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简单些讲：失业不是人们找不到工作，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波动，导致行业性的扩大或缩小，间接导致对用工需求的变化。具体的讲。。。。。。需要写一篇论文了，你会出钱买吗？呵呵！
倭国目前的失业主要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包括国内需求：消费国外需求：出口。美国次贷危机对于国内和国外需求都有负面影响。另外回答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提到诸如：摩擦性、结构性失业问题。具体解决方法：1、刺激国内需求，谨慎应对国际经济变化。2、发展中介服务行业，提高就业效率。3、加强职业技术培训。
人均资源短缺与劳动力总量相对过剩，是我国现阶段一个基本国情。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变，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凸显并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已构成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尖锐挑战。本文对我国的失业现状和特征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失业；城镇；失业率 一 在国内诸多的相关著述中，对我国失业现状的评估存在较大的分歧，其基本原因在于所引用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目前，我国针对失业现状大体上有三种统计口径。 (一)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是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岁以上，男50岁以下，女4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 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常爆发严重的失业问题，迟至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仍都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而我国近年的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虽然每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城镇下岗职工、登记失业人口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却不能有效地减少。探讨失业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对策不仅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经济理论工作，更是一项迫切而棘手的现实任务。 为什么失业问题一直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作为研究工作者是否应该转换一下思路，调整一下视角。例如，失业问题的中外论著大多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分析，单纯宏观分析及由此制订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那么，从微观角度考察失业是否也是一条有价值的路径呢？宁光杰博士的论著《失业问题研究——一个微观分析框架》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 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宏观经济学需要有微观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是新凯恩斯学派。受此启发，作者认为，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也应该有微观基础。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可以丰富和发展既有的失业理论。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西方学界对失业进行微观分析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但远没有完成。作者希望能够将已有关于失业微观分析的各种理论进行整理、补充，力图使之完整。更重要的是作者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般规律，从中提取对解决中国失业问题有借鉴意义的东西。 那么，失业的微观分析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本书强调微观分析可以是寻找失业的微观原因，例如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局内人对工资的影响形成工资粘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失业。也可以是宏观原因的微观基础，例如总需求不足的微观基础是微观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单个工人的消费行为。更可以是微观主体对宏观变量变化的反应，例如当实行货币扩张政策时，企业如何根据预期调整价格和工资。 因此，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失业问题研究的微观分析框架，相信这种微观分析会使失业问题的解释更丰富、更清晰、更准确。但本书的分析及观点并不完全是结论性的，更多的是提供微观分析失业的一种思路，一个框架。强调微观分析的意义并不是说微观分析可以解释失业问题的全部，我们仍不能忽视失业的宏观原因，微观分析必须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失业理论。 失业问题研究的核心是探究失业的原因。本书的微观分析在前人形成的失业理论基础上进行，并有所发展、突破。在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假设前提下，作者分析了厂商和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及市场上的行为，包括工资确定和变动如何形成工资粘性，企业的投资需求为何不足，企业的技术选择以及各利益主体对技术变革的反应，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寻找行为，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古典型失业、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型失业、结构性失业以及摩擦性失业等进行了解释。但又不仅限于此，该书的失业原因分析及对应的失业类型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例如古典型失业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工资过高，作者则认为是工资粘性。凯恩斯型失业只强调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作者的分析还包括消费需求和厂商垄断。在第四章分析失业的结构性原因时，包括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人技能不匹配、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内容。传统的摩擦性失业没有深入分析寻找成本的根源，作者认为寻找成本不仅来源于信息不充分，也来源于制度阻碍。 以传统失业类型为基础，本书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出发，分析企业内部工资的确定、投资需求、结构性原因和劳动力市场摩擦，且都围绕着工资展开。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工资水平高低如何与企业主利润最大化产生矛盾，如何与企业资本积累、投资需求以及技术选择相联系，如何影响消费需求，如何促使劳动者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流动，最终影响失业。以体现本书强调的失业的两个重要原因：信息不充分和制度阻碍。 由于信息不充分与企业内部各方的利益冲突，工资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供求，企业只能求助于数量调节劳动力，从而带来失业的变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市场结构都会影响企业的工资决策、投资需求、技术变动以及失业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充分与否、是否存在制度阻碍决定着摩擦性失业的多少。同时，无论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劳动力市场上都会出现协调失灵，即交易成本会使个人的理性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 这里的信息问题包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完美、信息不对称等。这里的制度是很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基本的社会制度，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也包含一些非根本性的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既有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制度关系，也有资产阶级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各自的制度关系（前者如厂商的垄断，后者如企业的局内人—局外人关系）。在这两大原因中，制度的影响又是更根本、更重要的。由于微观分析深入到企业内部，因而可以更透彻地看到：基本的制度关系（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对失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本书在理论探索上的创新意义，这一理论上的分析建立在对现实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并将对现实经济中失业问题的治理产生指导意义。 作者尤其关注失业的微观分析对解决中国当前失业问题的意义。因此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在进行理论分析和以西方国家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之后，都有专门的部分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而且是在微观上进行。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与微观主体行为是分不开的，例如国有企业的工资缺乏灵活性、国有企业投资需求的盲目性、企业技术选择与要素价格之间的错位、企业用工制度与下岗者的寻找摩擦等等。也就是说，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或国有企业改制等可以简单回答的。近年高经济增长率和高下岗、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成为困惑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的难题。这是否与微观行为有关呢？如果在企业雇佣行为和劳动者行为上进行协调、引导，就业会更加顺畅，失业率也会得到有效的下降。 在最后一章，作者综合地阐述了失业微观分析的政策含义及对中国的借鉴。失业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他提出的建议更多的是面向微观，如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引导，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扶植中小企业，提高市场中介的功能。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很重要，但必须取得微观主体的配合。这些观点都具有参考价值。考虑到国企改革因素，产权问题解决不好会带来微观投资的失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僵化的雇佣制度、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而推动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塑造微观主体的过程。 总之，本书在微观分析失业问题上进行了努力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策上都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注重实证检验，例如对战后美国的失业率进行计量分析。 本书研究了基本的失业理论，并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紧密联系中国的失业现状。因而该书既有理论内涵，又贴近现实经济；既把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失业问题的脉络，又注重解决中国失业问题。它是一本耐读的经济学专著，也是一本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书。 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常爆发严重的失业问题，迟至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仍都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而我国近年的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虽然每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城镇下岗职工、登记失业人口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却不能有效地减少。探讨失业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对策不仅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经济理论工作，更是一项迫切而棘手的现实任务。 为什么失业问题一直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作为研究工作者是否应该转换一下思路，调整一下视角。例如，失业问题的中外论著大多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分析，单纯宏观分析及由此制订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那么，从微观角度考察失业是否也是一条有价值的路径呢？宁光杰博士的论著《失业问题研究——一个微观分析框架》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 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宏观经济学需要有微观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是新凯恩斯学派。受此启发，作者认为，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也应该有微观基础。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可以丰富和发展既有的失业理论。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西方学界对失业进行微观分析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但远没有完成。作者希望能够将已有关于失业微观分析的各种理论进行整理、补充，力图使之完整。更重要的是作者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般规律，从中提取对解决中国失业问题有借鉴意义的东西。 那么，失业的微观分析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本书强调微观分析可以是寻找失业的微观原因，例如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局内人对工资的影响形成工资粘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失业。也可以是宏观原因的微观基础，例如总需求不足的微观基础是微观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单个工人的消费行为。更可以是微观主体对宏观变量变化的反应，例如当实行货币扩张政策时，企业如何根据预期调整价格和工资。 因此，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失业问题研究的微观分析框架，相信这种微观分析会使失业问题的解释更丰富、更清晰、更准确。但本书的分析及观点并不完全是结论性的，更多的是提供微观分析失业的一种思路，一个框架。强调微观分析的意义并不是说微观分析可以解释失业问题的全部，我们仍不能忽视失业的宏观原因，微观分析必须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失业理论。 失业问题研究的核心是探究失业的原因。本书的微观分析在前人形成的失业理论基础上进行，并有所发展、突破。在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假设前提下，作者分析了厂商和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及市场上的行为，包括工资确定和变动如何形成工资粘性，企业的投资需求为何不足，企业的技术选择以及各利益主体对技术变革的反应，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寻找行为，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古典型失业、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型失业、结构性失业以及摩擦性失业等进行了解释。但又不仅限于此，该书的失业原因分析及对应的失业类型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例如古典型失业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工资过高，作者则认为是工资粘性。凯恩斯型失业只强调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作者的分析还包括消费需求和厂商垄断。在第四章分析失业的结构性原因时，包括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人技能不匹配、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内容。传统的摩擦性失业没有深入分析寻找成本的根源，作者认为寻找成本不仅来源于信息不充分，也来源于制度阻碍。 以传统失业类型为基础，本书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出发，分析企业内部工资的确定、投资需求、结构性原因和劳动力市场摩擦，且都围绕着工资展开。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工资水平高低如何与企业主利润最大化产生矛盾，如何与企业资本积累、投资需求以及技术选择相联系，如何影响消费需求，如何促使劳动者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流动，最终影响失业。以体现本书强调的失业的两个重要原因：信息不充分和制度阻碍。 由于信息不充分与企业内部各方的利益冲突，工资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供求，企业只能求助于数量调节劳动力，从而带来失业的变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市场结构都会影响企业的工资决策、投资需求、技术变动以及失业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充分与否、是否存在制度阻碍决定着摩擦性失业的多少。同时，无论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劳动力市场上都会出现协调失灵，即交易成本会使个人的理性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 这里的信息问题包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完美、信息不对称等。这里的制度是很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基本的社会制度，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也包含一些非根本性的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既有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制度关系，也有资产阶级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各自的制度关系（前者如厂商的垄断，后者如企业的局内人—局外人关系）。在这两大原因中，制度的影响又是更根本、更重要的。由于微观分析深入到企业内部，因而可以更透彻地看到：基本的制度关系（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对失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本书在理论探索上的创新意义，这一理论上的分析建立在对现实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并将对现实经济中失业问题的治理产生指导意义。 作者尤其关注失业的微观分析对解决中国当前失业问题的意义。因此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在进行理论分析和以西方国家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之后，都有专门的部分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而且是在微观上进行。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与微观主体行为是分不开的，例如国有企业的工资缺乏灵活性、国有企业投资需求的盲目性、企业技术选择与要素价格之间的错位、企业用工制度与下岗者的寻找摩擦等等。也就是说，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或国有企业改制等可以简单回答的。近年高经济增长率和高下岗、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成为困惑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的难题。这是否与微观行为有关呢？如果在企业雇佣行为和劳动者行为上进行协调、引导，就业会更加顺畅，失业率也会得到有效的下降。 在最后一章，作者综合地阐述了失业微观分析的政策含义及对中国的借鉴。失业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他提出的建议更多的是面向微观，如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引导，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扶植中小企业，提高市场中介的功能。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很重要，但必须取得微观主体的配合。这些观点都具有参考价值。考虑到国企改革因素，产权问题解决不好会带来微观投资的失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僵化的雇佣制度、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而推动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塑造微观主体的过程。 总之，本书在微观分析失业问题上进行了努力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策上都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注重实证检验，例如对战后美国的失业率进行计量分析。 本书研究了基本的失业理论，并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紧密联系中国的失业现状。因而该书既有理论内涵，又贴近现实经济；既把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失业问题的脉络，又注重解决中国失业问题。它是一本耐读的经济学专著，也是一本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书。 2006年，中国存在巨大的就业缺口，将有1400万需要工作的人无法找到工作。失业问题得不到缓解是否会引发社会动乱？是否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国家发改委关于2006年就业形势分析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劳动力总量的供过于求的问题将更趋严重。报告预测，2006年，16岁以上的人口增长将达到高峰值，新增劳动力1700多万。全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总量为2500万人。但是，预计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100万个，而需要工作而又找不到工作的人数将高达1400万人。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高辉清博士指出，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正在到来。他所说的第一次失业高峰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第二次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大批国企工人下岗。高辉清表示，当前的第三次失业高峰将比前两次更加严重。主要原因不仅是需要工作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而且面临产能过剩的严重局面。前几年在经济高涨中所形成的新增产能达到空前的规模，使得增加就业的工作更加困难。 这一波凶猛的失业洪峰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应对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环境呢？对于这个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旅美独立评论人士方觉对记者表示，失业问题存在已久，老百姓对此已经麻木，不大可能因此而闹出大事。 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起码已经存在10年以上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1400万人找不到工作，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但由于它存在的时间很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多失业者或者潜在的失业者有一种麻木感了。” 曾经长期在中国大陆从事经济工作的方觉表示，中国的失业问题一部份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现像，比如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向城镇。但方觉指出，还有一部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
失业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主题，绝对是。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成的。失业人多是大麻烦，因为会导致社会不安定。什么是失业不容易下定义：任何人不怕工作粗贱，或愿意接受低工资，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何谓失业今天经济学行内还有争议，还有些有分量的学者认为没有失业这回事。这定义上的困难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解释过了。不能否认的，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失业率的统计，公布的数字大致上是跟经济增长反方向走。不同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失业统计方法，其衡量跟经济学者的意识往往有出入。 失业定义，是一个可以工作的人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或待遇的工作。这个人可以在街头做小贩，是就业，但他见到一些本领跟自己相若的打工朋友，收入比他高，希望能找到收入相近的工作，但找不到。尝试找工作但找不到是失业的定义，但骑牛搵马不算，政府的统计也不会算。一个人打工，被解雇了，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的工作，继续找，是失业，多半会被政府的统计算进去。原则上这样的失业是不会持久的。人总要吃才能活下去。可转作街头小贩不论，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够低的工资，总会找到工作，但因为我在《制度的选择》提到的种种原因，这个人不愿意接受，因而失业。这就带到我要批评宏观经济分析的第四点。（四）没有公司组织，失业不会出现人类在地球存在了逾万年，有可观的文化五千年，然而，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话题，只不过是一百年来的事。中国是个古文化，人口数量历来冠天下，但失业成为话题只是最近二十年才听到。要不是未富先骄，两年多前从西方引进新劳动法，在此之前中国的失业率最高约百分之四（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不论）。这数字，西方的先进之邦不会认为是需要关心的失业情况。在一个以家庭为产出单位的国度，物品的产出主要是农产品及手工艺品，士、农、工、商皆有所业，失业是不存在的。其实家庭也是一种公司组织，只是少有甚至没有今天大家知道的工资合约这种安排。下文可见，没有工资合约是不会有失业的。讲深一层，失业的出现不是因为有工资合约，而是因这些合约中比较普及的，是以时间算工资。十八世纪初期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工厂（factory）开始出现，逐步普及，替代了销售商判给家庭产出为主的putting out制度。跟着的「工业革命」有好几种阐释，最重要是雇用员工的大工厂变得时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纺织机有了两大发明，此机庞大，成本不轻，但操作快。这样的机械是不宜用于家庭的。其二是分工合作的个人专业产出，可使整体的产量暴升。一组人集中在一起的流水式操作可使每人的平均产量上升多倍。这现象启发了斯密，他以造针工厂的实例起笔，写成了刻划时代的《国富论》。那是一七七六年。一九三七年，年轻的科斯发表《公司的本质》——工厂属公司组织——提出公司是市场的替代之说。他说因为有交易费用，好些产出活动没有市价指引，应该产出什么及怎样产出于是不能依靠市场的无形之手，公司之内的产出活动是由有形之手指导及监管的。那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文章。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指出公司替代市场之说不对，正确的看法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该文以实地调查香港工业的件工合约为出发点。工厂工人的薪酬以个人产出的件数算，每件之价可以看为市价，而如果整间工厂公司的所有产出活动皆以件数算工资，老板只是中间人，「公司」与「市场」明显地是同一回事。我再指出，真实世界的产出运作，是不同机构之间互相外判，互相连接，产出合约的网络可以广阔地串连着整个经济，所以除了财政、债务有清楚的个别界定，我们无从把不同的「公司」的产出活动个别划分。这观点就是后来行内出现的「公司无界说」的根源，我没有跟进。然而，拙作含意着的一个要点，是市场就是市场，其中有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但没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架构，牵涉到的含意重要而广泛，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提及，有机会大修时会更为详尽地处理。回头说失业，上文提到的「公司无界」与「市场一也」，皆与失业有关连，但复杂，要用一本书处理。简言之，从公司合约的角度看，说一个可以工作的人失业，是说他一时间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公司伙伴合约。这可以是大麻烦，因为上文提及的、参与「公司」的分工合作，个人的收入往往远高于个人独自产出的收入。如果一个经济没有失业，分工合作的公司安排达到了一个均衡点，个人的独自为战（例如做街头小贩）的收入会跟同样本领的人参与公司合作的收入差不多。但如果失业率上升，参与独自产出的人口增加，他们的人均收入会下降（以街头小贩为例，其数目上升小贩的收入会下降得快）。这会导致独自产出的收入低于参与公司的收入，市场的运作早晚会把参与公司的收入拉下去。这里的含意是，失业率愈高，再增加失业的一个百分点对社会的损害愈大。现在让我们转到公司的合约本质对失业的影响吧。件工合约是不容易甚至不会出现失业的。从最简单了当的件工看，那只不过是产品市场通过老板作为中间人。经济不景，产品之价下降，件工工人的收入跟着下降，无怨可言，等经济回升吧。我当年调查所得，一家工厂收到的订单下降，或买家要求制造新产品，老板上头通常跟工人洽商件工之价。怎会有失业呢？工人知道订单不足，或件价下降，不转工就要认命，要等待经济的好转。以奖金、佣金或分红等作为工资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合约也不容易出现失业，因为这些有自动调整工资的弹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是分红合约最普及的国家，公司员工分红之巨，每年是国际新闻。当日本的经济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急速下降时，失业率不变，只是公司员工的分红跌得厉害。过了十年八载那里的分红跌至近于零，不知今天怎样了。无可置疑，失业的大量出现，以时间算工资的普及是基本的困难。我曾经指出，过于琐碎的工作，或产品件件不同，或质量的要求高于行内的竞争者，或多人合作但不能明确地分开个别的贡献，等等，件工合约会因为量度费用（也是交易费用）过高而不能采用。量度时间的费用低，时间是长是短不会有争议，于是相当普及地被采用了。问题是，雇用员工的老板是为了赚钱，不是寻花问柳，员工出售给他的时间本身没有价值。老板要的是员工的时间可以产出什么。换言之，时间的本身不是产品，只是一个「委托」之量，即是说产量的多少被委托于时间的量度算价，而此价就是时间工资了。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提出一个重要的「履行定律」。这定律说，凡是被量度算价的「量」，其履行的监管费用低；没有被量度算价的「量」，其履行的监管费用高。这是说，以时间算工资，老板不用担心员工不履行上班的时间，但工作的产出为何则不能不监管了。这监管无可避免地带来主人与奴隶关系的形象，剥削工人之说不胫而走。如果天下所有劳工合约皆以件工算工资，马克思不可能想出「剩余价值」。再回头说失业，为什么以时间算工资的合约那么容易导致失业呢？答案是这种合约不直接量度员工的产出贡献。被量度而算工资的时间只是产出贡献的委托之量，不是贡献的本身。经济不景，或一间公司的生意失利，老板要减时间工资，不容易说服员工他们的产出贡献所值是下降了。尤其是，同样时间工资的员工的本领性质各各不同，工资相同不一定代表着判断失误，但一旦经济或市场的情况不利，员工之间的不同性质的本领的市值可能改变了。老板要怎样处理才对呢？讯息费用存在，把时间工资一律下调，或这里减那里加，不容易有说服力。余下来的办法是选择性地解雇一部分员工。更麻烦的是，因为以时间算工资不是直接量度公司里每个员工的产出贡献，他们的时间究竟值多少钱一般是有着可以争议的空间。这空间的存在鼓励利益团体或分子混水摸鱼，要求政府推行最低工资，或推出劳动法例，或组织工会，或要求集体协商工资，或以罢工的行为作谈判工具。
内容 摘要：奥肯定律力图揭示周期波动中 经济 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然而在我国却不适用。本文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 分析 研究 ，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奥肯定律在我国不适用的原因。 关键词：奥肯定律 经济增长 失业率 完善的市场机制 奥肯定律的提出 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阿瑟�6�1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律。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即一国的所有生产能力得到完全释放所达到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定律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失业率。 例如，美国1979～1982年经济滞涨时期，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律，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根据官方统计，1982年实际失业率为。与预测的失业率相当接近。但是，当人们用我国的实际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发现该定律在我国并不适用。究其原因，是人们对奥肯定律并未透彻的理解，忽略了它适用的条件。本文将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讨论来探讨它在我国的适用性 问题 。 奥肯定律中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奥肯定律中涉及两个变量：一个是失业率；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率。 （一）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的 应用 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研究的是排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以外的失业率。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起因来看，我国 目前 的失业率构成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由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自然 失业率，另外， 影响 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微小的周期性失业因素所能反映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效果，在统计上并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首先，我国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开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失业率出现了实质性的升高并且表现出随时间的波动性，我国失业率升高的最初起因，虽然有宏观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与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的因素，即由于旨在“减员增效”的 企业 劳动制度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职工大规模下岗和失业之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冗员问题，据当时的调查，冗员率一般在1/3到2/5之间。而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国家，在企业完全独立自主地做出雇用和解雇决定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如果说，在没有普遍的冗员现象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以劳动力需求减少为结果的失业率提高，通常会伴随着减少劳动使用的其他变化的话，从严重的冗员现象出发的失业率提高，反而会提高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仅如此，如果减员增效的改革的确奏效的话，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而这些因素都产生与高失业率减少劳动投入相反的效果。这样一来，单一且间接的失业率提高这个因素，就不能明显地被转化为产出增长率的降低。 诚然，在改革期间造成我国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也存在着宏观经济周期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刚刚从短缺经济进入到结构性过剩阶段，国内需求的制约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也是失业率提高的诱因。但是，作为一段时期持续发生的现象，我国的高失业率主要是由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健全造成的长期自然失业现象，同时在这一时期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自然失业率的贡献也很突出。因此，在我国，“奥肯定律”的作用受到限制，即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 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形式，下岗工人转换成失业工人，使失业率增加但劳动力就业状况可能并未糟糕。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因而许多经验研究的结论并不可靠（如姜巍等，2005）。在我国，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 例如，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1998～2000年期间，这个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而当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高了，从2001年，2002年4%，到2003年的和2004年的。原因是，凡是具有下岗身份即领取下岗基本生活费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进行失业登记。这样，这个指标没有包括那些下岗后没有工作的人，因而低估了失业率；随着从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下岗人数减少而登记失业增加，而这个增加可能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糟。 同时，我国的失业率统计还面临以下问题：失业统计反映不全面，不涉及 农村 人口。农村人口中隐性或半公开失业在全国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从大量流入城市的“民工潮”中可见一斑，然而却没有列入统计中。失业年龄上限为男50岁、女45岁，比实际退休年龄小10岁。这使得失业率统计值与实际值存在很大偏差。我国失业人数以年末最后一天的人数 计算 ，是时点指针。而在 理论 上，应该以一段时间内的失业人数统计，即采用时期指针。国际通用的失业率为月度统计值，而我国采用的是年度统计值。国际上通用调查失业率，而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
在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大国，失业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发展问题 失业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有以下两点，即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离。首先，是受宏观经济的周期现象影响。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宏观经济不景气，内需不足，劳动力大量下岗、失业，这是和宏观经济周期相关的。其次，市场发育还不够。另外，发展中国家，资源不足，市场功能也不太健全，政府财源相对是有限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特点中国也有。进一步得看，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征是强烈经济增长下的高失业状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失业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失业，但我国已迈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必然存在失业。如果计划不起作用了，市场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会造成失业。劳动力的配置由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作为失业前提条件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公开化，于是失业也就成为必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更多资本被用于先进设备配置和机器引进上，同时也用于介绍现代技术和治理，因此很少的工人在生产活动中被需要。另外，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带来工业结构的变化，因此大部分工人下岗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劳动力资源的快速增长。虽然中国经济以高增长率迅速发展，但是强烈的就业需求来源于众多劳动力人口问题没被解决。因此，中国的失业及就业问题状况严重，尚待解决。 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劳动力资源的快速增长。虽然中国经济以高增长率迅速发展，
简单些讲：失业不是人们找不到工作，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波动，导致行业性的扩大或缩小，间接导致对用工需求的变化。具体的讲。。。。。。需要写一篇论文了，你会出钱买吗？呵呵！
人均资源短缺与劳动力总量相对过剩，是我国现阶段一个基本国情。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变，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凸显并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已构成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尖锐挑战。本文对我国的失业现状和特征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失业；城镇；失业率 一 在国内诸多的相关著述中，对我国失业现状的评估存在较大的分歧，其基本原因在于所引用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目前，我国针对失业现状大体上有三种统计口径。 (一)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是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岁以上，男50岁以下，女4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 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常爆发严重的失业问题，迟至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仍都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而我国近年的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虽然每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城镇下岗职工、登记失业人口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却不能有效地减少。探讨失业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对策不仅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经济理论工作，更是一项迫切而棘手的现实任务。 为什么失业问题一直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作为研究工作者是否应该转换一下思路，调整一下视角。例如，失业问题的中外论著大多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分析，单纯宏观分析及由此制订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那么，从微观角度考察失业是否也是一条有价值的路径呢？宁光杰博士的论著《失业问题研究——一个微观分析框架》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 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宏观经济学需要有微观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是新凯恩斯学派。受此启发，作者认为，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也应该有微观基础。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可以丰富和发展既有的失业理论。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西方学界对失业进行微观分析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但远没有完成。作者希望能够将已有关于失业微观分析的各种理论进行整理、补充，力图使之完整。更重要的是作者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般规律，从中提取对解决中国失业问题有借鉴意义的东西。 那么，失业的微观分析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本书强调微观分析可以是寻找失业的微观原因，例如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局内人对工资的影响形成工资粘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失业。也可以是宏观原因的微观基础，例如总需求不足的微观基础是微观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单个工人的消费行为。更可以是微观主体对宏观变量变化的反应，例如当实行货币扩张政策时，企业如何根据预期调整价格和工资。 因此，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失业问题研究的微观分析框架，相信这种微观分析会使失业问题的解释更丰富、更清晰、更准确。但本书的分析及观点并不完全是结论性的，更多的是提供微观分析失业的一种思路，一个框架。强调微观分析的意义并不是说微观分析可以解释失业问题的全部，我们仍不能忽视失业的宏观原因，微观分析必须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失业理论。 失业问题研究的核心是探究失业的原因。本书的微观分析在前人形成的失业理论基础上进行，并有所发展、突破。在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假设前提下，作者分析了厂商和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及市场上的行为，包括工资确定和变动如何形成工资粘性，企业的投资需求为何不足，企业的技术选择以及各利益主体对技术变革的反应，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寻找行为，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古典型失业、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型失业、结构性失业以及摩擦性失业等进行了解释。但又不仅限于此，该书的失业原因分析及对应的失业类型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例如古典型失业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工资过高，作者则认为是工资粘性。凯恩斯型失业只强调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作者的分析还包括消费需求和厂商垄断。在第四章分析失业的结构性原因时，包括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人技能不匹配、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内容。传统的摩擦性失业没有深入分析寻找成本的根源，作者认为寻找成本不仅来源于信息不充分，也来源于制度阻碍。 以传统失业类型为基础，本书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出发，分析企业内部工资的确定、投资需求、结构性原因和劳动力市场摩擦，且都围绕着工资展开。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工资水平高低如何与企业主利润最大化产生矛盾，如何与企业资本积累、投资需求以及技术选择相联系，如何影响消费需求，如何促使劳动者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流动，最终影响失业。以体现本书强调的失业的两个重要原因：信息不充分和制度阻碍。 由于信息不充分与企业内部各方的利益冲突，工资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供求，企业只能求助于数量调节劳动力，从而带来失业的变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市场结构都会影响企业的工资决策、投资需求、技术变动以及失业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充分与否、是否存在制度阻碍决定着摩擦性失业的多少。同时，无论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劳动力市场上都会出现协调失灵，即交易成本会使个人的理性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 这里的信息问题包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完美、信息不对称等。这里的制度是很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基本的社会制度，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也包含一些非根本性的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既有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制度关系，也有资产阶级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各自的制度关系（前者如厂商的垄断，后者如企业的局内人—局外人关系）。在这两大原因中，制度的影响又是更根本、更重要的。由于微观分析深入到企业内部，因而可以更透彻地看到：基本的制度关系（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对失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本书在理论探索上的创新意义，这一理论上的分析建立在对现实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并将对现实经济中失业问题的治理产生指导意义。 作者尤其关注失业的微观分析对解决中国当前失业问题的意义。因此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在进行理论分析和以西方国家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之后，都有专门的部分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而且是在微观上进行。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与微观主体行为是分不开的，例如国有企业的工资缺乏灵活性、国有企业投资需求的盲目性、企业技术选择与要素价格之间的错位、企业用工制度与下岗者的寻找摩擦等等。也就是说，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或国有企业改制等可以简单回答的。近年高经济增长率和高下岗、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成为困惑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的难题。这是否与微观行为有关呢？如果在企业雇佣行为和劳动者行为上进行协调、引导，就业会更加顺畅，失业率也会得到有效的下降。 在最后一章，作者综合地阐述了失业微观分析的政策含义及对中国的借鉴。失业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他提出的建议更多的是面向微观，如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引导，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扶植中小企业，提高市场中介的功能。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很重要，但必须取得微观主体的配合。这些观点都具有参考价值。考虑到国企改革因素，产权问题解决不好会带来微观投资的失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僵化的雇佣制度、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而推动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塑造微观主体的过程。 总之，本书在微观分析失业问题上进行了努力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策上都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注重实证检验，例如对战后美国的失业率进行计量分析。 本书研究了基本的失业理论，并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紧密联系中国的失业现状。因而该书既有理论内涵，又贴近现实经济；既把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失业问题的脉络，又注重解决中国失业问题。它是一本耐读的经济学专著，也是一本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书。 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常爆发严重的失业问题，迟至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仍都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而我国近年的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虽然每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城镇下岗职工、登记失业人口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却不能有效地减少。探讨失业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对策不仅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经济理论工作，更是一项迫切而棘手的现实任务。 为什么失业问题一直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作为研究工作者是否应该转换一下思路，调整一下视角。例如，失业问题的中外论著大多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分析，单纯宏观分析及由此制订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那么，从微观角度考察失业是否也是一条有价值的路径呢？宁光杰博士的论著《失业问题研究——一个微观分析框架》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 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宏观经济学需要有微观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是新凯恩斯学派。受此启发，作者认为，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也应该有微观基础。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可以丰富和发展既有的失业理论。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西方学界对失业进行微观分析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但远没有完成。作者希望能够将已有关于失业微观分析的各种理论进行整理、补充，力图使之完整。更重要的是作者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般规律，从中提取对解决中国失业问题有借鉴意义的东西。 那么，失业的微观分析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本书强调微观分析可以是寻找失业的微观原因，例如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局内人对工资的影响形成工资粘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失业。也可以是宏观原因的微观基础，例如总需求不足的微观基础是微观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单个工人的消费行为。更可以是微观主体对宏观变量变化的反应，例如当实行货币扩张政策时，企业如何根据预期调整价格和工资。 因此，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失业问题研究的微观分析框架，相信这种微观分析会使失业问题的解释更丰富、更清晰、更准确。但本书的分析及观点并不完全是结论性的，更多的是提供微观分析失业的一种思路，一个框架。强调微观分析的意义并不是说微观分析可以解释失业问题的全部，我们仍不能忽视失业的宏观原因，微观分析必须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失业理论。 失业问题研究的核心是探究失业的原因。本书的微观分析在前人形成的失业理论基础上进行，并有所发展、突破。在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假设前提下，作者分析了厂商和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及市场上的行为，包括工资确定和变动如何形成工资粘性，企业的投资需求为何不足，企业的技术选择以及各利益主体对技术变革的反应，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寻找行为，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古典型失业、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型失业、结构性失业以及摩擦性失业等进行了解释。但又不仅限于此，该书的失业原因分析及对应的失业类型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例如古典型失业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工资过高，作者则认为是工资粘性。凯恩斯型失业只强调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作者的分析还包括消费需求和厂商垄断。在第四章分析失业的结构性原因时，包括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人技能不匹配、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内容。传统的摩擦性失业没有深入分析寻找成本的根源，作者认为寻找成本不仅来源于信息不充分，也来源于制度阻碍。 以传统失业类型为基础，本书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出发，分析企业内部工资的确定、投资需求、结构性原因和劳动力市场摩擦，且都围绕着工资展开。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工资水平高低如何与企业主利润最大化产生矛盾，如何与企业资本积累、投资需求以及技术选择相联系，如何影响消费需求，如何促使劳动者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流动，最终影响失业。以体现本书强调的失业的两个重要原因：信息不充分和制度阻碍。 由于信息不充分与企业内部各方的利益冲突，工资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供求，企业只能求助于数量调节劳动力，从而带来失业的变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市场结构都会影响企业的工资决策、投资需求、技术变动以及失业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充分与否、是否存在制度阻碍决定着摩擦性失业的多少。同时，无论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劳动力市场上都会出现协调失灵，即交易成本会使个人的理性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 这里的信息问题包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完美、信息不对称等。这里的制度是很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基本的社会制度，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也包含一些非根本性的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既有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制度关系，也有资产阶级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各自的制度关系（前者如厂商的垄断，后者如企业的局内人—局外人关系）。在这两大原因中，制度的影响又是更根本、更重要的。由于微观分析深入到企业内部，因而可以更透彻地看到：基本的制度关系（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对失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本书在理论探索上的创新意义，这一理论上的分析建立在对现实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并将对现实经济中失业问题的治理产生指导意义。 作者尤其关注失业的微观分析对解决中国当前失业问题的意义。因此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在进行理论分析和以西方国家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之后，都有专门的部分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而且是在微观上进行。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与微观主体行为是分不开的，例如国有企业的工资缺乏灵活性、国有企业投资需求的盲目性、企业技术选择与要素价格之间的错位、企业用工制度与下岗者的寻找摩擦等等。也就是说，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或国有企业改制等可以简单回答的。近年高经济增长率和高下岗、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成为困惑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的难题。这是否与微观行为有关呢？如果在企业雇佣行为和劳动者行为上进行协调、引导，就业会更加顺畅，失业率也会得到有效的下降。 在最后一章，作者综合地阐述了失业微观分析的政策含义及对中国的借鉴。失业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他提出的建议更多的是面向微观，如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引导，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扶植中小企业，提高市场中介的功能。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很重要，但必须取得微观主体的配合。这些观点都具有参考价值。考虑到国企改革因素，产权问题解决不好会带来微观投资的失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僵化的雇佣制度、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而推动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塑造微观主体的过程。 总之，本书在微观分析失业问题上进行了努力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策上都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注重实证检验，例如对战后美国的失业率进行计量分析。 本书研究了基本的失业理论，并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紧密联系中国的失业现状。因而该书既有理论内涵，又贴近现实经济；既把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失业问题的脉络，又注重解决中国失业问题。它是一本耐读的经济学专著，也是一本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书。 2006年，中国存在巨大的就业缺口，将有1400万需要工作的人无法找到工作。失业问题得不到缓解是否会引发社会动乱？是否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国家发改委关于2006年就业形势分析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劳动力总量的供过于求的问题将更趋严重。报告预测，2006年，16岁以上的人口增长将达到高峰值，新增劳动力1700多万。全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总量为2500万人。但是，预计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100万个，而需要工作而又找不到工作的人数将高达1400万人。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高辉清博士指出，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正在到来。他所说的第一次失业高峰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第二次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大批国企工人下岗。高辉清表示，当前的第三次失业高峰将比前两次更加严重。主要原因不仅是需要工作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而且面临产能过剩的严重局面。前几年在经济高涨中所形成的新增产能达到空前的规模，使得增加就业的工作更加困难。 这一波凶猛的失业洪峰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应对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环境呢？对于这个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旅美独立评论人士方觉对记者表示，失业问题存在已久，老百姓对此已经麻木，不大可能因此而闹出大事。 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起码已经存在10年以上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1400万人找不到工作，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但由于它存在的时间很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多失业者或者潜在的失业者有一种麻木感了。” 曾经长期在中国大陆从事经济工作的方觉表示，中国的失业问题一部份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现像，比如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向城镇。但方觉指出，还有一部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
嘿嘿~写的不好，将就着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摘要：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高速增长，这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并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在长期停滞后重新实现经济增长，证明了市场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有利于世界消除贫困、控制人口，因而有着多方面的世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相似的原理和诸多不同的外界因素改变着两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两国带了了不同的市场与未来。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率、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近年的亚洲经济版图，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无疑是其中的一抹亮色。中国与印度既是邻国，又是世界人口大国，两国国情有很多共同之处，经济增长的模式上也有种种相似以及诸多不同。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高速增长，目前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而这样快速的增长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并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从而引发了中国与印度热。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印度崛起的原因是自然而然的和自由化的改革政策，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则得益于政府深思熟虑的结果。一、中国与印度崛起的世界意义中国与印度所在的亚洲曾经是非常富庶的地方，直到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在1820年时，中国的GDP 比西欧及其衍生国家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在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以前，印度是后来成为西方殖民地国家中唯一的工业品出口国，即使到了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地统治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印度的工业规模仍然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殖民地的工业规模都要大。但是，随着西方对印度的殖民，以及对中国的殖民渗透，本来就已处在停滞状态的中印两国经济更是出现了历史性的大逆转。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与印度，以及这两个大国所在的亚洲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地区，而且大部分贫困人口恰好集中在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人口规模极其巨大的国家里。亚洲的复兴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但是走出亚洲经济复兴第一步的并不是中国和印度，而是日本。这是因为中国与印度在争得民族独立与解放之后，选择了被事实证明是缺乏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果未能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多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贫困。但是，当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成功实现对欧洲的赶超，以及随之而来的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给中国以巨大的冲击。中国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以后，在1979年以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从而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中国经济奇迹。面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印度最终也在1992年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结果，在进行转型后的10多年时间里，也发生了在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增长。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贫困问题提供了新的希望。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有效地减少和消灭贫困，即财富的创造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性因素，而分配至多只能解决公平问题，绝对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大致 4亿左右的贫困人口脱贫。印度在刚开始改革时，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6%，改革仅 8 年，其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就下降了八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有助于减少和消除世界性的贫困，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它们都是 “人口年轻”国家，可以为世界带来巨大的红利；它们拥有强大的低成本制造能力，可以让世界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而不通货膨胀；从长期来看，它们将为世界创造一个规模空前巨大的新兴市场。二、中国和印度相似又不同的发展模式1、中国模式：当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闪电般的速度起飞，并且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时，全世界从最初对中国的不信任逐渐转为由衷的钦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以制造业拉动，增长率在2006年达到11%后，又在2007年增至12%。中国依靠巨大的国内储备资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吸收大量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引进所需的国外专业技术。改革开放后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否定计划经济的弊端为发端，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和依靠市场调节自发优化资源配置为理论根据而设计和安排的经济模式。是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地方分权为行政运作、从农村分田单干起步、公有经济民营化、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模式。从总体上说，这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由于它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优越性，从而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2、印度模式： 记得家人出差到印度，回来后形容对那里的“落后”印象深刻。简陋的基础设施、堵塞的交通、满街低档国产车、大城市的贫民窟、随处可见的乞丐，作为孟买一景的多比哈特露天洗衣场……都给人以一种“穷国”的强烈观感，跟中国沿海城市热火朝天的市政建设比起来相形见绌。然而，人们往往没有看到的是印度发展的潜力及其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随处可见的IT公司招牌挂满大街小巷，迅速发展的服务行业……自1980年到2002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到2002年至2006年，其增长率稳步上升到。2006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率突破8％。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产阶级的规模翻了4倍，达到亿人。印度的经济起步落后于中国大约10年，它的崛起之所以令人关注，并不是因为这是新的现象，而是因为它的发展模式非常特殊。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岗位的地域性转移。同时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以高科技为先导的服务业优先，所属行业包括软件业、IT业和制药业。这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印度采取的战略跟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它并不依赖于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而更依靠国内市场以内需为主拉动消费，他们重消费而非投资，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的经济运作。这种方式意味着印度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冲击，从而表现出很强的韧劲。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印度的贫富差距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小。而且，30%至40%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3、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印度经济增长率（图）4、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对中国来说最有可比性的话，那就是印度，因为两个国家的很多禀赋都比较相似。由于制度环境和初始条件不同，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也不同，这表现在市场化路径、开放模式和增长道路的差异。中国和印度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不同，由于中国与印度的国情不同，中国和印度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计划经济，而印度在其改革开放以前所实行的则是以私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计划经济，这种制度上的根本差异导致了这两个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必须要选择不同的改革道路。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首要的任务便是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对于印度来说，其通向市场化的道路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大力推进经济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就可以了。但不管中国和印度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有多大的不同，中国和印度的改革在有一点上却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两国都谨慎地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从而避免了那种发生在前苏联和中东欧计划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动乱，以及因为社会动乱而造成的经济衰退。中国和印度对外开放的模式不同，这两个国家也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差别。就中国而言，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导向和引进外资，而印度的对外开放则采取了对外投资与自由贸易的方式。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道路不同，中国是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的，而印度则部分地采取后一种经济增长的道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务业的发展上。三、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未来和所需面对的挑战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印两国都面临着挑战。两国共同的问题是坚持通过创造财富来消灭贫困而不要搞平均主义。中国还需要深化以农民土地所有权、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为重点的产权改革，印度则需要改革其限制社会流动、压抑经济活力和削弱人力资本投资的种姓制度。印度与我国相比在经济增长中的优势：开放程度比中国高得多，与世界各主要大国关系较好，外部压力较小，精英教育已见成效，印度社会精英阶层整体素质比中国高得多。而印度的劣势是：宗教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动荡，恐怖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极大地打击了外国投资，由于市场过度开放，对本民族工业造成很大冲击，有些领域经济命脉把持在外国资本家手里，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很差，已经严重束缚了印度经济的发展。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说：“只要政策对症下药，经济成就是会持续下去的，从而相应提高亚洲区内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即代表着全球近半的人口，生活素质得到改善。”辛格还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面对的最大挑战，仍是在如何复苏这个问题上。即使亚洲国家并没有受不良证券的拖累，但区内国家多倚靠全球贸易支撑经济，经济变差，需求大减，波及出口贸易。“对中国、印度、印尼这些着重内需的国家来说，外来经济环境不景气，对其冲击不会很大，但对于倚赖出口的经济体来说，影响却甚大。”但辛格补充说：“如今，亚太区经济陆续转佳，截至去年年底，亚洲多数国家的出口更已重回经济危机发生前的水平，当中还包括曾遭受最严重打击的国家。”依据2010年一季度的增长率来看，短期内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走向还是会加速前进的。
以宏观经济学原理分析税收政策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 按：本文仅以曼昆《宏观经济学原理（第三版）》（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Third Edition, N. Gregory Mankiw）中有关税收归属（Tax Incidence）和弹性系数（Elasticity）的最基本原理来为大家分析当前中国税收（广义税收）政策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主要分析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商品房政策的影响。 弹性系数（Elasticity）：它是指商品的供应量或需求量根据其决定因素（首变因素）的改变而作出反应的程度。其数学计算公式为： 弹性系数 = 商品数量的变化百分率 / 决定因素（首变因素）的变化百分率 一般情况下，商品数量可分为商品供应数量和商品需求数量，而决定因素（首变因素）可以是商品价格等因素。我们都知道，商品的供应数量和商品的需求数量都是与商品价格相关的。价格升高，供应数量就相对变大，因为供应者觉得有更大的利润可图，所以加大生产量，但需求数量会越小，因为需求者觉得难以负担；价格降低，供应数量会相对减少，因为供应者认为利润比较低，减小生产规模，但需求数量会增加，因为需求者认为划算。那么供应和需求就是必须以价格为核心内容，找准一个价格平衡点，使得在这个价格点上，供应数量和需求数量相等，这样某种特定商品，其社会所生产量正好等于社会消耗量，就达到了供需平衡。这也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最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起的作用。那么根据以上这个公式，我们又引申出来两个概念： 1、供应价格弹性系数 = 商品供应数量变化百分率 / 价格变化百分率 2、需求价格弹性系数 = 商品需求数量变化百分率 / 价格变化百分率 如果，某种商品的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也就是说供应数量的变化百分率大与价格变化百分率，那么说明这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会导致大额的供应数量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商品的叫做弹性供应。如果小于1，也就是说供应数量的变化百分率小于价格变化百分率，那么说明这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即使比较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导致小额的数量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商品叫做非弹性供应。 同理，我们可以根据商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如果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则需求数量变化对价格变化敏感，则为弹性需求。如果小于1，则需求数量变化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则为非弹性需求。 那么，哪些商品是弹性供应或非弹性供应呢？哪些商品是弹性需求或非弹性需求呢？ 一般而言，奢侈品是非弹性供应并且弹性需求的。因为奢侈品（如2万美圆的天价手机、钻石戒指、劳斯来斯的汽车等）利润比较高，而且奢侈品的供应商不容易转型，所以奢侈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引起小额的供应数量变化，即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但奢侈品对需求者而言，不是生活必需的，是可有可无的，并且很容易找到替代品。比如当劳斯来斯的汽车猛涨价的时候，其消费者很可能就不买劳斯来斯，转而去买奔驰或宝马。钻石戒指猛涨价了，可能消费者就转而去买红宝石的戒指了。故奢侈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可能引起需求数量上大额的变化，即弹性系数大于1。 而生活必须品与奢侈品相反，是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因为生活必须品（大米、衣服、房子等）是人人都需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都需要）。如果生活必须品的有价格上的变化，供应数量会有更大的变化，比如农民是大米的供应者，如果大米的价格跌了，那么农民会认为卖掉自己辛苦种出来的大米不划算，再加上大米对他自己也是必须的，那么他很可能把大米全部留在自己家里供自己吃，这样供应量就急剧减少了；而如果大米涨价，农民认为赚的钱多，那么很可能他连自己的口粮也要卖掉一部分。这样来说，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可能引起供应数量上大额的变化，即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但生活必需品确是非弹性需求的，因为人人都要吃饭、穿衣、住房，没有这些人就会饿死冻死，所以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引起小额的需求数量变化，即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 弄清了弹性系数（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和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以及那些商品是弹性供应而非弹性需求，哪些商品是非弹性供应而弹性需求之后，我们再回顾一下税收归属（Tax Incidence）的基本原理。 曼昆认为，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就是，政府行为能够改变市场收益。税收显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在本文中，我指的税收都是广义的税收（把社会保险费、商品房的登记费、过户费、贷款利息等都算进税收范畴）。那么税收最终是由谁来负担呢？ 我们举一个卖冰淇淋的例子。现假设有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由若干个冰淇淋的供应者和冰淇淋的消费者组成。如果冰淇淋价格是10元一个的时候，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需求者愿意购买的冰淇淋也是1000个，这样就达到了供需平衡。但是突然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要在每个冰淇淋上征收1元的生产税，由供应者完税。那么供应者为了保证相同的利润，不得不把冰淇淋的价格由原来的10元抬高到11元（其中1元是完税的，实际销售额还是10元一个，保证了与原来相同的利润。）这样在相同的利润刺激下，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但需求者却因此而为每个冰淇淋多支付1元，所以需求数量会减少，由原来的1000个需求数量降低为800个了。这样供需就失去了平衡，生产出来1000个冰淇淋只卖出去800个，冰淇淋剩余了。显然，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受了损失。供应者因为产品剩余而受损失，需求者因为产品涨价而受损失。 为了避免损失，供应者和需求者都会想办法。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使供需重新达到平衡。于是供应者将冰淇淋的价格又由11元降低到元（注意，根据政府的税法，其中1元要完税，供应者的实际销售额是元一个，利润与原来10元一个相比较降低了元），那么在利润降低的情况下，供应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只愿意生产出来900个冰淇淋了。而对需求者而言，元的价格，比最开始的10元（在这个价格点上，需求量是1000个）要多一点，但毕竟比11元（在这个价格点上，需求量是800个）要少一点，相对于最初的10元一个的价格，需求者要多付出元，我们就假设在元的价格点上，需求量也是900个吧。这样供应量与需求量相等，冰淇淋又重新达到了供需平衡。 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当供需再次在元这个价格点上达到平衡的时候，供应者和需求者还是双方都受到了损失，只不过这种损失要比11元价格点上的损失小一些。在元价格点上，供应者的利润比原来降低了元，而需求者的负担比原来又多出元。那么双方的损失之合，即1元，就被政府以税收的名义征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政府是面向供应者征收的生产税，但经过市场调节，最终税收归属却同时落在供应者和需求者头上。 如果政府征收的不是生产税，而是消费税，情况会如何呢？再来看看吧： 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我们可以再举例，还是当冰淇淋价格是10元一个的时候，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需求者愿意购买的冰淇淋也是1000个，达到供需平衡。这时政府出政策了，要在每个冰淇淋上征收1元的消费税，由需求者完税。那么对需求者而言，10元买一个冰淇淋，还要再完税1元，相当于冰淇淋的实际价格涨成了11元。11元的价格点上，供应量不变（因为供应者卖出的实际价格还是10元，利润不变），但需求量降低到了800个，供需不平衡，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受了损失。供应者因为产品剩余而受损失，需求者因为产品“涨价”（实际上是多负担1元的消费税）而受损失。 于是供应者不得不被迫将价格由10元降低为元。在利润降低的情况下，供应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只愿意生产出来900个冰淇淋了。而需求者除了每个冰淇淋要负担元之外，还要多负担1元的消费税，所以实际消费价格为元，相对于最初的10元一个的价格，需求者要多付出元，，需求量由1000个变为900个。这样供需又平衡了 来看看吧：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第一次政府征收1元的生产税，是由供应者负担，结果最后造成供应者和需求者各负担了元。第二次政府不征收生产税了，征收1元的消费税，是由需求者负担，结果最后还是造成供应者和需求者各负担元。这就是税收的真正归属问题，即不论政府是向供方还是向需方征税，最终税收必定会由双方承担，谁也讨不了好！（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前段时间有人在天涯经济论坛上发的帖子《谁在为增值税买单》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你可以用公式推导出来增值税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的，但根据本贴所论述，实际上还是生产、流通、消费三方共同承担了，只不过承担的比例不一样而已。） 那么我已经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帮助大家复习了一下弹性系数和税收归属的基本定义和原理，下面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展开论述了。 第一、有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我们把这些看成广义的税收）： 目前国家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只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必须办理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分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仅城镇户口）、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仅城镇户口）和生育保险（男女都交）五种。全国各地的缴费比例不一样，一般而言，劳动者个人缴费比例是其工资的11%左右，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该劳动者工资的30%左右（有地区差异）。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就认为，国家的政策这是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为单位缴费是个人缴费的3倍左右。同样，住房公积金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负担，但最终都存如劳动者的帐户。所以又有人认为住房公积金也是国家政策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个人占了单位的便宜。但根据我们已经论证过的，税收不论是向用人单位征集的还是向劳动者征集的，最终都会由双方承担。在自由市场中，哪一方也占不到便宜。而且根据我下文的论述，你会发现，问题简直会更加糟糕。因为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占了便宜，而劳动者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 把劳动关系看成一个商品市场，我们有两条思路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思路是在这个商品市场中，认为劳动者是供应者，用人单位是需求者，那么很显然，商品就是劳动力（即劳动者提供的智力、体力方面的劳动），货币就是单位提供的工资加福利。劳动力这种商品，对用人单位而言，其实不是必需品，而是具有奢侈品的性质。奢侈品有哪些性质？我们再回顾一下，奢侈品的供应者不容易转型，在本例中就表现为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力的质量在短期内不容易发生改变，比如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短期内可能只能提供法律方面的劳动，你让他提供IT方面的劳动，他得经过长期转型（培训或上研究生）才行，而一般的工人，只能提供力气活的，你让他成为技术蓝领，他也要经过长期培训。奢侈品还有对需求者而言还有一个性质就是可有可无，并且有替代品，我们看看劳动力对用人单位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如果雇工人成本（工资、保险、公积金等）太高，工厂完全可以不雇佣工人，它可以买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只请几个高技术的管理人员。反之，如果雇工人成本低，低于全自动化的生产线，那么工厂也许就会实施密集型劳动力的发展路子。这也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在这个思路中，商品市场上的商品——劳动力，是奢侈品，也就符合我们讨论过的奢侈品的性质，是非弹性供应并且弹性需求的。当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保险、公积金等）有一定变化的时候，其供应量变化不大，但其需求量变化会比较大。所以国家政策是强制用人单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这相当于国家强制提高劳动力的价格，这样在市场上，求职的劳动者数量不会有太大变化，但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相对大幅度地减少。劳动力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于是乎就通过社会平均工资大额降低的方式来降低劳动力价格（工资只是劳动力价格的一部分，因为劳动力价格还包括广义的税收，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等）。社会平均工资降低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也相应降低，劳动力供应数量不会有大的变化，但用人单位读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于是就形成当今这种“人人有口饭吃，但工资都不高”的局面。更有甚者，工资过低、劳动力需求过大的情况下，形成民工荒的局面。 所以从第一个思路分析来看，广义的税收（社会保险、公积金）是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负担的，而且劳动者负担的份额更多！劳动者丝毫没占到用人单位的便宜，用人单位也丝毫没为劳动者多付出工资外的福利，反而承担了美名！ 我们也可以用第二种思路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也可以认为这个市场中，用人单位是供应者，劳动者是需求者，商品是工资和福利，货币是劳动力。很显然，从这个角度而言，商品就成了生活必须品。生活必须品的性质是我们讨论过，是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同样得出劳动者负担广义税收份额更多的结论！（具体分析不再赘述了，原理和方法与第一种思路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时，我们以劳动力市场来做分析，通过两种不同的思路（其实是以两种相反方向的眼光来分析问题），得出的结论都是：不论向谁征收，都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承担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而且劳动者承担得更多！ 二、商品房政策（商品房的登记费、过户费、贷款利息等） 同样，商品房市场上，如果把商品房看成商品，把人民币看成货币，那么对供应者（政府、开发商、炒房者）和需求者（普通老百姓）而言，房子是生活必须品，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那么针对房子的一切广义税收，大部分是由需求者（普通老百姓）承担。如果用另一种思路，把人民币看成商品，把房子看成货币，那么普通老百姓就成了供应者，政府、开发商和炒房者就成了需求者。这时的商品——人民币符合奢侈品的特征，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因此，中央银行两次提高住房贷款利息，各地政府出台政策对炒房者征收高额的过户费等措施，表面上看好象是限制房价，实际上经过我们的分析，最终而言还是普通老百姓承担了大头！ 通过以上两个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房市场的分析），我们都得出老百姓承担税收大头的结论。这个结论可以推导出一条普遍的原理：供应者和需求者共同承担了政府税收，但非弹性的一方承担得更多！这从原理上也很好解释清楚，因为非弹性的一方就意味着数量对价格的变化不敏感，所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而弹性的一方意味着数量对价格变化敏感，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因此非弹性的弱势地位者吃亏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从这些经济学原理里边，大家也看清楚了，不论国家政策表面上是如何偏向普通老百姓，其实质上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甚至我们可以更大胆地下结论，与普通劳动者无关的企业所得税等企业应负担的税收，本来是企业的成本，实际上最终是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承担的，而且由于劳动者的非弹性特点，大部分都落在了劳动者的头上。 顺便再说说我在文中一笔带过的增值税问题。根据我们的结论，表面上增值税是由消费者承担了，但实际上还是生产、流通、消费者三方承担的。把生产房与流通方的供需看成一个市场，再把流通方与消费者的供需看成另一个市场，就能分析出三方承担的结论了。所以大家也不要那么愤怒，认为增值税完全是由我们普通老百姓承担；但大家也更不要有什么欣慰，因为对非弹性特点的消费者而言，承担的是增值税的大头。 把我上一段话中的“增值税”三个字换成任何一种国内的税收、福利、保险、社会公共利益等，这句话都可以成立，哪怕是表面上与老百姓完全无关的
宏观经济学中，解决失业的方法就是加大政府投资来吸引剩余劳动力
简单些讲：失业不是人们找不到工作，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波动，导致行业性的扩大或缩小，间接导致对用工需求的变化。具体的讲。。。。。。需要写一篇论文了，你会出钱买吗？呵呵！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相对大学生就业而言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要素，当毕业大学生超出社会生产单位需求时则造成大学生的失业。但大学生失业不单是需求不足一个因素造成的，还有劳动价值、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地位、社会环境、人文文化等诸多因素制约。解决措施有2种：第一种：是引导选择社会需求对路的专业，如技术类的高等学院，目前企业缺乏高技术、高技能的人才；第二种：是引导进入民营企业就业和走出大城市到县镇乡企业工作；三是引导在实现自己价值观的行业就业；四是引导创办小微企业，创家立业等。拓展资料：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失业的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大国，失业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发展问题。失业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有以下两点，即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离。首先，是受宏观经济的周期现象影响。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宏观经济不景气，内需不足，劳动力大量下岗、失业，这是和宏观经济周期相关的。其次，市场发育还不够。另外，发展中国家，资源不足，市场功能也不太健全，政府财源相对是有限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特点中国也有。进一步得看，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征是强烈经济增长下的高失业状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失业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失业，但我国已迈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必然存在失业。如果计划不起作用了，市场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会造成失业。劳动力的配置由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作为失业前提条件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公开化，于是失业也就成为必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更多资本被用于先进设备配置和机器引进上，同时也用于介绍现代技术和治理，因此很少的工人在生产活动中被需要。另外，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带来工业结构的变化，因此大部分工人下岗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劳动力资源的快速增长。虽然中国经济以高增长率迅速发展，但是强烈的就业需求来源于众多劳动力人口问题没被解决。因此，中国的失业及就业问题状况严重，尚待解决。
在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大国，失业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发展问题 失业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有以下两点，即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离。首先，是受宏观经济的周期现象影响。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宏观经济不景气，内需不足，劳动力大量下岗、失业，这是和宏观经济周期相关的。其次，市场发育还不够。另外，发展中国家，资源不足，市场功能也不太健全，政府财源相对是有限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特点中国也有。进一步得看，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征是强烈经济增长下的高失业状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失业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失业，但我国已迈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必然存在失业。如果计划不起作用了，市场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会造成失业。劳动力的配置由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作为失业前提条件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公开化，于是失业也就成为必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更多资本被用于先进设备配置和机器引进上，同时也用于介绍现代技术和治理，因此很少的工人在生产活动中被需要。另外，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带来工业结构的变化，因此大部分工人下岗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劳动力资源的快速增长。虽然中国经济以高增长率迅速发展，但是强烈的就业需求来源于众多劳动力人口问题没被解决。因此，中国的失业及就业问题状况严重，尚待解决。 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劳动力资源的快速增长。虽然中国经济以高增长率迅速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信息作为一种新资源被我们加以开发利用,其地位越来越不容我们忽视。经济信息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要素对制定、修正和施行宏观经济管理目标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宏观经济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综上所述，财政问题一直是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运。金融危机和财政本身存在的风险都会对国家财政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应该在必须加强我国财政宏观经济管理和对我国财政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进行强化等方面做出努力，保证我国的财政长期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财政宏观;经济管理
财政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是国家的立足之本，安定之根，是国家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支柱;是保证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重要条件。而宏观经济管理是经济学中的一种专业术语，其主要从整体上对全球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提供微观经济活动说必要的条件。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一直都非常关注财政政策冲击的红宫经济效应，我国政府也一直十分重视利用宏观调控来实行财政政策。目前在宏观经济领域最常用的分析工具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它把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用清晰的微观理论表现出现，使得理论更加细致和突出。但是在面临财政风险这样一个关系着一个国家财政稳定，人民生活安定问题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应该敏锐捕捉风险，有效解决并加以防范，保证国家财政持续稳定的发展。
1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
(1)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财政安全问题
最近几年，很多西方国家有关金融危机的状况频繁发生，并且为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损失。金融危机不仅仅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同样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大范围内频繁金融危机，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很大的威胁到了国家经济安全，人民陷入了无尽的恐慌当中。1991年墨西哥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墨西哥国家财政濒临崩溃，而且，危机还延伸到了欧洲、美洲、亚洲等很多国家，造成阿根廷、智利等多国的金融市场也遭受了严重的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东南亚各国股市和货币体系瓦解，重创了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许多东南亚国家货币也随着大幅度贬值;2007年，美国的次级放贷危机给全球的主要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009年，欧洲出现了债务危机问题，导致了不仅欧洲经济，而且世界经济都遭受了巨大影响，同时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世界经济受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影响广泛，让世界各国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和国家财政安全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金融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往往能够相互转化和传导，导致扩大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不利趋势。因此，深入有效的研究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转换方式，能够更好的解决和预防这两项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各国政府有关部门迫切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2)我国财政面临风险逐步扩大趋势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到了重要时期，许多新旧体制在改革中产生了矛盾，妥善解决好这些矛盾，对保证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从目前看来，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确立新的社会秩序和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问题并没有全部得到解决，有些问题还遗留至今，与市场经济体制搭配的制度又不完整，所以仍存在我国财政风险具有部分制度性。而根据不同的经济体制，国家财政风险程度也存在差异。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实行的是大集体，所有经济权都由国家掌握，国家统收统支，高度集中分配的财政政策大大降低了我国财政风险。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贸易经济逐步进入中国，各种进出口产品的不断深化，大大提高了经济风险的发生，且传播迅速，损失巨大，从而导致财政风险的发生率也有很大的提升，使得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面临较大的风险。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确实让我国在降级体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要想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我国的财政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并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不能低估了我国现阶段所遇到的财政风险。
2分析新视角下我国财政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
(1)必须加强我国财政宏观经济管理
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加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有利于维护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经济结构合理，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市场调节是以价格和经济利益实行的一种自发调节，这种调节有助于资源向收益可观、高利润的企业流动，做到资源的合理分配。但是这样很容易造成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倾向。有些利润大的生产行业和产品社会未必需要，有些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市社会不要但利润小甚至是无利润的，对于这些矛盾冲突，市场无法做到有效的调节，只有由政府出面解决，而且，市场调节没有及时性，都是事后调节，必须由国家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来解决，弥补市场缺陷。市场调节必须保证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而要遵循公平竞争，就要有公平竞争的原则，并富有严格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制。仅凭市场调节，很能做到这点，甚至容易产生垄断市场而破坏了市场秩序。为了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和良好的市场秩序，国家必须严密法制、加强监督宏观经济管理，营造出对企业发展有利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也保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体制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企必须是市场的主体部分。虽然政府和企业分开，但并不是完全独立没有任何关系。国家政府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当中，但是还是会对国企的重大经营决策进行相应的指导和干涉，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还可以促进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然而，市场经济的一些问题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如收入差距明显、自私的自顾个人利益而不管国家集体利益等，容易产生两极分化。为了社会安定，人民共同富裕，保护国家集体利益等，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
(2)对我国财政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进行强化
强化我国财政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第一、调整支出和财源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财政的根基，只有根基稳固才能继续发展其他事业。首先，以现有的结构机制为基础来调整财源结构，有效拓展财源基础。然后是要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是民营企业能够快速健康发展。最后是要是国有土地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推动经济发展。第二、改善税收制度，加大征税力度。先要有明确的目标才能更好的对税收制度进行改善。其次对于不同行业、产业、企业实行不一样的税收机制，基本的税种有增值税、产品税、营业税，国家需要对这三种税种建立三税并立机制。在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方面，首先是要区分立法和执法，两者应该分开执行，并且制定、解释政策也要和执行政策分开。中央是具有主要的税种立法权，中央和省两级具有主要的税种减免权。此外，要严加惩办偷税、漏税等行为，把征税队伍扩大，提高整体人员素质，建立严格负责且具有时代性的税收体系。
3结语
综上所述，财政问题一直是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运。金融危机和财政本身存在的风险都会对国家财政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应该在必须加强我国财政宏观经济管理和对我国财政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进行强化等方面做出努力，保证我国的财政长期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创新刘如赞,张兴教育研究2001-06-17
2、汇率制度与跨国资本流动管理的配合——开放经济爆发金融危机的宏观制度背景殷剑峰经济研究1999-12-05
摘要：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政策调整是重要部分，作为达成管理目标的途径，它能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管理的效率，我们必须重视。
关键词：改革创新;宏观经济管理
一、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运行现状
另一个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是过剩的产能。据统计，我国有将近300种工业产品领先世界，但这背后也反应着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生产过剩的产品需要世界市场来消化，但并没有完全实现这样的目标，大部分都由我国自身消化了，压力可见一斑，这也导致一旦发现个别产业有可追寻的经济利益，往往政府会进行干预与利用，如最具代表性的钢铁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政府干预导致竞争过度，生产力反而下降，由生力军变成压力源。
二、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改革创新策略建议
(一)确定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目标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离进步越来越远，目标是发展的指向，决定着操控调节手段的选择，鉴于此，改革创新前，首先要确立全新的目标。现在我国整体目标是实现供给与需要的平衡，以此为基础，保证平衡的情况下，重视经济结构，防止某一方面失衡出现意外状况，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预防与应对的筹划，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坚持宏观经济管理主体创新
市场经济中很多多元化元素带来更多的可变性，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格外重要，做好主体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组织机构的改革，其次是调控职能的改革，进一步做到明确责任，防治多头管理，浪费资源，做好对经济的干预，坚持以市场手段为主，避免越位。
(三)创新宏观经济管理手段
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有很多种，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利用经济手段，逐渐降低行政手段的使用频率，有规划有步骤的创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体现实力的同时也承担着更多的风险，只有坚持探寻全新的管理手段，才能促进国家经济稳定向前迈进。
(四)改革调整政策
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政策调整是重要部分，作为达成管理目标的途径，它能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管理的效率，我们必须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深，我国对于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调整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针对产业结构，将不平衡的发展进行调控，其次针对内需，有计划的扩大消费，降低出口与投资的占比，提升第三产业的发展，再次针对城乡均衡，为了避免城乡差距扩大，经济发展失衡，不断优化城乡劳动资源配置，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和谐稳定发展。
三、结束语
宏观经济管理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宏观调控的好坏关及国计民生，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主要我们坚持创新目标、创新主体、改革手段、改革政策，相信一定会将现有的经济发展与新形势相融合，加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建设，提高综合国力，以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赢得竞争。
参考文献
1、论生态经济交错区的宏观管理张安录生态经济1996-10-26
以宏观经济学原理分析税收政策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 按：本文仅以曼昆《宏观经济学原理（第三版）》（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Third Edition, N. Gregory Mankiw）中有关税收归属（Tax Incidence）和弹性系数（Elasticity）的最基本原理来为大家分析当前中国税收（广义税收）政策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主要分析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商品房政策的影响。 弹性系数（Elasticity）：它是指商品的供应量或需求量根据其决定因素（首变因素）的改变而作出反应的程度。其数学计算公式为： 弹性系数 = 商品数量的变化百分率 / 决定因素（首变因素）的变化百分率 一般情况下，商品数量可分为商品供应数量和商品需求数量，而决定因素（首变因素）可以是商品价格等因素。我们都知道，商品的供应数量和商品的需求数量都是与商品价格相关的。价格升高，供应数量就相对变大，因为供应者觉得有更大的利润可图，所以加大生产量，但需求数量会越小，因为需求者觉得难以负担；价格降低，供应数量会相对减少，因为供应者认为利润比较低，减小生产规模，但需求数量会增加，因为需求者认为划算。那么供应和需求就是必须以价格为核心内容，找准一个价格平衡点，使得在这个价格点上，供应数量和需求数量相等，这样某种特定商品，其社会所生产量正好等于社会消耗量，就达到了供需平衡。这也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最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起的作用。那么根据以上这个公式，我们又引申出来两个概念： 1、供应价格弹性系数 = 商品供应数量变化百分率 / 价格变化百分率 2、需求价格弹性系数 = 商品需求数量变化百分率 / 价格变化百分率 如果，某种商品的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也就是说供应数量的变化百分率大与价格变化百分率，那么说明这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会导致大额的供应数量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商品的叫做弹性供应。如果小于1，也就是说供应数量的变化百分率小于价格变化百分率，那么说明这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即使比较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导致小额的数量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商品叫做非弹性供应。 同理，我们可以根据商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如果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则需求数量变化对价格变化敏感，则为弹性需求。如果小于1，则需求数量变化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则为非弹性需求。 那么，哪些商品是弹性供应或非弹性供应呢？哪些商品是弹性需求或非弹性需求呢？ 一般而言，奢侈品是非弹性供应并且弹性需求的。因为奢侈品（如2万美圆的天价手机、钻石戒指、劳斯来斯的汽车等）利润比较高，而且奢侈品的供应商不容易转型，所以奢侈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引起小额的供应数量变化，即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但奢侈品对需求者而言，不是生活必需的，是可有可无的，并且很容易找到替代品。比如当劳斯来斯的汽车猛涨价的时候，其消费者很可能就不买劳斯来斯，转而去买奔驰或宝马。钻石戒指猛涨价了，可能消费者就转而去买红宝石的戒指了。故奢侈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可能引起需求数量上大额的变化，即弹性系数大于1。 而生活必须品与奢侈品相反，是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因为生活必须品（大米、衣服、房子等）是人人都需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都需要）。如果生活必须品的有价格上的变化，供应数量会有更大的变化，比如农民是大米的供应者，如果大米的价格跌了，那么农民会认为卖掉自己辛苦种出来的大米不划算，再加上大米对他自己也是必须的，那么他很可能把大米全部留在自己家里供自己吃，这样供应量就急剧减少了；而如果大米涨价，农民认为赚的钱多，那么很可能他连自己的口粮也要卖掉一部分。这样来说，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可能引起供应数量上大额的变化，即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但生活必需品确是非弹性需求的，因为人人都要吃饭、穿衣、住房，没有这些人就会饿死冻死，所以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引起小额的需求数量变化，即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 弄清了弹性系数（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和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以及那些商品是弹性供应而非弹性需求，哪些商品是非弹性供应而弹性需求之后，我们再回顾一下税收归属（Tax Incidence）的基本原理。 曼昆认为，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就是，政府行为能够改变市场收益。税收显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在本文中，我指的税收都是广义的税收（把社会保险费、商品房的登记费、过户费、贷款利息等都算进税收范畴）。那么税收最终是由谁来负担呢？ 我们举一个卖冰淇淋的例子。现假设有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由若干个冰淇淋的供应者和冰淇淋的消费者组成。如果冰淇淋价格是10元一个的时候，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需求者愿意购买的冰淇淋也是1000个，这样就达到了供需平衡。但是突然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要在每个冰淇淋上征收1元的生产税，由供应者完税。那么供应者为了保证相同的利润，不得不把冰淇淋的价格由原来的10元抬高到11元（其中1元是完税的，实际销售额还是10元一个，保证了与原来相同的利润。）这样在相同的利润刺激下，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但需求者却因此而为每个冰淇淋多支付1元，所以需求数量会减少，由原来的1000个需求数量降低为800个了。这样供需就失去了平衡，生产出来1000个冰淇淋只卖出去800个，冰淇淋剩余了。显然，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受了损失。供应者因为产品剩余而受损失，需求者因为产品涨价而受损失。 为了避免损失，供应者和需求者都会想办法。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使供需重新达到平衡。于是供应者将冰淇淋的价格又由11元降低到元（注意，根据政府的税法，其中1元要完税，供应者的实际销售额是元一个，利润与原来10元一个相比较降低了元），那么在利润降低的情况下，供应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只愿意生产出来900个冰淇淋了。而对需求者而言，元的价格，比最开始的10元（在这个价格点上，需求量是1000个）要多一点，但毕竟比11元（在这个价格点上，需求量是800个）要少一点，相对于最初的10元一个的价格，需求者要多付出元，我们就假设在元的价格点上，需求量也是900个吧。这样供应量与需求量相等，冰淇淋又重新达到了供需平衡。 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当供需再次在元这个价格点上达到平衡的时候，供应者和需求者还是双方都受到了损失，只不过这种损失要比11元价格点上的损失小一些。在元价格点上，供应者的利润比原来降低了元，而需求者的负担比原来又多出元。那么双方的损失之合，即1元，就被政府以税收的名义征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政府是面向供应者征收的生产税，但经过市场调节，最终税收归属却同时落在供应者和需求者头上。 如果政府征收的不是生产税，而是消费税，情况会如何呢？再来看看吧： 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我们可以再举例，还是当冰淇淋价格是10元一个的时候，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需求者愿意购买的冰淇淋也是1000个，达到供需平衡。这时政府出政策了，要在每个冰淇淋上征收1元的消费税，由需求者完税。那么对需求者而言，10元买一个冰淇淋，还要再完税1元，相当于冰淇淋的实际价格涨成了11元。11元的价格点上，供应量不变（因为供应者卖出的实际价格还是10元，利润不变），但需求量降低到了800个，供需不平衡，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受了损失。供应者因为产品剩余而受损失，需求者因为产品“涨价”（实际上是多负担1元的消费税）而受损失。 于是供应者不得不被迫将价格由10元降低为元。在利润降低的情况下，供应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只愿意生产出来900个冰淇淋了。而需求者除了每个冰淇淋要负担元之外，还要多负担1元的消费税，所以实际消费价格为元，相对于最初的10元一个的价格，需求者要多付出元，，需求量由1000个变为900个。这样供需又平衡了 来看看吧：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第一次政府征收1元的生产税，是由供应者负担，结果最后造成供应者和需求者各负担了元。第二次政府不征收生产税了，征收1元的消费税，是由需求者负担，结果最后还是造成供应者和需求者各负担元。这就是税收的真正归属问题，即不论政府是向供方还是向需方征税，最终税收必定会由双方承担，谁也讨不了好！（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前段时间有人在天涯经济论坛上发的帖子《谁在为增值税买单》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你可以用公式推导出来增值税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的，但根据本贴所论述，实际上还是生产、流通、消费三方共同承担了，只不过承担的比例不一样而已。） 那么我已经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帮助大家复习了一下弹性系数和税收归属的基本定义和原理，下面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展开论述了。 第一、有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我们把这些看成广义的税收）： 目前国家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只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必须办理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分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仅城镇户口）、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仅城镇户口）和生育保险（男女都交）五种。全国各地的缴费比例不一样，一般而言，劳动者个人缴费比例是其工资的11%左右，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该劳动者工资的30%左右（有地区差异）。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就认为，国家的政策这是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为单位缴费是个人缴费的3倍左右。同样，住房公积金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负担，但最终都存如劳动者的帐户。所以又有人认为住房公积金也是国家政策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个人占了单位的便宜。但根据我们已经论证过的，税收不论是向用人单位征集的还是向劳动者征集的，最终都会由双方承担。在自由市场中，哪一方也占不到便宜。而且根据我下文的论述，你会发现，问题简直会更加糟糕。因为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占了便宜，而劳动者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 把劳动关系看成一个商品市场，我们有两条思路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思路是在这个商品市场中，认为劳动者是供应者，用人单位是需求者，那么很显然，商品就是劳动力（即劳动者提供的智力、体力方面的劳动），货币就是单位提供的工资加福利。劳动力这种商品，对用人单位而言，其实不是必需品，而是具有奢侈品的性质。奢侈品有哪些性质？我们再回顾一下，奢侈品的供应者不容易转型，在本例中就表现为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力的质量在短期内不容易发生改变，比如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短期内可能只能提供法律方面的劳动，你让他提供IT方面的劳动，他得经过长期转型（培训或上研究生）才行，而一般的工人，只能提供力气活的，你让他成为技术蓝领，他也要经过长期培训。奢侈品还有对需求者而言还有一个性质就是可有可无，并且有替代品，我们看看劳动力对用人单位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如果雇工人成本（工资、保险、公积金等）太高，工厂完全可以不雇佣工人，它可以买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只请几个高技术的管理人员。反之，如果雇工人成本低，低于全自动化的生产线，那么工厂也许就会实施密集型劳动力的发展路子。这也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在这个思路中，商品市场上的商品——劳动力，是奢侈品，也就符合我们讨论过的奢侈品的性质，是非弹性供应并且弹性需求的。当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保险、公积金等）有一定变化的时候，其供应量变化不大，但其需求量变化会比较大。所以国家政策是强制用人单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这相当于国家强制提高劳动力的价格，这样在市场上，求职的劳动者数量不会有太大变化，但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相对大幅度地减少。劳动力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于是乎就通过社会平均工资大额降低的方式来降低劳动力价格（工资只是劳动力价格的一部分，因为劳动力价格还包括广义的税收，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等）。社会平均工资降低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也相应降低，劳动力供应数量不会有大的变化，但用人单位读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于是就形成当今这种“人人有口饭吃，但工资都不高”的局面。更有甚者，工资过低、劳动力需求过大的情况下，形成民工荒的局面。 所以从第一个思路分析来看，广义的税收（社会保险、公积金）是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负担的，而且劳动者负担的份额更多！劳动者丝毫没占到用人单位的便宜，用人单位也丝毫没为劳动者多付出工资外的福利，反而承担了美名！ 我们也可以用第二种思路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也可以认为这个市场中，用人单位是供应者，劳动者是需求者，商品是工资和福利，货币是劳动力。很显然，从这个角度而言，商品就成了生活必须品。生活必须品的性质是我们讨论过，是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同样得出劳动者负担广义税收份额更多的结论！（具体分析不再赘述了，原理和方法与第一种思路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时，我们以劳动力市场来做分析，通过两种不同的思路（其实是以两种相反方向的眼光来分析问题），得出的结论都是：不论向谁征收，都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承担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而且劳动者承担得更多！ 二、商品房政策（商品房的登记费、过户费、贷款利息等） 同样，商品房市场上，如果把商品房看成商品，把人民币看成货币，那么对供应者（政府、开发商、炒房者）和需求者（普通老百姓）而言，房子是生活必须品，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那么针对房子的一切广义税收，大部分是由需求者（普通老百姓）承担。如果用另一种思路，把人民币看成商品，把房子看成货币，那么普通老百姓就成了供应者，政府、开发商和炒房者就成了需求者。这时的商品——人民币符合奢侈品的特征，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因此，中央银行两次提高住房贷款利息，各地政府出台政策对炒房者征收高额的过户费等措施，表面上看好象是限制房价，实际上经过我们的分析，最终而言还是普通老百姓承担了大头！ 通过以上两个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房市场的分析），我们都得出老百姓承担税收大头的结论。这个结论可以推导出一条普遍的原理：供应者和需求者共同承担了政府税收，但非弹性的一方承担得更多！这从原理上也很好解释清楚，因为非弹性的一方就意味着数量对价格的变化不敏感，所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而弹性的一方意味着数量对价格变化敏感，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因此非弹性的弱势地位者吃亏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从这些经济学原理里边，大家也看清楚了，不论国家政策表面上是如何偏向普通老百姓，其实质上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甚至我们可以更大胆地下结论，与普通劳动者无关的企业所得税等企业应负担的税收，本来是企业的成本，实际上最终是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承担的，而且由于劳动者的非弹性特点，大部分都落在了劳动者的头上。 顺便再说说我在文中一笔带过的增值税问题。根据我们的结论，表面上增值税是由消费者承担了，但实际上还是生产、流通、消费者三方承担的。把生产房与流通方的供需看成一个市场，再把流通方与消费者的供需看成另一个市场，就能分析出三方承担的结论了。所以大家也不要那么愤怒，认为增值税完全是由我们普通老百姓承担；但大家也更不要有什么欣慰，因为对非弹性特点的消费者而言，承担的是增值税的大头。 把我上一段话中的“增值税”三个字换成任何一种国内的税收、福利、保险、社会公共利益等，这句话都可以成立，哪怕是表面上与老百姓完全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