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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事业。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以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为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为轴心国一方，以三巨头美国、英国、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国家同盟国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中国在二战中以巨大的牺牲和无畏的精神拖住了日本数百万军队，让其深陷中国战场无法自拔，阻止了苏联陷入德、日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对欧洲战场无论东线西线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战略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长达14年的复杂 历史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共产党在处于非执政和受围剿、遭打压的条件下，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逐步成为支撑抗战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中流砥柱”的观点，最早源于毛泽东于1941年5月25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党内指示，即《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文中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进一步丰富和史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雄才大略，又身处抗战相持阶段的艰苦环境中，他对中国抗战的过往和前程均有深刻的感悟和科学的预测。该文虽然很短，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经典的概括。
一、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战全史
我们将抗日战争正式界定为14年，这源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就开始了”。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放弃了抵抗，所谓8年抗战，只能理解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表现在她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日战争的全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是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东北早有窥视和插足。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是关东军提前恶意挑动的，日军本土总部尚未部署兵力。当时，日军在辽宁的关东军只驻有1个师团约万人，另有“满铁”支队3000余人，事变发生后，该师团才请求国内增援。日本军部于19日开会讨论时还作出决定，遵照内阁决定“不扩大”办理，但暗中又表扬和支持了关东军，才从驻朝鲜的2个师团中调入东北1个旅团。同时，当时日本全国的军力除海军外只有17个师团，约34万人，能调入中国东北的多则3—5个师团6—10万人。
反观当时的东北军，至少有正规军35万人。其中，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空军5个飞行大队，可作战飞机约100架，另有海军3000人，军舰21艘，吨位万。从武器装备水平看，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中，东北军最好，与日军差距不大。其中，轻机枪和坦克进口于欧洲， 科技 含量高于日本，具有很大的陆战优势。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有20万人因之前参与中原大战和反对石友三，驻扎在平津、热河一带，若日军从本土调兵，这20万大军即可随时回援。但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指令，有愧于东北人民，这也是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粮食充足，既是清末重点保护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东北军抵抗作战的潜力很大。日本关东军提前发动事变，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和豪赌，他们赌的是“少帅打仗比老帅差好几个段位”，没想到赌出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否则，“九·一八”事变引发的东北战局必会改写。 历史 不能假设，但可以做出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基本的正确判断，东北的沦丧，为日本掠夺资源，强化作战潜力和敢于对华全面开战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恶化了中国对日本作战的实力对比。
与国民党政府相反，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民积极抗日和推动东北军“兵变”抗日等。1932年4月15日，远在江西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事变后的10月19日，黑龙江守军以1个团的兵力组织了“江桥抗战”；东北各地产生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游击队。为统一抗战力量，1936年，东北各抗日武装合并组织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其主要将领和骨干多为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将军曾在抗联任过师长，与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日军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义勇军、游击队和抗联的存在，日本不断向东北增兵。据周保中将军后来推算，抗联及其前身对日作战达上万次，共歼灭日、伪军万人，1937年后又牵制了大量日军（约为20万。1940年日军增至76万，主要是为了屯兵准备进攻苏联），对14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推动了国共合作，引领了全民抗战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的轻易得手，助长了其在华侵略扩张的野心，导致了中国在尔后祸患不断。从1932年的“上海事变”开始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为止，国民党政府步步妥协，先后与日军签署了四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其中，淞沪停战协定使日本得以在上海驻军，塘沽协定为日军侵入华北提供了极大方便，它与1915年的“中日21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在日军侵华问题上，一直寄希望于美英出面调停，因而直到1941年12月9日，即战略相持后第二年才敢于明确对日宣战。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地方军中便产生了大量投靠日军的伪军和汉奸。
在日本步步紧逼的几年中，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后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共及红军开展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从江南中央苏区突围西撤。在西撤后的目的地上，张国焘曾主张进入大西南，口号是“打到四川吃大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各路红军经过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甘会师。因此，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不朽史诗，而且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
1935年8月，针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撰写了《八一宣言》（10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发表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正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后得知这一宣言时，便于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认和贯彻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请愿游行活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但它对宣传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蒋介石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去世之际，企图以国民党中央名义收复两广地方兵权。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宣称举兵北上反蒋抗日，史称“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为推动全民族抗日，以不同途径和方式分别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陕西的杨虎城、张学良等，开展了统一抗日或合作抗日的工作。这些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均表达了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共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杨虎城与张学良联手策动了“兵谏”，将蒋介石在陕西临潼以武力扣押，劝其将“剿共”矛头转向抗日。蒋介石大为恼怒，坚决不从，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国内各界引起极大震动，何应钦放言中央军攻打西安，国民党面临着再一次内部大战，蒋介石也是命悬一线。对此重大事件，中共中央不是推波助澜，而是以抗战大局为重，由周恩来亲赴西安助推放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第一次为北伐）。国共合作抗日原则的形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干和决定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引领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其中，以各种方式逼迫和监督可能投降的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对凝聚全民抗战合力具有深层意义。
三、形成了科学理论，提供了战略指导
抗日战争，必须有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国民党一直未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产生了汪精卫的“亡国论”和蒋介石的“妥协论”，以及轻视游击战的“速胜论”。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多次失利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吸收朱德、周恩来等同志持久战思想和前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写作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持久战的基本思想是“持久和必胜”，并将抗日战争全过程预判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文中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敌强决定了我不能速胜，敌非正义和寡助与我正义、地大、多助，决定了敌必败和我必胜。但我必胜又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敌我实力对比逐步转变的过程。其中，战略相持是敌强我弱向敌弱我强转变的“枢纽”，也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之间处于犬牙交错的形态，必须科学地组织指挥不同的战役，灵活机动的运用不同的战术战法，以利于实现战略持久与战役战术的速决。在专论游击战一文中，他将游击战这一战术问题提到了战略层面来考量，认为在一个大而弱的中国，与军力强大的苏联不同，游击战已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以弱胜强和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毛泽东关于抗战军事理论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泛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投入到游击战之中，让日军逐步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这与蒋介石压制各界抗战呼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鲜明对照。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这说明蒋介石已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观点。1939年2月，国民党军训部在湖南开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特别邀请了中共方面叶剑英任培训班的副教育长，由中共又派出了29人前往任教。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还向任教育长的汤恩伯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摘要印发学员作为重要教材。另据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回忆，他当年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感到很受教育和启发、十分佩服。
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和江南游击队的科学理论武装和军事战略指导，对国民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战术指导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过多次军事会议和制定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均未达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水平，因而在多次大会战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领导了敌后抗战，转变了实力对比
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被动防御作战，打掉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1939年10月，正面战场的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因兵力不足，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处于犬牙交错形态，这个阶段努力的好，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史实确实如此，而完成实力对比根本转变这一任务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过去认为，敌后抗战主要起牵制日军的作用，只是正面战场的辅助力量，或者用“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来圆场。现在看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既是时间认知上的错位，也是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入分析的表现。时间认知上的错位是指，把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力作用也视为战略相持阶段及以后的主力；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刻的认识，主要是指只看到游击战作战规模小，起不到大兵团的决战作用。从表面上看，游击战是多股小股部队分散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但成千上万个小股部队的游击战，合起来就是多次大兵团作战，是积诸多小胜为大胜；是发挥我国地广人多之优势和克服装器装备落后之劣势的有效途径，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和必由之路。为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列出以下两组数据。
第一组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所对应的日军兵力及在国共两党各占的比重（不含东北）。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兵力为54万人，占侵华总兵力的62%；1940年为47万，占58%；1941年至1942年为40万，占70%；1943年末为35万，占58%。
第二组数据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八路军列编组成时只有5万人，其中，奔赴抗战（二战区）前线的主力部队为万人，在延安留守的约4000人；新四军刚组建时为万人，“皖南事变”后仅剩2000多人，后由陈毅任军长、刘少奇兼任政委，重新组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两者合计的兵力变化是：1938年为万；1939年为32万；1940年为50万；1941年为44万；1942年为45万；1943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万）；1944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2万）。1945年8月前为91万，另有民兵已达到200万人。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以105个团的兵力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便将侵华的重点转入对准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多次“大扫荡”，对国民党则实行以诱降为主的政策。从全面抗战八年的时段划分看，国民党作为主力抗战，主要集中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之中；共产党作为领导敌后武装力量和民众的抗战，则存在于相持阶段的五年多之中。从战略相持阶段开始，敌后战场已转变为主战场，共产党已逐步为抗日战争的主力。
可以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北部通向越、缅的陆上交通，建立与南洋日军的联系，在已处于走向弱势情况下发动了“豫湘桂大战”。在这次大战中，日军从东北和华北抽调的兵力为51万人，国民党守军中的第一、四、九的三大战区共有130万守军，兵力是日军的倍。但在双方作战中，国民党一路溃败，有的则不战而逃。“豫湘桂大战”中，日军损失3万人，国军则损失了60万人，战损比为1：20，国民党军队在此役后已完全丧失了对日作战的主力地位。
五、冲破了反共逆流，实施了战略反攻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实现了必要的合作，但蒋介石对于合作是被迫的，始终包藏着祸心，共产党在抗战中也始终面临着腹背受敌的风险。因此，在抗战期间，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抗战的精神支柱，也是实现对日战略反攻的基本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产生于1939年12月，主要是胡宗南在西北指挥其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阎锡山在山西对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动进攻。第二次是指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以7个师8万人的兵力“围剿”新四军，使新四军牺牲了80%以上。第三次发生于1943年6月，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密令胡宗南以2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九路围攻延安。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逆流，对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共产党的抵制下未能最终得逞；反倒使共产党百炼成钢、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抗日战争中实施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考虑到蒋介石对日作战的败多胜少和指挥无能，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和敌据点2500多个，收服了大量失地，与国民党的大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1945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游击队，又发起了春季攻势作战，形成了在华北、华中、华南和含陕甘宁边区在内的18个大片区根据地（约有1亿人口），使日军只能蜗居于若干大城市和防守于部分交通干线。
1945年8月6日，美国抢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前，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同日午夜12时，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居民发布了大反攻第1号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还远在大西南，这就是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就没有参与战略反攻作战。
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于8月11日电令解放区居民“原地驻守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蒋介石还与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相勾结，以赦免“战争罪犯”为条件，令其不得向共产党投降；并由美国派飞机和军舰向东北和华北为其运兵。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所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就指出：国民党在抗战中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抗战中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现在胜利了，这位委员长要下峨眉山“摘桃子”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力和果实绝不允许丧失。
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的侵华总兵力累计达2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残杀了中国军民30万人，造成中国战争消耗和经济损失6000亿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为奋起反抗，中国投入的兵力累计达560多万，伤亡380多万，民众伤亡以千万计；毙伤日军150余万，毙伤伪军约125万；战争结束时，接受日军投降128万人，接受伪军投降146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作战万次，自身伤亡56万多人，毙伤日军万人，毙伤伪军占比95%左右，作战绩效远高于国民党。
结语：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的重大意义，不在于歼敌与俘获的多少，而在于它出师即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敢打必胜的典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表现为她在抗战全过程中的坚定立场和英勇善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佳，没有起到执政党和占有大量资源应起的作用，反映了其右翼势力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局限，突出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战役指挥上的“消极防御、尽力避战”。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其“抗日立场的坚定性、战略指导的科学性和战术运用的创新性、灵活性”，必然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最终决定力量。但我们对国民党中广大爱国官兵则不应以“胜败论英雄”，其中，1935年的“长城抗战”等则虽败犹荣。他们对抗日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同样值得我们纪念和尊敬。
当今世界，武器装备的 科技 化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具有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人心向背和战略指导仍然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的 历史 表明，好战必亡、惧战必危，要想和平崛起，必须“导弹竖起”；爱好和平与守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谨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前辈们致敬！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国和友军致敬！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合订一卷本。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 历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3]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再版。
注释：
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共党史中“歼灭”日伪军数量有较大争议。本文作者经查阅相关资料(含日本“靖国神社”记载)和研究后认为，将国共两党“歼灭”日伪军数界定为“毙伤”日伪军数更为妥当。
（作者简介：王保庆，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太行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艳红，河南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七十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全民抗战的序幕。历时八年的峥嵘岁月，中国人民终于熄灭了日寇在华夏大地燃起的战火硝烟。七十年了，七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自此扭转百年衰败沉沦的历史，古老的中国从此走向民族的独立与自强。侧耳细听，似乎还能听见七十年前的炮声，还能听见抗日先烈气壮山河的呐喊，还能听见八百里太行烈马追踪的嘶鸣。我曾经偶然看到过一些惨绝人寰的图片。其中最令我震撼的一幅是一个革命老汉的头颅被架在一段破烂的木桩上，木桩上蚂蚁成群。那位老汉的脸上仿佛挂着轻蔑的笑容，嘴里还叼着一截烟屁股，那一道道深如沟壑的皱纹如菊花般地在他瘦削的脸上绽放出最伟大的光彩，那一缕英魂永垂不朽……艰苦的磨难，压不垮中国人民；残暴的敌人，只能激发起中华民族誓死抗争的英雄气概。“风在喉，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振聋发聩的吼声，伴随着黄河的滔滔水声，流传至今。这是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誓言，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宣言，是抗战精神生动、有力的诠释和展现。壮烈浩气长存，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女神高悬天际，如今，她扇动翅间清风，吹散迷雾，还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中华英烈们以公道，令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载史册，万古流芳；令他们的名字永远在中国人的心扉上熠熠生辉。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我以我最深最真的笔触，走过时间的沧桑，空间的辽阔。我想令人们回忆起70多年前那场悲壮激越、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反法西斯斗争；我想揭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迸发出的神奇力量。我们纪念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仇恨，而是着眼于未来。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意味着背叛。这段历史，本应渗入我们的血脉，合成在我们的DNA中，成为子孙后代与生俱来的记忆。就像一个永远醒着的伤口，以一种永远无法回避的痛楚，时时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中华当自强！70个春夏秋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70周年了，由此而激发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神州大地上激荡，在华夏儿女心中涌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当前，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应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个大局，把满腔爱国之情化为发愤学习之动力，热忱报国之行动。就让我们飞扬的青春和年轻的生命在为祖国强盛而奋斗的过程中闪耀出夺目的光彩吧！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讲，必须牢固树立国耻的意义、忧虑意识和危机意识。一个国家对自己民族遭受的耻辱，往往比得到荣誉更能刻骨铭心。而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忧虑意识，更是当代青少年建功立业的现实压力和动力！目前一个不忘国耻而愤然前行、充满忧患意识而始终居安思危的民族，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在伟大祖国通往现实化的不平坦的征途上，我们广大青少年理应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具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变压力为动力，把爱国精神和国耻的危机转变为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看，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看，既有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的内在原因，也有世界各国人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外在原因。从两个原因的主次关系看，内在原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在原因看，起作用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我就围绕这个问题作个发言，谈五个问题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1 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领导和影响民众的一个重要标尺。而能否广泛地组织和发动民众，这是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和条件。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个时间比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早8年，比1941年6月德国进攻莫斯科和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早10年。尽管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立即发起了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9月19日、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就先后分别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当时虽然力量还很弱小，而且没有所谓的合法地位，还不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但是，却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开展了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由局部抗战逐步转向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组织了各种抵抗武装。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力量的联系，并组织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了杨靖宇、赵一曼等多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 领导力 量。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最后都英勇牺牲，成为受后人景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英雄。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 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曾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灭日军1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中国大地形成了一股要求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国民党内的抗日派进行局部抵抗。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1933年6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了察哈尔抗战，中国共产党派遣了300多名共产党员参与其中，这次抗战曾乘胜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等大部分失地。吉鸿昌就是这次抗战中涌现出的闻名全国的抗日民族英雄。1936年，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发起了绥远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重任。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2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是根本保证。那么，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力量是由谁团结凝聚起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是谁领导和主导的呢?按理说应该由当时处在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和主导。但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的抗战则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主导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谁倡导的、谁促成的、谁坚持和维护下来的呢?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尔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在1933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并开始在东北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的结束，两党合作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宽广胸怀，捐弃前嫌，放下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血腥屠杀的深仇大恨，努力促成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始终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抗战就有倒退的危险，就有失败的危险，也就有使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在抗战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损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中国抗日几度出现逆转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和原则，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避免了倒退，克服了危险，防止了分裂，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3 我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军事力量又非常弱小，如何抗战、怎样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就至关重要。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途径，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这与国民党实行的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决定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方向和中国人民的不同命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且这个胜利将会是人民的胜利。如果按照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历史和人民作了第一种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 方法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即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 1938年5月，他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科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描绘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路线图。持久战总的战略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抗战形势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与之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战术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也是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下正确战略战术的展开和具体实施。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作战的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担负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它是长期贯穿于抗日战争的战争形式，是敌强我弱形势下人民战争的最佳方式，是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特有效战法。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4 我谈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 如上所述，领导和主导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领导和组织形式。而中国的抗日战场由于国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不同、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不同，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这又造成了中国抗战的特殊战略布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领导的武装力量，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敌后战场的形成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停止战略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成为敌我力量消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到战略反攻阶段时，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敌后战场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逐步成为中国坚持抗战和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这些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与敌人作战的立足点，是牵制、袭扰、消灭敌人的出发地和前沿阵地，是实施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这些区域不是从国民党政府的手中划定而得到的，而是从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又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回来的。在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加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 文化 建设。通过各项建设，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和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这一切与国民党统治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反差。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日军进攻的深入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八路军、新四军果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遏止日军持续进攻的生力军。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八路军115师就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信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从陕甘宁一隅迅速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迫使日军将兵力转向后方，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从抗战全局看，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 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个问题。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役，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等，使日伪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日本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充斥着对中共游击战无可奈何的感叹。 可以说，这一时期，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为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3年敌后战场部分地区开展了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到1945年底，在全面反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万余次，消灭日伪军万人，其中日军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长期艰苦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独当一面的抗日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写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由此可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5 我谈的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被侵略、受欺辱的中华民族能否取得胜利、能否获得解放，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野蛮凶狠，惨无人道，其铁蹄践踏之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毁，无辜平民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躏。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 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正像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输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深刻内涵。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他们兵力弱小，装备落后，却要面对强大的日军的反复“扫荡”，而日本法西斯实行的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为贫乏，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因此，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余万人。 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最大时才100余万平方公里，只占全国总面积不到1/9。人口最多时也才约1亿，也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4。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非常有限的资源，直接取得如此巨大的抗战胜利成果，实属不易。最后，我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点感悟作发言的结束语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重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它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也成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候，它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推动者、践行者，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维护者。历史启迪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在。今天，我们研究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以此来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是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可以警示当下，烛照未来，它可以作为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进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伟大的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在中国近代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抗战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从衰亡走向振兴的转折点.这种转变,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进程以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奋起的历史转折点,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开启了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胜利进程,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200字够了么？不够的话给我说
你是不是成工院的
抗日战争经过中国人民不懈的努力，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涌现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发动了无数次的进攻，前仆后继，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了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
你可以先写 甲午战争的起因 还有签了 马关条约 对中国的影响 还有中国当时的社会 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对比 对比可以有很多方面 比如经济 军事 国民 下面是甲午战争的资料 希望对你有帮助：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甲午战史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中日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锋芒初露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70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2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中国军队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中国军队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太后说，光绪1875年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 。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战争过程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是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崐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海战发生于9月17日 ，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东沟）附近海面。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为10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则有12艘。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比睿、赤城、西京丸诸舰。但北洋舰队中致远舰亦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200余人牺牲。下午，北洋舰队10舰中 ，沉四、逃二、伤二，只余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并重创日本旗舰松岛。战至下午五时半，日本舰队撤离战场。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金县）。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马关条约》的签订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④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同时它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马关条约 中国与日本与1895年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开疆拓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1885年3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大军入朝，于7月25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军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占领大片领土。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 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4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自动宣布承诺休战，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10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要中方明确表示是否接受，不许再讨论。在日本威逼下，清政府只得接受。4月17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废绝中朝宗藩关系。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亿两。4．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5．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马关条约》是1860年中英、中法等《北京条约》以来外国侵略者加给中国的一个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也适应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愿望。条约签订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中国付给日本“酬报”银三千万两。【附】条约全文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对象，永远让与日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以鸭绿江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及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辽东湾南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所属诸岛亦一并在所让界内。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三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第三款、前款所载及黏附本国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国所约疆界于地形或地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改。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第四款、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馀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还清，除将已付息金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馀仍全数免息。第五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两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臣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后两个月交接清楚。第六款、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决。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交国见行约章为本。又本国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以两国全权大臣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办。第一、见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庆府。（三）江苏省苏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中日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见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物，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旅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什派，以及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第七款、日本军队见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第八款、中国为保证认真实行约内所订各款，听允日本军队暂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定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仍不撤回军队。第九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遣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第十款、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第十一款、自本约奉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及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烟台互换。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押印）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芳（押印）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一等伯爵伊藤博文（押印）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押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订于下之关缮写两分。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1）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2）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大借外债，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3）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4）允许在华投资办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现在,我们的生活十分美好。可你，是否想过，现在的幸福生活来的？这可是战士用自己滚烫滚烫的鲜血换来的。这个代价太大了！今天，让我们来顾过去的点点滴滴吧！ 在抗日战争史文章中，我看到了炮火连天、浓烟滚滚的战场。一个个满身鲜血、汗流浃背、奋力拼搏的八路军战士们。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健儿到处逞英豪；雁翎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使骄狂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到敌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还看到了19路军组织的“敢死队”出发前接受长官的指示。接着，“一、二八”的战火首先在闸北燃烧。一个个19路军沉着应战。我还看到抗战1月27日午后，日军准备开火的消息使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上海居民纷纷涌向租界避难。最后，蔡延锴军长临前线指挥…… “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忠贞奖章，“血战台儿庄”的杀敌大刀，“武汉会战”中毙敌3000余人的万家岭大捷中缴获的战利品……抗战初期，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对日军进攻进行了正面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美梦。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抗战的号角。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国共两党抛弃恩怨再次走到一起，中华民族全面神圣抗战从此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 这场在1945年9月3日赢得的战争胜利全然不同以往110年前的甲午战争。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而我们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胜利。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因为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在2005年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了解这段悲壮而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无疑是责无旁贷，却又是一件难以承载的任务。 同学们，战士们就是这样抛头颅，洒热血，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让我们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将来振兴中华！ 革命战士永垂不朽！
伟大的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在中国近代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抗战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从衰亡走向振兴的转折点.这种转变,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进程以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奋起的历史转折点,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开启了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胜利进程,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200字够了么？不够的话给我说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不可以为了凑数随便引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参考文献外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一) [1]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付子堂.法律功能论W].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3]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3. [4]王利明.法治的社会需要司法公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 [5]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院出版社，1982. [8]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10]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 [11]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 [12]苏力.送法下乡一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 [13]范偷.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7-555. [14]田有成.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5]顾培东.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1.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二) 1.沈跃东：《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法规范分》，《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 2.徐亚文：《口述历史与法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陈瑞华：《从 经验 到理论的法学 方法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4.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11年第3期。 5.崔二玲：《浅析法律方法》，《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期。 6.罗旭南：《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海南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刘颖：《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李云海：《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 9.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10.冀海虹：《司法过程中法学方法之解读——以价值分析法为核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王丽霞：《<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 教育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2.冯 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3.刘连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张传新：《法律方法的普遍智力品格及其限度——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称谓争论谈起》,《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15.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三)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宪政下的行政行为基本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裕来：《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梁津明、郭春明、郭庆珠、魏建新：《行政不作为之行政法律责任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四) [1]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范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倪受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信托运营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盛学军.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2012[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连建辉,孙焕民.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李春满.私人银行业务[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8]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徐保满.金融信托与租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1]孟建华.洗钱与银行机构反洗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卓泽渊.法律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英]莫德.全球私人银行业务管理[M].刘立达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4]王征宇,于江等编著.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5]丁邦开,何俊坤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五)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张月满着《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译者：罗结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田圣斌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着《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7]刘根菊等着《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8]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9]孙晶：《亲属作证特免权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德]尧厄尼希着，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2]程海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4]厦门大学法律系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韩延龙、常兆儒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 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4. 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长达14年的复杂 历史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共产党在处于非执政和受围剿、遭打压的条件下，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逐步成为支撑抗战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中流砥柱”的观点，最早源于毛泽东于1941年5月25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党内指示，即《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文中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进一步丰富和史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雄才大略，又身处抗战相持阶段的艰苦环境中，他对中国抗战的过往和前程均有深刻的感悟和科学的预测。该文虽然很短，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经典的概括。
一、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战全史
我们将抗日战争正式界定为14年，这源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就开始了”。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放弃了抵抗，所谓8年抗战，只能理解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表现在她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日战争的全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是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东北早有窥视和插足。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是关东军提前恶意挑动的，日军本土总部尚未部署兵力。当时，日军在辽宁的关东军只驻有1个师团约万人，另有“满铁”支队3000余人，事变发生后，该师团才请求国内增援。日本军部于19日开会讨论时还作出决定，遵照内阁决定“不扩大”办理，但暗中又表扬和支持了关东军，才从驻朝鲜的2个师团中调入东北1个旅团。同时，当时日本全国的军力除海军外只有17个师团，约34万人，能调入中国东北的多则3—5个师团6—10万人。
反观当时的东北军，至少有正规军35万人。其中，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空军5个飞行大队，可作战飞机约100架，另有海军3000人，军舰21艘，吨位万。从武器装备水平看，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中，东北军最好，与日军差距不大。其中，轻机枪和坦克进口于欧洲， 科技 含量高于日本，具有很大的陆战优势。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有20万人因之前参与中原大战和反对石友三，驻扎在平津、热河一带，若日军从本土调兵，这20万大军即可随时回援。但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指令，有愧于东北人民，这也是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粮食充足，既是清末重点保护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东北军抵抗作战的潜力很大。日本关东军提前发动事变，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和豪赌，他们赌的是“少帅打仗比老帅差好几个段位”，没想到赌出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否则，“九·一八”事变引发的东北战局必会改写。 历史 不能假设，但可以做出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基本的正确判断，东北的沦丧，为日本掠夺资源，强化作战潜力和敢于对华全面开战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恶化了中国对日本作战的实力对比。
与国民党政府相反，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民积极抗日和推动东北军“兵变”抗日等。1932年4月15日，远在江西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事变后的10月19日，黑龙江守军以1个团的兵力组织了“江桥抗战”；东北各地产生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游击队。为统一抗战力量，1936年，东北各抗日武装合并组织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其主要将领和骨干多为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将军曾在抗联任过师长，与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日军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义勇军、游击队和抗联的存在，日本不断向东北增兵。据周保中将军后来推算，抗联及其前身对日作战达上万次，共歼灭日、伪军万人，1937年后又牵制了大量日军（约为20万。1940年日军增至76万，主要是为了屯兵准备进攻苏联），对14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推动了国共合作，引领了全民抗战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的轻易得手，助长了其在华侵略扩张的野心，导致了中国在尔后祸患不断。从1932年的“上海事变”开始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为止，国民党政府步步妥协，先后与日军签署了四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其中，淞沪停战协定使日本得以在上海驻军，塘沽协定为日军侵入华北提供了极大方便，它与1915年的“中日21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在日军侵华问题上，一直寄希望于美英出面调停，因而直到1941年12月9日，即战略相持后第二年才敢于明确对日宣战。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地方军中便产生了大量投靠日军的伪军和汉奸。
在日本步步紧逼的几年中，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后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共及红军开展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从江南中央苏区突围西撤。在西撤后的目的地上，张国焘曾主张进入大西南，口号是“打到四川吃大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各路红军经过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甘会师。因此，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不朽史诗，而且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
1935年8月，针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撰写了《八一宣言》（10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发表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正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后得知这一宣言时，便于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认和贯彻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请愿游行活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但它对宣传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蒋介石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去世之际，企图以国民党中央名义收复两广地方兵权。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宣称举兵北上反蒋抗日，史称“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为推动全民族抗日，以不同途径和方式分别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陕西的杨虎城、张学良等，开展了统一抗日或合作抗日的工作。这些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均表达了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共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杨虎城与张学良联手策动了“兵谏”，将蒋介石在陕西临潼以武力扣押，劝其将“剿共”矛头转向抗日。蒋介石大为恼怒，坚决不从，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国内各界引起极大震动，何应钦放言中央军攻打西安，国民党面临着再一次内部大战，蒋介石也是命悬一线。对此重大事件，中共中央不是推波助澜，而是以抗战大局为重，由周恩来亲赴西安助推放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第一次为北伐）。国共合作抗日原则的形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干和决定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引领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其中，以各种方式逼迫和监督可能投降的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对凝聚全民抗战合力具有深层意义。
三、形成了科学理论，提供了战略指导
抗日战争，必须有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国民党一直未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产生了汪精卫的“亡国论”和蒋介石的“妥协论”，以及轻视游击战的“速胜论”。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多次失利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吸收朱德、周恩来等同志持久战思想和前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写作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持久战的基本思想是“持久和必胜”，并将抗日战争全过程预判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文中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敌强决定了我不能速胜，敌非正义和寡助与我正义、地大、多助，决定了敌必败和我必胜。但我必胜又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敌我实力对比逐步转变的过程。其中，战略相持是敌强我弱向敌弱我强转变的“枢纽”，也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之间处于犬牙交错的形态，必须科学地组织指挥不同的战役，灵活机动的运用不同的战术战法，以利于实现战略持久与战役战术的速决。在专论游击战一文中，他将游击战这一战术问题提到了战略层面来考量，认为在一个大而弱的中国，与军力强大的苏联不同，游击战已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以弱胜强和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毛泽东关于抗战军事理论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泛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投入到游击战之中，让日军逐步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这与蒋介石压制各界抗战呼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鲜明对照。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这说明蒋介石已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观点。1939年2月，国民党军训部在湖南开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特别邀请了中共方面叶剑英任培训班的副教育长，由中共又派出了29人前往任教。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还向任教育长的汤恩伯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摘要印发学员作为重要教材。另据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回忆，他当年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感到很受教育和启发、十分佩服。
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和江南游击队的科学理论武装和军事战略指导，对国民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战术指导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过多次军事会议和制定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均未达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水平，因而在多次大会战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领导了敌后抗战，转变了实力对比
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被动防御作战，打掉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1939年10月，正面战场的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因兵力不足，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处于犬牙交错形态，这个阶段努力的好，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史实确实如此，而完成实力对比根本转变这一任务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过去认为，敌后抗战主要起牵制日军的作用，只是正面战场的辅助力量，或者用“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来圆场。现在看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既是时间认知上的错位，也是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入分析的表现。时间认知上的错位是指，把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力作用也视为战略相持阶段及以后的主力；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刻的认识，主要是指只看到游击战作战规模小，起不到大兵团的决战作用。从表面上看，游击战是多股小股部队分散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但成千上万个小股部队的游击战，合起来就是多次大兵团作战，是积诸多小胜为大胜；是发挥我国地广人多之优势和克服装器装备落后之劣势的有效途径，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和必由之路。为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列出以下两组数据。
第一组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所对应的日军兵力及在国共两党各占的比重（不含东北）。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兵力为54万人，占侵华总兵力的62%；1940年为47万，占58%；1941年至1942年为40万，占70%；1943年末为35万，占58%。
第二组数据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八路军列编组成时只有5万人，其中，奔赴抗战（二战区）前线的主力部队为万人，在延安留守的约4000人；新四军刚组建时为万人，“皖南事变”后仅剩2000多人，后由陈毅任军长、刘少奇兼任政委，重新组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两者合计的兵力变化是：1938年为万；1939年为32万；1940年为50万；1941年为44万；1942年为45万；1943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万）；1944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2万）。1945年8月前为91万，另有民兵已达到200万人。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以105个团的兵力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便将侵华的重点转入对准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多次“大扫荡”，对国民党则实行以诱降为主的政策。从全面抗战八年的时段划分看，国民党作为主力抗战，主要集中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之中；共产党作为领导敌后武装力量和民众的抗战，则存在于相持阶段的五年多之中。从战略相持阶段开始，敌后战场已转变为主战场，共产党已逐步为抗日战争的主力。
可以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北部通向越、缅的陆上交通，建立与南洋日军的联系，在已处于走向弱势情况下发动了“豫湘桂大战”。在这次大战中，日军从东北和华北抽调的兵力为51万人，国民党守军中的第一、四、九的三大战区共有130万守军，兵力是日军的倍。但在双方作战中，国民党一路溃败，有的则不战而逃。“豫湘桂大战”中，日军损失3万人，国军则损失了60万人，战损比为1：20，国民党军队在此役后已完全丧失了对日作战的主力地位。
五、冲破了反共逆流，实施了战略反攻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实现了必要的合作，但蒋介石对于合作是被迫的，始终包藏着祸心，共产党在抗战中也始终面临着腹背受敌的风险。因此，在抗战期间，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抗战的精神支柱，也是实现对日战略反攻的基本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产生于1939年12月，主要是胡宗南在西北指挥其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阎锡山在山西对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动进攻。第二次是指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以7个师8万人的兵力“围剿”新四军，使新四军牺牲了80%以上。第三次发生于1943年6月，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密令胡宗南以2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九路围攻延安。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逆流，对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共产党的抵制下未能最终得逞；反倒使共产党百炼成钢、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抗日战争中实施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考虑到蒋介石对日作战的败多胜少和指挥无能，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和敌据点2500多个，收服了大量失地，与国民党的大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1945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游击队，又发起了春季攻势作战，形成了在华北、华中、华南和含陕甘宁边区在内的18个大片区根据地（约有1亿人口），使日军只能蜗居于若干大城市和防守于部分交通干线。
1945年8月6日，美国抢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前，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同日午夜12时，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居民发布了大反攻第1号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还远在大西南，这就是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就没有参与战略反攻作战。
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于8月11日电令解放区居民“原地驻守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蒋介石还与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相勾结，以赦免“战争罪犯”为条件，令其不得向共产党投降；并由美国派飞机和军舰向东北和华北为其运兵。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所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就指出：国民党在抗战中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抗战中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现在胜利了，这位委员长要下峨眉山“摘桃子”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力和果实绝不允许丧失。
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的侵华总兵力累计达2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残杀了中国军民30万人，造成中国战争消耗和经济损失6000亿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为奋起反抗，中国投入的兵力累计达560多万，伤亡380多万，民众伤亡以千万计；毙伤日军150余万，毙伤伪军约125万；战争结束时，接受日军投降128万人，接受伪军投降146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作战万次，自身伤亡56万多人，毙伤日军万人，毙伤伪军占比95%左右，作战绩效远高于国民党。
结语：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的重大意义，不在于歼敌与俘获的多少，而在于它出师即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敢打必胜的典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表现为她在抗战全过程中的坚定立场和英勇善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佳，没有起到执政党和占有大量资源应起的作用，反映了其右翼势力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局限，突出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战役指挥上的“消极防御、尽力避战”。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其“抗日立场的坚定性、战略指导的科学性和战术运用的创新性、灵活性”，必然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最终决定力量。但我们对国民党中广大爱国官兵则不应以“胜败论英雄”，其中，1935年的“长城抗战”等则虽败犹荣。他们对抗日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同样值得我们纪念和尊敬。
当今世界，武器装备的 科技 化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具有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人心向背和战略指导仍然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的 历史 表明，好战必亡、惧战必危，要想和平崛起，必须“导弹竖起”；爱好和平与守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谨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前辈们致敬！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国和友军致敬！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合订一卷本。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 历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3]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再版。
注释：
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共党史中“歼灭”日伪军数量有较大争议。本文作者经查阅相关资料(含日本“靖国神社”记载)和研究后认为，将国共两党“歼灭”日伪军数界定为“毙伤”日伪军数更为妥当。
（作者简介：王保庆，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太行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艳红，河南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可以的，大概什么时候需要呢
传承精神，开创未来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 ——纪念抗战胜利 七十周年丨 文学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这是一个极其伟大而又不堪回首的日子；这是一个极其自豪而又惨烈不已的日子；这是一个极其骄傲而又愤怒非凡的日子。还记得七十年前，七十年前那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还记得七十年前，七十年前那触目惊心的“万人坑”；还记得七十年前，六七十年前那令人发指的活人实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梦，面对这群恶如豺狼的日本侵略者这一不速之客,手无寸铁的华夏人民慌张失措。一时间，英年早逝的，不幸夭折的，晚年遇害的，一切的一切都遭到残害。“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拿破仑铿锵有力的一字一句依然萦绕在耳边。在惨痛的灾难下，在可怕的压迫下，雄狮苏醒了。他满腔怒火，血液里驰骋着一股强大的抗战精神。顿时，手足无措的人们开始集结起来，开始一致起来，开始凝聚力量，凭借那一股抗战精神，反戈一击，给予不速之客以重重一拳。当中华民族彻底夺取抗战胜利之时，经过血与火的淬炼的抗战精神终于在历史星空中定格，成为永恒。七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特色主义事业处于又一个关键时期。伟大的抗战精神昭告我们：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敢于胜利，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仅能够击败任何外来侵略，而且必将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神舟六号”向全世界昭示着神州大地的强大潜力；随着一阵欢呼雀跃，纳米技术也让每一个中国人自豪；随着水流的“哗哗”声，伟大的三峡工程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伴着抗战精神将中华推进发展，“支那猪”的“名号”已销声匿迹，“东亚病夫”的嘘声也被一块块逞亮的金牌的证明而无法辩驳。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伟大的抗战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新的元素和更为丰富的内涵。这是一面旗帜，迎风招展，猎猎飘扬。这是永远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实现理想的强大动力！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70年前，中华民族用热泪与热血的奔流，结束苦难而悲壮的历史;70年前，八年的抗战，中华民族用钢铁与烈火的交迸，铸就坚强不屈的脊梁。 对于现在处于和平时期的我们，对于正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70年前的那段耻辱!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70年前，一名中国记者登陆刚刚投降的日本进行采访，把他在日本的见闻和感受都记录了下来，告诫中国人：所谓的投降在日本人看来只不过是临时休战而已。警钟长鸣，70年后的今天重读旧文，相信读者心有戚焉…… 从1937年到1945年，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中国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铭记烈士的鲜血，反思国家民族的未来。通过纪念，增强爱国之情和民族凝聚力，使中华民族不再受外敌欺辱，我们做得到! 今天，我们缅怀历史，听抗战老兵讲述抗战的故事，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痛定思痛，奋勇前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