写呗，参考下（世界文学研究），看下别人对于这文学类的文章是怎样写
边城的主线就是爱情故事这样纯粹的爱情在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少见了或许可以从物质与爱情的角度入手
沈从文的《边城》我有点熟悉，我在新华书店看到过沈从文的《边城》耶。新华书店里有的卖，可以贡你参考。不晓得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以前写过沈从文的论文，但是我觉得写沈从文的很难出新意，他的作品被研究的很多了，比如人性美、水意象等。如果按好写得话，我觉得可以从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悲剧意识着手，这方面比较好搜集资料，写得范围很广，相对来说比较好写。可以把重点放在他的一部小说（他的作品太多）探究它的悲剧根源，这样就比较深了。
要的话联系我（点我可见），非诚勿扰。 《边城》:和谐音符中的不和谐 CAJ下载 PDF下载 【英文篇名】 Border Town: The Harmonious Notes Full of Disharmony 【作者】 张娅; 【英文作者】 ZHANG Ya（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机构】 西昌学院中文系; 四川西昌; 【刊名】 西昌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编辑部邮箱 2005年 04期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Xichang Teachers College 【中文关键词】 《边城》; 不和谐音符; 作品意韵; 牧歌情调; 【英文关键词】 Border Town; Disharmonious Noets; Mood of the Works; Sentiment of Pastoral Song; 【中文摘要】 《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洁的小说文本,众多研究者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往往注重其和谐性。但是在文本的重新阅读中,笔者发现《边城》文本其实也充满了不和谐,具体表现在翠翠身世的悲剧(翠翠父母爱情之悲剧)、大老之死、傩送和翠翠之爱和爷爷之死。正是这种不和谐音符使作品的意韵才更丰富,哀惋的牧歌情调才得以显现。 【英文摘要】 Border Town is a pure version of novel in modem history of researchers frequently focus on analyzing the concondance in the novel, but I have found that the novel itself is full of disharmony every time when I read it lies in,for instance,the tragedy of Cuicui's life experience,the death of Dalao,the love of Cuicui and Nuosong,and the death of is the disharmonious notes that make the mood of the works more abundant, the sad and gentle sentiment of pastoral song can be exp... 【DOI】 cnki:ISSN: 从《边城》领略小说的另一种风景——兼谈沈从文与废名小说风格 CAJ下载 PDF下载 【作者】 余一鸣; 【机构】 江苏省南京市外国语学校; 【刊名】 新语文学习(教师版.中学专辑) , 编辑部邮箱 2005年 04期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DOI】 cnki:ISSN:
我曾经也想写沈从文的论文，后来懒惰吧，放弃了。我觉得可以从沈从文笔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入手，从道家遵循自然的角度入题。我认为现在研究沈从文很多的还是从湘西文化、从民俗视角切入的比较多一些。回归自然的角度还不多见，只是小部分的在《边城》中有所探讨。
回答者： 黎彦 - 总监 九级 3-30 09:35-------------------------------------------------------------------------------- 他老是这一套，好多回答里都是这些，虽然不错，但是很少合适的。毕竟论文的雷同率很小。只能参考一下了，可别抄。嘎嘎
沈从文的《边城》我有点熟悉，我在新华书店看到过沈从文的《边城》耶。新华书店里有的卖，可以贡你参考。不晓得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汉语言文学的毕业论文提纲
导语：通过沈从文小说《边城》来描述了湘西淳朴自然的乡土民情，表现了一种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抒发了作者对纯真人性的赞美和眷念。下面是我整理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提纲，仅供大家参考！
1.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
两个世界
湘西情味
风俗的美
人情美
2.《边城》中的.自然人性文化
人性和谐的体现
充满“善”意的悲悯
爱情之“悲”
人性之“悲”
3.“希腊小庙”与“城市化现代化”
“现代化”与“城市”的歧路
“人性”——“希腊小庙”的供奉
4.结语
主要参考资料：
[1]赵海燕·都市人生与湘西世界的对立互参[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24(6)：56～57
[2]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
[3]]爱德华W萨义德(美)[M].《东方学 》.王宇根译.上海：三联书店，
[4]旷新年.《解读沈从文经典》[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5]沈从文.《大山里的人生》[M].湖南：文艺出版社，
[6]沈从文.《沈从文经典作品选边城传奇不奇》[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7]彭晓勇.《边城圣手——沈从文》[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8]金介尃.《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文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9]龙迎春.《走进沈从文的家乡品读湘西》[M].广东：广东旅游出版社，2003
[10]邵华强.《沈从文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2
[11]巴金、黄永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
[12]吴立昌.《沈从文作品-欣赏》[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
[13]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沈从文研究第一辑》[M].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
[14]凌宇.《沈从文传：生命之火长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版社，1988
[15]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五卷》[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16]高扬·论沈从文小说的湘西民俗文化内涵[J]·固原师专学报·1998,67(5)：41～75
[17]杨芳芳.《沈从文作品精选阿黑小史》[M].长江文艺出版社，
[18]沈从文.《沈从文别集萧萧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9]田中阳.《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0
[20]谭其骧.中国年内地移民史湖南篇[A]长水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1]沈从文.《边城长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2]凌宇.《沈从文正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1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所谓时髦青年，便只能给人痛苦印象，他若是个公子哥儿，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稍有太阳，便赶忙戴上大黑眼镜，表示知道爱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时，材料且异常讲究。特别长处是会吹口琴、唱京戏，闭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烟，能在呼吸间辨别出牌号优劣。玩扑克时会十多种花样。既有钱而无知，大白天有时还拿个大电筒或极小手电筒，因为牌号新光亮足即可满足主有者莫大虚荣，并俨然可将社会地位提高。他若是个普通学生，有点思想，必以能读什么前进书店出的政治经济小册子，知道些文坛消息名人轶事或体育明星为已足。这些人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须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即以地方而论，前一代固有的优点，尤其是长辈中妇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俭治生忠厚待人处，以及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这些东西又如何被外来洋布煤油逐渐破坏，年青人几几乎全不认识，也毫无希望可以从学习中去认识。）一面不满现状，一面用求学名分，向大都市里跑去，在上海或南京，武汉或长沙从从容容住下来，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腐烂的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末了是毕业，结婚，回家，回到原有那个现实里做新一代的绅士或封翁，等待完事。就中少数真有志气，有理想，无从使用家中财产，或不屑使用家中财产，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物。对历史社会的发展，既缺少较深刻的认识，对个人生命的意义，也缺少较深刻的理解。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十年来这些人本身虽若依旧好好存在，而且有好些或许都做了小官，发了小财，生儿育女，日子过得很好，但是那点年青人的壮志和雄心，从事业中有以自见，从学术上有以自立的气概，可完全消失净尽了。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其实这个工作，在《湘行散记》上就试验过了。因为还有另外各种忌讳，虽属小说游记，对当前事情亦不能畅所欲言，只好寄无限希望于未来。 中日战事发生后，一九三七年的冬天，我又有机会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四个月。住处恰当水陆冲要，耳目见闻复多，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以及地方问题如何由混乱中除旧布新，渐上轨道，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我都有机会知道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问题何在，我也完全明白。和我同住的，是一个在嘉善国防线上受伤回来的小兄弟。从他和他的部下若干小军官接触中，我得以知道战前一年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情形，以及战争起后他们人生观的如何逐渐改变。过不久，这些年青军官，随同我那伤愈不久的小兄弟，用“荣誉军团”名分，带了两团新兵，重新开往江西前线保卫南昌和日军作战去了。一个阴云沉沉的下午，当我眼看到十几只帆船顺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军官站在船头默默的向我挥手时，我独自在干涸河滩上，跟着跑了一阵，不知不觉眼睛已被热泪浸湿。因为四年前一点杞忧，无不陆续成为事实，四年前一点梦想，又差不多全在这一群军官行为上得到证明。一面是受过去所束缚的事实，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却是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然而刚到能发芽生根时又不免被急风猛雨摧折。 那时节湘省政府正拟试派几千年青学生下乡，推行民训工作，协助“后备师”作新兵准备训练，技术上相当麻烦。武汉局势转紧，公私机关和各省难民向湘西疏散的日益增多。一般人士对于湘西实缺少认识，常笼统概括名为“匪区”。地方保甲制度本不大健全，兵役进行又因“代役制”纠纷相当多。 所以我又写了两本小书，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长河》。当时敌人正企图向武汉进犯，战事有转入洞庭湖泽地带可能。地方种种与战事既不可分，我可写的虽很多，能写出的当然并不多。就沅水流域人事琐琐小处，它的过去、当前和发展中的未来，将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另外却又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作品起始写到的，即是习惯下的种种存在；事事都受习惯控制，所以货币和物产，于这一片小小地方活动流转时所形成的各种生活式样与生活理想，都若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形中发展。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 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见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长于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见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无光。尤其是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读者，是会承认这个作品不失其为庄严与认真的。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情形相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对外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或者战争已当真完全净化了中国，然而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与“当前”崭新的局面对照，似乎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点新的认识，即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的过程，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 我们大多数人，战前虽活在那么一个过程中，然而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经过一年方能发还付樱国家既在战争中，出版物各个管理制度，个人实完全表示同意。因为这个制度若运用得法，不特能消极的限止不良作品出版，还可望进一步鼓励优秀作品产生，制度有益于国家，情形显明。惟一面是个人如此谨慎认真的来处理一个问题，所遇到的恰好也就是那么一种好象也十分谨慎认真的检审制度。另外在社会上又似乎只要作者不过于谨慎认真，只要在官场中善于周旋，便也可以随处随时得到种种不认真的便利。（最近本人把所有作品重新整理付印时，每个集子必有几篇“免登”，另外却又有人得到特许，用造谣言方式作小文章侮辱本人，如象某某小刊物上的玩意儿，不算犯罪。）两相对照，虽对现状不免有点迷惑，但又多少看出一点消息，即当前社会有些还是过去的继续。国家在进步过程中，我们还得容忍随同习惯而存在的许多事实，读书人所盼望的合理与公正，恐还得各方面各部门“专家”真正抬头时，方有希望。记得八年前《边城》付印时，在那本小书题记上，我曾说过：所希望的读者，应当是身在学校以外，或文坛消息，文学论战，以及各种批评所达不到的地方，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作品所能给他们的，也许是一点有会于心的快乐，也许只是痛苦，……现在这本小书，我能说些什么？我很明白，我的读者在八年来人生经验上，对于国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这个民族忧患所自来的根本原因，还有那个多数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挣扎向上方式，从中所获得的教训，……都一定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还要深。个人所能作的，十年前是一个平常故事，过了将近十年，还依然只是一个平常故事。过去写的也许还能给他们一点启示或认识，目下可什么全说不上了。想起我的读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难，以及为战胜困难所表现的坚韧和勇敢，我觉得我应当沉默，一切话都是多余了。在我能给他们什么以前，他们已先给了我许多许多了。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在我所熟习的读者一部分人表现上，我已看到了人类最高品德的另一面。事如可能，我在把本书拟定的下三卷完成时，便将继续在一个平常故事中，来写出我对于这类人的颂歌。
渡船悠悠 情爱涓涓——浅析《边城》中的人性美中篇小说《边城》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赞者认为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田园诗的杰作”；贬者说它是“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人认为文坛“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倘若我们抛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即伦理道德）来审视沈从文的作品，就能明白人们盛赞沈氏的根由了。他的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在他众多的作品中，中篇小说《边城》就是这类内容的代表。小说《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呼应的田园牧歌情调。这种情调若和当时由卑鄙的人渣组成的动荡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幼小的翠翠正是在这种祥和而又古朴的小屋里，从爷爷那里继承了自己应该继承的东西，弘扬了本该弘扬的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由少时争着坐渡船夫渡新娘子的花轿，学小羊、小牛叫，摘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到站在小山头听那迷人的鼓声，想那迷人的夜晚，到后来便有了青春期少女们同有的心事。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年青、稚嫩的翠翠不知道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为此她便常常坐在山头上，站在渡船上沉静地慢慢地咀嚼着人生的酸涩苦甜，吞咽着自己为自己酿造的人生苦酒。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在内心深处却又在盼望着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等到这种盼望日久天长在心中扎下根之后，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那个人很好。”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也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翠翠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作品展现人性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城中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寡心静欲者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作者正是通过老船夫对子女的挚爱亲情，去和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无侮无忧”的远古社会，去保存那“遵从古礼”的美德。��小说《边城》正是通过“邻里之爱”来展示这块净土上的人们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善良的人”。从而体现作者拒绝“现代”，厌恶“文明”，以此来寄托他重造民族品德的希望。��管窥蠡测不足以道万一。从以上三个方面的陈述，我们可看见作者那“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中所供奉的“人性”之美。市立瑞祥高中&fnum=1985&laddle=9111一●相关书讯：＜边城＞是一本短篇小说，像是在叙述一处被世界所遗忘的宝地，在那宝地上很平凡的生活正在上演，亲情、爱情及乡民之间互相帮忙、互相关怀的情感，平凡到几乎快令人遗忘这就是生活。难得的是，作者从未踏进学校的大门，全靠自修成为一流作家，尤其故事的细腻感人绝对超出想像的细密，除此之外，作者想表达在社会变动之下被大家所遗忘的、放弃的关怀之情，他希望带领一些人一起走进对社会的省思，作者也不讳言这本书只预备给小人物看，并无刻意要给文学批评者或理论家看，他只是将他的关怀写在书上并传播给关心社会的人。二●内容摘录：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於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麼。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p．103－104＞三●我的观点：沈从文，他的作品向来氤氲著一种与世隔绝的调调，像长长的诗篇，吸引人的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淳朴的灵魂。看多了现代都市小说，总是觉得少了些什麼、遗忘了些什麼，就在周遭很近很近的地方。在一次偶然翻阅中，我被沈文从的作品给震住了，原来被我所遗忘的就是关怀社会，忘了去关心一个我生长的国家、我周遭的环境，总是觉得那是大人们的事，政治人物们自己在玩的游戏，与我无关。然而我却忘了人生很苦很苦，因此寻找感动成了维持生命意义的重要动力，有了感动它可以美丽，它也可以多采多姿，但是，感动的前提就是要付出关心，一直一直付出，即使可能不会有回报。在＜边城＞一书中，我看见了乡下人的质朴、勤奋、正直，还有他们的宽容，这使我倏然的心酸，从前从前台湾人的历史也曾经是这麼述写著，一切的一切彷佛看过、听过，甚至这气息也是这麼的熟悉，强烈的撼动我的内心，啊！真怀念小时后的一切，想想从前的台湾也处处蕴育著最美最美的人情味，最浓最浓的乡土情，所以它曾是座名叫福尔摩沙的宝岛，这让我不禁思考著：如果在文明富有却彼此生疏和文明落后却彼此关怀之间只能择一，我会选哪一个？社会会选择哪一个？难道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吗？然而这好像是一种世界无奈的趋势。本书描写的爱情，有著若即若离的飘飘感，将乡下人的含蓄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作者对孙女＜翠翠＞情窦初开的情事描写，宛如爷爷低喃著一篇长长的诗，美丽而凄凉，自从那晚美丽的梦在翠翠灵魂深处发了酵，那美妙的歌声就一直眷恋在翠翠的心窝，就像质朴的乡下小姑娘，相对於现代社会纷乱的男女关系，可爱多了也简单多了。但结局是翠翠心爱的人因气愤蒙蔽双眼而看不清事实产生误会来作句点，虽然这误会增加了故事的美却更加的残忍，人和人之间总是会发生这些事，它保留一个故事美感，但它终究是个遗憾、缺陷，一个不完美的句点。再者＜祖孙情＞也是撼动人心的情节之一，祖父与翠翠的细腻互动强烈散出的亲情，令人心生羡慕，反观，现今社会可以散发出如此强烈亲情的家庭正一滴一滴的减少，居然还有女儿告母亲上法庭，孩子弑双亲、打父母的，三四十岁的人伸手向父母要钱不成砍死双亲的，试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麼问题？哪个环节出了差错？难道文明油气又与亲情犯了冲，还是社会在改变，人的观念也在变，最后连人心也都丢了，这是算社会进步还是退步呢？然而书中的祖父因为爱的太深所以处处寻找他以为对翠翠是最好的选择，却不幸弄巧成拙，以致於翠翠的人生由一颗闪亮的水晶，因一时的失手，顿失光彩成了一颗普普通通的石子，乍看之下祖父的行为挺令人气恼的，但，想想这块闪亮的水晶是谁一点一滴琢磨出来的呢？纵使这颗水晶成了石子不再闪亮、晶莹透彻，但是石子仍拥有自己独特的光亮，就算失去了一切翠翠仍有活下去的欲望，她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即使她可能一直孤独，也可能下一秒她就能得到幸福，虽然在爱情上它可能是个完结篇，但是对翠翠的人生而言，它绝对是个序曲，因为她走出了一条与母亲不一样的路，人生的路上不可能一直处於顺境的，就算在逆境，也要活的有特色，至少是很认真的在过生活，但总觉得现今社会承受压力的能力太小，看看从前台湾清苦的生活，喊苦的没几个更不会有人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反倒是现在，社会富裕了许多，但失去的似乎更多。本书另一特点，就是它的景色描写，沈从文先生所描绘的四川湘西茶峒拥有著与现代都市文明所不同的魅力，吸引我的是它的辽阔还有那深幽的气息，像对著山谷唱歌般，我的内心也产生了回响，稚荡在空气中随著微风飘出云河，缓缓蔓延至天际，就是这种可以包容一切的舒畅，也许是因为台湾太小的缘故，因此要感受到大自然的澎湃气势有点难，但总觉得如此壮观辽阔的景象会为人带来感动，和莫名的满足。这本书最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它总是巧妙的启发我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它在情感方面的描写虽然是淡淡的，但却意外在我体内却产生强烈的共鸣，那是一种因怀念平凡而产生的情绪，深深感动著它平凡之中的不平凡，就像站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等待即将没入沙中的夕阳，静静的，悄悄的，感受它的永恒。四●讨论议题：现代社会在各方面不断的进步、革新，然而人类对许多事情处理的方法、态度却好像一直在退化，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却不多人去真正的正视这个问题，它一直都存在，并且恶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但人类处理它的速度却很迟缓，它有益加严重的趋势。《边城》新论——对“牧歌情调”说的批判《边城》是沈从文小说中一部极富诗意、极美的抒情中篇，是他对极推崇的屠格涅夫“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的创作方法的成功尝试，也就是常被人们认为最具有牧歌情调的表现作者理想世界的作品。要全面正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仅就作品特定的环境、情节等的探讨是很不够的。要正确地分析沈从文反映湘西独特风貌的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他“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决非易事。他不是将认识、道理、伦理观念粘附于作品外部，而总是将道理和情感倾向隐蔽在现象描绘中，用那种笨拙而独特的文字句式，那种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那种真切而又含蓄的抒情姿态，传达他那“乡下人”的独特感受，让意象展示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微妙性。只有深入地探究他生活的历程，他的文学观点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等等，才可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他何以独树“人性”大旗，甘受不为“多数人”理解的寂寞与孤独，矢志走完了自己的文学历程。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的“镇簟”。一那里有一条曾经为屈原溯江而行的长年澄清的沅水，在那块充满了原始神秘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二“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三这是他魂系神往一生的地方。但是，当二十岁的沈从文，满怀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奇迹般“呆头呆脑”地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他首先得到的是城里人对“乡巴佬”的愚弄。“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理距离，他同时跨越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空间。”四求学愿望的不能实现，日常生活的拮据和困难，讥饿与寒冷，磨砺了他的意志，使他更全面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他看到了都市上流社会绅士阶级人物的虚伪与卑鄙，愚昧与贪婪，道德的沦丧与人性的堕落。他常常感叹：“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血液的我，二十七岁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所有值得称为高尚的性格，如象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五他说：“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在黄土窖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的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六其厌恶、憎恨之情溢于言表。城市对他的轻慢，逼迫他回首，他的内心深处翻涌起无法遏止的思乡情绪。那澄澈的河水，青翠的山峦，那老少无欺的淳朴，自生自灭的自在状态，唤醒了他的梦，他所体验过的亲切和快乐。“我喜欢同‘会朋’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看见一个大奶肥臀妇人过桥时就唱歌。我羡慕‘夫妇’们在好天气下上山做呆事情。我极高兴把一支笔画出那乡村典型人物的脸同心。……在那上面我解释我生活的爱憎……”七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趋向，罗素说过：“正象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某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原始事物的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强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八因而，他不惜用尽笔墨，和着心血去呕歌，去展示那充满了宗教神秘，剽悍和原始的，与清水流云，青山秀林融为一体的湘西世界。以此来反衬那腐败、没落的城市文明。作家努力实现着这目的，以便能使读者越过形象的主体，“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九沈从文这个身上流淌着苗族血液的作家，在那凄风楚雨的世界里，性灵受到陶冶。对上下求索，百折不悔的屈原的尊崇，对以柔胜刚，以退为进的老庄的认可，铸成他酷爱虚空静美，向人的“生命”底蕴探索，企图寻回现今世界失去的“生命”的自然本质的倔强性格。他广泛地接触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化传统，但都被他所具有的本位文化同化了，他显得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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