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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这样来纯粹完成任务
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特别是服饰与文化的变迁。我们可以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大，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妈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西”。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⑺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坦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而当代服饰的发展变化，异彩纷呈，想多远方向发展。轻便，休闲成为市民服装的主流，等级标志的服装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封建繁缛礼节也不见了。但各种各样的制服还是很受人尊敬的。另外，伴随社会经济突飞猛进，人们收入水平提高，选美文化的影响等，现代人热衷服装独特，鲜艳，创新。中外服饰相互影响，传统服饰与现代交融，也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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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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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宜早，始自婴孩 颜之推认为，人生的奠基阶段在幼年时期，因为幼年可塑性较大，因此他十分强调及早施教，甚至应该从胎教开始。在《教子》篇中说道:“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生子孩提，师保固明，仁孝礼义，导习之矣。”可见《颜氏家训》中对早教的重视程度之高。而之所以早教效果比较好，是因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也就是说，人在幼小的时候，精神专注敏锐，长大以后心思容易分散。勉子自立，读书致用颜之推在《勉学》篇中反复的告诫子孙，学习是人生的大事，切不可荒废学业，任何人都要努力的学习，其言道:“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颜之推还强调读书是立身之本，他经历了乱世沉浮，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告诫子孙要立足于社会，就要把书读好，读书是求取名利的正道和大道。“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耳身。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同‘技’)在身。’伎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对于学习的内容，颜之推认为首先要读儒家经典，当然对于佛学也不要忽视;然后要学习书法、数学、医术、绘画、琴瑟、下棋、 射箭 、投壶等“杂艺”，这些要兼习却不专精。颜之推还劝诫子孙年幼要读书，但年纪大了也不能不读书，人的一辈子都要努力读书。 3颜氏家训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颜氏家训》内容丰富，体系庞大，涵盖了多个领域，也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和教育主张，这些内容都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今仍具有时效性，对当代的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及早施教，勿失良机 在上一节介绍《颜氏家训》的主要内容时我们已经提到，颜之推认为“家训宜早，始于婴孩”，重视早教，甚至从胎教开始。之所以重视早教，是因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这对我们当家时代的家庭教育的启示是，对孩子的教育要尽早开始，按照孩子发展的阶段。早教的第一个阶段是胎教。现代医学已经证明，胎儿有接受教育的潜在可能因此在孩子没有出生之前就可以开始教育，母亲在怀孕期间就可以通过听音乐、读书等对胎儿进行熏陶。早教的第二个阶段是学前教育。孩子一生下来就有很多潜能，要给予各种感官刺激来发挥潜能，同时要抓好婴儿发育的关键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寓爱于教，严慈相融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颜之推主张爱教结合，反对只爱不教，“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并指出了溺爱对子女的危害，认为溺爱会毁掉孩子的一生。然而当今很多家庭，把孩子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对孩子溺爱有加，家长认为这是对孩子的爱，殊不知这样只会害了孩子。因此颜之推认为对待孩子要严慈相融。首先对孩子要慈爱，同时该严格的时候一定要严格，这样孩子才会尊重和信服自己的父母。如果只严格，那么孩子就会害怕父母，在此环境下孩子只会变得胆小懦弱;如果只爱而不教，父母对其听之任之，那么会使孩子变得非常肆无忌惮，这两种都不利于孩子的发展。 均爱诸子，平等对待 颜之推在《教子》一篇中特别强调做父母的对待子女不能偏爱，要平等对待。父母一旦有了偏爱的情况，就可能会造成子女之间的不和谐，甚至是仇视，不管是受宠和被冷落，都对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然而在当今的多子女家庭中也依旧存父母偏心的情况，有的父母偏爱幼子、有的父母偏爱男孩儿……均爱原则对当今的家庭教育也有很多启示，面对不同的孩子，家长应该尽可能地为孩子提供不同的发展舞台，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与长处，身为家长要尽力去发现孩子的长处，为孩子创造一种机会，一种成长的机会，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孩子，对待孩子一视同仁，和孩子共同成长。 作者:董晓捷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王长金.传统家训思想通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67. [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4:8，135，287. [3]武海燕.《颜氏家训》对于当代家庭教育的意义[J].教育探索，2002(12):49. 家庭家教家风论文篇三：父亲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定位 摘要：父亲在幼儿家庭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父亲帮助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建立性别角色的同一性，促进幼儿的认知发展以及幼儿的社会交往等能力，父亲角色应当在幼儿家庭教育中发挥其独特价值，然而现实却是中国幼儿家庭教育中面临着父亲角色在功能实现上的“缺失”，认知观念上的“误区”，行为扮演上的“极端”等问题，究其原因，与整个社会、家庭以及父亲本身有着必然的联系，确立父亲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的正确位置，不仅需要社会建立健全亲职教育的体系，家庭建立和谐良好的氛围，还需要父亲自身不断地进行自我学习促进角色成长。 关键词：幼儿家庭教育;角色定位;策略研究 家庭是幼儿出生以后所接触到的第一个社会“微系统”，父母是家庭中与幼儿接触时间最长，关系最为亲密的两个角色，对幼儿的成长发展有着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母亲的温情滋养与细心呵护，同样也不能缺少父亲的参与。著名的心理学家格尔曾说:“父亲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中，父亲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三字经》中曰：“养不教，父之过”，可见在中国的 传统文化 当中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便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纵观历史长河，父亲这一角色在家庭教育中发生着些微变化，从最初作为一家之主的“严父”，到权威逐步瓦解的“慈父”，亲子之间由“上下级的权威”关系慢慢走向“民主平等”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当今社会对父亲这一角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父亲的职能也由单纯的“精神领袖”或者“养家糊口”走向了全方位、多功能对子女和伴侣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的角色。如何正确确立父亲这一角色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的位置，是目前我们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父亲角色在幼儿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家庭教育是人一生成长教育的起始阶段，尤其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来说，早期的家庭教育对未来 儿童 人格塑造、认知发展以及社会性发展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父亲在幼儿家庭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父亲能够帮助孩子确定自己的性别角色。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处在幼儿阶段的儿童会产生“恋父情节”和“恋母情节”，基于对父母权威的崇拜，他们逐渐从与自己相同性别的父母身上获得性别的认同，而模仿是幼儿性别认同的主要方式。男孩子可以在父亲身上学习到男性的基本行为模式，有利于培养男孩子坚强刚毅、进取和拼搏之心，女孩子则可以从父亲身上了解到异性的特征，获得与异性交往最基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父亲能够促进幼儿的认知发展。“父亲粗犷的爱，是孩子认识力量的源泉，父亲的男人气质是孩子性格形成的源泉;父亲的广阔视野、丰富的知识，是孩子认知能力发展的源泉;父亲在言谈举止、举手投足间，含蓄地传递着对子女的关爱和影响。”国内外的不少研究也显示，由男性带大的孩子在智商水平上会更高，在学校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在社会上也更容易取得成功。父亲能够提高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有一项研究显示，父亲跟子女接触的时间越多，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就会越强。五个月大的婴儿跟父亲接触和互动较多，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会表现出更好的适应能力，对陌生人有更多的语音回应。此外，还有研究显示，跟父亲接触比较多的孩子，会有更强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在成人后会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而这些都有利于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幼儿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定位存在的问题 父亲在幼儿的成长教育当中具有独特的贡献，是幼儿家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然而当代现实生活中，父亲的角色定位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在角色功能的实现上存在“缺失” 在当代社会的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性问题，这种“缺失”主要表现在“身体上的缺失”以及“心理上的缺失”两种情况，前者主要是指由于离婚分居或者死亡而导致的父亲角色在家庭中的缺位，而后者主要是由于父亲工作繁忙或是个人意识的欠缺而未尽到父亲在家庭中应当尽到的职责。无论是哪种情况，父亲角色缺失的家庭孩子会较少或者无法感受到父亲的关爱，而父亲会表现出不参与或者较少参与孩子的教育以及生活照料。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幼儿家庭中父亲参与幼儿的教育程度要远远低于母亲的参与程度，其中有的家庭，是父亲作为家庭中教育幼儿的主体，而的家庭是母亲担任教育幼儿的重任，而在生活照料上，父母之间的参与程度悬殊更大，有的家庭是主要有母亲来照顾，只有的家庭，孩子主要由父亲照顾。可见无论在子女的教育方面还是在生活照料方面，父亲所承担的比重都比母亲要低很多。在健全的家庭结构中，父亲的家庭教育职能和养育职能存在“缺失”，对于单亲家庭、父母离异家庭以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而言，这种“缺失”就更为明显。近些年，全世界的离婚率呈现上升趋势，欧美国家的离婚率长期居高不下，如今亚洲的离婚率也有接近欧美国家的趋势，中国的离婚率连续七年递增，另一个数据显示，离婚后的子女抚养权，只有10%交由父亲抚养，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单亲家庭的幼儿面临着父亲“缺位”的现实。 (二)在角色观念的认知上存在“误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父亲对家庭角色的分工存在着认识上的偏见和误区。其一，很多男性家长始终认为教育和抚养子女是母亲应当做的事情，而父亲更应当扮演“养家糊口”“在外挣钱”的角色，这种传统角色分工的观念在广大农村地区就尤为突出，因此不少留守儿童只能常年在母亲或者隔代长辈的陪伴下成长。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传统的男女分工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要求，当更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步 入职 场，也就同时意味着家庭内部的职责包括抚养子女和料理家务应当成为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责任。其二，大多数的男性家长对于父亲这一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独特作用缺乏认识，认为父亲的职责就是为家庭提供经济基础，父亲对子女的关爱更多的应当体现在物质上的支持，而不是教育和陪伴。2004年，天津的一项关于父亲角色认知的调查显示，仅有的父亲知道“父亲带大的孩子更加聪明”，25%的父亲完全不知道自身对于儿童教育的作用，只有23%父亲能够说出自己的言行是儿童的榜样。 (三)在角色行为的扮演上存在“极端” 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父亲的教养方式往往出现两种极端，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是“独断专制”，前一类型的父亲更多的沉浸在自己的需要之中，奔波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很少关心子女的情感和心理需求，亲子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对子女也缺乏必要的要求，听之任之，放任不管。而专制型的父亲则常常从自己的主观意志出发去命令和操纵着子女的一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教育子女，态度冷漠，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想法和认识，期望高，宽容少，限制多，温情少。相关研究显示，父母对子女采用严厉、拒绝否认的教养方式增多，其子女越可能多地表现出孤独，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等特征。而且由于经常遭到拒绝，子女自我接纳程度减低，易产生自卑、无助、不安全感。相反，在情感温暖的家庭中，如果得到父母的关爱和温情多的子女，成长后会表现出更加稳定的情绪、有较高的安全感、适应能力强，相应的自信心以及自尊感也会比较强，容易形成比较健全的人格。可见父亲极端的角色定位和教养行为直接关系到幼儿日后的人格发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温情民主的父亲形象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普遍，究其原因，与整个社会的外部经济和文化大环境有关，同样也与父亲自身的个人素质和教育观以及儿童观息息相关。 三、父亲角色定位存在问题的根源探析 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对幼儿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随着社会的转型，家庭结构的多元化以及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的颠覆，父亲角色的定位存在着功能实现上的“缺位”，认识观念上的“误区”，以及行为方式上的“极端”等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何在呢?笔者试图从社会因素方面，家庭因素方面以及个人因素方面寻找原因。 (一)社会因素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两地家庭、外地务工家庭以及单亲家庭等新型家庭模式产生。激烈的社会竞争，物价上涨，高昂的教育成本和生活压力让父亲这一角色不得不背负着经济的重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养家糊口”当中，此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大批的农民改变了以往在家种田的生产模式，进城打工成为了很多农村家庭获得经济入手的重要来源，进城务工这部分人群，在城市虽然拥有了一份工作，但相应的医疗、住房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尚未得到相应的解决，巨大的生活压力常常使一家人分居两地，养育子女的责任便更多地由母亲承担，“父亲”已然成为了家庭中的“隐形人”，成为了电话那头一个遥远的“问候者”，成为了一年偶尔回来几次的“远方客人”。然而留守在家中的母亲或者隔代长辈，受文化素质和教育理念方面的局限，也无法很好的意识到自身是父亲和子女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对于城市的家庭而言，由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家庭模式也由亲子关系为轴心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转变，也这就意味着，她们在婚姻上更加注重夫妻双方的感情和个人的感受而不再为了孩子或者生存而迁就，因此离婚率逐年上升，随之而来的家庭教育缺位也日益普遍。不完整的家庭结构让父亲难以尽到应有的职责，对于完整的家庭而言，社会大众的传统思想和舆论导向也认为父亲应当更多地投入到家庭生计当中，而对于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 (二)家庭因素 费孝通教授曾经说过亲子关系与夫妇关系是相互影响的，“这两种关系不能分别独立，夫妇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也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件，这是三角形的三边，不能短缺的[1]”，另有相关研究发现，母亲对父亲的支持，会影响到父亲家庭教育的实现，那些受到妻子鼓励的父亲会觉得自己更能够当一名好父亲，因此，一个家庭中的夫妻关系直接会影响到父亲角色的实现，夫妻关系的质量会影响父亲与孩子直接互动。[2]有研究显示，从儿童出生6个月到18个月，父亲的婚姻满意度呈现下降的趋势，母亲的婚姻满意度也从怀孕到产后两年存在下滑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夫妻间的关系在幼儿刚出生到幼儿出生没多久这段时间处在比较紧张的时期，这与有了孩子之后父母亲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照料孩子的压力、新的家庭责任以及父母亲双方所面临的角色转换和角色分工相关。中国目前的幼儿家庭，在角色分工方面，很多母亲喜欢大包大揽，主动承担起家庭教养的责任，对父亲参与幼儿照料和教育子女缺乏信心，，对父亲的育儿行为不能够有耐心有意识的加以引导和鼓励，这种默认的角色分工让父亲不自觉地成为了家里的“甩手掌柜”;另有一部分的家庭，母亲除了担任照顾家庭的责任以外，还忙于 职场 ，奔波于职场和家庭的妇女对父亲在家庭中照料和教育子女方面便有了更高的期待，她们希望无论是在外工作还是在家养育子女都应当是两人所共同承担的事情，如果父亲在家庭职责上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会直接影响到夫妻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父亲角色的实现。 (三)个人因素 在幼儿家庭中，初为人父人母的夫妻双方都面临着角色的转换问题，女性除了当好妻子之外开始学习如何做一位好母亲，对男性而言同样面临着要学习如何从一个丈夫的角色转化成一个父亲。如果说十月怀胎和婴幼儿的哺育能够让女性顺利的完成母亲角色的转换，那么对于男性而言，如何当好父亲是需要学习和培养的。在很多的幼儿家庭中，绝大多数的父亲并没有意识到父亲角色对幼儿成长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也没有树立起正确的教养观和亲子观。即使有些父亲意识到自身角色的重要性，但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也会面临着教育方式不得法等问题，很多父亲采用专制甚至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子女，结果使得父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遭受的挫折之后的父亲很难能够继续投入到家庭教育当中，并默认自己并不擅长照料子女，因此父亲面临着难以确定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位置，即便确定的自己的位置也难以实现。 四、父亲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定位策略 (一)建立社会父职教育体系 绝大多数的父母在成为父亲母亲之前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亲职教育的培训，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父职教育已经较为成熟并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美国的全国父亲网络从1985年就逐渐发展起“父方支持方案”，通过“父职课程”的有效实施，来提升父职教育的目标。台湾地区的“爸爸学校”也旨在通过课程的传授教导父亲如何明确自己在家庭中的重要角色和使命。我国父亲缺失现象非常普遍，但是相应的父职教育体系并不完善，针对我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父亲角色缺失现象，政府首先应当在社区街道以及农村留守儿童聚居地建立父职教育培训机构，由专业的亲职教育专家和培训人员进行培训，帮助父母了解自己在家庭中的职责，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与子女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技巧，如何处理亲子之间的关系等等。除此之外社区街道和农村村委会还可以联合当地的幼儿园和小学，多开展亲子活动，增进一家人的感情，定期开展父亲或者母亲交流大会，共同分享育儿经验。尤其对于单亲家庭或者贫困家庭面临的经济和情感上的困境，政府要给予帮助。在法律方面，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明确父亲的职责维护父亲的权益，并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障亲职教育的有效实施。同时，整个社会要树立起正确的舆论和价值导向，重视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改变以往传统守旧的观念，呼吁全社会参与到亲职教育中。 (二)发展和谐良好的家庭关系 “父亲关系是家庭的根基，亲子关系是家庭的枝叶”，家庭是建立在父亲、母亲和子女三者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最佳作用，父亲的缺失对母亲而言也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对于父亲长期在外的家庭，母亲会相应的承担更多照料子女的责任，对于母亲而言，她不仅要学会如何尽到一个母亲应有的职责，还应当学会如何在父亲缺失的状态下满足子女对父爱的渴望，正确引导子女健康成长，并协调子女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做好两者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对于离异的家庭而言，母亲要帮助子女正确面对离异问题，不要因为夫妻之间的感情而影响到父亲在子女心目中的地位，要帮助子女学习如何与父亲和谐相处。在父亲意识薄弱的家庭中，母亲要从怀孕开始就鼓励父亲参与到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并帮助父亲增强教养子女的自信心，帮助父亲认识到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夫妻双方应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明确彼此的家庭分工，相互协助，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 (三)促进父亲角色的自我成长 “所有角色的内涵，都是由特定的时代和具体的生活方式所赋予的”，[3]时代在变，生活方式在变，这也就意味着父亲这一角色也要不断调整来适应社会的要求。促进自身不断成长，从不胜任到胜任，从不成熟到成熟，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父亲角色是自我成长“为人父”的内在需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外在要求。对于父亲而言，他们要不断的提升自我，在观念上首先要解构原有的守旧思想，对自我的角色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赚钱养家，还要意识到教育子女不仅仅是母亲的责任，父亲是幼儿家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发挥父亲的教育职能，父亲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育儿观，在子女面前树立良好的榜样，帮助子女形式正确的性别角色意识，父亲要在尊重子女的基础上采用民主温和的教养方式，“自由”而不“放纵”，“威严”而不“专制”，通过与子女的沟通，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需求，满足幼儿对父爱的渴望，给予儿童发表自己想法和看法的权利，尊重儿童的意愿并科学的加以引导。即使工作繁忙或是无法与子女一起生活，父亲也要尽自己所能，抽出时间积极投入到亲子活动和亲子互动中，无论是否在子女身边都要与子女保持良好的沟通，给予充足的关爱。 作者:刘艳珍 宋晓晓 单位:山东英才学院 参考文献： [1]费孝通.生育制度.费孝通文集.第四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60. [2]李燕.父亲参与及其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0(5)18—20. [3]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孙元升.父亲缺失类型分析及其对策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4. [5]赵娜.父亲角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D].东北师范大学，2007. 猜你喜欢： 1. 家风家教的征文1500字 2. 家训家风家教心得体会6篇 3. 家风伴我成长演讲稿 4. 家风家教的励志日志 5. 有关家风的经典散文随笔 6.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家庭教育问题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但被做为一种学科进行研究，在我国也就是近年来的事情。这是时代的发展，人才的需求，国民整体素质提高所必须涉及的问题。这里与家长们探讨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目的是要家庭与社会、教育部门共同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任务。人的教育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这里包含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集体（托幼园所、学校）教育，三者相互关联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这项教育工程离开哪一项都不可能，但在这项系统工程之中，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他说，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六位雕塑家：1家庭；2学校；3儿童所在的集体；4儿童本人；5书籍；6偶然出现的因素。从排列顺序上看，家庭被列在首位，可以看得出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位教育学家心中占据 相当的地位。为此家长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 一、家庭教育是教育人的起点和基点 家庭教育一般是指家庭中的父母及其成年人对未成年孩子进行教育的过程。其教育目标应是：在孩子进入社会接受集体教育（幼儿园、学校教育）之前保证孩子身心健康地发展，为接受幼儿园、学校的教育打好基础。在孩子入园、入校后，配合幼儿园、学校使其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教育的重点是以品德教育为主，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为主，行为习惯包括：生活习惯、劳动习惯、学习习惯等，教会孩子如何学“做人”。家庭教育由于发生在家庭之中，与幼儿园、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这些特点使家庭教育成为教育人的起点与基点，具有其他教育所没有的优势。 （一）家庭教育早期性 家庭是儿童生命的摇篮，是人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即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即启蒙之师。所以家长对儿童所施的教育最具有早期性。一般来说，孩子出生后经过三年的发育，进入幼儿时期，从3岁……6岁是学龄前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早期教育阶段，这是人的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国古谚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幼儿期是人生熏陶渐染化的开始，人的许多基本能力是这个年龄阶段形成的，如语言表达、基本动作以及某些生活习惯等等，性格也在逐步形成。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认为，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如果把他本人17岁达到的水平算作100％，那么4岁时就达到了50％。4－8岁又增加了30％，8－17岁又获得了20％。可见幼儿在5岁以前是智力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也是进行早期智力开发的最佳时期，如果家长在这个时期所实施的家庭教育良好，将是孩子早期智力发展的关键。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卓有成效的名人在幼年时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他们日后成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德国大诗人、剧作家歌德的成才，得力于家庭的早期教育。歌德2－3岁时，父亲就抱了到郊外野游，观察自然，培养歌德的观察能力。3－4岁时,父亲教他唱歌、背歌谣、讲童话故事，并有意让他在众人面前讲演，培养他的口语能力。这些有意识的教育，使歌德从小乐观向上，乐于思索，善于学习。歌德8岁时能用法、德、英、意大利、拉丁、希腊语阅读各种书籍，14岁写剧本，25岁用一个有月的时间写成了闻名于欧洲的诗歌《少年维特的烦恼》。再如古代以“父子书法家”著称的王羲之、王献之，有过1350多项发明的大发明家爱迪生，一代文学巨星郭沫若，茅盾等名人的成长过程 说明了家庭教育对早期智力开发是十分重要的。反之，人的幼年时期得不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而影响智力正常发展的事例也是不少的。如印度“狼孩”卡玛拉，从小被狼叼去，8岁时被人发现，但其生活习惯已与人两样，其生活习惯几乎与狼一样，四肢爬行，吃生肉，昼伏夜行，后来经过人为的训练，两年后才能站立，六年后可以象人一样行走，四年内学会了6个单词，在他17岁时，智力水平仅达到3岁孩子的水平。据《中国妇女报》披露，我国南京市一姓马的工人因患有精神性心理疾病，深怕孩子受人迫害，将自已的三个子女从小锁在家中，人让他们与外界接触,长达十几年，致使这些孩子智力低下，言语迟缓，与同龄人相比，智力及生活能力差异很大，近于白痴，所以不可忽视家庭教育早期性的作用， （二）家庭教育连续性 家庭教育第二个特点是连续性。孩子出生后，从小到大，几乎2/3时间生活在家庭之中，朝朝暮暮，都在接受着家长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在有意和无意、计划和无计划、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进行的，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进行教育，都是家长以其自身的言行随时随地的教育影响着子女。这种教育对孩子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行、谈吐举止等都在不停地给予影响和示范，其潜移默化的作用相当大，伴随着人的一生，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有些教育家又把家长称为终身教师。这种终身性的教育往往反映了一个家庭的家风，家风的好坏往往要延续几代人，甚至于十几代、几十代，而且这种家风往往与家庭成员从事的职业有关。如：杏林世家”、“梨园之家”、“教育世家”等等。同时家风又反映了一个家庭的学风，学风的好坏也往往延续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如在中国近代，无锡人严功增补清未《国朝馆选录》，统计自清顺治三年丙戌科至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状元共114人，其中父子兄弟叔侄累世科第不绝者，如苏州缪、吴、潘三姓，常熟翁、蒋两姓、浙江海宁陈、查两姓。看得出、家庭教育的连续性往往对人才群体的崛起有着重要影响。这种情况。古、近代比较突出，在当代随科学的发展、社会的需求、待业的增多，人们择业面宽，一个家庭中所有的成员不可能都从事同一种工作，但都不乏见到这种情况，即有些家庭成员工作中屡屡出现成绩、受表彰，而有的家庭中成员违法犯罪接二连三。这都与家庭教育连续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三）家庭教育权威性 家庭教育的权威性是指父母长辈在孩子身上所体现出的权力和威力。家庭的存在，确定了父母子女间的血缘关系、抚养关系、情感关系，子女在伦理道德和物质生活的需求方面对父母长辈有很大的依赖性，家庭成员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都决定了父每对子女有较大的制约作用。父母的教育易于被孩子接受和服从，家长合理地使用这一特点，对孩子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形成是很有益处的，对于幼儿来说，尤其是这样。幼儿在与其他小朋友们玩耍游戏中，当出现争执情况时，往往引用父母的话来证实自已的言语行为是对的，如他们喜欢说：“我爸爸是这样说的。”或“我妈妈是那样做的。”等等。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性决定着孩子如何看待接受幼儿园学校及社会的教育。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孩子最先面临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几乎体现了社会人伦道德的各个方面，如果这种关系中形成裂痕和缺陷，孩子尔后走向社会，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就会反映出来。因此强调父母权威的重要，还因为父母在孩子幼年时代始终扮演着双重角色：即既是孩子安全生存的保护者，又是人生启蒙的向导。父母教育的效果如何，就看父母权威树立的程度，父母权威的树立必须 建立在尊重孩子人格的基础上，而不是封建的家长制上，明智的家长很懂得权威树立的重要性，更懂得权威的树立不是靠压制，强求、主观臆断，而是采用刚柔相济的方法。父母双方在教育子女的态度上首先协调一致，并相互配合，应宽则宽，应严则严，在孩子面前树立起一个慈祥而威严的形象，使孩子容易接受父母的教育。 （四） 家庭教育感染性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天然性和密切性，使父母的喜怒哀乐对孩子有强烈的感染作用。孩子对父母的言行举止往往能心领神会，以情通情。在处理发生在周围身边的人与事的关系和问题时，孩子对家长所持的态度很容易引起共鸣。在家长高兴时，孩子也会参与欢乐，在家长表现出烦躁不安和闷闷不乐时，孩子的情绪也容易受影响，即使是幼儿也是如此。如果父母亲缺乏理智而感情用事，脾气暴躁，都会使孩子盲目地吸收其弱点。家长在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时，表现出惊恐不安、措手不及，对子女的影响也不好；如果家长处惊不变、沉稳坚定，也会使子女遇事沉着冷静，这样对孩子心理品质的培养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 家庭教育及时性 家庭教育的过程，是父母长辈在家庭中对孩子进行的个别教育行为，比幼儿园、学校教育要及时。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家长与孩子朝夕相处，对他们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孩子身上稍有什么变化，即使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能使父母心领神会，故此做为父母通过孩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及时掌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理状态，发现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及时教育，及时纠偏，不让问题过夜，使不良行为习惯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而幼儿园、学校之中，教师面对着几十个孩子，只能针对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进行共性教育，也就是群体教育，因时间及精力所限，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孩子的特点，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甚至因此使孩子对教师的照顾不周而产生不信任感，而家长可以及时引导孩子端正认识。因此家长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既可以使孩子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形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为接受集体教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又可以弥补集体教育的不足。 二、良好的家庭教育是造就21世纪人才的必要条件 《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中指明：“今天的儿童是21世纪的主人，儿童的自下而上保护和发展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是人类发展的先决条件。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命运。提高全民族素质，从儿童抓起。”并提出：“在2000年要使90％儿童（14岁以下）的家长不同程度地掌握保育、教育儿童的知识。”这顶目标明确了家长们肩负着为国家造就21世纪人才的重任。能否把这一代孩子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这关系到国家是否后继有人的百年大计。福禄贝尔还说过：“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这句话很有哲理性，它深刻地挑明了家长在教育子女中所起到的作用。家长首先要明确教育方向与国家利益、人民要求相一致的原则，不能把孩子视为私有财产，要树立为国教子的思想，端正教育目的。我国的21世纪是什么情况，拿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讲，要使我国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收入达4000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6万亿美元。21世纪的人应该是具有良好的思想意识、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全的心理品质、积极与他人合作的精神、较强的应变能力、吃苦耐劳的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如果21世纪没有这样一批高素质的建设者是很难完成此大任的，具备这样的素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得到的，而良好的家庭教育正是培养高素质人的必备条件。 三、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 孩子从婴儿期步入幼儿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由家庭这个小环境终将步入大社会，接触家庭外的人群、事物。社会中那些真善美假丑恶不时地进入孩子的视野，大人采取隔离手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家庭中的电视录像也会从不同角度不断地反映着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儿童特别是幼儿缺乏理性的辨别是非能力，但有着比成人敏锐的感受能力。他们对身边发生的亲切的可怕的事物，敏感性强，而这种敏感性正是培养理性辨别能力的良好基础，做为家长应利用这一拓点帮助孩子在这种感受能力的基础上，发展对社会生活的辨别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过滤社会信息，优化孩子幼小的心灵。如果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能针对孩子年幼接受能力不太强的特点，抓住具体的日常琐事，帮助孩子认识辨别社会中发生的是是非非，让他们具体地感受到真善美光明的一面，也体会到丑恶的卑鄙，可以帮助孩子增强扬善除邪的正义感，从而抵制丑陋阴暗面对孩子心灵的侵蚀。例如，当今电视录像几乎步入城市居民中的每个家庭，孩子们几乎天天与它们打交道，可以说是不出自家门，便知天下事。从中可以接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信息。这里有政坛风云、科技进步、凡人俗事的各种内容，从中可以学习很多知识，了解国内外大事，家内外小事。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凶杀暴力、荒诞下流的镜头映入孩子的眼睑。家长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及时指导，提高孩子的鉴别能力，同时还要随时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为孩子树立正面形象，优化儿童心灵，预防儿童犯错误，甚至于违法违纪。家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有助于安定小家庭大环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健康的细胞，才能有健全的肌体，细胞有病，就会引起肌体发病。古人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观点就是这个道理。为此家长做好优化儿童心灵的工作对安定社会，安定国家功在千秋。 总之，做为家长 要充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自觉地做好孩子的教育工作，尽好家 长的责任与义务，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建设人才。
]：家庭美德，是指人们在家庭生活中调整家庭成员间关系、处理家庭问题时所遵 循的高尚的家庭美德。 家庭美德的内容主要包括尊老爱幼、 男女平等， 夫妻和睦、 勤俭持家、 邻里团结等。不能缺失必不可少的家庭美德，每个人都应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修养，建立和谐 友睦的家庭关系， 增进邻里的友好关系。 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多一份安宁， 才会有安稳的生活， 和谐的家庭生活，是人生幸福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谐安定的基石。几乎每个人都渴望有个温 馨和谐的家，有个心灵的港湾。孝敬父母，尊敬老人，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责任， 也是最基本的人伦之礼，形成家庭美德这一意识更是不能缺失的。 [关键词]：美德缺失 缺失原因 对策分析 孝敬父母 尊敬老人 一、家庭美德缺失的主要表现 第一，夫妻有矛盾，经常吵架，失和导致家庭解体。例如有的夫妻以前过的清贫，勤劳 简朴而又恩爱，但是由于丈夫外出打工有了一些小小的成就，渐渐的生活变得富裕了，夫妻 之间的感情却没有以前那样深了。丈夫沾染上了恶习，妻子“以毒攻毒” ，也有了外遇。于 是，夫妻俩开始有了矛盾，大吵大闹，最后只好分道扬镳，家庭破裂，自己的亲身骨肉便成 了无辜的孩子。更有其人为了养外面的小情人，提升自己的地位，去挪用公款，导致家庭甚 至同事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包二奶”“养小白脸”等现象,使一些好端端 、 的家庭在一夜之间破裂。 在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在网络时代,一些人受国外性解放等观念的 影响,加上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不少人便 “饱暖思淫欲” ,追求刺激和享乐,男的寻花问柳 “包二奶”,女的也不甘落后养情人。夫妻双方一旦丢失了家庭美德,就很容易失和,从而导致 家庭破裂。 第二，虐待老人，抛弃婴儿，天理难容。人类的发展进步,都是一代接一代、一辈接一 辈努力的结果。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现象却令人寒心。比如有些子女从没去看过老人，平 时都是保姆照料老人， 连为老人处理后事的费用都是保姆出的， 这难道不是家庭美德的丢失 吗？甚至有的老人为了自己的子女而自杀，其原因是子女不孝，老人多年瘫痪在床，生活不 能自理，子女从此把老人当作包袱，儿子恶语相向，女儿长达数年不去看望老人，老人对生 活失去信心，因绝望而自杀。有些人更是良心丧失了，自己认为父亲不中用了，成了自己的 包袱， 居然狠心杀死自己的父亲。 还有的夫妻为了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又没有抚养能力， 就把刚生下的婴儿抛弃了。这样的行为怎会让社会和平。目前,在一些大中城市,都相继开办 了“敬老院”“老人公寓”,不少人拿钱把老人送到“托老所”,但不能“一送了之”,在精神 、 上还是要多给老人一些安慰,不要到了老人孤寂忧郁而终后才去表达悔意。 第三，教子无方贻害无穷 。如今，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哺育孩子、教育子女,是天底下 每一个做父母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然而一些父母对子女教育、 管教不当而引发的后果却是 相当严重的。当今社会，许多少年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主要是受家庭不良因素的影响。 一 是过度溺爱。在一些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对孩子过度溺爱,让孩子养成了不良的意识和行为习 惯,极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现在,一些父母将独生子女视为“掌上明珠”,含在嘴里怕化了, 放在手里怕飞了,娇生惯养,让孩子从小养成惟我独尊的“小皇帝”和“小公主”意识。特别 是一些孩子花钱无度,追求高消费,一旦家庭不能满足,就会走向歧途。 二是疏于管教。一些 家长对子女的缺点错误,或是不管不问,放任自流,或是蜻蜓点水,关心帮助不够,不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 这些子女因得不到父母及时而悉心的管教,养成不良品性,或由小错而大错,直至违法 犯罪。久而久之，家庭美德就丢失了。二、家庭美德缺失的原因分析第一、道德教育的虚化。传统道德特别是道家思想都把家庭美德看得非常重要，但却仅 仅或主要停留在道德层面上， 仅仅或主要局限在强调注重个人自觉自省上， 对实践层面和社 会约束方面的要求和设计不足， 从而导致了家庭美德的苍白无力。 当今包括家庭美德在内的 道德教育，很多时候也还是局限于泛泛而谈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缺乏针对性，缺少有 力和有效措施。 特别是道德教育的要求和内容与实践严重脱节， 教育者说的和做的不相一致， 致使被教育者不以为然，大大地削弱了道德教育的效果，从而家庭美德就逐渐减失。 第二、个人主义膨胀，利欲熏心。在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是“一大二公”、“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要求绝对服从组织，不讲个人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人们获得了独立经济人地位，个人利益得到了充分尊重，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们遵循的 最高原则和追求的最大目标。一些人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膨胀，为追求一己私利不惜伤害亲 人，败坏风气，由此产生了利益最大化原则与伦理道德观念的矛盾和冲突，使家庭美德受到 冲击。 第三、法律不健全，对丧失道德者打击不够。在美国，有道德方面的法律有十多部，对 不同方面、不同环节的道德要求都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还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我国 在市场经济立法方面近年来做了大量努力，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还不够完善和具体，特 别是对于社会缺乏道德者的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不够，使得失道德者敢于违法。三、树立家庭美德对策研究第一、加强道德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共铸和谐稳定社会，应该从每个人做起，从 每一件小事做起。要通过各种有效方式，教育和帮助全体公民牢固树立家庭美德。只有树立 起热爱家庭，关心亲人的道德品质，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教 育各类企业家认识到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要强化道德伦理，家庭美德便是最基础的，这是融 入世界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先决条件。只有有良好家庭美德的企业，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 信任， 也才有从事商业活动、 提高企业效益的良好环境。 未成年人正处在思想观念形成阶段， 应高度重视其道德培养。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使学生了解家庭美德的基本内容，培 养学生热爱父母，孝敬父母，礼貌待人的习惯。学校要主动与家庭、社区紧密配合，共同促 进中小学生道德素养的提高。 要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加强各类学生的道德实 践活动。 第二、 健全法制， 加大惩处力度， 使失去道德道者无利可图。 防范和治理家庭美德缺失， 仅仅靠道德规范是不够的， 还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对社会公民和市场主体相互关系进行管理的 法律、法规、制度、准则，把社会家庭美德纳入法制的轨道，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 法必严的法制环境，维护和培育良好的市场信用秩序，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加大失道者的 经济成本，使其无利可图，以起到震慑作用。 第三、加强信息网络建设，使失去美德者无处藏身。要建立各类企业、组织、个人的家 庭美德信息的征集和公开机制，建立统一集中或政府、行业、信用中介机构三个层次的资信 数据库，及时有效地向全社会提供和发布信息。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中国被迫放弃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开始受到西方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的影响。1840年，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为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谋求打开中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蓄意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据此，中国的领土主权、贸易主权、关税主权等一系列主权遭到破坏。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商品侵略和资本侵略，西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也随之传入我国。最早认识到中国落后状况的有识之士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随后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先后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使国人进一步了解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国的社会生活也从多个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变化更为明显。从“衣”的方面来说。人们的衣着服饰基本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审美价值取向。首先，通商口岸的洋布洋装逐渐进入城市居民生活。其次，辛亥革命期间，青年学生率先剪掉象征清王朝的辫子，表示反对封建专制的决心。经过改制的中山装受到维新人士的欢迎。第三，20世纪20、30年代，服饰有了更大变化。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饰，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真正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的发展既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也承受着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约束的巨大压力。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过去未曾凸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科学发展观正是为了解决新问题提出来的，它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一些领域和方面出现的发展不够平衡问题，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思路，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我国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在当代中国，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党不断思考和研究这一事业所包含的各方面的目标、任务，逐步形成和完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党的十五大、十六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全面发展的目标和政策，深化了对总体布局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因此，科学发展观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探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内核：柔性文化，而阐述了面对国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秉性文化需要植根入更多刚性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要以柔性文化为本源，挖掘本民族刚性文化因子，一方面继承 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呼唤刚性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内核;柔性文化;刚性文化
1 柔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精神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总是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悉数世界各民族“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文明中找到一种跨越了时代背景、源于地缘经济特征同时又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制度、民族精神的特有民族文化主线，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教义中，忠贞的服从以及为和平的圣战意识性文化支配着整个民族，因此伊斯兰世界各民族表现得异常团结与排外，无论是仇恨还是友好都不偏不倚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改变的。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它是“内敛含蓄”、“左右逢源”的，因此曾有学者形象的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形容成“太极”，也正是如此，林语堂在《中国人》中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贴上老成温厚、消极避世、知足常乐、因循守教、中庸之道的标签，在这种文化内核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就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以及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的特点”。
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费孝通先生那里找到答案。费老先生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与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下的中国人分外的“土气”，成员们更愿意生于斯死于斯，于是终老是乡土社会的常态，这种不流动注定了社会中成员间相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命归属、大体一致的生活方式。于是差序格局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纽带，一方面由于这种横向弹性结构的“差”，中国人的 人际交往 总是“左右逢源”遵循“中庸之道”且“厚实而老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差序格局所锻造出的纵向刚性等级化的序列社会结构更是形成中国人宗族制度分明、强调伦理道德等等，因此在纵向等级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又会表现的或者积极人世，或者消极避世……
如果将上述一切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普遍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的时代特征、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怎样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一定有着这样一支希翼和平、友好待客、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尊长护幼的不变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优良民族性情，是我们始终应该恪守的古老训诫。
2 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需求
按照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从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朝向以工业为主导甚至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而易见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穿插其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足够完美到可以跟得上世界社会格局的变迁步伐，而不被甩出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然冠以“乡土”之名，那么乡土社会结构的适用范围至少需要局限到中国的乡村，更何况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解放前。然而就在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庆典上的讲话中，形容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仍然采用“差序格局”一概念，且概念内涵没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因为有意无意间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变迁、城乡变迁、制度变迁，人与人交往的网络结构始终未变，传统宗族观念仍然影响深远，如果按照上述“太极”的比喻，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太极”的部分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
那么这种近似“太极”的柔性文化是否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应对当今世界的竞争呢?显而易见，根植于“乡土”的中国中土文化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适应农耕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因此在世界大同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可以成为世界性历史，隋唐盛世、明清盛世便是最好的例证，原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植根于民族灵魂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文明是与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了的，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因此当时我国的历史同时也被写人世界的主流历史部分，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异军崛起，世界主流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是世界一体化的高速变迁。空间、时间距离不再是国与国、洲与洲的隔阂，掌握着主流经济技术的西方文明开始主宰世界，无论是____教义中的“原罪”、“救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是西方民族中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抑或是大和民族对天皇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都体现着一种不同于“太极”柔性文化的刚性文化，当世界主流经济告别了农耕时代。刚性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扬弃保留、锻造更为坚实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状况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科技文明三次浪潮并存。即“同一社会的不同部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属于各种时代的文化理念相互激荡，似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内陆乡村还没“过时”，工业文明的理念已经跟不上东部发达城市的步伐，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信息科技文明时代的文化了。这就造成在精神上民族情感很难统一，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抉择，那么究竟是恪守柔性“太极”文化，继续维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还是选择一种刚性文化来锻造民族精神?诚如上面的论述，民族精神承载了厚重的地缘文化，其最精髓的部分是民族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核，也是民族得以存在之基、立足之本，这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决不能改变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中注入刚性的血液，失范的社会情智急需重新整合民族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并根据时代特色，挖掘和向社会呼唤属于本民族的刚性文化。 3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华大一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刚性文化。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国内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狼性”的广泛探讨与研究，“狼性文化”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刚性文化，狼是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也是与牧民们在草原上争斗了几千年几万年，教导牧民智慧、为牧民积聚力量、有胆识有组织的强大集团军。游牧民族因此英勇善战、睿智过人，说游牧民族在狼图腾的教导下“雄韬伟略”一点也不为过，元朝无边无尽的疆土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支铿锵豪迈的力量令世界各民族心存敬畏。也正是这一支力量如我肤色者依然被世界称为蒙古人种，一时间相见恨晚，对狼性的呼唤一度成为学界呼唤民族精神的主流，笔者赞同这种对于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刚性文化的呼唤。但是反对完全否定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做法，对于民族中源于地缘文化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民族习性，而我们现阶段呼唤刚性文化、呼唤狼文化的作用在于适应社会变迁，适应时代发展，这正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民族精神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烙上时代烙印一样。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有着自身不变的文化内核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核中表现为“太极式”的柔性文化，同时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地缘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他民族的分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主流民族精神中刚性文化大行其道，依然严格恪守柔性文化就会面临着被甩出主流文明结构之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恪守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挖掘本民族的刚性文化，使得民族精神适应主流、适应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现代化的视阈下，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宏观主题的把握和认识;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背景差异，得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从而更好地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结构;背景差异
对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们都试着用某一典型性词语去概括和总结。许多西方学者用“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到现代”来概括和描述，也有人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将其总结为“进步”和“发展”。或许，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和把握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充分发展，而非西方社会展现的则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相结合，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实现变迁的背景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清醒认识西方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社会变迁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变迁
社会是人为了达到单个人所无法实现的需求满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又可以看作是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而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会变迁呢?
从广义上讲，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社会变迁的规模、方向、性质、人们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等，社会变迁类型就会呈现多样性。罗荣渠先生就将社会变迁的方式划分为微变和巨变，并将其阐述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传导性巨变和创新性巨变。
我们所讲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的。所谓社会结构，它指的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系统具有形态特征(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根据认识和思考而抽象出来的)，是对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实在侧面的相对静止的形态或者说状态的特性的描述。”简单说来，社会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长期保持不变而带有一定方向性变动的那部分。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 教育 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假设的前提，即社会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学家都曾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差异。他们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等方面去对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典型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结构出发去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将关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走势归结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提高;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文化教育趋向普及，机会趋向平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个人主义愈来愈强，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等。丁建弘认为布莱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从地方共同体到整合的社会的变化。尽管将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引入现代化研究会带来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东西方社会变迁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化一词可以说是对“世界历史”开始以来至今对人类社会发展主题较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概括之一。从逻辑上讲，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上就包含了现代化理论，因而我们将范围限定在现代化视野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我们也主要是从现代化这个历史发展的主题出发，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东西方社会变迁的不同背景及其差异
为了更好地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选择社会结构变迁中比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组变量进行比较。
(一)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从西欧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探索西欧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从非西方国家的自身条件出发，他认为东方国家古代文明太发达以至于难以产生新的文明。钱乘旦则直接将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不同。他认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形成以贵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利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并且在这金字塔外面，还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会”。而东方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大屋顶”结构，它笼罩一切，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极大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和工资劳动者。17～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除了这个主体性力量外，英国还具备了使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的两个社会特征：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英国社会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趋向重叠，个人在社会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当然，法国和德国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与同时代的英国进行比较时，显示出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在19世纪后期都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如法国在19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变。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从权势的巅峰上跌落了下来。在1950年代，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容克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化。通过改革，普鲁士一德意志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从而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而在东方国家，村社和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村落制度将人们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处的村社和村庄。村社体现的是一种类的、集体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性丧失。村社培育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村庄的居民相互血缘关系盘根错节，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庄成为由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这点俄国、中国、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俄国，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被称为“米尔”的村民大会，负责和决定村长及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员的迁徙及新成员的接纳、赋税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务。此外，还有为保证服役完税而建立了连环保制度。这样，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集体，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种姓制度的严密性，人们也被死死地束缚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种姓阶层里。在以上的社会里，人们之间除了和村社内部人员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与其他村落和人员进行交往，人们彼此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程度极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则不同
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比东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使人们习惯于承袭而来的地位和角色，几乎从不考虑改变职业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统治机构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活动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统治者的资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条件(如出身、年龄等)为优先，并且是世袭的，财富、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国的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改组、公耕地等等，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这样，人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来顺受;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是如此，虽说中国有士大夫精神，但出发点还是想一劳永逸，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袭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分封建邦”的社会，各封建邦国之间相互独立。并且西方社会是一种阶级制度。等级与阶级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资格基于出生机会，后者则基于职业和经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将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决定他们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条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了。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诞生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会升迁又多了两条途径：学历和成就。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大致以一种渐进方式实现的：最底层的工人首先改变工种，一般工人经过几代努力，也许可进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升入更上一层的社会集团。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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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居然不给分 。。。。。 建议自己阅读历史教材 必修二第14到15课如果买了辅导资料 那上面应该有 很长很长的介绍 引入的文字 再自己拼凑一些 就ok了其实历史论文对文笔要求不是很高 思维清晰 史实别弄错就行了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时过境迁，跨大步行走已是人类必然的趋势。请你描写一下时代的变迁。下面一起随我欣赏一下时代的变迁 范文 吧！ 时代的变迁范文篇一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至今依旧熟悉的旋律此时此刻在我的心中回荡着。不知几时这是大街小巷中人人耳熟能详的旋律，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少现代流行歌曲出现，这样的旋律已经不再出现，这意味着什么呢?是它已经不合潮流，已经落伍了吗?现在听它已经是一种老土的行为，将会被人嘲笑吗?我不懂。音乐本身是一个时代的精华，是一个时代的反映。音乐被淘汰了，是不是意味着那个时代也被人们所淘汰呢?我不懂。 偶尔在报纸中看到一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 事迹 ，总感到心寒，是啊!时代变了。偶然间又见到一些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的事迹，却又感到心中一震，是啊!时代还是变了。 时代确实变了! 不久前，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一个灿烂而又孤寂的生命，照亮了我的心灵，如今已陨落的星星，却留下了永恒的光点――丛飞。 时代在变迁，我们的心灵也随着时代的洗礼而变化。可是生命最本质的细胞――爱。它接受了岁月的考验，它永远地留在最深远的地方。也许它并不能永远都绽放光芒，也许它有时会被埋没。但它最终会破土而出，会生根发芽。 时下，我们追逐潮流，我们不断言创新，可是当我们连最基本的细胞都失去了，我们又从何谈潮流，从何谈创新?只有把握住最本质的，我们才能与时俱进。 从抗战时代，英勇献身的战士;从非典时期不顾安危的医护人员;从印度洋海啸，奋力救灾的人们;从不断帮助他人，回报社会的丛飞……我们依旧看到时代的曙光，我们依旧看到希望的翅膀，未来依旧阳光出来灿烂。 一句话，也许就能救活一个生命，那我们何必小气这样一句话;一个眼神，也许会是点燃一个生命的火花，那我们何必禁闭双眼。这句话也许很普通，这个眼神也许很短促，可是它们却会沉淀成心灵最本质的开始。 献出你的爱，让我们的天空更晴朗，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 时代的变迁范文篇二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集市，对人们有着无可替代的情感。现在每逢刘旺大集人头参动，买卖兴旺。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集市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记得小时候有很多大集市，分布在大的村庄。赶集时，整个村庄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有牲口市、木货市、粮食市、柴草市、草编市、青菜市、水产市、猪羊市、杂货市、布匹市、鞋帽市等。还有包子铺、剃头铺、铁匠铺等。除了买卖，还有耍把戏、卖艺、唱大戏的、三教九流应有尽有。 集市的变化与社会需求有着必然的联系。以前没有农业机械，种地、拉东西都靠牲口，所以牲口市是必不可少的，骡马牛驴一大片，买卖方式也很特殊，需要牲口经纪人中间搭线，才能完成交易，讨价还价要用暗箱操作，买方和卖方要把手伸进经纪人的袖子，用手指谈价格，叫“摸渠”，买卖做成后，卖方和卖方都要付给经纪人服务费。那时去牲口市看热闹，感到很神秘。以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牲口逐渐淡出了农业生产，牲口市也消失了。同样，柴草市、木货市、草编市等也相继远离了集市，成为了历史。现在的集市，大都以服装鞋帽、青菜、水果、海产品、花鸟宠物等为主，规模小了很多，演唱、杂耍也很少见到，欺行霸市、赌博钱等不文明行为也几乎消失，可以说现在的集市文明程度提高了很多。 随着经济条件的提升，人们的需求和购买力也提高了很多。过去集市上的货物价格很低，但多数人买不起。记得那时上好的对虾，三毛两毛一对，大肥螃蟹两毛一只，看着流口水，舍不得花钱买。普通人家赶集买的是油盐、火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给孩子买的也只是一元钱能买十几个旳柿子、软枣、花生之类。偶尔买个肉包、火烧，孩子们就高兴得不得了。现在越好的东西、贵的东西越有人买，差的次的很少有人问津。 从赶集的人群看，退休人员和农村老人居多，年轻人青睐网购，且上班没时间赶集。赶集的目的也不尽相同，除了买卖东西，有的人专门逛花市、鸟市、宠物市等，为的是赏花观景。有的为了集市上见见老朋友、老熟人，还有的老太太，为的是能见到亲戚和娘家人。当然也有图谋不轨，专门到集市行窃的人。 集市这一古老的交易场所，在新的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着方便和快乐。 时代的变迁范文篇三 转瞬之间，35个春秋已悄然离去，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欢乐的、开心的、痛苦的、心酸的…… 模糊的记忆，熟悉的旋律，在我内心深处不时的回荡着。时代在变迁，带给人类不一样的生活，心灵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静静地洗礼着。 试问：亲爱的自己，喜欢这样的变迁吗?喜欢这样的洗礼吗?喜欢这样现在所有的一切地一切吗? 哦!是呀，难以回答。风风雨雨，暮暮朝朝，点点滴滴，每一个都有着它不同的含义，又怎么敢轻易地批判它好与不好，喜欢又与不喜欢呢? 记得我们小时候，每一个孩子的眼睛是那么地清澈，笑声是那么地爽朗，玩儿地花样是那么地多且又那么地疯……。如今看着每一个孩子都在每天重复地不间断地，用心且又用力且又无耐地念着A、B、C地时候，自己想说点什么呢?我只能理解地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辛苦了，为了你们的将来好好学习吧!虽然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但改变命运一定需要知识。虽然清澈的眼神和爽朗的笑声和你们无缘，但一切都只能说是值得的。 记得我们小时候，天是蓝的，云是白的，空气是清新的，河水是可以喝的，食品是可以放心吃的……。如今看着每一个孩子每天都在喝着黄浦江里的“排骨汤”，吃着添加了各式各样的化学添加剂以及激素的食品，呼吸着PM2。5的空气，自己想说点什么呢?我只能愤怒地说：难道社会的发展，人类日新月异的进步就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过上这样的生活吗? 还记得小时候，老人是敢扶的，孩子是可以和陌生人说话的，好事是敢做的……。如今丑陋的心灵和卑微的人性掩盖了人类与生惧来的善良和真挚，驱逐了美丽的天使却让魔鬼永柱心底。试问：这是人类发展必然的道路吗?自己又想说什么呢?我只能心寒地呐喊：不，不要让魔鬼柱在我们的心底，伸开双臂，拥抱我们可爱的天使，让善良和真挚重回人间，让人间充满爱，我可以，你也要可以，好吗? 时过境迁，跨大步行走已是人类必然的趋势。大街小巷耳熟能详的旋律，逐渐离我们远去。轻风吹散了我凌乱的思绪。时代在变迁，人类在发展，但请不要远离我们人类发展的本义，让孩子重拾笑容，让天空更蓝，让生命重新焕发“爱”的光彩，让生命充满奇迹。 时代的变迁范文篇四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童年，有快乐的，有忧愁的，有无奈的，有渴望的……。 曾经的童年只能在回忆中慢慢的回味了，现在只能看着那些泛黄的照片中，看看曾经的自己那时候是多么的天真，脸上总是带着无忧无虑的微笑，做着那些在现在看起来很幼稚的游戏，在一起玩就是朋友。 小时候的我们没有现在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只有自己手工制作的玩具，比如说 折纸 游戏，丢沙包，玩弹珠，跳空格，抓七子等等，玩的不亦乐乎。 小时候的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宽裕的生活，那时候的东西很便宜，都是几毛钱都可以买到吃的东西，不像现在吃上一顿肯德基，没有个几十百把块想都不用想，那时候的我们不用为食物安全担心，现在的食物这个不好，那个出了问题，想想都觉得可怕。 小时候的我们，没有多少人家有电视机，也没有多少动画片可以看，那时候的就图书馆多，没事就会去看看图书，不像现在的小孩整天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 那时候的我们可以在清澈的小河里 游泳 ，可以钓钓鱼，捉虾、蟹，但现在清澈的小河没剩下多少条了，现在的小孩也不会去游泳了，当年的景象只能曾了回忆了。 时代变迁中的我们，曾经的快乐换成了忧愁，曾经无忧无虑的笑容只能伪装了，曾经的那些游戏只能留在回忆中了，曾经的曾经都成了回忆了。 现在的我们身边都是电子产品，没有原始的足迹了，现在的小孩，很多都只能在冰冷的房屋中独自玩，没有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了。 青春的路上，只留下我们曾经的足迹，岁月中，我们只是过客，有过快乐，有过忧愁，有过彷徨，有过无奈。 现在的我们，还要在岁月中继续，直到生命的尽头。
时代的变迁是实际存在着的。它不会被你承认而熠熠生辉，也不会因为你否认而销声匿迹。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的大好时代。时代浪潮在这里掀起的涟漪，砸出了大量新盖的楼房，满天尘埃落定，焕然一新与陈旧并列，新与旧的交织——如同人心。
下面以时代的变迁小标题，给出三篇范文，题目分别是《爱国情怀不变——时代的变迁》、《乡村露天电影放映40年——见证时代的变迁》、《信息化的世界——时代的变迁》，供您参考
【篇一】爱国情怀不变——时代的变迁
复明业，拒清揽，一件件尽显爱国之情;游故国，察民生，步履间都是忧民之情;著文章，写诗篇，笔墨间皆是现实情怀。顾炎武因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而散发出无限魅力，身为华夏儿女，我们更应传承和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爱国思想。
在清军铁骑横扫中原的乱世，而立之年的顾炎武放下手中书卷，高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义无反顾的投身到复明大业的斗争中，最终却也是无力回天。清朝建立后，他面对清人的多次邀请时都严词拒绝并以明遗民终其身，表明自己不食清禄的心迹。他虽不能在明朝危亡之际力挽狂澜，但他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掷地有声，而今成为我中华儿女忠贞爱国的座右铭。
新时代，又有无数个“顾炎武”为了祖国繁荣昌盛而奋斗终生，用自身的点点荧光，汇聚成日月光辉，照耀在神州大地上。
“呼叫81192，这里是553，我奉命接替你机执行巡航任务，请返航。”“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前的四月一日，在祖国南海领空，有一名中国军人，为了捍卫祖国的领空和尊严，驾驶战机被非法进入我国领空的美机撞压，壮烈牺牲，他就是海空卫士——王伟。那一天，他以生命为代价喝退来犯之敌，那一天，他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不会在捍卫自己领土主权和尊严上退步。
“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长钟扬教授，无惧高原反应，跋涉16年，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的地区，为国家种质库收集了4000多万颗植物种子，最终将生命献给了最热爱的事业。一颗颗种子，见证了钟杨教授的艰辛，一颗颗种子，标志着人类未来的生机。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一代代人们不惧艰辛，甘愿为祖国奉献一切。秉持爱国精神，在内外交困的贫苦里坚守，在休明盛世的繁荣中坚持，一颗初心绵延不息。而吾辈正处于时代洪流中，更应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人生信条，越过风雨不断前进，锐意进取，将爱国之志转化为报国之行!
【篇二】乡村露天电影放映40年——见证时代的变迁
我的姥爷是一名有着40年工龄的农村电影放映员，从最早使用的手摇式放映机，到如今的数字电影放映机;从最开始万人空巷的热闹，到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再到国家扶持重启公益电影放映，我的姥爷就是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变迁的亲历者。
小时候，每到周六晚上，我的姥爷就会在村里的广场上放电影。天色渐暗，广场上的幕布升起，村庄也变得热闹起来。放映开始前，大家纷纷拿着小板凳坐在放映场地上，大人们嗑着瓜子唠唠家常，小孩子则在一旁嬉戏打闹，广场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电影正式开始放映后，大家便聚精会神地观看，还会随着电影情节的演进或开心大笑、或感动流泪……等到放映结束，大家都依依不舍回到家中，盼望下一个周六的到来。全村一起看电影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温暖的回忆。
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逐渐普及，电视也增加了点播功能，各类电影、电视节目数不胜数，人们的文化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样。人们的选择多了，大家自然也不再热衷于观看那一周一次的露天电影。因此，有两年的时间，姥爷的生活变得“清闲”了，可他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再到后来，为了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国家出台了公益电影放映计划，在给电影放映员增加补贴的同时，还及时更新片源，几乎与大城市同步放映。自然，姥爷又忙碌了起来，他带着新设备、新电影走进小村庄。村里的老人们怀着那份挥之不去的情愫、孩子们则怀着满满的好奇心，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祥和欢乐的景象再一次“上映”。
通过姥爷的工作变化，我深深感受到，随着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升。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发愤图强，将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篇三】信息化的世界——时代的变迁
如今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化世界，在这短短的半个世纪当中，人类所创造的信息比之前的五千多年加起来还要多，所以现在也被称为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按理说，这是一件好事，知识的获取途径变得史无前例的便捷和廉价。按道理来讲，现代人的思想文化应该非常渊博深厚才对，难道不是吗?
有一张漫画却无情的折穿了这个谎言，这幅漫画是这样的：一个很潮的年轻人拿着手机，脑子只装着一个爱心，旁边一个老人坐在轮椅上看书，脑子里却装着满是藏书的书架。这幅画是如此的讽刺，新一代的年轻人并没有利用好信息时代的便捷，反而是紧跟着所谓的潮流去学习一些有趣却无用的事。比如明星间的生活和关系，新闻媒体的一些娱乐报道。试问，三年前看过的新闻和明星你还记得多少?这些无用的流量，火的快凉的更快，几年后就被新的同类取代。可是，这些娱乐轨闻却占用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和大脑，像流水一样全都漏了过去，可是老一辈的人呢?他们经历过数个无法想象的混乱时代。尤其是建国后的那一段年代，无知胜过了智慧，从那时走出来的人都无比的渴望知识，知道知识就是力量，知道哪些是有用的经典。老一辈的人不会去关注流量明星，将所剩不多的日子投入到了充实自身，增加学问当中。
在新时代的年轻人眼中，父爷辈的人都是顽固的。年轻人以自身所谓的见多识广自傲，看不起不懂新文化和网络用语的老人。可是在真正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往往新文化派不上用场，年轻人引以为傲的事物全都成了无用功，与朋友闲聊时的口若悬河荡然无存，全抓瞎了。而老人们却能凭借自身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经验妥善处理。
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退步?这谁也无法确定。在物质生活充实的同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很空虚。在信息大爆炸中，可以选择的太多了，可以选择的又太少了。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没有人可以确定，也没有人有底气确定老人和新人的思想观念谁更有用。到底是碎片化跳脱的年轻人可以适应时代?还是老年人渊博厚重的学识经验更能促进发展?这依然是个谜，从思潮的对比可以看出时代之间的对比。两个时代的不同，并不是谁优谁劣，其实各有千秋。只是比较谁更适应世界的变化。
篇一：时代的变迁
一天我偶然从柜子里找到了爸爸小时候买的连环画，我立刻被里面精彩的内容吸引住了，我足足看了一整天，这时我突然发现以前的连环画是黑白的而现在的是彩色的，而且以前的都是小本的那种，这足以证明我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历史变迁。
我出于好奇，又问了问妈妈她小时候的事。妈妈说她小时候家里很少吃肉，只有等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肉饺子吃、新衣服穿。妈妈还说像爸爸收藏的连环画那时叫小儿书，也不是想买就能买的，必须是自己偷偷省下的早饭钱或者捡废铁卖的钱，才能买小人书看，所以爸爸买的这些小人书很珍贵，才能保留至今。听到这里，我抚摸着手里的书，暗暗下决心要和爸爸一起爱护这些书。
我又去问爷爷，爷爷呵呵笑着说他小时候连小人书都没见过呢，那时候家里很穷，连吃都吃不饱，还吃过树皮呢。我听了以后觉得很吃惊。现在我们的生活多丰富多彩啊，有各种游乐场和公园，想吃什么，只要出了家门就有超级市场，任你挑选。我们还有图书馆、阅览室、书店或者上网浏览等，想看什么书都有。像《朱子家训》就是我在网上下载以后看的。
从黑白小人书到今天我们手里五彩缤纷的连环画，我看到了我们国家60年的变化。
我国以前是微弱的小国而今天是富强的大国，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国被其他发达国家践踏，而现在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并成功发射神五、神六、神七，一展我国雄威。说到这儿，我不禁浮想联翩，曾经满目疮痍的她终于在东方如巨龙般的站起来了，今年她将迎来她的60岁生日，我们也将庆祝这个特殊而有意义的日子。她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
篇二：时代的变迁
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有很多的日常生活的物品都是要凭票证定量供应的`，那时购物的票证，多得让人数不清：有肉票、鱼票、粮票、油票等等，真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呀！
三四十年前，我们国家的经济还相当的落后，国家为了保证每家每户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便按人或户发放各种购物票证，于是排队购买一些生活物品成为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奶奶告诉我：当时，光拿钱还买不到东西，还必须借各种票证购买，有时候有票证也买不到东西，特别是食品，如肉、粮食、油等。奶奶小时候去买肉，她拿着一些肉票，从凌晨6点左右就开始排队，大概到11点才可以轮上，奶奶告诉我，那菜市场的人又多又乱，大家互相拥挤着，还有许多人被挤出队伍，排队时还有一些人会插队，而常常有人会因为别人排到了自己的前面，去和那人吵架，当时肉摊上一天只能杀一头猪，有的人排了好几个小时才轮上，而那猪肉却卖光了！
现在，人们的生活已经奔向小康，那些票证也变成了人民币，大街上那放满各式各样物品的超级市场更是随处可见！随着中国的文明发展，人民们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这时，人们根本不用担心肉会卖完，更不用早早的去菜市场或超市排队。现在的超市里，商品真是应有尽有，电器、日用品、衣服更是数不胜数，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都可以轻易地在货架上找到，人们买商品也都不用篮子了，全变为了袋子或环保袋，一些店直到很晚才关门，也不会怕来不及买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那粮票与超市就是一个好例子，我想：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生活一定会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篇三：时代的变化
随着时问的推移，时代不断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千多。
在以前的远古时期，人们驾驭不了火，也没有发明出来发亮的灯泡。驾驭不了火也不能做熟饭，只可以吃一些生的野菜，生动物肉，只能喝小溪里的水。也没有纺织能力，也没有衣服，。有的光着身于，有的用草做一些草裙，也有的用兽皮做一件简单粗糙的衣服。为了保暖，有的一群住有山洞，也有住在自己搭的草屋里，有的为了好捕猎，创造了一些工具。但远远比不上现代的武器。
到了古代，人们有了火，有了蜡烛，也可以做几件精致的衣服，通信也比以前先进了一点，有了马车，也有了一些优质的房子，金壁辉煌的宫殿，可也比不过如今的高科技宫殿。
现如今，有了电话，电脑，车，想和对方讲话，你只要拔他的电话号码就可以说话了。想要见面，用电脑视频就可以见到对方了。现在有了电磁炉，做饭更方便了，也有了电灯，优秀的水果蔬菜有了，可以做一顿丰富而又营养的饭菜，做衣服也不用自己一针一线缝了，现在用机器自动缝。现在的科技进步了。比如今年世博会，展现的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代表着现在最先进的生产力。
我们做为未来的主人，应该好好学习科学和技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自身素质，只有这样才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反之将会被时代洪流吞没。为了明天和将来而奋斗，紧跟时代潮流，做一个时代的弄潮儿。
楼主居然不给分 。。。。。 建议自己阅读历史教材 必修二第14到15课如果买了辅导资料 那上面应该有 很长很长的介绍 引入的文字 再自己拼凑一些 就ok了其实历史论文对文笔要求不是很高 思维清晰 史实别弄错就行了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建议你上百度或新浪搜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信息或资料可以帮你解决。
我爱家乡,美丽的盘锦小时候,妈妈总是抱着我站在阳台上,哼着歌谣,然后握着我的 小手,指指这里,指指那里,她温柔地说 :“看!这里是你出生的地 方,它叫盘锦,是一块美丽的风水宝地” ,那时懵懂的我不知道妈妈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只识得头上方的那一块天空很蓝, 蓝的就好像童 话里美人鱼生活的那片海,所以儿时的我把蓝色看做是盘锦的颜色。 长大后,我慢慢发现盘锦就如她名字里的那个“锦”字一样,像 一块五彩的锦缎,华丽但不俗气,盘锦绝不刻意装作清高,她把与生 俱来的自然美和历史积淀下来的人文美和谐的交织起来, 最终融合为 一体,这就是盘锦她独特的魅力。所以盘锦她不只是蓝色的,她还是白色的,清秀的颜色,就好像 丹顶鹤舒展她圣洁的羽衣, 在芦苇荡里翩翩起舞; 就好像记忆中在校 园里反复吟唱的那首经典老歌, 小女孩和丹顶鹤的故事; 盘锦的白还 是大米的颜色, 是盘锦人洒在土地上的汗水的颜色, 所以盘锦的白绝 不是空洞的白色, 而是一种能够穿梭时空的色彩, 就好像夜晚遥望星 空, 即使很微弱的星光也是来自百年前的问候, 盘锦的白色也能够开 启你的记忆, 让你的思绪跟随着轻轻飞过的丹顶鹤, 回到那曾经令人 难忘的峥嵘岁月。
非常完美假期作业本人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