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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是一片神奇的红色土地。在这块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等等。这一个个红色经典的称号与地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已化作一颗颗与日月同辉的星辰，在红色中国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中，奏响雄浑激越的华彩乐章。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从安源工人运动到秋收起义，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开创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到红军长征，从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到上饶集中营茅家岭，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1927至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江西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有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成立，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据统计，1955年至I965年、被授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籍将帅人物共325位，占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总数的20%。据统计，全省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5万余人，约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无名烈士更难以计数。江西人民前赴后继，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和极其光荣、伟大的牺牲。江西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在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中，江西是他足迹所到最多的一个地方。从萍乡安源到井冈山，从新余罗坊到吉安东固，从广昌、宁都到瑞金、兴国、于都，从庐山到南昌，足迹几乎遍布全江西。许多地方他还不止一次到过，他曾十次赴萍乡，建国后二次上庐山。1921年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不到五个月，毛泽东就来到了江西。在萍乡的安源煤矿，他下矿井，办夜校，访贫问苦，宜传马列主义真理。次年，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发动和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从此掀开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光辉一页，1927年月，大革命失败，到处腥风血雨，全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在这危难时刻，毛泽东奔走于湘赣边界，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他走铜鼓，下修水，跑萍乡，率领千人的秋收起义部队，沿着罗霄山脉，经莲花、永新、宁冈，于1927年的10月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缔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战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照耀了中国革命，点燃了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希望。大井的故居、茨坪的田野、茅坪的八角楼……井冈山的名字永远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初开始，毛泽东把井冈山的革命烽火燃向赣南闽西的辽阔大地，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色风暴。他率领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战东固，打吉安；他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分地真忙”；他在兴国、寻乌等地进行农村调查，写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不朽篇章。在那火热的岁月里，毛泽东儿乎走遍了赣南的山山水水。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8岁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他率领中央苏区的军民，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中华苏维埃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是中国的希望。这期间，毛泽东曾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依靠军民，坚持斗争。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是他永远与江西人民心连心的见证。1934年11月18日傍晚，他跨过于都贡江上的浮桥，和主力红军一起，开始了万里长征，从此北上抗日，一别江西多年，但正是在江西这块红上地上，毛泽东的革命军事思想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的革命实践，是真理的求索，是不懈的奋斗，他的伟大足迹正如他的诗篇所云“无限风光在险峰”。红色的江西，犹如一个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搏物馆，赣鄱大地，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建筑物数量多、分布广，其中，井冈山革命旧址群、瑞金革命命旧址群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革命旧址。截止2005年7月，江西共有9个由中宣部命名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60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68个县、市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个革命纪念馆分布于全省各地。全省登记在册的革命旧居旧址有1500多处，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达40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9处共40个点。属省级重点义物保护单位的有76处。江西红色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因拥有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红色摇篮”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始发地、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诞生地等众多中国革命之最，江西发展红色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充分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红色旅游产业，江西于2001年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提出了“弘扬井冈精神，兴我美好江西”的总体目标。在全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上，将按“一个龙头、四个基点、两个集散中心、六条精品线路”来布局，即以井冈山为龙头，以南昌、瑞金、萍乡、上L饶为基点，以南昌、赣州为集散中心，以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等六条精品线路为骨架（即：1、中国红色旅游概念线路“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瑞金－长汀－高州－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2、江西红色文化旅游金牌线路“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3、赣湘红色义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或井冈山－萍乡－韶山－长沙”；4、赣闽粤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赣州－瑞金－长汀－龙岩－梅州－广州”；5、赣浙沪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龙虎山－上饶－三清山－杭州－嘉兴－上海”；6、赣鄂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武汉－黄冈－九江（庐山）－共青城－南昌－井冈山”）。同时，打造一批成熟的红色旅游产品，如红色文化研习游、革命摇篮体验游、红色故都寻访游、长征之路觅踪游、人民军队寻根游、工人运动探源游、秋收起义访习游等。并重点加强包括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地、井冈山革命纪念地、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方志敏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等八大景区建设。“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江西是井冈山精神的发祥地，江西人民对于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具有自己特殊的使命。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为革命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65年7月他重上井冈山时又谆谆教导我们：“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邓小平对江西这片红土地有着浓厚的情谊，他于1972年深秋来到井冈山，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郑重向全党提出恢复遭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歪曲和破坏的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并要求“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文明的主要支柱”。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又题写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和强调发扬井冈山的革命传统，1989年10月来江西视察时，挥笔题写了“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并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江西是中国“红色旅游”的故乡。在国内，江西最先建立红色旅游区，最先提出红色旅游口号，最先举办“心连心”《红色之旅》节目。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2000年江西就开始打“红色旅游”牌；2001年建党80周年时正式提出“红色摇篮，绿色家园”口号；2004年10月20日起程，行程一万多公里的“2004中国红色之旅万里行”活动，成为我省旅游发展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国家旅游局领导评价说：“这不但是亲身实践和宣传推广红色旅游的一个创举，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红色，正成为江西旅游的主色调；红色旅游，正在被打造成江西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热线！2004年，江西“红色旅游”大步向前，全省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达1350余万人次，红色旅游总收入77亿元，占全省按待国内游客总数、旅游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红色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省GDP的。2004年，革命圣地井冈山共接待游客万人次，增长；红都瑞金市共接待游客万人次，增长；而上饶集中营名胜区接待人数则同比增长60%以上。2005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家单位联合公布了《全国红色旅游条精品线路录》和《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名录》。在全国红色旅游30条精品线路和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四线五景”榜上有名。四条精品线路分别是：1、南昌－吉安－井冈山线；2、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3、井冈山－永新－茶陵－株洲线；4、黄山－婺源－上饶－弋阳－武夷山线。在全国红色旅游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占5个，即：1、南昌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2、萍乡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3、井冈山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4、赣州市、吉安市、抚州市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5、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目前，中央正在大力建设的全国爱国注意教育基地的三个“一号工程”中，江西的井冈山就位列其中（另外两个为韶山、延安）。在红色旅游的交通条件方面，江西近年来有了很大改观，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开辟了更多的国际航线，井冈山军用机场改扩建为旅游机场，现已开通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经过瑞金的赣龙铁路已通车，吉井铁路也正在抓紧建设中；高速公路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三年增加1000公里，全省高速公路达1500多公里，使井冈山、南昌、瑞金、萍乡、上饶等红色旅游景区都有高速公路相通。发展红色旅游是“瞻仰一次圣地、净化一次灵魂”的政治工程；是“挖掘一种内涵、铸就一种精神”的文化工程；是“开发一方红，致富一方人民”的经济工程；是“三位一体”、利国利民的重大工程。从党中央、国务院到江西省委、省政府，对红色旅游都十分工视。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加快发展红色旅游做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年12月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同月，《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也出台实施。2004年10月21日，由江西省旅游局和大江网联合评选的江西“十大红色旅游景点”出炉。这十大红色景点分别是：井冈山黄洋界综合景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安源景区、瑞金叶坪综合景区、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万载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旧址、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旧址、秋收起义修水策源地、景德镇新四军改编旧址。
罗香林历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广州国民大学、广州文化学院等校教授，并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立文理学院院长。1949年移居香港，先后在新亚书院、香港大学等校任教，获香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衔。罗香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执教之余勤于著述，毕生著书42种，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凡所著述，恪守科学态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深为史学界所推崇。罗香林在史学方面具有两大建树：一、开拓了客家研究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黄某等学者编著的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及某些报刊、志书对客家进行侮蔑，妄称客家“非汉种”，并将客字加上“犭”旁，引发了多次关于客家族属大论争。罗香林积极参与论争，并据其多年对民族史的研究及客家文化的考察，撰写了《客家研究导论》，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有力地批驳了将客家诬为“语言啁啾不甚开化”、“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等种种论调，捍卫了客家人的社会地位。50年代初，罗香林推出了客家研究的又一力作《客家源流考》，从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演进说起，对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客家语言的特征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剖析和考证，是客家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为客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撷录 《客家源流考》中关于纯客住县和非纯客住县的记载：（一）江西省：江西一省，计有纯客住县：寻邬 安远 定南 龙南 虔南 信丰 南康 大庾 崇义 上犹；其非纯客住县，已知的则有： 赣县 兴国 云都 会昌 宁都 石城 瑞金 广昌 永丰 万安 遂川 吉安 万载 萍乡 修水 吉水 泰和（二）福建省：福建一省，纯客住县，仅：宁化 长汀 上杭 武平 永定 将乐 沙县 南平；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清流 连城 明溪 平和 诏安 崇安（三）广东省：广东的纯客住县，计有：梅江区 梅县区 兴宁 五华 平远 蕉岭 大埔 连平 和平 龙川 紫金 仁化 赤溪 始兴 英德 翁源至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南雄 曲江区乐昌 乳源 连县 连山 阳山 惠阳区 海丰 陆丰 博罗 增城区 龙门 深圳宝安区 东莞 广州花都区 清远 佛冈 开平 中山 番禺区从化区 揭阳 饶平 信宜 潮安区 河源 丰顺 鹤山 封川 徐闻 阳春 三水区 防城 合浦 临高 陵水 钦县 广宁 惠来 儋县 定安 崖县 化县 澄迈 万宁 潮阳区 新丰 罗定 台山（四）广西省：广西一省，没有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桂平 贵县 苍梧 平南 博白 郁林 北流 藤县 贺县 武宣 象县 横县 武鸣 陆川 宜山 柳州 融县 昭平 平乐 永淳 钟山 荔浦 三江 罗成 柳城 来宾 阳朔 蒙山 兴业 隆山 迁江 东兰 南丹 信都 修仁 凤山 那马 榴江 崇善 宜北 绥渌 中波 宁明 明江 河池（五）湖南省：湖南一省，亦无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汝城 郴县 浏阳 平江 宜章（六）四川省：四川一省，亦没有纯客住县，惟非纯客住县则较湖南为多，计有：涪陵 巴县 荣昌 隆昌 泸县 内江 资中 新都 广汉 成都 华阳 新繁 灌县（七）西康省：客家迁到西康的，仅有非纯客住县的会理县一县。（八）贵州省：客家迁到贵州的，也仅有非纯客住县的榕江县一县。（九）台湾省：台湾无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彰化 新竹 高雄 屏东 苗栗二、奠定了中国族谱学的地位60年代，罗香林撰写成《中国族谱研究》一书，揭示了中国族谱的撰述对象，阐明了中国民族的迁移，社会演进，文物盛衰，遗传优生，及其与中国历史之关系，中国族谱今后发展方向等，开辟了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之后的又一史学新学科领域，成为中国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罗香林主要著述有：《中国族谱研究》、《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乙堂文存》、《傅秉常与近代中国》、《唐代文化史》、《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唐元二代之景教》、《客家史料汇篇》、《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导论》、《幼山府君年谱·一卷》、《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历史之认识》、《梁诚的出使美国》、《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百越源流与文化》、《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蒲寿庚研究》、《陈兰甫与广东学风》、《颜师古年谱》、《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国父之大学时代》、《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国父与欧美之友好》、《民俗学论丛》等。附录一：罗香林《客家民系的形成》何谓“客家”？中国史学界历来认为，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称客家。由于唐宋间有“给客制度”，有“客户”之籍，与当地的土著相对而言。《辞海》在“客家”条目载：“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对“客家”称谓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计有下列几种：（1）“客家”一词，作为民系的称谓，在内涵上有其规定性，是由其区别于其他民系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不是与当地原来居住的土著相对称谓。如果“客家”的称谓是与当地原来土著相对称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上流落他乡的流民，在定居之后，都可以称为“客家”，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2）历史上的“给客制度”的所谓客户，实际上是汉魏以来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土地兼并下，不堪战乱和压迫而流离失所的农民，称为“流民”或“流人”、“佃客”等，唐朝时更在户籍上有“主户”与“客户”名目。“客户”实际上专指佃客、佃户。主户、客户以是否占有土地为区别标准，主户失去土地即为“客户”，客户能有土地，也成为“主户”。可见“客家”称谓不可能是来自“给客制度”的“客户”一词。（3）如果“给客制度”的“客户”指中原迁来的民族，那么同是由中原迁来的汉人，定居闽南漳泉一带则称为“河洛人”，其方言为“河洛话”；定居闽东的通称为“福佬人”，其方言为“福佬话”；定居广州一带（包括大部珠江三角洲）的称为“广府人”，其方言是“粤语”。他们并不称为“客家人”。（4）认为衣冠南渡的汉族是编户齐民，乃是主户，土著不属编户，免纳贡赋，应是客户，所以“给客制度”的客户不是指南迁的汉人。（5）认为在唐宋以前迁来的汉人是主户，唐宋时迁来的是客户。总之，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客家人的界定应根据科学的尺度，既不能完全从源流来确定，也不能抛弃历史事实来臆断或推理。尽管源流说在一定意义上能解释中原民族南迁形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问题，尤其南迁后的演变结果。“……界定客家人，应该全面地、本质地对客家人进行科学概括，即应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众的特性即个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概括，特别是对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作出科学概括，给予准确的定义……那么，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认为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性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民系，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外，又有着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本民族的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存的关系。南迁的中原汉族、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在迁徙过程中和在自己民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一方面，客观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对自身原有的心理素质要作些适当调整；另一方面，迁徙过程中心然发生的与客居地土著、他族的相互影响、融合乃至争斗，也会以这样或多或少那样的方式，改变着他们原先的心理因素。这样，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融合以及迁居地经济生活等诸多作用的相互影响下，南迁的中原汉族在心理素质方面，自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一旦这种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得以完成，客家民系也就最终形成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客家语言至今仍作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而流行于粤东、闽西和赣南等客家地区，并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独立的方言系统。这种独特的方言系统的最终形成，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故客家民系的形成亦应是以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大要素为其标志。“当然，形成民系的第一要素是人，要有优势的人群势力，才能形成自我优势的环境，才能酿成以自我祖源为本，又同新环境相融合的个性，并继续保持和发展。”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为五代至赵宋年间，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总的说来：1、客家人是汉民族（中原民族）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在古代历史上，中原民族南迁后曾与百越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相融合，历经千年，但其形神气质还是中原民族而无变异，有独特的稳定性。2、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闽粤赣三省相连的客家人，语言基本上相同或相通（只是有个别县的语言受其他语系的影响，但也还保留客家话的基础，只是语调上有所差异）。如长汀城与宁化治平人的语言完全相同；长汀城客家话与广东本系梅州、江西赣南的客家话完全可以相通。离别家乡五六十年归来的华侨，完全不会忘记而且能很自然流利地讲家乡客家话。客家话与粤语（广府话）、福佬话（闽东）、河洛话（漳泉）方音都无关系，而与河南中州（郑州一带）音韵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说：客家话源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像中州河南的话。中州话为河南郑州的土话，与客家话非常相似。3、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习俗。从明清遗留下来的永定圆形、四方形土楼群，结构厚实，高峻雄伟。宁化安乐、安远，长汀涂坊、宣城，广东兴宁、梅州市梅县区的多层围龙屋，长汀的九厅十八井，标志着客家的的建筑艺术，其结构独特，是客家人客居他乡聚族而居，群体式的客家大屋的见证。尤其永定土楼独特的建筑引起了世界建筑学界的关注与赞赏。“永定土楼是永定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武平中山的“百家姓聚居地”和“军家方言岛”是客家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晋书·王导传》云：“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南迁的结果，形成了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三个支派的汉族民系。鄱阳湖支派即为现在客家民系的先民。他们是原来居住在山西和河南等地的汉人，逃到安徽、湖北、江苏至江西，再沿鄱阳湖迁赣南和闽西各地。据《嘉应州志》载：“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来自，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语言声音皆以汀赣为近……。”现在嘉属不少氏族的族谱、家谱明载由元末明初迁来，足资佐证。客家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南迁的一支民系，即闽、粤、赣系。客家人的聚居地为闽西、粤东、赣南这块三省相连的地区。这里有33个纯客家县，是客家人上千年历史的开拓地。汀州宁化石壁村是宋元以前客家南迁的中转站；梅州市、兴宁、大埔等地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转站。向海外发展的以粤东、粤南、闽西、闽南为多。汕头、厦门自清末民初以来，已是中国两个著名的华侨口岸。香港、深圳、南洋群岛各商埠的港胞、侨胞（其中一部分是客家人及其后裔）所保存的谱牒，以及有关海外客家源流的研究资料，都说明他们的祖先是中原汉族南迁入闽，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后经长汀、上杭、永定入广东汕头出海，或由闽西、闽南经厦门出海，或经广州迁徙香港、深圳及南洋各地的。客家历史上经过几次大迁徙，辗转南来，源远流长。客家儿女分布世界五大洲，足迹启蒙遍天下。他们天涯飘泊，客居异邦，而爱国爱乡的传统世代相传。客家人是当代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附录二：罗香林《客家人的迁徙》客家人是汉族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客家先民是因为受到了中国边疆部族的侵扰，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到南方来的。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为了防止边疆游牧民族的侵扰，修筑万里长城，戍驻重兵。旋又派尉屠睢率大军区50万驻岭南，以防南越族的入侵。秦皇还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不受欢迎筑灵活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县筑灵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汀江和湘江和漓江凿通，以便运军输粮，继续向南疆用兵。秦亡后，这支庞大的部队没有北返，继续留在当地，成为客人，这是大批汉人南下之始。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总计大迁移5次。其他零星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那就不能悉计。秦汉之间，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武帝时，发大兵南下平定南越，然后在秦代南疆三郡的基础上设置九郡，其中就有闽中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战乱频繁，烽火连天。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大批汉族民众，纷纷往南迁移，这就是所谓“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三国时，曹魏曾采用招致边民内迁的政策，延至西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臣民南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从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南迁长江流域，这是第一次大迁徙。东晋时期，长江流域战火纷飞，汉族民众又继续向南迁移。罗香林教授《客家源流考》称：“迄晋武帝统一中国，又以只见及三国割据的由来，而尽罢州郡兵权，边州因而空虚。会八王相继作乱，国力因而削弱，边区内徙的部族，便得相继乘机而起，于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建立他们的割据政权。晋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迁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内地的人民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当时，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局面较为稳定，因此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现名石碧村）一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一部分人则由赣北散居各邑。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闽越族、畲族逐渐融合，成为汀州早期客家人。前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魏应麟教授曾说过：“汀州的客家人来自中原的氏族与闽越族的结合。”《客家源流考》指出：“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据李吉甫《无和郡县志》载：唐代“开元时有29690户近两年10万人入闽”。大批的移民入汀始于此时。由于中原汉人陆续流入，人口不断增加，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设置汀州。汀州位于闽西，与粤东、赣南接壤，最早有长汀、黄莲（宁化）、新罗等邑，范围广阔，纵横近400公里。据《通典》，唐贞元前已有5330户，人口万人。户口统计所显示的数字主要是汉人。唐总章二年，闽粤之间有少数民族不满政府压迫，聚众反抗。朝廷下旨命左郎将陈政为岭南行政总管，统率大军入闽镇守。唐咸通年间，驻军因故反叛，以宠勋为首，率军进攻中原，朝廷费了相当力量方予以平定。不久，冤句人黄巢联合庞勋余众，揭竿起义，其势甚速，从河南、山南二道进军淮南、浙东、赣北、赣中、闽北、闽中，又折回赣、湘、桂东，南下广州，出转湘、楚、安徽，渡淮水，攻下洛阳，进入长安。十几年动乱，使得中国各地人民分头迁徙。昭宗时，王潮、王审知参加寿州王绪起义，有5000余人渡江南下。这些人多来自河南光州一带，称为中原氏族，入闽汀者大多留居。黄巢的部下朱温投降唐朝，被授予宣武节度使之职。天佑元年，朱温弑唐昭宗，越两年受禅为帝，终于篡夺了唐朝政权，改国号梁，开始了五代纷争的割据局面。据志载：后梁时（897年），王审知被朱温封为闽王。王审知为了顺时应人，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他折节下士，开门兴学，以育才为急。凡唐末士大夫避地南来者，皆厚礼延纳，筑'招贤院'以馆之。于是中原士大夫纷纷携带家眷，不避艰辛，爬山越岭，分路入闽为王审知效力。从东晋至五代，汉人又由长江流域南迁，这是第二次大迁徙。当时中原氏族入汀者数以千计。故汀城建有白马庙，奉祀王审知。宋高宗南渡，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之一部分，又由闽赣分迁至粤东、粤北。这是第三次大迁徙。在此期间，中原氏族流亡入汀者日众。据说陈朝皇室陈元光裔孙陈叔明共有九子，成为巨族，奉谕凡巨族分居，乃散处九州。“九子分九州，满子封汀州”的陈魁（其实为第六子），字参琬，敕封大夫，携带家室97口迁汀州，为汀州陈姓始祖。陈氏就是宋代入汀的。当时的汀州，地广田多，人口日殷，竟达成10万之众，可谓盛矣。据史志记载，自东晋以来直到宋代末期，是中原人民大量涌入闽、粤、赣三省边区的时期，因为闽西、粤东、赣南山水相连，土地肥活，气候温和，有江河之利，而人口相对稀少，迁来的中原流徙民众到这里有田可耕，有安身之地，环境较为稳定。汀州宁化石壁寨是当时江西入闽和闽北南来的重要通道，成为中原人入闽的中转站和客家许多姓氏先祖的居留地。黄遵楷所撰之《先史公度事实述略》一文中说，就在此时，“散居于汀州、邵武各属的客家人，再迁梅州”。《嘉应州志》卷三十二《丛谈》也说：“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中国南方，以及出海至南洋群岛乃至世界各地，有一大部都经过了汀州宁化石壁。从《客家源流考》、《客家源流研究》所引的“族谱”和客家姓氏渊源的研考，大致可以梳理出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的客家早期姓氏。据《百家姓辞典》及“族谱”初步统计：晋代永嘉之乱后，由中原南迁入汀州宁化石壁寨的有：卓、罗、郭、詹、邱、何等姓。唐朝安史之乱先后八年（755-763年）及至唐末迁至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县的有：廖、郑、温、陈、王、蔡、杨、古、吴、沈、薛、钟、周、刘、卢、李、苏、张、阙、曹、罗、邓、伍、江、梁、谢等姓。北宋、南宋抗御辽、金，以及宋末抗元，烽火江南，几无宁日，在这期间先后迁徙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等地的有：曾、谢、邹、欧阳、胡、孙、赖、游、兰、魏、邓、巫、吴、宋、罗、林、江、黄、彭、梁、简、汪、范、赵、官、徐、傅、潘、翁等姓。据《上杭县志·氏族志》载：自汀州宁化石壁经长汀迁上杭县境的计有：丘、江、朱、伍、严、李、官、罗、陈、袁、范、张、龚、黄、曾、詹、谢十七姓，所迁年代多在宋朝，宋代以前的很少。据永定县调查：唐末五代迁徙入永定的现仅存阙氏一姓，南宋迁入的有：卢、廖、郑、胡、江、巫、林七姓。赵匡胤统一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但是赵宋王朝很少过几天安静的日子。100多年以后，金灭辽复又侵宋，破汴京，掳徽、钦二帝，北宋亡。宋高宗迁都于临安建立南宋政权以后，政治一天天腐败，国家一天天衰弱。公元1234年，元灭金，并吞中原。接着，元军南下，南宋亡。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元兵攻破汀州，是时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犹力图抵抗，挽救宋朝江山。闽粤赣义民纷纷起来抵抗元兵，于是闽粤赣交界地成为抗元辗转攻守的战场。向日居住在这里的客民失败后，大批辗转流入广东东部大埔、梅县、兴宁及粤北一带，另辟安身的所在；有的战死于罔州或崖山，有的流落于岭南海隅。明朝永乐年间，从浙江、江西、安徽迁汀大量客户，一是避差役，二是顶军、奉例屯田的新客户。汀州的客家人，经过明朝一代休养生息，人口剧增。据考至明末清初，南迁来汀的姓氏已超过了百家姓。明末政治腐败，又值连年灾荒，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加金文官贪敛，武官诛戮无辜，致使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各地峰起。清军入关，进逼京师，朝祚已衰，无可挽救。石头城内福王昏庸，马、阮掌权，结党营私，诬谄忠良。清兵南下，大军压境，大臣史可法殉难，南都失守，福王出降，腥风血雨，遍于国中。弘光元年乙酉，唐王聿键监国于福州，旋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隆武二年，郑芝龙受清统帅的贿赂，并许以闽粤王，竟尽撤仙霞关的驻军，清兵入闽。客家群众奋起抵抗。然而清兵连骑追至，隆武帝汀州蒙难，随臣殉国，汀洲、赣州文臣武将，自刎、自缢、跳水或引火自焚者均有。大批民众仓皇逃难，分迁至粤中及滨海地区，乃至川、桂、湘及台湾，且有一小部分迁至贵州南边及西康之会理。此为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明末清初张献忠农民起义失败后，四川一带遭满清兵火之灾，田园荒废，地广人稀。康熙年间诏命农民迁往开辟垦殖，这是清代有名的一次大迁徙，所谓：“移湖广，填四川。”清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部分客家人分迁于广东南路与海南岛、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群岛，甚而远至欧、美各洲。这是第五次大迁徙，是太平军失败以后的属于世界范围的迁移。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县境，弘家在今河南灵宝县南20公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寿县境内，新蔡即今河南新蔡县，安丰在今河南潢川固始等县附近。客家先民虽未必出于这些地方，然此实为他们基本住地，欲考证客家上世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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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1、《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 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3、《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论文：1、《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第19-40页。2、《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12-37页。3、《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9页。4、《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29页。5、《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分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77-90页。6、《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认识》（葛剑雄、曹树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33-44页。7、《洪武时期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第12-27页。8、《洪武时期鲁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6-26页。9、《永乐年间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第33-52页。10、《洪武时期山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8-30页。11、《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客家移民》，《客家学研究》第四辑，《历史教学问题》杂志社出版，1997年，第1-13页。12、《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32-41页。13、《洪武时期凤阳府的人口迁移》，《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第14-21页。14、《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资料研究〉》（葛剑雄、曹树基），《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4-166页。15、《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47页。16、《洪武时期东南地区府县治城市人口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9-33页。17、《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以洪武时期的户口调查为例》，《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104页。18、《论明代的人口增长率》，《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5-236页。19、《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33-44页。20、《清代前期“丁”的实质》（曹树基、刘仁团），《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21、《清代中期的云南人口》，《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58页。22、《清代中期的江西人口》，《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8-140页。23、《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第15-28页。24、《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50-56页。25、《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批评》（曹树基、陈意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41-54页。26、《清代中期的四川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92-105页。27、《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陈意新、曹树基），《学术界》2003年第3期，第116-132页。28、《清中叶以来的江南市镇人口———以吴江县为例》（游欢孙、曹树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4-134页。29、《洪武大移民：来自湖南浏阳的新例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40-147页。 著作：1、《鼠疫：战争与和平——1320-1960年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曹树基、李玉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2、《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曹树基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论文：1、《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17-32页。3、《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67页。4、《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的变迁》（第二作者），《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209页。5、《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对云南人口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32页。6、《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曹树基、李玉尚）《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94-116页。7、《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李玉尚、曹树基），《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第67-71页。8、《光绪年间云南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市镇和村庄为基础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编：《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辑， 香港科技大学出版，2003年，第132-152页。9、《历史时期的传染病流行与社会应对——中国与西方的比较》，收入燕爽主编：《SARS与社会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0、《历史时期的鼠疫流行模式与社会变迁》，收入谢遐龄等主编：《SARS、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1、《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与上海——以申报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72-81页。12、《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78-190页。 著作：1、《石仓契约》第一辑第1-8册，（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论文：1、《〈禾谱〉及其作者研究》，《中国农史》1984年3期，84-91页。2、《〈禾谱〉校释》，《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74-84页。3、《玉米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62-66页。4、《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303页。5、《闽粤赣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与客家形成》，《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125页。6、《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兼论边卫所辖民籍人口》，《历史研究》 1996年第1期，第147-160页。7、《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127-141页。8、《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119-133页。9、《清代中后期浙南山区的土地典当——基于松阳县石仓村当田契的研究》（曹树基、李霏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0-54页。10、《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兼论新进作物与原作物的竞争》（王保宁、曹树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第37-48页。11、《石仓地契的发现、收集与整理——来自浙南山区一个客家村庄的报告》，《客家学刊》（创刊号），2009年6月，第146-172页。12、《“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曹树基、李楠、龚启圣），《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8-131页。13、《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曹树基、高扬），《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第28-36页。14、《从石仓土地执照看花户内涵的衍变与本质》（单丽、曹树基），《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119-129页。15、《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曹树基、蒋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四分，第833-888页。 著作：1、《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论文：1、《乡镇自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嘉兴县1946年乡镇职员政治试卷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98-110页。2、《1958-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第57-67页。3、《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4、《1959-1961年广西十县人口数据的“加工”》（孙琦、曹树基），《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第75-86页。5、《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8-121页。6、《土地分种：雇佣、合作还是出租——以南汇县土改档案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5期，第5-18页。7、《苏南地区“田面田”的性质》，《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59-71页。8、《土地耕作与“田面权”之争——以抗战胜利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中心》，（孙琦、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82-88页。9、《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6-26页。10、《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曹树基、李楠），《学术界》2010年第1期，第180-194页。11、《两种“田面田”与苏南的土地改革》，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7月，第97-132页。12、《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业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认定》（刘诗古、曹树基），《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6-75页。 1、《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突破——评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203-206页。2、《以人为本的农业历史地理学——评萧正洪〈地理环境与技术选择〉》，《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122-124页。3、《评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在近代的命运〉》，《中国学术》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4、《历史语言的文化阐释——评陈建华〈现代革命话语考论〉》，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3期，第153-156页。5、《学术研究与学术评审制度——评王铭铭〈闽台三村五论〉》，《文汇报》1998年11月13日。6、《也谈清代台湾的土地开垦、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答周翔鹤先生》，《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1期，71-77页。7.《经济史学的方法论：描述与分析——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7-146页。8、 «Les normes scientifiques : Un grand débat dans le monde universitaire chinois»,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igie ( Review of Bibliography in Sinology), 2002.《学术规范：中国学术大论争》，《汉学年鉴，2002年》，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出版社，2003年版，第65-84页。9、《评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中国学术》2005年第2期，第270-273页。
谢谢！我是局外人呐！对于这个问题我是一窍不通。能够谈点儿别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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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家的正确领导，并且国家的呼职。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惠州、江门、中山、肇庆九市组成。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1][2][3][4][5]2018粤港澳大湾区上市公司发展机遇论坛在深圳举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论坛上发布的《粤港澳湾区企业大战略》白皮书预测，按照近年发展趋势，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人口规模，到2030年粤港澳大湾区都将成为全球第一湾区。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提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目标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6]2019年3月1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院成立。
厦门话的变调和轻声（加工整理） 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62，2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加工整理） 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63，2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 （第二作者，与潘茂鼎等合作） 中国语文 1963，2长汀话两音节三音节的连读变调 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 1965，2对同音代替压缩汉字的意见 光明日报 1977，12，2谈谈中小学语文课的语言训练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1978年第3期福州话语音演变概说（第一作者，与梁玉璋、陈天泉合作） 中国语文 1979，2地名词的特点和规范 中国语文 1980，3福州话声母类化音变的再探讨（主要作者） 中国语文 1981，3闽台地名纵横谈 地名知识 1982，4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的调查 文字改革 1982，2论汉语方言词汇差异 语文研究 1982，2宁德碗窑闽南话二百年间的变化（第一作者，与陈章太、游文良合作） 中国语文 1982，5论闽方言的一致性（第一作者，与陈章太合作） 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 1983，4闽西北方言来母字读S-的研究 中国语文 1983，4闽方言和苗壮傣藏诸语言的动词特式重叠 民族语文 1984，1自闽方言证四等韵无-i-说 音韵学研究（第一辑） 中华书局 1984，3关于多音字精简问题 文字改革 1984，2《八音定诀》的初步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1984，4地名中的古音 语文研究 1985年第一期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的分析 语言研究 1985，2澳腰莆田方言岛记略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5，2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主要作者，与陈章太合作）中国语言学报（总第二期）1985，10地名的分类 地名知识 1985，3闽南方言的“有”和“无” 福建师范大学 学报 1986年第二期略论语言人类学的一些课题 人类学研究（试刊号，厦门大学） 1986，2在方言复杂地区加速推广普通话 语文建设 1986，6地名中的同形异名和同名异形 地名知识 1986年第8期地名的语词特征 《地名学论稿》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6，11海南岛的迈话（主要作者，与黄谷甘合作） 中国语文 1987，4考求方言词本字的音韵论证 语言研究 1988，1论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过渡语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1988，2论普通话的普及和规范 语文建设 1988，2“赣方言”，“汉语方言词典”，“《闽音研究》”三篇 《中国大百科全书 语言文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3闽方言和普通话语法的主要差异 《语海新探》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9论地名的符号特征 地名知识 1989，1闽南方言的“相”和“厮” 方言 1989，4闽台地名通名考 《地名学研究文集》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声调对声母的影响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0，1建瓯话的声调 中国语文 1990，2“操”的读音谈到语音的避讳 中国语文通讯（香港）1990，3推广普通话与语文教学问题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 1990，7通名丛议 地名知识 1990，2地名工作的标准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在华东地区地名工作研讨会上发言 《地名知识》1991年第2期闽方言的韵书 地方文献史料研究丛刊（2）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1991，3两种少见的声调演变模式 语文研究 1992，2福建方言的文化类型区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2，2语言的社会类型学研究 语文建设通讯 （香港） 1992，3闽南方言和印尼语的相互借词 中国语文研究（香港）1992，5闽粤方言的“阳入对转”派生词（与张双庆合作） 中国语文研究（香港）1992，5福建境内的两种双方言现象（第一作者，与万波合作）《汉语双方言》 汉学出版社 1992，8沙县志?方言志 中国科技出版社 1992，4关于各类地名图书的分工和协调 《地名图录典志编纂论文集》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1992,11口语和口语的训练 语言文字应用 1993，1客家方言本字考 《客家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2闽台方言与闽台文化 《同源同根，源远流长》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3，10南安县志?方言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10跳出汉字的魔方——40年汉语方言研究的重大突破 《中国语文研究40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10晋江市志?方言志 上海三联书店 1994，3方言区语文课的普通话口语训练 《语言文字规范化与语文教学》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8浦城县志?方言志 中华书局 1994，9建阳县志?方言志 群众出版社 1994，9武夷山市志?方言志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9从客家方言的比较看客家的历史 《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1994潮州方言语音的演变（与李竹青合作）《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9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 暨南学报 1994，4《漳州方言研研究》序 纵横出版社（香港） 1994，10闽南方言地区的语言生活 语文研究 1995，2山登绝顶我为峰——《语坛争鸣录》序 1995，5提倡方言地区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 关系 语文建设通讯 （香港） 1995，9从词汇看闽南话和客家话的关系 《第一届台湾语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文鹤出版公司(台北) 1995，4客赣方言的入声韵和入声调（主要作者，与张双庆合作），一种改良的调类的标调法 (两篇)《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5论闽方言的文白异读 《第三届闽方言国际会论文集》 《中国语文研究》（香港）1995《普通话基本功训练教程》序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5 ，9《南雄珠玑方言志》序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10姑嫂塔与回头山——地名的文化蕴涵漫议 语丛(澳门) 28 1995，12评《台语与国语字音对应规律的研究》 《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 第一期(香港)1996，1说“八” 中国语文 1996，3泉州方言的体 《动词的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996，4言传与意会 《语言与传意》 海峰出版社（香港） 1996，6永存的怀念和鞭策 《曾世英纪念论文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6，7闽粤琼闽语词汇比较研究（第一作者） 《第四届国际闽语研讨会论文集》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8《海南村话》序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11在新的适应中改善—97后香港语文生活展望《1997与香港中国语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 1996，12语文教学与方言调查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7，12论音义相生 暨南学报 1997，3略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 学术研究 1997，9月号广州话常用词里的几种字音变读《第五届国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大出版社前言，泉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两篇） 《动词谓语句》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10《华夷通语》研究 方言 1998，2客家方言与客家的历史文化 嘉应大学学报 1998，2也谈现代汉语课程的改革 语文建设 1998，5《福州方言俗语歌谣》序 《福州方言俗语歌谣》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3闽西客家方音的异同 《客家方言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8琉球方言中的闽方言借词 ——中琉文化交流的见证 《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为语文规范化奋斗 《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语文建设。推广普通话。语文教学——在香港语文学会的演讲 《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语音演变规律和语音教学 《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口语教学三题 《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9论汉语方音异读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9年第1期前言，闽南方言的代词 （两篇） 《代词》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3闽粤方言的不同文化特征 暨南学报 1999，6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第一作者，与辛世彪合作） 中国语文 1999，3香港沙头角新村的福佬话记略（第一作者,与张双庆合作）〈第五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4论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 语言研究 1999，1论汉语方音的区域特征 中国语言学报 总第9期 （1999，7）《梅州市梅县区方言语法论稿》 序 语文研究 1999，1《闽南方言与古语同源词典》序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4方言学必须加强应用研究 《世纪之交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 华文教学出版社 1999,12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及其历史背景 〈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南洋客家人的语言和文化 （同上，2000，1）印尼苏门达腊北部客家话记略 （同上，2000，1）浅谈教师语言的再教育 （与关湘合作） 《教师在职进修与终身教育国际教育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2月福州话声母类化的制约条件 厦门大学学报 2000第1期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 语文研究 2000年2—3（连载）谈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兼评《汉语方言大词典》 辞书研究 2000，4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 《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学》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2《乐昌土话研究》序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9我与汉语方言 中国文学报（日本京都大学） 2000。
中国七大方言概述 1.北方话（简称：北语） 2.广东话（简称：粤语） 3.江浙话（简称：吴语）：4.福建话（简称：闽语）：5.湖南话（简称：湘语）： 6.江西话（简称：赣语）： 7.客家话（简称：客语）： 1、北方方言 又称北方话，以北京话为代表，通行语中国北方地区各省区，贵州、四川、云南以及华中地区的部份县市。北方方言分为四个次方言区： （1）华北方言，通行于京津两市几东北三省，河北、山东几河南六省。其中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方言最接近北京话。 （2）西北方言，通行于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一部分、青海一部分及新疆等六省一区。 （3）西南方言，通行于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及湖北大部份。湖南、广西北部边沿地区。 （4）江淮方言，俗称下江官话，通行于长江中下游，包括安徽、江苏、江西部份沿江地区。 2、吴方言 吴方言又称江浙话或江南话。过去以苏州话为代表，现今随着上海市的经济发展，使上海话使用的人口不断的增多，通晓上海话也逐渐多。因此现今吴方言的代表乃是上海话。通行地域主要是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南通小部份，上海及浙江大部份地区，可分为五个片： （1）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太湖片，通行地域：上海市、常州地区、杭州地区和宁波地区。 （2）以临海话为代表的台州片。 （3）以温州话为代表的东欧片。 （4）以金华话为代表婺州片。 （5）以丽水话为代表的丽衢片。 3、湘方言 : 湘方言又称湖南话或湖湘话。以长沙话为代表，分布在湖南省大部份地区。湘方言从内部语音差异上看，又有新湘语和老湘语的分别。老湘语广泛流行于湖南中部宁乡、衡阳等地，新湘语流行于长沙、株州等大中城市中。 4、赣方言 赣方言又称江西话、赣语或溪语。以南昌话为代表，通行于江西省大部份地区以及福建西部、湖南省部份县市。因历史上多次北方汉人南迁多从江西为中转，家之地理上与江淮官话、湘方言、棚民话区接壤，就使江西省边缘地区深受其他方言影响，也导致赣方言自身特点被淡化。 赣方言内部可分为7个片： （1）以南昌话为代表的昌靖片，通行于南昌地区、高安地区。 （2）以宜春话为代表的宜浏片，通行于宜春地区、新余地区和湖南省 （3）以吉安话为代表的吉茶片，通行于吉安地区、井冈山地区和湖南省的茶陵、攸县、酃县。 （4）以抚州话为代表的抚广片，通行于抚州地区。 （5）以鹰潭话为代表的鹰弋片，通行于鹰潭地区、贵溪地区、乐平地区、景德镇地区。 （6）以赣县话为代表的赣南片（又称赣州片），通行于江西赣南地区。（此片赣语曾被大棚民民系的棚民籍研究者刻意划入棚民方言的分支） （7）以长汀话为代表的闽西片，通行于福建西部的汀州地区。（此片赣语支系同样也被棚民籍的研究者把之划入棚民方言的支系，这是语言学上的大作祟） 5 粤方言又称粤语或广东话，通行于广东省大部份地区，广西自治区的南和东部及港澳地区。（1）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海片，通行地域：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粤西地区、粤北地区部份县市和广西梧州地区。 （2）以台山话为代表的四邑片，通行地域：广东江门地区（新会、台山、江门市、开平、恩平和鹤山一部分）。 （3）以韶关粤语为代表的粤北片，通行地域：广东韶关地区，阳山、佛岗和英德市一部分。 （4）以阳江话为代表的高阳片，通行地域：广东茂名地区和阳江地区。 （5）以广西钦州话为代表的钦廉片，通行地域：广东湛江地区、广西钦州地区和广东雷州地区一部分。 （6）以惠州粤语为代表的惠河片（此片曾被棚民学者误为棚民方言的分支，尤其是广东河源居民，他们也象棚民研究者误认了自己是棚民人）。通行地域：广东惠州地区、河源地区和揭阳地区的普宁、揭西一部分，汕尾地区的陆河县和梅州地区的五华、兴宁一部分。 （7）以广西南宁话为代表的邕浔片，通行地域：广西南宁地区、玉林地区一部分。 （8）以广西玉林话为代表的勾漏片，通行地域：广西玉林地区和广西梧州一部分。 6、棚民方言 棚民方言又称嘉应话、客家话或流话。以广东梅城话为代表，主要通行于广东梅州地区及零星分布于江西南端和福建西部。历史上棚民一族是自东晋开始从中原地区的一群流人为了避免战乱曾好几次向南方迁居。 他们集中生活最多的地方是广东梅州地区。海外华人及华侨中亦有部份说棚民话。 7、闽方言 闽方言又称福建话或福佬话。过去以福州话为代表，今由于闽方言的闽南居民的人口日益增长，使用闽南方言的人口也由此增多。故此现今的闽方言中一般是以闽南方言的厦门话为代表。闽方言内部可分为5个片。 （1）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片 - （2）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片，在闽方言中的闽南片又被分为几个小片：1、泉漳片以福建厦门话为准。2、潮汕片以广东汕头话为准。3、雷州片以海康话为准。4、琼文片以海南海口话为准。 （3）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片。 （4）以永安话为代表的闽中片。 （5）以莆田话为代表的莆仙片。 南洋群岛中的华人社区中也有相当多来自闽方言区，但主要是闽南方言。 附： 还有一种标准是把全国分成八大方言区，即把闽方言分成两支 1、闽北方言，又称为福建话。 闽北方言分布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个别地区和台湾的一部份，此外，南洋华侨也有一部份人说闽北方言。闽北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 2、闽南方言，广东人称为潮州话，福建人称为厦门话。 闽南方言分布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海南岛的一部份，海外部分华人社区亦流通闽南方言。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 （这是按地理的南北来分，如果是综合福建方言来说的话，福州话则属于闽东方言） 中国的方言 语系———————语言——————方言——————次方言 ┌晋语——————————┬大同话 │ └太原话 │ │ ┌陕甘语—————┬陕西话 │ │ └甘肃话 │ │ ┌东北话 │ │ ├河北话（国语、普通话） ┌北语群————┤ ├北方汉语————┼山东话 │ │ │ ├胶东话 │ │ │ └河南话 │ │ │ ┌鄂北话 │ │ │ ├楚语 │ │ │ ├湖南官话 │ └北语—————┤ ├岑江话 │ ├西南汉语————┼桂柳话 │ │ ├黔北话 │ │ ├黔南话 │ │ ├灌赤话 │ │ ├昆贵话 │ │ └滇西话 │ │ ┌合肥话 │ │ ├扬州话 │ ├江淮语—————┼南通话 │ │ ├九江话 │ │ └南平话 │ └—————————军家话〔中国福建省武平县中山乡〕 │ │ ┌北部———————南昌话 │ ├东部———————鹰潭话 │ ┌赣语 —————┼中部———————抚州话 │ │ ├西部———————宜春话 │ │ └西南部——————吉安话 │ │ ├客赣语群———┤ ┌赣西北客语————铜鼓话 │ │ ├赣西南客语————赣州话 │ │ ├赣东南客语————宁都话 │ │ ├闽西客语————┬长汀话 │ │ │ └连城话 │ │ ├饶平客家话〔潮州市；中国台湾苗栗县卓兰镇〕 │ │ │ ┌梅县话、四县话〔广东省梅州市；中国台湾〕 │ │ │ ├大埔腔〔广东省梅州市；中国台湾台中县〕 │ └客语 —————┼粤东梅江客语——┼惠阳客家话、海陆话〔广东省汕尾市、深圳市、 东莞市、清远市；中国台湾〕 │ │ └韶南〔广东省韶关市〕 │ ├四川客语 │ ├粤东东江客语〔广东省河源市、惠州市〕 │ ├粤北客语〔广东省韶关市〕 │ ├惠州客家话 │ ├浙江畲话【畲族】〔浙江省丽水市〕 │ ├江西畲话【畲族】〔江西省吉安市、上饶市‧‧‧〕 │ ├福建畲话【畲族】〔福建省南平市、宁德地区〕 │ └广东畲话【畲族】〔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汕尾市、惠州市〕 │ │ ┌宣州话 │ │ ┌常州话 ↓ ↓ ├上海话 ↑ ├北部、太湖吴语—┼湖州话〕 汉语系┤ │ ├杭州话 ├————————吴语—————┤ ├绍兴话 │ │ └宁波话 │ ├中部、婺州吴语——金华话 │ ├南部、处衢吴语—┬衢州话〕 │ │ └丽水话 │ ├台州话 │ └温州话—————┬温州话 │ └瓯语 │ │ ┌北部、旌-占 ———旌德话 │ ├东部、绩-歙 ———歙县话 ├————————徽语 —————┼西部、休-黟 ———屯溪话 │ ├西南部、祈-德 ——祈门话 │ └严州话 │ │ ┌长-益（新湘话） —长沙话 ├楚语——————湘语—————┼娄-邵（老湘话） —双峰话 │ └吉-溆 ——————吉首话 │ │ ┌闽北语 —————————建瓯话 │ ├闽东语 ——————————福州话 │ │ └泰顺蛮讲 │ ├闽中语 ————————永安话 ├闽语群 ———— ┼莆仙语、兴化话 、莆田话 │ │ ┌闽南话—————┬厦门话 │ │ │ └中国台湾话、 │ └闽南语————┼潮汕语—————┬潮州话 │ └汕头话 │ ├雷州话 │ └海南话、琼文话 │ │ ┌粤海——————┬广东话、广州话 │ │ └东莞话 │ ├四邑话—————┬台山话 │ │ └雅瑶话、拉珈话〔 ├————————粤语 —————┼高-雷 ——————阳江话 │ │ ┌梧州话 │ ├桂南粤语————┼南宁话 │ │ └钦廉话 │ ├吴川话〔广东吴川、湛江〕 │ └蜑家话、水上话〔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 ├————————儋州话〔海南省儋州市、昌江黎族自治县〕 │ ├————————猫家话【苗族】〔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 ├————————伶话【苗族】〔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 │ └————————平地瑶话【汉族、瑶族】〔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绪 论 一．现代汉民话共同语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的语言，它既有共同语——普通话，也有不同的方言。（广义）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使用情况：是全体汉族人民之间交际的语言，也是汉族与兄弟民族之间、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用来交际的语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汉民族通过长期的互相交往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现代汉语的前身：春秋时期的“雅言”（又称“夏言”），汉朝时的“通语”，明清时代的“官话”，“五四”运动时的“白话”。“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使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和口语形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民族共同语的两种形式：口语和书面语。以口耳进行交际的口头形式是口语；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书面形式是书面语。普通话在台湾省和海外称“国语”，新加坡则称“华语”。二．现代汉语的方言形成方言差异的主要因素：由于人口增长，生活区域扩大；由于社会动乱，人民向远方迁徙；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人民往来不便；由于与异族接触，发生语言的互相影响和融合。汉语方言是汉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汉语方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语音方面的差异最大，词汇次之，语法方面的差异最小。现代汉语方言大致可以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等七大方言。（一）北方方言旧称“官话”，以北京话为代表，使用人口最多，约占汉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北方方言包括四个次方言：1、华北方言；2、西北方言；3、西南方言；4、江淮方言（二）吴方言也叫江浙话，以苏州话或上海话为代表，占汉族人口的百分之八点四。（三）湘方言以长沙话为代表，占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五。（四）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占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四。（五）客家方言以广东东部的梅州话为代表，占汉族人口的百分之四。（六）闽方言通行于福建大部，广东东部潮山地区和南面的雷州半岛以及海南，台湾两大省……，占汉族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二。包括三次方言：闽南、闽东、闽中。（七）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港澳地区，占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五。三、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了解：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第8页第一段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段尾）了解：我国当前语言文字工作最重要的两项任务是：大力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加强社会用字管理，促进汉字规范化。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狭义解释）了解：“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就是以一个具体地点的方言语音作为标准音，使人们有明确的具体的活的语音标准可以遵循。“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就是说以北方话作为词汇规范的基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就是以现当代著名作家的具有代表性作品中的一般用例作为语法规范。（以上三点要理解 书第9-11页）绪论部分出题约占3-5分第一章 语音语音概括一、 语音的性质语音就是人类说话时发出的代表一定意义的声音。它包括生理属性，物理属性、社会属性三个方面。（此名词解释不可少字、差字）（一） 语音的生理属性了解：人的发音器官可以分为肺和气管、喉头和声带、口腔和鼻腔三大部分。（二） 语音的物理属性语音的四要素（即四个物理要素）：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1、 音高就是声音的高低，决定于声波的频率。音高在汉语里的作用非常重要。2、 音强就是声音的强弱，决定于声波的振幅普通话里的轻音与音强有关。3、 音长就是声音的长短，决定于发音体振动的时间。音量与音高、音强、音长有关。4、 音色又叫音质，就是声音的特色、本质，是不同的声音能够互相区别的最基本的特征，它决定于声波振动的形式。音色的差别由三种因素造成：第一，发音体不同。第二，发音方式不同。第三，共鸣器的形状不同。（三） 语音的社会属性：它首先体现在音义结合的社会性上，还突出地体现了语音的系统性上。社会属性是语音的本质属性。二 语音的分析（一）音节音节是语音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人们在听觉上自然感受到的最小的语音片断。儿化了的两个汉字一个音节。（二）音素音素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音素分为辅音和元音两大类。发音时气流不一定振动声带，在口腔或咽头受阻碍而形成的音素叫辅音（又称子音）。发音时气流振动声带，在口腔或咽头不受阻碍而形成的音素叫元音（又称母音）。元音与辅音的区别：发音气流在发音器官中是否受到阻碍。元、辅区别的简答形式：1、有无阻碍；（辅音有阻碍，元音无阻碍）2、紧张状态；（辅音局部紧张，元音均衡紧张）3、气流强弱；（辅音气流强，元音气流弱）4、、响度大小；（辅音小，元音大）（三）音位音位是某种语言（或方言）里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根据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一） 声母、韵母、声调一个音节分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声母指音节开头的辅音，韵母指声母后面的部分。一个音节如果不以辅音开头，则称为“零声母”。声调指的是音节的具有区别意义作用音高变化。三 语音的符号汉语拼音方案是记录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法定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主要用来给汉字注意和作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汉语拼音的五大块：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声调符号、隔音符号。（第24-26页）第二节 普通话的辅音和元音一、辅音的发音分析辅音的发音过程有三个阶段：一是成阻，二是持阻，三是除阻。（一）辅音的发音部位发音部位：发音时气流受到阻碍的部位。辅音发音部位的七类：双唇音、唇齿音、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舌面音、舌根音。（二）辅音的发音方法发音方法：气流破除发音阻碍的方法。1、阻碍的方式：根据成阻或除阻的方式不同，可以五类1） 塞音（暴破音）：b、p、d、t、g、k（结合辅音声母表记，前三组前两位）2） 擦音：f、s、sh、r、x、h3） 塞擦音：z、c、zh、ch、j、q（结合辅音声母表记，后三组后两位）4） 边音：l5） 鼻音：m、n、ng2、声带是否振动：分清、浊两类。1） 清音：b、p、d、t、g、k、z、c、zh、ch、j、q、f、s、sh、x、h2） 浊音：m、n、ng、l、r清、浊音记法：声母中除去浊音，其余都为清音，故记住浊音的5个就可以。3、气流的强弱：分送气音、不送气音两类。1） 送气音：p、t、k、c、ch、q2） 不送气音：b、d、g、z、zh、j注：声母表里每组第一个音为不送气音；每组第二个音为送气音。只有是塞音、塞擦音时，才考虑送不送气。一、 元音的发音分析元音的性质有以下三个方面决定：（舌头的高低、前后和嘴唇的形状）舌头的高低分四度：高元音、半高元音、半低元音、低元音；舌头的前后分三度：前元音、央元音、后元音；嘴唇的形状分两种：圆唇元音、不圆唇元音。普通话的元音分：单元音和复合元音两种。（一） 单元音发音时舌位和唇形始终不变的元音叫单元音。单元音分为舌面元音、舌尖元音、卷舌元音。1、 舌面元音：i、u、Ü、a、o、e、ê2、 舌尖元音：-i[ ]，只出现在声母z、c、s后面。-i[ ]只出现在zh、ch、sh、r后头3、 卷舌元音：er注：配第35页的舌面元音舌位图，会方便记忆。（二） 复合元音发音时舌位和唇形都有变化的元音叫复合元音。复合元音包括：1、 前响二合元音：ai、ei、ao、ou、ao2、 后响二合元音：ia、ie、ua、uo、ue3、 中响三合元音：iao、iou、uai、uei第三节 普通话音节的分析一、 声母普通话的22个辅音当中，除知根浊音ng（以韵母中出现）不能出现在音节开头，其余21个辅音都可以充当声母。声母共22个，其中一个为零声母。二、 韵母普通话有39个韵母。根据韵母的组成成分，分为单元音韵母、复合元音韵母、鼻音韵母三类。（一）单元音韵母由单元音充当的韵母共有10个，即：i、u、u、a、o、e、ê、-i、-i、er（二）复合元音韵母复合元音充当韵母共有13个。前响复合韵母：ai、ei、ao、ou、ao；后响复合韵母：ia、ie、ua、uo、ue；中响复合韵母：iao、iou、uai、uei（三）鼻音韵母鼻音韵母：则元音和鼻辅音一起构成的韵母。可以出现在音节末尾的辅音只有舌尖中浊鼻音n和舌根浊鼻音ng。n即可出现在音节的开头，又可出现在音节的末尾；ng只出现在音节的末尾。普通话里有16个鼻音韵母。1、 舌尖中鼻音韵母8个：an、ian、uan（u加点）、uan、en、in、uen、un（u加点）2、 舌根鼻音韵母8个：ang、iang、uang、eng、ing、ueng、ong、iong开口呼：没有韵头而韵腹又不是i、u、u（u加点）的韵母齐齿呼：韵头或韵腹是i的韵母。合口呼：韵头或韵腹是u的韵母。撮口呼：韵头或韵腹是u（u加点）的韵母。三、声调声调主要是由音高决定的。调值即声调的实际读法，是每个音节都具有音高变化形式。调值采用“五度标记法”。线条所表现的高低升降的类型叫做调型。注：要会运用调值标记法及记清第42页的图表示方法。在答题时，要注意题的问法：调值用五度标记法标注；声调用阴、阳、上、去添写。调类指的是声调的类别，是通过归纳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全部调值而得出的类别。普通话的声调有四个调值：阴平[55]、阳平[35]、上声[214]、去声[51]注： 中古汉语的调类演变为普通话的调类，有三条重要规律：第一是“平分阴阳”；第二是“浊上变去”；第三是“入派四声”。四、音节的构成方式（此节为重点，需多看几遍）普通话的音节结构分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韵母又分成韵头、韵腹、韵尾三部分。韵腹又叫主要元音，是韵母中发音开口度较大、声音最响亮的元音。所有的单元音都可以构成韵腹。韵头又叫介音，是介于声母和韵腹之间的高元音。韵头开口度较小，响亮度也较差，只能由i、u、u（u加点）三个高元音构成。韵尾指的是一部分韵母后面的收尾部分，有元音韵尾和辅音韵尾。元音韵尾由i、u构成。辅音韵尾由n、ng构成，韵腹和声调是每一个音节都必须具有的。注：熟记第45页中音节构成类型的十二种格式，注意列表中傲、野、卫、曹、贵几个字的分解方式。十二各格式中，最复杂的格式包含四个音素和一个声调，简单的格式只包含一个音素和一个声调。元音在音节里可以连续排列，最多时达到三个。五、声韵的配合规律普通话有21个辅音声母和一个零声母，有39个韵母。普通话声韵配合规律主要的6点：1、 双唇音b、p、m能和开口呼、齐齿呼的韵母配合，和合口呼韵母配合只限于音韵母u,不能得撮口呼韵母配合。2、 唇齿音f能和开口呼韵母配合，和合口呼韵母配合只限于单韵母u，不能和齐齿呼、撮口呼的韵母配合。3、 舌尖中音d、t和n、l与韵母的配合关系略有不同。 n、l能和四呼的韵母配合， d、t不能和撮口呼韵母配合，能和其他三呼的韵母配合。4、 舌尖前音z、c、s，舌尖后音zh、ch、sh、r，舌根音g、k、h，这三套声母的配合关系相同，都能和开口呼、合口呼的韵母配合，不能和齐齿呼、撮口呼的韵母配合。（此点易出选择题）5、 舌面音j、q、x与前面三套声母相反，只能和齐齿呼、撮口呼的韵母配合，不能和开口呼、合口呼的韵母配合。6、 在全部声母中，唇齿音f能配合的韵母范围最窄；舌尖中音n、l和零声母Ф能配合的韵母范围最宽，它们和四呼的韵母都能配合。配合声母最多的是开口呼，配合声母最少的是撮口呼。（此点重点）第四节 方音辨正 （非北京同学注意一下书里的例句即可）第五节 轻声 儿化 变调一、 轻声轻声：一个词或一句话里有的音节失去原有的声调，变得又短又弱的声调，这种语音现象就是轻声。声调主要决定于音高，而轻声的开成取决于音强和音长。轻声的规律：1、助动词；2、虚词；3、表示方位的成分；4、用在动词后表示趋向的词；5、叠音名词及动词叠用后的第二个音节。（轻声规律留意一下书上例词即可）轻声的作用：轻声有分辨词与非词、分辨词义和分辨词性的作用。二、 儿化儿化：普通话的卷舌韵母“er”不与声母拼合，除自成音节外，还可以附加在别的音节的后面，和前面的韵母融为一体。使前面的韵母变成卷舌韵母。这种现像叫“儿化”。儿化的作用：区别词义和词性，有的情况下表示细小、亲切的色彩。三、 变调音节和音节连在一起念时，由于互相影响，本调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叫变调。（一）上声的变调1、上声+上声=阳平+上声（两个上声字相连，前一个上声字变读阳平）2、上声+非上声=半上+非上声1、 上声+轻声（非上声）=半上+轻声2、 上声+轻声（上声）=阳平/半上+轻声（二）“一”的变调1、在阴平、阳平、上声前读去声。2、在去声前读阳平。3、在重叠的单音动词中间读轻声。（三）“不”的变调1、在去声前读阳平。2、在正反并列提问式中和可能补语否定式中读轻声。注：留意（一）（二）（三）中的例子。第六节 语调和朗读一、 语调语调：指的就是有表达语义和感情作用，贯穿全句的语音的高低升降、轻重顿挫的变化形式。包括停顿、重音、升降三个方面。（一） 停顿停顿可分为语法停顿、逻辑停顿、节奏停顿三种。1、 语法停顿：是由句子的语法关系所决定的停顿。标点是语法关系的书面标志。2、 逻辑停顿：为了表达感情和强调某一语义的需要而采用的停顿。3、 节奏停顿：为了显示韵文的节奏而采用的停顿。（二）重音重音分为语法重音和逻辑重音两种。1、 语法重音：指的是根据语法结构的特点而采取的重读。2、 逻辑重音：指的是根据语义或感情表达的需要而采取的重读。注：语法与逻辑的对比（书中例句）。（三）升降语调升降指的是整个句子的音高变化，它是语调的主干，最能表达出全句的思想感情。了解语调升降的四种类型：升调、降调、平调、曲折调。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我这儿有很多地方方言的论文，随便一篇就可以吗？
摘 要： 中原古音随着唐军南下平乱播种在闽粤，加之中原语音和闽粤土著语音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南语”方言。本文从中原文化的播迁，唐宋古音潜移默化，孕育着闽南语方言的萌生及促成闽南语方言的形成进行综合探讨，力求阐明闽南语对唐宋古音的继承与发展并形成自己的方言特色。 关键词： 中原文化 唐宋古音 闽南语 继承与发展 一、中原文化的播迁，促成闽南语方言的形成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唐宋时代建都长安、开封等中原地区，使唐宋古音成为当时中原地区的标准语音。作为闽南语系的主要区域闽东南、粤东、台湾及南洋地区，相距中原地区万里之遥，又是土著部落杂居，言语交流十分困难，不利于交流和发展需要。据《漳州府志》[1]所载，由于闽南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那些来自中原的将士逐渐把中原地区的家眷迁入闽越，有的和当地土著百姓通婚，从此在这片温暖而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为大多数闽南百姓的祖先。他们还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同时把中原地区的母语——唐宋古音播种在闽粤，而且这种中原语音和当地土著语音随着时代推移互相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后来众多方言中独具特色的“闽南语”。据《泉州史志》记载，他们“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2]他们对中原地区流散的人才和北方避难入闽的文人均能包容接纳，而且为他们提供了较为优厚的待遇，并设立了书院，教化中原文明，培养人才，促成了民族的大融合。当年王氏兄弟入闽的中原将士后来大都定居于泉州周边，他们也把中原语音传入福建，进一步扩展了闽南语的流通范围。据《云霄厅志》载：“盗起，攻南海边邑，循州（今广州惠州）司马锭受命专征，檄元光潜师入潮，沿山倍道袭寇垒，俘获以万计。岭南悉平，还军于漳。”[3]在陈元光初任刺史时，“广寇陈谦连结洞蛮苗自成，雷万兴等攻朝阳，陷之，守帅不能制，元光以轻骑讨平之。”（《漳州府志》）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平獠宴喜”诗句：“扫穴三苗窜，旋车百粤空。”[4]当时一位将领许天正也唱和吟诗：“长戈收百甲，聚骑破千重。落剑唯戎首，游绳系胁从。”（《和陈元光平潮寇诗》）[5]所有这些无不记叙了入粤平乱的情形。由于粤东区域辽阔，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民穷则生变，寇乱频繁。陈元光“兵革徙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6]的政治理念，“伦理则风俗自尔渐孚，治法彰则民心自知感激”[7]的施政主张，被当地百姓接受，中原文化、礼仪也得到重视和崇尚，开漳史料《忠毅文惠公行状》中就有“潮人以事闻，请乞陈元光兼戍朝阳”[8]的记载。在陈元光的统辖下，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漳州、潮汕之间的语言不断地交流和融合。至今粤东一带的方言基本纳入闽南语系，同属闽南语范畴，从此往后，无论是闽南地区的“芗剧”，还是潮汕地区的“潮剧”在语言表达上都为两地民众所理解和喜闻乐见。 台湾早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有漳、泉一带的百姓前往定居垦荒了。爱国史学家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开辟纪》中记载：“历更五代，终极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台湾为垦服之地，当明中叶，漳、泉之至者已数千人。”他们“手耒耜，腰刀枪，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9]这些记载，体现了明代闽南一带百姓已经跨过海峡，到台湾去开拓创业了，而闽南语方言因此移植台湾，并且在岛上扎下了根。《台湾通史·户役志》所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诏以五十年丁册为常额，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乾隆元年（1736）诏曰：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所。”[10]于是有大批福建、广东民众迁入台湾定居。如此往来闽台之间，闽南语就成为台湾岛上最主要的日常交流工具，始终维系着闽台两地的宗族情感。 大概也在明清时期，为数不少的闽南、粤东百姓飘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当时被称为“过番”。据《漳州简史》载：“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漳、泉之民贩吕宋者，或折关破产，及犯压各境不及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咋作为生活，或聚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11]其余如印度尼西亚的旧港（当时称“三佛齐”）、马来半岛的北大年（当时称“大泥”）、文莱（当时称“婆罗”），大都有闽南、粤东人聚居的记载。这些勇敢的拓荒者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拼搏，在当地开发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家园，定居下来繁衍后代。他们的后代子孙成了现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而他们的祖先当年带往南洋的家乡母语——闽南语就在这一片广阔的地域传播世世代代，永不泯灭。 二、唐宋古音潜移默化，孕育着闽南语方言的萌生 探究闽南语的诸多因素，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与唐宋古音有着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由于汉语的发音通常离不开声、韵、调三要素，即“声母、韵母和声调”。古代称声母为“声”或“母”，宋人有三十六母的提法。依据发音部位，分为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和喉音五类。现代唇音又细分为轻唇、重唇；舌音也细分为舌头、舌上等等。比较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有两点：一是唐宋古音无舌头、舌上之分。舌上音即现在所说的“翘舌音”，如zh、ch、sh、r；舌头音即现在的“舌尖音”，如d、t、l。在唐宋时代，这两类音读是分不清的，这正好与闽南语发音相吻合。闽南语中几乎没有翘舌音，普通话里许多翘舌音，在闽南语都读为舌尖音。例如“蜘蛛、踌躇”，普通话读为“zhīzhū、chóuchú”，而闽南语则读为“dīdū/tiútú”。再注意下列汉字，普通话中声母都是zh，读翘舌音，在闽南语中却读为d：如“重、逐、侄、值、植、朝、张、摘、展、致、直、兆、罩、镇、珍、郑、阵……”二是唐宋古音无轻唇音，即没有现在的唇齿音f。这个特点与闽南语相符。在闽南语中，没有上齿摩擦下唇这个发音动作，也就没有了f这个声母。凡f声母的音节，或读为重唇音，即上唇摩擦下唇爆破发音动作。如“飞、肥、分、富、幅、蜂”等；或读为舌根音h，如“发、翻、反、丰、扶、服”等。闽南语方言区人们学普通话，总是把“繁、凡、烦……”读成“还”；把“泛、犯、范……”读为“换”；把“非、妃、飞……”读成“辉”；把“福、扶、浮……”读成“胡”，诸如此类造成了许多交流困扰，给当今工作、生活、学习带来了诸多不便。
关于ū韵母，唐代的韵书《切韵》分韵母为206部，后来改称为《唐韵》[12]。由于当时的科举考试有“试贴诗”的科目，写诗必须按一定的标准去押韵，因此《唐韵》成为官书，成为各时学子考举写诗用韵的绝对标准。《唐韵》至少有两个地方和普通话的韵母系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是唐代的撮口呼韵母尚未形成，虽然韵目有“鱼”、“虞”之名，但实际上与合口呼u混在一起。例如“书、初、除、猪”和“余、居、渠、徐”同属“鱼”韵部；而“扶、朱、胡，儒”和“区、娱、渝、须”同属“虞”韵部。可见，在唐代语音中ü和u是混在一起的，当时人们发音也许并没有明显的撮口动作，就这一点与闽南语正好相同。在闽南语中，至今找不到有撮口发音的音节，漳州人读ü为i；厦门及泉州地区则读ü为u；诏安及潮汕地区读ü则近似于-i（后）。如“居、区”两个词，漳州人读gī、kī；厦门及泉州人读gū、kū；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有撮口呼韵母。二是鼻辅音m、n、ng充当韵尾的问题。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n、ng充当韵尾，分别组合成为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而m只当声母，不能充当韵尾了。但在唐代语音中，这三个鼻辅音却都能充当韵尾，例如《唐韵》中的“侵、覃、盐、咸”四个韵部，收录的就是以m为韵尾的字。例如“林、临、阴、心、琴、今、金、音……”为“侵”韵部；“潭、参、南、男、庵、涵、含、甘……”为“覃”韵部；“檐、严、帘、帘、嫌、蟾、添、尖……”为“盐”韵部；“咸、函、缄、衔、杉、监、岩、谗……”为“咸”韵部。 如果我们用普通话朗读上面的例字，那么第一行的韵母都是in，本来不应该和属于《唐韵》中“真”韵部的“因、辛、亲、邻、津”等字分开。而其他三行的韵母都是an或ian，本来也不应该和属于《唐韵》中“寒”韵部的“寒、安、丹、残、刊”等字分开。但是在当年，这两者之间的读音那是决然不同的，试着用闽南语读读这些字，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归入《唐韵》中“侵”韵部的字，韵尾都是m，例如“林”，闽南语读为līm；“邻”，闽南语读为līn，其实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韵部。归入“覃、盐、咸”韵的字，韵尾也都是m，例如“含”，闽南语读为hām；“寒”，闽南语读为hān，它们应属于不同的韵部。由此可见，闽南语比较完整地继承了唐宋古音中鼻辅音充当韵尾的语音特点。唐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落成会咏”诗句：“云霄开岳镇，日月列衙瞻。胜日当佳庆，清风去积炎。山畚遥猎虎，海船近通盐。龙泽覃江浦，螭坳耀斗蟾。文床堆玉笏，武座肃金签。奇计绳陈美，明诚学孔兼。忠勤非一日，箴训要三拈。千古清漳水，居官显孝廉。”[13]全诗共用八韵，依次是“瞻、炎、盐、蟾、签、兼、拈、廉”，全属“盐”韵部之韵，假如用闽南语读之，全是m收尾的鼻韵母。而且这种语音现象持续到元代，元代以后，大概由于北京成为国都，北方话成了“官话”广泛流传，北方方言取得了绝对的优势，那么大部分地区以m为韵尾的字音逐渐消亡，最终归并到以n为韵尾的字音中去了。 至于声调，古人把它分为“平、上、去、入”四调，且以平为“平”；以上、去、入为“仄”。“平”者不升不降，其音轻扬；“仄”者或升或降，如山路之起伏。古代格律诗每两个字为一个节奏，平仄递替，构成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感。到了近代，入声渐渐分化消失，原来的入声字后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中去了，因此现代汉语语音中已经没有了入声这个声调了。据说现在的北方人学诗词格律，辨别平仄时，古入声字这个部分总是把握不好，也许他们会感到困惑，一些明明现在读起来音调属于阴平的字，为何要把它们归入据说是急迫而短促的入声调里去呢？在通行闽南语一带，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因为在闽南语里，至今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入声这种声调。试以普通话朗读下列例字：“剥、削、卓、踢、逼、突、出、发、一、膝、屋、督、约、缺”；“德、国、竹、笛、学、习、集、合、值、得、独、逐、敌、革”。很明显第一部分为阴平调，第二部分为阳平调。可是改用闽南语读之，它们就变成一种又急又短的入声调了。原来这些字都是古入声字，在诗词格律中属于仄声字。 综上所述，说明闽南语仍然保留了唐宋古音在声、韵、调方面的许多重要特征，无怪乎有人把它称为“中古音的活化石”了。拥有一口闽南语，伴随着这一群华夏儿女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的足迹从历史的烟云中走来，见证多少悲欢离合，创造了多少辉煌业绩。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还会继续发扬艰苦拼搏的开漳精神，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朝着祖国强盛、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朝着民族大团结的明天奋勇前进。
一说：相传粤西的“年例”是由道教上元节（民间元宵节）衍化而来。自汉唐以来，北方文化习俗逐渐渗透粤西大地，其习俗与本地习俗庆祝丰收、祈祷祭祀相结合后，逐步演变成现今隆重热烈、极受村民重视的民俗节日。
一说：它是上元节、庙会、粤西地方各村村民祖先迁移落脚纪念日等综合起来的节日。
年例主要盛行地方：高州、化州、电白、茂南、吴川、信宜、遂溪、廉江、赤坎、霞山、坡头、麻章、雷州、徐闻，以及广西北流一带。年例从正月初二起至二月底，各村均有不同日期的年例日，集中在新春期间。一般年例日期一天，有的一至三天。
传统年例活动包括：起年例、正年例、年例尾。具体指敬神、摆宗、打醮、祭拜、挂花灯、游神、放鞭炮等环节，大都以祭祀活动为主。还有舞狮、舞龙、舞春牛、八音、粤剧（“做大戏”）、木偶戏（“鬼仔戏”）、歌舞、杂剧、宴席等活动。
粤西地区农村每年一次的年例，主人家让你免费大吃大喝，酒管够
不知什么时候起，年例已成了粤西村落的独特习俗。届时村村鸣锣醒狮，亲戚汇聚，乡俗缤纷，喜庆欢闹。我出生在农村里，正月十五是我家乡的年例期。这是大人们装满祈愿的日子，更是人们小孩子盼望的快乐时光。旭日东升，初春的早晨还散着寒气，“迎神”队伍就由祠堂出来了，一路欢闹。列队而回，旗幡开路，“文武”跟前。游神队伍中有人撑阳伞“护神”，有人撑大旗扛关刀，锣声哐哐，村民纷至沓来。众神被抬到村口，守候的妇女们手中燃旺了香烛，相率奔香案争插头柱香。大家都盼望着，求神保佑，期待百花争妍、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更盛大的是“摆醮”和“祭神”。村前的荒地上聚集了几百人，一派喜庆、吉祥的气氛。花灯轻曳，红联飘香，烛烟袅袅，祭品丰盛。面对着神像的地上铺放着长长的凉席，锁呐吹响了，锣鼓敲响了，穿着阴阳八卦袍的道公，用特别的语调，叨念着冗长的祭文。仔细辨听，无非是邀请众神光临，以保佑六畜兴旺、谷粮满仓、益了旺孙、团结和睦之类的内容。村民朝拜，更是讲究礼节，三拜九叩，动作规范，在虔诚地祈愿饱暖富余、世道清平。锣声再起，鞭炮氤氲，香油更旺，年例亲意春情满乡间。到了晚上，乡戏招览主人及亲朋，木偶戏成了老人们的佳肴，而露天电影甚至轻音乐会则是年轻人的冰琪淋，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喜欢暗探后幕，洞察戏里春秋了。真是台前热闹，台后匆忙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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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民间刺绣工艺的总称，以构图饱满，形象传神，纹理清晰，色泽富丽，针法多样，善于变化的艺术特色而闻名宇内。粤绣始于唐朝。广绣发展到明代，已经成为民间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当时的出口进入了全盛时期。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到了清朝中叶，由于粤剧和粤曲的繁荣，使广绣又增加了一类新品种——粤剧戏服。广州刺绣以构图匀称，色彩斑斓，极富装饰性著称。广绣大致分为两大品类；一是盘金刺绣，二是丝绒刺绣。广绣绣刺技法有“钉、垫、拼、贴、缀”五种。 广绣所使用的基本材料有绒绒、真丝、金线、银线、金绒混合等几大类。新中国成立后，广绣这种广州传统工艺得到很大发展，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绣逐渐向普通日用商品发展。虽然作为传统特种手工艺，传统广绣业已基本消失，纯艺术作品已很少出现，但是，广绣的品种更加多样化，已发展到刺绣、织锦、抽纱、机绣、绣衣、通锦绣、珠绣、手工编织等。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广绣业界人士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迅速扩大品种。目前，广绣不仅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而且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但是，广绣大师级人物只有年近70的陈少芳，她表示，因为出师不易，许多学员半途而废，传统的手工绣品由于成本高昂，市场也相当有限，广绣要走出困境也许只能走向单纯的艺术品这条路。广彩现今虽有不少著名艺人，但由于，给行业发展造成很大障碍。广绣看似前景一片光明，但广绣大师级人物陈少芳女士的一席话，却使我不禁对广绣精品制作的后继无人感到担忧。或者，我们可以从她的话当中得到些启示，从更能够促进我广绣的发展，特别是精品数量及人才数量的提高。首先，她说：广绣要走出困境也许只能走向单纯的艺术品这条路。而从前面广绣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广绣的大众化普及化，几乎已经是普及广绣的一种必要的路径。第二，传统的手工绣品由于成本高昂，市场也相当有限，但这不能成为我对广绣技艺传承的障碍，我们可以尝试寻找广绣材料的代替品，力求寻找材质差不多，价格适中的材料，又或者可以利用现代科技去合成。面对市场，精品路线肯定是行不同，但在市场普及广绣产品也是不错的选择。而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松懈对广绣出精品的要求（尽管可能不是主要面对市场），我们要对其进行各方面的创新，提高广绣的艺术价值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第三，对于行内恶性竞争等隐患，我们应该加强宣传力度，让人们了解，团结对广绣的传承的重要性，并出台一系列条例来规范广绣行业。第四，对于广绣人才出师不易，政府可尝试给人才培养方面的经济支持，也可在中学、大学开设选修课，培养年轻一代对广绣的兴趣，鼓励他们投身于广绣事业。
苏绣的发源地在苏州吴县一带，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国已将刺绣用于服饰。蜀绣源于周，兴于汉，盛于唐，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带有鲜明湘楚文化特色的湖南刺绣产品的总称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粤绣相传已有一千余年的悠久历史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唐朝苏颚《杜阳杂编》，唐永贞元年（805）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省，是中华民族文化产生的摇篮，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中华先民纺织刺绣的历史代表了文明的程度，5000年前，据传汉族祖先黄帝的妻子嫘祖已开始教导人们养蚕、缫丝、织锦。到了尧舜禹时期，人们开始在华贵服饰上刺绣五彩图案，籍此区别职务高低，这服饰图案传统影响中国几千年。汉以后，我国绣品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经唐、宋、元、明、清历代，不仅宫廷绣品日益精细，民间刺绣也是越做越好，按地方划分出现了苏、粤、湘、蜀四大名绣及各具风格的地方绣品。历史上比现过的战国时期的楚绣、汉代的吉语锦、唐代的联球纹锦、宋代的领先达晕锦、宋代的书画缂丝、明代补子等等，都有名品传世。陕西史称“秦国”，秦人在中国历史上创出了许多奇迹，如著名的阿房宫和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秦人和秦文化发祥的黄土地，滋养出后来的中华文化。秦人最为骄傲的是唐朝，长安城(今西安附近)是中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盛唐”首都。唐代的各种经济均十分发达，织绣工艺也不例外，其分工细致，民间织绣几乎遍及全国，产量巨大。那时期，往来各地叮作响的驼队，在长安城集中，驼着精美的丝绸和绣品，沿着“丝绸之路”，将东西方文化往来传播。提到绣品，人们对“四大名绣”已耳熟能详。苏绣精细雅洁、针法灵活多样，绣工细致，形象传神；粤绣色彩明艳强烈，其金线富丽堂皇；蜀绣的民间色彩淳朴自然，厚重工整，鲤鱼、芙蓉为传统绣品；绣至清代形成体系，形象真实生动，富于写实。此外，专供清代皇宫需求产生的京绣，绣工精巧，以佩饰小件荷包、扇袋、镜袋闻名，山东鲁绣、河南汴绣、浙江瓯绣、贵州苗绣等，也都是著名的绣品。历史上有过13个王朝在此建都的陕西，在织绣方面也独树一帜。陕西姑娘爱绣花，且比着绣。在漫长的小农经济时期，绣花是农村妇女的必修艺能，所谓的“女工”母女相传。“纳纱绣”是陕西传统的民间刺绣。在陕南、关中广为流传。直到今天，民间刺绣的巧手姑娘、媳妇还喜欢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绣花。花枕、信插、裹肚、荷包，以及布软雕、布拼、布刺绣等品种多样，色彩鲜艳，题材涉猎广泛，形象朴拙可爱，抒发了农村女性对淳朴生活的热爱和情感的寄托。秦绣起源于陕西省民间古老的绣种“纳纱绣”和“穿罗绣”，是陕西省当代刺绣艺术，首创者是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张漪湲。秦绣以其产地独有的历史和革命传统为题材，在充分吸收光伽民间刺绣基础上创立，是继四大名绣和众多地方绣品后的又一朵绣苑奇葩。上世纪70年代，西安市的工艺美术工作者，对流传民间的陕西省古老绣种“纳纱绣”和“穿罗绣”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出新绣种一一秦绣。时年30岁出头的张漪湲女士是最早的研制者之一，秦绣第一幅作品《夫妻识字》壁挂即出自张漪湲之手。从此以后，秦绣艺术在陕西成长，发扬光大。秦绣不同于传统刺绣的长针掺线，它是在真丝纱络上用真丝线依照经纬网眼施针，一孔一针或几孔一针。由于针的走向不同，使图案花纹，画面变幻多端，花中套花。针法的不同还使得绣线产生不同反光，同一色线形成不同的色彩效果，彰显出真丝线材质的缤纷美感。秦绣作品中，小花纹的微妙变化与大块面色彩经常对比运用，此时画面生出层次和立体感，增加了整幅绣品格调的瑰丽典雅。秦绣的另一特点是：设计稿从属于针法，设计为制作服务。刺绣不是换了材料的绘画或照片，绣品的图案以针法显示深浅、远近、虚实的效果，就使秦绣具有了不同于绘画、照片的时空趣味和装饰韵味。秦绣在制作时要严格依网格施针，针法细密、严谨，多绣或少绣一格都无法将纹样继续绣下去，是纯手工精制的高档工艺品。但与精细的苏绣、蜀绣相比秦绣还是比较粗犷的。秦绣色彩多采用块面对比，古朴典雅，鲜活艳丽，具有黄土高原那种粗犷、豪放、凝重的艺术风格和装饰情调。
苏绣的发源地在苏州吴县一带，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国已将刺绣用于服饰。蜀绣源于周，兴于汉，盛于唐，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带有鲜明湘楚文化特色的湖南刺绣产品的总称，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粤绣相传已有一千余年的悠久历史，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唐朝苏颚《杜阳杂编》，唐永贞元年（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