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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方面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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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方面的期刊

世界历史:美国通史(共6册)(精)300多,世界文明通史(共10卷全彩版)(精)1000多。 中国历史:中国通史(全十二卷共二十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创刊于1954年的《历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综合性史学期刊。它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权威核心期刊,是国内历史学界公认的代表最高学术水准的发表园地。从事历史学研究的教师和学者,无不以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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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详谈联系1、金田起义:1851年1月,洪秀全率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2、永安封王:1851年3月,洪秀全在东乡宣布称天王。后永安建制封五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诸王皆受东王节制。3、定都天京: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4、天京事变: 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后败亡。5、《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颁布,是天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和社会改革方案。6、《资政新篇》:1859年颁布,洪仁玕拟定的带有资本色彩的改革与建设方案,但为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缺乏实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7、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1864年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换言之,缺乏先进的阶级的领导。8、洋务派及综理洋务的中央机构:奕��是首领,还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9、洋务派举办洋务事业的目标:“求强”“求富”。10、洋务派举办洋务军事工业目的:直接目的是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同时有抵御外国侵略的目的。11、举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早由冯桂芬概括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2、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的形式和性质:形式:官办、官督商办(采用最多的形式)、官商合办。性质: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13、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14、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旗手)、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15、“公车上书”:1895年,康有为等在京赶考的举人(由各省派公车送京赶考)向皇帝上书,要求拒绝与日本议和并变法。16、宣传变法的理论文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梁启超《变法通义》,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17、宣传组织变法的著名“三会三报三学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上海《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天津《国闻报》(严复主办)湖南的《湘报》。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主持)、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任中学总教习)。他们还向光绪皇帝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18、维新派与守旧派辩论的问题及其实质: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学堂。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19、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写有《劝学篇》是对抗维新变法的代表作。20、“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未开始标志,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为结束标志。21、“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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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有哪些期刊

书太多了,就贴贴报刊吧中国自鸦片战争前夕开始定期出版的日报期刊,至辛亥革命时已广泛发行。 中国早在唐朝就开始有报纸,当时称为“进奏院状报”、“报状”、“邸报”或“杂报”,是一种由官府发行的公报。北宋起,民间开始有报纸,称为“小报”或“新闻”,但受到当时官府的查禁。明朝中叶以后,北京、南京等地获准成立民办报房,选录内阁发布的官文报,印刷成册,公开出版,称为“京报”。这些报纸除照录上谕、奏折、皇帝起居及官吏任免奖惩消息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没有评论、广告及其他副刊文字,不同于近代的报刊。中国近代形式的报刊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到1911年止,共出版约五百种报刊,出版地点遍及全国各地。 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纸和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报纸,都是外国人首先办起来的。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出版了一百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办人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和米怜(1785~1822),月出一册,一些外国人相继在中国办报。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录报》,1833年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后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均在广州出版。其主编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中国通”。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在治外法权保护下,继续在中国办报。先后创办了《遐迩贯珍》(1853,香港)、《六合丛谈》(1857,上海)、《万国公报》(1868,上海)、《中西闻见录》(1872,北京)、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上海,中文名《字林西报》)、The Peking Tientsin Times(1894,天津,中文名《京津泰晤士报》)及《申报》(1872,上海)、《新闻报》(1893,上海)、《顺天时报》(1901,北京)等一大批中外文报刊。其中,《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主编,是广学会的会报。 《字林西报》由奚安门(?~1856)等主编,有“英国官报”之称,出版达一百零一年,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顺天时报》由中岛真雄主办,是日本外务省的喉舌。《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生卒年不详)创办,《新闻报》长期由美国人福开森(1866~1945)主持,都是“学了中国人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外商中文日报。这两家报纸后来为中国人接办,其中,《申报》出版了七十八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报纸 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以《循环日报》、《汇报》、《述报》这三家最有影响。《循环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它的创办人王韬,曾经游历过英、法、德、日等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为《循环日报》所写的《变法》、《尚简》等文章,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汇报》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参加创办的,曾经和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时期,对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军和香港人民抵制法国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罢工、罢市活动,都作过详细报道,支持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 1895年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分别由梁启超、徐勤担任主编,隶属于强学会,在强学会被封以后,相继停刊。 之后,梁启超等人继续筹备办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版的一份主要的机关报,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一册,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在梁启超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六十九期,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最多时日销达一万七千份,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和《时务报》相配合,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在全国其他地方创办了近八十种鼓吹变法的报纸。主要有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的《知新报》、4月在长沙创刊的《湘学报》、10月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2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报》等。其中,《国闻报》由严复主编,以在副刊《国闻汇编》上译载了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蜚声于时。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全部停刊,梁启超等人开始在国外办报。从1898到1904年,他们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创办了十几家报纸,以1898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相继创刊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最负盛名。梁启超以任公、哀时客等笔名在《清议报》和创刊初期的《新民丛报》上所写的鼓吹新民、赞美少年中国和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思潮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赞同。1904年以后,康梁等又恢复在国内办报。他们所办的《时报》(1904,上海)和英敛之所办的《大公报》(1902,天津)、彭翼仲所办的《京话日报》(1904,北京)等报刊都进行过立宪保皇的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开始革命活动时起就十分注意办报。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近一百二十种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对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1894年兴中会刚刚在檀香山成立,就利用早已创刊的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报》,作为自己的讲坛。1900年1月孙中山特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此外,1900~1905年,革命派还在国内外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国外的主要集中于日本,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编辑人员多数是革命的留日学生。鲁迅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国内的主要集中在上海,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最有影响。1903年6月《苏报》因发表激烈革命文字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史称《苏报》案。 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是新成立的同盟会的总机关报。在孙中山领导下,《民报》和其他革命派报刊一道,同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扩大了革命影响。 之后,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新加坡、缅甸、暹罗、澳洲、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地,及国内除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地区,都办有革命派的报刊。以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女报》(1907,秋瑾主编)、《神州日报》(1907,于右任、杨笃生主编)、《民呼日报》(1909)、《民吁日报》(1909)、《民立报》(1910,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在北京出版的《帝国日报》(1909,宁调元等主编)、《国风日报》(1911,白逾桓主编),在广州出版的《可报》(1911,朱执信等主编),在汉口出版的《大江报》(1911,詹大悲主编)等报刊,影响最大。 革命派报刊关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孙中山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拒俄运动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报刊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在上海、江苏等十八个省市和日本东京等地的留学生中爆发。《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进行舆论声援。1903年12月15日,以蔡元培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日报,是这次运动中创刊的一份以拒俄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报纸。它发表了大量有关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拒不撤军的“警闻”,并发表了《俄祸》、《告学生》、《告军人》等评论文章,和其他爱国报刊紧密配合,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俄,反对侵略。 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相继而来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爆发。香港的《有所谓报》、《世界公益报》,上海的《女子世界》,北京的《京话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积极投入运动。为了加强宣传,一些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还特地创办了《保工报》和《美禁华工拒约报》等两家报纸,进行鼓吹。前者1905年7月20日创刊于上海,人镜学社主办,韵琴主编;后者同年8月21日创刊于广州,拒约社主办,黄晦闻主编。它们从创刊起,就集中力量进行抵制美货的宣传,对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新创办的科技、文学和文摘性期刊中国最早的科技刊物,是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格致汇编》(月刊,英文名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主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是一份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一大批以介绍这方面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陆续问世,其中主要的有,专门介绍农学知识的《农学报》(1897)、专门介绍数理化知识的《新学报》(1897)、《格致新报》(1898)、《普通学报》(1901)、《中外算报》(1902),以及专门介绍地质地理知识的《地学杂志》(1910)等。除《地学杂志》在北京出版外,其余都在上海出版,以《农学报》出版的时间为最长。这些刊物为国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最新科学知识。 文学期刊也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申报》主办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等三个月刊是其中最早的一批。9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一大批文学期刊,累计在五十种以上。著名的有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1896)、《游戏报》(1897)、《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1898)、陈去病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等。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小说》出版后,也送到上海发行。这些刊物以小说、戏曲、诗词、散文为主要内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 文摘性的期刊,以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萃报》为最早,稍后创刊的这类刊物还有《选报》(1902,上海)、《东方杂志》(1904,上海)等。后者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徐珂等主编。先后出版四十四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 新型官报的出版与报律的制订 19世纪末,清朝政府因旧式邸报从未公开出版,内容又只限于常程文书,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故开始创办新型官报。 最早出现的新型官报,是1896年在北京创刊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两份官报由当时主管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管理。出版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即停。1906年以后,为了推行预备立宪和抵制革命宣传,清朝当局又在北京和各省省会陆续办起一大批新型官报。其中,属于中央一级的有考察政治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属于各部主办的有《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属于地方各级军政机关主办的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四川官报》等。总数在三十种以上。除上谕和常程官文书外,这些官报还普遍设有“要闻”、“要电”、“实业”等栏目,以吸引读者,但并不受欢迎,必须官库补贴,才能得以维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有关报纸出版的法令,对民办报纸进行限制。在1898至1911年的十三年内,全国有五十三家报纸遭到摧残,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被查封的三十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十四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等处分,使整个报刊出版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方汉奇) 民国报刊民国成立后,与一时的资产阶级民主相联系,出现过短暂的报刊兴旺时期,全国有报刊五百多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统治确立,先后公布《报纸条例》、《出版法》,进步报刊备受摧残,进步报人横遭迫害,全国报纸剧减为一百三十九种,多数政治态度保守,言论了无新意,销售额一般也不大,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变化是报刊分家,报纸开始采用现代通行大张式样。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报纸除商办的《申报》、《新闻报》外,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较为著名的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等。作为半殖民地的特征之一,外国在华所办报纸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如英文《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也开始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新阶段。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忙于争权夺利,无形中放松了对报刊的控制。进步力量的成长,更使部分报刊成为北洋军阀的对立面,打破了一潭死水的舆论界现状。五四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杂志为主导,进步报刊鼓吹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专制,对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业务上,此时的报刊普遍改用白话文,报纸注重新闻特性,副刊改革卓有成效,编排更为科学活泼。之后,报刊获得较大发展,1926年全国报刊已有六百二十八种。商办《申报》、《新闻报》发行量超过十万份,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在张季鸾主持下,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之一。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都很注重宣传,南方报刊言论活跃。但北洋军阀为了维持统治,镇压进步报刊,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遇难,北方舆论界一片沉闷。 1927年后,国民党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1936年全国报刊一千七百六十三家,小报和晚报比2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但其中不无低级无聊之类。国民党政府力图建立新闻垄断,以《中央日报》为中心,党营报刊扩展到了全国。对进步报刊则通过各种法规条例限制扼杀,其手段从禁发查封直到破坏暗杀。即便是颇著声名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其主持人史量才也因“九·一八”事变后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而在1934年11月遭暗杀。然而,进步报刊仍在重重压力下成长。在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报刊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左翼文艺界主办的杂志《萌芽》、《文学月刊》等此家被封,别家即出,影响颇大。“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报刊蓬勃兴起,全国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创记录的十五万份。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报刊受到很大破坏,大批报刊迁往后方出版,重庆成为战时报刊的中心。抗战初期,国民党新闻控制有所松动,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得以在国统区出版。1939年后,新闻控制再度趋紧,私营报纸只占国统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都有了报纸。在沦陷区,日伪控制主办了一批汉奸报刊,有北平《新民报》、南京《中华日报》、《和平日报》。上海租界内则有爱国志士办的抗日报纸,最著名者为《文汇报》,虽遭日伪打击迫害,仍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报刊又曾兴盛一时。1947年国统区登记报纸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发行二百万份,达到民国时期最高峰。然而这一时期的报刊为国民党所垄断,不用说反对内战的《文汇报》等被禁,《申报》、《新闻报》亦为国民党接收,舆论界成为国民党反共的一统天下。进步报刊无法立足,不少迁往香港出版。与此同时,人民新闻事业在根据地内有了重大发展,一批大型日报先后创刊,为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目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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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有,详谈联系1、金田起义:1851年1月,洪秀全率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2、永安封王:1851年3月,洪秀全在东乡宣布称天王。后永安建制封五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诸王皆受东王节制。3、定都天京: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4、天京事变: 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后败亡。5、《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颁布,是天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和社会改革方案。6、《资政新篇》:1859年颁布,洪仁玕拟定的带有资本色彩的改革与建设方案,但为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缺乏实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7、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1864年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换言之,缺乏先进的阶级的领导。8、洋务派及综理洋务的中央机构:奕��是首领,还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9、洋务派举办洋务事业的目标:“求强”“求富”。10、洋务派举办洋务军事工业目的:直接目的是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同时有抵御外国侵略的目的。11、举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早由冯桂芬概括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2、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的形式和性质:形式:官办、官督商办(采用最多的形式)、官商合办。性质: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13、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14、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旗手)、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15、“公车上书”:1895年,康有为等在京赶考的举人(由各省派公车送京赶考)向皇帝上书,要求拒绝与日本议和并变法。16、宣传变法的理论文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梁启超《变法通义》,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17、宣传组织变法的著名“三会三报三学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上海《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天津《国闻报》(严复主办)湖南的《湘报》。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主持)、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任中学总教习)。他们还向光绪皇帝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18、维新派与守旧派辩论的问题及其实质: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学堂。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19、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写有《劝学篇》是对抗维新变法的代表作。20、“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未开始标志,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为结束标志。21、“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 .

1、金田起义:1851年1月,洪秀全率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2、永安封王:1851年3月,洪秀全在东乡宣布称天王。后永安建制封五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诸王皆受东王节制。3、定都天京: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4、天京事变: 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后败亡。5、《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颁布,是天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和社会改革方案。6、《资政新篇》:1859年颁布,洪仁玕拟定的带有资本色彩的改革与建设方案,但为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缺乏实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7、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1864年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换言之,缺乏先进的阶级的领导。8、洋务派及综理洋务的中央机构:奕��是首领,还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9、洋务派举办洋务事业的目标:“求强”“求富”。10、洋务派举办洋务军事工业目的:直接目的是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同时有抵御外国侵略的目的。11、举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早由冯桂芬概括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2、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的形式和性质:形式:官办、官督商办(采用最多的形式)、官商合办。性质: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13、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14、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旗手)、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15、“公车上书”:1895年,康有为等在京赶考的举人(由各省派公车送京赶考)向皇帝上书,要求拒绝与日本议和并变法。16、宣传变法的理论文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梁启超《变法通义》,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17、宣传组织变法的著名“三会三报三学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上海《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天津《国闻报》(严复主办)湖南的《湘报》。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主持)、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任中学总教习)。他们还向光绪皇帝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18、维新派与守旧派辩论的问题及其实质: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学堂。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19、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写有《劝学篇》是对抗维新变法的代表作。20、“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未开始标志,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为结束标志。

论述《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中国的屈辱史,一个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遭到如此的破坏,不得不令我们心痛和反思。从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噩梦。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此后的近一百年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命对象和任务性质。在近代史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两个: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前者为最主要矛盾。但两大主要矛盾在历史的进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关系和起伏状态,两大主要矛盾规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要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该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或者说,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国家近代化,改变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前期综述(1840—1919年)此时期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外国侵略和该国的封建统治,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政治目的;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的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此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止,共约80年间的历史。据教材内容的种种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关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且严谨的知识体系,既能体现出这个时期发展的特点及客观规律,又能涵容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19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此时期的历史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前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非正义的侵华战争,即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后者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二者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19世纪前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为扩大海外殖民地,以强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等迫切要求中国的市场开放,用战争暴力作为达到它们目的的主要手段,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落期。到鸦片战争前,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清政府统治腐败、经济落后、对内极力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扼杀新思想、新技术的发展,残酷地剥削人民,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尖锐,对外坚持天朝尊严和闭关政策,最终导致中华民族灾难的到来。虽说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是民族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落后及战争中的妥协投降政策,战争的结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外来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了大量的主权,中国的门户被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开始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指丧失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主权;“半封建”是指既保存了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其两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列强对既取得的侵华权益不能满足,力图全面扩大侵华,并趁清政府处于内战的窘境,以“修约”不成制造借口而发动,英法是主凶,美国是帮凶,俄是既追随英法又单独作案的凶犯。中国又丧失了许多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 由上可知,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特征,到六十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但鸦片战争并未解决中外矛盾,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虽由于时代,尤其是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且承担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与一些领导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特点(社会性质决定),这是以前农民战争所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总之此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在思想界开始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清朝统治者在对待西方侵略的态度上,由对抗到暂时“和好”,在镇压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从而开始了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历史。 完全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此时期的主要史实有民族危机加深、洋务运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等。此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舞台及思想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社会运动态势看,既有沉沦,也有发展;在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中外暂时“和好”的形势下,清建立了总理衙门,为解决内忧外患,掀起了洋务运动,但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破灭,以失败局面而告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中期的全世界胜利,英法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俄德日也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不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鉴于此,列强为扩大海外市场及占更多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输出的场所,加紧对外侵略,掀起了瓜分世界狂潮,而它们之间既勾结又相互争夺。随着中外“和好”局面的结束,以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中国边境地区的普遍危机,以大举输出资本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也日益加深,先后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马关条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的标志,《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完全成了列强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由于侵华的不断加剧,使清统治集团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也扩大了自身的分裂和形成新的派别,但都改变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中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加快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艰难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同时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半封建经济的特征已经具备。而软弱的资产阶级形成两个政治派别,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把救亡图存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和平方式)来实现其救亡图存的斗争目标,而演出了一幕戊戌变法悲剧;以义和团运动通过“灭洋”(流血方式)来实现斗争目标,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尤其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使帝国主义改变侵华方针为“以华制华”,而后这两次救亡运动的失败都与清有极大的关系,从此以后,以推翻清政府为主要斗争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深化时期(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动前)此时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上变动极大。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汇于一流,集中地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清统治集团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一战”的爆发影响到欧洲列强侵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列强利用清政府及反动军阀为工具进行侵华,清统治集团完全俯首听命于列强。慈禧太后为苟延残喘,既要取悦于列强,又要消弭于社会不满,一手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手耍弄“新政”、“预备立宪”,进行调整,但结果适得其反,直接间接地削弱了统治,促进了革命,而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明显提高。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及论战、团体及政党的建立、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践、理论的指导,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但其革命成果,因其阶级局限性,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对内独裁专制复辟、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投靠帝国主义,而导致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民主共和成果,不断地进行斗争,其斗争的实质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最终都以失败局面而告终。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需要新的阶级-无产阶级来领导,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掀起了复古逆流,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和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运动,且随着“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华侵略,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和实业救国两大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工业迅速发展,这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以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中共的建立,提供了阶级基础。在1840年到1949年这109年间,中国经历了中国历史最心酸的时代。1840年以前,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一个许多人向往的国度,一个灿烂文明的国度,多少辉煌让我们沉浸其中,让我们感到自豪。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不愿意翻开中国近代史,因为他让我们又气又难过,但是我们要正视历史,对历史进行思考,使这段历史在中国不再重演。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还有许多的爱国志士,在这109年间,正是这些中华儿女拯救了中国,保留了中华文明的希望,他们经过109年的奋斗,使中国得以经过这么多年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这109年间,我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掠夺,使一个曾今的天朝大国变的满目疮痍,我恨清朝政府,恨你们的软弱无能,带给中国多大的伤害,多少不平等条约机会葬送了中国。我们不可否认,落后就挨打,但是这个代价也太大的。在这109年间,不知有多少中华儿女流血牺牲,没一件事情都让人伤痛。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再到世界列强瓜分中国,再到日本侵华等,他们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滔天大罪,真的不可饶恕,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不让这历史重演。中国近现代史,这是中国成长最痛苦的一个时期,在这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许多,各个阶级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农民阶级进行了太平天国运动,从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帝国势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农民阶级没能救中国。资产阶级也进行了尝试,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改良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等等,最终因为各种因素都没能成功。最后是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复兴的第一步——国家独立,至今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从中我们知道,无论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去面对他,去尝试各种方法,去学习各种经验,人生需要许多的尝试,尝试也是一种创新。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道路,自己生活学习的方式,但这一切都是在尝试中体会到得。当然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也需要持之以恒,通过不断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最后才能成功。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优秀的民族,虽然我们在近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掠夺,但是我们还是通过不断的抗争,争取到了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这109年,我们赶走了各国列强,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成果都来之不易。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令人悲伤和愤恨的历史,无论它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我们应该不忘历史,正视历史,去对历史进行反思,不让历史重演,从中指导我们人生的发展。我们也需要领悟中国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无论在今后的学习或工作中,都将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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