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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人关于 " 南派 " 、 " 北派 " 、 " 碑派 " 、 " 帖派 " 的划分及其艺术特色的评价中 , 也可以看出古代书法美学对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审美特征的认识。尽管这种划分有时并不十分科学 , 但从其总体风貌上来把握 , 可以把南书、北书、帖派、碑派作为这两种美的形态的不同代表。相对说来 , 南派重优美 , 北派尚壮美 ," 北书以骨胜 , 南书以韵胜 "," 南书温雅 , 北书雄健 "( 刘熙载《艺概》 ), 南书婉丽清媚 , 富有逸气 , 北书雄奇峻健 , 更具豪气。重帖者 , 偏于阴柔之美 , 尚碑者 , 侧重阳刚之美。这与南派、北派书风也有密切关系。南书重帖 , 北书重碑。 " 南派乃江左风流 , 疏放妍妙 , 宜于启牍 : 北派则中原古法 , 厚重端严 , 宜于碑榜 "( 钱泳《书学》 ) 。帖宜于行草 , 以流美为能 , 碑宜于楷隶 , 以方严为尚 ," 短笺长卷 , 意态挥洒 , 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 , 法书深刻 , 则碑据其胜 "( 阮元《北碑南帖论》 ) 。北碑书法具有 " 魄力雄强 " 、 " 气象浑穆 " 、 " 笔法跳越 " 、 " 点画峻厚 " 、 " 意态奇逸 " 、 " 精神飞动 " 、 " 骨法洞达 " 等壮美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 , 中国古代书法优美、壮美理想的发展演变 , 也正在重帖、重碑的不同倾向中进行。唐重碑 , 以壮美胜 , 宋、元、明重帖 , 以优美胜。 中国古代书法美学虽然在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种形态上有不同侧重 , 但并不偏废哪一方。它强调二者的素朴结合、辩证统一 , 反对纯刚纯柔、偏执一方 , 倡导 " 刚柔相济 " 、 " 骨肉相称 " 的 " 中和 " 之致。它认为 " 纯骨无媚 , 纯肉无力 ", 只有 " 肥瘦相和 , 骨力相称 " 才行。从 " 刚 " 与 " 柔 " 来说 ," 直则刚 , 曲则柔 , 折则刚 , 转则柔 , 轻重捺笔则刚 , 首尾匀袅则柔 ," 二者结合，" 刚柔相济乃得佳 "( 《明赵宧光论书》 ) 。从 " 阴 " 与 " 阳 " 来看 ," 沈着屈郁 , 阴也 , 奇拔豪达 , 阳也 "," 书要兼备阴阳二气 " 。总之 ," 阴阳刚柔不可偏颇 "," 高韵深情 , 坚质浩气 , 缺一不可以为书 "( 刘熙载《艺概》 ) 。它认为偏执一方 , 便会出现弊病 , 从而降低审美价值 :" 张瑞图书得执笔法 , 用力劲键 , 然一意横撑 , 少含蓄静穆之意 , 其品不贵 "( 梁巘《评书帖》 ) 。纯刚纯柔都不可 ," 纯刚如以锥画石 , 纯柔如以泥洗泥 , 既不圆畅 , 神格亡矣 " （卢携《临池诀》）。因此要求二者结合 , 使其相辅相成 , 刚中有柔 , 柔中有刚 , 达到 " 婉而愈劲 , 通而愈节 " 、 " 飘逸愈沈着、娴娜愈刚健 " 的刚柔相济的 " 中和 " 境界。这种 " 中和 "的 " 火候 " 是较难把握的 , 往往 " 趋稳适蕴藉 , 则无气魄骨力 ; 求气魄骨力 , 则不稳适蕴藉 "( 梁巘《评书帖》 ) 。古代书家们总是不断地探讨着如何把握这种 " 中和 " 之度。古人云 :" 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 蔡邕 ), 指出了毛笔的艺术表现功能。此一 " 软 " 字 , 是刚柔相济之 " 软 " 。 " 能柔能刚之谓软 , 非有柔无刚之谓软也 "( 刘熙载《艺概》 ) 。他们强调 " 以劲利取势 , 以虚和取韵 "(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达到 " 骨 " 、 " 力 " 、 " 势 " 与 " 韵 " 、 " 味 " 、 " 趣 " 的和谐统一。 古代书法美学的 " 中和 " 美理想 , 还突出地体现在对晋人书法 , 尤其是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方面。晋人书法表现出平和自然、含蓄委婉、刚柔相济、尽善尽美的境界 , 成为 " 中和 " 之美的典范。它如同西方古希腊的艺术 , 一直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美学的发展 , 可以说是在尚晋与叛晋的矛盾冲突之中发展 , 是在不断向晋人书风回溯之中前进 , 这也即在 " 中和 " 与反中和的对立中演变。人们认为 ," 晋尚韵 "," 晋书神韵潇洒 "," 晋人书取韵 " 。这种 " 韵 ", 主要表现在一种平和自然、含蓄委婉的 " 中和 " 美的意境。古人谈到晋书 , 几乎都推崇备至 , 显露出对一种不可企及的美的向往之情。他们认为 " 晋人以风度相高 , 故其书如雅人胜士 , 潇洒蕴藉 , 折旋俯仰 , 容止姿态 , 自觉有出尘意 "( 方孝儒《逊志斋集》 ) 。在晋人书法之中 , 尤其对 " 二王 "( 又主要是大王 ) 崇拜至极 , 认为王羲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中和美的最高境界 , 是万世的典范 :" 逸少可谓韶 , 尽美矣 , 又尽善矣 "( 张怀瓘《书断》 )," 尽善尽美 , 其惟王逸少乎 !"( 李世民《王羲之传论》 ) 。王羲之 " 思虑通审 , 志气和平 , 不激不厉 , 而风规自远 "( 孙过庭《书谱》 ) 。这 " 志气和平，不激不厉 ", 不正是古人向往的最高的情感境界吗 ? 他们这样来描绘王字 :" 同夫披云睹目 , 芙蓉出水 "," 如阴阳四时 , 寒暑调畅 , 岩廊宏敞 , 簪裾肃穆 "," 如清风出袖 , 明月入怀 "( 李嗣真《书后品》 ), 真是美不胜收。正因为王羲之在人们心中占有如此高的美学地位 , 所以便进一步被当作衡量书法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如所谓 " 虞世南得右军之美而失其俊迈 "；" 欧阳询得右军之力而失其温秀 "；" 褚遂良得右军之意而失其变化 "；" 薛稷得右军之清而失于拘窘 "；" 李邕得右军之法而失于狂 "；" 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于粗 "( 李煜 ) 。这些书家虽然都具有王羲之的某一特点 , 却都达不到王字的十全十美的艺术境界。 上面分析的 " 中和 " 美理想 , 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中的主导思想。虽然在书法美学的发展中也出现一些 " 反中和 " 的审美思潮 ( 这在后面的历史分析中将提到 ), 但它们都没有象 " 中和 " 美理想那样在古代社会贯穿始终 , 没有成为主流 , 占居主导地位。 二 从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的“中和” 美思想的历史发展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 第一个阶段 , 从汉代到唐代 。它以 " 中和 " 美为主 , 又偏于阳刚之美 , 这是一个强调情理统一、又注重理性的阶段。其中，汉代是萌芽发端期。魏晋是发展高峰，达到刚柔相济的“中和” 美典范程度。唐代也强调一种理性的均衡适度的和谐。在这种“中和”之美的总体倾向下，它又强调“骨” 、“力” 、“势” ，追求一种雄强有力的气势。唐代是这种壮美理想的高峰。第二个阶段 , 从宋代到明代。这时以情为主 , 出现了张扬个性的不中和、不和谐的“狂狷” 因素、" 丑 " 的因素。宋代首倡之，明代“狂草” 派达到高潮。从偏于" 中和 " 的优美、壮美理想发展看，此阶段以阴柔之美为主导倾向，元、明两代盛行。第三个阶段，清代。这是一个综合、总结的阶段, 也是向近代美学转变的过渡期。它在综合阐发前两阶段的基础上探求情与理的结合 , 强调在壮美基础上达到优美与壮美的辩证统一。下面具体论述。 汉代 , 特别是汉末 , 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的萌芽、发端期 , 是古代书法艺术审美意识自觉独立的时期。汉代在书法创作实践中进行了理论探讨, 提出了所谓 " 上皆覆下 , 下以承上 "、" 左右回顾 "、" 欲左先右 , 至回左亦尔 "( 蔡邕《九势》 ) 书法形式美辩证规律 。从汉代关于 " 势 " 、“力”的论述中 , 从其作为审美联想中介的自然美形象的描绘中 , 可以看出他们崇尚一种有力度、有力势的飞动之美。蔡邕说 :" 藏头护尾 , 力在字中 , 下笔用力 , 肌肤之丽。故曰 : 势来不可止 , 势去不可遏 ,…… "( 《九势》 ) 。他探讨了 " 力 " 、 " 势 " 的审美联系及毛笔在表现 " 力 " 、 " 势 " 方画的独特的艺术功能。有 " 力 " 才有 " 不可止 " 、 " 不可遏 " 的 " 势。汉代首倡了阳刚之美的审美理想。 到了魏晋，从审美理想的总的倾向看 , 人们强调情理统一 , 崇尚一种刚柔相济、骨 肉相称、骨势与韵味和谐统一的 " 中和 " 之美。晋人书法呈现出平和自然、含蓄蕴藉的美的境界 , 达到 " 中和 " 之美的高峰。魏晋追求 " 平和 " 的审美境界 , 讲求书法外在形态的 " 势和体均 " 。卫恒说 :" 观其措笔缀墨 , 用心精专 , 势和体均 , 发止无间 "( 《四体书势》 ) 。王羲之认为 :" 夫书字贵平正安稳 "( 《书论》 )," 凡书贵乎沉静 "( 《书论》 ) 。他们反对恣肆狂乱的笔势 , 要求 " 分间布白 , 远近宜均 , 上下得所 , 自然平稳 ", 指出 " 当须递相掩盖 , 不可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锋 "( 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教悟章第七》 ) 。 " 孤露形影 " 和 " 出其牙锋 " 是不符合 " 平和 " 的美学标准的。魏晋之“和” ，是多样变化之和。他们要求“数体俱入” 、“字字意别” 。但这种变化是 " 和 " 中之 " 不同 "。魏晋书法美学既主张变化 , 又要求不超出整体之 " 和 ", 它强调诸形式美因素达到素朴和谐统一。" 作一字 , 横竖相向 ; 作一行 , 明媚相成 "。" 绵密疏阔相间 "(王羲之《书论》 )。" 不宜伤长 , 长则似死蛇挂树 ; 不宜伤短 , 短则似踏死蛤蟆 "( 《笔势论十二章》 ) 。要求润涩、盈虚和谐统一 , 起伏得当 , 远近适度 , 诸矛盾因素在整体中达到完满的结合。魏晋追求一种以骨为主、骨丰肉润、刚柔相济的艺术美 , 强调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素朴和谐统一。魏晋书法美学提倡 " 骨 " 、 " 力 ", 反对软弱无力的书风 , 把 " 骨 " 、 " 力 " 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认为“多力丰筋者圣 , 无力无筋者病”( 卫铄) 。魏晋所尚之 " 骨 ", 与后来唐代之 " 峻厉 " 、 " 粗放 " 、 " 雄强 " 之 " 骨 " 、 " 势 " 不同 , 它更主要是一种潇洒俊逸之 " 骨 " 、 " 风流气骨 " 。从当时对书法风貌的描绘来看 , " 王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 , 纵复不端正 , 奕奕然有一种风流气骨 "( 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 ;" 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 , 形容虽未成长 , 而骨体甚峻快 ";"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 , 纵复不端正者 , 爽爽有一种风气 "( 袁昂《古今书评》 ) 。这里 ," 奕奕然 " 、 " 风流气骨 " 、 " 骨体甚峻快 " 、 " 爽爽有一种风气 " 等 , 说明了魏晋骨势的艺术意境。魏晋之 " 骨 " 是 " 骨丰肉润 " 之 " 骨 ", 刚柔相济之 " 骨 ", 它既求骨力、气势 , 又要有华润流畅的韵致。他们强调 " 骨力 " 与 " 媚好 " 的统一 , 既讲求 " 笔力惊绝 ", 又追求 " 风流趣好 " 、 " 笔道流便 " 。王僧虔说 :" 骨丰肉润 , 入妙通灵 "( 《笔意赞》 ) 。 萧衍认为 :" 纯骨无媚 , 纯肉无力；……肥瘦相和 , 骨力相称。 "( 《答陶隐居论书》 ) 可见 , 片面强调 " 骨 " 、 " 力 "," 纯骨 " 无肉 , 是不行的 , 必须 " 骨 " 与 " 肉 " 、 " 媚 " 与 " 力 " 结合 , 达到 " 骨丰肉润 " 、 " 肥瘦相和 , 骨力相称 " 的境界 , 才符合 " 中和 " 美的标准。可以说 , 魏晋之 " 骨 ", 是 " 形 ", 又是 " 神 ", 是 " 意 ", 又是 " 法 " 。在这里 , 外在的 " 骨法用笔 " 与内在的风骨气韵达到了水乳交融般结合 , 形与神 ( 形式与内容 ) 、 意与法 (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 ) 达到完满统一。魏晋人尚清逸之气、俊君之骨 , 追求洒脱俊逸的精神、气度。这种对人的内在气质和外在风度的要求 , 表现在书法创作中 , 一种骨肉相称、刚柔兼备、有骨力、有韵味的艺术意境便创造出来了。魏晋所崇尚的 " 中和 " 之美 , 是一种情与理、感性与理性、个性与共性和谐统一之美。其情感之抒发自觉的控制在理性、理智之中 , 个人感性意趣之追求和谐地遵循着理性、共性的法度规范。它不同于以法胜、以理胜的唐书之美 , 更有别于宋以后以意趣、情感、个性胜的 " 狂狷" 之美。
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所以人称“王右军”。在他任职期间同时时常以作书养鹅为乐。晚年辞官隐退，卒年59岁，葬于嵊州市金庭镇瀑布山。羲之生七子，均有书名。幼子献之得羲之真传，书法不下乃翁，世称“小王”。他是东晋最杰出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他七岁开始学书，先后拜师于出身书法世家的卫夫人和叔父王。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骞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王羲之临摹卫书一直到十二岁，因常听老师讲历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使他对东汉「草圣」张芝的书法产生了钦羡之情，并决心以张芝的「临池」故事来激励自己。王羲之性格耿直，富于创造，以后又博览了秦汉篆隶大师淳古朴茂的精品，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 作品流传情况：王羲之非常珍爱《兰亭序》，其后裔也是视作珍宝代代相藏，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交弟子辩才保存，王羲之死后的二百七十年间《兰亭序》珍藏在民间，唐太宗李世民心摹手追王羲之书法酷爱王羲之书法，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欣赏王羲之的真迹。用各种方法手段派御史萧翼从辩才处赚得。得到《兰亭序》真迹以后，唐太宗便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命汤普澈、冯承素、赵模、诸葛贞各钩摹数本，分赐近臣。流传至今的冯承素摹本被专家认为最接近王羲之真迹。他说“置之座侧，朝夕观览”，“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唐太宗死后把真迹带进昭陵作为陪葬品。武后时，韫桓掘发，真迹又复出，收入玄宗内府，且刻石置于学士院，称为「定武兰序」，经历宋、金而亡。但此本和今天流传下来的墨本各不相同，很难确定究竟原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兰亭序》的真迹，只能看到下真迹一等的唐摹本。此后，历代《兰亭序》临摹本层出不穷。元朝，赵孟俯、俞和均临摹过《兰亭序》，赵孟俯传世临本就有多种。而明朝，董其昌、傅山、王铎等都以临《兰亭序》为乐事。传世本种类很多，有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而得名的《定武兰亭》。传为褚遂良第十九次临摹本的《洛阳宫本兰亭序》，此本为唐太宗赐给高士廉者。褚遂良所临又传有《神龙半印本兰亭序》、《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又有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因帖前后印有唐中宗李显年号“神龙”各半之印，故又称为“神龙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此外还有“薛稷本”、“赐潘贵妃本”、“颍上本”、“落水本”，等等。乾隆皇帝收集了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柳公权及明代董其昌等人临摹或书写的《兰亭》本子八卷（世称“兰亭八柱帖”），作为宫中珍品。后世学者不断翻刻、临摹，派生出几百种不同版本的《兰亭序》，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这种现象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这是《兰亭序》自身魅力所造成的，也与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分不开的。 作品分析章法结构用笔：《兰亭序》文章不仅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而且书法遒劲飘逸，打破成规，自辟蹊径，不落窠臼。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隽妙雅逸，绘景抒情，令人耳目一新。故古今以为师法”，誉之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成为书法家们心摹手追的经典范本，与汉、西晋的其它书法作品相比，《兰亭序》书风的最明显特征即是它的用笔细腻和结构多变，大王以前的墨迹如陆机《平复帖》，吴皇象《急就章》古拙可爱，平和淡怡，颇见内敛之功，但无清雅之巧。存世汉简中倒不乏笔画跌宕纵肆、变化丰富的作品，但在结构上又相对飘散而乏丽趣。王羲之的功劳即在于他把自然的书风引向一个较为精练但又注重技巧华美特征的格局，从而确立了书法艺术强调对审美的主动把握这一时代的基调。在他以前，人们对此是不够重视的。
王羲之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在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另一方面，他又独创山水画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善以“模糊”的笔墨作云雾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墨、横点、点簇来再现层层山头，世称“米点”。为后世许多画家所倾慕，争相仿效。他的儿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较多，使这种画风得以延续，致使“文人画”风上一新台阶，为画史所称道。米芾究竟以书为尚，还是以画为尚，史家各有侧重。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猎甚广，加之眼界宽广，鉴定精良，所著遂为后人研究画史的必备用书。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海岳题跋>等。《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佑元年(1086)八月，分为“目睹”“的闻”两大部分，所录八十四件晋唐品，开后世著录之先河，影响颇大，甚至有专门模仿此书体例的论著，如明张丑撰《张氏四表》。《书史》则更为详实，为后世鉴定家的依据之一。《海岳》一书主要叙述自己的经验心得，十分中肯。该书一般认为是后人辑录米论而在成。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元丰五年(1082)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小王，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努力。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佑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米芾嗜石，《宋史》本传记有其事。元倪镇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传不虚。”据此诗，米芾对此癖好自鸣得意，自写《拜石图》。后世画家亦好写此图，于是米芾拜石一事便喧腾人口，传为佳话。米氏宝晋斋前也有异石，以供清玩，《书异石帖》记有此石。相传米芾有“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米芾还爱砚。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必备之物。米芾于砚，素有研究。著有《砚史》一书，据说对各种古砚的晶样，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辨论，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宝晋斋法书赞》引《山林集》中一帖：“辱教须宝砚，……砚为吾首，……”米芾把砚看得像自己的头颅一样重要，可谓溺爱之深。(“帖身”亦出于《法书赞》)兼有石癖、砚癖的米芾自然对砚山极为重视。砚山是一种天然峰峦形成的砚石，在底部山麓处，琢平可受以水磨墨，既可作为文房清玩，又能为临池染墨之具。《志林》记米芾得一砚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为结屋甘露而转让他人换得宅地一方，米芾念念思之，因作有《研(砚)山图》传世。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而苏轼首先是一代文豪，然后才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来发表他的绘画观，较多地以诗(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要求绘画，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终究与画隔了一层。所以后多是把米芾当作画家，把苏轼当作美术理论家来看的。心中叨念的是苏轼的画论，而手中实践的却是米家云山，尽管苏轼有画传世而米芾一无所有。作为历史研究，不能不指出米芾的美术思想远比苏轼超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写一篇还送一篇，自己选吧。
我练了6年都不敢说我有10分像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欣赏的
浅谈汉隶书法艺术审美特征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极为灿烂辉煌的时期。从书体上说，是诸体兼备，交互并存，由其前的繁难诡谲，经秦的改造，趋于简易。篆书间或使用；隶书通行于世；新兴的草书刚刚出现，便呈风靡之势；行书与楷书也于书写实践中孕育萌芽。从书写的主体来说，有达官贵族，文人骚客，更多的则是社会不同阶层的士人和庶民，地位悬殊，个性有别，“无意于书”，迥然异趣。从书法的载体来说，有金石碑版的刻划范铸，有简牍纸帛的濡墨染翰，不 同的材料造成了不同的艺术趣味与风格。一言以蔽之，可谓是琳琅满目，气象万千。在这纷繁、丰富、多变、杂错的书法景观里总结、抽绎其审美特征，委实不易。与隋唐以后的书法史学相比，汉代书法研究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史料的缺乏。在汉代书法艺术尚未完全“自觉”这一背景下，我们难以苛求古人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创作心得、经验总结与审美体验，因此，“和研究艺术家的意图与理论相比，更有价值的是，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对各种艺术加以比较” ，或许使我们能够摆脱单纯的技法、风格分析研究所带来的狭隘的思想观念和对汉人书法不尽完整的破碎支离的理解。因为“只有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才能找到那些有意无意间共同支持着的一些共同的元素……他们甚至可以超越时空，形在一种令人惊讶的统一性。” 在寻求这一“统一性”的基础上，我们努力探寻的正是汉代书法中所蕴藏着的那一时代共有的艺术精神。一、以丽为美“丽”在汉代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同中国古典美学中常说的“美”在概念内涵上不尽相同。前者“突出了美诉之于人们感官的鲜明性、愉悦性，用之于形容辞赋之美刚好合适”，后者“却无这种突出的含意，而且在儒家的观念中，经常带有严肃的伦理道德的善的意味，并经常被用作善的同义词。”司马相如论作赋时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 这里，儒家常说的“质”与“文”分别被解释成为锦绣和锦绣上用彩色丝线织成的花纹，锦绣与花纹要象经纬宫商那样交互辉映，和谐统一。同孔子的“绘事后素”观念不同，司马相如更加倾向于那种夺人心目的、使人心摇神荡的穷极绮丽之美。相如之后，扬雄也谈到辞赋文词之美，要如“雾 之组丽”(《法言•吾子》)，轻柔缥缈，绚烂多姿，他甚至认为“女有色，书亦有色”(《法言•吾子》)，文章要象美女一样，秀色动人。尽管他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但他无非要求美要符合圣人之道，实质上，并不否定美的价值。“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辞” ，在他们的作品里，“丽”是一种臻于极致的美，一切看来美的事物都要用“丽”来形容。如京都长安之美，谓“世增饰以崇丽”(班固《西都赋》)；宫殿建筑，“非令壮丽，亡以重威”(《汉书•高帝纪》)；皇家苑囿，“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司马相如《上林赋》)；帝王的伟大形容为“丽哉神圣”(扬雄《羽猎赋》)，或曰“帝王之神丽”(张衡《西京赋》)；优美的音乐，“靡丽浩侈”(枚乘《七发》)；动人的舞蹈，是“丽于阳阿”的“妙舞”(边让《章华赋》)；优美的文章，“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王充《论衡•定贤》)；婚丧嫁娶，“纷华靡丽”(《后汉书•安帝纪》)；伦理风尚，要以“道德为丽”(《汉书•东方朔传》)，连英俊的男子也要形容为“容貌甚丽”(《汉书•公孙弘传》)，颀秀的树木，也被称作“丽木”。可见“丽”的观念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王钟陵先生认为：“繁富靡丽是汉代文艺美学风貌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汉人的审美情趣的话，那便是‘富丽’，或曰‘靡丽’，更简洁地说就是一个字—‘丽’。……在汉代的著述中，由‘丽’作词素所构成的词语也特别多：‘崇丽’、‘神丽’、‘ 丽’、‘华丽’、‘奢丽’、‘夸丽’……因此我们可以说，‘丽’正是汉人审美情趣最简炼的表述。” “丽”的审美内涵是什么?“丽”既不是冶艳媚俗，更不是古拙霸悍。宗白华先生认为，“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镂金错采、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日芙蓉，自然可爱’的美 ”。显然，“丽”是指一种富丽堂皇之美，是一种精雕细琢富有装饰意趣的美。蔡邕在《九势》中也用“丽”来形容书法的美感：“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肌肤”就是书法的血肉，作品的外表。“丽”的美感正体现在汉代书法的外表上，尤以成熟的八分和铜器、陶器上的铭文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说，汉大赋的“夸饰”与“藻饰”是用一种夸大、夸张、夸耀的手法与文采华丽的语辞形式，来增加、强化、张扬客观对象的壮貌和美，使之成为不同于客观对象的文学表象和审美对象的话，那么汉代的书法也基本上采取了这一夸张、修饰的手法和“语辞”形式，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夸饰”的手法常见于西汉简牍。1974年甘肃额济纳旗破城子汉甲渠侯官遗址出土的西汉木签，左波右磔，笔画丰肥，粗细对比几达数倍，每有“年”、“令”字样，往往一纵而下，毫无拘泥之态。1973年甘肃甘谷渭阳一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字形宽扁，中宫紧收，波磔肆意舒展，“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翘首举尾，直刺邪掣，缱绻结体， 衫夺节”。 这种“夸饰”的笔法，把隶书横向取势这一特征进行了极度的夸张，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而隶书的形象也由此而深入人心，并得以固定强化。隶书在两汉中晚期初步定型以后开始了修饰装扮。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汉简，波磔已具装饰意趣，其行笔的提按、收放、擒纵，其点画的粗细、曲直、刚柔，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书家已不满足于篆书字形解散开放后的夸张放纵，他要把简朴、直观的隶书变得委婉细致，变化多端，血肉丰满，形神俱备。东汉中晚期的碑刻隶书最见其“藻饰”之功。《史晨》、《华山》、《乙瑛》、《熹平石经》诸碑，波磔呈典型的“蚕头雁尾”的形象，点画两端厚重丰满， 纤适度，刻意求变，极具华滋精丽之意；其转折也不是简牍隶书中的一折而过，或断或连，或耸或收，或折笔潜行，或提笔搭折，不一而足，形式多样。这些手法，都使得作品充满了浓厚的装饰意趣。汉代的金文与陶文“藻饰”之趣最为浓厚。范铸的文字，严谨细致，设计周密，字形工稳，排列整齐，配合器物的形制与装饰图案，刻意美化，或增减笔画，或变形夸张，或外加边框，或间杂纹饰，文字与图案融为一体，不加辨别，难以区分。刻凿的文字，虽以刀代笔，但技艺娴熟，大多能够做到行笔流畅，点画准确，其文字造型与章法布局也经缜密的规划，故能紧饬严整，灵便生动，与器皿相协调。玺印上的文字，多为缪篆，依印章形制，精雕细琢，蟠屈缠绕，特别是鸟虫篆印，饱满茂密，袅娜多姿，极尽繁缛之能事。总体上，汉代的书法特别是隶书，自西汉中晚期初具规模之后便走向“藻饰”了。尽管与魏晋隶书的刻板和宋元隶书的纤巧相比，汉隶朴拙敦厚之风鲜明浓重，但那是汉隶继承、保留篆书的质朴古厚所必然呈现出的内在神情。翦伯赞先生曾用一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楚辞与汉赋：“若以汉赋比于楚辞，则汉赋正犹一满头珠翠之盛妆繁饰的公主，而楚辞则是一满怀幽怨淡妆轻抹的思妇”。 与汉赋相同，汉隶也是“盛妆繁饰”，光彩焕发。“古质今妍”，我们看待古人的作品，年代愈久远则愈加高古，遥远深邃的时空常常给人造成这种错觉。其实，汉隶并不象后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质朴，把它放诸秦汉文化大环境中去看，不用说商周，即使秦国的儒生也要指斥汉人的隶书过于精雕细琢，那翩跹扬举的蚕头与雁尾，实在是冶艳惑俗，这不是儒家极力反对的“淫丽”的“郑声”之美吗?当然，这里只是强调汉隶的“肌肤之丽”，而透过这一外表形象，其骨子里拙朴刚健仍与那一时代的主流文化精神是息息相通的。汉隶的以“丽”为美，固然与儒家所推崇的质文并重以及两汉士人“文质班班，万物粲然”(扬雄《太玄经•文》)的审美理想有一定的关系，而“丽”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与汉代楚风北渐这一文化现象密切相关。“汉承秦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 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歌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这些都说明，汉代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楚文化有着内在的继承和融合的关系。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矣。……由是观之，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汉以前，南北书风迥然有别。郭沫若先生认为：“两周的金文地之比邻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综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诸国北系也，南方尚华藻，字多华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此其大势也。”考察一下秦汉之际的隶书，南北书风的差异也大体相同。南方的《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均含蓄潇洒，秀逸摇曳，而北方的《青川木椟》、《睡虎地秦简》、《临沂双雀山汉简》则遒健雄浑，峻峭凝重。但此种差异，不到百年的时间便被整合统一了，西汉中晚期的简牍隶书，不论南北，都变得清峭柔远、劲切雄丽了。抛开文字的发展演变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不说，单就楚风对北地的浸染，也不可忽视。因为在汉代，人们听到的音乐是楚声的慷慨狂放，看到的舞蹈是长袖飘举的楚舞，吟诵的辞赋是从楚辞发展而来的汉大赋，这扑面而来的楚风对中原乃至西陲都形成了弥漫之势。那么书法风格由凝整沉著渐变为雄浑清丽也是顺理成章的。二、以势为尚古人论书，多重“形势”。东汉蔡邕在《九势》一文中最早提出书法艺术中的“形势”：“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在这位博学的艺术家眼中，自然始终处在生生不息的和谐的运动之中，任何事物都在运动中蕴含着正反、阴阳、虚实、反背的情态与动势，书法的“形势”则根源于这一自然的阴阳变化。书法中的“形”与“势”不是对自然界中物象的具体模拟，而是要表现出一种抽象的自然之势。“形”与“势”是统一在一起的，“形”是“势”产生的基础，“形”中有“势”，方能符合自然阴阳变化的规律，有“形”而无“势”，则“形”无运动之生命。蔡邕没有具体说明“形”与“势”的含义，但移之书法，“形”，指的就是点画、结字、章法，而“势”则是蕴含于其中的运动方式、自然法则及其动态趋向。具体到汉代书法的“势”，可以从三个部分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即点画之势，结字之势与章法之势。（一）点画之势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曾论隶书用笔之势与篆书的区别：“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 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所谓“力 ”就是“笔力集中、聚拢，也就是要求中锋用笔，藏头护尾，峻涩间行，墨不旁骛，线条沉着而有力”；所谓“气长”，“就是气韵悠长、冲和，也就是要求平心静气，徐缓运笔，右戾左引，纡余委婉，气脉随着圆转延连的线条宛转而流通，直至收笔，其势仍足，毫不衰馁。”而隶书则与之相反，笔画相对径直，用笔骏发，出锋迅疾，节奏急促，特别是那些草率急就的隶书和尚未成熟的草书，更呈险疾之势。与篆书舒缓悠长的静“势”不同，这是一种运动的动态之“势”，一种具有节奏与速度的势，其势如“彤管电流，雨下雹散” ，“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 。这一奋发迅举的“势”在汉代简牍里表现得最为生动。因为简牍隶书多出于实用之需，奋笔疾书，在保持书写速度的同时，无意间形成了这一峻险之“势”。但在东汉中晚期的碑刻作品里，这种“势”稍加收敛了。蔡邕《九势》对点画用笔如何造“势”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转笔，宜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藏锋，点画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护尾，点画势尽，力收之。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 之内。捺笔，在于趱锋峻 用之。涩势，在于紧�战行之法。横鳞，竖勒之规。”显然，在东汉的士人书家看来，简牍上的迅疾之“势”稍乏纡余款婉，也不含蓄，其表现过于外露，所以要“左右回顾”，“画点势尽，力收之”，要将“势”贯穿到点画行使过程之中，含忍内蓄，而不使其无节制的险峻峭拔；“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与“紧��战行”又规定了取“势”的基本方法，用此笔法，点画中含饱满，其“势”必厚，其“势”必缓”，其“势”必内敛沉着。蔡邕对“势”的理解带有浓厚的儒家“中和”的审美倾向，但我们看汉代的书法，点画无论峭激孤露与否，其“势”都是充满了生命的冲动与创造的激情，这是与其时代的审美精神相一致的，汉以后，特别是到了清代，人们虽然还在写隶书，但其“势”与汉代隶书中的“势”已大异其趣了。（二）结字之势宗白华先生在谈到中国园林建筑时说：“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出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画常常用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的活力。” 的确，在汉代的建筑、绘画、舞蹈、雕塑的造型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飞动之“势”。汉代的建筑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从出土的陶质建筑模型与汉画像石中可约略见其屋盖采取的是“反宇”的式样。所谓“反宇”，“是相对直坡屋面来说的，其早期形式即抬高檐椽前端，使檐部上反，因而其屋面各坡皆呈折面。”“四川牧马山东汉墓出土明器、河南郑州二里岗东汉墓出土明器、四川省郫县东汉墓石棺画像等，都有此类材料。” 班固的《西都赋》描写西汉首都长汉宫殿有“上反宇以盖载，激日景而纳光”的话。张衡的《西京赋》言其形“反宇业业，飞檐 ”，李善注曰：“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飞边头瓦更微使反上，其形业业然。”与出土文物相比照，可见西汉时期“反宇”的屋檐已经存在。与西方建筑的高耸入云、直刺穹隆不同，中国建筑是平面横向展开的。特别是“反宇”的屋宇，象鸟翼一样，呈现出一副张举飞扬的姿态，使得建筑在静穆均衡中获得了轻松美妙的节奏和韵律。汉代的绘画善用线条来描绘物象，那卷云的翻滚，衣带的飘逸，龙体的纵曲，猛虎的奔势，通过运笔勾线的轻重、强弱、疾徐、虚实、转折、顿挫，从而表现出节奏的铿锵和旋律的飞扬。至于汉代雕塑中的精品《马踏飞燕》更是“良马腾骧，奔放向路” ，飞动之势，不可遏止。还有那画像石中刻划的舞女，屈伸俯仰，长袖飘扬，也是有一种飘然欲举的飞动的美感。书法也是如此。成熟、典型的隶书均左右背分，横向取势，它不象秦小篆那样巍峨修长，纵向开展，而是在一个平面上向左右横向拓展。其中宫紧收，对称规整，沉稳厚重，似嫌笨重，而一字之中，每每有一长横，或有一撇、捺，一波三折，翩翩欲飞，划破了方正的单调。在隶书里，还不像以后的行草书那样讲究用笔结字的变化，其姿态所富有的动感，正是通过这波画的粗细、曲直、刚柔来取得的。古人曾用极具形象的比喻来描述隶书这一独具的美感：“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 这些都说明，古人已发现了隶书不同于其它书体的独特之处。我们很难说，书法与建筑、绘画、舞蹈、雕塑之间在造型上有无相互间的启示与借鉴，这似乎无从比较。但这势如飞动的艺术群体，以其鲜活的形象、强烈的动感、统一的风格，展示了两汉时期中华民族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宏伟阔大的文化风貌，使后人对其时的社会心理、审美理想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和丰富。（三）章法之势结字是点画与点画之间的关系，章法则是字与字之间的组合。汉代的隶书，根据材料形制，章法没有统一的规定。常见的东汉碑刻，多夸大字距，缩小行距，横列的紧凑与纵行的疏阔形成强烈的对比，而横向的排列与字势的横展又相呼应，形成一种排叠式的联翩飞动的空间形式；另有一种，字形方整，中肆旁敛，字距行距紧密，通篇茂密而充盈，如《衡方碑》、《 阁颂》之类；一些摩崖刻石，依石而就，若《开通褒斜道刻石》，结字闳阔，字形大小、长短、宽窄、斜正不一，参差错落，有“乱石铺街”之趣。也有的刻石如《杨淮表记》，不分横列，只有纵行，字体宽窄大小不拘一格，亦有一种散逸之美。简牍上的章法，均无定制，多拉大字距，求其疏朗，便于阅读，也有的为节约空间，紧凑安排，密密麻麻，如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出土的《吏员总薄》与《武库集薄》，长书密集达四千字左右。简牍上的草书，受隶书的影响，尚不能像今草书那样连绵起伏，多字字独立，加以简牍窄小，故少有行间疏阔者，拥挤塞迫，密不透气，偶有一二大字，恣意放纵，稍稍使其宽解缓和。汉代的艺术，在布局的安排上，有一相通之处，即皆以铺陈为能事。不仅是汉大赋在重复的堆砌，事无巨细，不分重点，依次排开，一一叙来；连那些画像石也是如此，内容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狩猎出行、宴乐起居、车马仪仗、祭祀求仙、角 百戏、辟鬼禳灾，各种事物和对象，依据内容的不同，被汉人不厌其烦地一层层地雕刻到石头上，人们在一块画像石上可以依次领略到神话仙人、人间贵族、下层奴仆的不同生活场景。甚至是陵墓里的陶俑，也依现实中军队的布陈方式，根据兵种，依次排布。书法的布白也大抵如此。东汉诸多巨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充满了纵横雄沉的气势；简牍上的草书，“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 ，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笔软而生“奇怪”，拥挤密实的字形，如同汹涌澎湃的潮流席卷而来，“势”不可挡。如前所述，将风格各异，书体多样的汉代书法的审美特征进行整理概括，并非易事。但人类文化，如四序推迁，万象亦同生代谢，各种现象，往往相将携出。书法审美精神不应仅就书法自身的变迁而单独对待，一时之书，与一时代的思想、文化、风尚以及同时产生的绘画、建筑、雕刻等等，有着不可分立的关系。汉代书法以“丽”为美，以“势”为尚，虽不能完全涵盖两汉时期书法的整体风貌，但放置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正是那一时期主体文化精神所共有的。
我建议你从以下顺序入手：书法的发展历史、书法的各代历史的代表人物、书法美学的论述、书法在各领域的运用、自己阐述书法的发展方向。
资料，我费了好大的力也没有找到，但有一篇文章，或许对你有所帮助，特摘录如下。文章（1）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书法在我国秘书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与地位。现代秘书工作与我国历史上的秘书工作相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文字书写仍然是现代秘书工作基本的内容，但是随着办公自动化的普及和书写工具的变化，大多从事秘书工作者忽视汉字书写的艺术性，对于传统书法艺术越来越显得陌生。笔者认为，提高现代秘书工作者的书写技能和书法素养，在现代秘书工作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学习书法能提高秘书工作者服务水平。为领导服务，为群众服务，为机关服务，是秘书工作的性质，文字书写在公文管理中仍然有很强的实用性，起草文稿、呈阅文件、会议记录、整理文档等都需大量运用书写手段。当一篇书写优美的文字呈现在人们面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悦目——诉诸视觉上的美感；进而赏心——达到一种心灵上的愉悦，形成亲和的力量。反之，如果书写不规范、不合法度，毫无美感，甚至令人生厌，会影响阅读者的情绪，因此，学习书法，是秘书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功。字写得好与差，是秘书工作者服务水平的体现。其次，学习书法能提高秘书工作者文化素养。中国书法和中国古典文学、哲学、美学密切相关，审美意趣和诗词、绘画、音律等一脉相承。历史上很多著名书法家在文学，绘画，哲学领域都有非凡的造诣，东晋王羲之撰写的《兰亭序》，其书法不仅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其文章也被世人视为经典；唐代的颜真卿是著名诗人；宋代苏东坡更是诗、书、画、文章无一不精，同时代著名书法家、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评价说：“东坡之书，学问文章之势，郁郁芊芊，发于笔墨间，故他人不及。”因此，秘书工作者学习书法，不仅能提高书写技能，也会广泛涉猎其他姊妹艺术，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达到以“书”养“文”，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目的。第三，学习书法能提高秘书工作者的品格修养。我国古代的士大夫之所以将书法作为“内养”和陶冶性情的必修课，乐此不疲，终老不厌，就在于他们能在书法艺术中领略到无穷的乐趣，把书法作为寄托心胸、抒发感情的消遣品。苏子美曾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欧阳修也说“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渐已废去……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书也。至于学字，为而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作为现代秘书工作者，在繁忙公务之余，远离喧嚣，运笔临帖，凝神静气，心无旁骛，全副身心集于毫端，不仅能提高书写技能，还可以缓解工作的压力，磨练自己的意志，克服浮躁的情绪，起到一举多得之效。.
我觉得你单独说一个就可以了，点小更方便深入研究，，比如线条美，，，，然后你可以收集历代重要书法家的线条风格，以及他们所产生的艺术美感等等，中国人偏爱黑白艺术，更喜爱黑墨白纸的书法艺术。书法家们将自己的炽热情感，通过高超的书写技法，以黑色的笔画线条倾注在一张张洁白的纸上，使观赏者如痴如醉。这种黑白艺术，外国人则很难理解，真是“心中妙悟，难与外人道”也。所以，王羲之一篇《兰亭序》被视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尊为书圣。张旭、怀素的草书，则被认为是“飞鸟出林，惊蛇入草”。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则被称为“颜筋柳骨”。张芝则被称为“草圣”。赵孟頫则被称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其匹”的一代书法大家……“计白当黑”、“知其黑，守其白”。如何营构每个字的结体，如何营构整幅作品的布局。你如果真正懂得了书法中黑色的奥妙和白色的运用，你的书法就有大长进了。墨是黑色的，但古人讲究“墨分五色”，讲的是墨色的浓淡深浅，是对墨色的深层理解。墨与色是相通的，古人讲墨色“高墨犹绿，下墨犹赭”，既是墨，又有色的联想感受。国画中重视用墨，提倡以“水墨为上”，以墨代色，其实都是“无色似有色”，通过理解和联想的艺术升华，把墨色提高到了高度的绝妙的境界。书法用墨讲究宜浓不宜淡。浓墨有神，淡墨无彩，苏东坡用浓墨如黍米珠光，如点小儿黑睛。颜真卿用浓墨轻吐如蚕，精气内敛，形质动荡。米芾用浓墨，墨酣意足，沉着痛快。但也有人却专写淡墨，明朝董文敏开创淡墨一派，清朝则出了个“淡墨太守”王文治。用墨讲究“润含春雨，干裂秋风”，“神寓约略浓淡之际，韵生纸墨相发之间”。若你能巧妙地运用墨色，就能自然而恰到好处；若你运用墨色能得天地自然之意而到达极致的地步，你的书艺又将臻新的境界。
很多同学想知道议论文作文名人励志事例素材有哪些，以下是一些相关信息的整理，希望能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王羲之吃墨
被后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小的时候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孩子，每天都带着自己心爱的小鹅悠悠逛逛。王羲之每天刻苦练字，却被老师卫夫人称作是死字，王羲之很是苦恼，在小鹅的启发下，王羲之在书房写成了金光灿灿的“之”字，但却误将馒头沾墨汁吃到了嘴里，留下了王羲之吃墨的故事。
唐伯虎潜心学画
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林则徐对联立志
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林则徐小时候就天资聪慧，两次机会下，作了两幅对联，这两幅对联表达了林则徐的远大志向。林则徐不仅敢于立志，而且读书刻苦，长大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黑气球的哲理
黑人小孩开心地拿过气球，小手一松，黑色气球在微风中冉冉升起，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老人一边眯着眼睛看气球上升，一边用手轻轻地拍了拍黑人小孩的后脑勺，说：“记住，气球能不能升起，不是因为他的颜色、形状，而是气球内充满了氢气。一个人的成败不是因为种族、出身，关键是你的心中有没有自信。”
那个黑人小孩便是基恩。
自己认可自己
19世纪初期，伦敦有一位小伙子很想当一名作家。但是，他做什么事情都很不顺利，他父亲正在坐牢，因为欠债累累。他时常受饥饿之苦，最后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又脏又乱的货仓里贴鞋油底的标签。他对他的作品毫无信心，因此，才会在深夜里溜出去寄自己的第一篇稿子，因为他怕被别人看见了会笑话自己。一篇又一篇文章被退了回来，但是他还在坚持。最终，他的一篇文章被接受了。虽然没有报酬，但是编辑夸奖了他，承认了他的价值，认为他很有写作的天赋。这让他的心情太激动了，眼泪流过了他的双颊。
编辑可能无意的一个嘉许，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否则，他可能要在脏乱差的工厂环境里沉沦一辈子。你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查尔斯·狄更斯。
几乎所有人都会从他的经历中悟到这样一个道理：被人认可的作用有多么大。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像他那样幸运，遇到好心的贵人。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既然别人不一定会成为自己的贵人，那就做自己的贵人，自己认可自己。
一、 高中语文作文素材名人事例 周瑜出身士族，早年与孙策是挚友。他尽心辅佐孙策，为孙策东渡江东立下汗马功劳。孙策死后，周瑜又效力孙权。建安七年，曹操下书责令孙权送其子为人质，众大臣犹豫再三不能决断。周瑜力挽狂澜，分析利弊，最终说服群臣。周瑜对孙氏忠贞不二。他拒绝了曹操派人的游说，态度坚决。 建安十三年，曹操挥军三十万会猎江东。周瑜英勇不惧，说服众人，与曹决一死战。面对三十万曹军，周瑜展现的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拥有的豪迈。一句“操直送死”，一计“火烧曹军”，一场“赤壁之战”，成就了他的辉煌。这场大火使曹元气大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熊熊的火焰是周瑜爱国的心火，是他誓死效忠的赤子之心。 赤壁之战后，他为了扩张东吴的势力，主张攻打南郡，在那场战争里他失去了生命，但他在赤壁船头傲立的风姿，依然让人仰望。他将一生都奉献于东吴霸业，直到最后一刻都不曾倒下。二、 名人事例素材精选 一生才三天 美国夏威夷岛上学生们上课时，总要先背诵一段祈祷词：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永不复返。今天和你在一起，但很快也会过去。明天就要到来，也会消逝。抓紧时间，一生只有三天。 会走路的“黑板” 物理学家安培一天傍晚在街上散步，忽然他脑子里考虑到一个题目，就向前面一块“黑板”走去，随手从口袋里掏出粉笔头，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可是，“黑板”一下子挪动了地方，而安培的演算题还没有做完，他不知不觉地追随在“黑板”的后面计算。“黑板”越走越快，安培觉得追不上了，这时候他看见街上的人都朝他哈哈大笑，他才发现那块会走动的“黑板”原来是一辆黑色的马车车厢的背面。 王羲之吃墨 被后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小的时候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孩子，每天都带着自己心爱的小鹅悠悠逛逛。王羲之每天刻苦练字，却被老师卫夫人称作是死字，王羲之很是苦恼，在小鹅的启发下，王羲之在书房写成了金光灿灿的“之”字，但却误将馒头沾墨汁吃到了嘴里，留下了王羲之吃墨的故事。
先读《史记》交好 一定要对比的看结合当时背景因为有的史书是有冲突的 也要根据著者来看书
首先祝贺你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应该背过的篇目:小学+中学+一些中小学课本未选、但比较著名的篇目。比如：诗经《七月》、庄子《逍遥游》、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的《石渠记》等等。应该熟读的篇目，不再一一列举了，给你一个书目：--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阅读书目一 先秦两汉书目十三经注疏 阮元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全四十册中华书局1982年用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全二册四书章句集注 四部备要本论语译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修订重印论语新解 钱穆孟子译注 兰州大学中文系 中华书局1660年版孟子正义 焦循墨子闲诂 孙诒让 中华书局1954年重印老子本义 魏源 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老子校诂 马敍伦 中华书局1974年版重订老子正诂 高亨 中华书局1959年版老子校释 朱谦之 龙门书局1958年版中华书局1963年新一版老子新译 任继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庄子解 王夫之 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庄子集释 郭庆藩 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列子集释 杨伯峻 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中华书局1979年版管子集校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 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荀子集解 王先谦韩非子集释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韩非子集释补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吕氏春秋集释 许维遹 古籍刊行社春秋左传集解 杜预注 孔颖达疏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版左传译文 沈玉成 中华书局1981年版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 顾广圻 四部丛刊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战国策高诱注三十三卷（宋）姚宏校正续注 士礼居仿宋刻本 武昌局翻刻本顾广圻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毛诗正义 孔颖达 见十三经注疏诗集传 朱熹 上海古籍1980年版诗经通论 姚际恒 中华书局1958年版诗义会通 吴闓生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诗选与校笺 闻一多 收入《闻一多全集》选刊之四诗经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诗经选译（增补本）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诗经今注 高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孙作云 中华书局1979年重印诗三百篇探故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诗经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诗经研究论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楚辞章句 楚辞补注 王逸注 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楚辞集注 朱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楚辞通释 王夫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重印山带阁注楚辞 蒋骥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屈原赋注十卷 通释两卷 戴震 万有文库第一集楚辞书目五种 姜亮夫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屈原赋校注 姜亮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屈赋通笺 刘永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屈赋新编 谭介甫 中华书局1978年版离骚纂义 游国恩 楚辞注疏长编第一编 中华书局1981年版离骚语义疏解 王泗原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林庚 上海古籍1981年重印天问论笺 林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楚辞论文集 游国恩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论文集 蒋天枢 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楚辞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楚辞选 马茂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80年重印楚辞研究论文集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古代神话 袁珂山海经笺疏 郝懿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先秦散文选注 罗根泽汉魏六朝散文选 陈钟凡盐铁论校注 王利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论衡集解 刘盼遂 中华书局1959年版潜夫论笺 汪继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华书局1979年版贾谊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晁错集注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枚叔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司马长卿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扬子云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张河间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蔡中郎集 四部备要本史记 司马迁汉书 班固后汉书 范晔史记三家注 史记集解 裴駰史记索引 司马贞史记正义 张守节汉书补注 王先谦 商务印书馆1959年重印汉书管窥 杨树达 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后汉书补注 惠栋后汉书集解 王先谦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淮南子高诱注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本 世界书局本 第七册说苑 刘向 四部丛刊影印明钞宋本新序 刘向 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文选李善注（有关部分） 中华书局1977年缩印本文选六臣注（有关部分） 四部丛刊影宋本古诗十九首集释 隋树森 中华书局1955年版玉台新咏（有关部分）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寒山赵氏刊本1958年重印乐府诗集（有关部分） 郭茂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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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50-- 三 宋元明清书目小畜集 四部丛刊本小畜外集 四部丛刊本河东先生集 四部丛刊本珠玉词 晏殊 宋六十名家词本范文正公集 四部丛刊本乐章集 宋六十名家词本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苏学士文集 四部备要本苏舜钦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新一版欧阳文忠全集 四部备要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六一词 欧阳修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嘉佑集 苏洵 四部备要本司马文正集 司马光 四部备要本元丰类稿 曾巩 四部备要本临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 中华书局1959年版王文公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校点本王荆公诗文沈氏注 沈钦韩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962年排印本王荆公诗笺注 李璧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王安石 邓广铭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施注苏诗 施元之 四库全书著录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 查慎行 乾隆间刻本苏诗合注 冯应榴 光绪九年刻本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王文诰 嘉庆间刻本、光绪间刻本苏诗补注 翁方纲苏轼文集 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苏轼乐府笺 龙榆生 商务印书馆1958年苏轼评传 曾枣庄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栾城集 苏辙 四部丛刊本豫章黄先生文集 黄庭坚 四部丛刊本山谷诗集注 四部备要本豫章黄先生词 龙榆生校点 中华书局1957年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滙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中华书局1978年版淮海居士长短句 龙榆生校点 中华书局1957年版淮海词笺注 杨世明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光年增注 中国书店1985年版晁氏琴趣外编 龙榆生校点 中华书局1957年版济北晁生鸡肋集 四部丛刊本后山居士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后山诗注 任渊 四部丛刊本后山诗注补笺 冒广生 商务印书馆1936年张右史文集 张耒 四部丛刊本柯山词 龙榆生校 中华书局1957年片玉集 陈元龙集注 强村丛书本清真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东山词
以上回答均为搪塞。想了解中国古代文史，可以读文化史概论之类，但要说到研究，必须先从文献学入手，还有就是必须读哲学。下面我可以把两年来研究中国文化所总结的经典书目罗列出来，仅供参考第二部分 古典文献举要第一编 古典文学第一章 古籍分类一、经部：1.易类；2.书类；3.诗类；4.礼类；5.春秋类；6.孝经类；7.五经总义类；8.四书类；9.乐类；10.小学类。二、史部：1.正史类；2.编年类；3.纪事本末类；4.别史类；5.杂史类；6.诏令奏议类；7.传记类；8.史钞类；9.载记类；10.时令类；11.地理类；12.职官类；13.政书类；14.目录类；15.史评类。三、子部：1.儒家类；2.兵家类；3.法家类；4.农家类；5.医家类；6.天文算法类；7.术数类；8.艺术类；9.谱录类；10.杂家类；11.类书类；12.小说家类；13.释家类；14.道家类。四、集部：1.楚辞类；2.别集类一（汉至五代）；3.别集类二（北宋建隆至靖康）；4.别集类三（南宋建炎至德佑）；5.别集类四（金至元）；6.别集类五（明洪武至崇祯）；7.别集类六（国朝）；8.总集类；9.诗文评类；10.词曲类。第二章 诗文总集第一节 《诗经》与《楚辞》一、《诗经》：1.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1915年虚受堂刊； 2.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 3.南宋朱熹《诗经传》，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 4.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顾颉刚标点，中华书局1958年版； 5.近代吴闿生《诗经会通》，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二、《楚辞》：1.东汉王逸《楚辞章句》； 2.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 3.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4.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5.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6.清戴震《屈原赋注》、《通释》，乾隆光绪刻本。第二节 通代诗文总集1. 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附：《古诗十九首》，（先秦至梁初）；2.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南朝梁至晚唐五代）；3. 梁徐陵《玉台新咏》，（梁以前）；4.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汉魏至唐五代，兼及先秦歌谣）；5. 清杜文澜《古谣谚》，（上古至明代谣谚）；6. 清沈德潜《古诗源》，（先秦至隋）；7. 清王士祯《古诗选》，（汉至唐，也作《古诗笺》）；8. 明冯惟讷《古诗纪》，（上起古初，下迄陈朝）；9. 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汉至隋）；10.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古至隋代）；11. 清陈元龙《历代赋汇》，（上起先秦，下迄明代）；12. 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先秦至隋骈文）；13. 清王先谦《骈文类纂》，（先秦至清末骈文）；14. 清许连《六朝文絜》，（晋至隋骈文）。第三节 断代诗文总集1. 清康熙敕编《全唐诗》；孙望《全唐诗补逸》；2. 清董诰等《全唐文》；陆心源《唐文拾遗》，《续拾》；3. 唐代《唐人选唐诗》（十种）：（1） 佚名《唐写本唐人选唐诗》；（2）元结《箧中集》；（3）殷璠《河岳英灵集》； （4）芮挺章《国秀集》；（5）令狐楚《御览诗》； （6）高仲武《中兴间气集》；（7）姚合《极玄集》； （8）韦庄《又玄集》；（9）韦縠《才调集》； （10）佚名《搜玉小集》； 4.清吴之振等《宋诗钞》；曹廷栋《宋百家诗存》；管庭芬《宋诗钞补》； 5.陈焯《宋元诗会》； 6.南宋吕祖谦《宋文鉴》，（亦称《皇朝文鉴》）； 7.清庄仲方《南宋文范》； 8.陈述《全辽文》； 9.清郭元釪《全金诗》，（亦称《全金诗增补中州集》）； 10.清张金吾《金文最》，（收录金代骈散文）； 11.元苏天爵《元文类》，（原名《国朝文类》）； 12.清顾嗣立《元诗选》，席世臣补刻《元诗选癸记》； 13.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元末明初至明崇祯间）； 14.清朱彝尊《明诗综》； 15.明程敏政《明文衡》，（原名《皇明文衡》）；黄宗羲《明文海》； 16.清初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附：陈乃乾《启祯两朝遗诗考》； 17.清卓尔堪《明遗民诗》，附其《近青堂诗集》； 18.《五朝诗别裁集》： （1）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2）清张景星等《宋诗别裁集》； （3）清张景星等《元诗别裁集》；（4）清沈德潜等《明诗别裁集》； （5）清沈德潜等《清诗别裁集》； 19.清张应昌《清诗铎》。第三章 诗文评第一节 《文心雕龙》1. 清黄叔琳注、纪昀评《文心雕龙辑注》；2. 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第二节 诗话1.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收书二十八种；2. 近代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收书二十八种,（唐至明）；3. 近代丁福保辑《清诗话》，收书四十二种；4. 北宋阮阅《诗话总龟》；5.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6. 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7. 明胡应麟《诗薮》；8.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9. 清吴景旭《历代诗话》；10. 清袁枚《随园诗话》；11. 清赵翼《瓯北诗话》；12.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第三节 历代诗纪事及其他1. 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2. 清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附《小传补正》；3. 近代陈垣《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4. 清陈田《明诗纪事》；5.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6. 周钟游《文学津梁》，收书十二种；7. 刘大櫆《论文偶记》。第四章 词总集与词话第一节 词总集1. 五代后蜀赵崇祚《花间集》；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华连圃《花间集注》；2. 近人林大椿《唐五代词》；3. 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4. 近人朱孝臧《强村丛书》；5. 清沈辰垣《历代诗余》，又名《御定历代诗余》；6. 近人吴昌绶、陶湘《影刊宋金元明本词》；7. 叶恭绰《全清词钞》8. 陈乃乾《清名家词》；9. 近人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10. 清朱彝尊《词综》，清王昶《补遗》。第二节 词话1. 清徐釚撰、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2. 清张宗橚《词林纪事》；3.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第五章 戏曲与小说第一节 散曲总集与戏曲丛刊1. 明臧懋循《元曲选》，又名《元人百种曲》；2. 明人辑《元明杂剧》；3. 明沈泰《盛明杂剧》；4. 清邹式金《杂剧三集，又名《杂剧新编》；5. 明毛晋《六十种曲》；6. 明冯梦龙《墨憨斋定本传奇》；7. 清玩花主人、钱德苍《缀白裘》；8. 金董解元撰、凌景埏校注《董解元西厢记》；9. 元高明注、钱箕校注《琵琶记》；10. 清洪升著、徐朔方校注《长生殿》；11. 清杨潮观著、胡士莹校注《吟风阁杂剧》。第二节 戏曲论著丛书1. 近人陈乃乾《曲苑》，收书十四种，1921年；2. 陈乃乾《重订曲苑》（石印本），收书二十种，1925年。第三节 小说集1. 北宋李昉等《太平广记》，（汉至宋初）；邓嗣禹《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2. 明嘉靖间洪梗编《清平山堂话本》，谭正璧《话本与古剧》；3. 明末抱瓮老人《今古奇观》。第二编 历史要籍第六章 纪传体史书第一节 二十四史1.西汉司马迁《史记》，130卷； 2.东汉班固《汉书》，120卷；3.南朝宋范晔等《后汉书》，120卷； 4.晋陈寿《三国志》，65卷；5.唐房玄龄等《晋书》，130卷； 6.南朝梁沈约《宋书》，100卷；7.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59卷； 8.唐姚思廉《梁书》，56卷；9.唐姚思廉《陈书》，36卷； 10.北齐魏收《魏书》，130卷；11.唐李百药《北齐书》，50卷； 12.唐令狐德盏等《周书》，50卷13.唐魏征等《隋书》，85卷； 14.唐李延寿《南史》，80卷；15.唐李延寿《北史》，100卷； 1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100卷；17.宋欧阳修等《新唐书》，225卷； 18.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150卷；19.宋欧阳修等《新五代史》，74卷； 20.元脱脱等《宋史》，496卷；21.元脱脱等《辽史》，116卷； 22.元脱脱等《金史》，135卷；23.明宋濂等《元史》，210卷； 24.清张廷玉等《明史》，332卷。第二节 二十五史1.《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或“前四史”；2.唐人将前四史和《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总称为“十三史”；3.宋人加《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称“十七史”；4.明人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5.清乾隆初年修《明史》成，予以合刻，名“二十二史”；6.乾隆四十年（1775）武英殿汇印各种正史，在“二十二史”之外加上《旧唐书》、《旧五代史》，称为“二十四史”；年，柯劭忞修成《新元史》，遂有“二十五史”；8.民国初年，赵尔巽等编成《清史稿》，但不在“二十五史”之列。第七章 编年体史书1. 东周孔丘《春秋》；2. 东周左丘明《左传》；3.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4.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1977年更名为《春秋左传集解》；5. 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6. 南宋胡三省《通鉴注》；7.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8.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宋高宗朝）；9.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辽金元）；10. 明末清初谈迁《国榷》，（明代）；11. 清陈鹤《明纪》，（明代）；12. 清夏燮《明通鉴》，（明代）。13. 宋刘恕《通鉴外纪》，（上起伏羲，下迄周威烈王二十二年）；14. 清蒋良骐、王先谦等《十一朝东华录》，（清太祖天命元年至清穆宗同治十三年）。第八章 纪事本末体史书1. 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取材于《资治通鉴》）；2. 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取材于《左传》，扩充南宋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3. 清李铭汉《续通鉴纪事本末》，（两宋）；4. 明陈邦瞻等《宋史纪事本末》；5.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6. 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7.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8. 明陈邦瞻等《元史纪事本末》；9.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10. 近代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11. 清马骕《绎史》，（上古至秦末）；12. 清同治年间江西书局本《纪事本末五种》。第三编 目录学第九章 常用综合性目录第一节 史志书目清道光五年（1825），日本人汇刻《八史经籍志》。第二节 私人藏书目1.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全称《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2.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第三节 四库总目及其相关书目1. 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 清阮元等《四库未收书提要》；3. 清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附补遗）；近人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4. 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5.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6. 张之洞、缪荃孙《书目答问》，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7. 近人孙殿起《贩书偶记》。第十章 专科目录第一节 诗文别集目录1. 明张溥著，今人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2. 万曼《唐集续录》；3. 近人陈乃乾《清代文集经眼目录》；4.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二节 戏曲曲艺目录1. 元钟嗣成《录鬼簿》，（外四种）；2. 近人董康等《曲海总目提要》，北婴《曲海总目提要补编》。第四编 古代汉语第十一章 语文辞书第一节 《尔雅》、《说文》、《广韵》及有关辞书1. 汉初学者《尔雅》，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2.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书；3.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4. 近人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5. 北宋陈彭年等《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6. 北宋丁度等《集韵》。第二节 常用字典1. 清张玉书等《康熙字典》；2. 清阮元《经籍籑诂》。第三节 文言虚词词典1. 清刘淇《助字辨略》；2. 清王引之著、孙世经补《经传释词》（附补及再补），吴昌莹《经词衍释》；第四节 古代方言俗语词典1. 西汉杨雄《方言》，吴晓铃《方言校笺及通检》；2. 清翟灏《通俗编》；3. 清钱大昕等《恒言录》、《恒言广证》；4. 清钱大昕等《迩言等五种》。第十二章 与古汉语有关的书目和论文索引1. 清谢启昆《小学考》，近人罗福颐《小学考补目》；2. 清末黎经诰《许学考》。第五编 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第十三章1. 清冯云鹏等《金石索》；2. 清王昶《金石萃编》；3. 清孙星衍等《寰宇访碑录》；4. 明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第六编 科技史料与古文教学第十四章1. 清戴震《考工记图》；2. 北宋李诫《营造法式》；3.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4.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5.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6. 乾隆年间官修《授时通考》；7.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8. 明王象晋《群芳谱》，清康熙年间《广群芳谱》；9. 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10. 清阮元《畴人传》，黄钟骏《畴人传四编》。第七编 诸子集成第十五章1.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2. 清焦循《孟子正义》；3. 民国王先谦《荀子集解》；4. 周李耳撰、晋王弼注、唐陆德明音义《道德经》；5. 清魏源《老子本义》；6. 民国王先谦《庄子集解》；7.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8. 周列御寇撰、晋张湛注《列子》；9.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10. 清戴望《晏子春秋校注》；11. 秦商鞅《管子校正》；12. 清严可均校《商君书》；13. 周慎到撰、清钱熙祚校并辑逸文《慎子》；14. 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15. 周孙武撰《孙子十家注》；16. 周吴起撰、清孙星衍校《吴子》；17. 周尹文撰、清钱熙祚校《尹文子》；18. 秦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19. 汉陆贾撰《新语》；20. 汉刘安撰、高诱注、清庄逵吉校《淮南子》；21. 汉桓宽撰《盐铁论》；22. 汉扬雄撰、晋李轨注《扬子法言》；23. 汉王充撰《论衡》；24. 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潜夫论》；25. 汉荀悦《申鉴》；26. 晋葛洪《抱朴子》；27.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28. 北宋颜之推撰《颜氏家训》。第八编 常用类书第十六章1. 隋唐间虞世南《北堂书钞》；2.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3. 唐徐坚等《初学记》；4. 唐白居易《唐宋白孔六帖》，宋孔传续；5.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6. 宋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7. 宋王应麟《玉海》；8. 明解缙等《永乐大典》；9. 明俞安期《唐娄函》；10. 清张英等《渊鉴类函》，扩充《唐娄函》；11. 清张廷玉《子史英华》；12. 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第三部分 现代文献举要第九编 现当代“经史子集”研究第十七章 集部研究第一节 《楚辞》1.《离骚全图》，1935年商务印书馆；2.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3.姜亮夫校注《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4.沈祖锦《屈原赋正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5.刘永济《屈赋通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6.朱秀海《楚辞解故》，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7.谭介甫《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8.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9.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10.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1.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2.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3.王力《楚辞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4.陆侃如等《楚辞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15.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6.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17.文怀沙《屈原离骚（九歌•九章）今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8.《楚辞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节 诗文集1.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2. 傅璇琮、孙钦善等《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年版；3. 薛瑞兆、郭明志《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4. 近代陈衍《近代诗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5.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全宋文》，巴蜀书社1988年版；6.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004年版；7. 沈粹芬、黄人、王文濡等《清文汇》，上海国学扶轮社1909年石印；8. 张璋《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9. 唐圭璋《全宋词》，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10. 唐圭璋《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11. 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年版；12. 程千帆、严迪昌等《全清词》，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三节 戏曲小说集1. 隋树森《全元散曲》，陈加《全元散曲补遗》；2. 卢前《饮虹簃所刻曲》；3. 任讷《散曲丛刊》；4. 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5.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沈》；6. 函芬楼《孤本元明杂剧》，亦称《也是园藏古今杂剧》，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7. 郑振铎《清人杂剧》；8. 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古本戏曲丛刊》；9. 傅惜华、杜颖陶《水浒戏曲集》；10. 阿英《红楼梦戏曲集》；11. 顾肇仓《元人杂剧选》；12. 周贻白《明人杂剧选》；13. 赵景深、胡忌《明清传奇选》；14. 吴晓铃《关汉卿戏曲集》；15. 吴晓铃《大戏剧家关汉卿杰作集》；16.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关汉卿戏曲选》；17.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汤显祖集》；18. 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19. 王季思等校注《桃花扇》；20. 吴曾祺《旧小说》，（汉代至清代）；21. 鲁迅《古小说钩沉》，（先秦至隋）；22. 汪辟疆《唐人小说》；23. 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24. 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25. 傅惜华《宋元话本集》；26. 吴晓铃等《话本选》；27. 胡士莹《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28.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代白话小说集》。第四节 文学评论集1.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2. 简夷之等《中国近代文论选》；3.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4.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5. 林纾《春觉斋论文》；6. 罗根泽《两宋诗话年代存佚残辑表》；7. 罗根泽《两宋诗话辑校叙录》；8.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9. 郭绍虞《宋诗话考》；10. 刘师培《论文杂记》；11. 山东大学中文系古代文艺理论史编写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料目录汇编》；12. 唐圭璋《词话丛编》；13. 唐圭璋《宋词纪事》；14. 上海六艺书局《增补曲苑》；15. 中华书局《新曲苑》；16.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十八章 史部研究1. 王伯祥《史记选》；2. 王利器等《史记选注》；3. 顾廷龙、王煦华《汉书选》，冉昭德、陈直等《汉书选》；4. 束世澄《后汉书选》；5. 缪钺《三国志选》；6. 韩席等《左传分国集注》；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附《春秋左传注附图》，沈玉成《左传译文》；8. 王伯祥《春秋左传读本》；9. 朱东润《左传选》；徐中舒《左传选》；10.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11. 瞿蜕园《通鉴选》；12. 王仲荦《资治通鉴选》；13. 广雅书局《纪事本末汇刻；14. 上海文盛书局《历朝纪事本末》。第十九章 子部研究1. 马叙伦《老子校诂》；2. 高亨《老子正诂》；3. 朱谦之《老子校释》；4.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5. 刘武《庄子集释内篇补正》；6. 杨伯峻《列子集释》；7. 高亨《墨子校诠》；8. 谭介甫《墨辩发微》；9. 岑仲勉《墨子诚守各篇简注》；10. 马非伯《管子轻重篇新诠》；11. 黎翔凤《管子校注》；12.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13. 谭介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14. 杨宽、沈廷国《吕氏春秋集释》；15. 王利器《新语校注》；16.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17. 何宁《淮南子集释》；18.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19. 汪荣宝《法言义疏》；20. 黄晖《论衡校释》；21.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释》；22.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二十章 经学研究第一节 《诗经》1. 郑振铎《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2. 闻一多《诗选与校笺》；3. 余冠英《诗经选》；4. 余冠英译《诗经选译》；5. 李长之选译《诗经试译》；6. 陈子展选译《国风选译》，《雅颂选译》；7. 金启华译《国风今译》；8. 高亨注《诗经今注》；9. 张西堂注《诗经六论》；10. 孙作云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11. 朱东润著《诗三百篇探故》；12. 王力著《诗经韵读》；13. 人民文学出版社《诗经研究论文集》。第二节 其他经书索引1. 燕大引得特刊《周易引得》；2. 顾颉刚《尚书通检》；3. 燕大引得《礼记引得》；4. 燕大引得特刊《春秋经传引得》；5. 燕大引得特刊《论语引得》；6. 陈立夫《四书章句速检》；7. 叶圣陶《十三经索引》。第十编 常用丛书第二十一章1. 张元济编辑《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商务印书馆1919—1936年影印；2. 《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20—1936年陆续编辑排印；3. 《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陆续印出；4. 《中国丛书综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962年版；5. 《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图书馆1979—1982年编辑出版；6. 《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29—1937年版。第十一编 期刊第二十二章 中文旧期刊1. 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2. 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3.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4. 三联书店《东方杂志总目》、《国闻周报总目》、《新中华总目》。第二十三章 外文新书通报1. 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外文新书通报》；2.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外文新书通报》；3. 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外文新书联合目录》；4. 南京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南京地区外文新书联合目录》；5. 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研究中国问题数目索引》；第二十四章 情报刊物1. 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科编辑部《国外社会科学》；2. 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科动态编辑部《国外社会科学动态》；3. 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科参考资料编辑部《国外社会科学参考资料》；4. 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5. 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文摘编辑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6.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动态组《文学研究动态》；7. 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国外书讯编辑组《国外书讯》；8. 冯蒸《近三十年“中国学”工具书简介》；
商代的王畿、四土与四至 【作者】 宋镇豪; 【文献出处】 南方文物 , RELICS FORM SOUTH, 编辑部邮箱 1994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中文关键词】 郑州商城; 政治疆域; 四土; 商王朝; 甲骨文; 商文化; 安阳殷墟; 偃师商城; 王畿; 【摘要】 商代的王畿、四土与四至宋镇豪商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17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初，自成汤革夏命，在冀、豫、鲁之间建立商王朝，先后历十七世三十一王，直至帝辛灭于周，王覆没。历代商王的经营，其政治疆域概念已牢牢确立，用商人的语言说，即恒以＂商＂或＂商邑＂，与... 【分类号】 K871 商代社会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 【作者】 卢连成;【文献出处】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 , 编辑部邮箱 1994年 04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中文关键词】 夏家店; 寺洼文化; 先周文化; 中原地区; 商文化; 青铜文化; 商王室; 辛店文化; 下层文化;【摘要】 商代社会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卢连成商代社会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是通过四个层次来体现的，由里及表，它们依次分为：1．商文化中心区；2．商文化亚区；3．商文化附庸区；4．商文化周边地区青铜文化。这种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犹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分类号】 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索引（一） 【作者】 寇俊敏;【文献出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编辑部邮箱 1996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中文关键词】 史地研究; 中国边疆; 论文索引;【摘要】 1995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索引（一）一．综论：中国近年“瓯脱”研究综述杨茂盛郭红卫《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六朝疆域与行政区研究史料评说胡阿祥《历史地理》1995年第十二辑18世纪中美边疆问题比较研究成崇德《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从古长...【分类号】 K291995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索引（二） 【作者】 寇俊敏;【文献出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编辑部邮箱 1996年 02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中文关键词】 中国边疆; 论文索引; 边疆史地研究;【摘要】 1995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索引（二）一．综论：“国土”和“领土”有别田玉《杨子晚报》1995年11月16日中国的跨界民族王炜荐《民族团结》1995年第5期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兼论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葛剑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夏季...【分类号】 K29
中国的上古文明是以农业的产生与发展为基础的文明。因之，成熟农业的出现，应当是确立中国古文明的首要条件。2010年4月《科学通报》发表的“甘肃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论文指出：“第5层炭屑的AMS14C测年结果接近于距今8000年，与此前报道的大地湾一期的测年结果基本一致。炭化黍遗存和狗的骨胳同位素显示，黍可能在此时已被驯化……人类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黍或粟遗存大量出现，说明植物资源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农业经济日渐成为人类经常生活中的主体……人骨和动物骨胳同同位素研究表明，大量的农作物和少量驯养动物是人类食谱的主要内容，从侧面说明农作物产量可能大大增加，较成熟的农业经济已经基本建立”。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成果。成熟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会相应创造出完美的上古文化。该论文还指出：大地湾的先民在从先进采集狩猎、早期农作物裁培，到成熟农业出现，历时50个世纪。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大地湾先民的生产与生活工具由细石器制品发展到陶器与彩陶器物，大地湾一期陶纺锤的出现，说明已经有了毛或麻的粗纺织物；陶埙、陶鼓和彩陶绘画器物的出现，说明已经有了丰富的音乐、舞蹈、美术等娱乐活动；陶制的计量器物的出现，说明数与数学已经在先民的生产与生活中广泛应用。8000年前在古成纪地域诞生了伏羲。伏羲的伟大在于他总结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明了以刻划（画）符号组成示意文字，并以刻画的图与形，取代了实物记事，引导先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伏羲与他所建立的伏羲氏部落的历代先贤们，在继承实物记事的基础上创造了以“先天易学”为核心的伏羲文化。伏羲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是8000年前在大地湾已经出现的成熟的农业经济。这就是大地湾一期文化与伏羲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都相重合的历史必然，这是中华大地上现已发掘出的7000多个新石器遗址中的唯一！而静宁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根本没有出土这么多的文化遗存，而且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很难联系起来。8000年前，伏羲运用最早的农业文明成果，创始“易与天地准”的伏羲文化。之后，伏羲和伏羲氏部落的族人，从古成纪出发，沿渭河、黄河东进，历经千百年的艰辛跋涉到达黄淮平原，把已经成熟的农业文明与先进的文化，传播到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文化魅力与天下的大多数部落相融合，以“龙师”命名的方式组成多个部落联盟。散布于中华大地的多元文明渐次归于伏羲文化，大家有了共同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就此形成。伏羲被后人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引用著名人类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一段话说明：“中华文化的传统里一直推重《易经》这部经典著作，而《易经》主要是讲阴阳相合而成统一的太极，太极就是我们近世所说的宇宙。二合为一是个基本公式，‘天人合一’就是这个宇宙观的一种说法。中华文化总的来说是反对分立而主张统一的，大一统的概念就是这‘天人合一’的一种表述，我们一向反对‘天人对立’，反对无止境地用功利主义态度，片面地改造自然来适应人的需要，而主张人尽可能地适应自然”。伏羲始创“先天易学”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朴素辨证思维，是传承了8000年之久的东方哲学的根源，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基因。《甘肃新通志》中也有“开天明道帝庖羲实作之首帝，诞于成纪，成纪今秦安也”的记述。成纪是甘肃见于史籍的最早地名，它远远早于成纪县。它最早是以一个与伏羲出生地紧密相关的古地名出现的，因此，一般文献通称秦安县为古成纪或“羲皇故里”。在伏羲故里的大地湾发掘出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以大量史前的出土文物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遁甲开山图》以“大庭氏”为伏羲名号的开始，这个称谓说明伏羲氏以建筑大房子为特征。大地湾遗址中的F901房址面积高达420平方米，这种超大房子在全国古遗址中则是绝无仅有，因此传说中的大庭氏无疑就是伏羲氏。从大地湾出土的糜子、油菜子的碳测年代和出土的猪、狗、羊、等兽及蚌壳、蚌珠等装饰品来看说明早在7800年前，伏羲氏族就已在清水河流域（古名略阳川）定居下来，除从事很原始的农耕生活外，还从事渔猎和饲养业。这与伏羲时代人们“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牲以充庖厨”相一致。大地湾晚期第九区地层中出土的残陶祖，这是男性生殖崇拜的物证，说明了人尖最早的性文化崇拜，反映了先民对人祖的纪念和崇敬，这与传说伏羲和女娲兄妹婚诞生了人类密切相关。除了大地湾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物证外，在秦州区、麦积区、甘谷县、秦安县境内有关纪念伏羲、女娲的祠庙、姓氏和传说相当多，秦州区有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伏羲庙，麦积区有伏羲画卦的卦台山、龙马洞、分心石，甘谷县有风台、风茔，秦安城东侧的凤山上很早就塑有三皇的尊像（今已无存），还有著名的女娲祠，秦安县境内的安伏乡，距离大地湾较近，是一个用“伏”字作姓、作地名非常多，且十分集中的乡镇。据古籍记载，伏、风、宓本是一姓。风姓于今渺然无闻，宓姓也寥寥无几，唯有伏姓尚散居全国各地，而聚居地仍在今秦安县北，安伏乡为最多。
摘 要：为能找到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彝族文化的亲缘关系，本文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观点用古彝文对刻划陶文进行比较，解读出大地湾彩绘陶文、陶器图案与彝文化具有同源性，提出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并认为这些刻划陶文或许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有力地证实了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关键词：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刻划陶文；解读；关系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这遭到西方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文明社会标准的“文字”条件不足，他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距今仅有3600多年的历史，与5000年文明史还相差1400年，这与文明构成要素“文字”的时间长度是不对称的。由于考古发现大地湾、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陕西临潼、青海乐都、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威宁中水等遗址的刻划陶文，引起了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关注，众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去破译这些神秘的刻划陶文，想找到这些刻划陶文就是文字的答案，但最终也未找到打开这道神秘之门的钥匙，只是肯定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初创文字的观点。本文从大地湾刻划陶文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陶文，大地湾遗址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提出这些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的结论，且认为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古籍文献记载中伏羲“造书契”的再现，从而得到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源异流文化，这对探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大地湾刻划陶文或许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根据大地湾博物馆陈列图片资料及马振栋老师的介绍，结合张津梁主编的《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宋进喜著的《大地湾文化概说》，周宜兴著的《中华文明8000年》和周子博 周宜兴合著的《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等著作，笔者认为，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是重叠的，这与周宜兴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2017年6月，贵州省彝学研究代表团在甘肃天水参加“中华伏羲、女娲龙根文化精英论坛暨新中国第一部易学教材编撰工作会议”时考察了大地湾遗址，王子国、王继超两位彝学泰斗现场用古彝文解读了大地湾博物馆36个刻划陶文，直接破解了被学术界称为天书的刻划陶文是文字的事实。2019年6月22日，笔者在大地湾博物馆看到彩绘陶片实物上的陶文，其结构、形态与古彝文没有差别，馆内陈列的彩陶图案与考察组随行人员身着服饰图案元素基本相同，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大地湾彩陶图案符号与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文化元素符号具有相同性、相似性。笔者认为把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彩绘陶器、炭化种子、兽骨骨骼等与彝族文化、伏羲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或许能得出这些刻划陶文是不是最早的文字，彩绘陶器是不是中国最早的彩陶，炭化种子是不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兽骨骨骼是不是原始畜牧业兴起等问题的答案。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东治陈（春秋、战国时因秦人在陈地建有粮仓，后世称陈醋地为陈仓，今陕西宝鸡），最后袭“陈”于河南淮阳。[0]《尚书·序》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说明了伏羲所“造书契”一直引领着先民们进入文明时代。根据伏羲文化研究相关文献表明，一是伏羲大概生活在7000—8000年左右，这与大地湾考古一期测定时限7800—7300年基本相符；二是伏羲生活地域与大地湾考古发现地域相同。这说明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地域上位于同一区域，时间上处于同一时期，两者在空间上、时间上具有双双的重叠性。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伏羲“造书契”就在大地湾呢？不然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究竟在什么地方？所造的“书契”又是什么样子？显然，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彩绘陶文极有可能就是当年伏羲“造书契”的再现，只是研究者们把这些彩绘陶文看作是初始文字，用甲骨文去无法解读后认定为初始文字，更没有把这些彩绘陶文与伏羲“造书契”联系起来思考，也忽略从民族学的视野去寻求答案，导致研究者们尚不知道如何破译这些有字的“天书”。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西南地区彝族一直使用的古彝文字，不但解读了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同样能解读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刻划陶文，这说明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马名驹认为：“原始语言文字，如出土的陶器图案符号、岩画符号等，是先民们最早的原始文字，伏羲造书契，就是指伏羲时代的原始文字；美术图案及饰品文化，在伏羲时代出土的彩陶器物上发现了大量的美术图案，鱼纹、三角平行纹、半圆纹、鱼鸟花纹、蛙纹、连续旋纹等图案，示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1]笔者认为，伏羲“造书契”绝不是说伏羲创造了文字，而是伏羲把已经使用了很久的文字进行了一次收集、整理、提升的过程，他对文字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大地湾考古发现刻划陶文已经是成熟的刻划文字，在伏羲“造书契”之前，刻划文字至少历经了3000—4000年的发展历程。关于文字产生万年以上的发展源头信息，可以从彝族文献当中找到一些答案，本文在此不作赘述。如果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上、时间上的重叠性成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地湾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刻划陶文就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二、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刻划陶文据了解，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看到有研究者把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完整地、系统地比较解读，除彝文化研究者用古彝文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外，也未看到其它现有文字对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比较。早在80年代，彝学专家们就用古彝文对这些刻划陶文进行过解读，如中国社科院冯时先生用古彝文破译了山东丁公村出土的陶符，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先生考证了从湖南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饰符图片，认为这个古彝文距今已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加上其初创时期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于是他大胆立论：“古彝文是世界文字始祖”，这一结论比大地湾刻划陶文要早2000年左右。王子尧(已故）在《古夷人史迹遗物与三星堆始源文化理论研究》一文中说：“在彝族世居的云南呈贡金宝山彝区距今12000年—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为“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社会的遗物。”[2]也就是说，金宝山出土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刻划彝文不但记录历法，还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据悉，这三个陶符经考古专家测定有10000—12000年的历史，比具有9000多年的贾湖遗址还早3000年，比大地湾彩绘陶文早4000年。我国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古文字之辩证发展》中说：“这些刻划符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杆或族徽之类”。在谈到西安半坡刻划符号时说：“彩陶上的这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秘书史》第一章说：“最早的文字产生于约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中提出：“半坡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3]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4]但是，这些刻划陶文还是无法用“甲骨文”解读。笔者撰写了几篇拙文《试析彝文字产生的源头》《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特别是《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一文，引起各界不同的反响，得到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王彬先生的重视，并通过微信将文章转发给《天水晚报》总编辑王若冰先生，认为此文对中国文字源流进行比较研究，很有新意，对大地湾文化研究也很有价值，推荐该文在《天水晚报》用四个整版进行全文登载。为能直观、简洁地向读者展示古彝文解读各地刻划陶文，笔者将古彝文解读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图片进行展示，旨在说明古彝文的发展至少与最久远的刻划文字是同源文字，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也证明了中国古老方块字即彝汉文字是同宗同源的文化体系，只是这个源头还在更久远的年代。（一）古彝文释读大地湾刻划陶文上述图1—1至1—8是古彝文解读大地湾刻划陶文，2—1至2—5释读西安半坡刻划陶文，3—1至3—6释读马家窑陶文，4—1至4—5释读马厂刻划陶文。通过比较解读，在大地湾、西安半坡刻划陶文比较中，两地至少有13个刻划陶文是相同的，这说明了两地刻划陶文之间具有同源性、传承性，是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再往后比较研究中发现，西半坡刻划陶文中有3个传承发展到马家“图片图片图片”刻划陶文中，在马家窑与马厂刻划陶文中，至少有10个刻划陶文相同。特别是刻划陶文“图片”，在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四地都出现，这表明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存在传承发展的轨迹。为什么这些刻划陶文会在不同的地点出现呢？这说明了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迁移发展而发展，从而使同源文化在不同空间和时间里出现，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具有同根性、同源性。 为进一步证实刻划文字、古彝文之间的关系，笔者从考古遗址、遗址距今年代、遗址刻划陶文比较等三个方面研究发现，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如锁链一样环环相扣，形成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的文字发展传承轨迹，从而得出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刻划陶文是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延续发展结论。此外，这些刻划陶文还与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刻划陶文有着紧密的传承发展痕迹。让人难于理解的是，一直在西南彝区使用的古彝文却破解了被学界称为难解的“天书”，解答了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图片图5—1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比较三、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轨迹笔者研究发现，大地湾一期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刻划陶文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彝文中“图片”读作“SƐ33 、tɑ21”，有两个义项，即树（从偏旁）；一（单）。该符号根据各地考古发现测定时间为，大地湾“7800—7300年”，西安半坡“7000—6000年”，浙江良诸“5800—44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4000—3400年”，江西清江吴城“3800年”；五地刻划陶文时间相差依次为“800年、2000年、3800年、4000年”，这说明刻划陶文“图片”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出现，说明了人类迁移发展把文化基因带到不同区域传承，故五地方的刻划陶文才形成延续发展的轨迹。图片图6—1刻划陶文外延发展轨迹大地湾“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相互之间时间相差“800年、1800年、2000年、3400年、3800年”，且这五个地方出现的刻划陶文，在彝文里写作“图片”，读作“SƐ33”，意为“木、神（五行木）”，图7—2是大地湾二期彩绘陶文与彝文比较解读的图片。图片图7—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7—2 大地湾二期彩陶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图8—2中“图片”陶文，是大地湾彩绘陶器、彩陶残片上不同方向的相同陶文，该陶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同时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古彝文中，这个彝文字图片读作“ʣɿ33 、dƲ21、 dƲ21”，其意为“畜，钱财；（产）生、孔、癸（天干数）；翅膀等”。根据考古发现，四地相互间时间跨度为“1000年、1200年、3000年”。图片图8—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外延轨迹图片图8—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再如西安半坡考古发现的“图片”刻划陶文作字例，该陶文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江西清江吴城都有，其形态为“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同样，在甲骨文、古彝文中也有这个文字，甲骨文中图片释为“又”；在古彝文中与“图片”相近的有四个，可读作“zu21、tʂo13、 go21、gu21”，其意为“由（来）；转；回、归；处所等。这说明了“甲骨文”、“古彝文”与上述六地刻划陶文是同一文化体系，一脉相承，他们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同一性。图片图9—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10—2是大地湾考古出土彩绘陶器上的刻划陶文，特别是大地湾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等地方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从未间断，该字符在考古遗址刻划陶文中的发现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这个刻划陶文“图片”在甲骨文和古彝文中同样存在，在甲骨文中“图片”释为“甲、十”，在彝文中“图片”可读作“sэ21、kƐ55 、kЩ21 ”，其意为“鱼鳞壳；贵；交配、生育魂等。”图片图10—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10—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四、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为更多地挖掘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彩绘陶文信息，笔者从36个大地湾刻划陶文列表中，选取部分字符进行分析推测，探索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的更多文化信息。曾有人问我，能否解读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或是词语之意，其产生的意义重大深远，但因获得的刻划陶文样本都是单个的彩陶残片和一些不算完善的考古信息，很难从单个的刻划陶文中解答出完整的句义，更何况尚未找到完整的彩陶上刻有连贯的刻划陶文，这肯定是难上加难。就从解读甲骨文来看，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从发现的15万片甲骨上整理出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经过100多年的解读，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也只解读出1500个左右单字，所以才有了“认出一个字，奖励10万元？”的破解文明密码的“攻坚战”，试想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下面是笔者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结合考古资料，尝试从刻划陶文中解读出更多的文化内涵。（一）对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的分析推测一是从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分析“图片”的文化内涵。上图1-1是大地湾彩绘陶文总表，表中第31个陶文来源于下图6—1陶片样本F709：p15，这个彩绘陶文图片，在彝文中有三个字形与之相近，即图片、图片、图片，彝语依次读作mƲ21、bⅰ13 、bu33，其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根据伏羲文化研究表明，伏羲氏是一位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的创世英雄。伏羲时代虽然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但人们还普遍存在对母性的崇拜。根据彝文献记载，彝族同样也从漫长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父为阳，母为阴，故彩陶残片上的陶文“图片”与古彝文“图片”对应，其义可选择“母、阴、大”之义。图片图11—1 大地湾出土彩陶刻划陶文如果将“图片”与图1—1中第12个符号“图片”结合起来，就能得到一个完成的意思。古彝文中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图片”相近的有三个字符。一是“图片”与大地湾“图片”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za13 ，意为“下、降 ”；二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ndo13，意为“居住”；三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 ʈɿ55，义为解，放。笔者认为，大地湾遗址中的“图片”选取“下、降”之意最为恰当。因为在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文献中，常常出现“图片”与“图片”在一起结合出现“图片图片”，在彝语翻译中直译为“母降”，意译为“阴降”。另在古籍文献中也常看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意为“阴阳升降”或“阳升阴降”。二是从大地湾考古发现动物骨骼分析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正如所述“图片”在彝文中有相近字三个“图片”“图片”“图片”，分别读作mƲ21 、bⅰ13 、pi33，释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之义。再结合大地湾一期发掘出土的灰坑、房址、墓葬中发现的猪、狗、鹿、羊和其他动物骨骼分析，三个形近的古彝文中“图片”读作bⅰ13 ,意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这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猪、狗、鹿、羊的骨骼来分析是吻合的。通过分析推测，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得到两个结论，一个是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义为“母、阴、大”之义，另一个根据大地湾考古动物骨骼考古分析推测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至于选择那个结果更为恰当，这需要更多学者结合大地湾8000年前的地理环境及生活轨迹进行判断探索，选择出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文字内涵。图片图11—2 大地湾博物馆家畜训养图片（二）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图1—1中第4个陶文，是第一期A类彩绘符号H3114“图片”，如下图12—1为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片图片，根据大地湾遗址中植物木炭的出土分析，表明当时大地湾以针叶和阔叶混交林为主，其植物树种以冷杉、榆树、榛木、白蜡树、铁木、槲栎（青冈）、花楸、槭木（枫）等，分别属于落叶乔木和常绿灌木，其中亚热带树种有槲栎和铁木两种。结合这些遗址中的植物木炭分析，“图片”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们常用的植物树种，而在古彝文中，“图片”、“图片”“图片”与“图片”在结构上相似或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Po33 ，纬（线）之意；图片读作Po33，义为钻、捅；“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结合大地湾遗址植物木炭考古分析，“图片”彩绘陶文所表达的意思应是下图12-2植物树种中的第一种冷杉，笔者认为他就是古彝文中“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图片图12—1 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图片图12—2大地湾考古植物木炭图片当然，以大地湾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刻划陶文能用古彝文释读外，大地湾、马家窑等地发现的彩陶图案在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雕刻、绘画中常常出现，如火镰纹、如意纹、图腾纹、螺旋纹、几何纹、动物纹、八卦纹、植物纹、犬齿纹等，这种高密度的文化信息重合，说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刻划陶文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也更加有力的证明了古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关系。结 语：通过多角度分析探索，惊人地发现越古老的文化越往上追溯，其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同一性特征更为明显，在核心价值观上更是一脉相承。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彩绘陶文，明确得出大地湾彩绘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进一步阐释了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用彝文化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无疑是一把打开文明源头的金钥匙，是破解文明要素“文字”难关的突破口，这对探寻中华文明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参考文献：①宋进喜著《大地湾文化概说》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第1版。②张津梁主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2019年6月印。③王子国编著《彝文字释》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④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⑤丁诗建 王继超 李玉平编《明清彝文书法汇辑》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8年11月第1版。⑥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办公室 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年9月。⑦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彝文字集》贵州民族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年6月第1版。 ⑧周宜兴著《中华文明8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⑨周子博 周宜兴著《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第1版。【附: 1、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与天水为邻”。郑椎《通志》也有：“伏羲，生于成纪，作都于陈”的记载。《绎史》卷三亦云：“伏牺生成纪，徙治陈仓”。《帝王世纪》云：“庖牺氏（伏羲）称太昊，都陈”。 [1] .张津梁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第60页《关于伏羲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思考》。 [2] .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第95页。[3]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4] .《文物》1973年02期。】
【神话概述】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作品。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文学的先河。神话产生的基础是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为争取生存、提高生产能力而产生的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要求。[编辑本段]【神话故事的内容及思想】神话故事中充满神奇的幻想，它把原始劳动者的愿望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神话中神的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的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它是根据原始劳动者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想象出来的。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农耕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多与农业有关。人以刀斧、弓箭为武器，神话中的人物也就变成以这种工具武装起来的英雄。神话中的主人公被想象为超人的，但有时也要遇到挫折和厄运。它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透过神话幻想的折光，从神话人物的作为和斗争，可以约略看到当时的人的作为和斗争。[编辑本段]【神话的来源】神话来源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通过推理和想象对自然现象作出解释。但是由于这时的认识水平非常低下，因此经常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神话是人们借助于幻想企图征服自然的表现。神话中神的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的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神话中的人物大多来自原始人类的自身形象。狩猎比较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农耕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多与农业有关。神话中的英雄也以刀斧、弓箭为武器。从神话中，可以看到先民的一些事迹。[编辑本段]【神话的地域性和区域性】不论是世界文明发生最早地区的原始社会民族，还是当今世界上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民族，他们流传的许多神话故事都大同小异。神话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区域性，不同的文明或者民族都有自己所理解的神话含义。但是，在全球各地，也出现过对同一种现象充满惊人相似性描述的神话。例如关于上万年前的全球大洪水的神话在许多地区的同一时期都有类似的描述。[编辑本段]【神话的分类】神话一般大致分为三类，创世神话、神佛神话、英雄神话。其中尤其以创世神话最为重要。所谓创世神话，专指时间设定在人类原始时期，记载事物、制度起源的神话。其中一般还粗分为世界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和文化起源神话等三种。所谓世界起源神话，指的是记述「世界」、「宇宙」起源的神话。就拿《圣经》为例，其中的〈创世记〉便属于这一类神话。因为内容论及了大地、太阳、月亮等等宇宙现象的起源。不过，并不是所有民族的神话都包含有世界起源神话。好比说美国印地安人的神话，就是一部以宇宙已经存在为前提的神话。另外还有一些民族的神话，不只世界起源，就连文化的起源也只字未提。可是尽管如此，不论是何种神话，所有神话在开宗明义时，都有一个共通的大主题，那就是宇宙是从「混沌初开」演进到「秩序规则」的。几乎所有神话的基本形式都是由混沌中产生大地山河。日本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世界起源神话范例。在日本神话中提到，大神用长矛搅拌著泥淖般的宇宙，然后大地生成、山河成形。类似的神话，同样出现在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神话当中。至于所谓的人类起源神话，通常所叙述的，是人类逐渐与动物区隔，然后逐渐成为世界上一个特殊物种的整个过程。比方说叙述人类如何学会使用语言的神话、人类如何懂得用火的神话、人类如何开始筑巢架屋的神话、人类如何与动物发生区隔的神话。而这些神话，其实都是一种世界秩序与规则的开始。透过以上这些神话，人们对世界的历史演进会有清楚的认识，了解到世界是如何由混沌无知，演变成无数的秩序与规则。相对于创世神话的纪录宇宙演化，神佛神话与英雄神话则较具戏剧性，所纪录的是神佛与英雄们的种种事迹。一般来说，越是文明的地区，创世神话的比例就越少，而相对的神佛神话和英雄神话比例则会反比例增加。这是一种自然趋势，不过意思并不是说创世神话的内容就因此而减少，而是说因为神佛神话与英雄神话的内容不断扩增，相形之下，创世神话所占的比例就少了许多。希腊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希腊神话中，创世神话的比例很小，而大量的神佛与英雄故事则经过长期的累积，成为希腊神话中绝大部分的故事。由于文明地区所流传的神话比较广为人知，所以不少人认为所谓的神话，就是指这些神佛与英雄的故事。不过很可惜的是，这类拥有大量神佛与英雄的神话，其实只占了世界神话中极小的部分；换句话说，这类神话不过是世界神话中的特例，而非常态。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神佛神话其实是文明地区知识分子对创世历史失去了兴趣，转而开始信奉神明的阶段性产物。在这个过度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的英雄叙事诗。因为随后知识分子又逐渐对神明失去了兴趣，于是转而崇拜身边的英雄人物，而英雄神话与英雄叙事诗于焉盛行。现代人对《圣经》中的〈创世记〉兴致缺缺，而仅多在使徒间流传。一般认为，这和神话故事演变的理论如出一辙。（当然〈创世记〉被编入旧约《圣经》也是另一个主要原因。）[编辑本段]【各地的神话】亚洲：●中国神话 ●越南神话 ● 日本神话 ●印度神话 ●泰国神话 ●柬埔寨神话 ●古巴比伦神话 ●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欧洲：●北欧神话 ●凯尔特神话 ●罗马神话 ●希腊神话 ●斯拉夫神话非洲：●埃及神话 ●非洲神话 美洲： ●印第安神话 ●玛雅神话 ●阿兹特克神话 ●印加神话[编辑本段]【神话的比较】关于神话的说法有很多种，分门别类，先来说明比较古老的三种凯尔特神话：凯尔特神话是在被罗马统治时期诞生的，所以有关英雄与反抗的故事是凯尔特神话的主体。令人觉得遗憾的是，凯尔特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口口流传的，因此流失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别的国家神话中，国王是神的儿子，而在凯尔特神话中英勇的国王将成为神，亚瑟王传说是最著名的凯尔特神话，除了圆桌武士的故事外，还围绕着亚瑟王的一口大锅衍生出圣杯故事。有此神话影子的电影有《亚瑟王之剑》、《阿瓦隆传奇》、《战狼》、《高地人》、《贝奥武莆与格伦德尔》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发源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内容包括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稍晚的偶像崇拜。除了奥林匹斯山的十二主神外，希腊神话中还有许多地位低下的神，古代希腊人就在众神的包围下生活。希腊神话中的神并不完美，他们有时会嫉妒、暴怒、自私，乱伦也是家常便饭。每一代主神都靠背叛父亲获得王位：乌拉诺斯被克洛诺斯又被宙斯放逐；宙斯因此害怕子女用同样的方式对付自己，所以吞下怀孕的狄美斯，但是最后不得不剖开脑袋让雅典娜出来。有此神话影子的电影有：《伊阿宋和金羊毛》、《纳尼亚年代记》北欧神话：北欧神话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于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反映，北欧神话中的神与英雄，有着世界上最强的斗争精神。狂暴战士和英雄死后，会进入瓦尔哈拉神殿，白天喝酒作乐，夜晚操练不息，准备跟恶魔的最后决战。不过斗争的结果是让人绝望的——他们知道自己将要在世界末日时死去，包括主神奥丁，也将被芬瑞尔狼吞吃，但是却没有神或英雄愿意屈服于命运，明知必死无疑，却依然奋战到底。让人稍感安慰的是，世界末日不是一切的终结，北欧神话中有一棵生命树，它会带来新的生命和文明，守护世界的大雕也将继续盘旋在最高处。有此神话影子的电影有：《第十三武士》、《变相怪杰之子》、《魔兽归来》。[编辑本段]【神话的研究】「神话」这门学问历史悠久。早在希腊时代就有神话方面的研究。最初期的神话学分成两派学说；一派视神话为「寓言」，另一派则认为神话是在反映时代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著名的「神话史实说（euhemerism）」。由此可见，在希腊时代，人们已经对神话的传播、散布习以为常。之后，神话的研究停滞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一直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前半，才出现了几位近代神话学的先驱。之后到了十九世纪后半，伴随著比较语言学的蓬勃发展，「比较神话学」便应运而生。当时最著名的学说是马克斯·缪勒（Muller Friedrich Max）的「自然神话学派」。不过这个学派专门以神话中的暴风、太阳等特定对象为研究的目标，并未深入扩及到所有神话研究的范畴。当时与自然神话学派相抗衡的，则是所谓的「人类学派」。代表人物是苏格兰学者兰格（Andrew Lang）。兰格以当时的文化演化论为基础，研究发现神话是未开化民族野蛮习俗的根源，同时他也首次确认了神话并不是印欧语族特有的产物，而是世界各地都有的文化实像。进入二十世纪后，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变得更多样化了。起初神话学界流行所谓的「礼仪说」。许多学者导入了早期的人类学说，假设所有的神话都是礼仪的母体。礼仪说就是神话学者解说这个假设而形成的一个学派理论。在礼仪说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是詹姆士．弗莱哲（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可是经过后世研究调查的结果证明，这个学说的假设根本完全错误。不过就《金枝》书中所搜集的大量对后世研究颇具价值的神话范例而言，至今礼仪说仍旧有它一定的学术意义。至今依然沿用某些「方法论」的方法来作为神话的研究理论。首先是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是先确定全世界的神话分布，然后再根据所属的区域寻找出它们在文化史中的定位。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于是对早期的自然神话学派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但是之后的阿道夫．詹森（Adolf Jensen）在他的初期栽培文化之世界整理研究中，已经从文化史的定位转移到人类文化史的定位了。其次是所谓「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望文生义，这个研究方法专注在寻找神话的功能，也就是在寻求神话故事对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最终目的。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在他对美拉尼西亚神话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神话的目的是为了给予社会制度一个正当性的根据。他举例指出，决定拉比亚村（Rabia）四个宗族位阶的，正是神话中四个宗族祖先从石窟中迸出时所做出的举动。另外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弘（Clyde Kluckhohn）则引用了纳瓦荷印地安人（Navaho Indian）的例子下了这样的结论。所谓文化，就是教导人们何谓超自然现象的威胁，然后进而教导大家面对这些超自然现象威胁的方法。而神话与礼仪的功能，与文化本身的意义其实并无一致。虽然纳瓦荷印地安人没有所谓的成文法（法律），也没有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酋长，但是这个部落却能长期维持团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所有的成员，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礼仪。接著是李维史陀 （Claude Levi-Strauss）所倡导的「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打破了过去所有的方法论，它不拘泥在神话中哪些特定的构成要素，而是做全面的整体研究。可想而知，结构主义为神话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与冲击。以往的比较神话都将重心放在内容的相似性上，但是自李维史陀以后，即使原本看似不同的地方，却因为综观整体而产生了全新的见解。正因如此，神话的研究与分析变得更具深度和广度了。有别于李维史陀为神话研究带来的巨大变革，法国比较神话学家乔志．杜梅吉尔（Georges Dumezil）则持续致力于印欧语族的神话比较，提出所谓「三元体系」的结构模式。乔志．杜梅吉尔认为王者、战士、生产者三者，是神话最基本的三个意识形态。除此之外，还有从「心理学」切入的神话研究方法，也就是在精神分析学上大放异彩的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佛洛依德有一本神话研究的著作《图腾与禁忌》，书中的研究结果虽然未被学会所认可，但是他所提出的「无意识」的重要性，却为后来的神话学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除了佛洛依德，另一位心理学家容格（Carl Jung）则是透过许多梦境的分析，找出希腊神话中像狄蜜特这类的大地母神与她们所相对的作梦者之间，有著非常规律性的互动原则。容格并且将这个原则命名为「原型（archetype）」。[编辑本段]【世界起源神话的类型】世界起源神话大致分为以下六种：1．造物者的无中生有2．由原始人类（巨人）的尸体中产生3．从宇宙蛋中诞生4．由原初的父母所生5．在宇宙不断的进化中自然产生6．由某种动物从海底带上岸的泥土而生除了这六种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特例，譬如说包含上述两种以上的复合型起源神话。第一种造物者无中生有的神话，最著名的莫过于《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中的世界是从「有光」开始，这就是典型的「无中生有」。第二种由原始人类尸体中产生，最著名的应属《爱达经》（Edda）的原始人类伊米尔（Ymir）。另外还有美所不达米亚的《创世神话》（Enuma Elish）中的善神马尔杜克杀死了恶神蒂亚玛特之后，撕裂了蒂雅玛特的身体，将它创造成天地。另外例如中国的盘古开天其实也同属这类尸体诞生的神话。第三种从宇宙蛋中诞生，最好的例子就是芬兰的《卡勒瓦拉》（Kalevala）。在这部神话中，天、地、太阳等都是从大鹰的蛋中生出来的。在希腊神话中的世界起源神话，其实也属于这一类。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根源之神（爱神）厄洛斯。第四种由原初的父母所生。通常所谓的「原初的父母」就是两位大神，他们先是结为连理，然后创造世界。在日本神话中，也有「伊耶那岐之命」和「伊耶那美之命」两位大神。根据日本神话的纪录，日本就是在他们成婚后诞生的。在非洲尤罗巴族（Yoruba）的神话中，先是由天上至高之神奥路昆（Olokun）和地上原水之神奥罗伦（Olorun）结为连理，生出两位原神，然后由其中一位原神用一把泥土创造了全世界（这段神话是第四种与第六种的复合型神话）。第五种则是在演化中自然产生，朝鲜半岛的创世神话便是其中的典型，不过这部神话一向鲜为人知。第六种是由海底泥土而生，这类神话在美洲的印地安神话中尤其丰富。在休伦族（Hurons）的神话中，就有虾蟆从海地带著泥土上岸，之后这泥土就转化成了宇宙天地。在其他部族的神话中，则还有由小鷿鹈（Podiceps ruficollis）或海龟等等各类鸟兽潜入海中带泥上岸来的故事。[编辑本段]【其他共通的主题】除了世界的起源，在各民族的起源神话间还存在著许多其他共通的主题。在「人类起源神话」中，有神明创造世界的创造神话，也有神明以外的生物创造神话。前者又分为由造物者独立创造出人类的神话、造物主藉助某位助手的力量创造人类的神话，或者由造物主与他的助手彼此争斗之后才创造出了人类的神话。后者又可分为由原始巨人的尸体产生人类的神话、由动物演化而产生人类的神话，以及由一颗神圣的大蛋产生出人类的神话。在「毁灭型神话」中，也可粗分为以下几个类型。先是原始洪水型神话。这类神话多半与世界起源神话中的第六种，宇宙由海底泥土而生的神话相连结。其次是宇宙大战洪水型神话。简单的说，就是一场洪水起因于两位神明彼此的争斗。这类神话通常结局会出现一对劫后余生的亲兄妹，经过近亲通婚之后让人类重新繁衍。再者是宇宙洪水型神话。这类神话通常不会交代洪水的起因，只知道洪水发生，人类几乎灭亡。至于洪水的结果，通常也会出现一对劫后余生的亲兄妹。最后则是惩罚型洪水神话。洪水的起因是天神决定毁灭万恶不赦的人类。看到这类神话，一般人总会联想到诺亚方舟，事实上这类神话遍布世界各地，好比说印尼半岛上也流传著同样类型的神话传说。除此之外，例如死亡的起源、火的起源、作物的起源、女性的起源、作乱精灵（Trickster）、文化英雄、王权的起源等等，也都是许多神话共通的主题。[编辑本段]中国神话故事包括的人物盘古 （传说中是整个宇宙第一个诞生的生物开天以后死亡了）女娲 （在盘古以后突然出现创造了人类）其中还有鸿钧（不知道在女娲前还是在女娲后）共工 撞断天柱的为西北的洪水之神，传说他与黄帝族的颛顼发生战争，不胜，怒而头触不周山，使天地为之倾斜。刑天 猛志常在的刑天与天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因此 ，刑天常被后人称颂为不屈的英雄。东晋诗人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即咏此事，借寓抱负。蚩尤 铜头铁额的《龙鱼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伏羲 发明八卦的伏羲又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史记中称伏牺。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为中国医药鼻祖之一。相传其人首蛇身，与其妹女娲成婚，生儿育女，成为人类的始祖。又相传他是古代东夷部落的杰出首领。伏羲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创制八卦，即以八种简单却寓义深刻的符号来概括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编辑本段]《中国神话故事》合集图书作 者： 薇薇夫人 编出 版 社： 希望出版社[1]出版时间： 2009-8-1版 次： 2页 数： 118印刷时间： 2009-8-1开 本： 16开印 次： 2纸 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7930307包 装： 平装所属分类： 图书 >> 少儿 >> 儿童文学 >> 寓言 传说定价：￥内容简介精选中国神话故事，使小学生以轻松愉快的形式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文笔隽永，画风独到，深受海峡两岸小读者的喜爱。作者简介薇薇夫人，台湾《联合报》专栏作家，华视“今天”节目制作人及主持人，台湾极有影响的女作家。目录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女娲补天伏羲兄妹伏羲氏钻木取火有巢氏神农尝百草精卫填海夸父追日
伏羲文化即是民族始祖太昊伏羲及中华本源文化 一、伏羲 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相传为伏羲生日。这一天，天水市民众自发集会到祭奠“人宗爷”（按：天水人习惯将伏羲称为“人宗爷”），乞求幸福安详，新年好运气。 除了民间祭祀，天水还在每年举行盛大的公祭活动。 据《三皇本纪》记载：伏羲“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于庖厨”。伏羲通过仰观俯察，了解自然万物，所画八卦是用8个符号，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利用八卦占卜吉凶，正是这种对世界初步认识和把握方式，并孕育着的萌芽，这也是后来《周易》的思想基础。此外，伏羲还立九部、设九佐，以龙纪官，号龙师。禅于伯牛，，教民熟食；制，定节气，消息祝福，以测吉凶，尝百药，制九针，以拯天疾，开创了中华最早的文明。 1、伏羲民族始祖地位的确立 木本乎根，人本乎祖。民族始祖是民族精神的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也是神圣血缘观念的具体表现。一个民族始祖地位的确立，有历史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同时也是多种文化相互融汇的结果。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始祖是国人历经千百年反复审慎地选择而确立起来的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的代表。 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的本身也是历史性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于民族先祖的认定，是从远古的传说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确立起来的。“”为中华民族的，其世系位序的排列在春秋战国到已逐步确立。“”的世系之中，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居神农、黄帝之前的中华民族的。 关于太昊伏羲的文字记载至迟在即已出现，《左传》、《管子》、《周易》、《庄子》、、《列子》、《战国策》、《国语》、《世本》、《》、《山海经》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太昊伏羲的表述。《周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作，……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段话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伏羲功业和始祖地位，影响甚大。 在正史中，司马迁《史记》从五帝之首的黄帝记起，未为伏羲立传，但他在《》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的文化贡献。到了东汉的《汉书》，则突破《史记》的界限，将上古帝王世系从黄帝推至伏羲，伏羲开始登上官定正史。《汉书·古今人表》中首叙伏羲，次列炎、黄；《汉书·律历志序》引《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诸语，认为“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并以太昊伏羲为历史源头，确定他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地位：“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这就是说，在古帝王系统中，只有太昊伏羲氏是“继天而王”的，因而他是百王之先，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 晋代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是一部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三皇首列伏羲，次为女娲、。梁代肖绮《〈拾遗记〉序》中说：“文起羲、炎”。其后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修晋书诏》均以伏羲为中华文化的肇始者，所谓“伏羲以降，因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至唐开元间，司马贞为《史记》补写《三皇本纪》，综述、补充前世有关伏羲的文献材料，成一篇较为完备的史传。至此，伏羲在历史古代典籍中历史化的过程全部完成。 2、伏羲在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方面的贡献 现代学者在解释“民族”的意义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从种族血缘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我们在讨论民族始祖的确认过程时，要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历代典籍对伏羲的文化贡献所载甚多，这些贡献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 首先，从民族文化的形成上来说，传说伏羲始画八卦，开启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源。《周易》、《史记》等典籍记载了伏羲“作八卦”的重要贡献。《论衡·齐世》：“故夫宓牺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智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故宓牺作八卦以治之。”描述了伏羲时代的社会状况。《礼记·礼运篇》注引《中侯握河纪》谈到与伏羲关系密切的“河图洛书”以及八卦：“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伏羲八卦中所蕴含的“天人谐和”的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是我们民族思想方式的基础。所以，可以说，伏羲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先河，是中华文化的原点。另外，传说伏羲确立了；发明网罟，教民渔猎；养六畜以充庖厨；造琴瑟，作音乐等。这些均反映了伏羲在文明和文化初创时的贡献。 与中华民族另外两个重要始祖和黄帝相比，是农业文明之初的代表，主要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黄帝是农业文明进化时期的代表，主要是华夏各族政治和制度上统一的象征。而伏羲所代表的是比炎黄二帝更早的渔猎文明时期，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是文明初始的象征。 其次，从民族血缘的凝聚上说，伏羲时代是一个部族融合的时期，史载伏羲“正姓氏，制嫁娶”。《路史》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之本，而民始不渎。”姓氏的主要作用就是明血缘、别婚姻，纯正血统。不同部族的人分别有不同的姓氏，“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各个部族相互通婚混血，从而奠定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基础。这是伏羲在民族血缘方面的伟大贡献。 太昊伏羲氏还赋予了我们民族以总徽号——龙。《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均证明，伏羲“人首蛇躯”。蛇是伏羲氏的图腾。中华民族的总图腾“龙”，正是以蛇为基础，汇合了多民族图腾而成的。闻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指出，龙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面产生的混合的图腾”。龙图腾的形成，象征了中华民族主体血脉的汇聚和文化的奠基。从此，普天下的中国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龙的传人”，共同尊奉同一个祖先——伏羲。在伏羲的旗帜下，多民族团结和合，统一为中华一家。太昊伏羲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广泛代表。 二、伏羲文化 伏羲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每个民族都有自已民族的文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已民族的文化精典；每个民族都有自已民族的文明，每个民族都有自已民族的文明精典。中华文化其根是伏羲文化，博大包容，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因此，伏羲文化可谓中华文化的精典，可谓中华文明的精典。 如果说历史的前进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文化，那么，人类文明则是文化的精典。“文化”者，“文”而“化之”，只用“文”才能推动历史的进程，才能创造人类文明。利用武力，不论其多么强大，都不能创造世界文明，只能破坏世界文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基石，是中华各民族的基石。 什么是中华文化？其实，中华文化就是伏羲文化。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伏羲文化不仅构筑了中华文化的主要框架，是中华文化的脊梁。同时，伏羲文化也是远古文明的一个缩影。 伏羲在六千多年前，所创造成的王业可谓昊昊然皇皇然矣！这些王业是世界的物质的精神的？是古文化是古文明？ 马克思认为文化的概念，分为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而狭义的文化只包括精神一个方面。而伏羲的王业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如创网罟、始六畜等，其精神方面的如始建都、龙图腾、画八封、制嫁娶、正姓氏、创书契、始熟食、创音乐、创炙针等。现在，我们看来，上所列述的十一条，不论表面是属于物质的创造，还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创造，都是属于大文化，属于广义的文化。伏羲的发明，在人类的野蛮时代，上述不论哪一项，都是了不起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大事件，都牵涉到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伏羲画八卦，揭示了天道“”的大宇宙科学观，这不仅是当代科学的“高科技”，龙的子孙后人，六千年来把其视为“无字天书”，今天仍旧不失“高科技”之称呼。其确切的定义，是中华远古文化，还是中华远古文明？ 关于文明与文明时代的概念与区分，美国人L。H。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首先使用“文明时代”。他根据人类“生存技术”的进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文明时代属于标音字母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直至现代。分为古文明阶段与现代文明阶段。的标准有城市、贸易、简单的机械出现、古代艺术、科学、国家、军队、基督教等。 伏羲被称为中华民族始祖的“百王先”、“三皇之首”、“上上圣人”，“都”于，1984年发掘出了羲皇故都，方广百亩。被誉为近代地下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地下古城址。“城市”出现了吧！伏羲创网罟，执伏牺牲养成六畜，开创人类的畜牧时代，结束了茹毛饮血，开始吃熟食，也是一项人类的重大文明吧！伏羲制嫁娶，结束了群婚、乱婚，方始“一夫一妻”的对偶婚，正姓氏，别血缘，提高了人类的自身质量，又是一项关系人类的重大发明吧！不论许慎的《说文解字》，还是其它关于考证中国文字的典藉，皆说八卦的八个符号，是中国方块字的“祖先”。中华原始文字出现了吧！特别是伏羲画了八卦，伏羲在六千年前竟创画了今天仍旧视为科学的“高科技”八卦，在伏羲时代竟出现了“高科技”？ 在两千多年前，晚于司马迁《史记》125年的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世历千古，人更三圣”。三圣者伏羲、周文王与孔子也。在汉武帝“”之后，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支柱和统治基础。OL]q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个优秀的文化。我们一般地说，中华文化是指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释家文化。实际上，这“三家”是“一家”，三元归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教归易”。相传，伏羲在六千多年前画了八卦。八卦是天道大宇宙观的集中体现，是《易经》的理论纲领，古来被子称为“群经之首”。可以这样说，《易经》是中华文化的理论纲领。 在《史记。孔子列传》说：孔子“读易苇编三绝”。这位儒家创始人在他的学说中，无不充满《易经》理论思想的灿烂光华。《易经》博大精深，其蕴藏的宇宙全息理论、自控理论、控它理论等，包含了天道、地道与人道。《易经》最高境界是“中和”。这里所说的所谓“中”，在阴阳思想里，它既不阴，也不是阳，这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形而上的无形的东西，才叫“中”；而“和”则是表现出来形而下的有形的东西，才叫“和”。这个最高境界里，正如《老子》开篇所说：“道可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其道有其道，无其名有其名，这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安乐的世界，祥和的世界。可见“中”的境界之崇高了。 孔子“读易苇编三绝”，终于悟出了《易经》蕴藏的宇宙大道，创立了儒家学说，提出了的最高思想理想境界——“”。全部内容基本上可以用就是两个字概括，那就是“忠恕”，而“忠恕”的表现形式是“仁”。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孔子的回答说：“爱人。”孔子这种“爱人”的思想依据是什么呢？孔子在《中庸》里这样回答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郭店楚墓书简.五行》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爱人，仁也。”《唐虞之道》说：“孝之放，爱天下之民。”《语丛》说：“爱，仁也。”“爱生于性。” 这几典都说明儒家的“爱人”不止是爱“亲亲”，不止是爱自已的亲人，而是“推已及人”，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之幼”。这个德行是人的最高境界呀，做到并不容易啊！孔子又提出了他的“”作为“仁”准则，这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孔子要把“仁”推广到天下社会，这就是孔子的“克已复礼曰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在这里，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是在“克已复礼”基础上的“复礼”，才叫着“仁”。“仁”基于“爱”，“爱生于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礼”是规范人的行为外在的礼仪制度，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平相处，“礼之用，和为贵。”于此同时，孔子又要求人必须自觉地遵守礼仪制度，只有这样才符合“仁”。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仁出已，而由人乎？”具体说，这就要求人们要报本返始，敬天祭祖，爱自已的父母，重孝思，重师道；不仅如此，而且还要推已及人，爱天下所有的人，有爱心，爱人人。因此说，“礼”是“仁”的前提，没有“礼”就没有“仁”可言。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礼崩乐坏”，那么天下必然要大乱，人世间就不会和谐，就要发生战争，就要相互倾轧，就一定要失去和平。社会就永远没有安宁了，人世间就发生灾难。所以，孔子说“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天下归“仁”了，人世间就会永远充满“仁”，就会永远充满“爱”，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孔子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了。 孔子要求人人要有“仁”的思想基础，人人要向往“仁”，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孔子这里把《易经》的宇宙全息理论、自控理论控它理论等运用到人类社会了。这就孔夫子的高明，圣人之所在。八卦的“中和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把儒家学说思想推向了人类思想境界的顶峰。`S 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第一位大圣人，那么，孟子则是第二位大圣人。孟子《告子上》这样说道：“知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如果说孔夫子是儒家学说的第一位大圣人，孟子是儒家学说的第二位大圣人，那么，朱熹则儒家学说的第三位大圣人。 朱熹在《朱子文集》中这样说道：仁者，“在天地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天心”本乎“人心”，“人心”与“天心”是相通的、一致的、统一的。所以，《中庸》这样说道：“诚者，天之道；诚者，人之道。”这就是儒家学就的“理论”。天诚则和，人诚则安，道诚则尚。，道出了人类和平的真谛。 儒家学说这位创始人孔老夫子把《易经》融会贯通了，他了发现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惊人的一致性，他发现了社会科学源本于自然科学吧！“天机”戮破了，他发现人社会原来是宇宙大世界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宇宙大世界的“苍海之一栗”。古今中外任何大圣人，他们提出的不管是什么学说，他们都不是发明而是发现了什么，只是发现了什么规律，这个发现就了不得了！孔夫子这个伟大的发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的，竟在中华文化中两千五百多年！ 在二十一世纪西方最受崇拜的大哲学家罗素在他的《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极近乎完成了由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两个平等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 可惜这位西方伟大的哲学家的基本观点，是天人二分，从根本上与宇宙大道背道而驰而驰了！因他是单纯的研究一点，而忽视了另一点，人的一只手长在人身上，另一只手也长在人身上，只研究左手，而忽视了右手，忘记了人本身，怎能全面研究人呢？只研究一个，不研究相关的一个，怎么能全面呢？这样的理论简直如工程兵开凿山洞一样，只有钻出了他打的山洞后，他才豁然开朗，才知道洞口外的。话说到这里，我们并无否定西方文化价值的想法。 中华文化则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的基本理论是“天人合一理论”，也就是就研究天道，不能不研究人道；而研究人道，不能孤立地研究人道，必须要研究天道，这样才有本有未，叫做全面。人离不开天，离开了天，离开了自然，离开了宇宙，那就偏面了，必然会发生谬误。很简单的普通道理，人离开了天，没有天赐的一口气，何谈人之存在？那就要一命呜呼了。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天。”这说明天与人的关系，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只能顺天，不能逆天，因此人类社会，不论研究自然也好，研究人类社会也也，只能光大天道，必须要立足于宇宙大世界观。 朱熹在《》中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此话说得绝妙极了，表面上说的是人离不天，天离不开人，实质上说的是“天是大宇宙，人是一个小宇宙，天中有人，人中有天。” 天是什么？一般的说，大家看到的是苍天。具体的说是宇宙。在中国典藉《尚书。虞书》中有“皇天上帝”记载，在《诗经。大雅》中有“皇矣上帝”的说法。中国古来称天为“上帝”，俗称“爷”，又称“老天爷”。这位不仅是地球上的“老爷子”，而且是整个宇宙的“老爷子”。地球在他的宇宙大家族中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个“小孙儿”。因为太阳系在宇宙中是“沧海之一栗”。地球在太阳系中，又是太阳系中“沧海之一栗”。这位“老爷子”的“上帝”，能一统整个没有时空的大宇宙，而且又是那样的井然有序，各星有各星的轨道，不论有生命的，不论没生命的，不论大的，不论小的，各式各样的，都相安和平。对于地球，地球围绕太阳转，月亮围绕地球转，人来到了地球上，有喝的水，有吃的植物，植物土中生，而且又是那样的神秘，随四时有序的生长枯稿生长循规蹈矩有序，让像一个无形的金色锁链，让人类享受不尽，生生不息。人也是那样的神秘，生死亡没，也同样的生生不息。所以，《易经。易大传》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厚载万物。”“君子自强不息”为什么自强不息？这位“君子”仅仅是指人吗？上帝为什么在大地上“厚载万物”？天有生命吗？有理性吗？有目的吗？为什么有“天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的“天道”是怎么产生的？耐人思索啊！ 《论语.泰伯》中说：“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天生人，天有性。所以，人称天为“上帝”或者“老天爷”。爷有什么基因，孙子应当有什么基因。人虽然说有性，这个“人性”，因为来自于天的因子，就是“天性”俗语说“你这个人天性不改”，说的就是这个。如果说天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天道与人性的关系，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孔子在《中庸》中曾经这样说道：“天命之谓性。”孔夫子说的是人性是有天赋予的，即是人性是先天固有的。 在《郭店楚简》中有这样一句话，“性自命出，命由天降。”这里的“命”是指天之命，命是由天而降的，命是由天决定的。这正像草长草枯一样，全是天生天杀。人也是如此。认为天是外，对于人有一种超越力量，同时，又是一种支配于人的一种支柱力量。这个力量是庞大的，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的。不仅是力理，而且，又有规律。所以，孟子在《孟子.尽心上篇》说：“存其心，养成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正因为此，孔子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孔夫子所说的“天命”，其实，是天道，即宇宙大道，即宇宙规律。人到了五十岁，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人，是社会的一员，是社会的一部分，人生需符合社会规律，才无往而不顺。若不符合，就难于生存了。而社会规律来源于何处？什么样的社会规律是正确的？原来社会规律来源于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就是宇宙规律，或者说源自宇宙规律。社会规律必须符合宇宙规律，人类必须照自然规律办事。否则，人类就要受到惩罚，人类社会就会不太平。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学说的高明了。 王夫之在《正蒙注》中对儒家学说的“天人合一理论”的诠释非常高明。他这样说道： “抑考君主之道，自汉以后，皆涉猎故迹，而不知圣学为人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源，所以明夫子之生也，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精粹为性。乃以为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自然之秩序，而不可违。” 这里，王夫之把儒家学“天人合一理论”中的天道与人道、天与人的关系，解释得维妙维肖：“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乃是“阴阳变化自然之道”，“人道”离不开“天道”，人离不开天。 儒家学术的基本理论“天人合一理论”源自《易经》。伏羲一画开天，开物成雾画八卦，一卦之三爻，上爻是天，初爻是地，中爻是人。这就是说，天在上，地在下，人在。同时，也说明天生人，地养人，方成世界。没有人不成世界，没有天也就没有人。 早于孔子的中国伟大哲学家老子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的“无为理论”。“自然”是什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天指的是宇宙，地自然厚载万物，这像一个金色的锁链道出了宇宙生生不息图。“无为理论”是什么？“无为”指的是自然规律，或者说指的是宇宙规律。老子琢透了宇宙大道，同时，他也琢磨透了人类社会。他提示人类，要遵循这么一条规律：人应当效发地，地应当效发天，天应当效发“道”，“道”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规律，即宇宙规律。自然无为，法道自然，太和万物，这就是老子理论的全内容。道家理论的其本其根是天道。老子的理论基础之源，同儒家学说“天人合一理论”，不谋而合，同源自《易经》的核心理论八卦。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华姓氏的博大内涵。我们说伏羲正姓氏，是正天道，正天性，正宇宙生生不息之大道。 同时，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敬天祭祖”的博大内涵，天为什么可敬？天有“性”，人之本也。为什么要祭祖？人之源也。人知本源，方才能生生不息。 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灿烂丰彩。在六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祖太昊伏羲画出了八卦，八卦揭示了自然大道，揭示了宇宙大道，结束了千古，使人类开始了“以卦治天下”，也就是以数治天下，也就是以“中和理论”治天下。自伏羲第一代起，历十五代而至炎帝，牛羊等享、工具公有，人人平等，人人相爱，千余年没有战争，这是一“天苍苍，地茫茫，低头风吹见牛羊”的太平远古畜牧世界。 伏羲画八卦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传说时代了不起的大事件，它使人类古文明暴发了一次大的“革命”。作为人类的古文明，太昊伏羲始“正姓氏”，是人类古文明的一个重大方面。“正姓氏”的“别血缘”，其实质提示人类要返本报祖，正本正祖，遵循天道，即遵循宇宙规律。人们天天呼唤你，警示你的姓氏，呼唤你的姓氏，要你不忘八卦的最高境界中与和，不忘生生不息，要相安和平，保持一个康宁的世界。 天、祖、人三者合一，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伏羲首先是人，又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人类把宇宙视为上帝，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是上帝创造了人。同时，把祖先视为人世间的上帝。把天俗称呼为“天爷”，把伏羲称为“人祖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