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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论文：1·《谈谈语用学与修辞学的区别》 《修辞学习》，1990年第1期。2·《谈谈修辞学的研究角度》 《修辞学研究》（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1年。3·《“吃”语言与“吃”文化》 《杭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1期。4·《“吃”语符列与其负载的文化信息》 《宏观语言学》（英国），1992年第1期。5·《广告创作中对传统文化非精华部分的渲扬》 《中国广告》，1994年第1期。6·《社交障碍及克服障碍的途径》（译文） 《修辞学习》，1994年第1期。7·《新闻标题实现简练表达的语言途径》，《’94语言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8·《徐迟散文语言分析》 《杭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9·《相声包袱与语用“预设”“含义”虚假》 《修辞学习》，1996年第3期。10·《修辞的文化浸染与修辞研究的文化视角》 《汉语学习》，1996年第3期。11·《相声民族特色藉以实现的符号途径》 《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12·《相声包袱的构拟与语用合作原则的偏离》 《南昌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13．《五十年汉语同义词研究焦点概述》 《杭州大学学报》， 1998年第2期。14．《对汉语同义词研究重要分歧的再认识》 《浙江大学学报》， 1999年第1期。15．“洋名”综论 《’98语言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6．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杭师院学报》， 2000年第1期。17．孔子的修辞观 《浙江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18．《史记》中具礼制价值的“死”义词语的语用选择的复杂性及其原因《修辞学习》，2000年第1期。19．孔子的儒学修辞思想 《古汉语研究》， 2000年4期。20．《史记》的修辞艺术与传统等级伦理文化 《 继承与发展》，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年。21．恰似一颗青橄榄，欲嚼欲啖涩难耐 《修辞学习》， 2001年5期。22．《史记》同义词特殊修辞作用分析 《浙江大学学报》， 2002年第1期。23．《史记》中“死”义词语语义与分布特征分析 《汉语史学报》， 2002年第1期。24．贬佛语汇与汉民族传统宗教心理关系论 《 语言与文化论文集》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2年。25．二十年征婚启事语体特征变化分析 《修辞学习》， 2003年第1期。26．二十年来征婚启事特征变项语言运用变化调查报告 《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03年第1期。27．《史记》中副词“弗”功能特征分析 《古汉语研究》， 2003年第4期。28．《史记》中副词“弗”修辞功能的计量分析 《修辞学习》， 2004年第1期。29．托形格略析 （合作） 《修辞学习》， 2004年第5期。30《史记》中助动词“可”、“可以”语法功能差异初探 《语言研究》， 2004年第2期。31．温州话重叠动词分析 （合作） 《 浙江大学学报》， 2004年第3期。32．当前杭州市户外用语与文字规范调查《第三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科技联合出版社，2004年。33．常识与责任：传媒使用方言现象的语言学考察 《中国传媒报告》， 2005年第1期。34．大陆征婚启事二十年来语言运用变化分析 《语言文字学研究》（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200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5年。35．（S）+V得+NP+VP句语义指向与歧义分析 （合作）《 汉语语言学探索》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36．先秦儒家修辞思想的特点论析 《浙江社会科学》， 2007年第5期。37．让步连词“即使”的语法化 （合作） 《江南大学学报》， 2008年第2期。38．《周易》的话语思想 《浙江大学学报》， 2008年第6期。39．《左传》名词活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40．在学科范式上体现中国文化特色 《社会科学报》（上海），2009年6月4日。41．框架、概念和关联——语言学概论类教材略谈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42．从述谓差异看“春秋笔法” 《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3期。43．新论《诗经》中“兴”的特点与类型 《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44. 孟子的修辞思想 《孔子研究》，2010年第6期。45.《春秋》笔法：句义成分关联与限定成分增添示褒贬 《福建师大学报》，2011年第2期。46. 回指的修辞制约及其功能 《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1期。(二)著作与教材1·《汉字人机两用字典》（参编） 江西科技出版社， 1995年。2·《汉语语言学》（参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3．《语言的逻辑分析》（参译） 杭州大学出版社 ， 1998年。4．《现代汉语通论》（参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1/2007年。5．《史记》同义词研究（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6．《现代汉语语法修辞教程》（编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2009年。(该书被评为：浙江省2009年度高等学校重点建设教材)7．《现代语言学导论》（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2007年。(该书被教育部评为：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8．《汉语研究新探》（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9．《陈望道全集》（10卷，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先秦儒家修辞要论》（著） 中华书局，2012年。
汉字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在古代语境之下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蕴含在中国文字当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意义。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汉字学学术论文范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汉字的文化学价值
摘要：通过汉字记录下来的华夏文明因子，一直未能受到合理的关注。在汉语日益受到世界文化价值认同的背景下，汉字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科学合理的阐释。没有英雄的民众是盲目愚蠢的，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毫无生机的。将现代科学知识与古老思维艺术合璧研究，才能是汉字研究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关键词：社会文化 价值认同 合而不同 文字文化 语言崇拜
地球是太阳系迄今为止已知最为美丽的一颗星球，语言则是人类在这个璀璨星球上最值得称道的神奇发明。汉字的发明和使用，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伴随世界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知度的提高，汉语热以汉语水平等级测试、汉字能力检定，第二语言习得等多种形式在多个国家相继展开。世界各地学习汉语汉字的热潮方兴未艾，形成了当今千载难逢的人文社会氛围。置身于文化开放、科学昌明、学术自由的镀金时代，对中华文化占据着得天独厚话语优势的中国学者，义不容辞地必须利用无可置辩的话语权，去阐释这样一笔丰富厚重的人类文化财富。要利用饱蘸文化资源的言说方式去浸润濡养世人，既不能淡忘自己是拥有数千年文化遗产的炎黄子孙，更不必对文化碰撞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亟需找到一种恰当的方法，并通过汉语汉字将民族文化古老真谛昭白天下。它不应该是研究字里行间的政治理论，也不能采用政治学方法研究语言文字。它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在古代语境之下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蕴含在中国文字当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意义。它应该是一种社会文化背景当中的语言文字学。
一直以来人们判断一种语言文字发达进步抑或原始落后，往往着眼于这种语言文字是否被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常用载体，而不是关注研究它是否具有丰富深沉的文化内涵。英文作为现代信息技术常用载体，就是因此幸运地被中国视为现代文明的价值符号。全民学英语的热潮，扭曲了中国至少四代人的学术风气。造成这种奇特状况有两种原因，一是中国古代帝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二是现代学人虚无自卑崇洋媚外。人们羡慕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科技文献都采用英文写就，却漠视人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典籍采用汉字记录。身处人类多元文化交汇的激流中，误以为五千年文明不能跟三百年的科学技术相融合。惊咤科技大国险行在“财政悬崖”，忽略自己同样正濒临文化深渊。一个民族如果全面地接受了其他民族的外来文化，它的原生民族语言势必会很快融汇到其他民族语言中，或者准确地说是随之失去交际作用而逐渐消失。长此以往曾经灿烂辉煌的瑰丽文化，就可能葬送在博士大国自轻自贱的狂欢盛宴中。世界上有数千种语言，大多数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使用范围有限的地域性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现代社会中消失。对于这种文化融入现象所带来的社会文明进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进行人为干预。曾经有社会组织对那些范围有限而快速消弭的语言进行毫无意义的抢救，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那样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无效劳动。在日益频繁的人类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中，需要借助汉字六书理论并以系统的眼光和联系的方法，构建传统汉字的现代言说体系。
回顾人类历史反观社会现实不难发现，文化是可供全社会共同品鉴欣赏分享的价值存在，而不是社会特定阶层自娱自乐的特供奢侈品。曾经辉煌的中美洲玛雅文明，其消失的症结正是失之繁难。更早从人们视野中消失的亚述文化则是疏于简陋。中华文化凭着深厚博大的文化蕴藉，巧妙地回避了上述两种文化的致命弱点，在后现代技术实力的狂涛巨浪冲击下不见式微反而日臻完善。使用汉字的人口迄今已超过全人类五分之一，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不能漠视这一客观事实。不幸的是近代以来我们耗费百年时光，拼命追寻一种无根无柢的浮萍文化。近年来更有浅薄晦涩莫名其妙的“脑残体、火星文、凡客体、元芳体、甄嬛体”居然得以风行。人们盲目吹捧追随“方鸿渐”而肆意贬低践踏“孔乙己”，飘忽不定诘屈聱牙的欧化语句大行其道，背得些许外文单词就声称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某些意识不仅具备踏亵古老文化的愿望和力量，还富含摧毁灿烂文明的潜能与危机。
汉字源远流长数量浩繁，语言崇拜是先民的原始宗教之一。先民生活在浓郁的自然力崇拜氛围中，华夏先民出类拔萃的造字专家仓颉，发明文字的初衷并非出于社会交流之需，更不是为了满足“劳动需要”。商代敬神，对神鬼顶礼膜拜，周朝崇礼，对先人崇敬有加。商周先民要向鬼神祖宗表达某些诉求，语言内容多与祭祀祈祷等原始宗教有关。对文字讲求神奇玄妙，就连使用文字的场合也笼罩在庄重诡秘的宗教氤氲当中。从远古童谣的敬惜字纸，到至今尤甚的许愿诅咒宣誓，都足以让人闻到到这种古老文化遗风，感受到弥漫在先民生活中的语言崇拜情结。秦代尊法，追求立法治世，汉世重人，关注人生价值。秦汉对文字转而追求实用平适，汉字转而用于记录事件而不仅仅“记录语言”表达观念。不过直到现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虔诚相信，神灵无所不知无处不在。为了让自身的灵魂皈依时不至于在奈何桥畔被牛头马面打入油锅炼狱，人们尽量自觉检点约束言行以保终生清白，宁肯忍欲弃智而不敢昧己欺神，甘愿自守箪食瓢饮不惜清贫一生。汉字不是一时一地一蹴而就的，数千年封建帝国绵延不绝的文化淫威，在读书人心中的文化阴影根深蒂固。这种源于宗教信仰的群体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自律行为的精神依据，也成了几千年来至关重要的社会稳定剂。
封建君主政权的残忍严酷，造就了中国文化隐曲晦涩的特定风格。全社会各阶层包括君主帝王，都流露出来一种英雄崇拜情结。人们将实质相同的心理英雄幻化为形式各异的不同模式，使得英雄情结中的“英雄”范式呈现出各别不同，社会各阶层于是产生了神灵崇拜、圣贤崇拜、清官崇拜、帝王崇拜、侠客崇拜等各自的话语形式。这种集体无意识被蕴涵于古往今来的文化叙述模式当中，使汉字文化显示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文化—文字特征，自然却又隐晦地在汉字构形造字中折射出来。文化—文字特征充斥于封建历史当中，在遭遇一些惊咤文人的过度夸张之后，中国文字学成了一座科学孤岛。置身其间的鲁滨逊们成天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探宝，身边的文化遗产被人们不当地看作是过时的古代货币而不是足以立身问世的宝藏。以探索古代文化宝藏为己任的寻宝客们，则抓住所得一鳞半爪进行文物式的考古研究，其结果是将汉字从古代文化锦囊中抽取出来，割裂成了看似独立却交叉混同的文字、音韵、训诂三种不同学科。意蕴深厚的古老文字体系被玩习成了可以随意拆拼组合的智力魔方。偶尔有人试图融合文字音韵训诂三者进行穿插观察，但往往未及深入就不幸过早夭折于质疑声中。汉字研究的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始终充满了以今绳古或以古泥今的研究成果。 甲骨文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所呈现的只是社会族群中某个特定阶层精神生活的一隅，而不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全貌。甲骨文字既不是由劳动人民发明和使用，也不是以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今残存的数种少数民族文字，仍然也只是特定人群的专有特殊技能，流传于原土司首领或神婆巫师当中。彝文、苗文、水书莫不皆然。正是由于甲骨文字作为贵族文化而传播运用，才造成了它迄今难以被劳动者后裔完全释读的遗憾境况。云南纳西族地区尚存一种世界极少的象形活文字——东巴文的余绪，被外国语言学家称为摩梭文。那是东巴教传写经文、巫术的书面语。称为摩梭文虽然淡化了它的特殊功用，但同时也使名称显得客观了些。凭借当代社会的文字价值观，去对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的现代阐释，同样会感到力不从心。意欲采用形成不过百年的所谓现代理论，去解读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一种文化体系，本身就有些勉为其难。要以古人独特的思维模式去观察体悟汉字六书理论，将古代的各种社会文化知识融汇贯通，才有可能建构一个系统、完整、真实的汉字构形理论系统。
值得提出的是，大量甲骨文字至今无人识读并不是人们对文字本身的生疏导致不解其意，而是我们对文字所记录的当时社会生活场景陌生所致。其实这类汉字的语言意义跟当初毫无二致，其语音今人读来跟几千年前的古人也相差无几，以至其间的差异不会大于当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别。令人遗憾的是，碍于对所记述的情境、意义不了解，最终还是导致了难以消除的语言隔阂。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因素往往被学界所忽略。那就是甲骨文字即使是在刻写它们的当时，它们就不是人人共识相反是秘而不宣的。碍于对所记述的情境、意义不了解，今人对甲骨文字不能完全理解就不神秘奇怪了。情景一如今天常人采用梵文阅读宗教经文，照本宣科读出来势必也多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更毋庸说甲骨文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甲骨文字的使用具有明显的社会阶层局限性。甲骨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者，主要是专司卜筮的巫女觋师以及一些具有特殊爱好和天赋的人。自发明伊始，它的目的功用主要是就用于记录祭祀活动而不是直接表达语言。只是因为祭祀活动本身也须借助语言进行表达，甲骨文字才无可奈何地跟语言联系在一起了。甲骨文字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主要是用于与神灵交流的符咒而不是用来记录民众语言，它是一种显示着贵族的尊严感和宗教的神秘性的自源性文字。用语焉不详的方式去表达实现语言文字的神圣感。使用语言文字被当成一种“精神消遣”或“文化消费”，属于贵族官绅的专利。
所有出土甲骨文字资料中，迄今还未发现账簿书信之类应用性内容，足以说明它本身跟民众的普通生活相去甚远而且也与贵族们的口头语言脱节。内容跟庶民的日常生活无关，这就注定了甲骨文字在民众当中只有极低的认知度。这种充满宗教色彩的文字记录了贵族生活中特殊事件，在特殊的文化仪式中被巫师们故弄玄虚和贵族们借以自炫。由于不能被大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所以随着盘庚迁殷导致的经济萧条，甲骨文化也就紧随着殷商宫廷文化的式微而迅速衰落了。各民族都曾拥有某种特殊文字，用于各种具有宗教色彩的仪式上书写，比如古埃及圣书文字、中美洲玛雅文字、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秦代的秦书八体、欧洲的罗马花体、以及我国至今流传的桃符、民间的所谓吉祥字等等。那种文字色彩庄重神秘，书写也会不厌其烦。而用于日常交流的文字则必然要以简便快捷为原则。具有宗教色彩的美术字有规则但无风格，琥珀体、彩云体、幼圆体。简明使用的书体则因为无规则也才能写出风格，颜、柳、欧、苏、当代的舒体、姚体。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汉字是甲骨文字的直接继承。作为殷人后裔的赵国从未发现过甲骨文字传人，倒可以当成甲骨文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业已“休眠”的无言佐证。当年的贵族余孽苟延残喘尚且无暇，焉能虑及民族文化这种千秋大事。这种令人心酸的事实造成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巨大罅裂，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历史文化大裂谷。我们这些站在裂谷彼岸的后来者，亟需构建一道文化津梁藉以达到古代文化的秘境，以文化方式实现对甲骨文字那种封闭式语言符号系统的确切阐释，从而真正实现跟古圣先贤的交流对话。比如周人信梦，因而言梦之字颇多。由于字多同义现象就突出。如梦，寐觉也。既寐而有觉，当然就是做梦。寤，寐觉而有言也。也就是糊里糊涂说梦话。但是这两个字在文献中多年来被曲解误读，引发了不少笔墨官司。小篆并非甲骨文字的直接继承，小篆与甲骨文之间，本来就少有联系，更有众多区别。部分小篆与甲骨文写法相同但意义却毫无关联，后世出土的盂鼎中有一个“招”字，构形理据跟小篆相去甚远，字意也根本毫无瓜葛，实际上是两个同义词而不是同一个文字。
为了使虔诚膜拜求得的神示、谶语或历经争讼确定下来的契约得以长期保存以便流传，先民们商定将这些内容郑重其事地刻记在易于久存的硬物上，他们首先想到了刻石。把生活经验或谈判结果刻绘到崖壁上，绝不是先民有多少浪漫情调，他们的刻写仅仅是严酷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并非艺术追求。先民还没有浪漫到有事一定要书写甚至刻划到崖壁上去的地步。摩崖刻画不能用木棍竹枝而须使用刀，而最早的“刀”又不过是锥形的石针、锋利的石片或尖硬的竹木而已。可是古人很快发现刻石对刀具的磨损相当严重，要找到刻石所需的大量尖硬工具绝非易事。刻石既非常艰难且而且刻石作品还容易圮毁又不能随意携带，书写载体的珍贵难求加上镌刻敲击的易崩易损，使记录的内容和传播的范围受到极大限制。现实迫使先民不得不放弃了漫漶难读的摩崖刻石，最终选择龟甲兽骨这些相对难以寻得的材料作为书写载体。当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龟甲兽骨为先民的崇拜物，本身被认为具有灵性。一如许慎《说文解字》描述的“古者货贝而宝龟……”，龟为龟龙鳞凤四灵之首。于是刻写甲骨就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在巫师故弄玄虚的宗教场合以及工匠艰难繁复的镌刻工地，造成了文字跟语言的脱节。文白脱节使汉字产生了特殊的“超方言”现象，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生活中很多口若悬河而竟然目不识丁的文盲。上古曾经流行货贝宝龟的世风民俗，却未及形成体制完善的汉字系统。至于其后究竟是龟甲牛骨帮汉字出了头，还是汉字使牛骨龟甲长了脸，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要对汉字历史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深入研究，才能最终揭开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 不妨合理推测，先民早期的“笔”不过是信手拈来临时凑合的竹枝木棍。找些粗细不一的棍子蘸点靛蓝朱砂等颜料，一次至多只能写下一个字。而一旦使用这支笔连续写下一篇文稿，人们看见的就是一篇所谓的“蝌蚪文”。将汉字刻成方块并非圣人的决定或智者的选择，而是诸多自然因素综合使然。用竹木在沙地或树皮上写画非常适宜却不便保存流传，为了将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告诉大家、警示或教导后人，古人选择了以刻写为主要记事方式。但刻写难以使笔画圆转丰润，他们需要书写更为便利，传递更为快捷以及更加容易收藏的语言和思维载体。从春秋五伯到战国七雄，诸侯各国及各民族之间存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那时的语言文化交流大多是一种功利性碰撞，一如当年革命家们学习英语是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最终推翻帝修反，时下全民学英语的目的应该也在于学习人类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取长补短。只有这样理解，才不会背离社会基本常识不至于有违科学道德。汉字是一种“意符文字”，只要能够传情达意，字形书写往往并不特别重要，至于读音，更是各行其是无关宏旨。基于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同，社会各阶层可以根据自身的是非好恶去创制汉字。不同社会境遇的人对于相同社会事像会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文化价值观通过汉字表达出来也会大相径庭。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含有高低贵贱的社会等级之别，日常器用也能够显示身份地位。在使得汉字书写形式大大增加的同时，社会各阶层最终差不多将汉字调制成了五味杂陈不知其可的古玩堆。然而活生生的汉字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离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决不是用来装点门面可有可无的古董。古老汉字显得驳杂陆离，其中的文化意蕴并未被今人确切理解和恰当接受，时常看到听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研究成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西周金文时期开始逐渐成熟定型的汉字，已经具有社会普遍性特征，既能记事更注重表达感情、思想、观念。贵族在铜器上刻铸文字，不仅是记录一种事件，更是要表达和宣示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不仅需要天喻神知，尤其要令后人明白遵从。就像后来我们追求的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不仅规定时人熟记，更欲令后代普识遍知。这种具有强烈表达意识和功能的符号系统，才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文字。意欲凭借当代社会的文字价值观，对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的现代阐释，利用形成不过百年的所谓“现代言说方式”，去解读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一种文化体系，是难免会有些力不从心的。我们时常为以往甲骨字片的大量流落海外而痛心疾首，但对于尚存手中的数万甲骨，除了早年难以企及的“甲骨四堂”，人们并不能理解和利用多少。现代科技跟传统文化根本不具可比性，岂能将司母戊鼎跟航空母舰相埓。甲骨文字作为一种文化衍生物，对它的语言学价值研究早已成果斐然，但进行文化学考察却是方兴未艾。学术殿堂不应被改造成琳琅满目一应俱全的“文化超市”，它的历史文化学或社会学价值亟待确认。
汉字构形理据研究发轫于春秋时期，仓颉是值得我们纪念和称道的圣人。战国时代为了利用六国文字，逐渐形成了汉字构形理论。完整的六书理论至秦代逐步成熟到后汉臻于完善。不理解古代辩证思维方法，难以接受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汉字六书理论。所以越往后世六书理论越令学者感慨和迷惑。甚至今天批评周易蕴涵“封建迷信”，明天义批判中医言精义奥不够科学。其实汉字不像欧美文字主要是记录“音素”，蕴藉在汉字里的主要元素是“意素”，也就是社会文化元素。解读这种文化元素需要具备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汉字中的那些文化元素近百年来，不幸被误判为封建糟粕而备受贬斥。汉字活在日常生活当中让人“稍近益狎”，人们对流行了几千年的汉字产生了道是说非的勇气。未采用整体的系统方法去看待六书，在汉字研究中不谙古代思维艺术，就难免出现见仁见智、各执一端，产生类似盲人摸象的研究态势。清末以来有人埋怨六书理论不能解释个别甲金文字，殊不知六书理论自始至终是跟甲骨文金文无涉的。凭借后起的六书去蠡测先世的甲金文字，就像妄评爷爷怎么长得不像孙子一样。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深情说道：“对人类语言文字见解独到的人，必将如日中天。”要避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脱离抱残守缺的尴尬境地。研究六书可上溯甲金之源，下寻隶楷之流，参互考察，比较研究，而且必须以篆书为据。只能以六书探求文字，却不可据文字批评六书。既要采用共时性方法进行断代观察，也要借助历时性方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是汉字研究需要把握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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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文系毕业的，中文最难修的是古代汉语，训诂、格律、音韵什么的，很复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古代汉语研究生很少人报名，甚至，有的招考单位招两个，也许只有一个人报名。大专院校也缺少古汉语老师的。不过，就业范围不宽。下面是一些书目，你可以挑选着看。《古代汉语》课程参考书目《古代汉语》课程以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5月校订重排本，共四册）为教材。为了帮助学生开阔眼界，特开具如下参考书目，供选择阅读。一、教材 1. 郭锡良 唐作藩 何九盈等《古代汉语》 商务印书舘出版 上下 2001年 2. 周秉钧《古汉语纲要》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1月第1版 3. 王力《汉语史稿》 中华书局 上中下 1980年6月第1版 4. 郭锡良 李玲璞 《古代汉语》 上下 语文出版社1992年 5. 杨宝忠 《古代汉语词语考证》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年 6. 萧泰芳 张儒等 《古代汉语注释商榷》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年 7.牟维珍等《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二、工具书 1. 许慎 《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 1963年 2.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康熙字典》 中华书局 1958年1月第1版 4. 杨树达 《词诠》 中华书局 1965 5. 裴学海 《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 1954年 6.《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 商务印书馆2005年7月 7. 王力 《王力古汉语字典》 中华书局2000年6月第1版 8.《辞源》 商务印书舘 9.《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0.《汉语大字典》 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辞书出版社 11.《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2. 杨伯峻 《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 1981年 13. 王海棻等 《古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14.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古代汉语研究室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 商务印书舘三、文字类 1. 唐兰 《中国文字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9月第1版 2. 胡朴安 《中国文字学史》 上海书店 1984年3月第1版 3. 经本植 《古汉语文字学知识》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4年9月第1版 4. 高亨 《文字形义学概论》 齐鲁书社 1981年2月第1版 5. 梁东汉 《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9年2月第1版 6.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商务印书舘 1988年8月 7. 蒋善国 《汉字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7年8月第1版 8. 杨五铭 《文字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1版 9. 罗君惕 《汉字学要籍概述》 中华书局 1984年5月第1版 10. 陆宗达 《说文解字通论》 北京出版社 1981年10月第1版四、词汇类 1. 赵克勤 《古汉语词汇概要》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年4月第1版 2. 何九盈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讲话》 北京出版社 1980年10月第1版 3. 苏宝荣 宋永培《古汉语词义简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7年10月第1版 4. 洪成玉 《古汉语词义分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1版 5. 高守纲 《古代汉语词义通论》 语文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1版五、语法类 1. 马汉麟 《古汉语语法提要》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出版 2. 张之强 《古代汉语语法知识》 北京出版社 1979年7月出版 3. 刘学林 刘天泽 迟铎《古汉语语法》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第1版 4. 刘诚 王大年 《语法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1版 5. 何乐士 《古代汉语语法》 6. 郑奠 麦梅翘 《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 1964年 7.《文言语法》 杨伯峻 著 北京出版社 1956年11月第2版 8. 马建忠 《马氏文通》 商务印书舘 1983年 六、虚词类 1. 何乐士等 《文言虚词浅释》 北京出版社 1979年7月第1版 2. 杨伯峻 田树生 《文言常用虚词》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10月第1版 3. 陕西师大 《常用文言虚词词典》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3月第1版 4. 吕叔湘 《文言虚词》 上海教育出版社七、修辞类 1. 赵克勤 《古汉语修辞简论》 商务印书舘 1983年3月第1版 2. 李维琦 《修辞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1版 3. 杨树达 《汉文文言修辞学》 中华书局 1980年9月新1版 4. 郑子瑜 《中国修辞学史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年5月第1版八、古代文献 1.杨伯峻 《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1980年 2.刘宝楠 《论语正义》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3.杨伯峻 《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60年 4.焦循 《孟子正义》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5.孙诒让 《墨子闲诂》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6.郭庆藩 《庄子集释》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7.王先谦 《荀子集解》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8.陈奇猷 《吕氏春秋校释》 学林出版社 1984年 9.陈奇猷 《韩非子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10.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点校本 11.班固 《汉书》 中华书局点校本 12. 洪诚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选注》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年九、古书注解和诗词格律 1. 杨树达 《古书句读释例》 中华书局 1954年12月第1版 2. 俞樾等 《古书疑义举例五种》 中华书局 1956年1月第1版 3. 王力 《诗词格律》 中华书局 1977年 4. 陆宗达 《训诂简论》 北京出版社1980年十、杂志 1.《古汉语研究》 2.《中国语文》 3.《汉字文化》
新闻出版总署查无此刊，至少不能界定为正规刊物。
语文教学研究 不是国家核心期刊也不是省级，只是一般类型的期刊《语文教学研究》创刊时间是2006年1月，不具备核心期刊条件。G62/63初等/中等教育类核心期刊表序号 刊名 序号 刊名 序号 刊名1 课程、教材、教法 9 数学通报 17 化学教学2 普教研究 10 数学通讯 18 历史教学3 学科教育 11 高三数理化（改名为：高中数理化） 19 思想政治课教学4 上海教育 12 中学语文教学 20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5 北京教育 13 语文教学通讯 21 生物学教学6 天津教育 14 中小学外语教学 22 外国中小学教育7 中小学管理 15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8 班主任 16 物理教学I2中国文学类核心期刊表文学理论序号 刊名 序号 刊名 序号 刊名1 文学评论 8 文艺争鸣 15 文艺理论与批评2 文艺研究 9 新文学史料 16 名作欣赏3 文学遗产 10 中国文学研究 17 小说评论4 当代作家评论 1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8 当代文坛5 文艺理论研究 12 明清小说研究 19 文学自由谈6 红楼梦学刊 13 民族文学研究7 鲁迅研究月刊 14 通俗文学评论HO/2语言学/汉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类核心期刊表序号 刊名 序号 刊名 序号 刊名1 语文建设 7 语言与翻译 13 语言研究2 中国语文 8 方言 14 辞书研究3 修辞学习 9 语言教学与研究 15 语言文字应用4 古汉语研究 10 语文研究 16 演讲与口才5 汉语学习 11 汉字文化6 民族语文 12 世界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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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第十二次动物营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只是第十二次动物营养学术研讨会的会后成果，并不是所谓的国家级期刊。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国家级期刊信息，可以去中国知网或者论文部落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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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论文集是一些学术会议的衍生出版物，但也并不是所有学术会议都会出版论文集，有些会议也是不出版的，论文集就是在学术会议上宣读的文章汇总出版的合集，论文集也是有一定用途的，但在国内，论文集较受争议，因此要看具体情况。
在国内评职晋升中，如果文件中明确不认可论文集，那么会议论文集就需要作者慎重选择了，这种要求在国内并不少见，很多职称晋升中不认可论文集上发表的文章，但会议论文有时需要区别对待，会议论文的发表在评职晋升中还是受认可的，尤其是一些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宣读的文章与其他国际学术论文具有同等价值。
历史是一个粗线条的大师，它勾勒了全球化的进程，却忽略了人们为这个发展和进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幸好，历史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大师，当今世界的趋势并不是单向度的。 中国的长项在于文化。中国文化近二百年来遭受了严峻的考验，已经和正在获得新生。近代以降，中华文化不但暴露了它的封闭愚昧落后挨打的一面，更显示了它的坚韧性、包容性、吸纳性、自省能力、应变能力与自我更新能力。 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建设文化大国。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中国的形象，是解决许多麻烦问题，实现持续发展、和平崛起与国家整合的依托。中华文化是全体华人的骄傲和共同资源。中华文化是当今世界上的强势文化的最重要的比照与补充系统之一，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没有中华文化的人类文化，将是多么残缺的文化! 这里，我着重就一些个人的感受、经验谈一谈汉语汉字(海外习惯通称为华文华语)与我们的人文文化传统与现状的某些关系。 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她们的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她们的文化的基石。尤其是使用人数最多，延续传统最久，语音语词语法文字最为独特的汉语汉字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 汉语属于词根语，汉藏语系。我的小说《夜的眼》译成了英、德、俄等印欧语系许多文字。所有的译者都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眼”是单数还是复数，是“eye”还是“eyes”?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汉语是字本位的，“眼”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独立性的字，它的单数和复数决定于它与其他字的搭配。汉字“眼”给了我以比“eye”或者“eyes”更高的概括性与灵活性：它可以代表主人公的双眼，它可以象征黑夜的或有的某个无法区分单数与复数的神性的形而上的而非此岸的形而下的眼腈，它可以指向文本里写到的孤独的电灯泡。 汉语培养了这样一种追本溯源、层层推演的思想方法。眼是本，第二位的问题才是一只眼或多只眼的考量———那是关于眼的数量认知。眼派生出来眼神、眼球、眼界、眼力、眼光等概念，再转用或发挥作心眼、慧眼、开眼、天眼、钉子眼、打眼(放炮)、眼皮子底下等意思。 动词与系动词也是如此，华文里的“是”字。既是“to be”也是“am”，又是“was”，还是“were”，包括了"havebeen”、“has been”和"used to be”等。 组词造词也是如此，有了牛的概念，再分乳牛母牛公牛，黄牛水牛牦牛野牛，牛奶牛肉牛油牛皮牛角。这与例如英语里的cattle——牛、calf——小牛、beef——牛肉、veal——小牛肉、cow——母牛、bull或者0X——公牛、buffalo——水牛、milk——牛奶、butter——牛油……大异其趣。这些与牛有关的词，在华文里，是以牛字为本位，为本质，为纲，其余则是派生出来的“目”。这样的牛字本位，则难以从英语中看出来。 所以中华传统典籍注重最根本的概念，多半也是字本位的：如哲学里的天、地、乾、坤、有、无、阴、阳、道、理、器、一、元、真、否、泰……伦理里的仁、义、德、道、礼、和、合、诚、信、廉、耻、勇……戏曲主题则讲忠、孝、节、义，读诗(经)则讲兴、观、群、怨。然后是自然、主义、理论、原则……有了仁，就要求仁政；有了道，就认定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有道，并区分王道与霸道还有道法自然与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义，就提倡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有了主义就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有了原则，就有绝对“不拿原则做交易”……这些文字、概念、命题，不但有表述意义、价值意义、哲学意义，也有终极信仰的意义与审美意义。华文注重文字——概念的合理性与正统性，宁可冒实证不足或者郢书燕说的危险，却要做到高屋建瓴与势如破竹，做到坚贞不屈与贯彻始终。在中国，常常存在一个正名的问题。训诂占据了历代中国学人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然而又是无法回避的。许多从外语译过来的名词都被华人望文生义地做了中国化的理解，中文化常常成为中国化的第一步。这产生了许多误读、麻烦，也带来许多创造和机遇，丰富了人类语言与思想。这里起作用的是华文的字本位的整体主义、本质主义、概念崇拜与推演法(如从真心诚意推演到治国平天下)，与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理性主义和神本或者人本主义大相径庭。
关于汉字文化的书你可以试下（现代语言学），之后，你自己多看看多写写，这毕竟是你要写的论文，自己写肯定百利无一害的~~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也谈对范文程的评价》，《社会科学》（沪）1984年第4期。2、《乾隆朝蠲免钱粮问题试探》，《南开史学》1984年第2期。3、《论〈圣谕广训〉与清代孝治》，《南开史学》1988年第1期。4、《士大夫与地方社会的结合体——清代“乡绅”一词含义的考察》，《南开史学》1989年第1期。5、《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89、12转载）6、《试论中国族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7、《中国族谱收藏与研究简说》，《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8、《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7转载）9、《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7转载）10、《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6转载）11、《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南开史学》1990年第2期。12、《试论明清时期的汉族火葬风俗》，《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13、《最近の中国における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と文化》第6号，（日本）东京大学1991年6月。14、《论清朝推行孝治的宗族制政策》，《明清史论集》第2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5、《乾隆早期廷议粮价腾贵问题探略》，《南开学报》1991年第6期。16、《元代墓祠祭祖问题研究》，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17、《元代族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版。18、《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19、《清代啯噜新研》，《清史论丛1993》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20、《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二）》1995、10转载）。21、《论宋代“营妓”》，《历史月刊》（台湾）1997年第1期，总第108期。22、《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1997、3）23、《清代治理“老瓜贼”问题初探》，《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24、《禳灾之俗述丛》，《历史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112期（署名萧驷）。25、《中国古代对老年的界定》，《历史月刊》1997年第6期，总第113期。美国纽约华文《世界日报》1997年6月23、24日“上下古今”版并载。26、《中国古代礼遇老年的制度》，《历史月刊》1997年第6期，总第113期。27、《中国族谱的人物传记》，《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28、《中国地方志人物传记述评》，《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署名萧驷）。29、《清代孝治政策述略》，《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30、《试论宋濂的宗族思想》，《东洋学研究》第四辑，韩国?东洋学研究会1998年6月版。31、《明代岁时节日生活》，《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10月版。32、《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8年第5期）33、《试论宋代以降的宗族之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34、《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35、《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9年第12期）36、《“虚耗”鬼的由来与禳除习俗——中国岁时节日体现的民众心态》，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10月版。37、《清代溺婴问题新探》，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38、《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4 月版。39、《罗钦顺的谱论与族论——以江西泰和及吉安为中心》，上海图书馆编《中华族谱研究——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版。.40、《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41、《清代的文昌诞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0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1月版。42、《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5期）43、《明代福建兴化府的宗族祠庙祭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6月版。44、《宋元时期徽州建祠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45、《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2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7月版。46、《明代家庙述论》，冯明珠主编《文献与史学-恭贺陈捷先教授七十嵩寿论文集》，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2年7月。47、《试论明代族规的兴起》，《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48、《明代溺婴问题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49、《宗族与农村基层社会控制的历史和现实——考察宋以后江西宗族的发展》，肖唐镖、史天健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50、《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中国史研究》（韩国）第20辑（中国女性史 特辑号），20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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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评职晋升中，如果文件中明确不认可论文集，那么会议论文集就需要作者慎重选择了，这种要求在国内并不少见，很多职称晋升中不认可论文集上发表的文章，但会议论文有时需要区别对待，会议论文的发表在评职晋升中还是受认可的，尤其是一些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宣读的文章与其他国际学术论文具有同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