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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同时，《红旗》杂志停刊。1987年12月16日下发的《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内有一项是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红旗》自创刊以来，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每个时期都按照当时中央的意见、指导思想进行编辑工作。然而，忽然被停刊，这使得无论是做《红旗》工作的同志，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一个很急迫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出现并需要立即解决：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红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1988年第一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上重申《红旗》必须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内容。1988年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到:《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还是要改，并确定《红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
1958年，在毛泽东倡议下，经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红旗》杂志创立。半月刊。在全国 15 个地区印刷，1984 年每期发行 330 万册。还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字的《红旗文选》。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阐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理论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发表评论。读者对象主要是各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1988 年6 月，《红旗》杂志停刊。本来它的发行量就大，存世量也大，而且它只不过作为消息的载体，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除了对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而外，没有太大的交易价值。很多《红旗》杂志在旧书市场像废纸一样被堆在地上可谓泛滥，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话说回来，收藏是一种情趣，正确的心态才能真正领略收藏的乐趣！价格只是作为衡量藏品珍惜程度的标准之一，不必过分地注意，而忽略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红旗杂志市场上地价格：3——5元左右
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文化大革命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清、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毛泽东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过，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则带来对北京市委的人事改变，或则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说”。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她虽然不肯就此罢休，但当时她毕竟羽翼未丰，她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她透露过她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她说：“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随后她指出当时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不管江青加给文艺界的罪名是否属实，但江青要出人头地，要有惊天之举，就必须由她来扫除这“一片恶浊的空气”。江青心中显然明白：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赶下台，内心并不是太自在的，党心民心并不那么服气。因此，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想替彭德怀翻案，最容易触及毛泽东的神经。按照这个思路去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也会同意江青这个思路的。所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确地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可知组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允许的。后来，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这段话明显道出，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的，是纳入他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的。2在上海组织批吴班子[编辑本段]经过一段酝酿之后，1965年春，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才那样认真，亲自安排江青的食宿，并亲自协助江青组织了写作班子。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秘密地组成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是张春桥扶植的文艺界的一条棍子，曾经写过许多批判文章，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国知名作家都挨过他的棍子。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批《海瑞罢官》，以他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看家本领，江青当然是信得过的。然而，尽管他平时写过许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机本性，靠他窥测方向，靠张春桥的指点写成的。而今，却是江青亲自下达的任务，而且背后还有毛泽东在支持，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这可能是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也可以招致临头大祸，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须十分认真来对待这件事。况且，他的对手是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江青说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并不是言过之词。确实，如果姚文元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如果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变化，姚文元随时都可能招惹灾祸。此时的姚文元如果是个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种借口一推了之。然而，姚文元却将此事看成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没上过大学，只念到高中毕业，汉语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谈不上。于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请其来帮助他查阅史料，又经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从此，姚文元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务后，向当时《解放日报》的领导打了个招呼，说是“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于是，他在康平路隐匿了半年多，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暗箭正在铸造，这把射向吴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很少几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把揭开动乱年代的暗箭正在紧张的磨制之中。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来，表面上是看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讨论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张春桥则以汇报样板戏为名，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向江青报告炮制评《海瑞罢官》文章的进程和问题。而姚文元则仍然处于封闭和保密之中，有的说是九易其稿，反正炮制这篇文章姚文元并不轻松。江青后来曾多次谈到她奉命组织这篇文章是担风险的。这虽然是为了炫耀其政治资本而故作姿态，但风险也确实是有的，尽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灵魂肮脏的人成为她的驯服工具，但这必须是在限度之内。像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们称为“刘邓司令部”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么大的事，如果当时党中央是比较民主的，不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而是把这个思路和意图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旦方案通不过，文章的炮制者，包括江青在内，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风险的。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胆，她也是不敢这样做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正面反对的。况且，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并没有交由政治局讨论。所以，江青的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部署，而批评《海瑞罢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气魄和胆略。在“文化大革命”成为燎原之火后，江青一再讲她担了多少风险，目的是为了邀功。3姚文出笼之后[编辑本段]经过一段精心炮制之后，有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决定出笼，张春桥、姚文元为射出这支暗箭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清样排出来之后，张春桥亲自拟订了一个名单，多是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请他们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其实，是引蛇出动的第一个步骤。张春桥亲自主持了会议，他说：“今天，请各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专家们被张春桥的“谦虚”、“诚恳”的态度所动，就直言不讳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尖锐地指出：“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接着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也相继发表意见，指责姚文元胡乱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这种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恶劣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上的专家、教授的反对。然而，张春桥这个伪君子，却根本不是什么要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而是刺探一下教授、专家们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如果这些专家、教授对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们阴谋得逞。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他们可以把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钓出来，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难怪，张春桥对这次会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姚文元血口喷人，通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种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会嗤之以鼻的。因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专家学者、正直的人民群众都会把这种无限上纲的无赖当成疯子。然而，在当时并不是通常情况，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以，当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吴晗自然是会预感到大难临头的。在北京，吴晗还被蒙在鼓里。当天，或许已经有人告诉他《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批评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这一天的报纸时，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此文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措词也蛮不讲理。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这种小人计较了。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策和一贯做法，要批评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并且上到这样高的纲必须由党中央作出决定，任凭姚文元有再大的胆，任凭《文汇报》有再大的胆，也是不敢自行这样做的。联想到一年多前周恩来曾经告诉他，有人在议论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会想到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他不得不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特别是当他读了《文汇报》那段上纲上线的文字时，他十分气愤，这简直是栽赃陷害他。那么，是谁让姚文元这样干呢？吴晗心中划了个问号，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一贯忠心耿耿，怎么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呢？他实在想不通。不过，吴晗个人想通想不通对于整个被某些人操纵的历史进程来说并不重要，毕竟是从这一天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揭开了序幕。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红旗》改为《求是》的主要原因是为适应改革新形式的需要，而以求是为刊名，更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也更符合理论刊物的性格。
1988年5月30日，中央决定：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
是年6月16日，《红旗》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7月1日《求是》创刊，邓小平为《求是》杂志题写刊名。
扩展资料
《求是》每期封面都是同一个面孔，白色铜版纸上印着邓小平题写的红色“求是”二字，没有文章目录，各期封面的唯一区别就是出版日期。白底红字象征着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办刊方针：坚持政治家办刊原则，高举旗帜，贴近实际，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办刊理念：党刊为本、思想为王。
办刊宗旨：《求是》担负着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宣传阐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决策部署，总结宣传各地各部门实际工作经验，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任务。
人民日报在文化革命年代，也大量发表批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文章说，为什么不改人民日报的名字？求是杂志还应该改委红旗，我们应该高举红旗，我们国旗市红的，我们有红旗牌轿车，所以红旗杂志还应恢复。
文学史上最开心的事就是将《红旗》改为了求是，将那些红色恐怖饿殍遍地的时代还原了真相了
1958年6月1日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由谢觉哉主编，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红旗》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且编委会的阵容颇为强大。展开全部内容-->
1958年，在毛泽东倡议下，经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红旗》杂志创立。半月刊。在全国 15 个地区印刷，1984 年每期发行 330 万册。还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字的《红旗文选》。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阐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理论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发表评论。读者对象主要是各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1988 年6 月，《红旗》杂志停刊。本来它的发行量就大，存世量也大，而且它只不过作为消息的载体，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除了对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而外，没有太大的交易价值。很多《红旗》杂志在旧书市场像废纸一样被堆在地上可谓泛滥，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话说回来，收藏是一种情趣，正确的心态才能真正领略收藏的乐趣！价格只是作为衡量藏品珍惜程度的标准之一，不必过分地注意，而忽略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红旗杂志市场上地价格：3——5元左右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正式创刊，沙滩北街2号大院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红旗》的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
扩展资料
毛泽东的 《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
1960 1．7-1．17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 中共中央批转《太原市委关于发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 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 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 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批告》。 《红旗》杂志发表《列宁主义万岁》。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党组《关于一九六 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的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 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 答案补充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 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 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11月 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 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作了重要批示。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 12．24- 1961．1．13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答案补充1961 中共中央批转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 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 答案补充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报告》。 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批准 试行《高教六十条》。 中共中央下发《工业七十条》。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 答案补充1962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 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周恩来在广州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批准《文艺八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 彭德怀给毛泽东、党中央上交八万言书。 中共中央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答案补充1963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和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全国开展学习雷锋活动。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 刘少奇访问亚洲五国。 毛泽东主持制定《前十条》。 中共中央公布《前十条》。 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 11、 第二届全国人同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原则批准发展科学技术十年规划。
当官就应该为民作主，为民作主也是为中央负责，以为人民服务的宗昏
侯外庐先生在20世纪众多史学家中，独树一帜，在很多方面自成体系，例如：对中国思想得发展历程做了系统梳理，明确从社会史入手解决思想史问题，扩大了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发掘出很多曾经不被重视的的思想家和“异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厘清了中国古代城市和国家的起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解决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1932年资本论第一卷上册，马克思原著、与王慎明合译，1932年由北平国际学社出版。1934年《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1934年6月由山西国际社出版。1936年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原著、与右铭（王思华）合译。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发表于《中山文化季刊》1936年冬季号，重刊于1938年该刊第3卷第4期。1939年中山先生“革命的人文主义”之特征，发表于1939年1月1日《时事类编》特刊第29期。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的学术运动，发表于1939年4月《理论与现实》第一卷第一期。中国革命同盟会的精神，发表于1939年5月1《时事类编》第36期。社会史导论，发表于1939年9月《中苏文化》第4卷第2期。1940年略论方法问题，发表于1940年《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历史的阶段与了解，发表于1940年《读书月报》第2卷第9期。中山先生年谱（与李甄陶合编），发表于1940年3月12日《中苏文化》第5卷特刊。中山先生遗教的核心精神，发表于1940年3月12日《中苏文化》第5卷特刊。1941年论晚清百年来金融贵族的成毁，发表于1941年2月《读书》月刊第2卷第11期。阿Q年代的“问题”，发表于1941年10月《中苏文化》第9卷第2、3合刊。1942年屈原思想的秘密，发表于1942年1月《中苏文化》第11卷第1期，《新华日报》1942年2月17日转载。屈原思想渊源的先决问题，发表于1942年1月《中苏文化》第11卷第2期，《新华日报》1942年4月22日转载。申论屈原思想（衡量屈原的尽度），发表于1942年1月《中苏文化》第11卷第2期。周代社会诸制度考（署名徐乐英），发表于1942年7月《群众》周刊第7卷第14期。1943年《中国古典社会论》，1943年1月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孔子批判主义的社会思想底研究，发表于1943年4月《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1期。中国古代“贤者”之史的研究，发表于1943年7月《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3年由国际出版社出版。王国维古史考释集解，1943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1944年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考，发表于1944年1月《文风》杂志第1卷第2期。乾嘉时代的汉学潮流与文化史学的抗议，发表于1944年5月《中山文化季刊》第一卷第4期。东方古代文明理解之钥匙，发表于1944年5月《文风》杂志第2卷第5期。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家李二曲评述，发表于1944年5月《中苏文化》第15卷第3、4期合刊。颜习斋反玄学的基本思想，发表于1944年6月《中苏文化》第15卷第5期。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年6月由重庆文风出版社初版。黄梨洲的哲学思想与近世思维方法，发表于1944年7月《中苏文化》第15卷第6、7期合刊。第十七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号筒——龚定庵思想的历史说明，发表于1944年8月《大学》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1944年11月由重庆三友书店初版。黄梨洲的诗文论，发表于1944年12月《民主世界》第1卷第14期。船山学案，1944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1945年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反民主理论，发表于1945年2月《中华论坛》第1卷第2期。第十七世纪中国的一个新世界观，发表于1945年3月《中原月刊第2卷第1期。章太炎关于民族、民主的政治，发表于1945年3月《民主世界》第2卷第6期。康有为与变法运动历史，发表于1945年4月《中苏文化》第16卷第3期。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下卷），1945年6月由重庆三友书店初版。古代文献最初发现的中国古代文明考，发表于1945年6月《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谭嗣同的社会思想，发表于1945年7月《中苏文化》第16卷第6、7期合刊。戊戌政变健者谭嗣同的思想流派，发表于1945年7月《民主世界》第2卷第12期。“五四”文化运动与“孙文学派”的关系，发表于1945年3月《中华论坛》第1卷第5—6期。关于哲学起源的理论探讨，发表于1945年《民主世界》第2卷第6期。苏联历史学界诸争论的解答，1945年8月由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出版。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发表于1945年8月《中华论坛》第1卷第7、8期合刊。章太炎基于“分析名相”的经史一元论，发表于1945年9月《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2期。王国维古史决疑的诸范例，发表于1945年9月《中苏文化》第16卷第8期。中国古代氏族专政与政治起源，发表于1945年10月《中苏文化》第16卷第9、10期合刊。中国古代氏族专政的修正与否定，发表于1945年12月《中苏文化》第16卷第12期。1946年中国古代的变法运动，发表于1946年3月《中苏文化》第17卷第2、3期合刊。民主的历史考察——在沙坪墺的讲演，发表于1946年4月11日《新华日报》。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1946年7月由上海长风书店出版。复苏联历史学家格莱科夫的信，发表于1946年8月《中国学术》创刊号。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从经验方面考察），发表于1946年8月《中国学术》第2号。先秦诸子思想（评价），发表于1946年10月《青年知识》新4期。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1946年由上海文风书局出版。1947年人类思维及哲学思想的发生，发表于1947年上海《唯民》周刊第3期。新哲学教程（与罗克订合著），1947年3月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我怎样研究中国古代史，发表于1947年《青年知识》第5期。司马迁思想的悲剧性，发表于1947年5月3日上海《文汇报》“新思潮”专栏第10期。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上、下册），《新中国大学丛书》于1947年5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司马迁怎样说出墨者要旨呢，发表于1947年5月24日上海《文汇报》“新思潮”专栏第12期。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与杜守素、赵纪彬合著，1947年6月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司马迁的诸子要旨及其用意，发表于1947年7月《大学》月刊第6卷第3期。汉代社会新论，发表于1947年8月《大学》月刊第6卷第4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47年10月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论纵横家的商人思想，发表于1947年《读书与出版》第2年第5期。1948年魏恶儒道论争四派中之“儒道合”派，发表于1948年3月《时代评论》第5卷第99期。秦汉魏晋南北朝神灭思想的战斗传统与范缜的神灭论（与纪云彬合作），发表于1948年3月《时代评论》第5卷第102期。鲁迅与中国思想传统，发表于1948年9月22日香港《文汇报》“新思潮”专栏第2期。文天祥思想（答读者问），发表于1948年9月29日香港《文汇报》“新思潮”专栏第3期。1949年孙中山到毛泽东，1949年由山海书屋出版。1950年中国思想通史——中古编序，发表于1950年4月2日《光明日报》。论汉代思想的阶级性总倾向，发表于1950年4月26日《光明日报》。魏晋思想之历史背景与阶级根源，发表于1950年5月1日《新建设》第2卷第5期。关于五四运动谁领导的问题，发表于1950年5月4日《光明日报》。汉代社会史绪论，1950年5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与杜守素、赵纪彬、邱汉生合著。《新中国大学丛书》。1950年6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五世纪末唯物论者范缜研究，发表于1950年8月《中国科学》第1卷第1期。关于学习社会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于1950年《展望》第6卷第12期。社会发展史的一些问题，1950年由展望出版社出版。魏晋玄学的社会意义——党性，发表于1950年11月1日《新建设》第3卷第2期。1951年从鲁迅笔名与阿Q人名说到怎样认识鲁迅并怎样向鲁迅学习，发表于1951年1月26日《光明日报》。“实践论”——中国思想史（知行关系）的科学总结，发表于1951年3月6日《新建设》第3卷第6期。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与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合著，1951年5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武训——中国农民拆散时代的封建喜剧丑角，发表于1951年6月5日《光明日报》。1952年严复思想批判，发表于1952年3月5日《新建设》第4卷第3期。论洪秀全与洪仁玕，发表于1952年4月6日《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4年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发表于1954年2月《历史研究》第1期，《新华日报》五月号转载。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适用于古代中国问题，发表于《新建设》1954年第4期。1955年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胡适的反动面貌，发表于1955年2月《新建设》第2期，1955年4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转载。孙中山——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表于1955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论明清之际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启蒙思想的特点，发表于1955年5月3日《新建设》第5期。从对待哲学遗产的观点、方法和立场批判胡适怎样涂抹和诬蔑中国哲学史，发表于《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修订本），1955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发表于1955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期转载。汉代白虎观宗教仁义与神学法典《白虎通义》——兼评王充对白虎观神学的批判，发表于《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1956年批判梁漱溟反动的历史观点及其复古主义，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介绍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发表于《历史教学》1956年7月号。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集》转载，又载入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1956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揭露美帝国主义奴才胡适的反动政治面貌，195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年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同政治思想的联系，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同年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起源于秦汉之际，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专题报道。中国思想通史一、二、三卷（增订本），1957年3至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介绍陈确著书中所仅见刊本《葬书》的思想，发表于《新建设》1957年第6期。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上）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下）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学习先进理论，加强的思想路线，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苏联科学院编《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部分）与冯友兰、胡绳合著，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8年怎样对待孔德的思想，发表于《哲学研究》1958年第2期。中国哲学史略，1958年4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9年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出版。谈谈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兼评冯友兰先生的看法，发表于《争鸣》1958年第5期。古史领域中“厚今薄古”方针的斗争意义，发表于《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厚今薄古论文集》选载。《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序，1958年9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唯物主义者王安石（与邱汉生合作），发表于《历史研究》1958年第10期。1959年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发表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发表于《新建设》1959年第4期。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年4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王廷相哲学选集》序，1959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6月由中华书局重印增订本。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发表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7期。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发表于《新建设》1959年第7期。李贽的进步思想（与邱汉生合作），发表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吕才的唯物主义思想，发表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9期。《陈确哲学选集》序，1959年5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明道编》序，1959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伯牙琴》序，1959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十六世纪中国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发表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与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诸青合著，195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与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诸青合著，1960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1年忆悼杜国庠，发表于1961年2月8日《光明日报》。从“兄弟”谈到历史剧的一些问题（笔名常谈），发表于1961年3月9日《北京晚报》，《文汇报》1965年12月8日转载。刘知几的哲学和史学思想——纪念刘知几诞生一千三百周年，发表于196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中国古代不怕鬼神的思想传统，发表于1961年3月25日《光明日报》。论刘知几的学术思想——纪念刘知几诞生一千三百周年，发表于《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外传，发表于1961年5月3日《人民日报》。侯外庐谈如何对待中国哲学史遗产问题（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编写），发表于1961年5月6日《光明日报》。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干革命派无神论思想的历史特点，发表于1961年7月31日《光明日报》。论汤显祖《紫钗记》和《南柯记》的思想性，发表于《新建设》1961年第7期。方以智《东西均》一书的哲学思想——纪念方以智诞生二百五十周年，发表于1961年8月6日《人民日报》。汤显祖《邯郸记》的思想与风格，发表于196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方以智对遗产的批判继承态度，发表于1961年9月28日《光明日报》。在严格的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发表于《红旗》杂志1961年第19期。1962年论汤显祖剧作四种，1962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傅山《荀子评论》手稿序言，发表于1962年6月3日《光明日报》。汤显祖著作的人民性和思想性，发表于1962年6月25日《光明日报》。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与张岂之合写），发表于1962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吕坤哲学选集》序，1962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方以智《东西均》》序，1962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李贽的封建叛逆思想——为纪念李贽逝世三百六十周年而作（与李学勤合写），发表于1962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1963年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原名《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63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柳宗元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思想，发表于1963年2月9日《人民日报》。柳宗元的社会思想（与张岂之合写），发表于1963年2月9日《光明日报》。柳宗元《天对》在中国唯物主义史上的科学地位——兼看哲学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与李学勤合写）发表于《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发表于《新建设》1963年第4期。中国哲学简史，1963年1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4年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不同哲学流派及其发展，发表于《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唐宋之际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发表于《新建设》1964年第3期。略论辛亥革命前后美帝国主义对华精神侵略——近代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史料的初步考察之一，发表于《新建设》1964年第8、9期合刊。《柳宗元哲学选集》序，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二十世纪林乐知念的“和平经”，发表于1965年5月28日《人民日报》。1977年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发表于1977年9月1日《光明日报》。1978年中国近代哲学史，197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肃清“四人帮”流毒，积极开展哲学史研究，发表于《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合刊。深切悼念郭沫若，发表于《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1979年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发表于《历史教学》1979年第1期。悼念吴晗，发表于1979年2月17日《北京日报》。中国封建社会史论，197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提倡科学的诚实态度，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思潮，发表于《红旗》1979年第5期。学术研究与“百家争鸣”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1980年中国思想史纲（上册），198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怎样造就社会科学人才，发表于1980年6月28日《文汇报》。怀念吕振羽，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人民日报》于1981年2月17日转载。翻译《资本论》（回忆录之一）1980年8月发表于《中国哲学》第3辑。《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序，1980年9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坎坷的历程（回忆录之二），1980年10月发表于《中国哲学》第4辑。1981年坎坷的历程（回忆录之三），1981年发表于《中国哲学》第5辑。学苑新葩——《中国哲学》评介，发表于1981年1月5日《文汇报》。重视人才的培养，促进哲学史研究工作，发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饱尝甘苦的十年，发表于上海《书林》1981年1期。深沉的怀念——纪念杜国庠逝世二十周年，发表于广东《学术研究》1981年第1期。坎坷的历程（回忆录之四），1981年5月发表于《中国哲学》第6辑。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发表于1981年6月18日《光明日报》。历史的丰碑——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发表于1981年10月19日《文汇报》。侯外庐自传，发表于山西《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中国思想史纲（下册），1981年10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资本论》译读始末，发表于北京《学习与研究》1981年试刊1期。1982年坎坷的道路（回忆录之五），1982年5月发表于《中国哲学》第7辑。船山学案（新版），1982年9月由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坎坷的道路（回忆录之六），1982年10月发表于《中国哲学》第8辑。侯外庐论学书札，同上。史林述学——《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发表于《文史哲》1982年第5期。研究历史要求新求实——翦伯赞学术纪念会书面发言，发表于1982年11月24日《光明日报》。“只顾攀登莫问高”——纪念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发表于1982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又载《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6期。1983年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回忆录之七），1983年2月发表于《中国哲学》第9辑。撰著《中国思想通史》（回忆录之八），1983年8月发表于《中国哲学》第10辑。深切悼念尹达，发表于1983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又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中国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1984年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发表于《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宋明理学史（上卷）与邱汉生、张岂之主编，198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扬傅山的优良学术传统——纪念傅山逝世三百周年，发表于《晋阳学刊》1984年第5期。1985年韧的追求（《回忆录》），1985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民主、科学、创新，发表于《文汇报》1985年12月2日。1986年孔子研究发微，发表于《孔子研究》创刊号。《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序言，1986年10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宋明理学史（下卷）与邱汉生、张岂之主编，1987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方以智全书前言，1988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逐渐失去真话的年代
就是不让社会主义的红旗，飘下去。
红旗杂志改求是不仅仅是改了名，还把原来的红字黑拼音改成黑字红拼音。这和人民公社改乡是一个目的吧
赞同你的观点，把火车改成汽车不伦不类。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求是》的前身《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正式创刊。《求是》的刊名是由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