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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法制史外国研究现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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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法制史外国研究现状论文

科举 宫崎市定 秋田屋 1946年 法家的实证主义 田中耕太郎 福村书店 1947年 东洋的家与官僚 生活社 东洋文化研究会议 1948年 近世中国宗族研究 牧野巽 日光书院 1948年 中国家族法论 滋贺秀三 弘文堂 1950年 史学指南 宫崎市定(编) 东大东洋史研究室 1951年 中国法制史 仁井田升 岩波书店 1952年 东洋法史要 岛田正郎 三和书房 1952年 中国农村家族 仁井田升 东洋文化研究 1952年 中国人家族制度研究 大山彦一 关书院 1952年 元典章索引稿 佐伯富 京大人文科研 1953年 中国族产制度考 清水盛光 岩波书店 1954年 中国社会的法和伦理 仁井田升 弘文堂 1954年辽制之研究 岛田正郎 三和书房 1954年 辽通条格 宪台通纪目次索引 东大东洋史研究室 1954年 宋代主要法制史料目录 东教大亚洲史研究会 1955年 东洋的法的历史 岛田正郎 三和书房 1956年 九品官人法的研究 宫崎市定 东洋史研究会 1956年 旧中国社会的仲间主义和家族制度研究 仁井田升 1957年 元典章索引稿续编 佐伯富 东大人文科研 1959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 仁井田升 东洋文化研 1959年 元典章索引稿三编 佐伯富 东大人文科研 1959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59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贸易法)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60年 秦汉思想研究 日本学术振兴会 1960年 古代中国的社会和国家 增渊龙夫 弘文堂 1960年 魏晋时代丧服礼研究 藤川正数 敬文社 1960年 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及构成——二十等爵制的研究 西●定生 东大出版会 1961年 亚洲——历史和法 岛田正郎 启文社 1962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62年 秦汉政治制度研究 镰仓重雄 日本学术振兴会 1962年 中国的法和政治(中国法的历史·现状和理论) 福岛正夫 日本评论社 1963年 中国法制史考证 内藤乾吉 有斐阁 1963年 中国法制史研究(法和习惯·法和道德)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64年 现代亚洲的革命和法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2 劲草书房 1966年 中国的风俗和法思想 增田福太郎 三和书房 1966年 中国古典与国际法 入江启四郎 成文堂 1966年 唐王朝的贱人制度 浜口重国 东洋史研究会 1966年 中国土地文书研究 天海谦三郎 劲草书 1966年 前近代亚洲的法和社会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1 劲草书房 1967年 中国的法和社会的历史 仁井田升 岩波书店 1967年 中国家族法原理 滋贺秀三 创文社 1967年 唐代政治制度研究 筑山治三郎 创元社 1967年 六典所揭开元职员一览表 池田温 编者油印 1967年 皇明制书 山根幸夫解题 古典研究会 1967年 清国行政法索引 山根幸夫编 大安 1967年 支那法制史论丛 桑原骘藏 岩波书店 1968年 东洋法制史(序论·本论) 广池千九郎 广池学园出版部 1968年 中国思想史 山岛●马 创文社 1968年 韩非子的语言——唯物的法治主义国家论 近藤廉信 黎明书房 1968年 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国家 守屋美都雄 东洋史研究会 1968年 汉代礼学研究 藤川已数 风间书房 1968年唐宋法律文书研究 仁井田升 大安 1968年 以律令为中心的日中关系的研究 曾我郭静雄 吉川弘文馆 1968年 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 西村元佑 东洋史研究会 1968年 庆元条法事类 长泽规矩也解题 古典研究会 1968年 明代土地制度研究 清水泰次 大安 1968年 东亚政治史研究 卫藤沈吉 东大出版会 1968年 宋代科举制度研究 荒木敏一 东大东洋史研究会 1969年 御制大浩人名索引 明代史研究会编 1969年 东洋法史 岛田正郎 明好社 1970年 日本法和亚洲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3 1970年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小仓芳彦 青木书店 1970年 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研究 谷田孝之 风间书房 1970年 金律之研究 叶潜昭 著者刊 东大出版会 1970年 中国律令史研究 曾我郭静雄 吉川弘文馆 1971年 魏晋百官世系表(改订) 矢野主税 长崎大学史学会 1971年 中国政法思想和社会政策研究文献目录(1) 东一夫·吉田寅编 中国政治思想和社会政策研究会 1971年 日本中国古代研究(神判·誓盟的研究) 白鸟清 柏书房 1972年 大唐开元社(附大唐郊祀录) 池田温解说古典研究会 蒙古书院 1972年 中国法制史概要 布施弥平治 八千代出版 1973年 东西自然法思想 增田福太郎 佐野书房 1973年 法思想史论考——亚洲法制思想 增田福太郎 佐野书房 1973年 唐代租税研究 吉田虎雄 汲古书院 1973年 辽制研究 岛田正郎 汲古书院 1973年 清代刑法研究 中村茂夫 东大出版会 1973年 清代契约文书(书简文类集) 山根率夫解题 汲古书院 1973年 中国刑法史研究 西田太郎 岩波书店 1974年 唐代租庸调研究Ⅰ、Ⅱ、Ⅲ 日野开三郎 著者刊 1974年 1975年 1977年 东洋学研究——居延汉简篇 森鹿三 同朋舍 1975年 均田制研究 掘敏一 岩波书店 1975年 清代重要官职研究 ●木野宣 风间书房 1975年 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金~清) 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编 东洋文库 1975年 中国古代的国家 贝●茂树 中央公论社 1976年 中国村落度的历史研究 松本善海 岩波书店 1977年 辽代官制研究 岛田正郎 创文社 1979年 中国法制史料第1辑(4册) 岛田正郎 鼎文书局(台北) 1979年 中国古代刑法研究 熊林实 著者刊 1971年 中国古代的家和国家——皇帝统治下的秩序构造 尾此勇 岩有书店 1979年 木简 大庭修 学生社 1979年 中国律令制及其展开——对周边诸的影响唐代史研究会编 1979年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 池田温 东大出版会 1979年 元代勾当官体系研究 牧野修二 大明堂 1979年 元典章年代索引 植松正编 同朋舍 1980年 法家思想源统 大●伴鹿 三信图书 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构造(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 川腾守 东大出版会 1980年 清末近代法典的编纂(东洋法史论集第三) 岛田正郎 创文社 1980年 均田、租庸调制度研究 铃木俊 刀水书房 1980年 补订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土地法·贸易奴——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法和习惯·法和道德) 仁井田升 东大出版会 1980年 中国历代职官辞典 日中民族科学研究所编 国书刊行会 1980年 明代蒙古史研究 ●原淳平 同朋友 1980年 中国的现代化和法 加藤—郎编 东大出版会 1980年

各国法学界普遍认可国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国、德国、日本的司法体系都属于大陆法系,美国、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司法体系都属于英美法系。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采用的都是大陆法系,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过去的英属殖民地)采用的是英美法系。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大陆法系注重成文法,法官在诉讼中占主导地位,法官根据适用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英美法系注重案例法,法官在诉讼中是中立者,法庭注重当事者的辩论,法官根据法律条文和以往的案例以及自己的判断(Gut's Feeling自由心证)对案件进行判决。所以,大陆法系也被称为成文法,英美法系也被称为案例法。大陆法系不允许法官造法,也就是说,对于涉及新生事物的案例的审判,法官必须找出适用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而英美法系则认可法官造法,即法官可以根据法律条文、以往相似案例的判决结果以及自己的判断对涉及新生事物的案例做出前所未有的判决,而这个判决也将成为其他法官在以后判决相似案例的参照案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主要差异】 目前,世界各国沿用的法律体系基本上可分为二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国内地采用的是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民法法系、法典法系或罗马日耳曼法系,是承袭古罗马法的传统,仿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样式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欧洲大陆上的法、德、意、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和拉丁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的法律都属于大陆法系。香港和英联邦国家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又称英国法系、普通法系或判例法系。两大法系的主要差异有: ▲第一,法律渊源不同。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渊源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机关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以及本车参加的国际条约,但不包括司法判例。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构成的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结构不同。大陆法系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习惯于用法典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部门所饮食的规范做统一的系统规定,法典构成了法律体系结构的主干。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习惯用单行法的形式对某一类问题做专门的规定,因而,其法律体系在结构上是以单行法和判例法为主干而发燕尾服起来的。 ▲第三,法官的权限不同。大陆法系强调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规定来审判案件,法官对成文法的解释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来审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技术创造新的判例,从而,法官不仅适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创造法律。 ▲第四,诉讼程序不同。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突出法官职能,具有纠问程序的特点,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法庭来审判案件。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和代理人为重心,法官只是双方争论的“仲裁人”而不能参与争论,与这种对抗式(也称抗辩式)程序同时存在的是陪审团制度,陪审团主要负责做出事实上的结论和法律上的基本结论(如有罪或无罪),法官负责做出法律上的具体结论,即判决。 此外,两大法系在法律分类、法律术语、法学教育、司法人员录用和司法体制等方面,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大陆法系,又称为民法法系,法典法系、罗马法系、罗马——日耳曼法系,它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它首先产生在欧洲大陆,后扩大到拉丁族和日耳曼族各国。历史上的罗马法以民法为主要内容。法国和德国是该法系的两个典型代表,此外还包括过去曾是法、西、荷、葡四国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日本、泰国、土耳其等国。旧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大陆法系以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形成了两个支流。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法系。是指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它首先产生于英国,后扩大到曾经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的个别国家和地区。到18世纪至19世纪时,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英国法被传入这些国家和地区,英美法系终于发展成为世界主要法系之一。英美法系中也存在两大支流,这就是英国法和美国法。它们在法律分类、宪法形式、法院权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法律历史传统方面有以下差异. 1、法律渊源:大陆法系为制定法;英美法系为判例法。 2、法典编纂:大陆法系均有成文法典;英美法系则多为单行法规、判例法。 3、法律结构和法律传统:大陆法系把法分为公法(宪法、刑法和行政法)和私法(民法和商法 );英美法系则把法分为普通法(制定法)和衡平法(判例法)。 4、适用传统:大陆法系中先确定事实后再去遵循法的规则;英美法系则多参照以往的判例 。即大陆法系是由一般到个别;英美法系则由个别到一般。 5、诉讼程序:大陆法系强调职权主义,法官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英美法系则强调当事人主义,法官处于消极、中立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虽为大陆法系国家,却在诉讼程序 上与英美相似。 6、职业教育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中先学法规;而英美法系中先学案例。

导论 一.学科简介——外国法制史是研究世界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制度的内容,特征,形成,本质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学科。 限制有三:(1)地理上:世界历的,中国除外(2)历:历存在过的而非现行的(3)内容上:最有代表性的法制(对本国或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法制史侧重于法律制度,但与法律思想有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外国法制史可称为比较法制史。 外国法制史与各部门法,法理学与外国法制史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二.学科体系——基本框架是法系,即若干国家或地区具有某种共同特征或历史文化传统的法律的统称。Legal family\system\genealogy\tradition ·《世界法制概览》Henry Wigmore Egyptian\Roman\Mesopotamian\Keltic\Germanic\Church\Hebrew\Greek END Chinese\Hindu\Japanese\Mopammedan\Maritime\Slavic\Romanesque\Anglican ·穗积陈重(日本)“五分法” 死法系:中华法系;印度法系 活法系:伊斯兰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 ·本书—— 楔形文字法/印度法/罗马法/日尔曼法/教会法/伊斯兰法/西方两大法律体系/法国法/德国法/日本法 三.目的 1. 加深对法律多元化的理解 2. 深刻了解外国现行法律制度 四.学习方法 五.参考书—— 1.《世界通史》周良等主编 2.《世界历史地图集》 3.《当代主要法律体系》勒内·达维(法国) 4.《比较法研究》(《比较法总论》)沈中林(中国) 5.论文集 6.原始资料,如《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 第二章 楔形文字法 第一节 概述 一. 概念——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西亚幼法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流域以楔形文字镌刻而成的当地居民使用的奴隶制法的总称。 二. 历史沿革 1.分散的习惯法时期(公元前30世纪初——公元前22世纪) ——公元前三十世纪初,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相继建立起一批奴隶制城市国家。当时城邦国家的基本特点:(1)国家机构仍带军事民主制性质(2)奴隶制度还不够发达(3)土地基本上公有(4)家庭制度方面男女绝对不平等 2.文法的初期发展阶段(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18世纪) ——国王乌尔纳姆统治时期制定《乌尔钠姆法典》,这是迄今所知人类历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也为两河流域文字法的发展开创了法典化的新时代。成文法的优点有:易于承传;法律的高度统一;高度权威,由国王颁布 3. 全盛时期(公元前18世纪——公元前16世纪) ——公元前十九世纪,阿摩利人建立的古巴比伦王国兴起,统一两河流域。公元前十八世纪,汉莫拉比统治时期制定《汉莫拉比法典》,成为流传至今的楔形文字法中最完整的一部成文法典。 4. 萧条和衰落时期(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6世纪) ——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第一王朝为奴隶制国家赫梯所灭。楔形文字法从此走向衰落,但一直适用到公元前三世纪波斯帝国统治时期。 三. 基本特征 1.直接特征 由楔形文字篆刻 2.结构特征 一般均采用序言,正文和结语三段论式的表述方法。 3.性质特征 法律被描绘为遵从神意制定的,但法典的条文中并没有宗教、道德规范,完全是实在的有关世俗法律关系的规定。因此,楔形文字法是世俗的法律制度,是人定法而非神定法。 4.整个法系是非常典型的东方奴隶制法律——君权神权紧密相连;土地公有;家长制十分明显。内容涉及面较广。 5. 大多是司法判例的汇编,并没有规定一般的抽象概念和普遍的立法原则。 第二节 《汉莫拉比法典》(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 一.制定背景(原因) 1. 政治方面:地方上各自为政和法律不统一造成混乱局面 2. 经济方面:农业、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奴隶制私有关系都得到迅速发展;经济状况变化,以土地为例,原先流行的王室经济现在一部分以王室经济出租形式给纳贡人耕种,另一部分固定的分配给为王室服务的人 3. 自由民内部分化与斗争尖锐;奴隶激增影响生产,打击和削弱军事力量 二.结构体系——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 三.内容 1. 极力维护君主专制制度 (1) 国王是国家统治者,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和祭祀大权于一身;还握有神权,被视为天神在人间的代表 (2) 详细规定军事制度并进行重大改革 (3) 对宫廷和神庙的财产加以特殊保护 2. 充分保护奴隶主对财产和奴隶的所有权 (1) 详细规定盗窃罪 (2) 法典将奴隶视为权力客体 (3) 公开确认自由民之间的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自由民分为享有充分权利的与不享有充分权利的自由民,即阿维鲁和穆什根努 (4) 包含大量调整手工业和商业方面的规范——最根本手段是契约 ·买卖契约 标的是土地房屋牲畜及其他禁止流转的财产,其中包括奴隶;具有注重形式的特点 ·租赁契约 标的主要是钱款和谷物;显著特点: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如土地租赁大多是短期的,租期一般是一年,园圃的期限可延长至五年//法典对出租者尤其是土地出租者的利益严加保护//风险由承租人承担//租金相当高 ·借贷契约 标的主要是钱款和谷物;为缓和社会矛盾,废除了终身债务奴役制度,将债务奴役的期限定为三年,法典对高利贷的借贷利率进行了一定限制 ·劳务契约 酿酒,造船,建筑,兽医 (5) 维护家长制,确认家长对妻子和儿女的特权 ·婚姻关系实行的是具有买卖性质的契约婚姻 ·夫妻关系是不平等的 ·子女在家庭中没有独立地位 ·财产只在家庭范围内继承,并且只有男子才享有充分的继承权 (6) 保持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痕迹 ·土地所有制长期实行国有制即王有制 ·保留血亲复仇和同态复仇的遗迹 ·对于在特定场合下发生的犯罪行为可自立救助,不必通过法院处理 ·神明裁判 四. 历史地位 1. 对于巩固古巴比伦王国的中央集权制起重要作用,促进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 2. 为后世学者研究两河流域乃至整个东方世界保留重要宝贵的原始资料 3. 在古代东方法制起承上启下作用 第三章 古印度法 研究困难:古印度人不注重对历史资料的整理记录;古印度长期分裂割据导致法律制度不统一;用以研究古印度法的资料大多数来自佛经,从而保留大量音译;宗教混乱 第一节 产生演变和渊源 概念——印度奴隶制时期法律制度的总称。婆罗门教法;佛教法;国王敕令 产生 达罗毗荼人(黑色人种)创造哈拉帕文化 雅利安人(白色人种)(种姓制度萌芽——瓦尔那)侵入印度河流域,印度有了最早的传世文献“吠陀”(知识:“天启”) BC7原始宗教演变为婆罗门教 演变 1.孔雀王朝,公元前六世纪佛教产生…… 渊源 1.“吠陀”——古代印度法最神圣的渊源 2.法经(宗教经典)——解释“吠陀”,没有统一的文本,从法律上固定种姓制度,奠定印度人永世不变的生活准则的经典 3. 法典 4. 佛教经典;总称“三藏” 5. 国王敕令和诏令:《岩石法》 第二节 《摩奴法典》的基本内容 一. 种姓制度——种姓内婚制并且职业世袭;贱民来源于两个最不容的种姓的结合以及不知血统的人 二. 所有权——土地国有制或王有制(村社制与种姓制密切相连,不团结);在维护各种姓所有权方面完全不同 三. 债法——关注的永远是高等种姓的问题,借债利息非常清楚 四. 婚姻家庭法——特点:与宗教密切联系,与种姓制密不可分,(1)神圣(2)严格维护种姓内婚制,顺婚、逆婚、一夫几妻 五. 刑法——两个显著特点,非再生人无资格聆听宗教经典 六. 诉讼制度 第三节 古代印度法的特点和历史地位问题 一.特点——古代印度法具有东方法和奴隶制法的共性 1. 与宗教密不可分: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宗教的附属物;法律的内容和编排体例都深收教义的影响,宗教法中罕见之举(摩奴是神的儿子的名字) 2. 严格维护种姓制度 3. 是法律、宗教、伦理等各种规范的混合体 二.历史地位——在印度法制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凭借宗教的强大凝聚力和延续性;印度化时期:全面吸纳模仿印度文化

宋代法制文明研究现状论文

可以从变化、作用、原因以及启示等等方面入手,以下资料仅供参考。中国是世界上古人类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远古时代,萌芽状态的科学技术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制作和发展。而生产工具的制造和发展也构成了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到公元纪元前后,大致上依次完成了上述三个时代的过渡。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使用打击的方法制造各种石器,而没有任何进一步加工。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几百处,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用火的证据,比如北京人遗址的灰烬的堆积层厚达6米。此外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也开始制造并使用骨器、绳索。我们的先民大约是在距今约1万年前左右,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新、旧石器时代的区别是:出现了经过加工的、更加合用并有锋利刃口的磨光石器。由于可以在石器上钻孔而创造了绑扎得更好的带柄石器(斧、耙、锄等),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又一种火的应用技术,熟食以及各种器皿更加多样)。此外弓箭普遍使用,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已经开始酿酒。我国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就已经开始出现铜器。商代中期以后我国的青铜技术逐渐成熟。青铜工具和大规模奴隶劳动的使用,使社会劳动分工进一步得以实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甲骨文、金文的出现和发展,使中国进入了有文献可考的历史时代。文字的出现使得文明发展大大地加速。春秋战国时代,对中华文明史讲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同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社会思想方面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学说争论的重心,乃是社会秩序如何变革以及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等等如何规范。在诸子百家思想当中,涉及到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内容则不是很多,例如对后世曾经具有长期影响的儒、道两大家,他们的思想并不很重视科学和技术。相反,我们却可以说他们大都是轻视甚至可以说是反对科学技术的。首先儒家讲的“六艺”,道家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虽然他们都谈到了“天人关系”,但他们大都是要人们顺从天意,很少要求人们应该对天、地、自然界的实质进行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实际上,也可以说先秦诸子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关心都是比较缺乏的。虽然在《孟子》那里可以看到“苟求其故,虽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之类的话(清末科学家李善兰就曾用“苟求其故”的思想来解释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孟子》思想的中心并不是提倡人们应该利用“苟求其故”的精神去进行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孟子》思想的中心还是讲究“性善”、“性恶”的伦理学说,以及讲究“王道”、“霸道”、“民为贵”等等政治思想,探讨人们应该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次,在诸子百家的显学之中,特别是儒、道两家,不仅缺乏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而且可以说他们对此都是持比较反对态度的。儒家把它们看成是“奇技淫巧”,认为纣之所以失天下就是因为他“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还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杀”,并认为“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二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由此可见科技工作者的地位是很卑贱的,而且不时还有被杀头的危险。而道家则认为:“人多利器,国家兹昏;人多技巧,奇物兹起”;“常使民无知无欲”;“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再次,儒家认为“玩物丧志”、“君子不器”,鼓励君子要追求“大学之道”,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等说法。道家也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等等。他们所追求的“道”,大都属于精神境界、伦理道德的范畴。第四,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儒家一直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心里也明白,在治理国家方面,单单只是一味的追求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也还是不够的,也还有必要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这也就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经世致用”的思想。而“经世致用”思想的提倡,又在于是为了统治者“长治久安”状态的维护。这一思想并不能形成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推动。虽然如此,但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终归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单单是依靠“经世致用”的思想来发展科学技术,那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春秋战国时期,诸家蜂起,百家争鸣,名家辩学很是发达。这种争鸣对学术的发展(包括科学技术在内)是有利的。在其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也是如此。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相对的说,墨家则是比较重视科学和技术,而且同时墨家还对古代的逻辑学方面的发展有所建树。但是墨家的这许多建树,其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自然奥秘的探索和对各种技术的深入研究。它们乃是为了贯彻墨家的政治主张——“尚贤”、“上同”,“节用”、“节丧”,“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等五组、十大主张(“十事”)来服务的。而且墨家并没有像儒家和道家那样得到持续的发展,秦汉以后几乎成为“绝学”,在社会上也较少具有什么影响力。当然这并不排除它的某些思想、它的某些论辩方法被儒、道两家所吸收。总之,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上述思想长期地影响着其后的中国社会,中华文明对社会伦理、秩序等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对自然现象的理论探求。两汉——中国古代科技体系的形成对我国后世产生久远影响的各个学科的体系大都在汉代形成,定下其后影响悠久的模式并且出现了实际上是为后世树立了样板的各种著作。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经过楚汉相争而夺得天下的汉王朝,虽说是“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但汉王朝却以其浑厚刚强的气魄,不只是开创了自己的四百年家业天下,而且也开创并且构筑了其后持续了大约二千年之久的封建国家方方面面的基本模式。两汉时期,从社会经济形态(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本主义)、国家型制(中央集权)到官僚体系(六部、百官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甚至它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政策,都无不成为其后持续大约二千年历朝历代封建帝国所效法的模式和样板。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是如此。科学技术的许多门类,大多是在两汉时期,定下其后影响悠久的模式并且出现了实际上是为后世树立了样板的各种著作。汉武帝时期编制的《太初历》,通过西汉末年刘歆编制的《三统历》,在《汉书·律历志》中记录流传下来。《汉书·律历志》以及其中所录载的《三统历》便成为其后历代《律历志》以及历代各种历法的模式和样板。阴阳合历的模式,其中包括了气、朔、闰、交食、五星、晷漏等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这种历法的基本模式、框架一直被遵循下来,甚至在西方近代历法已经传入的明清时代(《大统历》、《时宪历》),也没改变。数学方面则出现了以算筹为主要计算工具、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为主要目的、以《九章算术》为模式范本的体系。医药学方面,形成了以《内经》、《伤寒论》为代表经典的医学理论,和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传统药物学体系。地理学方面形成了以《汉书·地理志》代表的疆域地理志的体系,成为后来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所遵循的模式。此外在地图绘制、建筑,还有制瓷和造纸,这些造福全人类的发明,也都在汉代形成其基本模式的。对我国后世产生久远影响的各个学科的体系大都在汉代形成,这与汉代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出现,虽然还不能说其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各个门类的科学技术当然自应有其各自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大一统作为时代的潮流,时代的趋势,也不能不对各个学科体系的形成施以时代的社会影响。人们开始总结先秦以来各个学科所积淀下来的知识和经验,继往开来,形成了诸多学科自身发展的体系。正如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所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一至今日者多矣。”秦汉以来,由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设置了天文、农、医、建筑、水利、冶铁以及各种手工业的管理机构和各级官员。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完全被控制在这些机构和官员的手中,形成了官办、官营的局面。这些管理机构和管理官员的设置,对新技术的快速推广起到良好的作用,它可以使农耕、钢铁、土木建筑、漆器制造等技术迅速在全国各个地方推广开来。由于财力、物力、人力都“雄厚”,这时可以兴办比较大的项目和工程。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议论道:“在技术创造性方面,古老的中国官僚社会当然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但它却要大大胜过欧洲封建社会或希腊奴隶社会。”汉初的数学家张苍、耿寿昌,著名科学家张衡以及对造纸术进行过重大改进的蔡伦,都曾是这样的官吏。其他如天文仪器的制造、水利工程的修建、东西两京的都市建设、宫廷和皇家园林兴建、两汉长城的整备、隋唐时期南北大运河的开通等也都无不仰仗官办官营的优势。但是官办官营的缺点也是十分显然的。其最明显的缺点便是不计成本,形成对材料、资源、人力的浪费,甚至虚报产量,或是盲目追求数量而不顾质量。再有官办官营往往是产生贪官污吏的温床。西汉中晚期,在冶铁官营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不少的弊病:“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不给民用,民用钝敝,割草不痛。”而且还会出现“铁器苦恶,价贵,或强令民买卖之”(《史记·平准书》)的情况。我在陕西省的县级文化馆见到出土于地下的汉时“县官鼓铸”的大铁犁,在黄土高原上真的是“十头黄牛也拉不动”,真的是“不给民用”的废物。宋元时期何以会形成古代科技发展高潮“每当人们研究中国的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李约瑟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明(当然应该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发展的高潮时期。正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每当人们研究中国的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宋元时期中国的传统数学出现了四大数学家及其著作:秦九韶及其所著《数书九章》、李冶及其所著《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及其所著《详解九章算法》和《日用算法》等、朱世杰及其所著《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宋元数学在高次方程和高次方程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天元术”“四元术”(中国古代特有的代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领先世界数百年的辉煌成就。宋代的天文观测仪器比较齐备,多次进行了恒星观测(至少有四次规模较大),多次制作了星图。宋代一共进行了18次的历法改革,对各种测算方法和计算方法也进行了许多改进(三次内差法等等)。在元代则出现了郭守敬、王恂等所编《授时历》,被认为是我国传统历法中最优秀的一部。在传统医学方面,则有金元四大家的出现:以刘完素为代表的“寒凉派”;以张从正为代表的“攻下派”;以李杲为代表的“温补派”;以朱震亨为代表的“养阴派”。“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医学门户、流派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在农学方面,也出现了宋元时期的四大农书:陈旉的《陈旉农书》是第一部关于南方稻作的农书;《农桑辑要》是元政府组织人力编写的;王祯编写的《王祯农书》是第一部兼论南北农业技术的农书,还绘有“农器图谱”;鲁明善(维吾尔族)所编《农桑衣食撮要》是一部月令体农书,比较通俗,包含有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些农事活动情况。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到了宋元时期都达到了广泛使用的成熟阶段。三大发明的西传,使得西方社会在各个方面加快了其进步的节奏,促使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逐渐转型为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向社会近代化的方向迅速推进。著名近代学者严复曾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说:“天水(天水是赵姓的郡望——本文作者注)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专家邓广铭则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则早就认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宋元时期科技发展高潮及其顶峰的形成,宋元时期科学技术的繁荣,都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和社会背景的。首先,太祖、太宗两朝采取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独揽大权,使军、政、财等权力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皇帝手中。较高层次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皇帝独裁)及其官僚架构的模式,也为中国以后又大约持续了一千年之久的元、明、清等各个王朝所效法,为其树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权样板。其次,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看,唐中叶以来,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土地国有的制度——均田制崩溃瓦解,庶族地主经济以及小自耕农经济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土地买卖更加自由。到了宋代,土地所有权频繁发生转移,正如词人辛弃疾所写的“千年田,换八百主”。土地占有制度的改革对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来讲,其意义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革意义的。并且改革以后土地制度新的占有模式、它的影响,也都贯通在其后千年左右的中国社会之中。再次,科举考试制度,尤其是贡举科举制度的日益成熟,取士不问门第,而且在录取的名额数量上也远远超过了唐代,有人统计过,仅北宋一代即开科69次,进士和诸科共取士约为61000余人。为了打破门阀贵族的世袭制度,自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到了宋代方才可以说发挥了实际的效果。反映在科学技术方面,则是出身低微的人的一些发明创造事迹,有更多机会出现在各种著作之中。第四,从文化思想方面来说,自唐中叶开始,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元稹、白居易所提倡的新乐府运动;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啖助、赵匡所倡导的新经学运动等等。为了使儒家思想复苏、复兴,人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第五,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宗教思想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那么关于宋元社会思想背景的讨论则将是很不全面的。当时的宗教思想主要有佛、道两家,而且是以佛家为主。佛家思想随佛教于西汉时开始传入我国,到了唐代中期以后,林立纷呈的各个宗派逐渐式微,而以六祖慧能为开山祖的南禅宗却一枝独秀,得到了很大发展。有人说:南禅宗的出现说明佛教思想中国化的最后完成,使佛家思想由出世的变为入世的、平等的,从而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更加接近。六祖号召回到世俗中间去:“若欲修行,在家亦得”,“离世求菩萨,恰如求兔角”。有人更进一步认为:禅宗思想的这一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国发生的一次宗教改革,而其意义并不亚于马丁·路德在西方进行的宗教改革。第六,在教育思想方面,唐代科举以辞赋取士,崇尚声律浮华,积重难返。号称北宋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则有针对性地提倡“明体达用之学”的思想,深受欢迎,影响甚大。特别是“分斋教学”的教学方法,更是他教育革新思想的核心。“分斋”就是整个学校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相当于现代的分科教学。特别是“治事斋”中又分: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承认自然科学在学校教学中的地位。其实,“经义斋”所讲究的乃是中国传统的“读经”(当然也是新的读经方法),而“治事斋”乃是学以致用方法的提倡,这标志着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又再次抬头并且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第七,北宋时期出现了一批“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括及其所著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梦溪笔谈》,很得到各方面的称颂。沈括还和苏颂一道编辑了《苏沈内翰良方》,这是一部医书。林灵素在为这部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沈括)凡所至之处,莫不深究。或医师、或巷里、或小人,以致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访求。”这些博学多才的人物“成批的”出现,明显的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风气、思想潮流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和沈括极相类似的人物中,有欧阳修之子欧阳发,他“少好学,师事安定胡瑗,……自书契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和沈括同样也曾奉使赴辽并同样也是以熟知地理、描绘地图而闻名的刘敞,据《宋史》记载:“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类似的人物还有参加研制水运仪象台的宰相苏颂,《宋史·苏颂本传》说他虽官高为宰相,但“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一代名臣司马光也是:“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见《宋史·列传第95·司马光本传》)。在这些人物当中,王安石当然要比其他人物显得更为突出一些。王安石曾经给同是散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写过这样一封信:“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王安石在这里首先是强调:时代变了,时代不同了(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在这样变革了的时代里,如果不博学多问,将学不到任何东西(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他提倡亲自走出书斋,接触实际社会、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农夫、女工无所不问)。要求博学多能,力图开创是属于自己时代的新的思想方法、建立是属于自己时代的新的思想体系(于书无所不读)。应该说,这才真正是有宋一代的新的思想潮流和新的时代精神。在这种思潮的社会背景之下,影响其后千余年的新的儒家学说,后来被称之为“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在宋代,由北宋的邵雍、周敦颐发其端,由张载、程颢、程颐创立体系,至南宋则由朱熹集其大成,由陆九渊为代表又形成了朱、陆相互抗辩的反对派等等,这也就是宋明理学——新儒学的兴起和建立。此外还有以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人所主张的反对理学的观点,和理学不断相互辩难,十分活跃。理学在宋代,既不像汉代儒术那样被崇为一尊,更不像元、明时期把朱熹思想定为不准逾越的官方哲学那样不可侵犯。在宋代,一定程度上参加讨论的各方,可以做到自由讨论,各抒己见。这种学术空气无疑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利的。理学家们主张“穷理”、“格物致知”。“穷理”和“格物致知”的精神如果能够以自然科学的研究为目的,其成果自当是不可限量。而且“理”“气”二元论,在一千多年前的当时,不论是用来开拓思路或是阐述终结成果,都堪称是相当不坏的工具。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位知名的理学家曾经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同时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们成就的取得是基于理学的思维。在这里,我只不过是想说明:是理学(清人因其产生的时代而将其称之为“宋学”)得以创立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正是这种时代精神,构成了宋元科技高潮的社会思想原因。是产生两汉经学的两汉时代精神,使得两汉时期成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门类中立模式、创样板的时代;是产生魏晋玄学、竹林论辩的六朝时代精神,形成了六朝时代很有创造力的各学科的科学思想;是产生宋元理学的时代精神,促成了宋元时期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顶峰时期的到来。明清实学和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次传入在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影响下,产生了大批的杰出人物,其中有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生等各方面人物。在百余年间的短暂时期内就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真可谓是群星灿烂。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明末清初一段历史,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上,虽然比较短暂,但它却是一个特色鲜明的重要时期。它的这些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腐朽的明王朝的逐渐衰亡和新兴的清王朝的逐渐兴起。二是在经济上则是传统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抬头发展。三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殖民地,西方国家向东方挺进,并且开始进入中国。伴之而来的则是西学(科学技术是主要内容之一)的传入及其影响的日益扩大。四是在人们的思想方面,则是明中叶所兴起的王阳明心学开始分化。在人们对王学末流的批判过程中,兴起了一股经世致用,以求实、务实为中心内容的实学思潮。明王朝施行的《大统历》是沿用了元王朝的《授时历》,到明代成化年间已经累计使用了三百余年,因此“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但直到明末的万历38年(1610年)11月朔,朝廷的日食预报再次发生错误。明王朝才开始考虑利用当时传入的西方天文知识进行历法的改革。明亡之后,传教士们又将明末所编《崇祯历书》改头换面改成《西洋历法新书》,献给满清朝廷,成为编制清代《时宪历》的基础。当中国的传统文明还在传统的老路上徘徊而且踏步不前的时候,西方的近代文明(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却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伴随着西方早期的殖民活动,传教士们展开了世界范围的广泛活动,来到远东。利玛窦是成功进入中国内地的较早的传教士之一。经过长期摸索,利玛窦终于找到了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打开向中国传教的途径。于是根据利玛窦的请求,罗马教廷陆续派来了比较熟悉科学技术的一批批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清初以后,又有由法皇路易十四派来的传教士。由于这些传教士的介绍而传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有很多方面,其中有天文历法、数学、地学和地图学、解剖学、医药学等等。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方科学知识的第一次传入。西学的传入和实学思潮的兴起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没有实学思潮的兴起,虽然有传教士的努力,西学的传入仍然是不可想象的。正如近代科学家丁文江所说:“明政不纲,学风荒陋。贤士大夫在朝者以激烈迂远为忠鲠,在野者以理性道学为高尚,空疏顽固,君子病焉!迨乎晚季,物极而返,先觉之士,舍末求本,弃虚务实,风气之变,实开清初大儒之先声。”其中所说的“舍末”“弃虚”,指的就是对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的批判;“求本”“务实”,指的就是实学思潮的兴起。希望对您有帮助,望采纳,您的采纳将是我们回答的动力 追问: 怎么着眼于在世界科技发展史的地位呢 回答: 可以从同时期世界各地科学技术文明对比入手,也可以从各个地区科学技术发明出生的影响作用做对比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几个特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高潮,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隋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综观整个发展历程,16世纪以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正是我国古代的科技先驱辛勤耕耘、善于观察、长于思索、勇于探究,注重整合、联系实际的产物,闪耀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页第427页。)而今天众多著名科学家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珍贵价值的重新肯定,必将使之在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中显示出东方智慧的新的转移与新的实现,这种情况在一些学科已初见端倪。深信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世纪里对人类文明再次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中国的法制文明的内涵和历史传统引言在历经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法制从最初的为统治阶级、官僚贵族所利用来镇压农奴、民众的工具,逐渐的演变到文明和独裁并存,进而逐渐进化到我国现代法制文明,甚至可以说,中国法制文明的进程就是中国几千年灿烂瑰丽文化的缩影。世人在评价中国法制文明的进程中所展现的批判态度到接纳、吸收进而发扬光大,对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亦有甚多借鉴意义。(一)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法制文明中国文化绵历五千年,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在丰富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经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中古典学术文化方面发展的并不十分均衡,其表现在,虽然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是法学这门独立的学科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成长。直至清末,随着当时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其独立的地位。然而,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坎坷曲折历史仍然难以使中国法学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法律之间徘徊。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更是索性彻底停滞,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与此同时,西方法制文化仍在不断发展,全人类法制文明发展了数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双重旋律变奏的历史。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法制文明不断地形成和强化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色,并且刻意地保持这种特殊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法制文明不可避免地受到别的民族法制文明的影响,因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别的民族法制文明的某些特征,并且使自己原来的法制文明特殊性与民族性发生变化。两者的矛盾斗争构成了人类法制文明的进化史。在我们国家,尤为明显的是清末时期的法制改革,延续至现代法制改革。中国法律传统,是世界法制文明史上的一个独特的传统,这一传统,几千年都未曾终端,也未见明显的外族法制文明因素的渗入。在东亚大陆上,这一传统一直保持了几千年的高度封闭,保持了其民族性方面的高度“纯粹”。这种情形在世界其他较大民族的法律史上是罕见的。过去,我们对中国传统法制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我们的法制史教科书对于中国传统法制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似乎过去几千年的法制文明一无是处,其评价基本上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维护皇权;维护封建的父权夫权、维护家长专制;维护封建的尊卑贵贱等级制度,维护官僚贵族的封建特权;保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压制商品经济;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等等。这些评价在理论方面来说并非错误,而且历史也如此,但是也并非完全如此,也并非中国法制史上任何朝代的制度都如此,我们在分析这些制度的时候,也要看到制度背后的人事,环境,文化等,任何一项制度都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之间,必然是相互配合而形成一整套链条,否则各种制度相互分裂,不会存在也无法推行。某一项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以及其内在的用意,纵然事过境迁,我们在讨论其制度的时候,需要注意反映其制度的材料,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方法之一,否则时代已变,制度已不存在,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绝对无法完全理解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确切的用意;与此同时,在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其利弊,是以对当时社会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定,因此要评价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了解在此制度实施时期有关各方意见的反映,这些意见,是有关在其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古代法制时候需要注意到的问题,不能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去评价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否则无法得到客观的评价。另外,我们在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时候,讨论各朝代制度,不仅应该重视其时代性,还应重视其地域性,即国别性。也就是说,某项制度在一国家或地区获得成立且推行有效,但并不代表在另一国家或地区也得到同样效果,因为制度是一种随时随地而适应的,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从70年代末开始,经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法律教育的恢复以及法律制度的渐次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使我国的法学研究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法学以及法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深层次的理论探索。法学有其超越的一面,他必须在价值层面以及理论分析上给实在法以引导,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一种批判的性格。就中国特定的学术背景而言,需要在外来法律文化与固有传统之间需要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而追求其适度的超越,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法制史的同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分析其内在理论,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提供蓝图,而且对世界范围内的重大法律课题作出创造性回应。(二)中国法制文明与中国近代法制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曾经创造了五千年的的伟大中华文明,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制理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中“法治”的生成,可以追寻到奴隶社会后期出现的法家学说,从而产生了法家“法治”与儒家“礼治”治国方法的论争。在管仲与子产的治国方式尝试中,管仲认为一个国家“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①。“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以法量功,不自度也”②。管子依据这种“法治”观,通过立法以顺民心对齐国的经济、行政、人事于社会等进行了一系列实际改革。郑国的子产也通过“都弊有章,上下有限”使“庐井有伍”、“作丘赋“、任贤选能和”铸刑书“等对社会予以了改革,此后法家李悝对魏国实行改革并创《法经》。上述改革尝试中,不仅体现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最早的“法治”思想,并且开启了我国传统法文化的最早成文法时代。中国传统“法治”理论的伟大历史功勋,不仅仅是法家耳目一新的治国理论,而且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的封建秦王朝,由于当时历史情境的变化、生产力发展以及法家治国理论中的严刑峻法难以被原先以礼治国的历史传统难容,以及被当时社会全面予以认同,因此随着短暂的亲王朝覆灭,法家的治国理论也随后被儒家的“礼治”学说所代替。汉王朝兴起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带动了儒家文化的兴起,从而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德主刑辅”的原则的同时吸收了自秦以来的成文法形式,并开创了“礼法并用”的先河。自此,“法治”思想逐渐衰微的同时,“礼治”的兴盛一直延续至近代,无疑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封建的生产方式、独特的政治体制和闭关锁国的实际国情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先秦的法家以及随后兴起的儒家思想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因此,有学者把唐朝以前的中华法律文明分为“礼治时期”、“法治时期”和“礼法调和时期”③,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④。很明显,相比之下,法家比儒家更加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它们对中国近代史以前两千年的中国法制影响更大。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中,人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各有说法,评价不一。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近现代以来,⑥为法家伸冤平反的声音此起彼落,由于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的道路。儒家思想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宪政和法治,则提醒我们去寻找“古已有之”的类似物――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严复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⑤章太炎说:“商鞅之中于馋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正倡。呜呼!是惑于说也甚矣。”⑥由此看出,章太炎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了它们的历史功绩,并认为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批判人治,象先秦法家那样“专以法律为治”⑦当然,我们应当客观的去看待法家的立法思想特点。法家在强调重法的同时,其法律观是有严重的局限性:首先,在法家的构想中,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国家权力都是集中于君主一身的,而不考虑法律如何去限制、制约君主权力,反映和保护人们的利益和意愿;由此看出法家的法最终只是君主的统治工具而已;其次,法家所重视的法几乎全是刑事法律,对于民法以及其他法的概念缺乏必要的认识;最后,法家在强调重刑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如何设立公正和合理的程序性安排,以保证司法公正,保证不会滥杀无辜,只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看严刑峻法为统治者带来的种种好处,而从来没有试着站在人民的地位去了解严刑峻法可能带来的苦难。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法系萌芽的关键时期,当时法家对于法的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和多方面司考,由此产生了其独特的法治观,是有普遍意义的、经得起时代考验甚至是值得后人所骄傲的。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直至今天,我们都无法忘记先人在中国法制文明的道路建设上曾经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从中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和启发。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中吸取教训,客观的去看待其缺陷和局限性,以防再次出现类似的悲剧。结语中国法制文明的内涵和历史传统的发展,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来认识,都需要经过实践的考核。无论任何一种先进方法,都必须根据情景、时代、氛围等因素,来不断的改进、创新,使得该方法日臻完善。中国法制文明未来将会更加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的创新、完善。注释:①②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257页。②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④ 《韩非子.有度》。⑤ 转引自杨日然:《法理学论文集》,第299-300页。⑥ 杨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8页。⑦ 李海生:《法相尊严――近现代的先秦法家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宋代是中国古代发展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宋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比前朝有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变化。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杨高凡认为,宋代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得到发展,法制建设也表现出与其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时代特色。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维护私有权益的经济立法和民事立法更加详密完备,具有无与伦比的时代特征。 宋代是一个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不仅让人们的义利观念和私有权观念发生变化,也促进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使以维护私有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事法律规范更加完备。因而,民法成为宋代法律内容中最丰富,最能反映宋代法律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民事权利主体的变化。在租佃制、雇佣制盛行的宋代,不仅官户、地主、平民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就是唐代的“贱民”,即宋代的客户、工匠、机户乃至私家雇佣的人力和女使等,在宋代亦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依法享有权利主体的资格,这些“贱民”法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民事法律体系、关系变化的重要表现。另外,宋代出现的义庄、祭田、学田及寺院等都有独立的财产、完备的管理制度,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团体。在法律上,它们具有财团法人和综合法人的性质。 第二是物权法的详备。宋代是一个私有制高度发展,所有权观念深化的朝代,所以调整物权关系、维护私有权利益的法律也相当详备。尽管宋代没有现代概念上的动产与不动产的明显区别,但在内容上已有财物与产业之分,无论是私财还是官物,私产还是公业,都是法律积极维护的对象。宋代法律对动产物权的原始取得(先占、遗失物、漂流物的拣获、埋藏物的发现等)和继承取得(买卖、赠与、继承等)及添附物的处理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对以动产物权作为借贷担保的质、当、典押等亦有明确的立法。凡私自移走支配他人所有财物,在刑法上则构成了盗窃罪,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此外,宋代法律对以田宅为主要内容的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规定更加详密。由于宋代统治者对土地的占用、开垦、典卖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为土地所有权的取得带来了新的特点。在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冲击下,土地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使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相当频繁,买卖成为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主要途径。宋代租佃制、典卖制的盛行,又使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开始分离,宋代法律不仅承认这种分离的合法性,亦允许占有权、使用权独立有偿转移,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永佃权在宋代土地所有权中是一种强有力的物产权,既可以世代相承,亦可以典押转让使用权和收益权。宋代物权法的内容十分丰富,对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权益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是债权法的发展和契约关系的发达。债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请求特定行为的民事法律关系。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复杂化,在买卖、借贷、典当、租佃等契约关系中,因侵权行为、不当得利 、无因管理等法律事实,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宋代在法律中对债的发生、债的履行、债的担保、债的免责、债的强制效力及债权人的权利、债务人的义务都作了详细规定,以至于出现了“违契不偿,官为理索”的说法,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在契约关系方面,宋代的契约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是为适应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发展起来的,是维护所有权利益的重要法定依据。宋代的契约种类繁多,主要有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典押契约、租佃契约,但无论哪类契约,凡经官府印押,交纳契税的,官府都承认其法律效力。为了维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宋代法律对契约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担保责任、时效、损害赔偿等都作了严格规定,明确了立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是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权利的扩大。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妇女的社会性劳动进一步增强。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带动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变化。在婚姻关系中,宋代妇女的法定离婚权冲破了“七出”“义绝”的范围,离婚的主动权有了明显增大。随着人们对妇女贞节观认识的变化,社会各阶层对妇女的再嫁表现出积极的支持态度。在法律上表现为维护妇女再婚自由权的立法相应增多。宋代规定,寡妻既可以另适,也可以招来接脚夫,妇女再嫁在宋代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家庭关系中,特别是夫亡妻在的家庭中,法律确定了寡妻的户主权,在户绝家庭中,寡妇依法享有立继权和代位继承的权利。因此,宋代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变化,也是宋代法律变化的重要表现。同时,宋代在财产继承法等方面的制度也非常完备,这反映了宋代对私有权维护的深化程度和法制特色。 宋代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重视程序建设也成为其诉讼法的时代特色。诉讼法是保证实体法正确实现的程序法,依据案件的性质,诉讼法又分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宋代的法典和前代一样不仅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分,刑诉法和民诉法也不分。其司法机构设置、诉讼活动原则、诉讼程序、审理方式、判决方法等虽多借鉴唐代的制度,但以程序制约司法权的滥用是其突出的特征。在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君权的强化,表现在司法上是皇帝越来越广泛行使审判权,当时的审刑院就成为皇帝审断案件的顾问机关。宋代中央的中书、枢密、三司等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司法审判活动。在地方,强调州县行政长官必须亲自审问案件,既加重了他们的司法责任,也扩大了他们的司法权力。这都是皇帝加强对司法权控制的表现,也是宋代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制度正义是宋代刑事审判最突出的亮点。为了保证实体法的有效实施,宋代构建了完备的审判、复核、监督检查机构体系,规定了详细的起诉形式,建立了收集、辨别、运用证据的制度。为防止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造成刑狱冤滥,从制度层面对审判权进行了限制。首先是确定了“鞫谳分司”体制,使审理权与判决权分离;其次是规定了“长官躬亲”制,以防司法审判中的吏奸之弊;其三是推行“亲嫌回避”制,以保证审判的公正;其四是确立了“据状勘鞫”制,以防状外别生奸狱;其五是限制滥施刑讯,防止冤案滋生。在司法制度中,审判程序规定的尤为严密。从刑案现场勘验、取证、审讯到结案,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标准,防止官吏在各个环节中借机生奸。在审理结案之后,检法议刑之前,创立了必须的录问程序,即对徒刑以上大案,另外安排官员提审录问案犯,进一步核查犯罪事实,以防审理中的差误,这是其他朝代审判中没有的程序。录问无枉错之后,由检法官根据案情检出适用法条,这就将定罪量刑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其后则由幕职官根据案情和法条草拟初判意见,交由通判及幕职官集体审核签押后,呈知州定判。如此严密的审理和判决程序,在中国法律史上独树一帜。试图通过制度正义实现法律正义,也是宋代法律建设趋向文明的突出表现。 在宋代,随着民事权利主体的扩大,有关民事诉讼的法律也更加完备和具体。宋代不仅明确规定了受理民诉的“务限”,案件“结绝”的时限,审结后官府给予当事人“断由”,而且对民事诉讼审理不当的案件准许当事人上诉。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为了宽恤民力、恢复生产、钳制官吏违法害民,广开越诉法,这不仅丰富了宋代民事诉讼法的内容,扩大了民事诉讼权,也彰显了宋代民事诉讼法的发达。 中国古代的司法中,既没有律师也没有辩护制度,百姓的诉讼全凭官吏决断,被冤之民无法得到法律帮助。至宋代,由于人们私有权观念的深化,人身权利相对扩大,要求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日渐强烈。基于社会的需要,在江南民间产生了“教引讼理”“教授辞讼文书”的讼学。同时也出现了专门指教词讼、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和以佣笔为业的写状代书人。讼学的产生,讼师和佣笔代书人的出现,是中国封建诉讼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也反映出宋代诉讼活动十分活跃。 同时,为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宋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央集权制度加强,调整经济关系,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法律内容相当丰富:如商事法、专利法、矿冶法、财政法、税收法、钱法、钞法等,宋代经济立法尽管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但也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观宋代的法制建设,不仅规范详备,内容丰富,亦表现了突出的时代特点。民事法规和经济法规完善表现出宋代私有权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从诉讼法的完备和民间讼学的产生表现出宋人对程序法的重视。可以说,宋代法制在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两方面表现十分突出。宋代法制虽有因袭旧制的方面,但也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中国封建法律史上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陶渊明论文国内外研究现状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国先秦至隋的诗歌总集。今人逯钦立(1910~1973)编。共135卷。此书的优点是:①取材广博。隋代以前的作品,除《诗经》、《楚辞》外,凡歌诗谣谚,悉数编入。②出处详明。每诗必注明见于何书何卷,无一例外。③异文翔实。各书的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乃至前人的校勘成果,凡足资参考者统予记录。④考订精审。书中按断多有独到见解。⑤编次得当。依据作者生卒先后分卷编次。该书在同类总集中是最完善和使用最方便的一部。1983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作者简介:逯钦立(1910-1973),字卓亭,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专门研习汉魏六朝文学。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桂林)、东北师范大学任职。 逯先生对于汉魏六朝文学造诣颇深,撰述很多。1940年,他感到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然"搜括靡遗",有功于世,但仍存在严重缺失,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谣,另谋新编。工作时断时续,直至1964年,始编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百卷巨轶。其中《隋诗》10卷,为目前收录隋诗最为全备的总集。 另有《陶渊明集》校注(中华书局)等。

近年来对陶渊明田园诗比较平淡,目前主要成果均发表在《九江师专学报》和九江学院报“陶渊明专栏”,各地学院学报偶有涉及。下面是最近九江学院报关于陶渊明田园诗的一篇文章。采菊东篱 久而愈香———“陶渊明研究”专栏社会反响在文化界,学术研究让人感到深奥,学术刊物读者群相对狭窄,要产生影响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有这样一个学术刊物的专栏,它依托的只是一个地方高校,却已经持续了25年,刊出了80辑;它处身一个并不繁华的地方,却吸引了专业领域内几乎所有的国内外专家在这里发表文章;它没有跻身于权威刊物之林,却有大量的文章被各类权威刊物转载;它远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却有全国各地的学报编辑把它当成特色栏目的典范;它像一朵菊花一样默默地开放在山野间,却有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媒体对它的报道、《北京大学学报》对它的垂青。———这就是《九江学院学报》的“陶渊明研究”专栏。 位于庐山之麓、长江之滨、鄱湖之畔的江西九江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庐山,也是伟大诗人陶渊明的故乡。九江人民对这位田园诗人有无比深厚的感情。1978年,九江学院前身之一———九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复校,1982年《九江师专学报》创刊,编辑部基于“应当为陶渊明研究多做些事情”的认识,于1984年创设了“陶渊明研究”专栏。2004年学校实质合并后,《九江师专学报》更名为《九江学院学报》,学校着力打造九江学院人文精神,学报几任主编高度重视特色栏目建设,“陶渊明研究”专栏也更加注重“弘扬地方文化,走特色办刊之路”。 由于“陶渊明研究”专栏从创办之初就具有较高的立足点,因此,凝聚了强大的作者群和广泛的读者。从1984年到现在,国内大批有名望的且涉足陶渊明研究的专家学者,如王瑶、袁行霈、廖仲安、吴云、钟优民、李文初、李华(北京)、唐满先、李华(江西)、徐声扬、陈忠、魏正申、龚斌、李剑锋等;日本国研陶专家石川忠久、上田武、武井满干、大地武雄、沼口胜、伊藤直哉等研究陶渊明的专家,都在专栏上发表过文章。学报编辑部能够长期地保持与国内外研陶专家学者的交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依赖于“陶渊明研究”专栏及其成果。 25年来“陶渊明研究”专栏发表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陶渊明研究成果的介绍。“陶渊明研究”专栏发表了40余篇介绍、评价陶渊明研究成果的文章,近年来,如山东大学李剑锋、九江学院吴国富等崭露头角的陶学新秀也在专栏上得到介绍和评介。编辑部还不间断地编纂上一年的《全国陶研论文索引》,详细开列国内的研陶成果目录。这些专题的论文索引,得到陶学领域的重视,为研陶者提供了较翔实的参考资料。二是关于陶渊明思想的研究。在“陶渊明研究”专栏中,众多学者对陶渊明儒佛道思想进行了研究,如九江学院已故的徐声扬先生,从1984年到2003年发表了30多篇陶渊明研究论文,从各方面论证陶渊明的“新儒家思想说”,有四分之一的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陶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陶学家”之一。三是关于陶渊明诗歌艺术的研究。如徐声扬的《论陶潜“以仁为美,以真为用”的美学风格》、章海生的《论陶渊明进入田园诗境界的心理与艺术调整》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四是关于陶渊明的考据。这方面的文章包括陶渊明的故里之争、生卒年的讨论等。“陶渊明研究”专栏历年来共约发表了20来篇这方面的文章,如李文初的《陶渊明享年研究:历史的回顾与审视》、魏正申的《陶渊明寿年63岁辨正》等。2006年,随着江西德安县“陶渊明故里”的发现和论证,专栏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又成为关注热点。五是关于国内、国际陶渊明研究的争鸣与交流。“陶渊明研究”专栏还注意介绍海外文章,共发表了约20篇国外学者的文章,并刊出了陈忠、李寅生等关于中国、日本、台湾、韩国等地陶渊明研究概况的介绍文章。 “陶渊明研究”专栏以自己的特色,赢得了媒体的广泛好评。“陶渊明研究”专栏从1984年创设至今,已刊出了80辑,共发表研陶论文357篇,约占全国各类学术期刊同期所发研陶论文总数的1/5。其中,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全文复印、转载23篇(不完全统计)。1995年11月11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以中外学者关注陶渊明学术研究”为题,介绍了“陶渊明研究”专栏为陶渊明研究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3年5月29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了马重阳的《品牌意识、学报的发展和希望》一文,文章说:“深入开展和研究区域文化,是高校文科学报形成品牌栏目的十分重要的办刊思路和途径。如《九江师专学报》的陶渊明研究……,在我国学报界及社会上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此外《文汇报》《江西日报》等报刊也登载了相关文章,对该栏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2003年10月,北京大学学报龙协涛先生主编《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要览》一书(高教出版社出版),在“学报特色栏目集锦”里,将“陶渊明研究”专栏列入其中;2006、2007年江西省新闻出版局下发的《报刊审读快报》,对“陶渊明研究”专栏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办得很有特色,文章学术质量较高”;2007年,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将该栏目评为全国高校学报优秀栏目。这些都体现了对“陶渊明研究”专栏的充分肯定。 如果电子期刊数据库(CNKJ)进行搜索,人们就会发现在各种学术期刊上有100余篇学术论文把 “陶渊明研究栏目”当作典范例子来称赞。这众多的文章,从不同方面分析了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的发展方向:一类关键字是学报追求“精品”、“个性”、“名栏”;一类关键字“地域文化特色”、“借助地域、超越地域”;一类关键字是 “主编特色意识”、“编辑队伍素质”、“编辑创造功能”;一类关键字是“发展空间”、“可持续发展”;一类关键字是“师范学报”、“文科学报”、“理工科学报”、“民办高校学报”、“地方高校”、“高职高专学报”等的办刊质量。这些文章,均把“陶渊明研究”专栏作为作者观点的有力支撑。如果组合这些关键字,就等于说,《九江学院学报》的“陶渊明研究”专栏,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已经成为学报中极具个性、特色的精品栏目;借助地域,超越地域,走向全国乃至国际;体现了历任主编的特色意识、编辑队伍的素质和编辑的创造功能;为学报拓展了发展空间,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甚至有的作者发表题为《走向终结的核心期刊》的文章,认为“陶渊明研究”专栏可以和众多优秀的核心期刊媲美。 我们相信,“陶渊明研究”专栏有了这样坚实的基础,就会像“采菊东篱下”的诗句一样,历久弥新,久而愈香。(詹建志)

论陶渊明的诗歌美学风格[摘要] 陶渊明在对诗歌的审美特性的认识上,有自己的思想渊源和古朴的文风。首先,他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是儒道美学思想在文艺观中的反映;其次,他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提倡语言洒脱恬淡,诗化日常生活,用田园诗、山水诗表达诗人主体对田园山水客体的审美;再次,他崇尚“复得返自然”的心境,认为诗要有自然地基调、人要有自由的思想和人性归复的性情。这一审美原则源流于老子“和光同尘”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 陶渊明 诗歌 美学The theory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aesthetic style[Abstract] Tao Yuanming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poetr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origin and the style of of primitive simplicity. First of all, he stressed: "qualitative nature, not the proper and complete income", this is in pf of confucianism aesthetic thoughts; Second, he argued that "the clothes stained with solicitors, but would make no violations", advocating language is calm, free and easy, including daily life, express the poet in pastoral poems and landscape poems of aesthetic subject of rural landscape object; Again, he advocated "after return to natural" state of mind, that poetry will have naturally tone, people will have th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dapt to human nature of temperament.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origin in Lao zi "bland" aesthetic thought. [Keywords] Tao Yuanming poetry aesthetics目 录引 言1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1(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思想源流........................................................................1(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1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1(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1(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1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1(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1(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1结 语1参考文献1谢 辞1引 言由于道家哲学观认知度的提高和大型电视剧《陶渊明》的摄制,一个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中国文人——陶渊明,逐渐被人们熟知和喜爱。他在散文领域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们每当谈起陶渊明便会想起他的散文辞赋,却忽略了他的诗歌和其朴素的美学理论。晋宋以降,很多人对陶渊明诗歌做了搜集整理和考证的工作,到了近代人们逐渐从研究作品本身提升到体悟作家美学思想上来。只是研究作品本身不能完全汲取作品的养分,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的忽视和对作品认识上的不足。他是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哲人,在我看来陶渊明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上,陶渊明有自己的思想见解和古朴的诗文风格。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审美源流陶渊明具有朴素主义的思想和唯物主义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关注,对人生所做的哲学思考。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写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在《形影神》中,他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精神对待文学和生活。可见,所谓“纵浪大化中”的目的在于思考和解释人生存在和生死等哲思问题。从而达到“不喜亦不惧”的功效。陶渊明晚年曾写一首《自祭文》,诗歌最后说:“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孰重后歌的原因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坚持诗歌的自然本色,与浮文妨要、虚谈废务的体例划清界限,不能一味地阿谀奉承、粉饰太平。陶渊明在向朝廷申诉辞官归隐的原由时说:“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说明陶渊明确是彻底体悟到了世俗社会与自己崇尚自然地本性是不相符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社会的观念,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辞官。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创作的朴素主义名篇。陶渊明在《答庞参军》中写道“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行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作者把道家隽永的哲思注输在文章的内容中,强调洒脱自然心性的重要性。“行迹滞江山”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道家朴素主义思辨观在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中的体现。(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陶渊明诗歌具有儒学审美形态,在于其年幼时外祖父给他提供了的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其阅读了大量的儒学典籍,使他具有了“猛志逸四海”、“匪道曷依,匪善奚敦”的志趣。陶渊明熟谙儒学,其诗歌中引用论语经典就达37处之多。陶渊明关于审美形态下的品德准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咏贫士》中:“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朝与任义生,夕死复何求。”在这里陶渊明本着“与仁义生”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安贫与求富在他心中的考量。人生过分追求富贵,则不能符合“与仁义生”的精神准则。作诗仅仅满足于对世俗的歌颂、阿谀奉承,则不能完全体现诗歌的审美效果。诗歌要有真性情、人要有不阿谀的品行,这就是陶渊明主张的诗歌与人性共同的本质特点。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关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所体现的风格,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其创作的田园诗中,作者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中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这里,陶渊明本着语言洒脱,诗话生活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在审美上诗人主体和田园山水客体的关系。诗歌如果过分追求华美,则不能体现诗歌自然的情趣和风格,只有抓住客体意象的本质,才能达到诗人主体与诗歌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纯真的性情是陶诗之体、自然的语言是陶诗之用。钟嵘《诗品》曾叙述说诗歌的最高造诣,应该是“使味之者无极”,唯有陶渊明诗歌是这样的。对陶渊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对诗歌风格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其一,诗歌语言要洒脱恬淡。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是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余天,因“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挂印归乡时所作的。“虚室有闲”,意谓着语言洒脱恬淡,就是要符合自己的心性,不粉饰、不浮夸,传达出作者对文学语言朴素的见解和要求。陶渊明以平实的生活写诗,诗话人生,从写庭院景色转笔写情,在虚静的居室中悠闲地生活,令人感慨万千。而过分追求社会名利的人,则被陶渊明讥之为乡里小儿,足见陶渊明对官利社会的厌恶,对民风不古的痛彻。而社会粉饰阿谀的文风又无法改变,所以只能借助于诗文,表达出对诗歌语言的内在心愿。陶渊明语言平实的观点,也体现在他其他的诗作中。在《拟古》中写道:“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春天到了,燕子翩翩飞回我的草庐,自从分别之后,门庭日渐荒芜。陶渊明在诗歌中描写的大多是生活中日常之物,所用意象如燕子、草庐、门庭等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平淡中见绮丽,因此其诗作长久的被人提及,而那些只注重形式的作品则被人们所鄙弃。其二,诗歌意象要准确得体。陶渊明的诗歌笔调宽旷,感情冷峻沉痛,同时包含了一颗爱国思民之心,大为后世推崇。陶渊明诗歌构思别致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诗歌所引用的意象精致深刻。他继承了我国自《诗经》《楚辞》以来比兴的手法,引用大量的比拟意象,如《诗经》中的《魏风·硕鼠》和《楚辞》中的《橘颂》就是用比体来写实的作品。陶渊明继承和发扬了《诗经》和《楚辞》大量引用意象,运用比兴的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鸟”这一意象,以归鸟喻自己回归田园。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四)的首句写道:“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用比喻的手法,暗喻自己从尘网回归到自然之乐,表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歌颂。陶渊明以孤鸟自比,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自己从尘世解脱之乐,比直接叙述更加令人深思,意蕴绵长。他在《归鸟》四言诗中,也舒发了相似的情感,如“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同样抒发了作者倦而知返的情怀。这种借鸟之归栖来比喻世俗社会黑暗的诗句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不少见,如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强调“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又如《归园田居五首》中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在引用“鸟”这一意象的同时,还采用强烈的对照手法,来强化所引用意向的效果。“酒”这一意象在他的作品中也大量出现。大致在魏晋之前,社会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导和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天”的支配作用。这是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的绝对权威,但在东汉之后,遭到广泛质疑。于是个性解放由此产生,在文学层面,也就有了关于“以人为本”的主题。但旧的困境无法瞬间摆脱,新的背谬和问题又相继提出,因此诗人们不断发出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这是有限人生对无限存在的回应与感慨。在社会“大化”变迁之中,诗人无以找到“心远地自偏”的境地,因而使得生命充满焦虑和矛盾,于是他们独钟于玄学,倾心于饮酒。在陶渊明作《饮酒二十首》(其五)中,我们不难想象到一位微醺的,飘然如神仙的诗人在自己的庭院里采摘菊花,偶尔抬头远望,恰好与庐山相会,陶渊明所述的“悠然”不仅属于山,更属于人。陶渊明把日常生活琐事、平实意象,都写入诗歌当中,而又显得质朴率真,这是陶渊明诗歌的高妙之处,他借意象清晰地表达出不流于世俗的高尚精神。(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东晋以来,文人墨客喜欢用玄理写诗,然而大多诗作哲理浅陋、平乏无味,被后世之人大为鄙弃。唯有陶渊明的诗哲理意趣并在,情深意隽,大为后人赞赏。而后世对于陶渊明与文人玄士评论迥异的根本原因在于,陶渊明对于理的追求以及对理表达的方式高于后者。陶渊明认为诗要有自然之理、有自己的风格。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中明确提出诗歌要体现真性情,“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两句既点出饮酒的情由,又道出了作者性情的质朴。他在自然古朴的田园生活中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得到了精神的满足,而在诗歌中的体现,即是淳厚质朴的文风;陶渊明对“自然之理”的追求,显然受到了老庄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他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的后半部分写道“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在酒过三巡之后,自我意识已经消失,外物对于自己的羁绊更是无从谈起,诗人在醉意中达到了“超我”的心境,以酒中的“深味”收笔,浑然天成。诗人把玄理的表达与饮酒、复醉的生活情趣结合起来,使生活和玄思完美的结合,相得益彰。陶渊明很赞美贫士的品行,他在《咏贫士七首》(其五)中说“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以袁安居前积雪映高士开笔,又书之“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寒长交战,道胜无戚颜。”一种穷且益坚的高昂之势跃然纸上。天降大雪,而袁安僵卧不去乞要,他对来巡视的县令说:“天下大雪,人们都饿着,我不能再去麻烦大家。”在这里作者把视觉、触觉、和感觉所产生的复杂作用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审美上的中和和心灵上的超脱,他的作品确是充满自然质朴气韵的佳作。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 (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歌与人生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陶渊明认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意谓出于质朴、无需人为雕饰。凡出自“自然”者,必体现作者的本心,给人以“自然清新”之感。陶渊明在写作诗歌的时候,常常用古朴、自然作为其审美的标准。如《归园田居五首》(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归园田居五首》(其三):“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陶渊明看来,古朴自然的人生可以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古朴自然是诗的生命,是审美的最高准则。陶渊明提出的古朴、自然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情感质朴。陶渊明自道其田园生活的体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他又在《饮酒二十首》(其八)一诗中自述酒后生活的情境:“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寄情于精神世界,树立了一个挺立高尚的人格。陶渊明在很多诗文中,歌颂的莫不是具有质朴精神的人,他也把真我的性情作为写诗的重要标准。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写道:“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日入”二句最为真切,前句说的是结伴一起回家,后句写用壶浆来慰劳邻里的朋友。只有情真才可以感人,才能有所共鸣。陶渊明一生穷困潦倒,他那些怀古之作,如“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确是催人泪下。多次被举荐入仕,又多次辞官归隐,其在《归去来兮辞》中云:“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而在田园生活中,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其诗云:“谈谐终日夕,殇至辄倾杯。”(《乞食》)他确是一位敢于直言真情的诗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第九首中写道:“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田父劝他做官,他却表示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苏轼评论陶渊明诗:“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他与陶渊明的心意不谋而合,陶渊明对那些虚情假意非常不满,对千古的士人社会评论说:“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其二,意境质朴。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创造,它能引起作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陶渊明的“复得返自然”概括了意境的含义,认为诗歌应有自然超凡的意境。他称赞贫士的诗:“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陶渊明认为古代贤士像太阳一样,给他信心与希望,不汲汲于富贵,所以无论是早晨的太阳、秋天的白露或是冬天的明月,都是质朴美好的。质朴自然的审美意境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陶渊明对老庄深邃自然的思想有很深的层次的理解,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家园,达到诗歌与内心世界真善美的统一。陶渊明与他创立的田园诗派,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陶渊明的影响下,钟嵘成功地把庄子“天下有大美而不言”等美学思想引进到诗歌美学领域,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倡的“真美”与陶渊明提出的“自然”思想同出一辙。在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就是“道”和“自然”。唐代王维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批判地继承了陶渊明诗歌的灵魂和精髓,以诗入禅境,最终达到以物观物、物我两忘的高度,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陶渊明诗歌对宋词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宋代诗词更加关注诗人内心较为抽象的矛盾和情感,以范成大为代表的农事诗便是对陶渊明别样的继承,宋代词人苏轼提出“是万物之盛衰于四时之间者,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苏轼提倡的“自然之数”、“文理自然”等理论也正是陶渊明“复得返自然”思想的理论创新。陶渊明追求的自然之理,实际正是以他最理想的“道”和“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标准。 结 语陶渊明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即具有文学性,又隐喻着深刻的哲思。年幼时家庭开始衰微,经历了晋宋易代之际的动荡时局,但外祖父给他提供了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他不仅学习儒学,而且熟谙老庄之道,能熟练运用《老》《庄》等各种典故,儒学功底在其诗作中可见一斑,使其具有“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志趣。陶渊明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典故,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变通修饰。他的创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隐士生活的热爱和对官场社会的鄙夷,其深刻的文艺美学哲思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渊明的诗歌、散文创作,达到了文学、哲学、文艺美学的高度统一,对儒道等中国古典文化兼收并蓄。作品中的“酒”、“月”、“菊花”等象征意象,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创作中的经典和典型的意象。其作品的文艺美学价值不言而喻,诗文源流广泛、影响深远。陶渊明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创作意境深邃,而他的创作并不是一味的消极避世,而是受到了晋宋易代之际历史、社会的制约和影响。在诗歌方面,沿袭魏晋古朴之风,使诗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不再是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使玄言诗达到了新的高度;开创了田园诗派,将“自然”提高到了一种美的至境。在散文方面,付之以大量的哲学思考,古为今用,展现了静瑟的散文之美,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之巢。陶渊明的作品今存121首,但是诗歌简短精炼,立意深邃自然。其作品引用《论语》典故37处,引用《老》《庄》典故有77处之多,既展现了文学和文艺理论之美,又展现了他清高耿介、淳朴善良的人性美。陶渊明即是晋宋之际的文学家,又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思想深邃质朴,使之成为了一个令人永不生厌的话题。参考文献[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吴小如编.陶渊明诗文辞典鉴赏[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袁行霈.陶渊明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傅东华.陶渊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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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136 更新时间:2005-4-25先秦至隋的诗歌总集。135卷,今人逯钦立(1910~ 1973)纂辑。逯钦立,字卓亭,山东□野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裒集先秦、汉、魏、六朝诗歌的总集,明代有冯惟讷的《诗纪》,近代有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前者失之芜杂,真伪不辨;后者虽然力纠前失,但匡谬未尽,又失收先秦的歌谣逸诗。二书均不标注引录出处。逯钦立此书的优点是:①取材广博。隋代以前的作品,除《诗经》、《楚辞》外,凡歌诗谣谚,悉数编入。引用四部群籍达300种。②出处详明。每诗,必注明见于何书何卷,即或片辞只韵,无一例外。③异文翔实。各书的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乃至前人的校勘成果,凡足资参考者统予记录。④考订精审。书中按断多有独到见解。⑤编次得当。依据作者生卒先后分卷编次,能显示出同期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易于比较不同的诗风和流派。惟未及最后定稿,纂集者即告谢世,所以不免间有疏误。但统观全书,在同类书中仍属最为完善和使用方便。此书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文史书目答问 ·唐以前歌诗谣谚的总集——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我国自秦汉迄于隋末,九百年间,战乱频仍,政治多变。然而“摇荡性情”则必“形诸舞咏”,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论是在品类数量,还是批评理解方面,都十分繁盛。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个时期仅别集一类,即有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若连同唐初已经亡佚的集子一起统计,则多达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可惜唐宋以降,历经兵燹之灾,汉魏六朝的典籍散佚特别严重,几乎百不存一。今天我们尚能看到的先唐旧集,不过是嵇康、阮籍、陆云、陶渊明、鲍照、江淹六家,其余各家诗文集都是宋以后人所纂辑的。前人的辑佚成果自然有保存资料之功,但其质量却参差不齐。如明嘉靖间冯惟讷所辑《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号称“溯隋而上极于黄轩,凡《三百篇》之外,逸文断简,片辞只韵,无不具焉;秦汉而下,词客墨卿,孤章浩帙,乐府声歌,童谣里谚,无不括焉;七略、四部之所鸠藏,齐谐、虞初之所志述,无不搜焉”。前人也称赞这部书“自上古以迄陈隋,网罗放失,殊有功于艺苑”(《列朝诗集·冯惟讷小传》)。就搜集唐以前的文学资料来说,冯惟讷堪称荜路蓝缕的开创者,《古诗纪》一书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参考价值。但是冯氏在考证上却缺乏功力,以致真伪错杂,讹误屡出,甚至把某些唐以后的作品也收了进去,成为艺林之笑噱。清人冯舒对这种粗疏的学风进行了抨击,撰《诗纪匡谬》一卷,纠其失误凡一百一十二条。到了近代,丁福保又尽采冯舒之说,对《古诗纪》加以损益,去其繁芜,正其纰缪,编成《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五十四卷。丁书问世后流通甚广,学人从中获益不少。可是丁书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病,一是不收先秦的歌谣逸诗,还不能作为《全唐诗》的前接部分,二是所录各诗概不标注出处来源,使人无从信据,三是剿袭《匡谬》的按断,未能尽改原书错误之处。由此可见,若以《古诗纪》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为我们阅读和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资料书,仍存在有许多困难和局限。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我们阅读和研究中的资料问题,终于获得了很好的解决。此书的出版,为今后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逯钦立(1911—1973),字卓亭,山东钜野大义集人。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专门研读汉魏六朝文学。1973年逝世前为东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兼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逯先生有感于《古诗纪》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不足,早在1940年,即立志重新搜集上古迄隋末的歌诗谣谚,另谋新编。他潜心研究《古诗纪》所收各诗,逐一核校,在41年至42年期间,陆续撰写出《古诗纪补》、《古诗纪补正叙例》、《汉诗别录》等专题论文,将自己纂辑研究的心得公之于众。到1947年底,他已经完成了《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出版时定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初稿,但由于时势变化,没有来得及校订。建国以后,他由广西应聘到东北任教,校订之事时续时断。又因为本书体例上的改变,直至1964年,全书才最后定稿,前后历时达二十四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一百三十五卷,除《诗经》、《楚辞》二书之外,从先秦到隋末的歌诗谣谚,无不辑录。其中先秦诗七卷,采录歌谣逸诗、谚语杂辞;汉诗十二卷,兼及古诗和乐府;魏诗十二卷,包括蜀、吴之作;晋诗二十一卷、宋诗十二卷、齐诗七卷、梁诗三十卷、北魏诗四卷、北齐诗四卷、北周诗六卷、陈诗十卷、隋诗十卷,并有释氏篇章及仙道、鬼神歌诗。所收有名姓可考的作者,总计八百余人。全部引书近三百种,可以说前此各种收有唐以前诗作的总集,如《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广文选》、《古诗类苑》、《苑诗类选》、《古谣谚》之类,均被逯书甄别采录,搜括殆尽。不仅总集、别集细心稽核,而且还广泛参考了经传史地、类书杂著、释道两藏、稗史小说、诗话诗注,甚至纬书字书、敦煌写卷等大量资料。这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时间上起自上古,终于隋末,中间不曾间断,在内容上博大精到,集群书之大成,因此把它作为《全唐诗》的前接部分,是较为恰当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内容上远远超过前人纂辑的同类总集,概括地说有五大特点:(1)取材博洽。本书《凡例》说:“是编以冯惟讷《古诗纪》为基础,以杨守敬《古诗存目》为参考,广取群书,悉心校辑,补苴阙佚,订正谬误,编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一百三十五卷。”其所引用之书已超过《古诗纪》一倍,取材不可谓不完备。(2)资料信实。不论全诗或残句,都一一注明始见于何处,载于何书,决不用转手资料,读者征引和复检十分方便。(3)异文详备。所录各诗,凡见于各书的不同文字,或一书而有不同版本的文字,以及前人的校勘成果,并予记录。(4)考订精审。这是编者下力最多,也最能体现本书学术水准的一个方面。诸如辨证真伪、确定时代、订正题目、分合篇章、解析体裁等,编者都有不少真知灼见。(5)编次得宜。明清人编篡总集,往往以帝王宗室冠其首,而以释道、闺秀(妇女)另卷附后,本书则破除陋规,以作者卒年的先后为序,其时代不详或无卒年可考而仅知大略时代者,仍沿《古诗纪》旧例,列在各卷之末。这样的编排脉络清晰,有助于读者知人论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待》的优点当然不止这五个方面,此不过举其荦荦大者。但就是这几个方面,就已经为我们研究文学发展史,从古代诗歌中汲取艺术营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题解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这里说明了纂辑总集的要求和总集具有的作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既已符合“网罗放佚”、“删汰繁芜”的要求,那么它作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也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本文限以篇幅,不能全面论述,请略举数端,以窥其一斑。一、可以纵观历代诗风的嬗变。我们看世界地图时,其陆海连接,起伏递变,一目了然。把历代的诗歌集为一编,也可以使读者获得居高临下,鸟瞰全局的效果,对各代诗歌创作的盛衰及其彼此关联和影响,会有一些直观的认识。二、便于比鉴不同的流派和风格。例如读魏诗,由三曹和建安七子可以领略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风骨”,由阮籍、嵇康又可以看到正始诗文“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品格,两相衔接,恰成对比。这对于我们研究诗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诗歌自身的艺术规律诸问题,都非常方便。三、知人论世的可靠依据。鲁迅先生谈及文集编法时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且介亭杂文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虽然不可能将诸家作品逐一系年,但全部作者都按生卒先后为序,就全书而言,已经类似于编年体了。这就使我们能够全面看待某个时代总的文学风貌,分析某个作者在此一时代中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在当时和后世所处的地位。四、可补文学史研究之阙。今天我们对于古代作者的研究,一方面是依据现存的作品,一方面是借鉴前人的评论。如果根本看不到存留的作品,这种研究就很难进行了。例如西晋末年有个许询(玄度),《续晋阳秋》谓“询有才藻,善属文”,与孙绰“并为一时文宗”。《世说新语·文学篇》云:“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梁锺嵘的《诗品》也说:“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足见许询在当日声名是显赫的。《七录》载有《许询集》八卷,隋、唐志仅存三卷,宋以后便不见著录。今天要来全面评价许询的文学成就已经不大可能,幸好《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我们辑录了他的一首《竹扇》诗和四个残句,才约略透露出一点“恬淡”风格的眉目,而且把它们与毗邻的郭璞等人的诗作相比较,也可以探索出一些孙、许“并为一时文宗”的端倪。五、编者的按断可给读者以启迪。逯钦立先生一生致力于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造诣很深,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编纂校勘方面,有许多精彩的见解。例如陆云的“思文有圣”一诗六章题下有按语云:“此诗本集以‘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为题,割‘奚世都’以下为序,并于题下注‘并序’二字。因序文言奚世都为汲郡太守,《诗纪》遂将‘奚世都’以下移作下篇《赠汲郡太守》之序。按本集、《诗纪》俱误。诗中言‘出抚邦家,入翔紫微’,非仅赠张彦明一人甚明。若从《诗纪》,则题诗冲突,可见‘奚世都’以下不得移赡于他篇。‘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与‘奚世都’以下实相连为一长题,校刻者不知,误割为二,遂扞格而不通。”(《晋诗》卷六)由此一例可以看出,本书不仅是资料丰赡,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能给人以有益的提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相信读者在研读时会有更多的体会,这里不再赘述。最后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本书仍有疏失之处。譬如有的作者、有的篇章失于考订,沿袭了旧本之误;所收诗句也有遗漏或重出的;一些作者的编次不尽合理,等等。读者在使用时仍需要注意鉴别。但总的说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不失为目前阅读和研究唐以前诗歌的最完整、最精善的总集。

国外历史微课研究现状论文

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呢?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是撰写历史教育论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欢迎阅读我整理的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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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教育 学的论文应该如何进行选题呢?在教育学界,关于“教育”的定义多种多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下面我给大家带来2021教育学专业 毕业 论文题目_教育学论文题目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教育学论文题目

1、关于小学口算教学的几点思考

2、小学教师教育的优势及其启示

3、小学数学生成性课堂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4、小学生家庭作业布置的误区及改进策略的研究

5、信息技术条件下小学生探究学习能力的培养

6、小学数学课堂情境创设的误区及对策

7、小学生数学建模能力培养策略

8、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研究

9、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

10、高等学校教育资源共享问题研究

11、高等教育视野中的企业大学研究

12、泰国汉语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

13、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伦理审视

14、民办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15、学前教育 民俗 文化 课程研究

16、公平视域下美国义务教育改革研究

17、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问题研究

18、远程教育教师角色与素养研究

19、一流大学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20、民办幼儿园政府规制研究

21、我国公办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22、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研究

23、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新闻媒体教育功能研究

24、21世纪中小学健康教育新思考

25、新时期小学班级管理的策略初探

26、新中国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政策研究

27、我国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研究

28、当代媒介素养教育研究

29、教学设计的理性及其限度

30、大学教育与人的创新素养发展

31、大学 英语文化 体验教学研究

32、高职院校技能人才有效培养研究

33、高等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34、初中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

35、美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研究

36、德国教师教育研究

37、我国高等学校 教学 方法 创新研究

38、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39、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研究

40、高校来华 留学 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41、信息时代小学美术教学的策略

42、浅谈小学科学课科学探究活动的现状和策略

43、幼儿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研究

44、英国高校教师发展研究

45、中国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超越

46、教师专业素质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47、我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对策研究

48、农村留守 儿童 教育问题研究

49、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目标与内容重构研究

50、论学生的自主性及其教育

教育专业毕业论文题目

1、我国综合社会现代化发展对教育与培训的挑战

2、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航海教育发展

3、大学生诚信教育研究

4、构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全员育人机制

5、网络环境下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路径探析

6、临床实习生医德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

7、基于新媒体的管理机制在高校学生党员再教育中的应用探讨

8、浅谈如何实施生活数学教育

9、新课改下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研究

10、高考地理中环境教育类试题判断指标体系初探

11、浅析初中生主体性教育

12、素质教育视野下中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13、在师德建设中催生教育正能量

14、浅析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作用

15、优化中学生体育教学中生命 安全教育 的探讨

16、当代教育资源配置对教育公平影响研究

17、当代大学生法治教育浅析

18、性别视角下的高校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9、日本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连接

20、小学班主任应细抓德育教育

21、初中德育教育研究

22、如何在高中体育教学中对学生渗透德育教育

23、高校信息安全教育现状与对策探析

24、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学习干预模型构建

25、我国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证要素差异性分析

26、多 渠道 全方位 开展学校环境教育

27、当代青少年生命价值观的问题分析与教育引导研究

28、全面开展阳光招生 促进教育公平公正

29、强化工程实习过程管理提高工程教育实践教学质量

30、职业教育科技园无界化资源共享建设研究

31、航空服务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建设

32、浅论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生命教育

33、信仰形成与信仰教育的合理化

34、关于《高等数学》立体化教材的几点思考

35、基于微课的大学物理探究性实验教学研究

36、网络教育中虚拟现实技术在机械学科的应用

37、基于Moodle平台《建筑测量》网络课程在高职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38、“三互补”助推“四联动”远程教学凸显实效

39、明清时期民间医学教育探讨

40、元代医学教育初探

41、浅谈口腔教学引入微课视频教学的应用

42、基于医患关系浅谈对当前医学生心理健康的工作研究

43、运用智能手机与网络教学平台开展高职外科护理翻转课堂教学的探索

44、美术鉴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究

45、儿童文学对低龄儿童焦虑心理的干预

46、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外语学习行为研究

47、多媒体时代下高校书法教育教学定位研究

48、动漫、游戏等网络流行文化对青少年审美取向的影响

49、云南鲁甸震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50、论军队院校教育资源网络化建设

51、法庭科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与实践

52、现代远程教育学籍档案现代化管理的 措施 探讨

53、教育硕士课程设置的调查与改革

54、信息化条件下陶行知德育思想的实现途径

55、教育经费监管法律政策依据问题研究

56、C++程序设计课程群互联网教学改革探究

57、国外开放教育模式资源比较与启发

58、教育促进主流价值人性的形成

59、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方式探析

60、论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诊断与改进

教育硕士论文题目

1、帮助学生掌握数学解题策略的实验与研究

2、中学数学合情推理教学现状调查和分析

3、中小学数学估算的教与学

4、培养中专生数学应用能力的研究

5、中美高中课程标准下数学探究的比较研究

6、 高中数困生良好数学思维品质培养研究

7、高一学生数学概括能力培养的实验 研究

8、网络环境下高中数学教学模式研究

9、新课标下促进学生数学学习正迁移的研究

10、基于新课程的初中数学自主学习课堂教学的实践与研究

11、中学生对数学公式的记忆特点研究

12、TI-92技术在高中数学新课程算法教学中的应用

13、数学史在中学数学教育中的教学价值

14、在数学教学中,指导学生掌握数学学习策略的实践研究

15、全国高考试题与高中数学竞赛试题相关性研究

16、新课程下初中数学学习过程评价的实验与研究

17、职高《数学》课程探究性学习的实践研究

18、培养数学学习迁移能力的课堂教学策略

19、在高中数学学习中自我监控能力培养策略的研究

20、中专班《数学实验》选修课的研究与实践

21、初中生数学思维过程的研究及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22、培养高中生数学直觉思维能力的途径

23、论现行初中数学课堂练习及单元测验的改革

24、网络环境下“中学数学实验课”教学设计与评价的实践研究

25、高一学生函数概念学习障碍及教学对策

26、师范生数学语言表达能力的实验研究

27、职业中学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教学的实践研究

28、高中数学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的实践与研究

29、高中数学新课程《球面上的几何》的教学实验与研究

30、数学发现法教学的课堂实施研究

31、开展初中“ 反思 性数学学习”的研究与实践

32、初中数学新课程下小组合作学习的研究与实验

33、以“教学反思”为载体的小学数学教师培训的研究

34、技校兴趣缺乏型数困生的现状及教学研究

35、中学数学课堂探究式教学模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36、数学交流探究

37、论数学课程的情感与态度目标

38、数学课堂探究性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39、中学数学教师评价研究

40、五年一贯制师范数学课程设置研究

41、 高二数学 优秀生与学困生的解题策略比较研究

42、建构主义及其观点下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初中部分)解析

43、新课程标准下弗赖登塔尔数学教学原则在我国小学及初中低年级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构想

44、在高中数学教学中运用《几何画板》进行数学实验的探索与实践

45、数学历史名题作为研究性学习的开发与实验研究

46、普通高中几何课程体系实施研究

47、中学数学中非语言表征的应用研究

48、现代教育装备条件下校长管理方式新探

49、规范管理,加大投入,推进优质均衡发展--南京市教育技术装备工作通过机制创新开拓新局面

50、谈做好地方高校成人教育学籍管理

51、权变理论:新形势下成人教育管理的选择

52、权力差距维度下透视英国教育管理权力架构

53、公安院校教学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初探

54、运用“三标一体”教育质量模型,搞好高等学校外专外教管理

55、以信息化管理平台为载体 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56、城市教育费附加管理刍议

57、辅导员在教育管理中的方法和艺术

58、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学生管理之中

59、谈谈高职教育中的班级管理

60、问题研究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有效路径--基于院校研究的思考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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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趣味微课《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化色彩(历史八上RJ第3课)

论文国内外现状研究现状

论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写法如下:

第一,写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时候首先需要具备的是研究国内的现状,需要举出一系列的数据,同时这些数据必须是来源于正规的数据平台,这样的平台国家已经很多,中国知网是一个全国比较大家的数据库大家可以在这里查找,这个方法大家要记住。

第二,大家写国外研究的时候,需要明白的是国外的整体情况,需要了解具体国家的整体数据,同时对这个国家的文化要有了解,这样才可以引述正确。这些资料可以各大国际知名网站查找,美国的很多大学网站对外开放一部分,可以去那里研究一下。

论文的介绍如下: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2020年12月24日,《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办法》提出,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2% 。

论文一般由名称、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可有可无。

论文国内外研究现状写法如下:

首先,我们要知道国内外研究现状是什么,其实通俗来说,就是国内和国外对于一个研究对象目前的研究现状,可以是国家层面上相关部门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也可以是权威学者,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

所以很明确,国内外研究现状有两种写法,要不就是从相关部门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或者就是从学者对于相关研究现状的研究来写。

正常来说,国内外研究现状都需要大家去阅读大量的文献,然后总结学者的主要观点,这里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可以直接从一篇文章的摘要看出来,一个学者的研究观点主要集中在哪些,这样的话,即便你不完整的阅读文章,也能知道文章的主要观点。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直接从硕士论文里面去摘抄,大家可以找一些和自己题目一样,或者是关键词一样的硕士论文,我们在里面摘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且将这个话改成自己的意思,这也是一种写作方法。

但是注意标注引用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最根本的文章,而不是你参考的这篇硕士论文。找文献去哪里,中文的话我们可以从百度学术或者是知网里面直接观看,主要就是看一篇文章的摘要,因为主要观点都在摘要里。

英文的话,之前有提过从谷歌学术去搜索关键词,就能找到很多的国外文献,这里要注意,查找国外文献的关键词,一定要翻译成英文,如果是中文的话,是没办法识别的,然后只需要把相关的英文文献翻译成中文,再去进行总结就可以了。

毕业论文国内外研究现状在写之前、或者说是查找相关文献之前,需要明确以下问题:

(1)研究所属的领域或者其他领域,这个问题已经知道多少。

(2)已完成的研究有哪些。

(3)以往的建议与对策是否成功。

(4)有没有建议新的研究方向和议题。

因此文献综述部分,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1、了解前人已经提出的问题。通过对研究课题的相关文献进行阅读,了解前人在研究课题方面提出了哪些问题。一般地,对于任何研究主题,都或多或少有前人涉及过,都会提出若干观点,为论文写作或者研究提供启发。

2、明确前人解决了哪些问题。了解前人解决了什么?解决到什么程度?这是文献综述所要解决的第二大议题。

3、那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在进行文献研究时,也可以注意前人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研究前人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对研究者产生借鉴启发作用。作为硕士研究者,可以尝试在相同的背景下模仿其研究方法,常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案例研究、规范研究、实证研究、演绎推理等。

4、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部分就可以表现出这篇文章的研究意义)。

通过文献综述的研究,找出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文献研究时需要得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找到某一研究主题前人尚未研究的方面和内容,作为论文研究的依据。同时结合前人的研究思路,构思怎样进行研究。

5、探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个部分就需要简要说明接下来的研究工作)。

当然,在写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时候你不需要长篇大论,或者把关注的学科写成一篇非常全面的历史纪录。这时候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前人的研究进行排除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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