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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色经典”作品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随着大量“红色经典”作品重印、再版以及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翻唱“红 色经典”歌曲与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红色经典”作品业已成为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符码,并受到学术界和文 艺界的广泛关注。2、史诗性：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
貌似长征组歌就是 是什么 为什么 则么办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著，多从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机制以及其是否具有现代性方面着眼，从其文学审美价值本身角度研究的较少。因此，从“史诗性”角度来评价所谓“红色经典”，应当还不算一个过时的论题；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也很有必要。先要说明，本文使用“红色经典”这一称谓，指代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李自成》、《三家巷》、《艳阳天》① 等为代表的一批一度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并非意味着已预先肯定或确认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而是因它已约定俗成，所指比较明确，使用起来方便。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 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1. 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 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 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 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 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 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6. 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 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 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 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④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把某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体叙事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以这种标尺衡量，《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静静的顿河》虽然写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公认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属史诗型，就有些牵强。这里需要辨析目前学界的一个误区：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却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它只是长篇小说中一个类型的标准。比如，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不属史诗型，因为它的题材不是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不着力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主人公也不是英雄；它是以细腻描述日常生活琐事取胜的。《三国演义》属“史诗性”长篇，《儒林外史》却不能算，尽管它写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我们说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解放》是史诗性作品，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夫妇》不是，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思想艺术水平就比前者低。但，无论如何，史诗性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是决定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因素。“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不属于史诗型，《红岩》虽然写的是英雄，似乎也不能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三家巷》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但最合乎“史诗性”标准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李自成》是“红色经典”中最具史诗性品格者《李自成》的史诗性并非学界公认。肯定的观点不少，1987年刘再复与姚雪垠论争之前持此论点者占多数，之后也有。⑤ 否定性观点，当以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⑥ 为代表。概括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品格的理由是：1. 作者不是全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 《李自成》写人有欠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3. 全书结构支离破碎；4. “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是导致全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 作者意图过于直白，不耐人咀嚼，无法形成“李学”。《李自成》作者在写人方面是不是尽“全力”了，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感觉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且撇开有争议的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起码刘宗敏、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性格鲜明，崇祯、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明朝君臣的形象没有脸谱化，作者把他们当做“人”来写，比较细腻地剖析了其内心世界。崇祯借饷、杨嗣昌督师、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国等单元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属于精彩篇章。至于说“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种判断并不客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从第一、二卷的处逆境而不气馁，到第三卷事业鼎盛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程中自信发展为刚愎，对个人情欲从克制到逐渐放开而又并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从平等亲近到逐步拉开距离等明显变化。即使性格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为史诗——《伊利亚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性格有几多发展？对怎样判定作品“灵魂开掘的深度”，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出人的潜意识或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有人性深度。确实，弗洛伊德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发现了以往小说不曾触及的领域，算是将心理描写深入了一步。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写了潜意识的作品肯定比没有写的深，不能说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就肯定比司汤达《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石秀》就肯定比施耐庵《水浒传》高明。再说，不一定非要写了“心灵的搏战”才能算史诗性作品，恰恰相反，按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的搏战”，他们很坚定地按自己的既定信念行事，“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⑦《李自成》全书的结构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并不“支离破碎”，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其美学成就已被许多批评家肯定，即使否定《李自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历史观念的，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多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已成竹在胸。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几乎是史诗型作品的共同特点，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李学”问题，容下文论及。还有论者认为，“红色经典”难称真正的史诗性作品，是因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⑧ 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框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读者是无情的，他们判定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否优秀之作，当然不会因理解体谅而给“感情分”；作品能否传世，还得凭自身。那么，我们就用“史”的眼光检验一下“红色经典”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研究其“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问题。先谈理想化。《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与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化一直是其受到诟病的主要因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老八队像老八路”之说。笔者以为，单论“现代化”，须得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让古代人物具有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能说的话，如果不是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有意“油滑”或如现今某些“戏说”之作那样“恶搞”，无疑当属败笔；但如果是指从古代题材作品那里看到某些现代气息，则属正常。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历史，必然会站在今天高度“重读”，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的历史，却必会将自己的现实生命体验融汇进去。这不仅不是缺憾，反能给作品带来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此类例证很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12世纪的丹麦人，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水浒传》创作情况与之相似。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只《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普遍存在；不只“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著以及当今某些文艺作品也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还珠格格》中的紫薇，不都属于这种形象吗？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可能更具真实感、给人印象更深刻，但塑造理想化人物，也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股主要潮流，因为人类既要认识现实真相，又要追求比既存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不完美，人们就借助艺术，在幻想中塑造这种完美，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现实缺憾的虚拟补偿。现在青年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出于这种需求：现实中有漂亮的男女，也有心灵美好、善良、崇高的青年，但将出众的英俊漂亮与极致的善良、聪明、脱俗综合于一身的情况，一般只能在艺术世界中见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有练功习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终生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练功比武。某些“红色经典”单突出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纯”，正如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只知练功习武一样。这类完美人物艺术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乎情理，是否能从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类人物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再看“红色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品的“超越性”问题。“红色经典”对主要人物的理想化无疑基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⑨。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作者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⑩ 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本然的生命体验或人生见解与这种意识形态是吻合还是游离乃至对立；如果吻合，是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红色经典”的作者大多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的军事或文化斗争，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浩然是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主流意识形态已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姚雪垠是抗战期间成名的作家，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也逐步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对于1949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他们“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或因作者与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都代表了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的理想，或因作者本身原有的“五四”个性主义精神远不及要求政治进步、紧跟时代主流的欲望强烈，使其自愿对自己本然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他们已经形成了以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看人观物的习惯。因此，与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老作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他们的创作思维形成太大阻碍，反使他们感到在把握历史时顿开茅塞，获得了他们自认为的“深度”。这正合乎黑格尔论史诗时说的“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11) 的情况。但是，优秀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程度的独立见解。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某些“红色经典”每每有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处。例如《红旗谱》对朱严两家关系的描写，对冯家父子关系的描写，《红日》、《李自成》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林海雪原》对少剑波形象及其与白茹关系的描写，《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爱情心理的描写等等。究竟“红色经典”是否“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那要看对“超越性”如何理解。参照系不同，理解也会不同。比如，相对于普通的农民意识、相对于以往的农业题材作品，我们可以说《创业史》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而若按新时期以后的意识形态，它就没有超越性，甚至明显“落伍”。那么史诗性作品是否必须与所表现的历史时期的观念拉开较大距离，乃至对之进行否定性反思批判呢？不见得！黑格尔的见解恰恰相反：如果当前现实强加于诗人的那种正起作用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和诗人以史诗方式去描述的事迹之间毫无亲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一方面是诗人所要描述的内容，即史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原来离开这内容而独立的诗人自己的时代意识和观念的世界，这两方面虽然都是精神性的，却依据不同时代的原则而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诗人自己的精神和他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根本不同，就会产生一种分裂现象，使人感到不合式乃至不耐烦。(12) “红色经典”作者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正是与其“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是相通的。当然，黑格尔针对的是古典史诗：荷马倾情歌颂希腊英雄们的英勇智慧，并未反思战争的残酷。我们引证黑格尔的论述，并非要以之作为金科玉律，衡量一切作品的史诗性品格，现代史诗型作品可以具有不同的审美选择。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就属于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杰出现代史诗。笔者也并非认为《创业史》就是最典型的古典型史诗，因为它写的是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没有特别尖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暴力场面。但上面的引述，起码说明否定性反思并非史诗性作品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史诗品格者，是因它具备了古典型史诗作品的几乎所有特征。它选取的是明清之际对历史影响深远的最重大的社会政治及军事斗争事件，就反映生活之广阔、人物形象之众多、矛盾冲突之复杂尖锐、篇幅之宏伟而言，几乎无可匹敌；其人物性格之鲜明、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情节之曲折生动、结构之严谨、节奏之张弛相间富于变化，是普通读者和专家们都有体会的；全书既洋溢着英雄主义主旋律，又涂抹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既写了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又不乏饶有趣味的日常风俗画面。作者对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反思研究，既看出某种必然趋向，又没有排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重点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于生理本能因素没有过多渲染，但并非没有相关描写，例如对洪承畴降清前剃头时生理感觉的描写，就堪称精彩。《李自成》在新时期以后受到冷落，有多种原因，比如“宏大叙事”被“私人化叙事”代替，成为社会审美心理主流，文学界、史学界对以往正统历史观的反思，使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不排除与作者本人性格的自负狂傲惹人反感，以及某些权威批评家为推出自己新的美学主张而以之为标靶进行贬低有关。1980年后出生的读者大多没有认真读过包括《李自成》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他们的阅读选择主要受传媒影响，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大多先接受教科书与课堂教学结论的影响；而以前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的年纪较大的读者，又大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其余三卷，在出版物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读者又追新逐异的今天，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正如我们“发现”了张爱玲之后不能反过来否定或抹杀茅盾一样。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有了新的发展，但若拉开时间距离审视，它们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就，未必就能超越《李自成》。那些做历史翻案文章的作品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用历史眼光看，所谓“新”也是相对而言——谁能保证在它们不再显得“新”的时候仍然让读者关注而不被遗忘呢？要知道，《李自成》作者当年也是以挑战以往明史研究结论，以在当时看来属于“新”的历史观、美学观处理历史人物形象的！比如对崇祯形象的塑造、对李自成帝王思想的描写，在当时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君不见《红日》就因对敌师长张灵甫没有完全漫画化，被诬为“为蒋匪帮招魂”(13)。《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许可算“红色经典”中的特例，因为它的写作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14) 且不论《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如何，作为曾经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因素的作品，文学史地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5) 历史在发展，在前进，后代的人当然要有反思超越前代的意识。不过，别忘了，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前人”，与我们自己的“前人”一同接受历史的检验。历史常常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发展，今天宣布“过时”的，以后未必不会“复活”。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三、构成“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其他因素如前所述，史诗型作品只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那些非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其文学价值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红色经典”主题明确单纯，虽然个别作品近年也被一些学者读出了表层主题之下的另外含义，但无论如何，其文学价值毕竟不是体现在内涵深奥、丰富、复杂、可作无穷解读方面。我这里要特别指出，并非所有文学名著都是内涵深奥、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上还有大量内涵并不复杂，甚至比较简单的经典。诗歌里面这类经典不少，比如《诗经》，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更遑论白居易的“新乐府”。这些诗可以让你展开丰富想象，每次阅读都可能有所共鸣，但并不需要专家们不断写出专著进行无穷阐释。小说中也有内涵相对简单的经典。《欧也尼·葛朗台》不就是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人伦关系的破坏吗？《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情节线索，似乎复杂些，但也不太可能形成像“红学”那样的“安学”。以萨克·辛格指出：“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的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16) 笔者当然决不认为需要“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的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但觉得现在有必要强调并不复杂艰深的作品也自有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中，你可以说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别具一格，但它们的内涵究竟有多复杂？是“说不完”、发掘阐释不尽的吗？你能总结出《竹林的故事》或《荷花淀》的七种八种主题吗？不属于说不完、阐释不尽的作品，不等于不值得反复阅读。反复阅读有时只是为了品味，品味其中的韵味、趣味、情调，或感受那种情感、氛围。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叹赏早已是众所周知，可希腊神话并不艰深复杂。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童趣。由于主客观原因，“红色经典”在人性开掘的深度方面有明显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人情美。“人性”和“人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指各种人伦情感、生命感受。“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确实，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就小说而言，《金光大道》里的人物除了阶级感情，人伦情感已经淡而又淡：《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还有与焦淑红的爱情线索、有韩百仲与焦二菊的夫妻情，而高大泉与妻子之间，已看不出多少自然的爱情因素，高二林也更主要是他的“阶级兄弟”。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因为它在“样板戏”中是少有的表现了感人的人伦情感的作品。尽管李玉和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可观众从感性层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单纯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三代之间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情又高于血缘亲情的“义”——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比普通的父爱母爱更动人！产生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更不乏人情描写。《创业史》中表现梁生宝与养父梁三关系的片段，也是比较动人的篇章。《红旗谱》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夫妻情、父子情、朋友情浓墨重彩予以表现；而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以及《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三家巷》中周炳与几位青年女性，《红日》中梁波与华静，《创业史》中梁生宝与改霞爱情关系的描写，成为那一时期读书界的沙漠甘泉。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它们在那个特定时期既发挥了政治教化功能或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又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的作用。《艳阳天》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环环相扣，假使读者对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是特别反感拒斥，(17) 一旦读进去、进入小说的特定情境，也有可能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在传奇性方面弱于《林海雪原》、《红岩》和《李自成》，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创业史》在矛盾冲突的剧烈紧张程度上不及《艳阳天》，但都还是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故事，使读者关心人物的命运，与人物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红旗谱》则介乎情节小说与生活化小说之间，兼备两者之长。我赞同王蒙的观点：“一般认为故事起的是两个作用：载体作用与结构(主线)作用。这些看法并不错，确实故事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如此讲，实际上忽视了乃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而好故事就值得一看，就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读者，使之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理解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红旗谱》、《三家巷》以及《李自成》对日常风俗与生活环境的描写，《林海雪原》将对东北独特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结合，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现在，虽然“红色经典”风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它还没有真正文学史化，因为与“红色经典”反映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红色经典”作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然在世。“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中哪些能传世、哪些会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长。
论文只研究固定价格下的情况是可以的。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中，通常会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条件限定在某些特定范围内，以此来简化问题或者更好地理解某些现象。因此，如果研究者希望探讨固定价格下的市场竞争、价格趋势、供求关系等问题，仅研究这一情况是完全可以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研究者仅研究固定价格下的情况，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实际市场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在现实市场中，价格通常会因为各种因素发生变化，如需求、供应、竞争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价格和市场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研究领域，通常需要综合考虑多种情况和因素，以更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市场现象。
1、新品牌红酒卖给谁？
2、他们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要买你的酒？
3、竞争对手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非要买你的酒？
4、如何告知你的目标消费群及告知什么？
5、如何让你的酒捷径他们？
6、.......
搞定！不过还有：
1、你的方案会有产生什么负面效应？如何避免？
2、你的方案会有执行障碍吗？如何克服？
3、别人还有其他担心吗？
红酒推广策划方案
一、葡萄酒市场大概情况
(一)、目前市场及消费趋势1、以长城命名的葡萄酒自引入市场以来，以其优良的品位和极高的性价比，倍受泛博消费者的欢迎与喜爱。2、长城葡萄酒以老牌的沙城(1983年8月)最先领导着国内的葡萄酒业，沙城几乎成为长城干酒的代表名称的词。3、不久，建立于1988年的中原公司出产出第1瓶长城干红葡萄酒，并在各类国际评酒会上屡屡获奖，进而一枝独秀。4、而由中粮集团控股的另外一家长城酿酒商--烟台，由于其进步前辈的营销思路，价廉、且愉悦感的外观，加上长城自身模糊不清的观点，以及xxxx所创出的品位与口感相互抵消费者吸引(大部分数消费者分不清长城葡萄酒有啥子区别，根本不知道长城葡萄酒分为3个产地)竟之后发先至！5、这三家葡萄酒旗鼓至关，争相抢占葡萄酒市场，到了2003年，已经支解了绝相比较例的市场，这样的成果，使人另眼相看。6、然而怎样细分长城葡萄酒的市场?怎样定位xxxx在长城三大品牌中的地位，成为当务之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上述葡萄酒中的发卖量以中原最多。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即使中原1994年份酒最忠实的消费者也绝然不知xxxx的产地是昌黎。(烟台长城的94年份酒的出现，使原本就观点模糊的消费者愈发不知所措)这对整合以后，以产地区分长城的中原来讲是致命的一击！
(二)、消费者癖性的改变葡萄酒引入市场以来，消费趋势由白葡萄酒转向红葡萄酒，并很快的普及到大众。怎样科学地指导消费(红酒配肉，白酒配鱼)是时下重要的课题。另外，怎样开拓并占领夏日市场的份额是本次勾当规划的焦点。
(三)、竞品大概情况1、云南红：系香港通恒国际有限公司，同云南农垦国营东风大农场于1997年6月配合投资的一家国际业务化葡萄酿造产业集团。是云南省外资实投资金最大的农业产业化项目。1999年5月，被指定为国宴用酒。2000年8月，荣获第三届"中国酒行业装璜大赛"金爵奖。2000年11月，成为垂钓台国旅社国宴用酒。2、新干支红：建立于1998年10月，拥有新疆最大的葡萄园(10万亩)。1999年底取得ISO9002国际质量系统认证和无污染营养型食品认证。3、沙城长城：中国最先的全汁葡萄酒干酿型的企业，早在1983年8月就自力研制出我国第一瓶干酒葡萄酒和第一瓶香槟法起泡葡萄酒，两次填补了国家空缺。1996年10月，率先通过ISO9002质量系统认证。4、烟台长城：是中粮集团于烟台华隆集团在山东建立的烟台中粮酿酒有限公司，同样获患了ISO9002国际质量系统认证，英国UKBS质量办理认证以及ISO14000环保认证和无污染营养型食品认证。(四)、目前各竞品的价格情况1、云南红：2、新干支红：3、沙城长城：4、烟台长城：(五)、勾当及其告白1、勾当目的：通过5-6种由xxxx葡萄酒调配的特饮，动员夏日发卖，引领潮流时尚。2、告白电视台：(1)报纸告白，⑵适量的电视和电台告白(3)公共宣传⑷DM单、POP、易拉宝等(六)、葡萄酒的采办动机1、康健，2、时尚，3、习惯性，4、请客，5、换口胃，6、氛围，7、便宜，8、嗜好。(七)、葡萄酒市场的预测及将来情况中国插手WTO后，关税一年一年地递减，入口葡萄酒一定对国内市场造成打击，跟着国际化大公司的插手并参与中国--这个全世界葡萄酒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范围--的角逐。葡萄酒的竞争势必进入白热化阶段。xxxx作为长城葡萄酒系劣质产品牌中最重要的一支，必将在猛烈的国内和国际竞争中，占据"中国乃至亚洲最强的葡萄酒品牌"的地位。
二、xxxx的企业违景及其商品独特的地方
(一)、企业违景：中原公司建立于1988年，是中国首家专业出产干红葡萄酒出产干红葡萄酒的出口型企业，所归属世界500强之列的中国粮油食品出进口公司，即中粮集团。1989年法国第29届国际葡萄酒评酒会特别奖1990年巴黎第14届国际食品展览会金奖1992年香港国际食品展览会金奖1994年布鲁塞饿尔国际葡萄酒选拔赛大奖2000年获中国著名葡萄酒掩护品牌2001年上海国际葡萄酒及烈酒评酒会银奖2001年第四届北京希尔顿国际葡萄酒与食品展示会荣获干红第一，干酒第二。2002年获BB级无污染营养型食品证书是我国第一个获得BB级无污染营养型食品-葡萄酒证书的品牌。2002年中原的产地昌黎获得国家第一批原产地区掩护产品，赤霞珠、霞多丽、黑皮诺等为中原首家引进92年、94年、96年份赤霞珠为代表的红酒。96年、98年份霞多丽为代表的白酒。
(二)、商品独特的地方：是以醇和、细腻、且具淡淡面包香及果芬芳味著称的葡萄酒。
三、xxxx在四川发卖的问题点及机会
(一)、威吓1、以葡萄酒而言：咱们的竞争对象是云南红及新干支红。尤其是云南红其经销网的分布与极具竞争的价格上风，颇占先机。新干支红虽然相对较弱,但其经销已有数年之久，加上今年推广力度颇大，亦不能轻忽。2、以同是长城三大葡萄酒而言：咱们的竞争对象是烟台长城及沙城长城，这两家已奠基至关的根蒂根基。对葡萄酒业界而言二者难分伯仲，也是咱们最主要的敌手。3、就消费者的口胃癖性而言：他们彷佛更偏爱口胃较甜的葡萄酒。(这也是云南红销势良好的原因之一)。4、以包装外型：xxxx的设计过于传统，较其他品牌特别是烟台长城的包装滞后。5、对季候而言：天气渐暖，因此目前咱们推出勾当，势必支付更大的代价。
(二)、机会1、以消费者时尚的生理而言：xxxx是长城三大葡萄酒之一，以是当可成为一大长处。2、与烟台长城相比：xxxx拥有包括著名的九二年份酒和九四年份酒，无论在消费生理还是在消售终端，都有更高的认知度。3、与云南红相比：xxxx的档次更高。4、对人们康健：它是由百分之百的葡萄酿造。5、勾当安排：还没有任何一家竞品调制过这么多并且口感极佳的葡萄酒特饮，也没有任何一家竞品发明夏日市场实际上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四、xxxx的市场方针
(一)、品牌拓展：长城葡萄酒相互抵消费者而言，经常在各类电视台中所见，在消费者心中已经有很高的知名度，以是咱们前一阶段的方针须着重于长城葡萄酒固有的消费者,后期细分长城产地(沙城、昌黎、烟台)才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二)、催销拓展：颠覆旧有的习惯和方式，取而代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情致，以期达到xxxx葡萄酒长盛不衰，即使在赤热炎炎的夏日也同样锐力不减！同时布满个性张扬，且时尚的服装不仅可以容或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和相互模仿，还可以孕育发生很是强的宣传和推广成效。
(三)、发卖拓展：开辟新的发卖锲入点，赋于葡萄酒更深及更新的涵义，使之在终端发卖有新的良机和新的市场(夏日市场)份额。五、xxxx的商品观点布局基于上述xxxx违景及商品的特征分析，咱们得悉xxxx葡萄酒确是具备世界性的、绿色的、自然的、时尚的，且具果味香醇的葡萄酒。因此咱们把xxxx的商品定位在：绿色、自然、时尚。并赋于由她孕育出的特饮"清冷"的寄义。
在研究某个问题时，选择研究的范围是需要深思熟虑的。如果你能够在固定价格下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得出有用的结论，那么仅研究固定价格下的情况也可以是一个有价值的论文研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研究仅限于固定价格的情况下，你的结论和结论对其他价格变动情况的普适性可能会受到限制。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够尝试探索和研究多种价格情况下的情况，以提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最终，在选择研究范围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考虑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扩展研究的范围，以更好地回答研究问题。
近来，化妆品和香水含邻苯二甲酸盐（phthalates），会损害健康的报道，是否令爱美的你受惊呢？ 其实，在医学界未确实证明邻苯二甲酸盐会危害健康时，女性还是能安心使用，但要健康地使用，并注意一些安全事项。 至今为止，科学界或医学界所做的试验数据，仍不足以证明化妆品所含的邻苯二甲酸盐分量，足以影响女性生育健康的下一代。而新加坡卫生科学局也指出，至今为止，并未接获任何投诉或个案。 话说回来，化妆品都是化学合成品，虽然有对人体保护和美化的功能，多少也会挥发出各种有害物质，对人体皮肤产生刺激作用，有些甚至引起皮肤水肿、瘙痒、斑疹等“化妆品皮炎”。 概括而言，化妆品对女性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产生过敏反应。 ☆引起皮肤细菌感染。 ☆引起皮炎。 ☆有毒物质被吸收入体内引起慢性中毒。 ☆劣质化妆品在阳光的照射下产生“光毒性”反应。 防止化妆品的危害 为了防止化妆品对人体的危害，在使用化妆品时应该注意： 一旦发现化妆品对自己皮肤有不良反应，应立即停用。 ①不要使用变质的化妆品 化妆品中含有脂肪、蛋白质等物质，时间长了容易变质或被细菌感染。化妆品应选用新鲜的，一般在3至6个月内用完，并贮存在阴凉干燥处。 ②不要使用劣质化妆品 为防止化妆品中的有毒物质如水银及致癌物质的危害，应选用经卫生部批准的优质产品。 ③要防止过敏反应 在使用一种新的产品前，要先做皮肤试验，无发红发痒等反应时再用。一旦发现化妆品对白己皮肤有不良反应，应立即停用。 ④应根据气候使用不同类型的化妆品 寒冷干燥的冬天宜用含油性大的化妆品，春夏秋宜用水分大的化妆品。 ⑤少女要选用专用化妆品 一般不要使用香水、香粉、口红等美容化妆品。⑥化妆品避免吃进体内 化妆品只供外用，避免吃进体内。为慎重起见，最好在饮食前擦去口红，以免随食物进入体内。 ⑦睡眠前要卸妆 睡眠时应将皮肤上涂的化妆品洗去，不要涂着化妆品入睡。 ⑧选用适当化妆品 如油性皮肤应选用水包油型的霜剂，干性皮肤应选择油包水性的脂剂，皮肤娇嫩应选用刺激性小的化妆品，小孩最好都不用！ 使用香水注意事项 由于各界并未确实证明香水所含的邻苯二甲酸盐，会危害健康，女性还是能安心使用。不过，使用时应该注意以下事项： ①不要使用过量 使用过量香水，会给人不良的刺激。一般上，以1公尺之内能够闻到淡淡的香味就好，若在3公尺内仍可闻到香味，那就表示过量了。 ②不要用在不当部位 香水所含的香精和酒精被阳光照射后，在紫外线的作用下，会对皮肤形成不良刺激，出现色素沉着，所以擦香水的部位最好是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暴露部位不宜擦香水。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在衣领、衣角处涂上一些，任其自然挥发。 ③保持身体干净 要让香水发挥迷人的作用，务必先清洗身体，驱除不洁气味。假如身体不洁，散发不良气味，不但香水气味掩盖不住，而且会混合成更难闻的气味。 ④不要混合使用香水 不同品牌、不同系列、不同类型的香水，不要混合使用，以免掩盖不同香水的特点和产生不良气味。 ⑤忌吃辛辣刺激食物 大蒜、葱、辣椒等刺激性食物，食后会产生体臭，影响香水的使用效果。 使用口红注意事项 很多女性即使不化妆，也会涂口红。因此，口红是最多女性使用的化妆品。 口红的主要成分是羊毛脂、蜡质和染料，由于羊毛脂成分复杂，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如嘴唇粘膜干裂、剥落，有时感到嘴唇发痒或轻微疼痛等。 另外，口红使用不当会影响健康。因为口红中的羊毛脂有较强的吸附性，可将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病毒及一些重金属离子吸附在嘴唇粘膜上。人在说话、喝水、吃东西时，就会将口红和附在上面的有害物质带到嘴里，吃进体内。 大人要特别注意，不要给小孩搽口红，因为小孩的嘴唇粘膜更容易吸收上述有害物质。 为了健康，女性宜淡擦口红。当发现有轻微发痒和异常感觉时，就应该将嘴唇洗净，暂停涂口红。
这篇论文非常的严谨，为了挑口红写了10多页的PPT，可以说男生认真的程度堪比写学术论文了。
详述化妆品成分分析及其影响，最好前面再加上论文分类，例如什么”经济学论文之——”吖、”毕业论文之——”吖，比较好唬人
就像卖口红的一样，专业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小伙子就是一个很会卖口红的人
1、首先阅读司汤达的红与黑，精读其中与论文内容相关的作品。2、其次阅读红与黑研究的相关资料，掌握学术前沿动态。3、最后阅读相关的理论著作、提高理论水平及思想深度。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斯汤达的作 品, 只要是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不可能把小说中人物的个性, 言 谈举止从自己的脑海中赶出去。这一切都不停的萦绕在他们的 脑际, 让他们去思索, 让他们浮想联翩。 所有的评论家一致肯定斯汤达深刻的反映了他的时代。只 要看看小说的副标题“** 年记事”就可以体会到斯汤达和巴 尔扎克一样, 只是在自觉地为现代社会谱写历史。可是对大多数 的读者来说, 显然不是因为关心一百多年前的政治才喜欢《红与 黑》的。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它的主人公于连·索雷尔。于连和 整个社会的环境的冲突, 他的野心, 抱负与孤军奋斗, 他对现实 的愤懑不平和报复性的反抗。这才是小说扣人心弦的地方。离开 了于连的悲剧, 其他的一切对读者便毫无意义。在体味着小说引人的情节, 在对主人公的命运经过迭荡的 推进而突然戛然而止于死亡而悲叹时, 人们不能不一再问到: “红”与“黑”究竟是什么? 它的真正喻意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 一百年来文艺研究家进行无休止的争论, 一直没有一致的看法,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或者认为“红”指红色的军装, 代表军队; “黑”指教士的黑袍, 代表教会。或者认为“红”是指法国大革命和 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黑”是指复辟王朝的反动统治。或者认 为“红”指以特殊方式反抗复辟制度的小资产阶级叛逆者于连; “黑”指包揽反动教会、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黑暗势力。有 人以“人性的深度”的角度认为红与黑是以“红”为象征的一种感 情力量和以“黑”为象征的另一种感情力量的拼搏。还有人利用 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对《红与黑》中欲望主体和叙述结构的关系进 行剖析, 认为小说的主人公主体徘徊在“想象界”和“象征界”之 间。因此对小说书名的解释为“红”是想象界, 是缺失的母亲、血、 生命律动之源, 是欲望本身的形象;“黑”是象征界, 是父亲、法律 制度、现实原则, 阉割、修道院、宗教之权威。可以说是“仁者见 仁, 义者见义”, 当然无可非议, 这是所有可以被称作伟大小说的 共同品格。例如《红楼梦》, 有人读出了革命, 有人读出了政治, 有 人读出了爱情, 有人读出了人生等等。 透过《红与黑》的字里行间, 随着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们仔细 体味着之中所含的“红”与“黑”。我认为这个作品从开始、发展到 结束, 贯穿着三组“红”与“黑”的主线, 顺着这三组线索才能深刻 理解作者赋予这篇作品的深刻意义, 才能理解主人公短暂的一 生和他的命运。 第一组:“红”象征着拿破仑士兵的红军服;“黑”象征着教士 的黑色道袍。 第二组:“红”象征着于连·索雷尔追求的飞黄腾达;“黑”象 征着主人公结局的死亡。 第三组:“红”象征着教堂的圣水、死亡、子宫、于连的重生; “黑”同时象征着教堂、死亡、洞穴。 下面我们分组来解析其中的寓意。 第一组:“红”象征着拿破仑士兵的红军服;“黑”象征着教士 的黑色袍子 这是斯汤达本人在回答朋友的询问时的解释。在小说的开 始, 作者就给人们展示了表面虽然文弱但是心灵的深处, 有一团 火一样的进取力量, 一股往着高处涌流的狂奔不息的热血的于 连。那么怎样才能出人头地呢?拿破仑士兵的红军服是他心中的 向往, 他们想自己像拿破仑那样年三十立功于战场而成为显赫 的将军。然而于连生不逢时, 在王政复辟时期, 平民甚至没有穿 上军制服的可能, 最好能够通向上层社会的途径就是当教士了。 当于连看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在一场无聊的纠纷中被一个 小小的教士所击败, 一个四十多岁的神甫就拿到三倍于拿破仑 麾下名将的薪俸, 他就不再提拿破仑的名字而发奋攻读神学了。 他想:“在一切事业里都需要聪明人……在拿破仑统治下, 我会 是一名军官, 在未来的神甫中, 我将是一名主教。”因此,“红与 黑”在这里平行的, 都是于连新追求的飞黄腾达之路。 第二组:“红”象征着于连索雷尔的追求的飞黄腾达;“黑”象 征着主人公的结局 要理解这一组,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1. 从小说的创作原意 值得注意的是, 斯汤达为什么在小说里使他的主人公这样 一个“才智之士”, 这样一个充满理想而处事慎重、谨慎的青年的 结局以悲剧告终, 而不是塑造一个成功者形象呢?我认为这就是 斯汤达没有解释完的书名的喻意, 也就是“红”象征着于连的追 求;“黑”象征着死亡。在这里“红”与“黑”不是平行的, 而是对立 的矛盾。要理解这一组, 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作者将拿破仑士兵的红色军装和教士的黑袍子这一 “红”——“黑”作为主人公于连所追求的梦想, 不仅仅是因为作 者曾经十七岁就投入军界, 三次随拿破仑远征欧洲, 亲身参加过 朗戈战役、耶拿战役, 曾经进驻米兰……他是同时代作家中唯一 真正了解拿破仑时代的人。而时过境迁, 教士是一个能实现于连 野心的职业。 若想细致入微的理解斯汤达的作品, 必须先了解他的内心, 斯汤达的内心并非原动力旺盛, 充满志趣。由于天赋与志趣自身 只不过是一些笼统的东西, 所以他所迷恋的是一些空洞形式, 也 就是说没有明确和具体的东西, 由于缺乏那种功利和道德动机, 他不会对任何事情深深感动, 事实上, 对他来说, 激情开始就是 游戏、实验、消磨时光, 在人们看来他会完全沉溺于激情之中时, 他却突然移情别处。 从形式或从总体上而言, 斯汤达的理想也同样相当混乱和 自相矛盾。因为他看起来只关心与个人密切相关的原动力与激 情形式, 对此他赋予了只属于更高层次的原动力之雄伟气势与 英雄气概。因此, 他赋予他的主人公也就同样的形式。于连在短 短的一生中为自己规划了许多的角色: 拿破仑的副官、代理主 教、司令官、指导教师等等。由此看来, 他所担任的角色是可以变 换的, 只要能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 其次我们也不能忽视, 斯汤达出生在贵族律师家庭, 八岁丧 母, 他是和可怕的穷神甫一起长大, 从小身心受到很大的压抑, 书中西朗神父的一段话也表明了对于连的追求的否定:“我告诉 你这一点是让你明了, 当教士不会给你带来什么, 如果你向当权 者献媚的话, 那会得到诅骂, …”这表明作者并不认为做教士是 一条什么光明大道而是下地狱的行当。 2. 小说中的情节 在小说的开始部分, 对于连开始他的征程之前有着这样的 描写:“……他孤单一个在教堂里, 祈祷的矮凳上, 于连发现一张 印有字的小纸片摊在那儿, …他眼光落上去, 上面写到: 路易· 索雷尔判决以及临终时刻的详情在贝尚松处死, 在……这张残 缺零碎, 反面起首的三个字他可以看得清楚:‘第一步’。…他深 深的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他的名字末尾跟我一祥…’他把纸揉 成一团。 从教堂出来, 于连相信看见圣水钵旁有一摊血, 其实这是被 洒过的圣水, 在蒙着窗上的红布的反衬下, 看上去像血一般。最 后, 于连为内心隐藏着恐惧感到羞愧。 ‘难道我是个胆小鬼?’他问自己,‘拿起武器。’这几个单词 在老军医叙述过的战争故事里反复出现, 在于连看来是勇敢的 象征。他站起身来迅速走向德·雷纳尔先生的房子”。 由此看来, 小说的开始已经预示了主人公的结局: 他从教堂 出发到德·雷纳尔先生家当家庭教师, 开始奔向他追求仕途的 战场, 到德·拉莫尔府当秘书——回到教堂开枪杀他的情人德 ·雷纳尔太太, 被判死刑, 表明他的追求“红”的结果必然是失败 或者说是死亡“黑”。 3. 从词汇学的角度 我们再翻开法、英、汉辞典, 对于“红”与“黑”的解释基本上 都是一致的。“红”: ①指像血那样的颜色; ②象征革命; ③象征顺 利和成功。而“黑”却是指: ①黑色; ②阴郁的; ③死亡。因此, 从词 汇学的角度出发, 作者的喻意也是明确的: 红军服和黑道袍, 这 一“红”, 一“黑”作为于连带着满腔的热血所追求的成功之路 (红)的结果必然是死亡(黑)。 第三组:“红”象征着教堂的圣水、子宫、于连的重生;“黑”同 时象征着教堂、死亡、洞穴 经过对平行的“红”与“黑”的追求和对立的“红”与“黑”—— 追求——失败之后,作品又以平行的“红”与“黑”的融合而结局。 对于这一组的理解, 要从以下方面。 1. 从情节上 回顾于连从在追求发迹的四年, 细心阅读的读者可以注意 到, 于连口口声声“成功”、“发迹”、“飞黄腾达”之类, 时时处处羡 慕有钱人的“幸福”, 却从来没有说清楚他究竟要什么。金钱他当 然是要的, 他动辄想当上一个主教比当上一个将军多挣多少法 郎, 然而他关心和谁一起吃饭胜过拿多少薪水, 他拒绝过和爱丽 莎的有利的婚事, 他不肯走富凯那样的稳妥的发财之路, 他也从 不接受没有名分的馈赠……总之, 于连不是一个爱钱的人, 这是 他和当时一般渴望成功的人之间的很大的区别, 包括贵族和资 产者。再说社会地位, 他所想得到的首先是荣誉、是平等、是自 由, 其次才是金钱、财物和享受。有的研究者认为于连的全部心 灵都体现着一种与封建观念相对立的思想体系, 一种以个人为 核心的思想体系, 这种思想体系决定了他和他那个行将灭亡的 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也决定了他不可挽回的悲剧命运。 总之, 说于连是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 但不如说他是一 个追求个人幸福而不幸走上歧途的年轻人更来的准确。于连的 所作所为甚至他的所思所想和他的心灵呼唤在本质上是矛盾 的。 如果说在到达“虚伪”之前, 这个年轻农民的心灵曾走过很 长的一段路, 那么他的死意味着他只不过在一条更长的路上刚 刚迈开了第一步, 这一步他是在监狱里走完的。内容丰富, 份量 沉重, 喻意深远的《红与黑》实际上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在追求幸 福的道路上如何从迷误走向清醒, 说到底是写了一个“悟”字。这 是人类永恒的难题的唯一的解, 也是《红与黑》中的于连的处境 的真实写照。斯汤达的高明在于, 他只在“迷”字上用力, 似乎曲 径通幽, 柳暗花明, 谁都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而在仿佛登上了 高峰时却突然两声枪响, 让公重重的跌在地上, 犹如一声断喝: “此路不通!”于是主人公恍然“觉”, 而后在回想中大彻大悟, 从 此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也是这篇小说震撼人心的地方。于是 于连找到了归宿又获得了重生, 从这个意义上他是成功者, 迷途 知返者。在这里“红”与“黑”这对矛盾达到了统一。 2. 从意蕴上 “红”与“黑”是辩证的统一。“黑”的其一象征既是超越语言 符号链的存在, 其表征为创伤和死亡, 而“红”象征之一显然与血 和死亡有关, 于是,“红”与“黑”融为一体。 本文在第二组里提到小说中于连在到德·瑞纳先生家做家 庭教师前到教堂祈祷时, 发现被处死的人名末尾和他的一样, 并 且相信看到圣水钵旁边有滩血。在小说的另一处写到:“德·福 列先生所问: 为什么索黑尔先生特别选择了教堂为谋杀的地方, 假如不是恰如那个时候, 他的情敌在那里举行弥撒呢。一般人都 同意你(笔者按即玛特尔小姐)所保护的幸运的人, 具有无限的 聪明和更多的谨慎。假如他躲藏在他所熟知的德·瑞纳先生的 花园里, 还有比那更简单的事吗?在那里, 差不多不会有人看见, 不会被捕或怀疑。而且很容易地把他所妒嫉的女人置于死地。” 一个婴儿诞生,要在教堂接受洗礼, 这是象征着生命, 象征着希 望的“红”; 教堂也是为死者祷告的地方, 象征死亡的“黑”, 而不 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人们都相信净化了的灵魂能得到再生, 在 这里“红”与“黑”这对矛盾又达到了统一。 从心理学上分析, 洞穴与教堂都可象征着子宫。他们都在象 征意义上提供了再生的承诺。正如克洛德·鲁瓦所说: 温暖、宁 静慈母般的洞穴, 开始生存历险之前于连曾在那儿做过小憩, 渴 望最后能“安息在那儿”, 因为安息这个词恰如其分。明乎此, 我 们又可以回答小说中那位人物提出的问题了。经过矛盾, 经过抗 争, 经过实践, 于连终于得到了再生。这里“红”象征着鲜血, 子 宫, 生的教堂, 于连的“再生”;“黑”象征着死亡的教堂和洞穴, “红”与“黑”在这里再次成为平行的融汇。
因为自尊。德瑞那夫人迫于教会的压力写了一封信诋毁于连，眼看自己的大好前程就毁于一旦，自尊心也严重受挫，于是于连就要杀了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女人。下面是我写的一篇《红与黑》的论文，希望能给你帮助。生也自尊，死也自尊——论于连自尊而卑微的一生每当人们提起于连•索雷尔的时候，就将他与野心家联系在一起，但是读过《红与黑》，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于连身上的自尊，以及自尊背后深深隐藏的自卑。于连是一个自卑感极强的人，因而，作为保护自己的工具，他在自己和他人之间用自尊树立起一堵墙，挡住自己的缺点，这堵墙让人畏惧，偏偏于连又是那么地博学，因而他是那个让人敬畏的对象，倔强，冰冷的性格以及看似本分的行为让旁人无从说三道四，家族门第一直是当时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准，上层人看重它是因为高傲与排外，下层人看重它是因为嫉妒与痛苦，有着上层人一切优点却因自己“低下的身份“而无法跻身上流社会，上层的人嫉妒他所得到的”成就”，因而要揭发他，无论怎样，对于想混进社交圈的人，卑微的出身就是死罪。于连强烈的自尊在他幼年时就已经形成了。“从孩提时，他那沉思的神态和苍白的脸，使其父亲觉得这孩子活不长，即便能够活下来，也是家中的一大累赘。他同全家人格格不入，特别恨哥哥们和父亲。每当星期天在广场玩时，他总是挨打。”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文静的，无声的便是与之格格不入的，这种情况下，读书成为于连唯一的精神出路，读书使本来就高傲的于连更加高傲。于连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崇拜拿破仑，不仅是因为拿破仑的赫赫战功，更是因为拿破仑完成了他们保守起见爱，超越等级的梦想，也许这永远都只是梦想。他出身卑微却在得知去做家教后说道“我可不愿意当奴仆”和“我和谁同桌吃饭”而不是工资薪水知多少。这里，于连强烈的自尊心可见一斑，一般人也许会问到自己是否是奴仆，但是绝对不会问道和谁一起吃饭这样敏感，细致的问题。但敏感的于连却能。于连的自卑，敏感的自尊从他迈进市长家里就开始潜滋暗长，初见市长夫人，由于市长夫人一句话“您真的懂拉丁文吗？”依据便深深刺痛他的心，其敏感可见一斑。在回答太太话的时候，于连急于像太太澄清尽管自己身份,虽然出身低微,但是并不卑贱。他将自己与两个哥哥，父亲划清了界线，将自己与勋章获得者老军医与西郎神父这类高尚的人联系在一起，他的自尊在他的辩解中一览无遗。德•雷纳尔先生由于攀比心作祟，让于连签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于连拒绝了，理由是合同是单方面的约束于连而德•雷纳尔先生刻意随意地解雇他。因此，到市长加不到一个月，于连就已经受人尊重了——自尊，成为他进入这个家庭的敲门砖。当他获得敲门砖之后，便开始利用他的自尊，别人的尊重和自己文静的外貌寻找并吸取他所缺少的精神的慰藉，与女主人通奸。关于于连与德•雷纳尔太太之间的爱情，我觉得是弄假成真的爱情，于连开始将占有德•雷纳尔太太看作是一场战斗，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内心独白一样：“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当着这位家财万贯，荣华富贵，占有他太太的手侮辱侮辱他！”想到这，他对自己说，“是的，我一定做到，谁叫他对我表示那么大的轻蔑！”，这种心理是长久压抑的抑郁与自卑的表现。德薇太太来做客后，于连有一天突发奇想，“我必须得到两个中的一个”他想到。他发现他喜欢钟情于德薇太太，这并不是因为德薇太太更美丽动人，而是因为她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他是以一名博学，受热尊重的家庭教师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他腋下夹着一件叠好的平纹棉布上衣的工人儿子出现在德•雷纳尔太太的眼中。这是怎样的思想呢？是虚伪，还是更深层次的自卑？当恋情被发现，被迫到神学院念书，在学校里，同学们对于立案的评价足以显示的不合群与高傲。“看看这个绅士，看看这个虚伪的家伙！”、“他假装看不起最好的伙食，香肠和腌酸菜，呸！这个坏蛋，这个傲慢之人，这个该下地狱的人！”于连用自己的自尊，高傲在污浊的神学原理换来的就是这样的评价，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神学院学员的虚伪，但是也不能否认于连的自尊已经使他“不食人间烟火”而备受憎恶。于连的自尊心一直在暗中潜滋暗长，从市长家到神学院，再到侯爵家，他的自尊心因为外界环境的变换也在不断地膨胀，侯爵家的小姐马蒂尔德以及其他人对于连的态度不得不使他加倍设防。于是，“于连同年轻的伯爵关系也因为自尊而不在密切了，当伯爵的朋友和于连开玩笑的时候，于连总是反唇相讥。于连在一两次失礼后，下决心不再和马蒂尔德小姐说话，除非她先开口。”、“虽然德•拉穆尔府里的所有人都对他非常有礼貌，但他总觉得自己失宠了。他的外省常识，使他引用了一句话来解释这个变化，那就是：“全新的就是全好的”一两次的玩笑对于贵族们来说是他们固有的高贵身份的体现，这对于于连来说，却是致命的打击。对与德•拉穆尔小姐，几次交锋后，于连便对她很冷淡了，甚至有一次交锋后说出：“我真是讨厌这种女孩，她太过于时髦了——她的衣服几乎要从她的肩膀上掉下去了……她的脸色比以前更为苍白了……她的头发的颜色是那么的淡，简直像没有颜色一样！似乎是阳光照成这样的。她行礼和看人的样子是多么地傲慢！简直像一个皇后。”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能够看到，马蒂尔德的骄傲开始激发于连的战斗欲，这就引发了以后所谓的“爱情”。关于于连的两次爱情，我个人认为，是那个时代女人的苦闷与与众不同的于连的自尊结合的产物。就是说，从德•雷纳尔太太开始，德•雷纳尔太太年轻时在修道院学习过很多东西，但觉得荒唐绝伦，不久便忘得一干二净，但无别的事填补这剩下的空间，因此她一无所知。作为家族产业的女继承人，从幼年起就周到众人的阿谀奉承，还有她那笃信守教的天性，注定她过一种内向的生活……曾被这个城的丈夫们引为楷模来教育妻子们，德•雷纳尔先生也为之自豪，可事实上这些都是她内心的独傲的结果……嫁人以后，平静的生活，唯利是图和总嘲笑她的丈夫，使她过分地孤独，高傲的于连于自己的性格相似，也能弥补她寂寞的生活。于是，她开始爱上这个与丈夫全然不同的年轻人，陷入了毁灭性的热恋中。再说德•拉穆尔小姐，这个漂亮的侯爵小姐，贵族的身份决定了她与生俱来的骄傲，她被冠为“舞会的皇后”连于连都曾经感叹道“高贵的马蒂尔德，为了配她，王子也显不出高贵”。这样出生高贵，天生丽质的人儿，怎么会没有人去追求呢？追求的男人如苍蝇一样围着她，她用她的博学，机智和骄傲拒绝也同样在吸引着他们。正因为平日看见的低三下四的男人太多了，高傲的她便选择了于自己同样高傲的于连，于是，开始了双方互相“征服”的恋爱。马蒂尔德到底还是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几个回合过来，她甚至愿意臣服于于连，他曾经想到过“这样的话，他就是我的主人了。”这和于连的“战斗”精神有什么区别呢？于连“征服”马蒂尔德后获得的精神上的胜利与满足远远超过了地位和金钱的利益。本来于连由此可以过上上层社会的生活，成为上层社会的一员，但是又是因为他的自尊和对“荣誉”的重视，不容忍任何一个人污蔑他，哪怕是他曾经深爱过的恋人，惯于征服他人的于连却被别人毁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名誉，为了内心的虚荣，于连选择了报复，在审判的时候，面对瓦列诺等人的轻蔑于连宣称“我绝不向你们祈求恩惠”，“要我向任何怯懦让步，我将一下子变得不幸。”于连高度的自尊心，使他选择了死亡。这条与世俗不同的道路，结束了他的一生。生也自尊，死也自尊。
“百年红楼梦”论文，都是一些专家写的~~~
论对《 红楼梦》 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 与《 战争与和平》 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 其实，对《 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回顾自《红楼梦》 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 红楼梦》 ，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 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 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 红楼梦》 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 红楼梦》 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 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 红楼梦》 。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 红楼梦》 ，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 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 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 红楼梦》 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 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 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 才谈得解释《 红楼梦》 ，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 红楼梦》 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 读者不同；一本《 红楼梦》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 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 红楼梦》 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 以此，我们可以对《 红楼梦》 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 红楼梦》 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 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 红楼梦》 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 的领悟给予了《 红楼梦》 ，阅读者也从阅读《 红楼梦》 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 总之，对《 红楼梦》 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 红楼梦》 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 的批评者力图同《 红楼梦》 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 红楼梦》 之外对《 红楼梦》 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 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 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 红楼梦》 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 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 红楼梦》 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 ）。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 红楼梦》 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 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 红楼梦》 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 红楼梦》 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 红楼梦》 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 《 红楼梦》 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 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 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 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 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 当然，阐释《 红楼梦》 ，《 红楼梦》 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 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 红楼梦》 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 红楼梦》 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 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 红楼梦》 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 红楼梦》 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 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 红楼梦》 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 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 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 、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 锦瑟》 ，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 红楼梦》 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 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 红楼梦》 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 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 红楼梦》 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 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 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 红楼梦》 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 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 红楼梦》 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 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 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 红楼梦》 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 红楼梦》 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 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 红楼梦》 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 从阐释学的观点看，《 红楼梦》 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 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 红楼梦》 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 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 红楼梦》 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 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 的释读，而《 红楼梦》 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 因此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 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 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 红楼梦》 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 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 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 文子，访德篇》 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 。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 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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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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