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定,看佛学辞典的定义就知道:止心于一境,不使散动,曰定。心性之作用也。有二类:一生得之散定,二修得之禅定。修得之禅定者,为色界无色界心地之作用,必勤行修习而得之者也。如三学中之定学,六度中之禅定波罗蜜,即指修得之禅定。梵名三摩地,译言定,或等。等持者,平等保持心性之义也。个人体验,无论行立坐卧,均可以得定。80年代,在下曾学过气功,会打坐,能入定。90年代,学念佛,也有念佛得定的情况,后来结婚建立家庭,得定的情况就少了,这也说明依戒得定确实是真理。入定的体验难以直接描述,只能说两件实例:其一,1988年,上大学期间,有一天上午,我感觉身体有些不适,遂逃课上山欲练气功,在一树下,背风而立,观看远处时,突然有气往下沉之感,我知道要入定了,遂不作任何思想,任运自然,低眉垂目,站在那里约有半小时之久,周围微风轻拂,风吹草响,任何微细的响动了然于心,而身心不为所动。如果不是有意要出定,恐怕能站上更长的时间。其二,我祖父早逝,父亲是遗腹子,父母亲经常梦见穿长衫人,疑为祖父求超脱。我从1989年起学净土宗念佛法门。1990年春节,按农村习俗,要看祖坟。我想趁机为祖父念佛,于是在坟上静心,念起佛号,不经意间,佛号起处,契入定中,一念即有十来分钟,十来分钟只念了一句佛号,历历在心,清清楚楚。如果不是有人喊叫要走,相信此定可以维持更久。由此,我印证了一个道理,一念,并非一句,也并非一直念,而是真真切切只有一念,时间长短没有固定的。这些体验,仅为个人体验,目前还没有任何善知识为之印证,我自己绝不敢作为圣解,也请楼主及观者勿作圣解。2、关于法器方面的知识,有一本《佛教器物简介》的书,可以参考。下面摘录一些:法器又称为佛器、佛具、法具或道具。就广义而言,凡是在佛教寺院内,所有庄严佛坛,以及用于祈请、修法、供养、法会等各类佛事的器具,或是佛教徒所携带的念珠,乃至锡杖等修行用的资具,都可称之为法器。就内义而言,凡供养诸佛、庄严道场、修证佛法,以实践圆成佛道的资具,即为法器。法器的种类十分的繁多,而各种法器的用途、型制、大小也差异极大,因此在不同的时空因缘中,也产生了许多的变化。即使是相同名称的法器,也因为时代、国家区域乃至宗教的不同,而在形式、材料及制作方法上,有极大的差异。在佛教的工艺美术中,也往往都是以法器为代表。法器如果以用途来区分,一般大约可分为庄严具、供佛器、报时器、容置器、携行器及密教法器等六种。但在本书中,为了使读者能更深切的了解这些法器,所以将之分为八种,做更为细密的分类。其中,除了分出禅门的特别法器之外,再从密教法器中,分出藏密使用的特别的法器,如此一来,读者将更能了解这些法器的原貌及运用情形。这八种法器的分类如下:一、庄严道场的佛具:这是指庄严佛堂、坛城、道场的器具,包括:佛坛、须弥坛、幡、盖、经幢等物。二、供养用的佛具:这是指日常以供养诸佛菩萨本尊的器具,包括:灯、华、香、香炉、衣(左示右戒)、阏伽器等。三、梵呗赞诵用的法器:用于寺院日常行事或临时集会敲鸣用的器具,及唱诵、法会及各种仪式中领众之用。包括木鱼、钟、鼓、磬、云板等。四、古代比丘生活用器具:此类用品为古代大乘比丘随身所持及生活中所用的器具,包括:钵、三衣、澡豆、头巾、手巾、齿木、滤水囊、念珠等。五、禅门的法器:此类是指禅门中,除了生活上的实用性之外,亦常为禅师悟入学人的器具,如:拂子、如意、竹篦、蒲团等。六、置物用的法器:此类法具指可收藏或装置修行用的器具,如:佛龛、舍利塔、经箱、戒体箱等。七、密教的法器:此类法器指密教修法时经常使用之法器,包括曼荼罗、金刚铃、金刚杵、法螺、护摩器具等。八、藏密特别的法器:此类法器是指西藏密教中特别的法器,如:唐卡、哈达、食子、八吉祥、七宝、颅器、嘎乌等。法器其实是实践佛道的器物,同时也是实践佛教礼仪与佛法生活的器具,是与修行相合为一的。因此,法器除了在佛教工具艺术上,有著极高的价值之外。对于修行者而言最重要的当然是要体会法器的内在精神,而应用于佛法的修行上,以实践圆满的佛道,这才是法器真正要展现的风貌。佛教的法器,又称为“佛器”、“佛具”、“道具”、“法具”。举凡佛坛,用于祈祷、修法、供养、法会等各类佛事,乃至行者所携行之念珠、锡杖等修道之资具,统称为法器。在《华严经》(入法界品·宝髻长者章)中说:“如诸菩萨得不思议功德宝藏,乃至修无分别功德道具。”又<观自在章>云:“善财作如是念:善知识者,至一切智,助道之具。”在《中阿含经》中说:“所蓄物可资身进道者,即是增长善法之具。”而在《菩萨戒经》也说:“资生顺道之具。”《禅林象器笺》卷十九中也说:“凡三衣什物,一切资助进道之身物,具名为道具。”法器的内容依诸书所记,并不一定,但一般均将修行修法等所用的器物类,称为“法具”或“佛具”。依《古事类苑》<宗教部>所记载,古称之道具,即三衣六物、独钴、如意、拂子、坐具等僧众所持的资具类,也称为僧具。而花瓶、火舍、香炉、灯台、斗帐、盖、花幔、幡、磬、铃、法螺、木鱼、铙、钹、金鼓、钟等物,则总称为佛器、佛具或法具。法器的种类非常繁多,其用途、大小、形状等各自不同;即使是同一名称的法器,也会因为制作材料、手法,或宗派、时代的差异,而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如果以法器的用途来分类,一般约略可以分为庄严道场的佛具、供养佛菩萨的法器、梵呗法器、置物用的法器等六种。(1)庄严道场的佛具,如:幡、天盖、伞盖、宝幢等,可以用来庄严佛堂道场之器物。(2)供养佛菩萨的法器,例如香花、香炉、灯笼、净瓶、衣(祴)等可用作日常勤行供养之器具。(3)梵呗赞诵的法器,例如钟、鼓、磬、木鱼、云版等,可供寺院日常行事或临时集会之敲鸣用,或于唱诵、法会、仪式中领众之用。(4)置物用的法具,如:舍利容器、经箱、经箧、戒体箱等,可收藏或装置有关习道之器具者。(5)古代比丘生活器具,指古代大乘比丘生活中必需之物,如:钵、锡杖、如意、尘尾、拂子、念珠等日常随身所持之物。钵为比丘游化乞食所用,依个人食量差异而有不同大小,材质则以铁钵、瓦钵为主。锡杖则是为了托钵时避免打扰施主,而于门口振锡,代替敲门。锡杖之杖头为金属所制之轮状宝珠形,其间有数环相接,振之即相撞鸣,僧侣持之,既为圣智威仪之表帜,且可于荒野行脚时,振动警觉,驱遗毒蛇等物。(6)密教的法器,包括了修法、灌顶及护摩时所用之法器。例如羯磨杵、金刚杵、金刚铃、金刚盘、六器(火舍、阏伽器、涂香器、华鬘器、灯明器、饭食器),及结界所用之金刚橛。以上,总称为大坛具。羯磨金刚又称羯磨杵,亦单称羯磨,呈三钴十字之状。金刚杵有独钴杵、三钴杵、五钴杵、九钴杵等诸种,其各钴(股)形状或呈鬼面,或为人形,钴之上方则呈握状,可供行者手持之用。金刚铃亦有独钴铃、三钴铃、五钴铃之别;若将以上三种铃安置于塔顶宝珠形之上端,则称为塔铃、宝铃。金刚盘为修法时安置金刚杵、金刚铃等物者。此外,尚有藏密特别的法器,如:唐卡、食子、摩尼轮、八吉祥、七宝、曼达、嘎乌等。密教的法器,除了修法所用之外,由于其制作十分精美,亦常被视为艺术品珍藏。3、佛教经典的翻译,可以参阅《古今译经图记》和《续古今译经图记》,在大藏经里有。我国的译经事业,从东汉明帝的摩腾尊者开始,至唐朝开元年间的金刚智禅师止,之后就鲜有人敢贸然翻译经典。具体的翻译人和所翻译的经典名称,请看书,内容太多,不可能列举出来。
1、《论宗教对古代城邦的作用》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宗教》1986年第 期全文复印)2、《关于历史上黄金时代理想及其历史观的类比考察》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90年第1期3、《对吐蕃宗教方位观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4、《藏传佛教对于死亡的伟大实践》(翻译)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第3期5、《藏族乌龟神话及其神秘主义宇宙论散议》 《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第一作者)6、《关于如莱杰的身世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初探》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二作者)7、《藏族死亡观念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8、《神奇的藏密瑜伽——中阴静修法》(编译) 《气功与科学》1992年第4期9、《“旺支” 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10、《藏族苯教神话及其象征思维概述》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11、《论宗教神灵系统的结构——一个宗教历史学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学》1995年第2期全文转载)12、《关于黄金时代理想的再评价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13、《〈格萨尔王传〉中的三元象征观念解析》 《西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14、《玛桑格萨尔王及其相关氏族杂考》 《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获陕西省第5届(1998)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15、《锅、饮食、王权——〈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16、《印度教神秘主义及其宗教实践方式》《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4期17、《中国建木神话的体系及其渊源考——兼论与印度神话的关系》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18、《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19、《论宇宙原生物解体神话的程式主题及其内在意蕴》 《西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二作者)20、《适应与变迁——藏族传统文化观与现代文化观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 (《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 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全文复印转载 )21、《敦煌写本(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22、《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与特征》 《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2年第5期论点摘编)23、《藏族史学的起源与早期特色》 《西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4、《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3/4期。(《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论点摘编)25、《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3年第2期论点摘编)26、《西藏宗教与民间习俗中的象征主义人类学》《西藏研究》2003年第1期。27、《伏藏著作在藏族史学发展史上的史学价值与地位》《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28、《俄木隆仁与古尔——关于藏族苯教思想源流与波斯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29、《汉藏史学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4年第10期全文复印转载)30、《摩尼教二元论对藏族本教及纳西东巴教的影响》《西藏研究》2004年第4期31、西藏农村家庭中的宗教空间及神灵体系,《纪念柳升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2月。32 元明时期西藏综合体史书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33、试论苯教的宗教性质及与藏区民间宗教的关系,《西藏研究》,2006年第4期。古代西藏苯教制度化过程考析,《民族学报》(台湾),2006年,第25期。35、唐九宫算、藏族九宫历以及纳西族巴格图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36、唐卡绘画中的曼陀罗图式与西藏宗教造像学象征的渊源,《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37、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2008年第2期全文转载,论文全文还收录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一书中)。38、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39、藏族传统宗教中的灵魂观念与祖先崇拜,《西藏研究》,2007年第3期。西藏宗教中的替罪羊观念及侣贡杰布仪式,《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4期。41、Textual discourses and behavior criterion: The historiographic significance of Tibetan biographies of the religious figures,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Number2-June, 、从我国现当代藏族史学研究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2期“学术专栏”195页转载)。43、代洛囊达——西藏民间的还阳故事与相关文本,《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藏传佛教本地化及其早期特点,《西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45、藏区民间宗教信仰的地方组织及其社会性,《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46、敦煌吐蕃文献中的早期苯教神灵体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47、藏区乡村和民间社会中的巫师,《世界宗教研究》(第一作者),2009年第3期。48、藏族苯教的驱魔仪式“垛”及其对民间的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49、西藏民间宗教中的“山神”——希达、念、赞神关系考析,《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50、简论清代学者贡布嘉撰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5期。51、语言中的神圣意义——维特根斯坦与福柯思想对现代宗教语言哲学的启示(第一作者),《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艺术、宗教和哲学都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其中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经常探讨的问题。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艺术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摘要:自然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通过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必需品;自然世界又是有约束性和缺陷性的,人类在生活的世界中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便诉诸于精神的手段来弥补现实或者更好的理解享受现实。而在精神世界中人类的心灵是最真实且自由的,它能从感性现实和有限世界中解脱出来,使纯然外在的、感性的、可消逝的东西与纯粹思想归于调和,也就是说,使自然和有限现实与理解事物的思想所具有的无限自由归于调和。其中,艺术、宗教和哲学便是人类心灵最得意的产物。
关键词:艺术与宗教;哲学;关系
一、艺术与宗教、哲学的统一性
艺术、宗教和哲学都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这三者作为心灵系统中的不同文本,共同构筑了这个系统的整体意义。艺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出来;宗教离开艺术的客体性相转而把内在的主体性呈现于观念;哲学则用自由思考去掌握和理解原来在宗教里只是主体情感和观念的内容。也可以说,通感是艺术的创作源泉,神秘感是宗教形成的始点和宗教传达的发端,崇高感是哲学世界的一个属性。宗教与哲学作为梳理过的系统化、理论化和规范化的体系,与感性的艺术似乎是相抵触的,事实却是,三者之间虽然有相互制约的成分,但也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的,尤其是充满活性和不确定性的艺术更是游离于宗教和哲学之间。
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一)艺术活动中的宗教神秘性
1.音乐舞蹈中的宗教
从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开始,即艺术与宗教均处于萌芽状态时,二者即发生着联系。大部分的艺术形式诸如音乐、舞蹈、雕塑、绘画、陶器等都会用来表现某种神秘的神性控制,并用于原始宗教的仪式当中。据我国著名的东方美学大师、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先生考证,舞与巫原同一字,可见原始歌舞和巫术仪式紧密相关,这在今天一些少数民族重大节日中也有反映。从音乐来看,有用于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的宗教歌曲和宗教音乐,如道教的斋醮乐,佛教的唱经乐等。
2.美术与雕塑中的宗教
诸如尼日利亚头雕、拉斯科洞穴岩画、青海陶盆、广西花山岩壁画等等这些人类早期的造型艺术作品也大多是出于巫术目的或带有宗教色彩而创作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艺术仍然参与宗教活动,
(二)宗教为艺术提供了宗教题材和内容。
宗教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不可争辩的因素。在中国,宗教 文化 一方面直接促成了传统戏曲与古典小说的创作,如观音戏和《西游记》;另一方面也哺育了大量雕塑、壁画和建筑艺术,如上文提及的麦积山和我国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大同等举世闻名的石雕壁画等都是因佛教的广泛传播造成的。宗教同时也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美学家蒋勋就特别推崇禅宗精神对于中国绘画风格的影响,他认为禅宗在绘画上启发了笔简形具之创作,以气韵为主的禅画由之兴起。
虽然宗教与艺术有亲缘关系,但是宗教也有疏离艺术的一面,其根本原因是宗教信仰赖以发生的虔诚心理不能容纳艺术创作必需的自由创造精神。其具体表现一是宗教戒律和宗教禁欲主义遏制了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二是被宗教提倡的理性思辨阻碍了艺术思维的发展,宗教把艺术限于宗教规定的范围和样式中,阻碍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争鸣和创新,窒息了艺术发展的活力。藏传佛教中以“三经一疏”来保证唐卡作品在宗教功用上的质量,虽然此举保证了佛画的正确性、规范性,但也因此而约束了唐卡的创造性活力,使得千百年来的唐卡在题材、内容、形式上都发展缓慢。
三、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哲学的智慧不仅仅是教人思维的途径和 方法 ,还是使人自觉到思维的本性、掌握思想运动的逻辑,从而探求真理性的认识。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为特性,来把握和反映世界,表示对世界和自身及二者关系看法的一种特殊方式。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哲学有艺术的客体性相,固然已经把艺术的外在的感性因素抛开,但是在抛开之前,哲学已把这种感性因素转化为最高形式的客观事物,即转化为思想的形式。艺术与哲学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艺术因哲学而更伟大”和“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重要途径”。艺术与哲学的相互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也是不言而喻的。从“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等这些,就能深刻反映出两者的密切关系。
“艺术因哲学而伟大”。艺术家们或多或少都会在艺术作品中渗透着、寄寓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哲学范畴的东西,而作品本身所发出的哲学讯号也成为评判、赏析作品的重要依据。先秦诸子 散文 在历经焚书坑儒这样的灾难之后仍不断传抄记诵几千年,成为历朝历代文学家顶礼膜拜的对象,除了政治因素外, 文章 自身所体现出的伟大哲学思想是其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宋代哲学思想中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许多艺术形式追求空灵、含蓄、自然、平淡。
四、结语
在艺术与宗教和哲学三者的差异中,不同或抵触的最为彰显的大概首推艺术。然而,与此同时,似乎最不容易产生抵触、最具包容性的也是艺术。恰恰是艺术允许人类保留了自身最本质的真诚和真实。同时,宗教派别间的交相矛盾与抵触乃至冲突,以及哲学严格意义上的难以界定,我们会发现感性的直觉判定和坚持反而会成为最后的莫名的却是坚定的支撑。艺术秉着根植于人的心灵的真诚与真实感受却可以在人类的每一个新阶段凌驾于一切已知的触手可摸的真谛之上,并开辟出通向另一个真谛的道路。归根结底,人类是依赖感性在寻找,承担着理性。
论艺术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
摘要:矛盾的解决在于通过自由理性思考发现对立的两个方面之间的普遍性,扬弃各自的片面性,最终达成二者的和谐与统一。艺术和宗教看似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而哲学通过自由的思考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了。
“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里,最高真理,绝对,和神是一回事。”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三个层面——精神哲学上,黑格尔又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绝对理念是不受限制的绝对精神,它是一种思想活动,可以独立存在;它是上帝,黑格尔把____的神转变为精神,具有基督____精神是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这些形式的分别伏源于绝对心灵这概念本身。心灵是自在自为的,它不是一种和客观世界对立的抽象的东西,它是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本质的那种有限的事物,因此它本身也是本质的和绝对的有限事物。这种认识的第一种形式是一种直接的也就是感性的认识,一种对客观事物本身的形式和形状的认识,在这种认识里绝对理念成为观照与感觉的对象。第二种形式是想象(或表象的)意识,最后第三种形式是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
由此可见,艺术,宗教,哲学是属于绝对精神层面的三个阶段,三种方式,而艺术进入到哲学的过程,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如精神否定自然,自然成为精神的对象那样(精神一边否定自然,一边把自然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是第一次否定,这时的精神又否定自身,变成了一个具象的精神,精神不断否定自己,又回到自己,而这时的自己和最初的自己是不同的),艺术是理性的感性显现,是艺术家用感性形象化的形式将真实也就是心灵显现出来。然而,艺术却不是显现真实的最高形式,人类认识真理过程就是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过程。人们都不会满足于现实,总会提出一个又一个目标,每个人都有永远达不到的理想。社会学家马斯洛曾提出人的五种需要,而需要的重要性与它们未被满足的程度有关,低层次的需要被较好地满足后,高层次的需求就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后进而会追求社交需求,在此之后就进入到宗教的需求。心灵通过不断否定自己而得到满足。可见艺术本身还有一种局限,因此要超越这种局限而达到更多的认识形式。所以,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终结,因为艺术完满地表达出供观照的形象后,心灵就产生出更高层面的需要,因而朝着更远方向瞭望的心灵就不满足于这种客体性的表达而转向于内心生活的思辨,朝着宗教,哲学发展。所以如果说艺术是心灵的感性形象显现,那么宗教则是在这种感性形象化上加上了虔诚态度,也就是有客观的外向化的显现转入内心的思考,客体突破了客体事物本身似乎变成了内心自己的东西,成为内心思辨的产物。在这个程度上,感性观照的对象被宗教否定,摆脱了客观性相,形而上变为主体情感和观念的内容,成为膜拜者的虔诚心情。宗教是对艺术的否定,而最高级的认识形式——哲学,又否定了宗教侧重主体意识的片面性,通过自由思考把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都统一起来,人们就是通过不断地否定之否定,最终真正认识到理念。
艺术家否定自然并且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感情对象,成为自己心灵的一部分,然后将真实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再现出来。“感性关照的形式是艺术的特征,因为艺术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而这感性形象化在它的这种显现本身里就有一种叫高深的意义。因为正式这概念与个别的现象的统一才是美的本质和通过艺术所进行的美的创造的本质。这种统一固然不仅靠感性的外在事物,而且也靠观念因素。”
哲学用思想表达思维,艺术用感性形式表达思想。概念是思想以抽象形式表达出来的产物,思想的外化。意识决定环境,事物是存在的,关键看人们怎么看它。对黑格尔来说,艺术表达的内容就是思想,是心灵;精神是思想的外化,是理性的感性形式。
艺术作品可以表达精神,表达神圣的真理。“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的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形之下,还必须说,艺术既以真实,即心灵,为其特有的对象,它就不能通过个别的事物本身,来产生对这种现象的关照。艺术家们替希腊民族建立了关于神的 事迹 ,生活和影响的明确观念,因此也就是替他们建立了明确的宗教内容。”
在这一阶段,艺术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紧密联系,和当时的思潮息息相关。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艺术与民族,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密切相连。所以,艺术表达的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是民族心灵的感性表现。东方民族性格温和,强调与自然和谐的境界,所以东方的艺术作品大都讲求意境,充满含蓄神秘的理性韵味,而西方讲求和自然的冲突以及冒险精神,其作品不乏对人体的赞美,强调人的主体作用,所以古典绘画中,风景多是作为肖像的背景出现。又比如服装,东方的服装讲求含蓄,与自然合二为一,所以东方的服装以宽松的包裹式为特征;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标榜人性的复归,其服装有强烈的性别对立意识,将人体廓型夸张的表现出来,所以西方服装以立体为其特征。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用艺术的形式把他们心里酝酿的东西表现出来。所以无论是一流的艺术形式——音乐,绘画以及雕塑,还是二流的艺术形式——文学作品,我们都可以从中读出作者的心路历程。也许有人会质疑,古代的艺术都是从属于宗教或者封建王权,为了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作者在创作艺术作品(特别是我们所见的闻名于世的传世名作)的过程中并不是纯粹的描摹,客观事物首先会经过作者的构思,作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创作作品,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我们看到的传名画的肖像,实际是作者把心中的形象通过精湛的技法提供给观众观照。达芬奇用《蒙娜丽莎的微笑》把人文主义的概念表达出来;巴洛克艺术大师贝尼尼的作品尽管多数为教堂,君主服务,但是他的作品不是纯粹的照猫画虎,他 雕刻 出的是自己心中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和大主教;当代中国著名画家张林海的作品充满了不安,忧郁的情绪,这和他早年的不幸经历有很大程度上的联系,他把早年经历的痛苦和因此产生的悲观情绪融入到其创作之中了。因此,艺术是心灵的感性显现,而飘忽不定的不是艺术只能作为噱头,吸人眼珠。比如现代走红的网络名人,通过卖丑,用自己的夸张的滑稽行为取悦观众,用诸如绯闻,“曝光”黑幕之类的行为来使自己走红,这不是艺术,我们只能说这种行为亵渎了艺术。
“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这种从艺术转到宗教的进展可以说成这样:艺术只是宗教意识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如果艺术作品以感性方式使真实,即心灵,成为对象,把绝对的这种形式作为适合它的形式,那么,宗教就在这上面加上虔诚态度,即内心生活所特有的对绝对对象的态度。虔诚态度是教众崇拜的最纯粹最内在最主体的形式,在这种崇拜里客体性相好像被吞食消化了,客体性相的内容脱离了客体性相本身而变成了心胸情绪所特有的东西。” 佛教所说的宗教是分开来讲的,宗,教二者并举偏重指代禅宗的“见性明心”,“顿悟圆修”;而今天广泛使用的“宗教”来自拉丁文religio,其原意是“小心翼翼”,“认真考虑”,用来指涉神灵崇拜上的严肃认真。因此,在西方的拉丁语时代,宗教就是人对神的敬仰和崇拜以及神人之间存在某种沟通的意思;而在古代汉语中“宗”的本意是尊祖庙,“教”的本意是教化。从神学的角度看,宗教被视为与神圣真实体验深刻的相遇,是人与那种神圣力量的独特关系。弗洛伊徳认为宗教出自一种自欺欺人的心里机制,人民借以控制自己的无助感,对犯罪行为的恐惧以及性的能量。综上所述,宗教不仅作为一整套公认的社会形态对人格的发展产生作用;而且,宗教作为人类的精神活动,本身亦反映了人类追求人格完善与心灵升华的倾向。
无论东西方,宗教都寄托了人们心中的虔诚的崇敬感情。在这里,宗教使心灵抛弃了纯粹的客观的感性形象化的形式,形而上为一种虔诚的感情,一种内心思辨的观念。应该说,思想在这层面更纯粹,更抽象了。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观点同中国佛教的“宇宙心”的观念和陆王的“心学”比较相似。佛教的最终目的是引人成佛,讲求万物皆空,一切事物都是虚幻的,只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真的,它才存在;个人的心和宇宙的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非有非无”的,在一个层次做出的论断,到下一个更高的层次又予以否定。所以发展至禅宗,讲求顿悟,用“去”领悟,从有到无,最终超越,达到顿悟。而陆九渊认为“心即是理”,陆王二人对于佛教的观点进一步做了强调,又结合了儒家的观点,对于“致知格物”的观点强调人的良知通过匡正自己行动实践而得到延展。而“致知,格物”都需要真诚,所以要“正心”。可见,思想到了这一层面抛弃了客观的表现形式,真正上升到心绪的活动上了,因此宗教是理性思考的产物。
“最后,绝对心灵的第三种形式就是哲学。我们必须把自由思考看做这种最纯粹的知识形式,哲学用这种自由思考把和宗教同重要的内容提供给意识,因而成为一种最富于心灵性的修养,用思考去掌握和理解原来在宗教里只是主题情感和观念的内容。这样,艺术和宗教这两方面在哲学里统一起来了:一方面哲学有艺术的客体性相,固然已经把它的外在的感性因素抛开,抛开前它已把这种感性因素转化为最高形式的客观事物,及转化为思想的形式;另一方面,哲学有宗教的主体项,这种主体经过净化,变成思考的主体性了。”
思想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主体就是整体。只有借取消这种自身以内的否定,生命才能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因此,主体就是整体,要克服一切缺陷,把观念变为现实,生命通过否定才能变成肯定积极的存在。绝对精神的最后一个层面就是自由的思考,然而自由和满足时刻存在着独立和冲突。一方面主体受到道德,法律的约束,一方面,主体又有主观情感,欲望,所以主体不能完全自由地活动于天地之间,随心所欲。正如陆王学派认为的,人人都有良知,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正确与否,但是人们之所以明知故犯,是私欲的缘故,所以人的良知只能通过匡正自己的行动实践而得到延伸。
结论:
哲学是科学之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把同宗教同样重要的思辨精神提供给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它没有否定艺术,通过否定宗教之于对艺术的否定,把客体的感性因素转化为最高形式的客观事物,而主体的精神否定自然,并且将其内化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后,再次通过否定回到自身的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主体了,它经过心绪的思考净化,变成了思考的,具象的主体了,这个过程就是艺术和宗教在哲学里经过自由思考统一起来的过程。
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论文
摘 要:宗教、艺术、哲学溯起起源都是相同门类,三者都属于思想领域,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相互影响也相互促进。本文主要从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和艺术与宗教的关系来浅析艺术、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关键词:艺术;哲学;宗教;关系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4-0079-01
一、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艺术与哲学关系密切。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带普遍性的根本规律。哲学代表着人类理性的最高形式,艺术代表着人类感性的最高形式,它们一道构成了人类精神王国的两座高峰。
哲学主要通过美学这一中介对艺术产生影响。反之,艺术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特殊方式体现一定的哲学思想。黑格尔的美学更多是艺术史方面的内容,由各类艺术的历史学描述涉及了心理本体的对应物,那物态化的时代精神。黑格尔更是干脆将美学称之为“艺术哲学”明确指出美学在艺术与哲学之间的桥梁作用。
(一)艺术家与哲学的关系
艺术家从事创作活动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特定哲学思想的影响,并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李白的审美理想,深受庄子美学推崇天然之美的思想影响,他不但大力倡导“自然”、“清真”的风格,赞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然之美,并且自觉地把这种美学境界作为毕生的追求,他那些传诵千古的佳作,往往也是最富于天然之美的诗篇。(二)艺术作品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对艺术家产生影响,因而对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也产生很大影响。如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作品,深受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戈尔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成为影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的代表作品。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也都是在近乎荒诞的情节中,蕴含着强烈的哲理性。
(三)艺术潮流的形成与哲学的关系
艺术潮流的形成也和哲学有很大的关系。如,作为现代主义文艺的重要流派之一的超现实主义,就是以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伯格森的直觉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可以说,各种艺术思潮总是与一定的哲学观相联系,具有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
因此,哲学对艺术的影响也是相对的。同时,艺术可以启迪哲学家的思维,艺术作品可以传播特定的哲学思想。哲学对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渗透,反过来,艺术也扩大和深化着特定的哲学流派和思潮的的影响。
二、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艺术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是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黑格尔认为,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想像,在这种情形之下,艺术确实在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事实上,不仅宗教利用艺术,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宗教,宗教思想对艺术思维、观念和表达方式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艺术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
(一)从起源上看,原始宗教是艺术起源的摇篮
艺术与宗教,在起源中就有紧密地联系,今天看来属于艺术活动的东西,在当时却主要是一种巫术或宗教活动,而不是单纯的审美活动。如果说我们在分析艺术的社会根源时曾经表明,艺术植根于人们的豪放不拘的创造性活动,植根于人们的才能、本领、和知识的施展和应用,那么巫术乃至整个宗教的根源则应当到人类实践的局限性中,到人们的不自由中,到人们对统治他们的自发力量的依赖性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原始巫术和宗教对原始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巨大催化和推动作用,成为艺术起源的直接的、生生不息的重要动源。
(二)从 思维方式 上看,宗教和艺术都运用想像和幻想来把握世界
丰富的想像和幻想,是艺术思维的重要特点。艺术创作的整个思维活动,都是在想像和幻想之中进行的,离开了艺术的想像活动,艺术形象就无从存在。为此,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像”。宗教和艺术两种思维方式在运用想像和幻想把握世界时,具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才使它们在对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中,产生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现象,使宗教中融入了艺术因素,艺术中存在着宗教因素。
(三)从探究的对象看,宗教与艺术都注重对人的研究
文学艺术是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因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和本体,文学艺术要反映社会生活,必然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自己反映的对象。宗教的探究对象,说到底也是人,是对人灵魂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究。
总之,艺术、宗教和哲学作为心灵系统中的不同文本,共同构筑了这个系统的整体意义。三者间虽然有相互制约的成分,但也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的,尤其是充满活性和不确定性的艺术更是游离于宗教和哲学之间。艺术与哲学和宗教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
参考文献:
[1]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艺术、宗教和哲学都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这三者作为心灵系统中的不同文本,共同构筑了这个系统的整体意义。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艺术与哲学关系的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自然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通过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必需品;自然世界又是有约束性和缺陷性的,人类在生活的世界中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便诉诸于精神的手段来弥补现实或者更好的理解享受现实。而在精神世界中人类的心灵是最真实且自由的,它能从感性现实和有限世界中解脱出来,使纯然外在的、感性的、可消逝的东西与纯粹思想归于调和,也就是说,使自然和有限现实与理解事物的思想所具有的无限自由归于调和。其中,艺术、宗教和哲学便是人类心灵最得意的产物。
关键词:艺术与宗教;哲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1
一、艺术与宗教、哲学的统一性
艺术、宗教和哲学都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这三者作为心灵系统中的不同文本,共同构筑了这个系统的整体意义。艺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出来;宗教离开艺术的客体性相转而把内在的主体性呈现于观念;哲学则用自由思考去掌握和理解原来在宗教里只是主体情感和观念的内容。也可以说,通感是艺术的创作源泉,神秘感是宗教形成的始点和宗教传达的发端,崇高感是哲学世界的一个属性。宗教与哲学作为梳理过的系统化、理论化和规范化的体系,与感性的艺术似乎是相抵触的,事实却是,三者之间虽然有相互制约的成分,但也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的,尤其是充满活性和不确定性的艺术更是游离于宗教和哲学之间。
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一)艺术活动中的宗教神秘性
1.音乐舞蹈中的宗教
从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开始,即艺术与宗教均处于萌芽状态时,二者即发生着联系。大部分的艺术形式诸如音乐、舞蹈、雕塑、绘画、陶器等都会用来表现某种神秘的神性控制,并用于原始宗教的仪式当中。据我国著名的东方美学大师、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先生考证,舞与巫原同一字,可见原始歌舞和巫术仪式紧密相关,这在今天一些少数民族重大节日中也有反映。从音乐来看,有用于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的宗教歌曲和宗教音乐,如道教的斋醮乐,佛教的唱经乐等。
2.美术与雕塑中的宗教
诸如尼日利亚头雕、拉斯科洞穴岩画、青海陶盆、广西花山岩壁画等等这些人类早期的造型艺术作品也大多是出于巫术目的或带有宗教色彩而创作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艺术仍然参与宗教活动,
(二)宗教为艺术提供了宗教题材和内容。
宗教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不可争辩的因素。在中国,宗教 文化 一方面直接促成了传统戏曲与古典小说的创作,如观音戏和《西游记》;另一方面也哺育了大量雕塑、壁画和建筑艺术,如上文提及的麦积山和我国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大同等举世闻名的石雕壁画等都是因佛教的广泛传播造成的。宗教同时也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美学家蒋勋就特别推崇禅宗精神对于中国绘画风格的影响,他认为禅宗在绘画上启发了笔简形具之创作,以气韵为主的禅画由之兴起。
虽然宗教与艺术有亲缘关系,但是宗教也有疏离艺术的一面,其根本原因是宗教信仰赖以发生的虔诚心理不能容纳艺术创作必需的自由创造精神。其具体表现一是宗教戒律和宗教禁欲主义遏制了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二是被宗教提倡的理性思辨阻碍了艺术思维的发展,宗教把艺术限于宗教规定的范围和样式中,阻碍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争鸣和创新,窒息了艺术发展的活力。藏传佛教中以“三经一疏”来保证唐卡作品在宗教功用上的质量,虽然此举保证了佛画的正确性、规范性,但也因此而约束了唐卡的创造性活力,使得千百年来的唐卡在题材、内容、形式上都发展缓慢。
三、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哲学的智慧不仅仅是教人思维的途径和 方法 ,还是使人自觉到思维的本性、掌握思想运动的逻辑,从而探求真理性的认识。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为特性,来把握和反映世界,表示对世界和自身及二者关系看法的一种特殊方式。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哲学有艺术的客体性相,固然已经把艺术的外在的感性因素抛开,但是在抛开之前,哲学已把这种感性因素转化为最高形式的客观事物,即转化为思想的形式。艺术与哲学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艺术因哲学而更伟大”和“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重要途径”。艺术与哲学的相互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也是不言而喻的。从“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等这些,就能深刻反映出两者的密切关系。
“艺术因哲学而伟大”。艺术家们或多或少都会在艺术作品中渗透着、寄寓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哲学范畴的东西,而作品本身所发出的哲学讯号也成为评判、赏析作品的重要依据。先秦诸子 散文 在历经焚书坑儒这样的灾难之后仍不断传抄记诵几千年,成为历朝历代文学家顶礼膜拜的对象,除了政治因素外,文章自身所体现出的伟大哲学思想是其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宋代哲学思想中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许多艺术形式追求空灵、含蓄、自然、平淡。
四、结语
在艺术与宗教和哲学三者的差异中,不同或抵触的最为彰显的大概首推艺术。然而,与此同时,似乎最不容易产生抵触、最具包容性的也是艺术。恰恰是艺术允许人类保留了自身最本质的真诚和真实。同时,宗教派别间的交相矛盾与抵触乃至冲突,以及哲学严格意义上的难以界定,我们会发现感性的直觉判定和坚持反而会成为最后的莫名的却是坚定的支撑。艺术秉着根植于人的心灵的真诚与真实感受却可以在人类的每一个新阶段凌驾于一切已知的触手可摸的真谛之上,并开辟出通向另一个真谛的道路。归根结底,人类是依赖感性在寻找,承担着理性。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蒋勋.《大乘思想影响中国佛教艺术》.《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3]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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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对藏族民居特征的影响优秀论文
甘孜的土筑平顶中掺合一定的牛粪作为调合料,而巴塘地则用白泥、锈石、青桐叶汁等掺合其中,相当特别。康巴地区的传统民居建筑特点是:平顶、墙体厚实、内框架均采用柱顶梁结构形式,一般是多层建筑,底层均用以关牲畜,顶层堆放草料,楼下不开窗,楼上开小窗。注重檐、门、窗的装饰,火塘或厨房一般都在一楼居室,厕所在楼层居室附近设外露吊脚高厕,设有独立的经堂。[1]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人往往会显得特别渺小,凡是去过那些地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以道孚依山而建的民居为例,外观的色彩基调是相同的,房屋的朝向也基本相同,但是各家各户的房屋内设计却大有差别,特别是通过在不同的位置设置晒台以调节建筑群的空间,远远看去显得错落有致,不会觉得呆板。
在内部陈设上,人们喜欢如寺院建筑雕梁画栋那样进行装饰,图案大多采取传统佛教艺术图案,蕴含着藏民族传统的宗教观念、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起居室往往是民居中最重要的部分,中间置有火灶,一般朝向东、南,中心立柱,不但支撑顶棚,也是重要的装饰构件,北侧摆设藏柜、床铺、柜子、书架等日常家具,围绕火灶沿墙布置。关系主人家脸面的门的设计更是不遗余力,自然是显得大方、庄严而华丽。康巴地区藏族民居门的款式多样而且独具特色,该地区的门具有三方面的价值,即实用价值、装饰价值和文化价值。[2]
改造对传统藏族民居特色的影响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对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都造成了巨大损害。为推进灾后重建有序进行,国家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与法规,当然这也给我们川西藏族地区的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里面也包括了牧民定点居住工程建设以及旧民居的改造和升级。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观念的变化,重复以往建筑的样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设计规划上势必引入与现代科技和生活相适应的元素。尽管在规划时强调了保持地方特色,但从已改造的项目看还是有不少变化,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首先,民居布局相对集中,使原先松散的村落初具现代社区样貌。在川西藏族地区,新建的建筑风格基本尊重当地风格和传统习俗就地取材并改进传统建筑工艺,要提高防火和抗震能力。同时,要求道路、交通、卫生等条件得到改善,以更加适宜人类居住。
其次,住房的材料和结构发生了巨变。现在,原有的土木、砖木结构的房屋普遍变成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砖混结构。以道孚的传统民居为例,一般较为低矮,多为两层。传统“崩科”的营造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将半圆木两头直接搭交,使四面墙体连成整体,在木墙体上挖洞作门窗;另一种是将房屋四角的圆木搭成灯笼架,然后在角柱上挖槽,再将半圆木两端插入柱槽内,层层横叠成墙。在建筑材料上,道孚民居以木材、石材、泥土为主要原料,1998年以来,国家禁止采伐天然林,新民居修建时就多采用更为坚固的钢混结构,还可以增强抗震性。传统上的屋顶多用桦树皮或硬杂木条垫底,再铺防水的“阿嘎土”,而现在的民居融入了现代建筑的防水技术,省去了每两三年换“阿嘎土”的麻烦。传统民居用夯土筑墙方法建造的',顶、门、窗、过梁多采用木构件,现在也采用砖混结构。
再次,室内空间、功能分布、装饰特色的变化。以道孚县的箱式建筑为例,传统的民居底层一般不住人,用作养畜或贮藏,二楼是一家老小衣食起居的主要场所,有独立的经堂,挂有平面的佛龛——唐卡,有的设置了七色小彩灯,可举行一些小型宗教活动。而现在的新民居,一般设立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圈舍,使得民居的室内空间、功能分布全面现代化,有的还设计类似普通商品房的客厅、饭厅和卧室,放置有电视机等现代化电器。原来装饰的窗扇也一改传统田字式样,有的仿制了各种汉式的花格窗扇。内部装饰除了传统藏画艺术的八吉祥图案外,也有传统汉族龙、凤、仙鹤、麒麟等吉祥图案,有的配合画面使用了金箔,显得富丽堂皇。另外,修房造物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一些政府工程往往由内地建筑公司承建,也遵循现行的一些建筑规范。而传统藏族民居修建的习俗尽管有些还保留着,但有所减淡。
对传统藏族民居改造的建议
无疑,康巴藏区不少重建或改造项目解决了那些无力凭借自身能力拥有住房的民众的实际困难,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环境,提高了其生活水平,民众是非常支持的。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设计者能够考虑到项目的规划和施工保留其民族特色,无疑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从部分新建民居来看,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风格稍显单一。特别是在一些新建的主要聚居区,房屋的主结构还类似城市里的商品房,只是在门窗设计和外墙等方面有一些符号性的东西。一些新建筑在材料、结构以及室内空间功能分割方面的整体规划,出于环境保护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加之要考虑建筑的设计与施工等成本,这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使得民居的民族特色在减弱。有的设计类似汉族地区不少马路边的砖混平房,往往要画上一些干栏式的木头串架图案,感觉有些假。因此,可以适当地进行不同户型、门窗的差别处理,甚至在整体统一的基础上,留出一些局部让居民按照自己的审美与传统风俗动手设计。
其次,应注重民众的文化参与,不要统一规划。建议在做建筑设计和装饰时也听听民众的想法,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积极参与是保持民族文化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基础。科研从艺术学、建筑学、民俗学和文化学多学科进行深入讨论,形成合理可行的建设方案。同时,在设计中要为民居预留自建加建的可能性,使有特色的村落民居风貌能继续自然生长。
再次,选择性地保留和修缮一些原汁原味的传统民居村落,留住文化之根。现在这个世界无可奈何地变得越来越相似,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汉族地区曾广泛分布的粉墙黛瓦民居基本消失殆尽,而只有周庄、宏村等少数地方还能依稀看到,这些地方往往会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康巴藏区的康定、丹巴、雅江、德格、理塘等县,现在还留存有一些防御性的高碉建筑,其中以丹巴最为密集。在民国以后,高碉逐渐失去作用,现在其实可以选择性地保留和修缮一些。
结语
应该说,康巴藏区建筑的改造、升级和灾后重建,是恢复和保护藏族民俗文化的契机。在规划和修建过程中应将抢救、保护、改进和传承等因素有机结合,好事要办好,才能留住这些弥足珍贵的活态建筑文化。显然,过分强调物质会导致人类精神贫乏,民族地区的民居建设与改造并非完全的经济和技术问题,更有文化留存和文化产业建设的问题。各地区应根据自然地貌、传统文化和建筑风格,设计出不同的建筑方案向民众咨询并谨慎决定,才能让建筑和环境、历史和文化更加协调。
1、《论宗教对古代城邦的作用》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宗教》1986年第 期全文复印)2、《关于历史上黄金时代理想及其历史观的类比考察》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90年第1期3、《对吐蕃宗教方位观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4、《藏传佛教对于死亡的伟大实践》(翻译)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第3期5、《藏族乌龟神话及其神秘主义宇宙论散议》 《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第一作者)6、《关于如莱杰的身世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初探》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二作者)7、《藏族死亡观念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8、《神奇的藏密瑜伽——中阴静修法》(编译) 《气功与科学》1992年第4期9、《“旺支” 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10、《藏族苯教神话及其象征思维概述》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11、《论宗教神灵系统的结构——一个宗教历史学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学》1995年第2期全文转载)12、《关于黄金时代理想的再评价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13、《〈格萨尔王传〉中的三元象征观念解析》 《西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14、《玛桑格萨尔王及其相关氏族杂考》 《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获陕西省第5届(1998)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15、《锅、饮食、王权——〈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16、《印度教神秘主义及其宗教实践方式》《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4期17、《中国建木神话的体系及其渊源考——兼论与印度神话的关系》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18、《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19、《论宇宙原生物解体神话的程式主题及其内在意蕴》 《西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二作者)20、《适应与变迁——藏族传统文化观与现代文化观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 (《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 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全文复印转载 )21、《敦煌写本(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22、《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与特征》 《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2年第5期论点摘编)23、《藏族史学的起源与早期特色》 《西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4、《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3/4期。(《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论点摘编)25、《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3年第2期论点摘编)26、《西藏宗教与民间习俗中的象征主义人类学》《西藏研究》2003年第1期。27、《伏藏著作在藏族史学发展史上的史学价值与地位》《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28、《俄木隆仁与古尔——关于藏族苯教思想源流与波斯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29、《汉藏史学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4年第10期全文复印转载)30、《摩尼教二元论对藏族本教及纳西东巴教的影响》《西藏研究》2004年第4期31、西藏农村家庭中的宗教空间及神灵体系,《纪念柳升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2月。32 元明时期西藏综合体史书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33、试论苯教的宗教性质及与藏区民间宗教的关系,《西藏研究》,2006年第4期。古代西藏苯教制度化过程考析,《民族学报》(台湾),2006年,第25期。35、唐九宫算、藏族九宫历以及纳西族巴格图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36、唐卡绘画中的曼陀罗图式与西藏宗教造像学象征的渊源,《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37、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2008年第2期全文转载,论文全文还收录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一书中)。38、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39、藏族传统宗教中的灵魂观念与祖先崇拜,《西藏研究》,2007年第3期。西藏宗教中的替罪羊观念及侣贡杰布仪式,《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4期。41、Textual discourses and behavior criterion: The historiographic significance of Tibetan biographies of the religious figures,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Number2-June, 、从我国现当代藏族史学研究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2期“学术专栏”195页转载)。43、代洛囊达——西藏民间的还阳故事与相关文本,《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藏传佛教本地化及其早期特点,《西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45、藏区民间宗教信仰的地方组织及其社会性,《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46、敦煌吐蕃文献中的早期苯教神灵体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47、藏区乡村和民间社会中的巫师,《世界宗教研究》(第一作者),2009年第3期。48、藏族苯教的驱魔仪式“垛”及其对民间的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49、西藏民间宗教中的“山神”——希达、念、赞神关系考析,《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50、简论清代学者贡布嘉撰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5期。51、语言中的神圣意义——维特根斯坦与福柯思想对现代宗教语言哲学的启示(第一作者),《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论文格式由学术堂整理提供一.封面题目: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各项内容:四号宋体居中.二.目录目录:二号黑体加粗居中.章节条目:五号宋体.行距:单倍行距.三.论文题目小一号黑体加粗居中.四.中文摘要1、摘要: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2、摘要内容字体:小四号宋体.3、字数:300字左右.4、行距:20磅5、关键词:四号宋体,加粗.词3-5个,每个词间空一格.五.英文摘要1、ABSTRACT:小二号、内容字体:小四号、单倍行距.4、Keywords:四号加粗.词3-5个,小四号TimesNewRoman.词间空一格.六.绪论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内容500字左右,小四号宋体,行距:20磅七.正文(一)正文用小四号宋体(二)安保、管理类毕业论文各章节按照一、二、三、四、五级标题序号字体格式章:标题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节:标题小三号黑体,加粗,居中.一级标题序号如:一、二、三、标题四号黑体,加粗,顶格.二级标题序号如:(一)(二)(三)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顶格.三级标题序号如:.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缩进二个字.四级标题序号如:(1)(2)(3)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缩进二个字.五级标题序号如:①②③标题小四号宋体,不加粗,缩进二个字.医学、体育类毕业论文各章序号用阿拉伯数字编码,层次格式为:1××××(小2号黑体,居中)××××××××××××××(内容用4号宋体).××××(3号黑体,居左)×××××××××××××(内容用4号宋体).××××(小3号黑体,居左)××××××××××××××××××××(内容用4号宋体).①××××(用与内容同样大小的宋体)a.××××(用与内容同样大小的宋体)(三)表格每个表格应有自己的表序和表题,表序和表题应写在表格上方正中.表序后空一格书写表题.表格允许下页接续写,表题可省略,表头应重复写,并在右上方写"续表××".(四)插图每幅图应有图序和图题,图序和图题应放在图位下方居中处.图应在描图纸或在洁白纸上用墨线绘成,也可以用计算机绘图.(五)论文中的图、表、公式、算式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分别依序连编编排序号.序号分章依序编码,其标注形式应便于互相区别,可分别为:图、表、公式()等.文中的阿拉伯数字一律用半角标示.八.结束语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内容300字左右,小四号宋体,行距:20磅.九.致谢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内容小四号宋体,行距:20磅十.参考文献(一)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内容8-10篇,五号宋体,行距:20磅.参考文献以文献在整个论文中出现的次序用[1]、[2]、[3]……形式统一排序、依次列出.(二)参考文献的格式:着作:[序号]作者.译者.书名.版本.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引用部分起止页期刊:[序号]作者.译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年份.卷号(期数).引用部分起止页会议论文集:[序号]作者.译者.文章名.文集名.会址.开会年.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引用部分起止页十一.附录(可略去)小二号黑体加粗居中.英文内容小四号TimesNewRoman.单倍行距.翻译成中文字数不少于500字内容五号宋体,行距:20磅.
1、题目。应能总结整篇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能超过20个字。2、论文摘要及关键词。论文摘要应阐述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是简单列出每一章的标题。摘要大约300字。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题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3、目录。不仅是论文的大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的页码。4.介绍(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本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6.结论。论文的结论要明确、细化、完整,要明确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意义。7.参考文献和注释。根据论文中引用的文献或注释号的顺序,在论文正文之后和参考文献之前列出。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来源。(参考文献为期刊时,写作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称(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参考文献为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8.附录。包括文本中过长的公式推导、辅助数学工具、重复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相关说明等。
论文是指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论文的格式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以毕业论文为例,分为封面,题目,目录,内容摘要,正文,注释等这几部分,一篇论文不仅对格式有要求,对纸张和页面,字体也都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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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建议你读这两本资料,中文资料有限,还是直接读英文的好:1)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Book by Harold Bloom; Chelsea House, )REHEARSALS OF DISCOMPOSUREAlien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 Franz Kafka Ignazio Silone, D. H. Lawrence T. S. Eliot,by Nathan A. Scott Jr. ,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52
一般来说,以格里高尔的心理世界为切入点不是太好写。应为卡夫卡写变形记的初衷是讽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我这里有一段资料供参考,是当时的时代背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荒诞的,他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艺术上强调使用极度夸张以至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以至半疯狂、疯狂的言行、心理。现代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相信你一定看过这篇文章,格里高尔的家人态度在不断地转变,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议论的应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所以,站在客观角度,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写这篇论文比较好,谢谢!这是变形记在百度的网址,可以去看一下!谢谢!
说唐是纯小说。隋唐演义有一定史事成份。《隋唐演义》叙事从隋主伐陈开始,以“安史之乱”后唐明皇回京作结。它的主要内容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以隋炀帝——朱贵儿为中心人物的隋末宫廷故事,二是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等“乱世英雄”反隋的故事,三是唐明皇——杨贵妃为中心人物的“安史之乱”前后唐代官庭故事。全书将隋炀帝——朱贵儿与杨贵妃——唐明皇的两世姻缘作为一条副线,把纷繁的历史事件、趣闻轶说溶进一个庞大而松散的整体结构中。总体来看大纲非常合理,但是结构有些问题。隋末时候用了很多篇幅,中间都是略写,然后一下就进入了李隆基时期。前期写的很精彩。有许多令人怵目惊心的事实:选绣女、建洛宫,“弄得这些百姓东奔西驰”,“各府州县邑,如同鼎沸”。在反隋英雄中,秦琼一生的经历最具典型性。秦琼曾充任过地方上的“捕盗都头”,对造反的“勾当”几度迟疑。当“盗贼”程咬金、王伯当等人以拜寺为名在家聚义时,他出于江湖义气,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众人。在亲眼看到了麻叔夜吃人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彻底认清了隋王朝的极端腐败本质后,他自觉主动走上了反抗道路。演义成功地塑造了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等草泽英雄的群像。这些人物,既有传奇色彩,又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个性不同的人。人物是小说的灵魂,隋唐演义的刻画是成功的。水浒中的很多人物都是虚构的,故事也是虚构的,这样的框架容易发挥,容易想象。隋唐演义的写作难度比水浒大。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大哥 我跟你说 如果你写毕业论文 强烈推荐你别写《隋唐演义》(虽然我个人很喜欢这部书)《隋唐演义》不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精品 从某种意义来说它甚至是被公认的低俗小说 小说在构思 语言 逻辑 刻画人物方面都做的不好,情节也不精彩,没有任何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他人物塑造非常不成功 咱们现在所理解的秦琼 程咬金的形象不是从《隋唐演义》中得来的 而是从《说唐》《兴唐传》来的 完全没有把秦琼的侠义 程咬金的马虎 热心写出来 《隋唐演义》甚至不能和《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相比 所以如果你作为毕业论文 建议别写《隋唐演义》当然这是我的看法 不代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