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论文研究方法研究思路

论对《红楼梦》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其实，对《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回顾自《红楼梦》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红楼梦》，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红楼梦》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红楼梦》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红楼梦》。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红楼梦》，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红楼梦》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才谈得解释《红楼梦》，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红楼梦》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读者不同；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红楼梦》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以此，我们可以对《红楼梦》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红楼梦》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红楼梦》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红楼梦》，《红楼梦》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红楼梦》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的领悟给予了《红楼梦》，阅读者也从阅读《红楼梦》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总之，对《红楼梦》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红楼梦》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的批评者力图同《红楼梦》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红楼梦》之外对《红楼梦》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红楼梦》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红楼梦》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红楼梦》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红楼梦》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红楼梦》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红楼梦》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红楼梦》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当然，阐释《红楼梦》，《红楼梦》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红楼梦》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红楼梦》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红楼梦》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红楼梦》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红楼梦》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锦瑟》，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红楼梦》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红楼梦》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红楼梦》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红楼梦》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红楼梦》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从阐释学的观点看，《红楼梦》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红楼梦》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红楼梦》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的释读，而《红楼梦》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因此说，对《红楼梦》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红楼梦》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文子，访德篇》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1楼目前《红楼梦》研究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由于研究方法不当，使研究工作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关于《红楼梦》研究方法，目前流行的说法有三种：评点派、索隐派和考证派。但三种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下面分别予以说明：一、评点派评点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的小说评论方法，即在阅读小说时，偶有所感，便在书中相应的地方作批，或在页眉上作批，或在行间作批，或在回前回后作批。比起现在的评论文章，评点显得零碎，不成系统，但评点也有个好处，文笔自由、生动、趣味性强，和小说本文联系紧密。故这种批评方式至今还有人在沿用。为《红楼梦》作评点者，统被称为“评点派”。最早为《红楼梦》作评点的，是脂砚斋、畸笏叟和杏斋等人，研究者将他们的评语统称为“脂评”。（我认为统称“脂评”是不科学的，因为其中还有畸笏叟、杏斋等人的评语，“脂评”一词易造成概念上的误导和混乱。较为科学的说法应叫“原评”或“始评”。为了与大家的说法一致起来，本文仍称“脂评”。）脂评是与《红楼梦》的创作同时进行的。脂评有以下作用：1、披露了此书的创作情况。2、披露了作者的情况。3、对此书的思想、艺术特点作了总结。有些评注相当精彩。4、披露了此书的素材来源情况。由于有上述作用，所以脂评历来为红学界人士所重视，甚至有“脂学”之称。《红楼梦》早期的的评家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等人因与作者熟识，甚至是书中的当事人，因而他们的评点揭示了一些故事背景，对书中隐晦的描写进行提示，以便读者理解。尤其是畸笏叟，读过完整的《红楼梦》，对佚稿中有关内容作了很多提示，对后来的红学研究者研究佚稿问题具有极大的帮助。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的许多评语都没有署名，后来的研究者只好将它们统称为“脂评”，但由于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等人的生活经历、立场观点和认知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因而他们的评点难免出现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因而给读者带来混乱的感觉。同时，有些评语语焉不详，含混不清，使读者如坠雾中。脂砚斋、畸笏叟、杏斋之后，尚有“护花主人”王希廉评，“太平闲人”张新之评，“大某山民”姚燮评，还有其他人的评点，如“桐花凤阁”评等等。后来的评点派的评点，或胡乱猜测，或乱发感慨，而发幽探微的评点并不多见。评点派最大的弱点是支离破碎，前后矛盾的地方多，给读者带来不少新的疑惑。二、索隐派索隐派是本世纪初红学研究中形成的一个派别。该派力求“索隐”出《红楼梦》所写的“真内容”、“真故事”。该派根据一些历史资料、野史杂记，来探究《红楼梦》素材的来源。代表人物及著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引》，蔡孑民(元培)《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红楼梦释真》。王梦阮、沈瓶庵说：“然则书中果记何人何事乎?请试言之。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卒以成佛。当时讳言其事，故为发丧。世传世祖临终罪己沼，实即驾临五台诸臣劝归不返时所作。语语罪己，其仟悔之意深矣。……父老相传，言之凿凿，虽不见于诸家载记，而传者孔多，决非虚妄。情僧之说，有由来矣。”《红楼梦索隐》还说黛玉就是董小宛，其论证方法如下：“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书名每去玉旁专书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专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也……小宛爱梅，故黛玉爱竹。小宛善曲，故黛玉善琴。小宛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宛姓千里草，黛玉姓双木林。……且黛玉之父名海，母名敏。海去水旁，敏去文旁，加以林之单木，均为梅字。小宛生平爱梅，庭中左右植梅殆遍，故有影梅庵之号，书中凡言梅者，皆指宛也。”2楼这就是“索隐”，介乎似与不似之间，有理无理之间。初看似无理，细思则有些道理，再想则又无理。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是关乎政治的：“《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即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并赞同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的看法。因为贾宝玉说过，女人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而“汉”是水旁，满人亦称“达达”，而“达”字起笔为“土”。蔡元培由自己的基本观点出发，进一步推论，认为“贾府即伪朝”(指清朝——引者)：“贾政者，伪朝之吏部也。贾敷、贾敬，伪朝之教育也(《书曰》敬敷五教)。贾赦，伪朝之刑部也，故其妻氏邢 (音同刑)，子妇氏尤(罪尤)。贾琏为户部，户部在六部位居次，故称琏二爷，其所掌则财政也。李纨为礼部(李礼同音)。康熙朝礼制已仍汉旧，故李纨虽曾嫁贾珠，已为寡妇。其所居稻香村，稻与道同音。其初名以杏花村，又有杏帘在望之名，影孔子之杏坛也。”在蔡元培看来，书中少女都是影射当时的“名士”。如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宝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健庵等等。又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又说：“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烟脂，言拾汉人唾余也!”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则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明清兴亡史”。他说，此书“原本为国变沧桑之感，在曹雪芹亦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悲。隐然言之，绝非假托。书中以甄指明，以贾指清，正统也，伪朝也。”曹雪芹增删五次，是指清代“祟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书中之宝玉、黛玉，皇帝与后妃也。”“林黛玉非他，乾隆之原配嫡后，由正福晋进位，后谱孝贤皇后之富察氏也。”近半个世纪，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海内外出现不少索隐派红学著述，较突出的有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李知其的《红楼梦谜》，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的《红楼解梦》等。这些书或者继续钩沉索隐，寻觅《红楼梦》“反清复明”的寓意；或者说《红楼梦》原作者另有其人，曹雪芹三字是“抄写勤”的谐音，世上并无此人；或者说《红楼梦》是一部“梦谜”，既然如此，对它的研究就必须用“详梦”的方法；或竟耸人听闻，说《红楼梦》隐写的是这样一段“史实”：曹雪芹及其恋人“竺香玉”（林黛玉原型）合谋“弑帝”，林黛玉“竟是谋害雍正皇帝的元凶”，如此等等。这种情况，从索隐派观点看来，可说是索隐派红学的复兴；从批评者观点说来，则是索隐派红学的复辟；而从《红楼梦》研究史的角度来说，则是当年胡适和蔡元培新旧红学争论的继续。胡适是一直对索隐派红学持批评态度的。1951年，胡适读了潘重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曾发表《对潘夏先生论〈红楼梦〉的一封信》，表示 “不能赞同潘君的论点”，认为“潘君的论点还是‘索隐’式的看法，他的‘方法’，还是我三十年前称为‘猜笨谜’的方法。”批评潘的论点和方法的非仅胡适，还有他人，如1974年发表的陈炳良《近年的红学述评》。索隐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索隐家的论题的提出则往往是来自某种先入之见、某种既定的主观悬念，其论题的提出具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在索隐派红学著述里，许多论题即所谓“谜”，并非《红楼梦》作者的寓意，而是这些猜谜家自己制造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一个入宫为女尼后来又为妃子、为皇后，并且毒杀皇上的“竺香玉”其人其事，曹雪芹又何尝有什么“弑帝”的念头和行动？他有什么必要通过写作两首《西江月》词来“为自己与香玉合谋害死雍正打掩护” 呢？可见两首《西江月》词这个所谓“谜”以及这个“谜”中隐藏的所谓曹雪芹的“用心”，都是索隐家主观设定、编造出来的。3楼第二，索隐家在论证过程中，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结论到材料。索隐派著述中，其论证过程和方法往往是支离破碎、东拉西凑、想象、虚构真是无所拘束，自由得很，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有时是把事实和材料裁剪、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观需要，有时甚至随意设想、制造出一些“事实”和“材料”，例如根据自己的需要，想当然、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或联系。黛玉取笑湘云说话有点“咬舌子”，把“二哥哥”叫成 “爱哥哥”，那““一二三”又该叫“么爱三”了。李知其就索隐说：“只见有一二三而无四，无四谐读胡死”，可知湘云口里叫宝玉“爱哥哥”，心里是在诅咒 “胡人的死亡”。（《红楼梦谜》上篇第八节）这类情况不胜枚举。第三，索隐家得出的结论既然是主观猜想的产物，自难做到切实可靠。同时，索隐派主观猜测所得的结论是否正确，往往是死无对证、无从检验的。且问，人们有什么办法验证曹雪芹确实参与谋杀雍正皇帝？又如何验证他笔下人物史湘云口里叫“爱哥哥”而心里却是在诅咒胡人死亡？第四，索隐派有时从书中的只言片语中，能看出些情节之外的某些“微言大义”，但有时求之过深，反而不易为人理解。书中的素材来源，是多渠道的，但索隐派不会表述，只好一会儿说一个人物是现实中的某某，在另一个地方又说这个人物是现实中的另一人，常常破绽百出，不能自圆其说，使读者如坠雾中。索隐派研究方法最突出的性质和特点就是它的主观随意性，这是整个索隐派红学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严重缺陷。三、考证派红学中的考证派是与红学中的评点派、索隐派相对而言的。所谓考证，其实就是根据一些历史资料，经过综合、分析、推论，得出符合实际的、新的结论。但此处的考证派指的是一种方法，即偏重于史料的发掘、整理、推论的一种方法，并不是说“考证派”的所有结论都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考证派的研究重点有以下几处：1、关于《红楼梦》作者及其家世的研究。如《红楼梦》作者是谁?后四十回作者是谁?曹雪芹祖籍何处?曹雪芹生卒年等等，此等研究，又被称为“曹学”。2、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各版本间的源流、异同，以及何种版本最接近原著风貌?3、对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等人评语的研究，又叫“脂学”。4、根据脂批或其它一些材料，对后四十回“佚稿”情节的探求，又称探佚学。5、对《红楼梦》研究史的研究，对有关《红楼梦》资料的评价、整理、探考，对《红楼梦》中的典章制度、饮食服饰的研究等等。《红楼梦》考证派以胡适、俞平伯开其端，尔后周汝昌、冯其庸、吴思裕、吴世昌、刘世德、邓绍基、胡文彬、邓遂夫等人，也在考证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考证派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二是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为红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考证派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考证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大多数考证派学者坚信《红楼梦》中的贾家就是指江宁织造曹寅的家，书中的贾政就是指曹頫，因而将大量的精力放到曹寅世系及曹寅、曹頫有关史料的考证上，这与索隐派一样，同样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应当先从书中故事及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的评语中找出作者是谁家之后的线索，然后再对有关家族进行考证，从而找出故事的真实背景和人物原型。但考证派因有先入为主的思想，认为书中的贾家就是曹寅家，试图从考证曹寅家世入手对曹雪芹的有关情况进行研究，因而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从理论上讲，作者曹雪芹与曹寅、曹頫并没有必然联系，曹寅家谱中并没有曹雪芹其人，没有可靠证据证明曹雪芹就是曹寅、曹頫之后。事实上，曹頫的实际经历和景况与贾政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年龄相差也很大。对此我在《曹颙曹頫都不是曹雪芹的父亲》一文中有过详细阐述。《红楼梦》中的贾家并非指曹頫家，书中的贾政也非指曹頫。如果按照曹雪芹是曹寅之后的思维定势来研究曹雪芹的身世及其相关情况，势必会得出错误的结论。2考证的“史实”与《红楼梦》书中的故事联系不甚紧密，易出现历史考证与书中考证结论相矛盾的现象。作者在楔子中写道：“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但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风尘怀闺秀’。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这段文字无异于说：书中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第一回中写道：“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脂砚斋在旁边批道：“据余说，却大有考证。”脂砚斋批语的意思也是说：书中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可以考证的。《红楼梦》正文及脂砚斋等人的评语都说是写的真人真事，“大有考证”。第一回中还写道：“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脂砚斋批道：“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这就是说，书中故事皆取材于真事，并按现实事件的脉络展开故事情节。对历史的考证与对书中描写及脂砚斋等人评语的考证所得出的结论应当是一致的。然而遗憾的是，两者的考证往往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如关于葫芦庙失火，绝大多数考证派认为是写江南曹頫被抄家一事。据故宫档案，抄没曹頫南京家产的谕旨是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达，经内务府登记留档再传达下去，不论从水路还是陆路送达南京，到最后执行抄家，没有一二十天下不来。仔细算来，范时绎负责抄家的人马进入曹家，已是雍正六年元宵节的光景。第一回癞僧对甄士隐说：“……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旁有两条脂批：“前后一样。不直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伏后文”。这就是说，葫芦庙失火的时间是雍正六年正月十五日。葫芦庙失火，就在香菱被拐的那天。然而我按书中给出的时间坐标计算，香菱被拐时间并非是雍正六年正月十五日，而是雍正三年正月十五日。我在《“饯花会”的真相是什么？》一文中已经论证过发生在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大观园“饯花会”实际上是宝玉的十二周岁生日。以此计算，宝玉应生于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饯花会”的同年正月二十一日是薛宝钗十五岁生日，因此宝钗应生于康熙六十年（农历庚子年）正月二十一日。第六十三回中说香菱、晴雯、宝钗、袭人四人同庚，因此香菱也生于康熙六十年。英莲走失的这个元宵节，时为四岁，算来此时为雍正三年，这与考证派所说的曹頫被抄家的雍正六年大相径庭。因考证派往往拘泥于“史实”，而缺乏对书中故事本身的研究，不能将历史事实与书中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析，从而造成考证的结论与书中故事脱节甚至相矛盾的现象。3、考证的证据来源于各种不同的版本，由于各种版本在抄录过程中的讹误，书中正文文字以及最早评家的评语出现诸多不一致的情况，有时使考证陷于自相矛盾。如叙述元春宝玉出生的矛盾（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页二六0），第二回：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甲戌）（庚辰）（全抄）；不想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有正）；不想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位公子（程乙）。以上究竟哪种说法正确？考证派无法考证。即使考证了，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4、考证的问题同样是支离破碎的，或以脂砚斋、畸笏叟、杏斋某一两个评语为依据，或以清宫史料或前人某些记述为依据，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因而造成前后说法矛盾的现象。结果是，有人好不容易找出两个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而另外一个人则可以很快找出相反的证据证明此人的观点不正确，从而造成谁也说服不了谁局面。四、原旨派针对评点派、索隐派和考证派存在的不足，我采取另外一种研究方法。为了区别评点派、索隐派和考证派，姑且称之为“原旨派”。我的这种研究方法坚持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论证、推理，避免主观猜测和臆断。二是坚持以原抄本和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等人的评语为直接证据的原则。我认为，庚辰秋月定本是经作者修改、整理后的版本，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思想的版本，也是相对而言最为完善的版本，因此研究《红楼梦》应当以庚辰秋月定本为依据。研究应当坚持 “以内在证据为主，以外在证据为辅”的原则。内在证据则是书中的描写和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等知情人士的评语。外在证据则是历史资料、有关人士的记述等。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内证与外证的联系。三是坚持系统研究方法。对全书各章回进行系统研究，避免见首不见尾和管中窥豹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前后一致、左右协调、上下贯通。按照以上原则，我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1、基于书中描写和脂砚斋、畸笏叟、杏斋等人评语中给出的线索，理清故事发展脉络；2、根据书中描写的节令和脂砚斋、畸笏叟评语中指出的时间，结合某些史实研究，厘清故事发生的准确年代及时间；3、根据书中的描写和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语，弄清作者与书中人物的关系；4、通过分析论证和逻辑推论，对原书抄录讹误和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语讹误进行校正，消除原书在整理、抄录、评点过程中造成的错误。在此基础上，推论原书迷失部分的内容，进而推论书中是写谁家的故事以及作者是谁等问题。湖北襄樊张广文

1、最容易的是可以就书中某一人物来写，通过其性格及行事作风和人物命运等剖析这个人物对故事发展的作用、与其他人物的交叉关系、作者的用意等等。或者以小见大，这个人物所影射的时代特征，包括伦理纲常和政治官场等。例如：《对<红楼梦>中薛蟠的多维视角解读》；《<红楼梦>中“二玉”与“二宝”的文化内涵》；《玉精神,兰气息——浅析<红楼梦>之妙玉》；《浅析<红楼梦>中史湘云形象》；《略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无心”》；《对“红楼梦”主要人物王熙凤的分析》2、《红楼梦》与当今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例如：《从红楼梦中学习企业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红楼梦》中的腐败蕴藏着会计文化影子》3、就书中某一点（可以很琐细），例如：《论<红楼梦>服饰文化审美意蕴》；《《红楼梦》中休闲活动的描写》;《《红楼梦》与中医药(之六) 林黛玉常服人参养荣丸》4、着眼于创作的手法、艺术特色、语言技巧、思想内涵等，例如：《《红楼梦》中“石头”意象的生命化倾向》；《从“黛玉葬花”看《红楼梦》中的意境创造》；《浅谈《红楼梦》中的女尊男卑思想》；《《红楼梦》中神话元素的创作笔法研究》；《文心雅韵与俗情俚语的结晶——浅析《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论《红楼梦》情节描写的对比艺术》5、做两部作品的对比研究，可以写得内容很多，但是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在另一本书上，例如：《《哈姆雷特》与《红楼梦》中的婚姻选择分析》；《论《金瓶梅》与《红楼梦》宗教书写的效用差异》；《红楼梦》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主人公爱情悲剧比较》；《“死亡”架构起的叙述——《红楼梦》与《喧哗与骚动》比较研究》；《《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悲剧意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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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等级制度、社会统治思想、初步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宝黛爱情）。另外其中的饮食、民俗、衣饰等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红楼梦》其范围之广、艺术价值之高是言不尽的。

1、最容易的是可以就书中某一人物来写，通过其性格及行事作风和人物命运等剖析这个人物对故事发展的作用、与其他人物的交叉关系、作者的用意等等。或者以小见大，这个人物所影射的时代特征，包括伦理纲常和政治官场等。例如：《对<红楼梦>中薛蟠的多维视角解读》；《<红楼梦>中“二玉”与“二宝”的文化内涵》；《玉精神,兰气息——浅析<红楼梦>之妙玉》；《浅析<红楼梦>中史湘云形象》；《略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无心”》；《对“红楼梦”主要人物王熙凤的分析》2、《红楼梦》与当今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例如：《从红楼梦中学习企业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红楼梦》中的腐败蕴藏着会计文化影子》3、就书中某一点（可以很琐细），例如：《论<红楼梦>服饰文化审美意蕴》；《《红楼梦》中休闲活动的描写》;《《红楼梦》与中医药(之六) 林黛玉常服人参养荣丸》4、着眼于创作的手法、艺术特色、语言技巧、思想内涵等，例如：《《红楼梦》中“石头”意象的生命化倾向》；《从“黛玉葬花”看《红楼梦》中的意境创造》；《浅谈《红楼梦》中的女尊男卑思想》；《《红楼梦》中神话元素的创作笔法研究》；《文心雅韵与俗情俚语的结晶——浅析《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论《红楼梦》情节描写的对比艺术》5、做两部作品的对比研究，可以写得内容很多，但是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在另一本书上，例如：《《哈姆雷特》与《红楼梦》中的婚姻选择分析》；《论《金瓶梅》与《红楼梦》宗教书写的效用差异》；《红楼梦》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主人公爱情悲剧比较》；《“死亡”架构起的叙述——《红楼梦》与《喧哗与骚动》比较研究》；《《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悲剧意识的比较》。

《红楼梦》论文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书中的人物各具特色，每个角色都不容忽视，无论是贾府的小姐夫人们，还是丫鬟小厮。关键词：林黛玉；茗烟；兴儿；性格。《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红楼梦》通过一部家族的兴衰写尽当时那个年代的各色人物的不同命运。《红楼梦》中的人物大约四百人，但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经历不同、性格各异。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茗烟和兴儿虽同样是大家庭里的小厮，但作者赋予了他们不同的艺术形象，都给予他们充分表现自我的机会。他们的形象同样是非常丰满成功的。下面主要从他们的性格方面进行阐述。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玉无心间说宝钗体丰怯热，黛玉便得意得不得了，幸灾乐祸笑嘻嘻地问宝钗刚才看了什么戏，结果被宝钗一顿抢白，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她和宝玉，更是常常无风无波，三天两头赌气，宝玉偶到宝钗处一玩，黛玉便冷言相讥，宝玉不过为自己辩解了一两句："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一趟，就乱说话"。黛玉便立即以攻为守，赌气回房，不理宝玉，害得宝玉只得"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软言来劝慰"。难怪宝玉被惹急了只能口口声声地说："哪一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就明白了"。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从而导致林黛玉在与宝玉相恋与宝钗相竞过程中的患得患失，猜忌排斥心态，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黛玉对贾府上上下下许多人刻薄尖酸实属不该，也许有人说，是孑然一身寄人篱下的身世导致了林黛玉的敏感多虑，处处设防。从进贾府不久，即像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出现在众人面前，对宝钗、宝玉含酸挑刺自不必说，就是如大大咧咧活泼的史湘云，常常在貌似打趣之言中寓讥讽之意，惹得史湘云也有一回只好回敬"我自然比不上你，但你也不用见一个打趣一个"黛玉在下人面前表现的小姐脾气自然也就更多了。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各位姑娘，迎春、探春等都忙停下手中活计，欠身道谢，而黛玉在看到周瑞家的送花来，也只瞟了一眼周瑞家的手中的花，话里有话地问了句："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当听说这是送剩的最后两朵时，顿时翻了脸，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给我"。由于黛玉的聪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才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一天晚上，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正要发作，转念却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在墙角边的花泪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自己，竟气得昏厥过去。林黛玉的尖刻，神经质，使小性儿大多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谈到金良缘等危及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地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酒杯时，不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便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暗中摸索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讥讽宝玉）只有聪敏的颦儿，才能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如此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调皮而又不漏痕迹。二、坦率、纯真、不畏强权的个性让林黛玉的尖酸多了几分可爱。林黛玉的尖刻只是表现在语言上的。这是曹雪芹用来塑造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率真、多才机敏等侧面时能运用一种手法。并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是一个狭隘、自私、内心歹毒的妇人。首先黛玉挖苦、讥笑、讽刺的对象不是达官贵人，便是溜段拍马之流。当贾宝玉将北静王赠的圣上所赐的一串名贵念珠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周瑞家的送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精巧，而在意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她嘲讽宝玉听戏时"装疯"，打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蔑视世俗人情等敏感、尖刻和孤傲，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且也是对权势的一种反抗。其次，林黛玉常常是喜怒爱憎形于色、见于言，"见一个打趣一个"，她常以"比刀子还厉害"的语言去挖苦人，处处事事与人计较，固而被看作"刻薄"、"小心眼"。但若仔细考究起来，却大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或是一个高傲的小女子任性的天性，我们应看重的是她常常一语道出事情的真相，不给那些看风使舵、诌上媚下、欺弱凌贫、心术不正之徒留一点余地。这不仅是她疾恶如仇的品性的自然表现，而且还说明她胸怀坦荡，心有所思、口有所言，常把自己的心灵毫无遮掩地坦露出来。再次，林黛玉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其实她是很谦和的她人坦率真，见人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香菱是宝钗的丫环，向黛玉请教学诗，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望洋兴叹拜我为诗。"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耐心地给香菱讲解诗的作法和要点，教香菱品诗，说明她摒弃了"上智下愚，富贵贫贱"的俗见。她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篇目令其阅读，批改香菱的习作，堪称是"诲人不倦"，她待人宽厚，从不与人心存芥蒂。故史湘云把她称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悦。可过了一会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四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宝钗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和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其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好的，然我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杂书不好，又努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对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这又是何等的宽厚和深厚坦白！三、娇美的容颜、浓郁的诗人气质造就了林黛玉的内慧外秀。《红楼梦》第三回"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中，黛玉"年貌虽小，却举止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黛玉之美已见端睨。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描绘黛玉之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算看见了！"通过"写虚"的形式给人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再从宝玉眼里看见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曹雪芹胸中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李双卿等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这就是曹雪芹赋予她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的个性特征。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也于诸裙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作祟，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象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象；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煎熬。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四、聪明机灵，稚嫩活泼的茗烟兴儿茗烟是宝玉的得力小厮，且茗烟有“我茗烟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从这可以看出茗烟与宝玉的关系非比寻常，以宝玉的性子看来，茗烟必是一个极其聪明，能明白宝玉心思的人。《红楼梦》第九回中，茗烟上演了一出大闹书房，宝玉在学堂被人欺负，作为大仆人的李贵为了顾大局想将事情压下去，而茗烟只是一个孩子，孩子的心性此时便表露无疑，开始管不住自己的稚嫩性格与活泼的本性，替主子出头。此处茗烟不记后果冲动的只凭自己的孩子心性，以至将事情闹大、闹僵，大闹学堂使“茗烟不畏强暴、蔑视权势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行为虽然显得粗鲁、野蛮，甚至荒唐可笑，然而谁又能否认他出手时的勇气，出语惊人的智慧和天真可爱的孩子气?”，但从此处充分表现出茗烟的稚嫩活泼的性格。《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中，宝玉住进了大观园之后，有一天突然不自在起来，坐卧不是，只是发闷，园中那些天真烂漫的的女孩子哪里能明白宝玉的心思，这时只有茗烟发现了宝玉的苦闷，还想与他解闷，与他开心，便想到了宝玉所不知道的一些外传，宝玉见了惊喜非常，一时间爱不释手，因茗烟的这一次举动，才有了宝玉和黛玉一起读“会真记”的场面，推动宝黛爱情的发展，这成了《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最为浪漫的一段描写，茗烟在宝黛爱情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段看来，茗烟是极聪明的小厮，也是因为如此才甚得宝玉的爱护。兴儿是贾琏的心腹小厮，能成为贾琏的得用之人就说明兴儿是极聪明的，兴儿一样有着孩子的稚嫩，第六十五回写道尤二姐准备吃喝给他，他本只是奴才，此处却与主子同坐，而且也开始口无遮拦的评价起主子来，说明兴儿的稚嫩心理，没有心机，接下去的大谈阔论有条不紊，面面俱到，让人不禁生刮目之意，此处兴儿聪明伶俐不亚于小红的那一段让凤姐赞赏的说词，他能把自己所看到的全面准确的概括描述出来。在尤二姐事暴露时，兴儿很机灵的先是不承认，后看已成事实便又转换想法，将事情全盘托出，并将责任推到贾琏与贾珍身上，关于自己对凤姐的一段评价只字未提，总之，一段聪明的托词让他免于被凤姐处罚，能从英明的凤姐手中逃脱之人必是极其聪明的，兴儿做到了，而且做得让凤姐没看出破绽，也让贾琏挑不出毛病。五、淘气活泼，善良朴实的茗烟兴儿淘气茗烟的淘气主要从闹书房中体现出来，宝玉被欺负本就让忠于他的茗烟很是气恼，加上贾蔷的挑唆，茗烟活泼淘气的性子便一发而不可收，进来“便一把揪住金荣”，大闹起来。茗烟与宝玉年龄相仿，宝玉刁钻古怪，茗烟与宝玉相似，孩子心性的茗烟很是淘气。茗烟的淘气活泼主要为宝玉时才体现出来的。宝玉待得地方是深宅大院，但他毕竟是小孩子，长时间在家里会烦闷，茗烟的活泼此时便表现出来了，变着法子哄宝玉开心，因此宝玉也得到了大观园里所没有的乐趣，茗烟的活泼给宝玉带来了许多乐趣。茗烟又是善良朴实的，首先宝玉是极善良的，能得到宝玉青睐的茗烟也是如此，贾府里有太多污秽不堪之事，众多小厮都受到了毒害，茗烟却独善其身，虽得宝玉的爱护却不因此而去欺辱他人，也未因此讨宝玉的好处，依然保持其纯朴的个性。兴儿给人印象一般，甚至有些让人厌恶，但夹在贾琏与凤姐之间的他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善良的本性。兴儿在尤二姐处，力劝尤二姐“一辈子都不要见面才好”，兴儿明白凤姐的手段，不忍心尤二姐受到凤姐的迫害，而事实证明，一切皆有因果。兴儿在贾琏与凤姐间扮演了尴尬的角色，但他依然本性还是比较纯良的，尤二姐事暴露虽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过错，但他是无心之过。在贾府众小厮中他和茗烟一样没有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而成为道德败坏之人，总体来说他依然保持善良与纯朴的本性。六、意义（一）人物个性化色彩分析《红楼梦》中人物众多，每个人物都有自身的个性特征，作者对人物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用一句话，一个外貌描写都能将人物个性凸显出来，如林黛玉给人的感觉是才女且多愁善感，宝钗是温婉而聪慧，晴雯美丽而锋芒毕露。《红楼梦》中就是通过人物的形象的刻画来展现人物个性特点，茗烟聪明而朴实，大闹书房而显现其淘气顽皮的个性，也是他对宝玉忠心最有利的证明，再到闹书房时粗俗的语言特点以及忌金钏时文雅的语言特色，这些都无处不显示出茗烟独特的个性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人物形象的特点。兴儿个性特征主要是通过其语言来展现出来的，他“自己特殊的风格，一是耍贫嘴，每一句都油腔滑调，一是爱说话，人家问他一句，他答一箩筐，难得的是层次分明，句句清楚”。语言便是兴儿个性最直接的体现方式，他与兴儿一样，聪明而活泼，善良而机警，兴儿的话不仅形象地描绘了别人的性格特点，他本身的性格特征也从中充分反映出来，这正如薛瑞生先生在《红楼梦谫论》中所指出：“因为是贾琏的‘心腹’小厮，他才能说出这些话；因为尤二姐善良柔弱，他才敢于说出这些话；因为他聪明伶俐，才将这些话说得准确而又有趣。曹雪芹要让人物的语言‘一身’而兼‘二任’，看来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二）人物对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红楼梦》中作者对每个人物情节的安排都可谓是匠心独运，茗烟和兴儿在情节推动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茗烟对情节的推动主要是在宝玉身上，在第二十三回中，因宝玉在大观园中腻烦了，茗烟冒着风险从书坊里“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偷偷送给宝玉看，从而使宝玉和黛玉得以读到《西厢记》《牡丹亭》等优秀文学作品。可以说：在宝、黛叛逆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茗烟是起了催化和促进作用的，为宝黛爱情的成熟奠定基础，也“对宝玉叛逆思想的形成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茗烟不仅是宝玉一些重大举动的“牵线人”，而且也是宝玉叛逆思想和叛逆行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没有茗烟的机敏和巧于应付，宝玉不可能那么方便地私自外出；没有茗烟的支持和帮助，宝玉在大观园以外种种“离经叛道”的举动将寸步难行。曹雪芹塑造人物形象，善于运用“犯而不同”的艺术手法。兴儿对情节的推动作用很重要表现在尤二姐故事的发生当中，由于兴儿的评头论足、说长道短而使事情暴露，间接导致尤二姐惨死，作者不仅用这样的方式刻画人物形象，并通过人物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是故事发展顺理成章而具有特色。参考文献[1]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2]孔昭琪，马建国：《妙笔纵横闹书房—评<红楼梦>第九回“茗烟闹书房”》，《泰安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3]高时阔：《精明的小厮宝玉的知音—略论茗烟的“贼”》，《南都学坛》，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2004年第6期。[4] 视频《漫画宝黛钗》。[5]视频《周汝昌答疑红楼梦》。[6]视频《曹雪芹的生平与家世》。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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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论文研究

1、最容易的是可以就书中某一人物来写，通过其性格及行事作风和人物命运等剖析这个人物对故事发展的作用、与其他人物的交叉关系、作者的用意等等。或者以小见大，这个人物所影射的时代特征，包括伦理纲常和政治官场等。例如：《对<红楼梦>中薛蟠的多维视角解读》；《<红楼梦>中“二玉”与“二宝”的文化内涵》；《玉精神,兰气息——浅析<红楼梦>之妙玉》；《浅析<红楼梦>中史湘云形象》；《略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无心”》；《对“红楼梦”主要人物王熙凤的分析》2、《红楼梦》与当今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例如：《从红楼梦中学习企业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红楼梦》中的腐败蕴藏着会计文化影子》3、就书中某一点（可以很琐细），例如：《论<红楼梦>服饰文化审美意蕴》；《《红楼梦》中休闲活动的描写》;《《红楼梦》与中医药(之六) 林黛玉常服人参养荣丸》4、着眼于创作的手法、艺术特色、语言技巧、思想内涵等，例如：《《红楼梦》中“石头”意象的生命化倾向》；《从“黛玉葬花”看《红楼梦》中的意境创造》；《浅谈《红楼梦》中的女尊男卑思想》；《《红楼梦》中神话元素的创作笔法研究》；《文心雅韵与俗情俚语的结晶——浅析《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论《红楼梦》情节描写的对比艺术》5、做两部作品的对比研究，可以写得内容很多，但是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在另一本书上，例如：《《哈姆雷特》与《红楼梦》中的婚姻选择分析》；《论《金瓶梅》与《红楼梦》宗教书写的效用差异》；《红楼梦》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主人公爱情悲剧比较》；《“死亡”架构起的叙述——《红楼梦》与《喧哗与骚动》比较研究》；《《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悲剧意识的比较》。

红楼研究第一人胡适先生，后来就是红楼痴儒周汝昌先生。研究红楼无非是学术上的问题，为的是更好的还原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原貌。因为在康熙年间红楼梦因为有许多思想太前卫，涉及许多皇帝的私事，故被作为禁书。然而却又禁止不住，故皇帝派高鹗等御用文人去整编红楼梦，增删一些内容，来掩饰一些与皇帝利益冲突的内容。但是曹雪芹也留了一手，他在第五回写出个人判词隐晦的揭示了一些本该有的内容。高鹗心中也不愿删改，只是君命难为，过在许多地方将改过之处以一个标题带过来给后人研究留下线索，所以红楼梦中许多在标题上出现的内容在文中之子未提，或只言片面。故此研究红楼梦的秘密在于还原这一部伟大的巨作，并且那些被删改之处才是全书思想精华之所在。o

人们读《红楼梦》，常常有这样的体验：仿佛不是在读虚构的小说，而是在读一些曾经活过或还在活着的人们的心灵与事迹的实录。何其芳同志在《论<红楼梦>》中，有一段话，真切地描述了《红楼梦》的读者与书中人物发生关系的这种情形。我们少年时候，我们还没有读这部巨著的时候，就很可能听到某些年纪较大的人谈论它。他们常常谈论得那样热烈。我们不能不吃惊了，他们对它里面的人物和情节是那样熟悉，而且有时爆发了激烈的争辩，就如同在谈论他们的邻居或亲戚，一如同为了什么和他们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事情而争辩一样。这种情形颇为令人寻味。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本来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是作家的创造物。然而有时候，文学艺术的创造物竟然与客观现实生活取得某种同一性或统一性，读者把文艺作品中的人物看作生活中实有的、具有客观实在的认识价值的对象。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样产生的呢?一般说，这是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在起作用。因为作品写得如实、逼真，就能使读者在意象中与艺术形象目接神交，如对生人。不但《红楼梦》，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创造，都是凭借着艺术形象的真实性而打动读者，达到艺术形象、实际生活、读者感受这三者之间的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与互相转化的。但我们还应再深入一步探究一下，现实主义形象的真实性，在艺术表现上最主要的标志是什么?我以为，那就是形象的客观性。只有那些不带作者的主观随意性而具有客观的生活具体性的形象，才能被称为现实主义的真实的形象。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区别于非现实主义(例如浪漫主义)艺术创造的主要特点，就在形象的客观性上。现实主义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既主要表现为形象的客观性，又依存于形象的客观性。对于现实主义艺术创造来说，失去了形象的客观性，也就失去了形象的真实性。如果说形象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艺术的生命的话，那么形象的客观性就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生命。因此，形象的客观性应该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的一个课题。《红楼梦》是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的一份至为博大渊深的教材。《红楼梦》在人物形象的物质可感性、客观可信性上所达到的卓越成就，是文学史上罕见的，是举世公认的。正是通过形象的客观性这个媒介，万万千千的读者情不自禁地同《红楼梦》中的人物发生这样那样的精神交感以致言行交通的关系，在阅读、研究和日常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在读者的感受中实现了观念形态的这部作品与物质形态的社会生活的统一

合理，因为作品写得如实、逼真，就能使读者在意象中与艺术形象目接神交，如对生人。不但《红楼梦》，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创术创作

红楼梦红学研究论文

“百年红楼梦”论文，都是一些专家写的~~~

论对《红楼梦》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其实，对《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回顾自《红楼梦》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红楼梦》，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红楼梦》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红楼梦》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红楼梦》。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红楼梦》，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红楼梦》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才谈得解释《红楼梦》，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红楼梦》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读者不同；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红楼梦》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以此，我们可以对《红楼梦》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红楼梦》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红楼梦》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红楼梦》，《红楼梦》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红楼梦》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的领悟给予了《红楼梦》，阅读者也从阅读《红楼梦》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总之，对《红楼梦》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红楼梦》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的批评者力图同《红楼梦》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红楼梦》之外对《红楼梦》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红楼梦》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红楼梦》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红楼梦》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红楼梦》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红楼梦》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红楼梦》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红楼梦》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当然，阐释《红楼梦》，《红楼梦》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红楼梦》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红楼梦》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红楼梦》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红楼梦》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红楼梦》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锦瑟》，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红楼梦》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红楼梦》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红楼梦》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红楼梦》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红楼梦》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从阐释学的观点看，《红楼梦》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红楼梦》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红楼梦》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的释读，而《红楼梦》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因此说，对《红楼梦》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红楼梦》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文子，访德篇》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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