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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歌论文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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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歌论文研究目的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精简,不局于七言五言,文法流畅精美,多用于抒发个人情怀,寓意较强。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

含义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骨”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由来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著有现存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特点由于汉末社会动乱,连年战乱,这一时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束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而这些,都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南朝齐梁时,刘勰论汉末建安之诗文风格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定性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建安诗歌论文参考文献

明天给你行么,这个有点难度,明天下午给你弄弄看,好的话大概傍晚就能完工。如果到时候还没有给的话就是我不行了,你也就不要等了,等别人的吧现在我来作修改试着给你写写吧,看能不能到达一千字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要追溯到秦代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在这之前的夏商,并不是空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诗歌,没有流传下来。而那个时候所谓的诗歌,其实就是指民间的人们所作。只是到了周的时候,才开始注重诗歌,于是专门派人去民间采集,整理。下面,介绍下这部中国诗歌史上有创纪元意义的作品。《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前1100年到前600年,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诗经〉在先秦叫做〈诗〉,或者取诗的数目整数叫《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但是,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首。《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 按当初所配乐曲的性质,分成风、雅、颂三类。“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括了十五个诸候国的民歌,即“十五国风”,共160篇。占了诗经的一半以上。与《雅》、《颂》相比,《风》显得活泼,生活气息更浓,如开篇《关雎》写初涉爱河的青年。《氓》写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哀怨。《静女》写恋爱时的微妙心理。“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一共有105篇。“大雅”是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小雅”则是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赞颂神明,现存共四十篇。《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这是诗歌一种形式的发展。算是民间诗词的发展,还有士大夫文人的,诗经里面也有这方面的诗歌,但是主要成就还是民间诗歌,他如实的反应了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各方面。这是现实主义的开端。而另一种就是浪漫主义了,屈原,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的名字。楚辞,也有必要介绍下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因为这两本书的影响,诗歌开始发展了,先是汉代,秦朝太短,加上秦帝王的暴虐无道,对文化的坑杀,基本没有怎么发展。到了汉代,诗歌开了一个新纪元。乐府诗开始出现,这其实和诗经本质上是一样的。个人认为,是诗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 。尤其是汉乐府的出现,使得诗经的内涵得意继续发扬下去。汉代还有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把以前的诗歌做了总结,诗经和楚辞就是因为汉代得意妥善整理的才有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汉代司马相如的赋,我觉得,是楚辞中一种新的继承,尽管他不是诗。后来三国的建安七子,曹操三父子,尤其是曹操,他的诗非常好。是那个时代的旗帜。接下来,因为政治动荡,社会不安的西晋,出现了一批诗人,谢安啊,鲍照,谢灵运啊等南北朝的。这些人的诗,体现了一代人的风骨,体现了诗歌的新形式,新内容,新方向。当然,还有个必须要单独拿出来说,就是陶渊明,这是诗歌第三种形式的出现,开创了山水田园派。也作些介绍。陶渊明的创作,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渊明之评质而自然”,古代许多诗论均谈及此点,这就是人们概括陶诗艺术风格的“平淡”、“自然”。但是,“平淡”并非平庸和谈而无味。我们读陶诗,大都在平淡中蕴含着无限风采,在简练中具有深厚的情味。正如苏拭所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在陶渊明的创作中,丝毫不见晋以来的尚雕琢、讲华丽的文风。他力求创新,摆脱摹仿,这是形成他创作风 格的重要原因。陶诗的“平淡”、“自然”风格,似乎看来毫不费 力,“胸中自然流出”,但其中包含着高度的艺术匠心。正如刘{分攵}在《中山诗话》中所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 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陶诗正反映了这一鲜明特陶渊明所开创的“自然”“平淡”的田园诗,可说自为一体,为中国传统诗歌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他的重要功绩。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史上,熏陶和影响了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之后是主要诗歌成就在盛唐了,也是中国诗歌成就最高的时代。诗人多的数不过来。每个都是家喻户晓的,那个不是响当当的名号?这个要重点说下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 、晚唐等4个阶段。①初唐诗歌。初唐诗歌仍处于陈隋时期余光返照中。太宗李世民及周围的文人诗作浮艳柔丽。上官体绮错婉媚。只有魏徵、王绩、王梵志等少数人能自拔于流俗。直到初唐四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才有所开拓。但他们仍未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廓清梁陈诗风影响的,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与他略同时而不同流派的,有沈佺期、宋之问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的作品多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但他们其他题材诗中,也有一些佳作。尤其是杜审言的诗。但他们的主要贡献在律体完成方面。沈、宋、杜三人被后世称为五、七言律诗定型的奠基人。②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在陈子昂和沈、宋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正确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玄宗开元、天宝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 、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比六朝人前进了一大步。其中以王维成就最高。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李白的名作,以安史之乱前为多。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唐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心理。杜甫的诗则是动乱时代的诗史,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地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多途径。另外,元结、沈千运、孟云卿等人也是此期较有特色的诗人。③中唐诗歌。中唐之初,国家衰落,诗坛也不景气。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诗学王维,精致秀润,但内容多浮浅。卢纶、李益有部分苍凉伤感、意境雄浑的边塞绝句。此期较杰出者是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而其乐府歌行则于婉丽流美中颇寄讽喻。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永贞革新和元和中兴使诗坛重新活跃 。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一派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广泛反映现实、批评时政的政治讽喻诗,风格舒徐坦易。而韩愈、孟郊、李贺、贾岛一派则以奇险峭刻见长。但韩诗气豪,孟诗思深,李诗幽丽,贾诗清苦。此外,姚合诗清奇僻苦,卢仝、刘叉等人以奇崛见长。两大派之外,柳宗元的诗或澹泊雅丽,或哀怨激越。刘禹锡的诗精练含蓄,意境优美,韵律和谐。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风格是异常突出的。④晚唐诗歌。晚唐五代诗风渐趋纤巧。虽有过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者和作品,但总的来说,缺少盛、中唐的阔大气魄与浑融境界。杰出诗人李商隐、杜牧在诗歌艺术上有独特的贡献。其诗声情流美,翰藻醲郁,但伤时忧国 ,哀怨深沉,有种没落感。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但格调低。他也是有佳篇秀句而总体风格轻浅纤微。此后诗家多是效法前人,艺术上无重大突破。较有名的诗人有皮日休 、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韩偓等人。唐代的诗歌,其地位,价值,作用,都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继承的前人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陶渊明的山水田园。晚唐又为词的繁荣作了开头。词五代十国开始兴盛,到了宋代才到巅峰。宋以前的词,李煜的词才算的上价值。内容伤感凄悲,寄托了亡国之叹,至今读起来依然让人能感受到里面莫大的哀伤哀愁。接下去,北宋,北宋前期最高成就算是柳永。他是典型的婉约词人。雨霖铃一曲,蝶恋花一阙。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繁荣了。和他同类的有晏殊和欧阳修。当然,欧阳修成就明显高出一筹。还有个超级无敌人物,苏轼。因为感觉自己收笔不住了,这里不敢多作什么介绍了。其实中国人苏轼根本不用介绍。反正诗词文赋,在他手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人间词话对他的诗歌作了一个总结,一句话,东坡之词在神。然后是南宋,南宋词人,唯有幼安,也就是辛弃疾。他继承了东坡豪放的特点,发扬光大,当然,诗人方面,有陆游,范大成,杨万里,北宋也是一个繁荣的时期。之后,中国的诗歌就没有什么发展了,写来写去,根本追不上前人的步伐,也创新不出什么有格调的,式微矣。然而,一度,我们再次看见了希望,就是清朝的纳兰性德,好像是给中国古代诗歌唱了一曲经典的闭幕曲。然后白话文出现。其实民国时期,还是有些人物的,王国维,人间词话,诉说了诗歌的历史,尤其是词。可是他的自杀也宣告了古代诗歌的落幕了。写完了,会不会多了??如果觉得多了,你把每个时期写一段,我写着写着就忘记字数了。本来还想鉴赏几首的,怕字太多了。渊源我写了,趋向,写在文中了,文中写了诗歌在不同时代内容的走向,其实也就是诗歌的趋向了。1点多了,实在困了。我也实在不能了。对不起了,楼主

摘要:内容提要唐代边塞诗,非凡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概言之,其因有三:首先,强大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第三,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关键词 盛唐 边塞诗 物质基础 社会心理 逻辑发展 以军旅、征战等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边塞诗,肇始于《诗经》。至开疆拓土的汉代,战争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边塞诗无论在质上或量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降及唐代,边塞生活成为诗歌创作的普遍题材。非凡是自玄宗开元元年(7内容提要唐代边塞诗,非凡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概言之,其因有三:首先,强大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第三,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 关键词 盛唐 边塞诗 物质基础 社会心理 逻辑发展 以军旅、征战等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边塞诗,肇始于《诗经》。至开疆拓土的汉代,战争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边塞诗无论在质上或量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降及唐代,边塞生活成为诗歌创作的普遍题材。非凡是自玄宗开元元年(713)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一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更是以其充沛的感情,刚健的笔触,描写了寥廓壮丽的边塞风光,豪迈慷慨的军戍生活以及幽怨悲凉的征夫之恨、思妇之悲,题材多样,意境雄浑,为历代边塞诗之冠。诚如南宋严羽所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为什么边塞诗不兴盛于汉代,不成就于元代、清代,而在唐代结出硕果呢?笔者以为,这既有唐代社会经济政治进步的原因,又有诗歌内在发展的必然。概言之,唐代边塞诗,非凡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和古典诗歌高度发展成熟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一、“烽燧不惊,华戎同轨”:强大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唐承隋起,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空前开放,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流动、变易的趋向,给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气的感受。这样的时代氛围,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充实人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活动的波澜,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丰富的源泉。盛唐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所开创的空前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长繁荣的。 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经济是十分繁荣的。由于唐初均田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对豪强地主势力的打击,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身依附,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至贞观年间,唐朝的经济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还有了很大发展,其时“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备。又颇致丰稔,米斗三四钱”2。到玄宗时代,唐朝的经济更是达到了最高峰,已是“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3。元结也说:“开元天宝之中,耕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量”。4 唐帝国更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言路开通,思想活跃,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自由。像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采诗官》等,虽然批评了皇帝,也并没有犯忌讳。正因为这样,所以朝野上下,有一股比较自由的空气,诗人可以“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立风前”,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5。宋洪迈对唐代君王的气度颇为感慨,认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对触及宫廷禁忌之事的诗歌作者,“而上之人亦不为罪”6。 唐代的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局面,形成了屹立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鳀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7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强大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及其所展示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 二、“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唐代是一个布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时代,“万马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8;唐代又是一个人们普遍渴求建功立业的时代, “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9。士大夫们多具有为国出力、青史留名的抱负,希望有所作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10,“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11。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国内存知己,天边若比邻”12,“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13。由士风而及民风,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盛唐的时代气象和普遍的社会风气,这就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首先,盛唐之时,“天下雌韩而雄魏,壮武而柔文”14,整个社会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气氛,和前代相比,唐人有更多的任侠尚武之气,非凡是边塞诗人,更是任侠使气,狂放不羁。如王勃常“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15;陈子昂虽“体弱多疾”,却“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人乡学,慨然立志”,“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其苟容”。其所作《饯陈少府从军序》一文,更是直抒心臆,其言道:“少府叔风彩龙章,才高位下。班超远慕,每言关塞之勋;梁竦长怀,耻为州县之职。”16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候”,“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17;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18。王维的《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称:“高子读书五车,运筹百胜。慷慨谋议,折天口之是非;指画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公卿籍甚,遍交欢于五侯;孙吴暗合,将建功于万里。”19 其次,唐人又有从军入幕和漫游边塞的风尚,从而使得文人士大夫能够亲历边塞,接触边塞生活。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幕僚。《通典》卷三二载,唐采访、节度等使之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这种制度使得那些在科举考场上失利、人仕无门的文士,有可能通过人幕而释褐。如《全唐文》卷五00权德舆《王崇术神道碑》所盲:“开元中,举孝廉,仍岁为有司所诎,因罢卷慨息,慕班超、傅介子之为人,遂从河西节度史杜尚书暹,抚剑相合。”而唐代科举考试中,又把“军谋宏远,堪任将率”20一科和选拔政治人才制度并列,这极大地刺激士人关心边事军情。王谠《唐语林》评论道:“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对 此文人人幕情形描述道:“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唐代文人人幕往往可迅速升迁,故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而军幕中如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参谋等,常由士子担任,这对士人踊跃赴幕,有着强烈的促进功效。如杨炯高呼“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21;王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22;始入幕府后终为节度史的高适也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由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23岑参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24之语。在此风气之下,唐代很多闻名诗人都曾亲赴边塞,人幕参战,谋划军机。 第三,唐代军幕之主中有不少文武兼擅,好文学,喜延揽文学之士,从而为边塞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艺术创作环境。以郭震、张说为例,二人皆出将人相,为文武之全才。郭震年16岁人太学,18岁擢进士第,其年判人高等。张说所撰《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记载,武则天令郭震抄录旧文,震上《古剑歌》,“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赠学士李峤、阎朝隐等”25。郭震是文士中的佼佼者,后来却担当重要武职,曾任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骁骑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使、金山道大总管。他在安西经营十余年,屡建奇功,四镇安宁。郭震行状是张说所撰,说本人也是文武全才。《旧唐书·张说传》对他有如下记载:“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成风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张说是一代文宗,又曾出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检校并州大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朔方军节度史。他在担当军职期间,便多有建树。以闻名的边塞诗人岑参、高适之幕主而言,岑参之幕主封长清有文才,《旧唐书》本传说:“外祖犯罪流放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常清于幕中潜作捷出……(高)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常清有才学,果决。”今存文一篇。26高适之幕主哥舒翰则“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27。幕主和文学之士相聚幕中,赋诗谈艺,文学创作环境相当好,故有人认为唐代边地军旅幕府中有一种类似于建安诗人的创作环境。 第四,唐代君王对边塞诗的非凡喜好对士风民气的导向也有一定的引领功效。唐诗的繁荣,发轫于初唐的诗歌革新,而边塞诗的兴起,则是这一革新的重要契机和显著标志。唐太宗李世民堪称这一革新的先驱,他首开风气,带头写了一系列的边塞作品,明确主张“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28,“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29。唐玄宗李隆基所作边塞诗也很可观,其《平胡》歌颂大唐军威:“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显示了盛唐气势。他的《送张说巡边》,应制唱和之臣有张说、宋璟、张九龄、徐坚、贺知章等21人。此外,另有应制送张说的诗人数十名,应制诗总共多达70余首,可谓由玄宗一诗而引出近百篇边塞诗。可见,唐代皇帝的创作和提倡对边塞诗也有一定的促进功效。 < 三、盛唐之音和边塞之声: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 唐边塞诗的繁荣,既有其共时性的因素,诸如盛唐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大,同时又有其历时性的“史”的因素,即从文学发展的流变来看,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边塞诗之冠,主要是因为它是唐诗全面繁荣和边塞诗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唐诗的整体繁荣带动了边塞诗的创作水平,提高了边塞诗的艺术成就。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时代,诗歌总量现存超过50000首,诗歌作者近2300人,诗歌繁荣盛况空前,唐诗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其题材之广泛,技巧之成熟,流派之众多,体裁之完备,揭露社会矛盾之深刻,描摹人物心态之细致,几达空前绝后之地步!唐代诗歌的这种整体氛围和总体格局,使得作为唐代诗歌重要组成部分的唐代边塞诗的创作水平和规模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拓展。 其次,从边塞诗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在唐以前,边塞诗歌已有悠久的历史,《诗经》始为滥觞。两汉时期,武功卓著,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和经营西域的成就,不仅对当时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诗歌创作的不发达,没有为我们留下成熟的边塞诗,然而汉乐府中的《上之回》、《战城南》,以及许多已亡佚的作品,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等,却成了唐人边塞诗中最常见的题目,《乌孙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为典故常为唐人所歌咏。建安魏晋南北朝诗歌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了,它们之间有着更加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一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建安至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明显趋向,从曹氏三祖、建安七子、蔡琰起,直至梁陈,用乐府旧题歌咏从军边疆、描写塞上苦寒、抒发征夫思妇离情的作品愈来愈多,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一个写边塞战争生活的诗歌传统正在形成。这一传统的形成,无疑是一种历史意识的产物,是两汉经营西北边疆和对外战争胜利造就大一统局面的光荣和建安至南北朝400年大分裂大动乱痛苦现实两相撞击造成的一种心理积淀,人们向往着恢复两汉的“秩序”。到隋唐统一的时代,国力极盛,边功卓著,这种历史意识、社会心理终于得到真正的大发扬,边塞诗也在南北朝诗人努力创作的基础上繁荣、成熟起来,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心得之真切生动,均非前代所可比拟。仅从数量说, 《乐府诗集》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收隋以前涉及边塞生活内容的诗篇,粗略统计共有180多首;而唐一个朝代的边塞诗,从对《全唐诗》及其《外编》的不完全统计,则近2000首。由此可见唐代边塞诗的成就,是对前人学习继续、发展创新的结果。 第二,诗歌主题的继续。这一时期边塞题材诗歌的多种主题,诸如描写“胡”地生活情景,大漠草原风光,塞外酷热奇寒的景象,从军报国的壮志,军中苦乐的体验,征人思妇的离愁等等,无不在唐代边塞诗中等到更加充分的表现。譬如{乐府诗集》所收《陇头水》一题,六朝人所作9人12篇,其基本主题有二:一是从军去乡之思,如梁元帝、陈后主、徐陵、张正见等所作;二是报君恩赴国难的气节,如刘孝威、顾野王等所作。唐人之作7人8篇,思想艺术均有一定发展,但基本主题和六朝人相同,可见其承继关系。 第三,诗歌形式和表现手法的继续。唐代边塞诗大量袭用前代乐府旧题,其中多数就是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唐人又有发展创造,如变出入塞为前后出塞、《苦寒行》为前后苦寒行,变《苦热行》为《热海行》,由《行路难》而创出《从军中行路难》、《变行路难》,借前代“从军有苦乐”诗句而创《从军有苦乐行》,就前代史事而创出《来从窦车骑行》,以及继续乐府“缘事而发”精神而创出表现边塞内容的许多新题,像《塞上》、《塞下》、《将军行》、《老将行》、《平戎辞》、《征妇怨》,以及诸多“即事名篇”的边塞诗作。唐代边塞诗中汲取魏晋南北朝诗的词语、诗歌意象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如陇水呜咽,天山飞雪,大漠黄沙,枯蓬白草,紫塞长城,玉关辽海,连旗大旌,鼙鼓鸣笳,朔风冀马,胡霜塞鸿……这是表现手法的继续。魏晋南北朝诗多数歌咏汉事,唐代边塞诗中也多“以汉喻唐”,借史言今,大量取用汉代边疆战争故事、典故,如勒石燕然,请缨南越,系马大宛,计斩楼兰,持节北海,修好乌孙……体现了一种创作的传统。当唐人把这种诗歌传统加以充分吸收消化,发扬光大,把表现边疆军旅生活的诗歌,从思想艺术上推向极致后,宋以降历代虽有附骥者,但从总体上未能开辟超越唐人的新境界,所以,唐代边塞诗的光辉成就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性和不可重复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2 贞观政要·政体 3 杜甫.忆昔 4 元结.间进士第三 5 杜甫.饮中八仙歌 6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 7 旧唐书·玄宗纪 8 高适.九曲词 9 孟浩然.送陈七赴西军 10 李白.上李邕 11 杨炯.出塞 12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13 高适.别董大 14 全唐文.卷二一四 15 新唐书·王勃传 16 全唐文.卷二一四 17 李白.和韩荆州书 18 旧唐书·高适传 19 全唐文.卷三二五 20 新唐书·选举志 21 杨炯.从军行 22 王维.少年行 23 高适.塞下曲 24 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 25 全唐文.卷二三三 26 全唐文.卷三三0 27 旧唐书·哥舒翰传 28 李世民.帝京篇十首序 29 李世民.执契静三边 <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两晋、南北朝一部分文人的作品,具有偏重形式、内容空虚、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违背《诗三百》和乐府诗的优良传统,离开建安到正始诸家的健康的创作轨道。 齐、梁时期的理论家刘勰与钟嵘反对这种诗风,虽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他们的进步理论,在当时没有引起诗人们的足够重视。因此,这一斗争还有待于后人作进一步的努力。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和理论方面,初步有所革新,但自觉地提出比较明确的文学主张的,应该说是从陈子昂开始的。1.情有独钟——汉魏风骨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陈子昂诗歌理论的一个纲领。 东方虬是陈子昂的朋友,在武则天时期担任左史。他曾写过一篇《咏孤桐篇》。 这篇序文就是对东方虬的《咏孤桐篇》的评论。 在这篇短文里,他肯定了风雅、汉魏诗歌的进步传统,指出了晋、宋以来 “文章道弊”、“彩丽竞繁 ”的弊病。 做文章的道理败坏了:魏晋风骨消失殆尽,诗文以华丽的辞藻为标准,没有了感兴寄托,徒有文采而没有内容。 陈子昂着重提出“风骨”和“兴寄”两个问题,企图从精神上去变革五百年来的诗风。(五百年指从西晋到武则天时期) 所谓“风骨”就是指健康的内容与生动有力的语言形式相统一。所谓“兴寄” 是“托物起兴”、“因物喻志 ”的表现方法。二者是《诗三百》到正始诗歌的优良传统所在,作家企图以此去影响当时的诗坛。 在本篇中,显然可以看出,作者倾向于继承“晋宋莫传”的汉、魏风骨,在于使“ 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正始时期 :年仅十岁的曹芳即位,由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从此开始了曹氏和司马氏的权力之争,大量文士被杀,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局面下,人们难免具有畏祸心理,于是开始谈玄说理,追求庄子式的超脱逍遥。2.苦闷的时代——如履薄冰 有的文士为了避祸整日饮酒,如阮籍,他的诗文也是 “词旨渊永,寄托遥深” ,喜怒不形于色,不敢直言国家政治,通过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但内心非常矛盾、痛苦。如其《咏怀》三十三 [魏]阮籍 一夕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表现出其浓重的忧惧和苦闷之情。 3.广陵散绝 也有些人直言敢谏,宁折不弯,保有高洁的情操,如嵇康,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正始之音就是指这种有寄托有清俊之风的作品风貌。 回到陈子昂 他的创作,不论是《修竹篇》或《感遇》诗,都实践了这一主张,影响了同时的张九龄等人,到李白、杜甫,则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 后来,白居易、元稹等人进一步开展新乐府运动,从理论上、实践中总结发扬进步诗歌理论的传统,把唐代诗歌推向更大的繁荣。4.评价 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自觉的倡导者。他的理论和创作对齐、梁以来的不良诗风,起了“ 横制颓波” (制止、扭转颓废、萎靡的风气)的作用,产生出“ 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所有人都追求文质相半、文质彬彬的诗歌风貌)的影响。                                                                                                                            ——语出卢藏用《陈子昂集序》 韩愈《荐士》: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国朝指唐朝,这句话是说唐朝诗文兴盛是由于陈子昂率先举起了诗文革新的大旗。 最近很火的一首歌《孤勇者》正说明了率先进行变革的人的孤独和勇敢,他们最初只是黑暗中的星星之火,经过无数的挣扎和磨难才取得了成功。 ……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 爱你对峙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我想,不管是文学内部的变革、个人的破壁成长还是社会制度的更新,都需要耐得住寂寞,忍受孤独,勇敢的走下去。 与君共勉!参考文献: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渊源和趋向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提出解读诗歌的一个基本方法——“以意逆志”。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就是说,我们在解说、欣赏诗歌的时候,不能就表面意思去理解字词,更不能拘于个别字眼去理解诗句,而应该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就是说,在欣赏、吟咏诗歌作品时,应该深入探究作者的生平和为人,全面了解其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即所谓的“知人论世”的欣赏方法。司空图更将诗歌的感发概括为“象外之象”,这些都主要是诗歌作者感发层面。朱熹注“兴”为“感发志意”,已就读者角度来确定诗歌的功用,而王夫之则是将此功用观与诗歌创作论打通。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三境界”解读法,以唤起人心灵中某种崇高美好的意念来引发出一种正面的激励效果。语文教育界意识到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提到“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叶圣陶在《读<经典常谈>》中也指出“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古书具有文化价值,让学生读些古书,了解‘固有文化’,实在不是没有道理”。《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全书计24章,分类对唐诗宋词进行了文化解读,但其中大部分章节,只论及其纲要与基本思路,言犹未尽,又限于学术方面,对如何实施教学只字不提。在中国知网上以“文化解读”为检索词搜检到(2000-2007年)关于涉及古诗词解读方面的论文计21条,围绕意象、器乐、宗教、情景等方面展开,但关于古典诗词教学的文化解读的研究大多是浅尝,论及文化内涵辄止,并未对如何实施教学提出意见和建议。孙玉华在《立象以立意——古诗词的文化解读》一文中指出:古代诗人总是在天地万物中寻觅自己生命的禅床、精神的寄托。这说明在语文教育界已意识到古典诗词教学文化解读的必要,并着意实施。目前高中古典诗词教学,基本上还遵循着:对篇章、段落、词句、标点的层层解剖,围绕如何更有效地掌握字词,理解文意,提高考试成绩做文章。字词意义、句子成分、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这种老套落依旧放之每节课而皆准。古典诗词中的经典名言,能够要求学生识诵,但深遂思想,课堂上较少涉及或根本不涉及,影响到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影响到学生各自特长和个性的形成。

研究戴望舒诗歌的论文题目

一、 现代汉语部分 1.著名作家作品语言运作特色的研究 2.讽刺语言中的文化底蕴 3.语法中的语义因素 4.“是”字用法研究 5.语用与语法的关系 6.新兴词缀研究 7.祈非主谓句的修辞作用 8.论动词重叠式的使用条件 9.论句群纳入中学语文教学的实用意义 10.新兴辞格研究 11.语言环境对句式选择的制约作用 12.××方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部分) 13.××方言现象专题报告 14.代词的语用研究 15.语言副词的语用研究 16.助动词的语用研究 17.时下新词描写 18.句型的语用研究 19.语气词的语用研究 20.言语行为在句子里的表现 二、 写作部分 1.论小说的叙述视角 2.论小说的误乐性 3.心态小说的艺术魅力 4.论现代小说性情节结构类型 5.论小说的新典型观 6.论小说语言的创新 7.论小说的写作技巧 8.论广告辞的审美特性 9.从报告文学的轰动效应探视读者的审美要求 10.试论新时期女性散文的艺术特色 11.试论毕淑敏小说的创作特色 12.试论诗歌中意象的类型与特征 13.论鲁迅小说对人物灵魂的深刻穿透力 14.试论当今散文的发展走向 15.论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 16.试论新时期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 17.论新闻文体的审美特质 18.试论新闻写作的真实性 19.论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功用 20.试谈散文笔法的多元化趋势 21.论新时期散文的艺术嬗变 22.任选当今一个散文作家的作品进行评论 23.任选当今一个小说作家的作品进行论述 24.论散文的“自叙体”色彩 25.论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 26.试论王蒙小说的艺术特色 27.试论王安忆小说的艺术特色 28.论文学人物性格的立体结构 29.意识流写法的魅力 30.任选当今一个诗人的作品进行论述 31.文学创作情感论 32.论张洁小说的艺术 三、文学理论部分 1. 论艺术真实 2.论文艺欣赏中的心理距离 3.文艺欣赏中的共鸣与沟通 4.论艺术直觉 5. 论艺术虚构 6.论典型 7.文学流派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8.简论文学作品形式的独立审美特征 9.新时期文学发展与典型内涵的新变化 10.新时期诗歌审美特点的新变化 11. 论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 12.论艺术创作的通感与错位 13.论审美变形 14.论艺术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 15.论文艺作品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6.论本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主题 四、美学部分 1.儒家美学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2.庄子美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 3.论朴素美 4.蔡仪美学思想述评 5.朱光潜在当代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6.评李泽厚美学思想 7.中国意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8.禅宗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 9.试论文学语言的审美特征 10.论艺术接受中的个体差异 11.人类审美态度的演进历程 12.论悲剧审美的道德内涵 13.当代中国大学生审美情趣考察 14.论形式美的美育效应 15.美育与社会人文精神的转化与重建 16.美育与社会的文明进步 17.审美与文化的关系 18.略论大众审美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19.论宗白华美学思想 20.论审美现代性 21.广告的审美特征论析 22.论诗歌语言 五、现代文学部分 1.冰心小诗研究 2.郁达夫小说中的抒情特征 3.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形象 4.《女神》中的泛神论色彩 5.《故事新编》研究 6.“革命十恋爱”小说模式论 7.《孔乙己》的艺术技巧论 8.《祝福》与中国的祭祀文化 9.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10.进化论与鲁迅思想研究 11.吴荪甫的悲剧特征 12.《腐蚀》的艺术特征 13.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点 14.徐志摩诗歌研究---以《再别康桥》为例 15.废名小说主题与艺术风格 16.《家》中的两种文化冲突 17.张爱玲小说的主题思想 18.《蚀》与《子夜》的比较分析 19.《四世同堂》的艺术特征 20.进化论与中国现代文学 21.废名小说的艺术风格 22.“五.四”乡土小说研究 23.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点 24.林语堂的散文艺术 25.新感觉派小说艺术 26.“七月”诗派的现实主义特征 27.张天翼小说的讽刺艺术 28.钱钟书《围城》的语言艺术 29.老舍小说中的幽默风格 30.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散文化问题 31.胡风的诗和诗论 32.路翎小说艺术研究 33.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太阳”意象 34.茅盾小说中的“理性化”特征 35.戴望舒诗歌研究---以《雨巷》为例 36.瞿秋白杂文论 37.萧红小说的艺术特点 38.曹禺《雷雨》的思想主题 39.曹禺剧作的“生命”主题 40.曹禺《雷雨》的结构艺术 41.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反封建意义 42.试论高觉新形象 43.《寒夜》中的曾树生形象、汪文宣形象分析 44.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45.苏青小说研究 46.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学(择一角度) 47.艾青诗歌的艺术特征 48.赵树理小说民间化特征 49.论徐志摩的诗 50.论闻一多的诗 51.论钱钟书《围城》的主题思想 52.论穆旦的诗 53.曹禺与夏衍戏剧之比较 54.论沈从文的《边城》 55.萧军小说研究 56.论田汉的戏剧 57.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 58.丁玲小说研究 六、古代文学部分 1.《诗经》的审美学特色 2.论《诗经》中的征役诗 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4.论《诗经》中的史诗 5.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6.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7. 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8. 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9. 先秦史传寓言研究 10. 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1. 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 12. 《吕氏春秋》与杂家 13. 《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 14. 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15. 论《左传》的妇女形象 16. 《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17. 《战国策》名篇研究 18. 老子的思想 19. 《老子》的艺术特色 20. 《庄子》的艺术特色 21. 《庄子》寓言的艺术成就 22.孟子论辩散文的艺术风格 23.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 24.《史记》所描写的游侠 25.《史记》所描写的刺客 26. 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 27.《史记》所描写的战国四公子 28.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29. 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30. 曹操与诗文革新随便挑一个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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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业侧重于在汉语和对外汉语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要求学生有较强的文字运用能力,以及广博的文、史、哲的知识基础。

胡适诗歌的研究论文

胡适等先驱大胆提出“作诗如作文”,彻底打破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规范,创立自由体的白话诗,即“新诗”,使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汉语诗歌的主流形式,在体式上与中国古典诗歌实现了全面的断裂,开始了中国新诗自己的发展历程。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提法与其白话诗实验必须作为一个具体的思想求索过程来理解。为了寻求新的变革可能,胡适自觉地与传统认知观念、文化心理进行离向,"作诗如作文"看似不经之论,其内蕴的语言意识最终却促成了文学革命的理论蜕变。胡适在白话诗探索过程中有意坚持对"语言主动性"的强调,尽力协调好各种新语素在诗体内的相生关系,探索白话语态可能产生的诗体审美效应。这样一种意识贯入与实验主义相结合的实践路径使其绕开了先前别人改革的误区,使得中国诗歌终于驶出了传统的航道。

胡适(—),汉族,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绩溪县人。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常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页;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丰厚,治学方法上具有徽派朴学遗风。胡适故居坐落在绩溪县上庄村内,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屋南向,砖木结构,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占地208平方米,建筑面积350平方米。门面二柱单门一楼式,上嵌砖雕、鸱吻。门前黑底金字“胡适故居”木牌,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前进堂前摆设“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钱君陶书。东西分列茶几、靠背椅,壁间挂胡适直系亲属图表。西部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房间,房内有木床、桌、椅、橱、凳等。前厢房是胡适童年读书处。东部房间连厢房为胡觉(胡适二兄)使用。正厅两厢房展出胡适家书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谱、海内外名士所赠字画、诗词和胡适“全家福”照片。后堂堂前挂胡适父亲铁花画像,东侧有胡适生母冯顺娣照片。堂上高悬朱底金字巨匾“持节宣威”四字,为邑人程东屏书,款落“绩溪县长朱亚云赠,民国三十一年”。当时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四字意在勉励他衔命持节,不忘国威。故居内12扇落地隔扇门阴刻兰花,4块窗棂板刻花草题字,为墨模高手胡国宾作。其中有一幅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故居还陈列有胡适各个时期的照片,胡适手书范缜《神灭论》立轴,张之洞赠胡铁花帽筒,胡铁花七星剑、诰命箱及从台湾带回的海螺。

《归国杂感》《贞操问题》《“我的儿子”》《不朽》《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新生活》《名教》《论文说诗》《文学改良刍议》《易卜生主义》

胡适诗歌成就:

当历史行进到前"五四"时期时,曾给传统诗歌以极大冲击,但最终陷入困境的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已经结束,喧嚣一时的中国诗坛开始趋于沉寂。

然而,正是这一相对萧条的时期,诗坛却出现了一种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前"五四"白话诗尝试。[6]

从语言方面来看,胡适引入了新名词与开拓了新意境。

从形式方面来看,胡适则在诗界革命"旧瓶装新酒"的基础上,采用多种革新方法,进一步把诗歌的外在形式导向了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领域。

在句式上,胡适遵其"作诗如作文"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张,采用"散文化"的方法,打破旧体诗的章法结构和格律要求。

在诗体上,胡适采用"背律向古"与"借用西方"的方式,向着"自由化"的目标进行了多种认真的尝试。

在风格上,胡适此时期的诗作显示出了清新、平实、自然的特征。如他的"白话诗八首"就在其纯白的语言、活泼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写的日常社会情状和抒发的个人生活情感之中,显示出了朴实与清新之风。

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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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诗歌的研究论文

唐伯虎的《桃花庵诗》描述的是他自己的桃花坞,大家都很喜欢诗中那种远离世俗的感觉。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这首诗表达了自由自在的思想,想法大胆新奇;跟当时的歌体裁有很大的出入,满足了人们在当时社会气氛下对自由的幻想。

唐寅因其狂放不羁的个性和独特的诗文风格,使其成为明中叶吴中文人集团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物。唐寅的率性傲诞,在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上,有着一定的历史积淀。唐寅诗文潇洒,书画冠绝,名震江南,不幸受科场案牵连,被革黜功名。从此鬻文卖画,率性自为,放浪不羁。他的生命历程是中国历史上某一类文人的缩影,也是追求自由者的心灵之旅。从唐寅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阮籍及魏晋士人对污浊政治的鄙夷和抵制,李白的文采风流和傲然气骨,徐渭、李贽、三袁等人的率性和真情……魏晋风度的任性放达,盛唐李白的狂放自负,在唐寅那里得到了承延。他特立独行的个性风格和思想,又开启了晚明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性灵”之先河。穿过重重历史烟云,当我们去感受这些文人的喜怒哀乐和灵魂悸动时,会为之深深地震撼。张狂的举止、放旷的言行,彰显的是他们灵魂的失落与寻觅,精神重铸时的努力与挣扎,更是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反拨。一、唐寅与阮籍的任诞不羁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阮籍对唐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且看下面这首诗: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气属豪华。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坐令端人疑阮籍,未宜文士目刘义。只应郡郭声名在,门外时停长者车。——文徵明《简子畏》此乃唐寅的朋友文徵明写给唐寅的。诗中道出了唐寅颇具“风流”况味的生活:对月狂歌、高楼大叫的越礼逾法,把酒言欢、红袖添香的放浪不羁,直使人疑为阮籍重生,刘义再世。的确,唐寅和阮籍在对礼教和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上,在非汤武薄周孔、睥睨世俗的气概上,在外在行为举止上,都有着极其鲜明的类同性。阮籍“本有济世志”①。如《咏怀诗》其三十九云:“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自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壮士临难不苟、身死不惜的豪迈气概和渴望立功的慷慨之情充溢字里行间。但是由于司马氏集团实行高压统治,大肆伐戮异己,阮籍虽然对司马氏集团卑劣残忍的行为深恶痛绝,对世道的昏暗极度忧愤,对自己危机四伏的处境充满惶恐和焦虑,而为了全身远祸,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内心的痛苦和矛盾或以隐晦曲折形式表现出来,或以扭曲变形的行为方式宣泄出来。所以,阮籍常有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等种种越世之举。如: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谓通,次者名之谓达。——《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自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 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世说新语?简傲》显然,阮籍任诞狂放的行为,有对封建礼法的冲击,有对世俗不与苟合的志节,也有为全身远害之手段,如司马昭想要笼络阮籍,曾想娶阮籍的女儿为儿媳妇,阮籍不敢明显拒绝,遂大醉六十日,司马昭无奈,终于作罢。与阮籍一样,唐寅年轻时也具有建功立业的心志,“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但由于科场案舞弊案的牵连,致使他“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科场案之后,唐寅看透人生,益加放浪形骸。明末曹元亮所载唐寅:“与祝希哲、文征仲诗酒相狎,踏雪野寺,联句高山,纵游平康妓家;或坐临街小楼,写画易酒,醉则岸帻浩歌,三江烟树,百二河山,尽拾桃花坞中矣。”{2}狎妓纵酒,愈加狂放不羁。唐寅也非常仰慕前代狂放任诞之士,在诗歌中自比魏晋名士,“君不见刘生荷锸真落魄,千日之醉亦不恶;又不见毕君拍浮在酒池,蟹鳌酒杯两手持。劝君一饮尽百斗,富贵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羡古人,总得浮名不如酒。”(《进酒歌》)刘生即刘伶,他与阮籍、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纵酒放诞,蔑视礼法,“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荷铲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世间。”{3}毕君指晋吏部郎毕卓,性情放达,嗜酒,曾入邻舍间偷饮被缚,释放后又与主人宴饮于瓮侧,致醉而归。魏晋士人狂放任诞是唐寅认同和刻意追求的。阮籍的“痛饮狂歌”作为其全身远祸的绝招,唐寅的“辱人贱行”成为他远离是非的手段。唐寅四十五岁时,宁王朱宸濠慕其名,“以厚币聘伯虎”{4}。唐寅赴聘,觉察宁王有谋逆之心,“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5}。五年后,朱宸濠果然起兵叛乱,被正德皇帝赐死。唐寅的装癫佯狂终于逃脱了一场劫难。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的借酒佯狂、远祸全身的做法对唐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唐寅的狂狷是对魏晋前贤风格的历史承延。《明诗纪事》说:“唐伯虎疏狂玩世,嵇阮之流也。”嵇康、阮籍是魏晋狂士的典型代表,把唐寅归入嵇阮之流,充分说明唐寅身上有着魏晋人放诞不羁、疏狂傲世的性格特征。但是他们之间又有区别。阮籍的任诞不羁是由于现实社会环境的污浊和险恶,政治上的软弱和思想上的激进,因而采用这种放诞不羁来隐曲地表现自己痛苦矛盾的思想;而唐寅的疏狂任诞虽与明中叶的政治文化有关,更多的是科场案的屈辱,个人有志不得伸,怀才不遇,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的落差之后的痛苦宣泄。尽管他们狂放任诞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追求一种自我超脱、强调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认同,“越名教而任自然”,重视人格独立与意志自由。“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是他们的共同心声。二、唐寅和李白的自负狂放唐寅的不拘礼法和任诞不羁秉袭了阮籍行止,他的自负和狂放又颇有太白遗风。李白出身于一个经商而又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他接受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士人情志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念,要为君王“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以使“寰区大定,海内清一”。他的思想中既有儒家“兼济天下”又有道家追求绝对的独立和自由,同时还受到游侠思想的影响。他自信自己的才能,不愿走科举道路而选择“终南捷径”,希望能够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机会。他用寓言形式描绘了“激大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大鹏赋》)的大鹏形象,抒写了自己远大理想和抱负。《与韩荆州书》写出他“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终于被朝廷征召去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充分表达了他踌躇满志和自负狂喜的心情。即使在被赐金放还时,他也自信地认为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这种自信和自负同样在唐寅身上有所体现。唐寅也出身于商人家庭,他自小天资聪慧,尤侗《明史拟稿》云其“童髫入学,才气奔放”{6}。祝允明《唐子畏墓志并铭》中曰:“数岁能为科举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惊称之。”{7}才华横溢的唐寅对自己的才情极其自信。他遵从先父的遗志参加科举考试,并指一年为期,极为狂傲和自负。果然,举应天乡试,高中第一名解元。“秋月攀仙桂,春风看杏花。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题画》),写出他成功的欣喜和得意。它与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可看出两位诗人超凡出众的才气和才子特有的自信和自负。 对自己才能的极度自信,是李白和唐寅的共同点之一,而狂放浪漫的气质风采,是两人的另一共同点。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举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去之。”{8}狂傲洒脱的浪漫气质充溢文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杜甫的诗歌逼真地描写出李白那种狂放、洒脱的个性。唐寅的狂放与李白非常相似。他喜欢以李白自比。唐寅的诗中也多次提到了李白,“李白才名天下奇,开元人主最相知。夜郎不免长流去,今日书生敢望谁?”(《题画》)充满了对李白遭遇的同情。“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把酒对月歌》)诗人引李白为知音的思绪一望即知,也让人不难联想到李白的“青天明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虽然唐寅也说“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但“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的狂放却是对杜甫所说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较量,唐寅恃才不恭、狂放不羁、自负和自信,于此可见一斑。唐寅认为自己与李白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看似辛酸,却也彰显了诗人的傲气。虽然自己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召的经历,但也有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秉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其实,诗人的狂放不羁正是他们自信、自负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尤其是当文人才子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和横溢奔放的才情,受到科举制度或官僚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时,他们胸中汹涌澎湃、抑郁不平的情感常常借助背俗反常的行为得以发泄。李白“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悲歌引》),唐寅“清风明月用不竭,高山流水情相投”(《世情歌》),他们也只有在自然山水中才能获得一丝心灵的宁静和慰藉。这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中文人无奈的一种选择。三、唐寅与三袁的“率真”、“性灵”在思想和个性风格上,唐寅可谓继往开来,一方面承延了阮籍的任诞不羁和李白的狷傲自负。另一方面他率性而为、特立独行的个性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举“性灵”的袁宏道曾说:“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贴子者矣。”并且重新刊印了唐寅的诗文集,亲撰序言,加以评点。评《阊门即事》为“实录”,评《焚香默坐歌》“说尽假道学”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袁宏道对其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唐寅文学创作中传达出的质素,对晚明“公安三袁”文学主张和创作的影响是鲜明直接的。“公安三袁”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代表着明代性灵文学的成熟与完善。其实,在三袁之前的唐寅就已经进行了这一方面的创新和实践。(唐寅作诗)纵笔疾书,都不经意,以此任达,几于游戏。——《静志居诗话》诗虽不甚雅驯,而一段天然之趣,自不可及。——《明诗纪事》(子畏诗文)自写胸次,非若组织套语也。——《明诗纪事》这些评论指出了唐寅作品的典型特征,即他的作品任情而发,不加雕饰,不为无病呻吟。对于创作取一种十分随意的态度。这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是异曲同工。尽管有人说“伯虎小词,率多浮薄伤雅”{9},但这些“浮薄伤雅”的背后,正是对人类自然欲求的大胆抒发,也正体现了唐寅的本色。唐寅也曾自说:“言寡则可信,情真则可亲。”(《赠文学朱君别号简庵诗》)祝允明评价唐寅诗歌云:“务达情性,而语终璀璨,佳者多与古合。”(《唐子畏墓志并铭》){10}它与袁宏道所谓的“真性灵”“无闻无识真人”的内涵是一致的。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三袁的“性灵说”是对唐寅抒发人的真实情感和欲望,反对道貌岸然假斯文的创作精神的承继。公安三袁“性灵说”的提出,不仅是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关,而且是与吴中文化的陶养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安三袁”的支柱袁宏道在吴县做过县令。吴中的风土人情、吴地才子文人“缘情尚趣”、率性任情、傲诞不羁的风尚,对于这位“性疏脱,不乃羁锁”(《游惠山记》)的县令不无影响。袁宏道对吴中前辈非常赏识,尤其标榜吴人唐寅与越人徐渭,他的通脱自放,的确受到这两位狂生的影响,如著名的“五快活”论:“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11}从中看出袁宏道把世俗享乐看作是人生的目标和理想,这与唐寅醉舞狂歌、花中行乐的追求相比,更为直白大胆。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中写道:“这种率性而行,不顾体面,自甘沦落的名士之风,与唐寅是一脉相承的。”{12}从一定意义来讲,唐寅及吴中士人的放诞不羁、纵情任性昭示着明代人性的初步复苏,是晚明肯定人欲、弘扬个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及清初“性灵派”的先声。当然,任何一种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出现,都不可能独立于历史和环境之外。吴中的青山秀水和人文风尚的酝染,是催生唐寅才子气质和狂狷行止的直接土壤。明中叶的苏州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尤其在吴中一带,已经形成中国的市民社会及市民生活方式,对物欲的追逐和对自我的肯定成为市民生活的新主题。文人蔑视传统礼法,反对个性束缚,追求世俗生活的欲求,追求个人自由,情感满足。“(吴中)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13}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吴中士人更加彰显个性,不堪羁束。他们崇尚奢靡,放纵声色,形成一种越礼逾制的社会风尚。弥漫着恃才傲世,放诞率性的狂狷士风。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此等恃才傲物, 驰不羁,亦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恃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14}由此可见,唐寅的狂放不羁、傲诞奇异之举,明显地打上了特定的时代的文化烙印,他不受拘束、背离常态的人格特征和崇奇尚异的审美精神主要决定于当时社会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也是时代风尚的一种折射。由此我们看到,唐寅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封建专制的世俗化社会往往造就一些在诗酒月色中恃才纵情的文人雅士。就思想文化史上看,一方面他们的个性追求与叛逆性有其俗而不俗的一面,反传统意义是鲜明的。但同时他们骨子里却又有着文弱的一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精心打造的平庸之境,在狂放不羁,抛却生死荣辱的同时,也躲避了社会责任与崇高的道德使命,这对今天世俗化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也是颇有警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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