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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史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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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史的论文

National Humiliation and National Assertion: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Twenty-one Demands,Modern Asian Studies,Vol. 27,No. 2(May 1993);《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页7-49;《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台北)5卷1期(1994年3月),页87-129;The Chinese Rediscovery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Jinan Incident as a Turning Poin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4(Winter 1994);《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国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5期;《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近代史研究》1996年1期;《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2期;《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1996年9月);《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6期;《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页137-60;《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6期;《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汉学研究》(台北)15卷2期(1997年12月);《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1期;《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4期;《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5期;《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历史研究》1998年5期;《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观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3期;《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4期;《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4期;《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上、下)》,《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1999年12月、2000年3月);《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4期;《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页181-192;《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中华文史论丛》第65辑(2001年5月);《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中国学术》2001年2期;《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3期;《物质的兴起: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开放时代》2001年3月号;《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温故知新:清季包容欧化的国粹观》,《中华文史论丛》第66辑(2001年9月);《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年6期;《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1期;《社会分野与思想竞争:传教士与义和团的微妙互动关系》,《清史研究》2002年1期;《文学史上白话的地位和新文学中白话的走向--后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学者的内部论争》,《近代史研究》2002年2期;《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汉学研究》20卷1期(2002年6月);《送进博物院:清季民初趋新学者从现代里驱除古代的倾向》,《新史学》13卷2期(2002年6月);《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清季士人寻求民族认同象征的努力》,《台大历史学报》29期(2002年6月);《学术与国家:北伐前后国学的学科定位与认同危机》,收入《国史浮海开新路--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7月;《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1-3)》,《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5、6期,2003年2期;《文学的失语:新红学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中华文史论丛》第70辑(2002年12月);《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史林》2003年1期;《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1期;《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中华文史论丛》第72辑(2003年5月);《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3年4期;《不改原有之字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4期;《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5期;《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2期;《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2期;《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5期;《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5期;“Imperialism in China: Evolution of the Treaty System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Spring 2005;《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1期;《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2期;《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3期;《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4期;《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5期;《李锦纶使美与中美双方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1928》,《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5期《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1期;《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4期;《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5期;《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5期;《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5期;《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新史学》18卷4期(2007年12月);“From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o “the World”: Changes i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the Human Societ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May 2008;《斯文关天意: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近代史研究》2008年3期;《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历史研究》2008年4期;《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经典淡出之后:过渡时代的读书人与学术思想》,《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4期;《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6期;《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点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2期;《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5期;《转变与延续: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北大视野:新中国60年学术流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再论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文化与历史的追寻: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12月;《方法成了学名:清代考据何以成学》,《文艺研究》2010年2期;《通史致用:简析近代史学地位的一度上升》,《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2期;《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认识“五四”的丰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年3期;《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人生和心路》,《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5期;《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秋季号(10月);《往昔非我:训诂、翻译与历史文本解读》,《文艺研究》2010年12期;《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2期;《迷途知返说教育》,《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23期;《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学》,《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28期;《转折:1924—1926年间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迫不及待的赶超心态》,《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4期;《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致辞》,《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6期;《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文化交流与文化自信》,《炎黄纵横》2011年第4期。

我国古代文学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历史悠长,光彩夺目,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形象和故事,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不断学习、探索、挖掘的富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王兆鹏;江汉论坛2006-05-1545

2、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王水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2037

摘要: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王兆鹏;文学遗产2006-03-1547

中国最早的学术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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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1]“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明儒学案》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专著。

《中国学术史》这部专著叙述了从先秦到清末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就。对三千年间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传统学术及其风气的流变进行了精当的论述。中国学术史是指中国学术源流、嬗变,学术思潮兴盛、衰落史。学术史研究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如何,不仅对学术史影响深远,对人类文明进程、社会进步影响也异常深远。

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的论文

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谈谈我所认识的儒家思想 我对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儒家传统思想的举动颇为感慨,的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此举乃破旧习,解放思想之历史顺流。当然,它所破的儒家传统思想早已被封建帝王改造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正统思想,已非“原汁原味”的儒家思想。而纯正的儒家思想中许多思想精髓乃中国传统思想的瑰宝。在当今东南亚,被炒得如日中天。新儒家亦源源不断地在研究舞台上出现,遗憾的是,在它的故乡,似乎冷落的多。我的这篇拙作,算不上真正意义上对儒学的研究,只是简单地想谈一谈我所认识的儒家思想及儒学在未来的重要地位。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天地之大德日生”(《周易�6�1系辟》):把天地的最高准则归结为互相能够共存,而不是谁消灭谁,儒家还提出了万物和谐的基本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故孔子曰:“吾道一次贯之”;孟子主张“仁长而爱物”;荀子认为:顺应自然,应保护自然资源,在鱼畜草木孕育滋长之时“不绝其生,不绝其根”,“以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6�1五制》)在这里我们可见,如果儒家代表人物了发展...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谈谈我所认识的儒家思想 上完中国近代史内容《新文化运动》后,我对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儒家传统思想的举动颇为感慨,的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此举乃破旧习,解放思想之历史顺流。当然,它所破的儒家传统思想早已被封建帝王改造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正统思想,已非“原汁原味”的儒家思想。而纯正的儒家思想中许多思想精髓乃中国传统思想的瑰宝。在当今东南亚,被炒得如日中天。新儒家亦源源不断地在研究舞台上出现,遗憾的是,在它的故乡,似乎冷落的多。我的这篇拙作,算不上真正意义上对儒学的研究,只是简单地想谈一谈我所认识的儒家思想及儒学在未来的重要地位。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天地之大德日生”(《周易??系辟》):把天地的最高准则归结为互相能够共存,而不是谁消灭谁,儒家还提出了万物和谐的基本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故孔子曰:“吾道一次贯之”;孟子主张“仁长而爱物”;荀子认为:顺应自然,应保护自然资源,在鱼畜草木孕育滋长之时“不绝其生,不绝其根”,“以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五制》)在这里我们可见,如果儒家代表人物了发展今天的经济的话,决不会一味埋头搞建设而置环保于一旁。 (二)、人与人即人伦关系的和谐。荀子认为人与禽兽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而“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他把能否“群”,作为人不同于禽兽的重要标志,可见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之重视程度了。另外,他又论述了“和”的力量,这对于医治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病是一副多么好的药方!而且,由于其强调“和”的力量,对于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强化企业精神,无疑也有重要意义。 (三)、人的内心世界的和谐。人有贵贱贫富之差,物有美恶之分,孔子主张“欲而不贪”;“思不出其位,不求不可之物”(《论语??尧日》);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对人的欲求以道德之压抑和节制,使人们不去思欲和追求那些不可追求或追求不到的名位和财富,以实现人的心理的平衡。故而孔子曰:“仁者不忧”(《论语子罕》);“仁者静”、“仁者寿”(《论语雍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人之所以寂寞,无聊,空虚,就是因为内心世界的不平衡。虽然孔子指出的修身之道并不是最优妙方,但是,如果能按孔子的指导去做,无疑在性情改善上会有很大收益。 这三种“和”的境界,正是当今世界所追求的,也正是解决资本主义文明所不能解决的一剂良方。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新文明的曙光:那就是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南亚文明。这些国家原来任何一个方面的基础皆不强,除了日本起步较早外,其他国家都是在二战后才取得主权独立的。可是,由于他们吸收了资本主义科技知识,并运用儒家的基本思路鉴别并实施之,经济飞速发展。在医治资本主义通病方面,也颇有疗效,令西方国家望而止步。以新加坡为例,它被称为花园国家,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美而获此殊荣,尤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秩序方面,的确是个世界花园:犯罪率名列世界之末.他们为什么会收如此成效呢?这正如他们的理论家所称的那样,他们注重运用儒家作理来熏陶国民.所以,国民在行动上均能循然而动。在我们的头脑中,似乎“礼”即为封建礼教,具体内涵是当为封建等级秩序。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礼的范围应该广泛的多,就今天而言,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分层中的层与层之间的联系。一个国家中,主席与乞丐,在法律面前的确一律平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主席和乞丐在各方面均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不存在等级之别。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对他们的形象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行为水平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行为水平要求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好为“礼”的范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能做合乎自己身份的事,这社会也就自然国泰民安了!儒家文明是新世界文明的必然体现。我相信,未来世界必将循其而行之。走儒家资本主义的路是资本主义世界踏光明大道的一条捷径!当然,未来的世界文明也不是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因为儒家毕竟是中国人的创造,虽然它比其他任何一种文明更能较真实地反映人们的心态,但它还是较多地带有中国人的痕迹。所以未来儒家文明还将吸收某些进步的西方思想,并且也将剔除自身的某些这时的糟粕。例如:在要不要斗争方面,就得兼容并举,保持人内心平静是必要的,但也要不断地改进自身。只有这样,人才能在和谐中求发展。这是修身养性的自然规律,儒家强调的稍有不足,因此,务予更正。

从儒家思想看古代教育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到足以写出一部甚至多部专著。我这里只想试图解答“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答另一个难题——“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我认为,只有解答了“李约瑟难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开“钱学森之问”的钥匙。本文试图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什么是儒家思想?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一、什么是儒家思想?我提出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其一,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其二,真正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在谈论儒家思想的时候有必要先弄清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谁的思想?因为儒家思想的演变至少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清儒学和现代儒学。但只有先秦时期孔子的学说才是最原始、最本质的儒学。此后的儒学都是后人对孔子思想所做的变通和曲解。① 甚至孟子的思想也已与孔子不同。所以,所谓真正的儒家思想是指孔子本人的思想。至于后人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哪些继承、发展以及曲解,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那么,孔子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仁”。在《论语》这部短短的文献中,“仁”就出现了100多次。那么,什么是“仁”呢?其实,孔子并没有对“仁”做出明确的界定(概念不清,是古代中国人思维的统病,详见后文)。但通过孔子对“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孔子所说的“仁”,涵盖了对于人的好的品质的所有要求。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孔子所讲的好的品质都可以叫做“仁”,如:忠信、正直、宽容、勇敢、智慧等等。所以朱熹有“本心之全德曰仁”的解释。为什么孔子那么重视“仁”,为人设定了那么高尚的道德标准呢?那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进行大裂变的时代,标志之一就是“社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表现在人伦关系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形成的礼乐文化遭到很大破坏。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陷入了深刻的思考,并最终得出结论:礼坏乐崩,社会动荡,天下无序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的失政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丧失。因此,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从君主政治和人伦规范两方面入手。关于前者,孔子提出施行“德政”:“为正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至于后者,孔子提出要强化礼制,“克已复礼”,重新恢复传统的礼乐文化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对于如何才能施行好“德政”,孔子极力推崇以身作则。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君子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品德做出表率,就自然能对“民”产生教化的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对于人伦规范,孔子认为人类社会应效法天道:天地二元,但却不是平等的,天在地之上,天尊地卑,这就是自然法则。因此,人类社会必须遵循上下尊卑之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男尊女卑。所以,恢复周礼,就是遵循天道,这样社会才会长治久安。而不管是君王的德政还是臣民的正礼,都要依赖于人的“德”,这就是为什么“仁”成为孔子思想核心的原因所在。显而易见,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救世治国。孔子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和抱负,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他一生都渴望求得一个官位,以期实施他的救世方略。可是,由于在春秋乱世中,天子衰微,政局动荡,诸侯力政,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乱世,孔子不可能找到适合推行自己主张的国度,用司马迁的话说,孔子“已而去鲁,斥平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最终还是落得“无所遇”,终不被用的结局。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比较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西方的历史进程,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疑惑。古代西方在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繁荣之后,虽然一度步入近千年的中世纪,遭遇到暂时的倒退、混乱和衰败,但历史的进程仍然呈现出上升演进的趋势,到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以至于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近代科学如朝霞般喷薄而出,极大地推动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近代西方的繁荣和强盛。反观我国的历史进程,到唐代时中国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唐之后,中国就开始衰败,衰败了千百年,衰败得让中国这个若大的民族任人欺辱、任人宰割。为什么古希腊、罗马繁荣得以延续,甚至整个中世纪都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唐朝盛世之后就一蹶不振,衰败千年?为什么近代科学在西方中世纪结束之后能迅速兴起,而在中国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我认为,归根到底,是儒家思想导致的。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必须以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前提,而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理性思维并由此而产生的哲学体系。理性思维是人的认识的最高阶段,而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这一认识过程的实现靠的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的形式逻辑,没有形而上学的方法,人类的认识不可能从感性认识经过知性达到理性认识。西方先哲们正是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发明了“发明的发明”——科学的思维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庞大的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难怪爱因斯坦在回答美国科学家斯威策对“李约瑟难题”的提问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事实上,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是和哲学融为一体的。哲学包容万象,自然科学都属于哲学范畴,所以西方古代的大哲学家多是科学家。从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理士多德,他们无不集哲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所以,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理性思维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不仅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古希腊人对真理的热爱,对探求自然奥秘的巨大的好奇心和大胆的批判精神更是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而纵观中国古今,尽管出了许多大思想家、理论家,却没有出过一位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儒学志在明道救世,其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始终是社会的长治久安,对于有关社会治乱和国家大事以外的自然奥秘和宇宙本源少有论及,而对于彼岸世界更是毫无兴趣。从孔子开始,儒家只讲具体的“道”。不谈抽象的“道”,特别是没有宇宙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无论是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孟子的“得天下有道”,都只局限于六合之内。荀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强国》,“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儒家的这种务实思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重实际而轻玄想,重形象思维而轻抽象思维,表现在价值观上是以实用为上。这样,儒家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务实,引向了功利,而不是像西方古希腊的先哲们那样,从一开始就把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求真。在古希腊人看来,“爱智慧”(从事哲学活动)是追求人生境界的体现,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亚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我们追求它(智慧),并不是为了其它效用”。儒家的这种实用性、功利性的价值观由此而影响、形成并主导了中国人后来几千年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从生存方式上讲,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取向。古代中国人对与功利无关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关心和研究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去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也仅仅是想说明“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是有用、有利,都会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甚至求神拜佛都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无非是要神保佑自己实现各种愿望,因而,常常是,用得着时,才去拜佛,用不着时就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做官”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价值追求,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功利目的。所以古代中国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想的都是功名利禄。而一旦功利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时,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热爱和好奇就逐渐被削弱甚至湮灭了。出于生存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实用、名利,把做事和工作当作一种手段,所以中国人好走捷径,好碰运气,总是心存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而对精神的东西,纯粹的活动,对现实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没有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着他的思维方式,同样,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也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由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目的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重感性,不重理性,重臆想,不重论证,对于事物只满足于笼统的、粗浅的描述,而不求深层思考和精确分析,因而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概念模糊不清,不证而论,以类比为主,由上而下,从大到小,缺乏思维的严密性、逻辑性,满足于对现象进行整体的表象的描述,不解释原因,不追问为什么。如孔子的《论语》,只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从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缺乏严密性、逻辑性,不讲究对概念进行抽象的解释,因而很难产生形式逻辑,也就难以产生哲学和科学体系。正如尼斯贝特所说:“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发现真正可以解释各种事物的规律。”②在古希腊产生理性之光的时候,中国虽然也一度形成了学术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时代),但由于儒家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导致中国人对感性知识以外的东西不感兴趣,一切都是为了实用。如果说古希腊人是为了真理而追求智慧,是理想主义的,那中国人则是为了实用而追求利益,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苏格拉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献出了生命,孔子则是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忧郁而亡。这两种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中西方思维方式乃至中西方思想文化不同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国历来没有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国从古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更不可能产生哲学体系。而“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③反映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方向上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多为经验总结性的应用科学,注重现象记录,直觉猜测,缺少逻辑推理、数理分析和实验验证,因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未能揭示其原理;中国有最早、最全的太阳黑子和新星爆发的记录,却陷入了“天人感应”的臆测而没有建立天文学体系;《黄帝内经》发现了血液循环,但一直未能精确验证;明代徐光启在谈到勾股定理时说:“旧《九章》中亦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难怪美国人亨利·罗兰在100年前就忠告美国科学界:“如果我们只注意科学的应用,必定会阻止它的发展。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退化成像中国人那样,他们几代人在科学上没有取得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而根本不去探求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难怪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一书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而满足于靠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的工匠所掌握的那种数学。”④ 狄德罗在分析中国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近代科学天才的原因时指出:主要在于东方精神的束缚,只囿于最切身的利益,对成俗不敢逾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渴求,而这一切恰恰与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探索精神格格不入。显而易见,正是这一切的一切,导致了近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从而导致了中国近代千百年的衰败。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新中国建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应当说,各项事业均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领域的面貌也取得巨大变化。但在作为人类认知客观物质世界的原始性重大创新方面,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甚少。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还没有诞生过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系统科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至今从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钱学森老人在逝世之前对温家宝所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引发了社会热议。温总理在2009年教师节与教师座谈时说:“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破解这个命题不仅关乎中国的教育事业,更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显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决不是简单的素质教育的问题,它有着极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文化根源。钱兆毕在《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一文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和杰出人才的成长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基因:1、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2、热衷于探索寻找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3、擅长运用理性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重视逻辑和实验方法;4、追求思维的严谨性、明晰性和精确性,注重对概念的严格定义;5、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6、重视个人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失的,其根源就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首先,儒家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把人们的兴趣和追求引向了现实世界,引向了功名利禄,中国人从此把功利、实用作为自己的主要价值目标。特别是渴望“做官”,因为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没有政治权力,人身权力也得不到保障,要摆脱这种无权的状态,就只有当官,当官就可以获得权力,可以控制支配别人,可以告别劳作的艰辛,可以发财致富,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为了一官半职,读书人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剥弱对真理的热爱和执着。所以,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对现实世界之外的自然不感兴趣,缺乏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而把人生的主要兴趣、时间和精力都消磨在了读“圣贤书”上,连四岁就问出了“天之上是何事物的”朱熹,尽管在童年就显示出他在科学方面的天赋和兴趣,而且终生保持了这种兴趣,但纵观朱熹的一生,和其它方面的兴趣相比,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不十分浓烈,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方面的兴趣日益淡薄,在他留下的煌煌数百万言的著作中,论及“理”、“气”以及天文、地理、医学之类的文字不足数万字,也就是说不到百分之一。他最浓厚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伦理道德方面。由此可见儒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人、对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正因为如此,几千年以来,中国教育都深深地打上了急功近利的烙印,人们读书受教育,目的只有一个,过去是为了做官(科举制度更是强化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现在是为了谋求一份好工作,好职业。据调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开始就不上课,外出实习,名为实习,实为找工作,而近几年来,大学生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无心学习了,开始外出找工作。如此下去,中国教育令人担忧,中国未来令人担忧。试问,在这样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怎么可能产生杰出的人才?其次,儒家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对中国教育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重文轻理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主流趋势。从孔子开始就蔑视科学技术。《论语》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既然君子不为,那么谁钻研科技谁就是小人。《孔子家语》竟然主张“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这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从而导致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几千年来都重文轻理。孔子教学时的“六艺”中虽然也有算术,那也只是为了实用,而后来的学校教育却逐渐只剩下四书五经了。纵观中国教育史,清朝之前,中国的学校教育的内容基本上是清一色文科内容,直到1888年清朝政府才同意科举增考算学。不像西方,从古希腊起就重视语言学,修辞学、哲学、数学、医学等方面的教育,甚至在中世纪,西方大学课程中都包含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含语法、修辞、逻辑的艺术课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门学科。中国教育重文轻理的传统导致中国教育始终落后于西方,严重制约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始终没有出现正规意义上的大学,直到1898年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成立,才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正规大学的诞生,而西方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正规大学,如牛津大学1168年创办,剑桥大学1209年创办,在13-14世纪,意大利设立大学18所,法国16所,西班牙和葡萄牙15所。中国教育的滞后严重阻碍和影响了杰出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科举制度和八股文更是造成无数的中国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一切真正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知识,都被用作经学和传统巫术的附属品。其结果是,李时珍3次科举失败最后做了医生,宋应星5次落榜后做了教谕,徐霞客连秀才也没考上,只好寄情于山水;祖冲之的圆周率虽然举世无双,但“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元代以后竟然失传了;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和浑天仪也都失传了……,中国古代科学就这样自生自灭,科学人才也这样自生自灭。而西方近代史上的许多巨匠如哥白尼、伽利略、培根、达芬奇、薄伽丘、塞万提斯、布鲁诺、莎士比亚等都是近代欧洲建立的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三、儒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重理性,重经验,重感悟,重直觉,而不善于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只关注表面现象,而不问背后的原因,概念模糊,不追求思维的严谨、明晰和精确。这种思维模式很难创造出中国的理性科学,也很难成就科学大师。连“理学家”朱熹也未能幸免。朱熹曾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过思考和研究,提出了“理”的概念。其实,朱熹的“理”的概念,在某些场合下,已与苏格拉底的“相”完全一致了,它本来也可以作为理性科学的信念基石,但由于朱熹的思维方式极其缺乏逻辑理性,在论“理”与“物”的关系时,仍然靠经验的直观感受,因而造成了大量自相矛盾的地方。正是这种逻辑思维的缺失,加之他对于世界本原之类问题的兴趣不够浓厚,使他虽然也凭直觉感悟到了西方理性科学的最基础性概念,但却遗憾地与之失之交臂,没有能够更深入地探究下去。朱熹不是偶然的例外,中国的思想家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从孔子开始,一脉相承,缺少逻辑理性,道德热忱压倒了求真兴趣,因而中国产生不出理性科学,也产生不出科学大师。第四、儒家思想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中国人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众所周知,无论是理性科学的产生还是杰出人才的产生都必须具备这样的文化基因,有批判一切,怀疑一切的勇气和精神以及创造新世界的冲动。而在儒家思想中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中国人从商周之际就有了敬祖的观念。敬祖本身无可非议,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但如果把敬祖演变为对祖先盲目的顶礼膜拜,则会对人的心理和思想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盲目崇拜的结果会使人变得保守,久而久之,就会逐渐削弱人的判断力、自信心,削弱人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并极大地阻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孔子正是盲目崇拜先人的始作俑者。孔子政治主张的前提就是崇拜先人,效仿先人。所以他提出“克己复礼”,呼吁君王们效仿先王之德,恢复周朝之礼制,认为只有这样天下才会太平,社会才会安定,人民才会安居乐业。对先人盲目崇拜的思想渗透在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中,比如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之风也始于孔子。孔子教学生从来都是学生问,老师答,似乎老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老师讲的都是真理,学生都必须遵循,不容置疑。这样,儒家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人急功近利的教育价值观,同时也形成了中国人盲目崇拜先人、师长的心理,从而严重影响和削弱了中国人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创新意识的根源所在,也是当今中国教育中,教师总是满堂灌、一言堂,学生总是被动接受、不爱思考,缺乏创新思维的根源所在。所以,在中国,后人的成就和影响从来没有超过前人的,孟子超不过孔子,荀子超不过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就没有谁的影响能超过孔子。而反观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一代比一代强,柏拉图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柏拉图。而到了近现代,思想巨人、科学巨人更是层出不穷,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等。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在中国本土至今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世纪难题了。结束语本文只限于对儒家思想给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粗浅的分析,毫无疑问,影响中国教育现状,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地理环境、封建制度、小农经济等等。但我认为,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最根本的。我以为只有找到了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有效解决。如何有效解决是我们教育工作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有待进行深入研究。但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决不意味着对儒家思想的否定,批判是一种扬弃,扬弃是为了去其糟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其精华。本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从现实的角度看,不容置疑,儒家思想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特别是对完善道德的要求和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倡导,都是十分宝贵的,尤其在人类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儒家思想中的这些精髓显示出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进步在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科学的物化形式在提供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压迫自然的现成的工具和手段,人类非理性的贪婪和任意索取不仅造成了地球上许多物种的灭绝,打破了人与各物种之间的平衡,而且也直接导致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可以断言,如果我们物质文明继续进步而心灵不成长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只能是更加危险。不敢说儒家思想就一定能够拯救人的心灵,但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倡导完善道德和理想人格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正如爱因斯坦1937年在他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我想,这正是为什么人类进入21世纪后西方思想家开始对儒家思想产生兴趣,试图从孔子思想中寻求拯救西方经济危机的途径的原因所在。作为中国人,我们更有责任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于上古时代文字极度简约,且几千年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字词的意义常会发生扩展甚至异变。所以我们看上古文章时,最忌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从表面上去轻率理解古文的意思。比如这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后人对“上”“下”这两个字的错误认识。“上”和“下”,现代汉语纯粹作为方位词使用,而在上古,则涵义要丰富得多,在这句话里,则是表示“尊”与“卑”的意思,所谓上尊下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受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低,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汉书·司马迁传》:“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为什么说士大夫不可以不恪守节操?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是很丢人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作为士大夫,更要恪守节操,遵守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古时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是所以用来激励人民保持廉耻之心的。如果像现代人讲的那样,士大夫阶层犯了法可以不用刑事追究,士大夫阶层享有法外特权,那怎么还让他们“厉节操”、“励廉耻”?儒者还宣扬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礼不下庶人”,即“礼不卑庶人”,不因为庶人的社会地位卑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更是一桩由于句读错误所致的旷世冤案,不仅现代许多对儒学不了解的人以此底詈儒学,说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纵使像南怀瑾那样对国学有相当深厚了解的人也都弄错了,也当成是儒学里不合适宜的糟粕。而事实上呢,这句话被人误解,乃是后人断错了句读!正确的句读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权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如果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还比较低,就“知之”,教育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知识与素质。这也正是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现实实践,这种启蒙教化思想何错之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少先进人士要求推行民主,但是如果民众鸿蒙未开,对民主理念与宪政思想根本没有任何了解,更不识其现实操作,不懂如何通过理性手段去追求民主,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主能健康有序的推行并最终成功吗?所以在此之前,要先进行民主启蒙,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让民众对民主理念以及宪政操作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这种启蒙教化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忘了,西方民主运动之初,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启蒙过程!而当民众有了深厚的民权意识,民主素养也日臻成熟,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所应有的自由权力,让他们自由去做宪法保障内的事。3、存天理,灭人欲“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来的,同时这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所以饮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贪求享受安乐淫逸,则是人的内心欲望,是饮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他要求做人要自然健康,夫妻和谐,而不要贪求淫乐享受。这种要求何错之有?饮食夫妻之天理不该存吗?贪享淫逸之人欲不该去吗?就是放到现在,这种思想难道是落后的、不值得提倡的吗?如果认为朱熹此言反动,那么什么才是先进正确的?天天美馐佳酿夜夜商女笙歌才对?食必山珍海味再养几个女秘包几房小奶才对? 自己整理整理,就可以了。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文

巍巍中华, 雄踞亚陆, 山河壮丽, 人杰地灵。她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明著称于世, 而且又是一个富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直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绵延不断, 与时常新。从鸦片战争起, 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中国社会在被动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焕发着新的历史特点, 激励和启迪中国人民去谱写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的历史新篇章。 第一, 反对侵略, 维护独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独立、自由的民族, 从不甘屈服于外来的侵略和奴役。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也是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有“ 世界的工场”之称的英国凭借近代的武力发动侵略后, 中国人民无所畏俱、不甘屈服、英勇抗敌、反对投降, 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上公声望慑蛮夷, 一檄贤于十万师” 。在伟大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 具有爱国重民思想的林则徐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英雄。他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 原知此役乃蹈汤火, 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 决心“ 为中原除此巨患’, 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决性。六三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雕刻在夭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它作为近代爱国史诗的第一章永远铭勒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 因义生愤愤生勇” , “ 家室田庐须保卫” 。面对英军的野蛮入侵, 三元里人民义声如雷, 手持犁锄和简陋武器, 齐心合力把“ 强徒摧’, 。“ 奉命剿贼, 有进无退” , 不惜“ 为国捐躯’, 。这就是关夭培、陈化成等爱国官兵们的精忠报国思想。“ 守士之义, 不可以不死。” 富有报国情操的姚怀祥等爱国文官亦能同赴国荡。乍浦、镇江驻防旗兵的血战, 隆福兵败自刻, 海龄合家殉难, 则充分表现了少数民族官兵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子随父死不顾身, 母闻子死数点首’ 。葛云飞的老母称赞儿子死得忠勇, 陈连升、朱桂都是父子同殉国难。大学士王鼎甚至以尸谏反对投降。这种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和感人肺腑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斗争精神, 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可贵的品格。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通过历次民族保卫战争、边疆自卫反击战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反侵略斗争形式, 为反对外国侵峰, 捍卫民族独立, 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所以资本帝国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 第二,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 中国人民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明清以降, 由于封建经济的停滞, 中国日渐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行程。从中外关系来说, 鸦片战争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比自己先进的外来势力的侵略并被其打败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历史厄运, 但也因此促使她逐渐从闭塞、自满、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觉醒。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 中国有识之士称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为“ 古今之变局” , 从中总结出落后挨打的教训, 多维地认识西方世界, 多维地反省中国自身, 在忧愤、求索和抗争中探寻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道路。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以求实的态度正对现实, 不断自我克服陈旧观念, 注意“ 洞悉夷情” , 组织翻译西洋书报, 编撰《四洲志》, 首先开眼看世界。魏源心怀战败的“ 积感” , 发愤作《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要求“ 过时而悔” , 主张通过“ 以夷款夷” 开门通商,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魏的“ 师夷制夷”主张是一种包容“ 知夷”和“ 师夷”两方面内涵的完整的反侵略思想。但当时除林、魏主张“ 师夷”外, 大多数爱国者,包括疾呼“ 欲中国稍习夷事”的姚莹在内, 仍只是停留在要求“ 知夷”的层次上, 而对“ 师夷”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表明, 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在其起始时就具有艰难曲折的性质。只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 教训更加深刻, “ 师夷长技”的主张才被付诸实践。追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中国人又从对洋务运动理性偏误的检讨中提高了认识, 近代中国学习外国的潮流被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表明, 中国由于落后一再挨打, 这又激发人们要求向外国学习。近代中国民族觉醒始终包含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先进两方面的内涵。鸦片战争时期, 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最先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源征引古语说过“ 善师四夷者, 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 外夷制之”。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 除了由于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凶残外, 从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 这与“ 不善师外夷”有关。再之, 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 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 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向。从此, 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市场。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 自觉与不自觉,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市场, 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坚决反对“ 封关禁海”。张际亮也说“ 今日之势, 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 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 ⑩ 。魏源则从对英国“ 专行贾,且佐商贾以行兵’。的认识出发, 提出通过“款夷”通商以实现“ 自修自强” 。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气“ 国人亦因有是书略知求知识于世界’, , 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市场意识逐渐明朗和开阔起来。王韬盛赞魏源的“ ‘师长夕一说, 实倡先声” 。并认定“ 中外通商之举, 将与地球相终始’, 。, 不可逆转。为此,郑观应阐发“ 商战”思想。及至孙中山则更高倡“ 行开放主义, “ 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可见, 从鸦片战争起,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 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 是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又一重要内涵。 第三, 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内省意识传统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者充满反求诸己的愤发图强精神。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 批判现实, 呼吁改革。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强调“ 夭地, 人自造, 众人自造, 非圣人所造” ⑩ , 慨慷悲辛, 呼唤风雷, 憧憬“ 更法” 。鸦片战争后, 魏源及时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 提出了“ 自修自强”和“ 富国强兵”的口号。他从“ 御夷” 、“ 善后”的角度, 强调“ 治内详于治外” 、“ 以治内为治外” 。他从外御强敌必先革除弊政这种重视“ 内治”的思想出发, 要求克服“ 人心之寐”即愚昧昏庸和“ 人才之虚” 即虚骄浮夸的中国政治的这“ 两大积患” ⑩ , 使中国政治清明, 社会充满生机, 从而借以转弱为强, 使外国侵略势力折服。他非常重视和强调当政者在开启“ 人心” 、转移“ 风气” 、“ 自修自强”方面的作用。他用彼得大帝向“ 西洋”“ 学习工艺”使俄国称雄欧洲的故事, 劝谏清廷“ 厉精淬志” , “ 足国而足兵”。, 使中国臻致富强。这种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 把反对侵略和学习西方、外御强敌和内革弊政结合起来的爱国主张, 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新潮流。 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还有一个突出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他们富有重民思想。他们相信民众有爱国心, 爱国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魏源在提出学习西方造炮制船时, 主张除官办外, 应允许商办和从事民用产品的制造。并说“ 风气日开, 智慧日出, 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他相信中国人民能像西方各国人民那样使国家臻致富强。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能够振兴的希望所在。一个民族如果失掉必要的自信, 那就很难振作, 就会丧失前途。鸦片战争时期,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 充满发愤图强精神, 重视“ 内治” , 呼吁改革, 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种爱国与重民相结合的情思, 弥为珍贵。他们无愧是近代爱国主义的“ 前驱先路”总之, 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历史帷幕后,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开始以反对侵略、维护独立、面向世界、善师人长、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等为主要内涵, 这就把优患与发愤、求索与开拓、爱国与重民、御外和治内、民族精神与世界观念结合起来, 从而开拓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潮流的新方向。当年, 国势砧危, 人民苦难, 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爱国者不断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使近代中国民族振兴之路逐渐明亮。今天, 中华国运已经回转, 香港已经回归, 只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沿着立足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的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前景和现代化事业必将更加灿烂和辉煌

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中国法制史论文学术堂

据学术堂了解,法学论文可以写的范围很广,比如法理、法史;宪法;行政法及地方法治;民商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与司法制度;国际法等.法理、法史又包含法律理论、各国法律、中国法制史、案例分析等等.

自己去看下(法学)吧,看下别人的论题是什么,你参考学习下

参考法学期刊看看呀

多了去了,民法和商法写的比较多难度高点的刑法也可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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