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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套选才标准之后，康熙还非常注意选才的方法，以尽可能网罗天下英才。在此只举康熙朝常用的廷推保举法。廷推保举，古已有之。而被康熙推崇为榜样的当是《左传》中“祁奚请老”一则：襄公三年，祁奚请求告老退休，晋悼公问应该找谁来接替他，祁奚推荐解狐。解狐，是祁奚的仇人。晋悼公正打算任用解狐，他却死了。晋悼公又问祁奚，祁奚回答说“午也可。”祁午是祁奚的儿子。祁午任职后，忠于职守，政绩显著。《左传》的作者称赞说：“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12]这就是著名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祁奚可谓公矣。”故康熙道：“善善恶恶之间，因有私心，而后有嫌疑，故避嫌，非君子之道也。祁奚之心，忘乎仇与子，而唯才是举，心如皎日，何复嫌疑?可为后世人臣举贤之法。” 廷推保举，一方面可以发挥大臣们识才、荐才的力量，克服一人选才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可以考察臣僚们是否“诚善者善而恶者恶，据实敷奏”。康熙曾用这种方法选出成批好官。仅康熙二十九年(1690)一次，就得到邵司尧、彭鹏、陆陇其及赵苍壁等十二人。这些人都是清代公忠为国、洁己律属、体恤穷民的名臣清官，对“康熙之治”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使贤任能 “知人善任，用人不疑”是康熙基本的用人之道。国君正确选才用人，进贤退不肖，则国治民安。反之，用人唯亲，近谄佞而害贤能，则国乱身亡。所以，康熙在用人上特别谨慎。 康熙的“善任”首先表现为用人所长。他在《左传》“卫北宫文子相襄公如楚”一则中如此评价：“郑国多材，亦由子产善于委任，使各用其所长耳”[14]。襄公三十—年，子产相郑。《左传》中有如下记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事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15]子产在此可以说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又如“子产论尹何为邑”，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劝阻子皮不要任命完全没有政治经验的尹何去做自己封地的长官。山于他态度诚恳，倾心吐露，又能用浅显的比喻，从不同角度说明道理，使子皮从善如流。康熙感慨万千：“喻政以美锦，又喻以田猎，所以深著不学而仕之戒。”[16] 以上都体现了康熙知人善任的用人思想。而康熙实践这种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当是“靳辅治河”。 康熙二十五年(1686)，河道总督靳辅和于成龙在治理黄河一事上发生争论。康熙断事不明，采纳了于成龙等人治河方法，而将靳辅罢官，并将靳辅的助手水利专家陈潢下狱。可最终的实践证明于成龙的开疏河口会引起海水倒灌，而靳辅的方法可行。于是，康熙再次起用靳辅，让其复任河道总督。及其故后，令接任河道总督于成龙完全采用靳辅之法治河，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事隔十二年后，当康熙再来北运河堤坝处，回想起这段往事，不禁深深自疚：“十月风霜幸潞河，隔林疏叶尽寒柯。岸边土薄难容水，堤外沙沉易涨波。春末浅夫忙用力，秋深霖雨失时禾。往来踟躇临渊叹，何惜分流建坝多。”[17](《看运河建坝处》) 康熙的“善任”还表现为用人不疑。 康熙对秦穆公大胆使用孟明深有同感。短短三年，秦穆公大胆让孟明带领秦军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即肴之战、彭衙之役和王官之战。在前两次战役中，孟明都落败而归。在这种情况下，秦伯排除干扰，始终对孟明予以充分的肯定，仍启用孟明。孟明终不负所望，取得了王官之捷，这显然与秦伯的信任是分不开的。《左传》高度评价：“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18]故康熙也赞叹道：“秦伯终任孟明以成王官之捷，可为千古用人之法。”[19] 康熙用人不疑的思想，体现在他敢用有争议的人才。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奉命率领水师二万余人，战船二百余艘，自铜山(今福建东山)出发，进击台、澎，经过几天奋战，大败澎湖守军。郑军主力悉数被歼，守将刘国轩潜逃台湾。施琅占据澎湖后，对郑军实行招抚。郑克块见大势已去，遂同意归附清廷，实现了和平统一。 施琅之所以毂成功，就是因为康熙能力排众议，大胆任用施琅。因为施琅是个降将，一部分大臣对他有偏见，但康熙能够比较客观地去看待施琅，使施琅有机会为国家建功立业，亦可谓“千古用人之法”。 四、人才管理 “端本澄源，源清流洁”这是康熙管理人才的基本思想。 康熙一生，投入颇多的精力研究吏治、整饬吏治。他把吏治和民生紧密连在一起，认为“民生不遂，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20]官员贪墨，则民不聊生，被迫铤而走险，致社会不宁。官吏管理如此重要，康熙自有管理之道： 第一，重点考察高级官吏。 察吏的重点对象当然是权重位显的高级官吏。其中主要是在京二品以上部院堂官和地方大员总督、巡抚，考察他们是否公忠体国，并以春秋时期晋国主帅范文子为样板。对范文子，康熙曾这样评价：“晋楚鄢陵之战，范文子始终持不轻战之议，可为老成谋国，不以胜楚而微有矜心也。其论‘外宁内忧’，与孟子‘生于忧患’之言，正相发明。”[21]成公六年，“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而坚决主张：“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显然是希望晋国以强大的楚国为假想敌人，让晋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励精图治。即便是以后大胜楚国，他也毫无骄矜之心[22]。有如此“老成谋国”的大臣，上行下效，国家必然大治。 第二，奖廉与惩贪。 这是康熙察吏的重点内容。康熙在《古文评论�6�1左传》中论“郑子产论重币”一则道：“洁己澡躬，臣子之义；悖入悖出，古训所戒。子产象齿焚身之论，最为深切著明，当官者宜铭诸座右。”[23]何谓“象齿焚身”，即象因为有值钱的象牙而毁了自己。以此为例，告诫为官者当清正廉洁，以免有“象齿焚身”之祸。
百度上很全的。自己查吧
因为自汉朝起儒家就成为统治阶级推崇的思想，经过上千年的加固，儒家思想已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了。所以康熙只能以此为本。
暑假，热情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我神采飞扬，因为今天我要去夏令营，而且还是个美食夏令营，我的心情很兴奋！到了集合地点，我看到我是第二小队，我的小队辅导员是“洋葱”，我是第二小队第一个到的，所以我东张希望，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事物。在这时，大家也陆陆续续来了。洋葱说: “我们来玩认名字游戏吧!我把萤光棒传给谁，你们就说出他的名字。”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好玩，而且有一两个人，一直都没拿到萤光棒。这时，营长叫每一小队都要想一个队呼，我们这组的队呼实在有够烂，什么“第二!第二!加油!加油!加油!咻——碰! 咻——碰! 咻——碰！碰!”每次吃饭时，每一小队都要轮流呼队呼，此时，我七手八脚都不协调，像个被操纵的木偶，好糗喔！我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给我钻进去。
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汉族的嫡长继承制，就是正妻长子继承制。努尔哈赤因为曾经立长子褚英失败，于是决定汗位的继承由八大和硕贝勒会议推定；皇太极猝死，他的遗位继承，也是在满洲贵族会议上推定，由6岁的福临继位；顺治死前，皇位的继承没有经过满洲贵族会议讨论，而是由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商量，用遗诏决定由年仅8岁的玄烨继位。这个“遗诏制”破坏了清太祖、太宗两代的皇位继承由满洲贵族会议推定的传统，开了清代皇帝生前用遗诏决定皇位继承人的先例。康熙继承了其皇父顺治生前决定继承人的办法，采取皇太子制。先立太子的好处是免得皇帝死后引起皇位争夺的血腥斗争，坏处是皇太子同兄弟之间会产生残酷斗争。康熙看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康熙共有35个儿子，排序的有24人，成年且受册封的只有20人。这20个皇子中，年龄较长者有12人。他们是：大阿哥允、二阿哥允礽、三阿哥允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táng）、十阿哥允（é）、十二阿哥允祹（táo）、十三阿哥允祥、十四阿哥允（tí）。康熙十三年（1674年），皇二子（实际上是第六子）允礽生。皇后赫舍里氏在生育允礽时难产死亡，年仅22岁。康熙十分伤心，故对允礽格外钟爱，第二年就册立他为皇太子。这年康熙22岁，皇太子才两岁。康熙的这个决定虽然看到他父亲未能尽早立储的教训，但立储过早、太子过幼，显然也是欠妥当的。因为其间的变数太多、太大，两岁的皇太子允礽以后会是什么样？难以预料。康熙对皇太子的教育竭尽心力，生活上特别关爱。康熙十七年（1678年），皇太子出痘，时值平定三藩之乱的紧要时刻，但康熙亲自护理太子，竟连续12天没有批阅奏章。皇太子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留守京师，处理政务。平时他也分担处理皇父的部分政务和军务。所以，在皇太子册立后的33年间，朝廷中自然形成太子党。皇太子集团。皇太子允礽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的祖父是索尼，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叔父是当朝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索额图结党，趋奉皇太子，议论国政，密谋大事。康熙曾警告索额图说：“你们背后谋划的事，你们勾结一处的所作所为，你们背后说的怨恨之言，都不能摆在桌面儿上说，你心里很清楚！”康熙深感自己的皇位和生命受到威胁，说：“说不定哪天就被鸩杀，或者被谋害，真是日夜警惕，心神不宁。”后来康熙下令将索额图处死，同时警告皇太子说：“从前索额图帮着你谋划的那些事情，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将索额图处死。”但皇太子并未因此而收敛，反而更加乖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台行宫，康熙以皇太子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宣布废除皇太子。当时，他且谕且泣，至于仆地。谕毕，悲伤万分，愤懑不已。甚至六天六夜，不安寝食，涕泣不止。后患中风，只能用左手批阅奏折。康熙废皇太子引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抱有野心的皇子们，结党钻营，谋贪大位。于是在太子党之外，又形成皇八子集团和皇四子集团。皇八子集团。皇八子允禩，“有才有德”，聪明能干，内外经营，很得众心。在初废皇太子之后，允禩署内务府总管事，党羽相结，谋为代立。皇长子允为惠妃庶出，外叔公是已免职的大学士明珠，本没有希望获取储位。但允生母惠妃曾抚养过允禩，于是两人勾联。其他如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与胤禛同母），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都依附于允禩。皇长子允的密谋泄露，被夺爵、幽禁。储位空悬，也不是回事。大臣们建议康熙早定储位。康熙命诸大臣密举可继立为太子者，以测验大臣之意。大学士马齐等大臣都秘密推举皇八子允禩。允禩觉得自己做皇太子有望，一些兄弟和朝臣也纷纷靠向允禩。由是，在皇八子允禩周围，逐渐形成一个争夺皇储的政治集团。后允禩被锁拿，革爵位。十四阿哥允求情，康熙大怒，“出佩刀将诛允，允祺跪抱劝止”。诸皇子俯地叩头，恳求皇父息怒。康熙帝怒气稍解，命诸皇子鞭挞允禩。康熙看到废皇太子后诸子争夺储位斗争更为复杂，也更为激烈，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允礽为皇太子。诸皇子明白：既然皇太子第一次能被废掉，也可能第二次被废掉。于是，皇太子集团与皇八子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决定再废皇太子，对其党羽恨之入骨、严厉惩罚，如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将死于狱中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锉尸焚烧。这样，形势越发复杂，在皇太子集团和皇八子集团之间的皇四子胤禛也逐渐形成集团。皇四子集团。皇四子党包括胤禛的十三弟允祥、十七弟允礼，以及隆科多、年羹尧等。胤禛颇有心计，细心观察，不露声色。他对皇太子的废立，窥测风向，暗藏心机。他对皇八弟允禩集团，既不附从，也不作对。他佯听父言，“安静守分”，虔心佛法，广结善缘，巧妙地将自己隐蔽起来。他对父皇表示忠孝，又尽力友善兄弟，并交好朝廷诸臣。对其同母所生的皇十四弟允，却不去交结，听任其同皇八弟允禩结党。当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争得鱼死网破的时候，在父皇、兄弟、王公、大臣们将视线集注于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的时候，他以不争为争，坐收渔人之利。胤禛为着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他谋划道：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皇父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过露所长，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忌恨你，没有才能的人把你当作依靠。雍正帝基本按照上述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诚孝”皇父。胤禛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皇父。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公开竞争，且劝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场。胤禛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禩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礽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胤禛自己也说：“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对皇父的“诚”与“孝”得到了回应。 “友爱”兄弟。胤禛知道，善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随驾出京途中，作《早起寄都中诸弟》诗说：“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zhī）。”表明他愿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禛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勤慎敬业。胤禛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凡是皇父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既使皇父满意，也使朝臣口碑相传。自结婚后30年的实际磨炼，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为后雍正手书对联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帝同意，因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禛是个性格急躁的皇子。他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胤禛继位后，定做“戒急用忍”掉牌，为座右铭，用以警示。康熙晚年因其诸子皇位继承纠葛而大伤元气，郁结成疾，悲离人世。他曾说：“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康熙是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晚年的境况自喻：齐桓公晚年，五个儿子树党争位。齐桓公刚死，诸子相攻，箭射在尸体上，也没有人顾及。其尸体在床上67天没法入殓，以至蛆虫爬出窗外。由此可以透出康熙大帝晚年心境的悲苦。康熙帝驾崩，皇四子胤禛登极，是为雍正皇帝。一段历史疑案就此产生。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这次观看让你有什么领悟呢？现在就让我们写一篇走心的观后感吧。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观后感而烦恼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观后感范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是一个不喜欢历史的人，这一点让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纠结了很久。所以只能看过《康熙王朝》，我去抒发一下个人观点。 《康熙王朝》是一部毁誉参半的电视剧。准确来讲，是支持多于批评吧。喜爱之人，大多为陈道明的演技所折服；而批判之人，则是对其中漏洞百出的历史问题感到愤慨。举个例子：第二集中，孝庄对索尼说了一句：“有我孝庄在，这天塌不下来。”懂点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孝庄”是大玉儿死后，康熙封她的谥号。一个人活着时，如何称自己的谥号呢？
当然，这些都是跟我的主题不相关的旁支。就本次的主题，我总归该讲点隐喻、象征之类的东西。康熙——年少登基，十四岁亲政，智擒鳌拜，裁撤三藩，三征葛尔丹，收复台湾。这样一个光照列祖列宗的皇帝，小时候也是一样的与众不同。
开片就是小时候的玄烨在太监们的伺候下，在湖面上滑冰，看上去很开心，也很“春风得意”，呼喝着奴才们。可是，联系康熙亲政后一系列的大动作，不难知道，康熙的帝王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开片的场景，或许我们可以理解成，这象征着康熙的“如履薄冰”——在他的前半段帝王生涯中，一路征战，小心翼翼地应付内忧外患。 紧接着，我们的“孝庄”太后出现了，伴随着孝庄的出现，让我感觉到这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人是怎样的魅力与魄力。孝庄一边修剪着花花草草，一边对着佟妃说：“你呀，别看这些花开得茂盛，那
也是盛极初衰啊。”又说：“你看，那盆花多好看啊，今儿好看，明儿好看，今儿比明儿好看，一天比一天好看。”这盛极初衰的“花”想必就是在暗示董鄂妃命不久矣。染上天花的董鄂妃果真熬不过病魔，撒手归去，也带走了顺治。而这盆“一天比一天好看”的“花”，或许是指佟妃，也或许是说孝庄自己。因为随着顺治的皈依佛门，玄烨的登基，佟妃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太后。没执掌到凤印，当个皇太后也不错。而孝庄也因辅助玄烨，开启了康熙盛世，流芳百世。作为一个古代的女人，能做到这个份上，确属不易。孝庄，她修剪的是花草，又不仅仅是花草。在这个王朝，顺治管理着朝廷，孝庄“修剪”着后宫。她明里暗里地对这些后宫中的“花花草草”提点、打压着，她修剪得越来越顺手。
廷试——试出了玄烨的才华，试出了顺治的储君人选，更试出了玄烨的未来。睡在龙椅上，并且让龙椅因他而动。这是自前明皇帝起就未移动过的龙椅，却为了玄烨，打破了这个规矩。或许，是“天之神器”的威力；或许，是“天上星星、地上龙脉”的灵力，总之，这样做，暗示得不能再明显了，玄烨——就是大清王朝第三代接班人。
玄烨说，汉人的文化也是天言。这无疑让顺治帝很恼火，可是，玄烨说的难道真的就没有道理，显然不是。恰恰相反，正因为玄烨的话掷地有声，玄烨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让行森刮目相看，也让顺治下了立储之心。“满汉”，这是一对矛盾又共生的存在。如何才能处理好？我想，玄烨在这里已经思考着，唯有满汉文化的交融，才能真正让人民享受到安定与幸福。这也是康熙生涯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本西方一衲子，奈何落入帝王家”。这是顺治对自己的评价，也是他最后踏入佛门的根源。行森大师说：“皇上只因尘缘未了?”好一句“尘缘未了”，这唯一的尘缘就是暗指董鄂妃吧。而随着董鄂妃的仙逝，果然，顺治帝了绝尘缘，皈依佛门了。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天子是“天之神器”，是神的代表，他的权力就是天在行驶权力。顺治帝说自己“前世真的是一名僧人”，那他就真的是了。他就可以借由这点，不管整个大清王朝，遁入佛门。有人质疑，可是没有人敢真的做出什么。这是“神意”，更是“圣意”。
虽说，这部剧中有太多历史的硬伤，可是仍然不妨碍这部电视剧成为大众喜爱的对象。想必，除了演员的演技外，剧情的设置也是有其一定的吸引力。
很老的片了，不过我最近才看。二月河先生的小说没看过，很多人说《康熙王朝》有很多与历史不符的地方。我想，对于一部以小说为蓝本的电视剧，追究其历史根据的做法本来就是挺可笑的。更何况，这部电视剧让我流下了久违的泪水，更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男人，一个拥有家庭和国家的男人的艰辛和痛苦。毫无疑问《康熙王朝》是成功的。
自小，有个可爱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当皇帝，可真的当了皇帝，肩头的重担你能担得起吗?担起来了，又能像先古明君那样担得千古流芳吗?某种意义上，皇权的争夺也是实力的考验。能够夺得皇位者，他本身就是实力超群之辈。
然而，爱新觉罗玄烨，大清国康熙皇帝他不是。作为青史留名的千古一帝，玄烨并非实力超群，而是被硬生生地命运扯上了皇位。可怜八岁玩龄童，天降万古千斤重。胜似一叶孤舟草，皇城内外会心中。可正是父亲和皇太后的支持和鼓励，加上自己的发奋努力，。玄烨竟没有被压垮，反而越来越喜欢上了重担生活。康熙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说他幸运，那是因为有孝庄这位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女人站在他的背后。说他不幸，那是因为康熙年间发生了最多的事端，鳌拜，吴三桂，郑经，葛尔丹...不过也正是这些人成就了康熙皇帝，成就了他的丰功伟业，成就了他的盖世英名。
然而，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康熙是失败的。女儿两次摔砸父亲的礼物，我看到了一位父亲那种伤心痛苦却又碍于皇帝尊威无法动容的无奈和悲凉。同是碍于九五至尊的金口玉言，直到容妃死，都没能得到康熙的召回。向自己的妻子认错，这在常人眼中无比正常的事情，在一个帝王身上却难之又难。正如最后老年康熙所说：“她扎得太深了，不想拔出来了。”除了给死后的容妃还原全部的荣耀和加封皇后，这位丈夫再也无法补偿给自己这位贤惠的好妻子任何东西。可怜容妃贤良中惠，确看不到宫内勾心斗角，可怜容妃直言不讳，却瞧不到皇帝的心头痛苦。
容妃是了解康熙的，康熙也是了解她的。可到头来正是这相互之间的了解和默契。让容妃再未得见康熙一面...如此贤惠的妻子，当真古今罕有。康熙啊!你还是幸运的!
不过陈道明将千古一帝的康熙诠释的很有霸气，康熙更是一位真正的人力资源管理大师!
康熙的一生从智拿鳌拜开始平三藩荡葛尔丹降台湾驱除俄国好一个成功的皇帝但是如此荣耀的背后是他废掉2儿子的无奈是他违背孝庄密令的叹息是他离开最喜欢的女人的伤感留下了一行泪，男人很累。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康熙王朝》这部电视剧，由陈道明与斯琴高娃这两位重量级的明星饰演。看完以后，感触许多，特此写下这篇观后感。
电视剧《康熙王朝》根据同名书籍改编，讲述了一代皇帝康熙的一生荣辱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方面的封建帝王形象。故事内容包括了幼年康熙的经历，康熙的青年成长与中年的人生起伏，以及最后的晚年生活。
看完以后，让我对于古代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明白了康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说起来，这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比较杰出的人物，他开创了康熙盛世，在他的人生当中完成了很多壮举。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还是他说到“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这两句诗的时候，评价这诗句说得很真诚，说得很好。而康熙的一生都在追寻王道，追寻人心。可以说在那个封建王朝时代，康熙也真是一代了不起的明君。
只是封建社会已经过去，人类向往更好的社会生活制度这是历史趋势。说到康熙那是清朝开创时候的鼎盛时代，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回想起清朝末年的灰暗，真是叫人痛彻心扉。自古以来，王朝更迭，强弱更迭似乎是一种自然规律，但是明智的人就会坦然得接受，在历史赋予的时期内尽职本分，努力为人民创造一个幸福安宁的社会生活环境。
是啊，人类社会发展这么多年，不就是图个生活幸福嘛。
电视剧《康熙王朝》是一部十年前放映的片子，主要讲述康熙帝在位时的故事。其中，有这么一小段镜头，让我难忘。
这一小段的情景是：康熙在朝堂里，面对互相倾轧的权力斗争，以及险恶的形势被搅得心烦意乱，十分震怒，因不便放浪形骸失去天子威仪，愤然离去，回到寝宫之时，对着皇妃后宫们，一顿咆哮……。
不知这是作家二月河在创作康熙王朝里边就有的，还是后来编成电视剧改编过程中的加入，总之，为塑造出一个大气磅礴但又有血有肉的康熙帝来，写（拍）进这么一小段插曲，我觉得起到了点睛之笔。
作为皇帝天之骄子，权倾四海天下，中原放马，踏遍万里河山与疆土，处风口浪尖之上紧握住日月旋转，有着大海一样的气魄，直把整个江山重担扛在肩头；作为男儿本色，不怕面对冰刀雪剑风雨的搏击，可以坚忍，但在躺下时，一样把自己的忧伤抚摸，一样有儿女情长，一样对着自己最亲的人，发泄出最强烈的心之苦呐喊……。
动物世界里，为争夺地盘领地，以及占据统治地位和猎食等，凶猛的动物进行着殊死的追逐、搏斗、撕咬……，它其时的处境是为最艰险、最艰难和最困苦，但不是它最弱的时候，最弱的是在它搏击之后，对着被咬过流出淋漓鲜血伤口，自己静静地在舔舐之时。此时，极易遭受外敌的侵入和被再攻击，心也最痛的时候，最需要族群或同伴的呵护，渡过这一艰难关口。
提这两件事，就是让女性明白，血雨腥风、刀锋蝗箭他不怕，一旦唤起了他的血性儿，场面再大也敢于拼斗，男儿流血不流泪。但在他因受伤而舔舐破口之时，你可以什么也不要做，只要你静静地不去惊扰他，理解着他，为他送去宽慰鼓励的一句话，这些就足够了。设若，他在外心烦意乱回到家时，你可暂时不要过多的追问为什么或去叨扰，假使亦如康熙皇帝般地对你发火，你可尽量的去理解和包容，因为，他会对你咆哮呐喊，那是他刚烈的性格使然，而且，他觉得你是他最亲的人，也是他最可靠的人！这就像皇后面对天庭震怒而咆哮的皇帝，静静地说给后妃们听的一句话：他这是心苦呐。
你能理解么？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说来，共有八点： 第一，削平三藩，巩固统一。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子之信），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父仲明、子精忠），镇福建。他要削平三藩，强化皇权。 第二，统一台湾，开府设县。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三，抵御外侵，缔结和约。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表明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 第四，亲征朔漠，善治蒙古。蒙古成为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 第五，重农治河，兴修水利。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 第六，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 第七，兴文重教，编纂典籍。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60余种，2万余卷。 第八，吸纳西学，学习科技。
二、 满清对汉民族意识的阉割和1949年以后官方对汉民族意识的淡化''谁在麻醉华夏民族？ （1）清朝的阉割： 与蒙元统治者相比，满清更加阴险也更加残忍。清go-vern-ment却最重视利用文化精神武器统 治汉民族，达到几千年来少数民族的顶峰。也达到对汉民族精神文化破坏的顶峰，这首先表现在对汉民族自尊和民族传统的全面绞杀的剃发令。"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 头"， 历史上，少数民族入 侵、入主中原，如虽有"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孔子 改制考》） 但多被拥有悠久文化积淀的汉民族同化。蒙元也曾试图改变汉民族的服装，结果成为元末，汉族大暴动的重要诱因之一。清go-vern-ment的剃发令，让有着崇高自尊的汉民族改发易装，招致了强烈的反抗，仅江阴一县，为反剃 发起义，战死，自尽，被清军屠杀就多达17万人。全中国为反剃发而被清军屠杀又有多少人，实难统计，剃发令不仅是对汉民族的极大污辱，更是对汉民族集体自尊和自信力的毁灭性打击。直到太平天 国时，号召起义的有力动员辞仍是"复我衣裳"！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衣裳传统陡然蒙难。"唐制衣冠荡然无存"还是其表，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 自信的精神境界，其影响无 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 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革命军》）。 文学|虚拟 清室最高明的篡改是四库全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汉民族英雄史进行空前绝后的荼毒，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永不会觉得我们汉民族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应该说，经过清267年的精神奴役，清go-vern-ment基本上达到了使汉民族忘记血史，永不会觉得汉民族中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的目的。中国古书与被删剜套改的对比原文了，只要稍加对比，即足以令人惊骇，总之"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亡的岂只是古书，失去了的岂止是发式，衣冠，这是汉民族精神传承（如儒学精神的畸形发展）的大断裂和大毁灭。 此外还有：“奴才”这种对人侮辱性的称呼被强行推广；文字狱，扼杀了明朝活跃的学术气氛；让汉人做包衣和让汉人做太监的政策等。 欧洲历史上，当巴尔干半岛国家被奥斯曼打败奴役后，从此这些国家远远落后西方，而汉民族也一样，当文明被野蛮所笼罩后，文明之花就会慢慢枯萎，甲申国难是华夏民族的最大悲剧。
康熙其实称不上大帝~~~~~~康熙的最大功绩是稳定了满洲鞑子的江山，但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这却是令人悲哀的~~~~~康熙虽然了解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将他引用到中国，因为西方工业文明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八旗老爷们的利益）体制是矛盾的。康熙在2者之间选择了后者，保持满清的传统秩序，这导致中国错过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末班车，直接导致了百年后中国的斤百年的衰败和耻辱。如果康熙够魄力选择前者的话，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这样他才称得上是大帝。
五:雍正帝:胤祯.说道这位皇帝,.历史上可以说是众说分云.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和清史的专家学者.都在谈论.雍正是如何如何登上帝位的,也有说雍正多么多么的残暴.发明了让人发指的"血滴子"如何的杀害自已的同胞兄弟.但我想说的是.其实雍正是一位功大于过的皇帝.过:"在于,雍正帝确实对自已的同胞兄弟有残爆的一面.也曾骂自已的8弟和9弟是猪是狗.也曾杀害过一些曾经反对过他的朝廷大臣.这是他的过错.功:"大家在说百家讲论时,也都听过阎老师说过的.雍正对于整个清朝的康乾盛世起到了一个呈上起下的做用.而且雍正在位的时候.清朝多年争战而留下的国库亏空.财政赤字得到了缓解.和在根本上的解决.雍正在位时,清朝的国力和老百姓的生产力是清朝进关以来,最为好的开使.雍正主张新法.进行了对整个国家的维新.正是因为他的做法.才让清朝更加的强大.为乾隆后世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他杀了许多当时反对他的大臣.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清理了朝廷的腐败现象.使清朝无论在政治还是在国力上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至于,.那些传言.传位穿改先皇遗诏.这都是无稽之谈.什么吕四娘刺杀雍正,这也是野史和文人一些茶余饭后之谈吧.总之我个人认为雍正帝是一位功大于过.并对清朝整个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关建的做用/也在他自已多彩的人生上有这浓郁的个人魅力.都说"五毒不丈夫.做大事者不拘小节."就是因为雍正有这样的深度.胆识.和手段.才最终能做的了大事.也正是一个男人所应具备的.想想没有"玄武门之变"唐太宗能做的了皇帝吗?只是后世只有记的他的"贞观之治"却无人骂他的杀兄弟之恨心了吧.宋太祖:赵框胤.没有陈桥兵变的皇袍加身.怎能开创大宋数百年的江山.而后世却也很少有少去评说这些.所以我个人识为.是男人应如雍正一样的去战斗.为了这一切.古月赠诗:不念手足情难圆.新法治国立为难.一生是非功过论.留于后人做闲谈.六:乾隆帝:弘历...这位皇帝可以说在整个清朝中在位时间.做出的贡献.有过的业绩仅差于康熙大帝的一位皇帝.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活的年龄最久的一位皇帝.89.也是把中国的版图扩展到一个新的区域的一位皇帝.他一生在位60年仅少于康熙帝的61年.乾隆在皇位之时曾说过:"在位时间不敢超过皇祖在位的年限.这也是对康熙的一种尊重.虽然后来禅位于嘉庆.但实际上,.他还是在行使正皇帝的权力.可以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乾隆一生.重用汉臣努力的学习.汉人的长处.诗书礼仪.和先进的生产.以级文化.也正是乾隆把清王朝推向了整个中国历史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高峰.乾隆在位时,中国的人口达到了空前的鼎盛.人口之多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最为庞大的一个民族.这也为日后中国的兴旺发达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乾隆一生酷爱诗书.一生曾做过的诗达.10000多首,是当时整个唐朝所有诗人做出来的诗的总合.也是乾隆在晚年,创造了中华文明使上的餐饮辉煌.满汉全席.千叟宴.这也为我们这位当今的厨师行业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乾隆帝派兵收复了,新疆伊犁.保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和统一,如果不是他,我想现在新疆算是那个国家的,都还不好说.他的一生又以风流自居.更是为后世无数文人.提供了那么多的野史,小说.被现在拍成了无数的电视剧.电影.大家所知道的就是金庸先生的{书剑恩愁录}什么{戏说乾隆}.什么{乾隆微服私访记}等等等.多数文人都认为乾隆一生风流和众多的女人,有过怎么怎么样的情感故事.其实大家听过百家讲论.阎老师的讲坐就知道,其实并不是向这些人所说的那样.其实乾隆是一位很重感情.很有情义的皇帝(这点向我).他的皇后,不幸去世时,乾隆整整悲痛了三年,每天思念他的爱人.为了自已心爱的人去世.每日都以泪洗面.锦衣素食.这难道不能说明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吗.至于如何风流我想有些只是文人们的一厢情愿吧.而那些说什么,乾隆是汉人本来性陈,这些都更是无稽之谈.只要大家听过阎老师讲的课.我想就不用我说什么了吧.野史终究是野史.而那些给我们留下的旋疑和疑案.我想就由历史给我们答案吧.虽然乾隆一生是英明的,是理治的,是对国家和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但同时也有,过错的一面,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宠爱和绅.以至于现在拍了许多的电视.都在说这些.但电视的历史真实性还是值得怀疑的.和绅一生贪污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乾隆却对此没有做什么明治的裁决.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败笔.所以也有了后来:"和绅扳到.嘉庆吃饱"事情,不过总的来说.乾隆的一生还是功大于过的一生,还是辉煌的一生.也正是这位明君彻底的开创了,(康乾盛世).为中国封建历史开创了最为辉煌的一个巅峰.这位晚年,自愈(十全老人)的老人,在晚年依然掌握着大清的命运和权力,这也是一个奇迹!!!!!!!!古月赠诗:少年有志事竟成.能使巨龙东飞腾.一生功德为后世.十全老人史留名.以上观点和看法只代表古月的个人看法和评论,不做其他,如有其它与本人无关,只做茶余饭后之谈.特此声明.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豇豆红是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宛若桃花般艳丽，红釉中多带有绿色的苔点，颇似红豇豆的颜色。豇豆红的釉色有深浅浓淡之分，其中釉色洁净无暇者称“大红袍”，釉色通体一色者称“正红”，釉色深浅不一者称“美人醉”，釉色浅淡者称“娃娃脸”，釉色幽雅娇嫩者称“桃花片”，釉色晦暗浑浊者称“榆树皮”等。清代《南窑笔记》记载，豇豆红是分几次吹釉再经高温烧成，由于吹釉的层次不同，在烧成后釉面必将出现水渍般的痕迹，更由于釉料中含有微量的铜份在烧成过程中氧化而产生绿色的斑点，犹如苔点，在浑然一体的红釉中掺杂星点绿斑，相映成辉，有如红霞满布之中点缀了星星点点的绿色宝石，被清代诗人洪亮古赞誉为“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由于烧造难度极大，因此豇豆红没有大件器，均为康熙朝的御用之物，十分名贵。传世品以菊瓣瓶、柳叶瓶、螭龙瓶、莱服尊、太白尊、苹果尊、膛锣洗、印盒、水盂等文房用具为主，器身最高不超过24厘米，造型轻灵秀美，有时还以暗刻蟠螭纹或团螭纹作为装饰。器物底部施透明釉，有“大清康熙年制”青花六字楷书款。康熙朝后，豇豆红釉烧造技艺失传，后世虽有仿烧，但不如前者精湛。乾隆朝可能有仿制，但都不成功，所以只有康熙朝的豇豆红瓷器的特点。谢谢
豇豆红釉的特点与鉴定如下：1、器状特点鉴定：由于清康熙豇豆红瓷器的烧成难度比郎窑红更大，当年制作时都有固定的器型，对尺寸器型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清康熙豇豆红瓷器无大件器物；2、釉色特点鉴定：豇豆红故名豇豆的颜色，色彩独到，为其他瓷器所无，豇豆红釉所具有的柔和色调，是由于釉中的铜胶体错综复杂的分布而形成的，烧成时倘若氧化焰超过需要量，就会出现绿斑；3、瓷胎特点鉴定：清康熙豇豆红瓷器具有糯米胎的特点，制造坯胎的泥料质量较高，烧成温度较高，烧结程度较好。
1、器形。器形与色彩一样一样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因素，看豇豆红的器形主要记住一点，就是豇豆红是没有大器的。康熙年间，豇豆红瓷器最常被最为文房用具，比如太白尊、石榴尊、菊瓣瓶、柳叶瓶、洗、印盒等等。 2、颜色。豇豆红是一种高温釉，是在康熙晚期出现的一种铜红釉品种，所谓的铜红釉是一种以含铜的物质作为着色剂，经过还原焰烧过之后形成的红色釉。它的颜色非常特别，整体颜色是不均匀的粉红色，十分像豇豆，故因此得名。豇豆红的色彩是其他瓷器所没有了，就算是普通人看一遍也会对这种颜色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
豇豆红瓷器鉴别不难，主要有以下几点。1、豇豆红无大器，大件的器物，绝对不是豇豆红。2、豇豆红故名豇豆的颜色，色彩独到，为其他瓷器所无，即使不是行家，过目也不难辨别。3、其次，要辨别豇豆红的年代，究竟是康熙“本朝”制，还是光绪、民国时期制，抑或是现代仿制品，其中讲究颇多，伪造者也挖空心思在此装设‘地雷’。一要从底釉的氧化程度等细节判断其年代；二看瓷器胎骨的年代特征；三看落款；最后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一点，看重量。”有人解释说：“官窑豇豆红，重量对应体积大小很有讲究，行家上手一掂量，心中自然就有几分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