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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写的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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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用过的笔名 干凡 飞迅 直庚 树俟 独洛 敖隼 旁斡预 . 丁珰 丁萌 士繇 . 及锋 之达 子明 丰瑜 元艮 元期 不堂 中头 中拉 长庚 公汗 风声 巴人 龙刚 且介 且文 史赉 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飞 飞斐 冬华 乐文 乐贲 乐雯 品音 记者 动轩 仲度 华圉 自树 许遐 许霞 迅行 苇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铭 译者 张沛 阿二 阿法 苗挺 直入 明瑟 罗怃 佩韦 周树 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 荀继 茹莼 树人 候堂 独立 姜珂 洛丈 神飞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晓角 翁隼 唐俟 旅隼 朔尔 家干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于 黄棘 梦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 符灵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侨 越容 楮冠 鲁迅 尊古 游光 遐观 编者 虞明 豫才 燕客 霍冲 孺牛 小孩子 丰之余 韦士繇 邓当世 白在宣 华约瑟 齐物论 杜德机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鲁迅 张承禄 张禄如 周玉才 周动轩 周树人 周樟寿 周豫才 宓子章 赵令仪 某生者 倪朔尔 栾廷石 唐丰瑜 唐元期 黄凯音 戛剑生 康伯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编辑者 编纂者 纂述者
鲁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 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 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 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 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 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 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 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 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 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 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 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 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 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 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 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 《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 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 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 《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 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 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 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 《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 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 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 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 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 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 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下面是具体的：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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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杂志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主管，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和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新闻类理论性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是研究当代新闻理论，探讨新闻传播规律，传播新闻改革信息，反映新闻战线动态，介绍新闻业务知识，展望新闻发展趋势。刊号：CN42-1263/G2、ISSN1003-2827。广播、电视、新闻、纸媒、网络、新闻评论、教学等一切与新闻相关联的论文均可入刊。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数据库（ASPT）来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收录期刊★中国期刊网（CNKL）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均可查询！刊名： 新闻前哨 Press Outpost主办： 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湖北省新闻学会周期： 月刊出版地：湖北省武汉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3-2827CN： 42-1263/G2历史沿革：现用刊名：新闻前哨创刊时间：1988 新闻前哨杂志是省级新闻类专业刊物，版面费依版面而定，大概几百块钱一个版面，评职称是否能用要因各地评职称的条件而定，大多数地方中高级职称可以用，不过具体要求还是看当地单位的评审条件来定的，仅供参考。投稿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黄鹂路65号湖北日报社内。
1931年4月25日，一批左翼作家在《前哨》创刊号上发表宣言说:同志们，国民党摧残文化和压迫革命文化运动，竟至用最卑劣最惨毒的手段暗杀革命作家的地步了!我们的革命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是在二月七日，被秘密活埋和枪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了!《前哨》创刊号(实际延迟出版发行)。鲁迅、茅盾、冯雪峰、沈端先、阳翰笙、丁玲等任编委。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纪念左联五烈士和宗晖。《前哨》刊头是鲁迅亲笔写好后，分头到刻字店木刻，再拿来沾上印油，印到刊物上的。《前哨》还刊登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国际协会主席团和美国《新群众》杂志社控诉反动派屠杀政策，哀悼被害战友的来信。《前哨》虽是秘密发行，但因揭露和控诉了轰动世界的蒋介石大批屠杀青年作家的罪行，刊物又经史沫特莱传到国外，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立即严加查禁。故第二期改名《文学导报》，内容则专登文艺理论研究，着重批判国民党鼓吹的民族主义文学，于8月5日出版。同年11月15日出至第8期遭国民党查禁。这样严酷的催残文化，这样恶毒的屠杀革命的文化化运动者，不但世界各国所未有，亦是在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的支配时代所不敢于 如此的施其凶暴无此的白色恐怖，而竟造成这种罕见的黑暗的时代。四年中，国民党已经用刀刮，用油煎，用索绞，砍头，活埋，枪毙了不知几千百万的革命群众了;而竟屠杀到文化领域上来，这是它更走近了末日一步，于是黑暗的乱舞也更进一步了。国民党在虐杀我革命作家以前，已经给我们革命文化运动以最高度的压迫了;禁止书报，通缉作家，封闭书店;一面收买流氓，侦察，堕落文人组织其民族主义和三民主义文学运动，以为如此就可以使左翼文化运动消灭了，然而无效。于是就虐杀了我们的作家;然而这也是无效的。我们作家的被虐杀，证明了我们的文化运动的力量已经不弱，已经成为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的力量了。虽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天天的狂暴起来，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军队天天的增加，然而革命运动依然天天在发展。因为国民党四年的统治，已便全中国装满饥饿者的队伍，使全国到处都是疮烂了，而进刷所需的军饷是民众的血，所杀的是民众的头，民众都已经觉醒转来了。同志们，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文化运动，是只会向前发展的。我们起来纪念着这个运动的最初的牺牲者，反对着国民党在末日之前的黑暗的乱舞!反对国民党虐杀革命的作家!反对国民党摧残文化，压迫革命文化运动!反对封闭书店，垄断出版界，及压迫著作家思想家!集中到左翼文学文化运动的营垒中来!石萌撰文激烈抨击民族主义文艺派1931年9月13日，《前哨》在第一卷第四期刊登石萌的文章《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文章说:国民党维持其反动政权的手段，向来是两方面的:残酷的白色恐怖与无耻的麻醉欺。因为是要欺麻醉群众，所以民族主义文艺的低能儿辈不得不东抄西袭以造成他们的荒谬无稽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理论，又不得不戴起革命的假面具来抨击中国旧传统文学与胡适之的新月派，又不得不捡起那早就丢在粪坑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民族主义的解释。但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今日，麻醉欺的效力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早就料到这企图麻醉欺民众的民族主义文艺结果一定是法西斯化。民族主义文艺果然已经卸去了麻醉欺的面具，露出法西斯的本相!所以在1930年上半期普罗文艺运动震撼了全中国的时候，国民党一方面则嗾使其走狗文人号召所谓民族主义文艺，正是黔驴故技，不值一笑，这所谓民族主义艺术运动便是国民党对于普罗文艺运动的白色恐怖以外的欺麻醉的方策。民族主义派已经完全暴露了法西斯蒂的面目了!他们不但以政治力量夺取了许多营业性质的小书店，出版了若干谁都不要看的刊物，并且在他们的机关杂志《前锋周刊》和《前锋月刊》上也不再戴面具做苦难时代所要求的文学那一类的欺文章了!他们干干脆脆地鼓吹屠杀!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毒气弹，屠杀遍中国的不肯忍受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层层宰割的工农群众!屠杀普罗文学作家!这屠杀文学就是他们宣传得极利害的《陇海线上》和《国门之战》!这便是民族主义文艺的最后一阶段!紧接这一阶段的，将是什么?是滔天的赤浪扫除了这些文艺上是白色的妖魔!
帅作文报2011年元月，《帅作文》周报正式创刊并面向全国发行。该报由中国出版集团所属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联合主办，《楚天都市报》倾力打造。该报是湖北地区首份集阅读、鉴赏和写作为一体的教辅类周报，紧扣中小学教学实际，并由著名作家王蒙和曹文轩出任顾问。特别关注《特别关注》杂志是国内第一本以中年男士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精品文摘。创刊八年，《特别关注》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发行量呈现跳跃式增长，期刊发行量近300万份，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男士杂志；是新世纪诞生的第一份百万大刊；是近年来成长最快的杂志；也是最具创新的杂志之一。新闻前哨《新闻前哨》杂志是我省唯一公开发行的新闻学术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辟有前哨评论、前哨观潮、老总必读党报改革、经典案例、传媒商学院、传媒经理人、学术百家、学子新论、公共与传媒、采编论坛等栏目。党员生活《党员生活》杂志是湖北省唯一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党刊。创刊以来，为湖北党的建设服务、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为基层党员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了努力。栏目设有黄鹤走笔、党建经纬、高峰论坛、先锋本色、誓言无声、政界精英、大众时评、开卷有益、互动地带、域外风、外党一瞥等。前卫《前卫》杂志是一本原创纪实类月刊，以眼光比生活高一点为办刊理念，开设新闻眼法眼另眼e眼情眼第三只眼时尚眼等栏目（板块），每期刊发20余篇原创首发大稿及30多篇精品美文，题材内容新颖时尚，观念思想新锐超前。期刊发行量已接近50万份，除在武汉本埠印刷外，还在湖北荆州、安徽合肥、贵州贵阳、辽宁沈阳、四川成都等多个城市分印。可乐《可乐》杂志是一份面向青年读者，致力做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心理读本。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故事，用轻松幽默的图文形式，以快乐为切入点，讲述普通人和名人年轻时的成长经历、情感故事，让读者读后获得身心的放松和思想上的启迪，开设了纯真年代、浪漫青春、情感天空、成功道路等12个栏目。创刊四年多来，发行量已经接近20万份，在湖北省的年轻读者尤其是学生群体中拥有较高品牌知名度和阅读忠诚度。大武汉《大武汉》杂志是一份倾力打造的城市生活杂志，主要面向武汉地区发行，并辐射1+8城市圈和宜昌、襄樊、十堰等省内主要城市。内容涵盖地理、美食、生活、娱乐、消费等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原创的资讯和报道传播主流价值观，倡导时尚、健康、新锐的生活方式，满足城市主流人群的精神需求，是代表武汉城市文化的高品质精神产品。城市情报《城市情报》杂志是一本以时尚和情感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月刊。自2006年4月份创刊以来，一直行销全国，平均期发量稳定在30万份以上，跻身全国大刊之列。内容定位于非常情感、品质生活，在优选精美情感故事的同时，还将把友情亲情、励志美文以及时尚休闲等现代生活元素有机结合起来，使内容更丰富、品质更纯正、服务更贴心，让读者在充分享受阅读美感的同时，感受最新的都市风潮。爱你《爱你》杂志是一份综合类文摘月刊。以曲折动人的故事，清新雅致的格调，让读者领略人情美，人性美，以及成熟睿智的处世态度，激发希望，营造梦想。内设亲情、爱情、世情、异国情、趣情、心情、风情、才情、雅情等栏目。家庭保健《家庭保健》杂志是华中地区唯一一份面向大众的健康知识宣传读物，定位于普通家庭，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的养生观念。融服务性、权威性、生动性和贴近性于一体，为广大家庭度身订制各种保健方案，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爱篮球《爱篮球》是一本由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主办的双周刊，面向青少年群体，主张“快乐、健康、合作、超越”的媒体精神，致力于打造篮球第一刊。武汉旅游2010年8月13日，楚天金报与武汉市旅游局优势资源互补，达成合办《武汉旅游》杂志的意向。杂志准备面向武汉始发航班、星级酒店、各大旅行社、旅游景区、高档餐厅、休闲娱乐场所、汽车4S店、银行和商场贵宾室等高档消费场所投放，零售定价人民币10元、港币12元。9月10日，首期杂志正式亮相。《武汉旅游》定位于“城市主流人群旅游休闲读本”，面向20-45岁财富人物、中产阶层、白领人群，并深入到更多的城市三口之家。杂志风格趋向小资格调，追求文化品位，内容强调生活化、情调化、艺术化。整本杂志，以图片为主，强调视觉冲击，讲求细致、精美、温馨、体贴。
《奔流》月刊，鲁迅先生在上海创办并亲自主编的第一份文学刊物，1928年6月20日创刊。
不是 ，详细请搜索查询中文核心期刊2011版
统计一下大约有9本杂志，分别是《新生》《莽原》《语丝》《奔流》《萌芽》《前哨》《十字街头》《文学》《译文》，以下为具体说明：1、1907年 ，27 岁的鲁迅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2、1925年 鲁迅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3、1928年鲁迅担任《语丝》杂志主编。同年他主编的《奔流》创刊号出版。4、1930年鲁迅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萌芽月刊》是“左联”最早的机关刊物之一。鲁迅主编。5、1931年3月，鲁迅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12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6、1933年7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7、1934年8月《译文》创刊号出版
统计一下大约有9本杂志，分别是《新生》《莽原》《语丝》《奔流》《萌芽》《前哨》《十字街头》《文学》《译文》，以下为具体说明： 1、1907年 ，27 岁的鲁迅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 2、1925年 鲁迅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3、1928年鲁迅担任《语丝》杂志主编。同年他主编的《奔流》创刊号出版。 4、1930年鲁迅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萌芽月刊》是“左联”最早的机关刊物之一。鲁迅主编。 5、1931年3月，鲁迅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12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6、1933年7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7、1934年8月《译文》创刊号出版
鲁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 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 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 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 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 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 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 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 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 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 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 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 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 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 《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 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 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 《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 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 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 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 《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 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 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 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 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 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 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鲁迅先生年谱 许寿裳 凡例 一、先生自民国元年五月抵京之日始，即写日记，从无间断，凡天气之变化如阴晴 风雨，人事之交际如友朋过从，信札往来，书籍购入，均详载无遗，他日付印，足 供参考。故年谱之编，力求简短，仅举荦荦大端而已。 二、先生著作既多，译文亦富，另有著译书目，按年排比，故本谱于此二项，仅记 大略未及详焉。 三、先生著译之外，复勤于纂辑古书，抄录古碑，书写均极精美，谱中亦不备举。 四、先生工作毕生不倦，如编辑各种刊物，以及为人校订稿件之类，必忠必信，贡 献亦多，谱中亦从略不述。 五、本谱材料，有奉询于先生母太夫人者，亦有得于夫人许广平及令弟作人、建人 者，合并声明。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许寿裳记 民国前三十一年（清光绪七年辛已、西历一八八一年） 先生一岁 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 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前二十六年（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前二十四年（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 答曰：“为妹妹啦。”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 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前二十年（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 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 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 《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 小皋步等处。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前十九年（十九年癸己，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 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前十六年（廿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前十四年（年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前十三年（廿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 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前十一年（廿七年辛丑，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前十年（廿八年壬寅，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 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前九年（廿九年癸卯，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前八年（三十年甲辰，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前六年（三十二年丙午，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前五年（三十三年丁未，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前四年（三十四年戊申，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前三年（宣统元年己酋，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前二年（二年庚戌，一九一零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前一年（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 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注：以上月份均系阴历。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五月， 航海低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 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二年（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八月由海道返京。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三年（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四年（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是 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五年（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 志拓本。 六年（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是年仍 搜集研究拓本。 七年（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 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 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八年（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后收入杂感录《热风》。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 弟作人俱移入。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 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 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九年（一九二零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 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 师。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十年（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十一年（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 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十二年（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 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十三年（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 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七月住西安讲演，八月返京。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 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 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十四年（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 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十二月译成 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 副刊及《莽原》杂志。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 师，黎明中学教员。 十五年（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 复，到部任事。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 等，至五月始回寓。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八月底， 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九月《彷徨》印成。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 辞职。 十六年（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 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 移居白云楼。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 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 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八月开始编纂 《唐宋传奇集》。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 居。同月《野草》印成。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 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十二月应大学院 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十七年（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 《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六 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 成。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 社。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 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 《艺术论》译成出版。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同月为 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十二 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十九年（一九三零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二月“自 由大同盟”开成立会。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 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 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五月十 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 小说《十月》讫。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同月十七日，在 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 “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十 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二十年（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同月二 十八日回旧寓。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四月往同文书院 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七月为增田涉讲 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 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 本成。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 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 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五月自录译著书目。九月编译新俄 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十 月排比《两地书》。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 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二月十七日蔡元 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 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五月十三日至 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 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七月， 《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 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五月，先生编序 之木刻《引玉集》出版。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 离寓避难。十月《木刻纪程》印成。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 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四月《十竹斋 笺谱》第一册印成。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九月高 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十一 月续写《故事新编》。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 毕，即出书。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四月七日 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五月十五日再起 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 甚危。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 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七月，先生编印之《凯 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十月， 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 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同月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 时二十五分逝世。 （原载《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纪念委员会编印，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二十六 年十月十九日初版）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 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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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7日，上海黄浦江边一片萧瑟阴森的气氛。 因“东方旅社事件”而被捕的一批共产党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惨遭枪杀， 其中即有被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 、冯铿。 这是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艺运动围剿以来最血腥的一天。 为了应对白色恐怖，时任中共“文委”书记的潘汉年奉调中央特科工作， 原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调任“文委”书记，而接替冯乃超出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则是冯雪峰。 左联全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发起人有鲁迅、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冯乃超、钱杏? 等。左联成立五个月后，即有出版《前哨》的动议， 并将之定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总的领导机关杂志”， 同时组成了有鲁迅、茅盾、冯雪峰、夏衍、阳翰笙、丁玲等人参与的编委会。 当时在《文化斗争》1卷2期上还刊出了《左翼作家联盟为建立机关杂志〈前哨〉向广大革命群众的通告》。 后因形势变化，《前哨》终未出版。 接任左联党团书记后，冯雪峰自己称：“第一件事就是同鲁迅商量出版《前哨》。 ”其实这是左联执委会的决定，以此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 同时将创刊号议为“纪念战死者专号”。 当时鲁迅已离开他在北四川路的寓所，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安排而暂住附近一家日本人的公寓。 据雪峰回忆，那天见鲁迅是一个黄昏，“许广平先生出来引我进去，鲁迅先生就让我在外房一个半日本式的炕上坐下，他的脸色相当阴暗，也沉默地坐在炕上，有好一会儿不说话，后来从炕桌的抽屈里拿出一首诗来给我看，也只低沉地说一句话：‘凑了这几句’。 ” 鲁迅“凑了这几句”，便是那首以后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公开的著名诗句。 雪峰有幸得以先睹：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冷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自从得知柔石等人牺牲后，一连两三天沉默不语。 陪伴在身边的许广平也没有去劝他。 因为她知道过多的愤怒和过度的悲伤都会使他长时间闷声不响， 正是在这种沉默中，柔石、殷夫、胡也频甚至见面不多的冯铿清晰地在他记忆中再现。 昨日的朋友竟成“新鬼”，鲁迅感到心情无比的沉重和难抑的悲愤。 这天深夜，实在无法入眠的鲁迅有一种喷吐心中积郁的强烈欲望。 于是他铺纸挥笔，写下了上面的这首诗。 雪峰随后便与鲁迅谈起了《前哨》，并且对“纪念战死者专号”的内容进行了初步设计。 决定要为“五烈士”写传略，刊登他们的遗著和照片， 同时左联发表宣言和悼文。 之后，鲁迅写了《柔石小传》，又专门写了悼文。 悼文署名L·S，没有题目。 冯雪峰看后加了一个题目，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 《被难同志传略》已分头陆续完成，《被难同志遗著》也已选好， 冯雪峰也写了有关文章。 《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终于1931年4月20日全部编辑完成， 其中还包括《左联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家宣言》以及短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等文。 完成《前哨》的编辑工作，鲁迅、冯雪峰总算有了一点慰藉， 毕竟他们用了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和哀悼死难者。 由于当时鲁迅心情较好，故在当日下午鲁迅和冯雪峰两家人一起在一家老字号的春阳照相馆合影留念。 但冯雪峰很快便遇到了困难，那是《前哨》的出版无法落实。 联系了几家书店印刷厂都不敢承印。 仅《前哨》这个刊名，出版商即惟恐躲之不及， 何况还有那些直面淋漓鲜血的内容。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3个月始有转机。 终于有一家私营小印刷厂勉强同意承印，但条件异常苛刻： 排印费加倍，不准印上刊头和照片，一个晚上印成后必须立即取走， 左联要始终有人在场，一旦出事，只说工人自愿， 而不能牵连老板。 为了印出《前哨》，冯雪峰对这些条件均予接受， 并派左联盟员楼适夷和从“美联”调来负责《前哨》秘密发行工作的江丰在印刷现场负责校对和搬运。 这样，楼适夷和江丰便一直坚持在现场，并随时准备顶罪坐牢。 关于秘密印刷《前哨》的经过，了解当时情况的周楞伽曾有过介绍： “请几个进步的印刷工友秘密协助排版，排好后不打纸型，不浇版，就用铅版在脚踏印刷机上印刷。因为一切都是在地下活动，暗中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错字也无法校对，缺字也无法补植。”当事人楼适夷亦有如此回忆： “我们也就整夜地坐在阴森森的机器房里，陪着工人说笑话，买香烟点心来请客。天微微有点亮，印好了的刊物，老板连一小时都不许我们放在印所里，两个人便坐着黄包车把油墨未干的印张拖到自己的亭子间里。”这个亭子间在老靶子路公道书店楼上。 当时他们还有事情要做，即将刻有刊名《前哨》两字的木板， 蘸着红色、蓝色印油，揿印到封面上。 “前哨”两字为鲁迅所写，笔力苍劲，非常醒目。 另外将用道林纸印的左联五烈士和宗晖的遗像一幅幅贴到《被难同志传略》旁边空着的方框上。 这种方式可能是出版史上独一无二的。 《前哨》装订好后，被秘密分发给左联盟员和“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成员。 鲁迅还特地给远在苏联列宁格勒的曹靖华寄去两本。 因《前哨》刊名太直露,为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左联决定从第二期始将《前哨》更名为《文学导报》。 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前哨...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 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 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 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 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 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 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 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 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 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 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 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 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 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 《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 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 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 《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 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 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 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 《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 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 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 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 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 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 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有关资料 一、补充注释 1．〔“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应读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引自《论语·述而》，意思是：“仁这东西很遥远吗？我想得到仁，这仁就来了。”是宣扬孔子哲学思想“仁”的。 2．〔“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应读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引自《幼学琼林·身体》。原文是“笑人齿缺，胡为狗窦大开。”意思是：“笑人家牙齿缺了，（那口）像个狗洞大开着。” 3．〔“上九潜龙勿用”〕引自《易经·乾卦》。“上九”原文是“初九”，“潜龙勿用”即所谓“龙德而隐者也”。意思是说，恶势力强大时，才高德重的“好人”就要隐居起来，暂时不出去做官，以免被害。 4．〔“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摘自《尚书·禹贡》。原文不在一处，是学生因不懂而胡乱拼凑到一处的。意思是，那个地方的土地，（分为九等，上上为第一等，下上为下等里的最上一级），好坏交错；那进贡的东西，有祭祀专用的一捆捆的茅草，还有橘、柚这类水果。应读作“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 5．〔怪哉〕宋朝人编的《太平广记》473卷里有这样的记载：汉武帝幸甘泉，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牙齿耳鼻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东方朔视之，还对曰：“此虫名怪哉。昔时拘系无辜，众庶悉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须臾糜散。 6．〔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幼年读书的地方。他于1892年2月，12岁那年到这里入学。第二年秋后，因祖父下狱，少年鲁迅离家去绍兴农村——皇甫庄、小皋埠避难，故学业中断。1894年夏间回家，仍返三味书屋。这样一直到大约1898年往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前半年才离开，其间断而复续，首尾竟达六年…… 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仍旧如鲁迅回忆时写的那样：“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这匾和画，解放前曾散失，解放后，党派干部想尽办法才找回来。当年和鲁迅一道念书的同学，解放初还有周梅卿、章祥耀、王福林三位健在，按照这三位老同学的回忆，三味书屋恢复了原来的布置。屋子里，好像是中国旧式的客厅，这在今天的青少年看来，是会感到奇特的。学生的座位一共有11个；鲁迅的座位排在北墙边，是一张带抽屉的长方形桌子，桌子后面放着一张略嫌低些的椅子。这儿光线很暗，空气也显得潮湿。他的书桌右角，至今还刻有一个约一寸见方的“早”字，刀法简朴挺直，它是鲁迅幼年手刻的一件极为珍贵的木刻文物。至于它的来历，据说是这样的：有一天，鲁迅上学迟到了，受到塾师的责备，他就用小刀刻下了这个方方正正的“早”字，来督促自己。从此，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7．〔私塾〕私塾乃我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8．〔“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出自清代武进人刘翰的《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文载清人王先谦所编《清嘉集初编》卷五。李克用为晚唐沙陀人，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而官封晋王。他为了争夺地盘，扩大势力范围，与另一地方军阀、农民起义的叛徒朱温连年攻战不停。三垂冈一名三垂山，在今山西潞城县西。李克用曾因一次对梁战争的胜利在此置酒庆贺。刘翰赋写的就是这次宴会的盛况。“金叵箩”是一种敞口的浅杯，那形制也许同现今戏曲舞台上用作道具的长方形酒卮相仿佛。鲁迅先生所引刘翰赋中的“金叵箩”一词也应作如是观，否则与下文“千杯未醉”四字便难以缀连榫合。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写作背景： 这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写于1926年9月18日，最早发表于同年10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九期上，副题：《旧事重提之六》，后由作者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看，我国正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时期，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伐，冲击着北洋军阀的统治。另一方面，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加紧迫害革命力量，斗争很尖锐。无论是在1924年的女师大事件中，还是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先生始终坚定地站在爱国青年学生一边，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等一系列文章，与反动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战斗。当然，这也就更加触怒了封建军阀，而被诬陷，被通缉。为了安全起见，鲁迅先生在许寿裳等友人的敦促和帮助下，先是暂避在西城锦什坊的莽原社里，后又辗转住进几家外国医院，最后于9月初到达厦门，经林语堂推荐，在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 鲁迅在厦大仅一百三十多天的日子里，一方面为革命风暴在南方的兴起而欢欣鼓舞，正如9月14日给正在广州的许广平的信中所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可是，另一方面，鲁迅不久就发现，厦门也骨子里和北京没有什么两样，“沉沉如死”。厦大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林文庆，是个顽固守旧分子，他使厦大弥散着尊孔复古的空气，令人窒息。林文庆与跟踪鲁迅而来的“现代评论派”分子串通起来，以种种卑劣手段排挤鲁迅。鲁迅此时又陷入渴望战斗而不可得的新的孤寂与苦闷之中，于是，对于往事的回忆便开始在他心中酝酿了，这正如《故事新编·序言》中所说：“直到1926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中出土了”。《朝花夕拾》小引中还有如下说明：“……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挤出集团之后了。”“朝花”，即清晨带露珠、色香“自然要好得多”的鲜花，指鲁迅青少年时的事；“夕拾”，是说直到中年以后才在回忆中把它们写出来，借以慰藉“夕时”“离奇和芜杂”的心情。 鲁迅在厦大期间写的后五篇回忆性散文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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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派系林立、勾心斗角；2、腐败滋生、不能根除；（悲哀的是，要重蹈覆辙了。）
国民党当时的确是有较为强大的人力物力、有美国的支持、有日军的遗留装备，但这只是战争的强力而不是直接的实力，国民党军事实力被远远高估。当时蒋介石抗战胜利，个人威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达到了顶峰。武器人员都很精良。所以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才要想借此一口吃掉共产党。他认为1946年夏拥有430万军队。几百架飞机、几百艘舰艇的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46年夏季的国民党军事实力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在从战略思想到战役战术、从后勤补给到军制训练都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在历来被认为最占优势的武器装备方面也并不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在1946年夏季内战全面爆发时，国民党方面没有将其大部分战争潜力转化为实际的作战实力，其在军事上的某些方面实际处于劣势，而另一些方面未能发挥其优势，国共双方战争实力的天平一开始就倾向共产党方面，战争的结局在开战时就已经定论。 军事力量的拥有并非是指军事人员和装备的多少，更重要的还有人员的士气与训练程度，武器装备对战争的适应性及部队的后勤保障能力等等。 先就战争的最基本条件“人”而言。国民党方面虽然拥有430万军队，但它包括了近百万后方人员，一百多万的作战能力很差的非正规部队，其实际可用于野战的正规部队不过二百余万。淮海战役国军80万对解放军60万，其实80万人中只有50万战斗人员，其他都是搞后勤的或者文职的，解放军60万几乎全部是战斗人员，后勤问题支前民工解决。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既大肆裁军，将大批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赶出军队。同时有收编战斗力很差的伪军。更为严重的是按派系、按实力、按关系裁减部队，更加重了国民党军队惯有的保存实力的风气。是将得到的补充人员和装备编入缺编的老部队，而是将其组成新的部队（包括使用老的番号），就是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师在孟良崮战役时，仅步兵就缺员三千余，应有的36门美制山炮只有28门。结果有的老的有战斗力的部队由于作战而大量失血，战斗力迅速下降；而新编的或是重建的部队由于缺少战斗经验而被很快击败（比如新建的整3师、整66师）。对军官的提升也不很合适。大批作战有功的军官大多被升为副职，而大批正职被老朽无能的军官所占据，而这些有功也有作战能力军官提升后所遗的位置，又被年青而没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所占据。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使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越打下降得越快。反观共产党方面在抗战结束后迅速整编部队，完成军队的正规化，使之适应于未来的战争。包括在数月中将零散的团营级单位组建成军师乃至兵团一级的正规军，勇于将老朽无能或是不适应近代化作战的司令官调离实际指挥为止，提拔资历不深的年青干部指挥实战；勇于裁减那些哪怕是齐装满员的作战不力单位，补充只剩骨架子的有功部队。如此相较，强者越战越强，弱者屡战屡败。 其次就军队的主要武器装备来说。其次就军队的主要武器装备来说。在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中，日军伤亡大多是因迫击炮造成的，而据战后统计在华战死的日军将领也绝大多数死于迫击炮弹，足见国共双方对迫击炮的运用均佳。而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不但未能继续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还打量削减部队迫击炮的配备，首先将重迫击炮从军师两级裁掉（少数杂牌军除外），代之以美制山榴炮或日制山野炮。后又减少团以下单位的中轻型迫击炮数量，代之美制无后坐力炮、战防枪、火箭筒等。共产党方面又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也少有碉堡来当靶子，这些新式却没有目标的武器给解放军缴获后，却正好用来打国民党军的碉堡和坦克。共产党方面不但使用缴获的各种轻重迫击炮，还自制中轻型迫击炮加强火力；而国民党方面却以装备少量山野榴炮为满足。其实国民党军就是美械主力师或整编旅也只辖8－12门75mm山炮，军或整编师辖 8－12门75mm野炮或12门105mm榴弹炮，都难以支援军或师的整个攻击正面。这样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陆军的装备对面攻击能力是加强了，对点目标的能力则明显下降。换句话说，新的装备更适合对已经投降的日军作战，而对共军作战是狮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战目标的武器。 从1944年起，国民党主力部队开始装备美式武器，在抗战结束后又装备日制武器。军方由于得到新式美械装备，遂将原有装备从主力部队中淘汰。但是除驻印军等少数部队外又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及实践，部队对美械装备的熟悉程度远未达到标准，甚至五大主力的5军、18军、74军也仅对部分军官与军事做了2－4周的武器训练，在绝大部分官兵基本上没有了解新式装备的情况下就投入实战；而且美械装备由于强调火力的迅猛，弹药消耗很快，对野外后勤补给的要求很高，这恰恰是国军后勤的主要缺点，结果在实战重美械部队经常发生弹药不足的情况，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在战争后期还出现了部队被迫将部分美械武器又换成国械以提高战斗力的情况。例如鲁南酣战，整编26师附第1快速纵队只打了一夜就用光了弹药被迫突围被歼；鲁中作战，整74师被围一日，就请求空投补充，最后粮弹无着被歼。而这两支部队分别拥有汽车团和辎重团，是国军野外补给能力最强的部队。淮海战役前，甚至嫡系主力第5军也重新装备国产步枪、迫击炮等以解决弹药补充问题。 陆军发生的问题自然延及空军方面，国民党空军在抗战中后期重新装备，但得到的美制飞机却很成问题。重型轰炸机B－24/25是用来对面目标进行轰炸的，是对敌大城市、大工业进行战略轰炸的；而共产党方面只有少数城市，根本没有大型工业设施或军事基地，于是这些重型轰炸机只好去炸那些还不够炸弹钱的目标。轻型战斗机P－40，P－47，F－51等是用来与敌方战斗机空战，攻击敌轰炸机夺取制空权的，而事实上南京政府的战斗机飞行员的确在练习空战，好像延安方面也有支强大的空军。新式侦察机本来是很有用的武器，可以对敌方的战线与纵深、前方和后方进行广泛的侦察活动，但美方并没有将怎样使用这些新式技术装备教会国民党方面，没有高性能雷达、没有快速摄影机、更没有照片辩读员，侦察机飞行员只要用老式的目视观察，而这仅有的侦察能力，空军也未好好利用，将侦察机派去执行其他使命，比如当轻型轰炸机、联络机、运输机、教练机等，结果国民党军在战争中依旧象瞎子、聋子到处碰壁。而对共产党的战争中最需要的对地攻击机（俯冲轰炸机）却一架也没有，国民党空军在实战中勉强用战斗机代替，但因飞行员从未学过俯冲轰炸，更没有对地集束火箭、凝固汽油弹，哪里谈得上命中精度和攻击效果。所以拥有几百架作战飞机的国民党空军在战争中除了空运外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记录。 挥机构的设置。抗战开始时，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机构是按总部－战区兵团－集团兵团（兵团，路）－军－师－旅－团，共8级才到战术单位；1940年后简化为总部－战区－集团军－军－师－团，6级指挥机构；这极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可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为了照顾论资排辈及抢占地盘等非作战使命，又将指挥机构扩编为总部－行营（行辕）－绥靖公署（战区）－绥靖区－兵团/整编军－军（整编师）－师（整编旅）－团共8级，切出现大量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从统帅部到最基层的战术单位都经常发生上级越权指挥，下级不听命令的严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而共产党方面，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种指挥机关虽名目繁多，但实际上只有中央军委－战略区（新四军、八路军各师，后为野战军）－军区（新四军各师，后卫兵团）－纵队－师（旅）－团，总共只有5－6级。约米尼就谈到过“当其它各方面条件相等时，战争的胜利往往属于机构较简单的一方”。这样比共产党多两级机构且指挥不灵的国军安有不败之理。 其次是对非嫡系部队的态度。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所属嫡系与杂牌部队的使用和待遇基本处于较平等状态，对杂牌军也处于有效的控制状态中。例如在编组部队方面将抗日有功的西北军第29军扩编成59、68、77军，后又扩编成第2、第33集团军；将作战不力的嫡系第6、66军裁撤。 然而抗战以结束，国民党在以陈诚为首的军令部指挥下，大肆裁减非嫡系部队，比如孙震的川军由3军8师缩编成2师5旅，孙渡的滇军由2军4师编并为1师3 旅，就连抗战时功勋卓著的第33集团军也从2军6师并成2师4旅。这样大规模的消灭杂牌军，使非蒋系官兵人人自危，稍有风吹草动就投降倒戈，到三大战役时国民党军仅此一点就至少损失了15－20个军，改变了10余场会战的成败。 经过长期的准备，漫长的前哨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终于发动全面进攻，而这“全面”的进攻在约90个军（整编师）的总兵力上只占40－50％。如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在对中原共产党地区进攻时，只出动实力较弱的第31集团军，而将主力37、38集团军看守没有战役进攻能力的西北解放军，将十几个旅的战斗力白白舍弃；又如在全面进攻开始时，将衢州绥靖公署、广州行营的7个军置于后方清剿游击队，后在前线吃紧时，才将其逐次调上各战场救急。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谈到“军队在战争爆发时最初的第一轮攻势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有力的，在一场突袭中尤其如此，而以后的作战只是最初进攻的延续和补充”。国民党军在1946 年夏所发动的最初进攻由于对各部队的调动不当，使军队的第一波攻击能量未能较大发挥，也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战争中逐渐消耗，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而共产党方面除陕甘宁和绥远等地少数部队外，在第一轮战斗中就投入了几乎全部主力，造成了兵力对比德均衡乃至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