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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就是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民拥有土地的承包权。后来,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把承包土地出租、转让给其他人。农村土地的三权指的是土地的经营权、承包权及所有权，至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指的是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作为前提，分离土地的经营权及承包权，从而将土地的经营权、承包权及所有权进行分置。一、三权分置改革的意义和好处有哪些承包地的“三权分立”对宅基地制度改革有重要启示。可以说，出路是实行宅基地制度的“三权分立”。总体思路是，借鉴承包地“三权分立”方式，进一步明确、丰富和细化宅基地产权，将宅基地产权从目前的“两权”(虚拟集体所有、无限农户占有和使用权)进一步细分为“三权”(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按照实行集体所有、稳定农户占有、放开土地使用权的思路推进改革，形成层级。从农村改革的实践和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的需要来看，实施宅基地“三权分立”意义重大。1、实行“三权分立”可以丰富宅基地用益物权，激活土地资产存量，促进农民增收。2、实行“三权分立”可以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土地节约，促进农村发展。3、实行“三权分立”，可以明确宅基地产权关系，维护土地权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中国农村宅基地的自由分配和无限占用制度，导致宅基地权利界限模糊，权责关系混乱，导致集体所有制被无形中抛弃，集体经济组织失去了处置宅基地和受益的必要权利，集体所有权得不到体现。事实上，农民有权使用他们的家园宅基地实行“三权分立”，在法律和政策上明确“三权”的界限和关系，有利于维护和巩固集体所有权，维护所有者、占有者和使用者的权益，不仅可以增加集体和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经济预期，促进新农村建设；它还保障农民长期保留或自愿退出家园的权利，缓解农民进城的担忧，促进新型城镇化。4、“三权分立”的实施可以协调推进相关改革，形成改革合力，扩大改革效果。宅基地“三权分立”的实施，解决了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中流转仅限于集体经济组织的体制性障碍。农民在更大范围内转移宅基地的收入将显著增加，流通动力和活力将得到充分激发；转移收入增加后，集体财力会相应增强，促进宅基地有偿退出；有偿退出和有偿流转的扩大，在宅基地价值充分体现后，将迫使宅基地有偿使用的全面实施，从而有效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对于农民住房产权转让和宅基地抵押担保试点，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不再局限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有利于抵押物处置权的实现，将显著激发金融机构开展抵押业务的积极性。农村土地主要分为宅基地、基本农田用地、集体建设用地。二、农村土地性质划分1、耕地包括水田和坡地，是可以种植作物的土地；2、林地是指种植树木或其它经济作物的坡地，一般是没有水到的土地，靠天生长；3、宅基地是指不占用耕地和林地，规划分配给村袭民建造民宅的土地，可以在原民宅群周围扩大，不另规划，除非整村迁移；4、荒地是指不能种植农作物，也不能种植经济作物或者种什么也不长的土地。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一）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三）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收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收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依照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办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权分置” 思想是指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三权分置”下，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既存在整体效用，又有各自功能。
从当前实际出发，实施“三权分置”的重点是放活经营权，核心要义就是明晰赋予经营权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权能。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三权分置”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自我完善，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
[1]李斌;李绯;.信息环境下教育资源共享的新模式和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0,(08)[2]李斌;李绯;陶丛武;.基于共享理念的教育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J]实验技术与管理.2009,(09)[3]霍亮;李斌;石玉峰;许庆彦;韩志强;柳百成;.Simulation of Magnesium Alloy AZ91D Microstructure Using Modified Cellular Automaton Method[J]Tsinghua Science and ,(03)[4]李斌;李绯;.实现E-learning平台中的学生自适应学习[J]现代教育技术.2009,(06)[5]李斌;李绯;梁朝晖;.网络教学平台中教师交流机制的设计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09,(11)[6]李斌;许庆彦;李旭东;柳百成;.搅拌铸造SiC_p/Al-7．0%Si复合材料的三维微观组织模拟[J]金属学报.2006,(08)[7]李斌;许庆彦;李旭东;柳百成;.SiC/Al-Si复合材料颗粒分布的数值模拟[J]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2006,(10)[8]李斌;许庆彦;柳百成;.有外加相存在时Al-Si合金枝晶微观组织的数值模拟[J]金属学报.2007,(03)[9]李斌;许庆彦;李旭东;柳百成;.Al-Si/SiC_p复合材料微观组织模拟及颗粒分布均匀性定量预测[J]机械工程学报.2007,(01)[10]李斌;许庆彦;熊艳才;周永江;洪润洲;柳百成;.低压铸造ZL114A合金微观组织的研究与数值模拟[J]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2007,(10) [1]单华军;李斌;.市场交易者:价值发现还是套利追逐——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小数定律”研究[A].中国会计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下册）.2007-10-20[2]陈晓;李斌;.配股前后关联交易公告的市场反应[A].中国会计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册）.2007-10-20[3]陈晓;李斌;.西方管理会计研究发展的趋势——以《管理会计研究杂志》(JMAR,1989—2004)为样本[A].管理会计在中国的发展及实务运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6-06-24[4]李斌;.WTO与编辑的市场意识[A].我所向往的编辑——第三届“未来编辑杯”获奖文集.2003-06-30[5]段云;李斌;曹琳;.上市公司治理绩效与董事能力相关性分析[A].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2006年学术年会暨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2006-12-01[6]段云;周晓静;李斌;.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发展趋势实证分析[A].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2006年学术年会暨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200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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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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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利理论与股利政策
4、企业破产若干财务问题研究
5、企业财务竞争力研究
6、网络环境下的财务管理
7、财务杠杆原理及其应用研究
8、企业价值创造的衡量：EVA还是Tobin's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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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出资者财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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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财务管理模式创新
15、公司财务治理研究
16、期权定价理论在公司价值评估中的应用
17、企业财务核心竞争能力的分析与评价
18、公司财务预警系统研究
19、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20、财务管理环境研究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始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土地制度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针对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对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运用科学抽象法、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纵向比较分析与横向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论文的第一部分，通过对各种关于土地制度含义的分析，阐明了土地制度的科学含义及特点，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论文的第二部分，阐述了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在对其现状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国际比较，在分析美国和日本两个不同市场经济国家农地制度的发展历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借鉴，以期得出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从而实现我国现有土地制度改革的创新。 论文的第四部分是对策研究，论述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此情况下系统探索、寻找出符合生产力水平，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
[摘 要]土地作为物，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本文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存在的问题出发，以法学、经济学的、历史的、世界的角度和眼光考察大陆传统民法物权和民法典理论，主张物权法可以缓行，制定土地法，更加合乎我国的国情，从长远看，也更加维护了物权制度体系的完整和民法典的稳定。 [关键词]土地 土地法 一 土地法律制度建设的意义 农业税的取消有划时代意义，已经引起极大关注和广泛称赞。但是根本问题不在农业税，而是土地法律制度问题。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中国有 60%的耕地处于中等产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农民问题最核心的就是收入问题。世界发达国家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法律制度非常完善和稳定。土地法律制度是农民增收的关键。农民上访，农村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与土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稳定有关。土地法律制度是农村的基本制度，不解决，国家的农村政策难以贯彻，法治、人权目标也无从达到。解决农民低收入问题，应该从土地入手。即使农业税真正取消，等于平均每亩土地增收20元。如果我们能够稳定土地法律政策，农民必然会主动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其增收远远超过20元，难度和成本也远远小于取消税赋。 国家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同时鼓励其他力量投资农业建立更开放的市场。第二条路更好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制定物权法的重大障碍是民法典的稳定性，和政治、经济的制约如国有企业制度，土地制度之类的重要制度遭遇现代化、全球化年代。而“在民法的各基本制度中，物权法最需要而且最能够体现各国的本国特色”。 [1]我国的《民法通则》没有采用物权的概念，而用“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其现实性就在于土地法律制度的不成熟不稳定。而如果盲目追求概念体系的形式完美并急于求成，反而会损害法律的尊严并在实践上造成对社会关系的破坏从而最终侵害人民的利益。 土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大多数其他财产的来源。从古到今，东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视关于土地制度的立法。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土地法》这样一个总揽性的土地法律文件，我认为未来的土地立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拟定一部《土地法》，代替或统领目前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和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若干规定，土地登记规则、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 等。 而作为民法典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则可以缓行。 土地法是社会法，不同于单纯的私法性质的民法或单纯公法性质的土地管理法。我所构想的土地法应该具有类似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属于但不捆绑于，有一定的独立性，出于现实、时代和适用的考虑使其游离于民法典这一文件之外；而婚姻法则应该回归民法典，因为婚姻法本身比较起土地法更具有私法的性质，同时婚姻纠纷更加的有法可依，人们对婚姻制度有相当的信仰，现代婚姻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和深入人心，未来所需要的将是细微的修改。而土地法律制度则处于一个相当变动的年代，无论是制度上还是人们的心目中都是不可信赖的。在民法典物权编中解决土地制度的立法固然是良好法治的一个重大设计，然而在当前却不大现实，只会耽误民法典的出台和损坏民法典的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及《地方法规汇编》是《民法典》的归宿，《民法典》必须与法律规则体系相协调，这一点也很难达到。在一个权力缺乏必要控制的社会，权力必然要蚕食人民的宪法权利，民法规范必然被管理法制渗透、误导和破坏； 详尽的 民事法律这一现代社会主体性法律的处境是完全不利的。立法者一定要制定出包容一切的《民法典》，可以预计的是，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废除掉管理法制的侵扰性规定，即使民法典颁行后进行法律清理，但是没有宪政体制的法制，不可能完成对固化权力的管理法的清理。包容一切的《民法典》纳入现有管理型法律体系内，暴露在管理法制侵袭之下，必然根本落空。物权法的重要任务是要理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财产关系；物权法应当解决集体所有制的主体、内容、及权利的行使问题， [2]这其实是作为私法的物权法无能为力的。在当前的改革年代，土地法是变动不居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19 28年12月湘赣边界政府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和各地起义后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等，29年4月的《兴国土地法》；30年5月的《土地暂行法》；30年8月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土地法》，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抗日民主政权的减租减息条例，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9月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49～1952年的土改，53年开始的初级农业合作社，56年开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62年“人民公社16条”，1978～1982年的“大包干”，88年修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1997年后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每次间隔太短。土地调整非常频繁，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土地的稳定。可以想象未来民法典物权制度的变动性。 土地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土地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土地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是土地的归属关系、利用关系、流转关系和管理关系。 [3]土地法要确定土地的各项权属，并尽可能地将土地的一些权属界定给农民。权利不仅要界定清楚，还必须能够有效地保护。如果在法律上界定给农民的权利，农民并不能全部地拥有，或者说全部地拥有代价太高，那么这项措施也不是根本解决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沉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要想使这种方法奏效，国家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法案，并有效地监督基层严格地执行这些法案。很明显，在目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环境、行政环境、法律环境约束下，低成本地保护法律赋予的农民的权利是不太可能的。 土地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地法，是一切的和土地直接有关的法，狭义的，则指为实现一定土地政策所为关于土地分配，利用及改良的法律规定及其附带规定的总称。土地法从广义上说不仅包括了专门的土地立法，还包括其他法律制度中的有关土地的规定，这当然也包括了大陆物权法和英美财产法中的不动产制度的规定。土地法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旨在调整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土地和土地市场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渊源所组成的系统。土地法体系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土地法律、法规或法律规范，而是指所有土地法律规范，土地法律、法规和其他土地法律表现形式，其他土地法律渊源的总和，包括土地权属，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土地保护、治理、管理等十分丰富的内容，涉及民法、经济法、环境法和资源法。狭义的土地法，仅指综合性的《土地法》，也即专门的土地立法所包括的法律规范，如前苏联、朝鲜、罗马尼亚和柬埔寨等国的《土地法》。关于土地法的具体内容，不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存在很大差异。例如，英美法系国家主要的土地法律制度包括彼此联系并不紧密的三项制度：地产制度、信托制度和特殊土地财产权制度 .大陆法系各国土地法律规范中核心内容都是直接渊于罗马法中的土地物权，其内容包括土地所有权、役权、永佃权、地上权、质权和抵押权。本文所指的体系参考综合了各种现行体系、目标体系和其他的学术体系，希望通过比较和争鸣，可以促进土地法现行体系、目标体系和其他体系的优化、健全和发展。 二 中国的土地法律框架及评析 中国的土地法律框架由宪法、基本法律和土地法构成。宪法是根本的法律文件，是土地立法的基础。基本法律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对土地问题作出的重要的规定，是制定下一层次土地法的主要依据。土地法是土地法律体系中的主体法。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土地法》――以致于群众、媒体和干部在不同场合把《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分别叫做“土地法”――而只有管理性质的《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具有较多管理色彩的民事法律文件《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环境法方面的一些文件等等。中国的土地法律框架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划分。从纵向关系看，它包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由国务院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和基本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地方性土地法规；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各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的土地规章，如 2002年4月3日国土资源部第11号令于2002年7月1日起施行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土地规章。从土地法的横向关系看，应包括所有与调整土地关系有关的法律，如《城市规划法》、《测绘法》、《铁路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农业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水法》等。这些法律从不同的侧面，规定了法律的调整对象与土地关系的协调问题。 农村土 地私有化是可行的和必行的。土地的所有权应该界定给农民， 农村土地承包法 的宗旨其实就是如此。 私法性质最浓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在维护农民的权益方面，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在总则部分，强调农民，亦即承包方，有平等的承包和不承包的权利，特别强调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并尽量避免土地使用权的频繁更迭。鉴于有些地方农村干部常常任意改变机动地的面积，操纵其分配和使用而牟私利，严重侵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第 63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预留机动地的，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不足百分之五的，不得再增加机动地。本法实施前未留机动地的，本法实施后不得再留机动地。”这些规定有利于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农民保卫自己对土地的使用权、转包权、出租权、互换权、转让权、继承权等权利，使农民在承包期内捍卫自己对土地的排他性使用，强调了土地权利的物权性。 从效率的角度，特别是从促进要素的充分流动性和自由组合性的角度，这部法律似乎缺乏前瞻性。农村土地的流转必须大大加速，才能有助于农村人口的大部分彻底离乡离土，有助于耕地尽速向种地能手集中，有助于农业经营的平均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结构的深刻改变，有利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中国农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农贸市场上发挥比较优势。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世界上绝大部分实行土地农户所有的国家还有较大的区别。中国仍然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先进国家没有一个采用中国的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的。这种土地制度会在中国与世界接轨和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显示其局限性，不利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私有制下的土地流转相比，其规定不但使土地流转变得更为困难，而且容易政治化。《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法管理实施条例》中对土地的控制权规定不明确，容易造成上级和下级的管理混乱。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权限没有划分清楚，就会造成权力缺位或者权力越位，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对农民权利的损害而已。《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农民和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界线划分不明确，国家和农民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处于农民之上。在国家征用土地的时候，法律上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至于政府应该怎样有偿使用，法律上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或者解决原则。农民的土地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在国家权力面前变得非常脆弱。而在农民和政府之间关于土地问题���苁保�┟衲岩哉业揭桓龊侠淼慕饩龇桨浮！锻恋毓芾矸ā酚搿锻恋毓芾矸ㄊ凳┨趵�返牟蛔悖��踅缯�圩罹缌业木褪桥┟竦耐恋厮�腥ㄎ侍狻Q�踅缂负跻恢氯衔��ǎ可对农民与土地郑夸的相互关系没有能够清常跨定＃壳当矗咯民龋浚寇害、龋咯问题难决的关迹浚口。应该福咯民以确切的土地耍啃权＃竣在罚可在明确福胯保障。只有剑苛地权永久性地赋予农民＃咯民才会珍惜保护土地；只有剑苛地权永久性地赋予农民＃咯民才会真眨磕实现土地的自由买卖＃矿规?呐┮稻？貌拍芄挥行У亟？小？/SPAN> 而且目前 农民对土地公有的法制观念非常淡薄，一些人片面认为，土地是集体的，如能用来建房就变成了自己的，于是千方百计多占宅基地，甚至将承包的责任田当成私有土地，未经许可随意侵占或调换建房 .现在农村大量空闲宅基地问题， 在老村之外又聚集成新村，致使旧村出现了大量闲置、废弃的宅基地和空白带， 而新的民宅布局散乱，占地面积过大，宅基规模一年超过一年。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 “空心村”。 如何让 “空心村”实起来，保护现有耕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已不仅是基层组织面临的新课题，更是国家土地立法的大问题。土地私有化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三 横向对比考察 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土地所有制度和物权制度可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体系。美国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为了处理西部拓殖中的土地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了多个土地法。 1785年土地法是第一个付诸实施的联邦土地法。它规定了土地国有制和向移民出售的原则。在出售公地的过程中，联邦政府从1796年至1820年间，采取了部分信贷和延期付款的优惠政策。从1806年至1832年间，国会又通过了多个《救济法》，来延缓未付款土地被没收的期限。这些措施对贫苦农民获得土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1861年 5月20日通过的著名的《宅地法》是西部开发中最具民主色彩的一部土地法，它实际上为每个或每户合乎条件的定居者无偿分配了一块160英亩的安身立命的宅地，从而大大加速了西部的土地开发。1866年，联邦政府将土地出售政策扩大到了矿产地，推动了采矿业的资本主义开发。从1823年起，联邦政府为公路、运河及铁路的修建，拨赠了大量的土地，推动了西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美国，一个以农为业的小康之家，需要拥有的一级农地大约是中国的三百亩。今天中国一户农家的耕地太少，还要交承包租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大量地弃农从工，中国的农民不可能达到小康。 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大得益于拿破仑的法典。土地制度改变，农奴就变成自由民，人身依附关系也即消灭。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首先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的私有所有权，是基于既定约束下的成本最优或收益最大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将土地的所有权界定给农民将比界定给政府或国家会产生更大的收益。任何制度或契约能够顺利施行，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所有权，而且还要有效地保护所有权，否则制度或契约将难以执行，违约、越权及各种侵权行为都会发生。 四 历史考察和 土地私有化思路 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深远的制度更替；土地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同时中国历史上因土地制度政策的失误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教训也值得吸取。 [4]中国传统是土地私有，从井田制到明清，私有是一个传统。而且，民国以来，土地私有就已经制度化了，而在清朝，皇帝还可以没收土地。 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土地法》。当然，当时的《土地法》有其局限性，比如限制租赁、限制租金比例、强制永佃权等，行政权力过大。自秦汉至清末的二千多年间，耕地始终是在国有――私有――国有的三轮大循环中变化着，每一次由私有土地向国有土地转化都伴随着社会动乱与逆转；而由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转化则促使农业经济恢复和国家强大。与此相适应，通过土地买卖兼并转移产权，利用租佃制经营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关系的主要内容。非耕地一般属于国有，基本上不加入产权流动的领域[5].我国封建制度中的土地私有产权曾长期存在并允许在较大范围内自由流转，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改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土地平分的农民家庭私有制，允许私有土地产权自由买卖、出租、典当、抵押、赠与等，并受到国家土地法律制度的有力保护。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农地私有制，具有很强的生产激励作用、农地配置效率和制度变迁绩效。随后，我国确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隐含着土地平分机制，它直接刺激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又使人地比率下降，造成农地经营规模的细碎化，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和土地报酬率递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继续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使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但国家始终没有给农民下放土地私有的财产权。因此，下一步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彻底恢复土地作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性质，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发挥市场在配置农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真正使农村土地流转起来。通过积极培育和逐步完善农村土地市场，来提高农地利用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提高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地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全面繁荣。我国下一步继续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土地法律 制度。 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下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长期虚置，形成行政权大于农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传统，导致农村耕地资源大量流失，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要按照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与经济上相统一的原则，重构产权清晰的农村土地市场主体，并从宪法和有关土地法律制度上予以保护。 据1996年中国土地资源调查数据分析，国有土地面积占，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面积占，尚未确定土地权属的面积占[6].由此可见即使把农村集体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全部私有化，也不会彻底改变我国土地资源的社会主义公有性质；相反若继续维持现行的国家土地征用制度，只能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往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单向转移，直接造成农民所拥有的农用土地资源存量的净减少。农村土地私有化使城乡土地市场的产权关系更加明晰，便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优化配置资源，促进可耕地在农户之间自由流动，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农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私有化有利于耕地规模适度的集中经营，可以更好地发挥土地作为增加社会财富母体的再生功能，将会培育出大量的新型合作经济实体和合作经济组织，建立 和发展新型的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土地不是私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意味着农民如果永久性地离开土地，就将丧失土地的权利。所以打工在外，他要定期回去，政府对农村土地按照婚嫁生死3、4年调整一次。调整意味着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调整的权力，完全在政府手中。 农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弃农转工商。 中国几亿农民都要从土地里面走出来。中国现状却是农民走了，就会丧失对土地的权利。所以现在农民抛荒现象非常严重。把土地交回村里以后，丧失权利；却又不能买卖租赁，因此他宁愿荒着，出去打工。 土地制度应该公有还是私有，其实这是农民的权利问题， 他应该能自己决定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就是说，那这个村集体里的人应该能决定将它们分了或者出租或者出卖。没有完全的私人产权，没有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 地价不能形成。土地私有化，以及取消户口制度、把人变成自由民。这是两件重大且急迫的事情。如果土地是他的，他就可以永久移民。因为他的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委托别人管理、出租。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步伐加快，举家进城居住、务工或经商的农民日益增多，建新房弃旧房日多，农村集体土地上农民卖私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由于没有产权证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拆迁时如何确定受偿主体，由此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法律对此类财产的买卖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既没有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上的私宅不得买卖，也没有规定农村私宅如何买卖。因为这些房屋没有产权证，买卖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导致大量农村私宅闲置，进而由于无人居住、无人修缮而倒塌。另外，土地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民土地包括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出售宅基地实际上是对农村集体组织所享有土地所有权的侵害。而在农村，以出卖房屋为名出售农村宅基地非法谋取利益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农民的房屋财产缺乏保护，不利于农村人口的流动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发育。私有化使农村集体土地上所建私宅能够合法、有序地买卖，以促进农村人口有序流动，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可以在改革中逐步实现，在此基础上在建立成熟完善的物权法体系和民法典。正是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而言，已经明确地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了农民，但是农民并没有完全得到法律上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 当然与私有化应该同时进行的是加强基层民主化进程。另外可以取消、削弱或者淡化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因为村委会和乡政府在目前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就其所起的作用看已经是弊多利少。目前农村村委会的工作绩效看是非常差的。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界定给农民。农民行使土地权利将不再与村委会签约，而只是与国家签约，是社会契约（ SOCIAL CONTRACT）。 五 结语 民法的各基本制度中物权法最需要也最能够体现本国特色。物权法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国对本国资源的分配和利用的范畴。况且，我国是资源相对短缺的人口大国，长期以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向重视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不能不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更多的强调从本国的国情出发，而不是从现成的概念出发，所以要研究中国的物权，必先研究中国的土地权利；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物权法，必先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权利制度。[7]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物权法、民法典不能急于求成，现实的做法可以考虑先建立完善的土地法律制度这并不意味这我们停滞不前。而是在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中要注意立足现实，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真正有利于民生和国计。 [1] 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页 [2] 王利明，《物权法专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3页 [3] 王卫国，前书，第3页 [4] 王卫国，前书，第2页 [5] 江平， 《 中国土地立法研究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第96-97页 [6] 刘育成， 《 中国土地资源调查数据集 》 全国土地资源调查办公室印制， 2000，第38页仅供参考
法律产生于权力，法律是人类行为规则中重要的一种。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法律 毕业 论文5000字的内容，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知识产权融资担保的法律障碍和问题
一、知识产权融资的概述和必要性
知识产权融资是债务人和第三人用自己合法的知识产权出质,向债权人做出担保债权实现,获得贷款的融资方式。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依据见于:《担保法》第75条第3款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着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质押,并签订合同,相关本门登记自登记起生效。”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欧美发达国家已十分普遍,在我国则处于起步阶段,《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指出要“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品化、产业化,引导企业采取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质押等方式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
我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的融资需求大,而信用低,有形资产少,无形资产价值少并且未被充分利用,而银行和中介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传统的负面影响,知识产权的未来使用费的风险大,贬值高成为了其担保的障碍和观念的误区,并且法律的相关漏洞使融资得不到保障。在我国,中小企业拥有的专利占总量的65%,新产品占80%,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GDP(国民生产总值)60%,上缴税收占税收总额53%。所以知识产权的融资的市场和机会很多。并且加强知识产权的融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的能力,减少政府的负担,符合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提高整体对外的竞争力和适应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创新能力的增强。
二、我国现存知识产权融资法律规定所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的法律规范不清,权利界定过于笼统
我国虽然有相关的《担保法》,《专利法》,《商标法》,《着作权法》的出台,但是对如《担保法》:
第七十九条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着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八十条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权利出质后,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出质人所得的转让费、许可费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
规定过于笼统,对于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其操作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并不能完全涵盖。但对于专利、商标、着作权之间的交叉问题应适用何种法律也没有完整的规定,质押融资事件中面对复杂问题更无所适从。并且其规范的范围过于狭窄,没有商业秘密权,商号权,植物新品种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并没有包括在内,也没有专门或集合立法,导致很多权利的真空和争议侵权的产生。还有担保法与物权法的衔接性较差。如《担保法》第79条对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生效的表述是:“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而《物权法》第227条则规定:“以 注册商标 专用权、专利权、着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从严格的语义角度解读,“设立”与“生效”是两个法律后果截然不同的概念,两者相互矛盾,不利于法律的适用。
(二)知识产权融资的评估不完善
知识产权的资产评估的是整个融资担保的核心和关键,知识产权评估的内容包括:所含权利及限制、知识产权的价值、确定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是否明确和规范三个方面,但是由于我国的评估水平较低,标准的不统一,形式的不一致,并且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又没有使用不同类型的评估,使得评估并不科学风险的不确定性加大。
(三)知识产权的市场交易不成熟
由于知识产权的担保价值主要是它的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而知识产权本身的变现的难度大,风险和贬值的可能性高,而公开的市场交易规则不规范,其融资成本高。并且专利的时效性使得很多专利可能濒临浪费和报销,而且没有市场的交易的统一规范,是知识产权的交易秩序十分混乱,风险上升。还有就是知识产权难以转化,或转化条件高,例如专利权很可能依靠大的机器和设备进行,使得成果转化的效率很低。
(四)知识产权融资的中小企业和银行的信息不对称
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自身内控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使得银行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了解和信息甚少,自身的信用等级很低,很多的银行不敢把钱贷给中小企业,而又缺乏相关的调查和咨询,双方的沟通和联系并不紧密。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会提高融资的门槛和费用,并且对于其的流动性和用途进行细致而有限定性规定,大大影响了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五)我国的知识产权的登记制度混乱
我国的知识产权的登记程序十分复杂,难度极大,有数十个部门进行监管,而且权力过大,费用过高,有些担保重复,而有些担保没有,不允许“未来财产”和“数量浮动的财产”作为担保物,使得登记的难度和成本增加。并且不同的知识产权种类,如专利和商标进行双重的质押,其流程和所经和部门就更难以操作。加之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着作权因交易而移转或设定质权时,因缺乏公示机制。使情况更加复杂。
(六)知识产权的担保形式单一
对于专利的有较强的时间性和实用性来说,专利的质押不利于整个专利的使用和专利的升级,其的价值被大大限制,而且,知识产权担保物的担保价值不完全基于担保物的转让,更多地基于知识产权的预期现金流量;知识产权担保价值更接近于抵押价值,而非转让价值。因此,知识产权质押是值得质疑的。
浅议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隐性流转的法律规制
摘要 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倾向于在城市购房，其在农村的宅基地及其住宅因此被荒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空心村”。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功能逐渐弱化，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宅基地使用权的隐性流转，有必要将这些隐性流转行为置于法律的规范与调整之下。本文以维护交易安全为目的，从健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建立有效机构服务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等三个方面提出立法建议。
论文关键词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隐性流转 宅基地登记 宅基地退出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物权法》将宅基地使用权定性为用益物权，是一项他物权。我国物权方面的立法宗旨正在经历由罗马法“以所有为中心”向日尔曼法“以利用为中心”的转变，物权也由“重归属”向“重利用”方向发展，但与所有权相比，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在诸多方面需要让步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证所有土地实行公有制，在此前提下实现农村宅基地的物尽其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 渠道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农村住房市场将会逐步放开，依据“房地一体”原则，积极改革探索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十分必要。在全面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改革前，宅基地使用权的隐形流转已经事实存在。常见的隐性流转方式包括转让、出租、赠与、抵押、入股、继承与置换等。隐性流转由于缺乏法律规制，大多属于“暗箱操作”，由于宅基地使用权归属出现的纠纷会造成流转各方权利受损，具有较大的法律风险。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隐性流转的法律规制略陈管见。
一、将法律规制关口前移，健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
公示公信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物权如同 足球 场上的球门，若想进球，必须清楚标明球门的位置，物权登记是实现公示公信的必要手段。
(一) 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是宅基地流转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即宅基地所有权归乡镇集体、村集体或村民小组享有。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申请获得宅基地使用权并在宅基地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原始取得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办理登记手续不是取得该用益物权的必要条件，但登记后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目前，我国正在开展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奠定产权基础。但基于我国的历史习惯和农村实情，确权登记工作推行难度大。建议采纳广东、安徽等地农村土地改革试点 经验 ，只有完成宅基地确权登记手续的才可以流转，并且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二) 宅基地使用权隐性流转登记应区别对待
隐性流转造成的宅基地使用权变动通常“披着合法的外衣”，以“房地一体”为原则有条件的转让或继承。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隐性流转终将抛开现行法律制度的限制，新的立法应区别对待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在登记生效主义与登记对抗主义间做出恰当的选择。现行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也值得借鉴，以转让、互换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采取登记对抗主义，但对其他形式进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未做规定。
目前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只能随地上附着物一并转移，且受让人与转让人须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据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转让行为自然可以达到公示公信的效果，宅基地转让得实行登记对抗主义。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赠与与继承都会造成享有该用益物权的主体发生变化，应着重审查上述行为是否符合实质要件。由于赠与与继承属于无偿取得，根据《物权法》规定，善意第三人主张行使对抗权应以支付对价为前提，赠与与继承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享有一般的对抗权。因此赠与与继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时，应适用登记生效主义以确保法律关系的稳定。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出租、抵押、入股不会造成享有该用益物权的主体发生变化，立法对上述行为的登记可不予规定。租赁、担保、参股各方当属理性人， 租赁合同 、担保合同与认股权证的契约效力足以保障交易安全。相继成立的中介服务机构也可提供合同鉴证业务，强化契约效力。
二、拓宽法律规制视角，建立有效机构服务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一)建立专门的行政机构统一登记农村土地使用权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中规定，要加强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做到宅基地土地登记发证到户，内容规范清楚，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但此项规定在实践中落实困难。我国不动产登记存在多个登记机关，多头登记的现象。农民嫌麻烦不愿登记，个别登记机构为谋取利益收取高额登记费用也是造成宅基地登记工作难以推进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机构统一登记农村各类土地使用权。
当前宅基地使用权的管理存在很多漏洞，主要原因是“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虚位问题，土地所有者未能积极维护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可发挥村民自治机构的基础性作用，在自治单位挑选联络员，开展 法律知识 的宣讲普及活动，各乡镇安排专员负责协调工作。通过科学的人员配置与机构设置强化宅基地所有权人作为管理者的身份与职能。各县、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依据宅基地流转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类登记，逐步实现与金融机构、民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共享，全方位保障交易安全。
(二)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农村土地中介服务机构
借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成功经验，成立市场化运作的中介机构，提供信息发布、价格评估、合同鉴证、法律咨询与纠纷调解等服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院长建议建立一个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为包括宅基地在内的所有农村土地流转提供服务。目前重庆、成都、武汉都在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但都在研究试点阶段。而且单一行政化运作的土地交易所难以解决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大量现实且专业化的问题，如流转信息发布渠道不畅通，土地价格评估不专业，交易手续复杂当事人难以应对，流转后土地价金发放比例及 方法 难以确定，交易当事人权利救济途径缺失等。
市场化运作的中介服务机构应运而生，中介机构以居间人身份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各方提供专业化服务，按照一定比例收取佣金。城市房地产中介机构的运营模式可以作为参考，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可发掘研究此类业务。在探索分类业务、分项经营的基础上，逐步成立综合性的市场运营机构，如宅基地委托代理机构、宅基地评估公司、宅基地 保险 公司、宅基地投资经营公司等。
三、统一法律规制口径，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
我国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遵循“一户一宅”原则，然而不少农户可基于继承或接受赠与等原因获得多处宅基地，“一户多宅”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农户甚至超出标准面积建房，建造新房却不拆除旧房，或未经审批违法占地建房。据调查，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铁炉街道下辖的刘村，仅375户农户，但宅基地却多达500处，闲置宅基地96处，其中，无房空宅基56处，超过30%的农户存在一户多宅现象。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此类现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宅基地闲置率有可能进一步攀升。默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隐性流转只是权宜之计，且隐性流转的不规范会导致宅基地价格降低，损害农民利益，造成集体资产流失。要从根本上规制宅基地的隐性流转，应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
按照不同的情况，农村宅基地退出可以采用无偿与有偿两种方式。出于公益事业建设、乡(镇)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旧村改造的需要占用农民宅基地的，不涉及农民主观意愿，为单方行政行为，适用各地农业用地征收补偿标准，此处不再赘述。
(一)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无偿退出
《农村宅基地管理条例》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无偿退出的情形包括：不合规定的“一户多宅”或超出标准建房的;自批准建房之日起满二年未动工兴建的;非法转让宅基地或住房的;④笔者增加一种情形，村民在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第一种情形下应鼓励村民主动退出，违法占用的宅基地无偿收回，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给予适当补偿，面积超标且超标部分房屋灭失的不在补偿之列。后三种情形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由村民委员会或村经济合作社直接无偿收回宅基地使用权。
(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退出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退出的前提是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基金。但是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村集体大多没有相关资金来源。 宅基地退出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应以“谁投资，谁受益，谁受益，谁投资”为原则，以国家财政拨款为基数，鼓励村办经济和集体组织成员加入，在土地收益实现的情况下，按照基金份额分配收益。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都是理性人，若要让其自愿退出原本无偿取得、拥有无期限使用权的宅基地，应积极探索宅基地退出激励补偿机制，包括制订符合市场行情的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探索赔偿金的发放方式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除货币化补偿外，广东、重庆、天津等地已经开始试点“宅基地换房”，即农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换取小城镇内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这种以宅基地使用权换取房屋所有权的方法看似美好，却存在不少现实问题。由于小城镇住宅建设成本较大，这种置换必须成规模、大面积进行，集体成员内部意见不一致时，少部分村民的利益恐难以保障。迁入小城镇也为日后从事农业生产带来不便，在以传统粗放型耕作为主的农村，“宅基地换房”模式难以推广。
在加快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对土地流转及其方式的研究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发达的农村土地市场有利于拓宽农村的投融资渠道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土地信托正是一种新的、有效的土地流转方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下面拟对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信托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土地信托的实现基础 信托形式的运用需要以明晰的产权界定和权利的可转让性为基础，土地信托也不例外。国外在研究土地信托问题时也离不开这样的基础。 首先，在土地产权界定方面，一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以私有制为前提，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产权，才能促使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转；只有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土地信托。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市场的建立受其他要素和商品市场变化的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得农业人力资本要素处于边际生产状态的农民放弃土地。当金融市场认可土地的担保功能时，利用土地信托将成为农业资金要素的重要来源。 但是，西方的土地产权理论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转变。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关系上，土地所有权表现为“单纯的土地所有权”；在立法上，改变了以往把土地归属放在首位的做法，开始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土地的开发；土地所有权开始逐步证券化[1]。同时，土地利用要符合宏观效率的思想逐步兴起。一些学者积极倡导社会和团体主义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以取代土地所有权绝对性理论。如德国耶林在《法律的目的论》中指出：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应当仅仅为“个人利益”，应同时为“社会利益”。法国学者迪吉则主张“社会连带说”，认为“土地所有权并非为土地所有人之利益而存在，仅为增进人类之共同需要而赋予保有土地者之社会机能而己”。随着所谓的“现代土地问题”的产生，“个人和社会协调”的所有权思想开始出现，澳大利亚的麦克尔森(Miehaelson)指出:“所有权只是独占性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不受干涉的个人权利”。也有的学者把所有权概括为“一种排他的权利而不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利”。 西方学者还认为：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农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决策，并进一步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的绩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土地产权制度，理性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反映。诺斯指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对于不稳定的产权，实施很差的法律，进入壁垒以及垄断性限制，利润最大化企业倾向于具有较短时间中较少的固定资本，并将倾向于较小的规模。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可能是在贸易再分配活动或黑市上。这一组合很难导向生产性的效率”[2]。 可见，西方关于土地信托的研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的，这与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户只有使用权的国情不同，但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土地使用权是土地产权的一部分，明确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仍然可以建立所谓的“有保障的产权制度”，从而作为土地流转的基础应用于土地信托。 其次，在土地的可转让性方面，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转型国家的调研。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产权不够明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诸多限制，土地无法在市场机制下合理流转，从而给完全市场机制下的土地信托形成障碍。这些研究对指导中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很有启发意义。美国的罗伊·普罗斯特曼(1996)[3]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国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做了认真研究，认为土地使用权权属不充分，权能不明确。土地使用权属不充分，使土地使用权流转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而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移会使资源配置更有效，并刺激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投资，减少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同时还提出:“一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推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岳意定，刘志仁等：国外农村土地信托：研究现状及借鉴行规模经营，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为了便于控制农村土地，便于转为非农业用地。” 而俄罗斯讨论了农业用地可转让性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和分歧：对潜在土地所有者的技术要求，对非居民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在信贷违约的情况下向抵押权人转让土地的限制，个人土地所有权的上限，土地股份及其转让的方式。该研究提出应在俄罗斯实行这样的转变：土地股份可通过购买或租赁的方式转让，而后者更为适用。一份土地股份就是一种选择权，可以被出售、购买、继承等。股份的所有者对分配土地有绝对权利。这种机制使得法人实体希望获得大面积的农业用地以累积所需数目的股份然后用于分配。研究还指出，租赁是农村地区的一种特别补充机制，所有者更偏好于租赁土地股份而非实物土地。 补充： 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土地管理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提出了“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MLAR）计划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并要求实行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明确土地的所有权。但国外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措施虽有一定作用，但并不一定能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首先，这种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虽然大量减少了无主土地并促进了带有可转让财产权的土地的供给，但这无法保证土地产权市场的发展。因为对于追求利润的贷款者来说，所有权证明并非获得贷款的充分条件，稳定的土地收入水平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更有甚者，农户可能不愿意用其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品。从而得出结论，土地所有权并不是获得使用权保障的唯一方法，应参照不同的背景和地方偏好，建立更加灵活的体系（Dwniz Baharaglu,2002）[5]。此外最近还有学者（Saturnino JR，2005）[6]以菲律宾为例，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与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有关的变量，得出一个预测结果：MLAR模型用于菲律宾不仅无法促进分配改革，而且会破坏潜在的国家主导的土地改革政策。这也映证了Dwniz Baharaglu的 结论。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可以看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土地使用权必须实现可转让，当然，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这种转让性的实现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关于土地信托的目的和作用 由于西方国家土地的私有制和自由流转性，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农村土地的使用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不断从农业用地转变成非农用地。为了保护土地资源，国外很多学者对于农村土地用途的控制进行了研究，如Donald M. Mcleod等(1999)[7]就根据美国西部农村的实际提出了土地使用控制的三种方式：分区制、购买发展权、集群式发展，并建立了土地使用控制方式的选择模型。土地信托方式就是出于保护土地资源和公众利益的目的用于实 践的 。 在美国和英国，无论是局部性的、地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土地信托都是一种很有影响的非盈利组织，它和私有土地主们一同来保护他们的土地以达到保护和利用土地或者其他公众利益的目的。它们保护土地的工作对于他们所从事或者协助土地交易的社区和地域非常重要。这些交易包括土地的获取、保护、管理协定，或者其他的能够从土地上获取的实际资产的一些利益。 补充： 此后，西方学者们就对这种土地流转形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建立了各种决策模型：其中Philip J. Bacon等（2002）[8]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贝叶斯网络理论建立了一个BN模型，该模型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土地使用的可持续性。这个模型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人员的观点、土地类型、土地使用的选择、成本和利益的标准。这个BN模型不是最优化模型，而是帮助专家分析有关土地的数据。该模型的使用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于土地类型的标准和土地使用的选择，这个阶段是为了评估对现在的土地使用的满意度；第二个阶段是关于改变土地使用的成本，改变成本需要考虑风险和银行利息、管理、财产的让渡等因素，这可用一个模型来评价土地管理者改变土地使用后的满意度，即： 在成本支付期内改变的满意度=长期预期的满意度－总的改变成本/成本支付期 而Julie Ann Gustanski(1999) [9]基于伦理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土地信托保护决策支持模型（ILCOS），他认为土地的使用方式是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反映。尽管土地信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土地资源，但是每一个土地信托机构都有自己的设置和地域。所以，他对伦理经济学政策模式在土地信托保护方面的整个过程给出了一个总体的概念，从而总结出土地信托的决策支持的环境模型。这个模型由5个大块组成：土地的使用和环境、社会经济、计划与获取的评估、决策制定的方法、积极的决策制定。该模型主要提出和检验了美国和英国的土地信托与保护私有土地因果关系上的模式，以开发一种可行的决策支持工具。此外，Roger Coupal和Any Seidl（2003）[10]还研究了在税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选择的影响，分析了发展农业用地和农村居住用地的相关成本及其对财政结构的影响。 追问： 请问这位大哥,标题是什么?引言是哪些?
秦险峰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整个农村社会基础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无论是在政策领域、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越发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所有权方面
农村土地以集体所有为主，国家所有为例外。我国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样就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了最基础的保证。无论是1986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还是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关于农村土地权利方面的细化规定，都是以《宪法》第十条为原点出发进行设计的。
（二）所有权行使主体方面
比照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规定，我国法律规定了由“农民集体组织”代表本集体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具体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三）用益物权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全家转为非农户口的，应当交回承包地。由此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权，是村民基于本集体成员的身份而享有的一种农村土地的用益物权。
（四）担保物权方面
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不得抵押，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除法律规定可以的除外，原则上也不得抵押。所以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之上基本不能设置担保物权。但我国目前在个别批准的试点，存在承包经营权抵押的现象，不具有普遍意义，更不代表法律，在此不就该问题展开阐述。
二、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面临的问题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其演进的过程中，适应了生产力的要求，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农民集体组织”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行使者，导致本集体成员作为所有权人的权利被虚置
在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权能时，所有权人应该是委托人，“农民集体组织”应该是受托人，受托人应该按照委托人的委托权限、为委托人的利益，勤勉行使委托权利。但由于法律明确授权“农民集体组织”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明确规定其行为要受所有权人的限制及制约程序，即使2007年的《物权法》也只规定了权益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的事后救济。所以在实践中，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保障是很脆弱的。例如，在征地制度中，被征地农民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主要权利，一是拟征方案的被告知权，由于权利被虚置，“农民集体组织”经常“替民做主”，瞒着村民伪造或代替签署征地文件；二是对补偿标准提出异议权，在实践中，一旦农民对征地补偿不满意，“农民集体组织”常常避而不出，不履行受托人的义务，而单个农民向征地政府或批准政府提出异议时，往往被告知主体不适格。
（二）目前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过于强调国家行政管理，排挤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民法空间
土地产权作为财产性权利，从根本上说属于民法范畴，应该以民事法律调整为主、行政法律规制为辅。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出于严格的行政管理目的，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领域规定了大量的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例如在征地领域，我国法律从拟定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征地方案，到报批通过、组织实施征地，赋予了行政机关大量的行政管理职能，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完全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几乎没有民事法律调整的空间。
（三）征地补偿标准低估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内在价值，造成部分地方政府征地冲动、浪费耕地的现象出现
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建设用地需求日趋紧张。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城市的周边郊县，新增建设用地中有很大一批是通过征收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实现的。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虽然《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中，明确规定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保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而在实践中，很多被征地农民反映，所有补偿即使达到6万～7万/亩，也有坐吃山空的时候，加入社会保险也不能对未来的生活提供足够的保障。这里既有法律的滞后性因素，也存在低估农村土地所有权内在价值（即使排除农村土地升值的因素，单是未来20年科技进步带来的产值提高，农村土地价值也被严重低估），农村土地价值实现方式单一和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在征地过程中权利缺失等因素，综合造成政府征地成本过低，在经济利益和政绩的刺激下，要么违法用地，要么冲动征地，最后导致浪费土地。
（四）农村土地所有权人话语权缺失，导致社会矛盾积累
目前，由农村土地派生出的农民群体性事件成为严重影响农村和谐的因素，在征地领域此现象尤为突出。其原因既有地方政府没有解释好法律政策，没有得到被征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也有部分地方政府弄虚作假，例如将耕地摞荒后报批，批准文件中由于没有涉及基本农田和耕地，征地政府也根本不敢履行“两公告”的程序；还可能是部分工作人员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激化了矛盾等。之所以由农村土地派生出这么多矛盾，其根本原因还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虚置，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农民话语权缺失，情绪往往以过激的方式释放，或者走上漫长的信访之路。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建议
鉴于以上问题，建议我国应以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人权利虚置问题为核心，以农村土地产权回归民事法律调整为路径，来稳步推进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一）确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共有制度，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人权利虚置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共有制度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建议将我国“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明确表述为“属于本集体成员共同所有”，即各集体成员（村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共同享有所有权。这样首先坚持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不变，符合我国土地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其次，更重要的是各集体成员（村民）可以按照《物权法》关于共有人的权利义务来规范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这样就解决了“农民集体组织”越位行使所有权的问题；同时，各集体成员（村民）都参加行使了所有权人的权利，避免了权利虚置，落实了村民在土地产权占有、使用、收益等方面的话语权。全体集体成员还可以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具体约定共有事项，作为行使共有权的细化，提高权利行使效率。
（二）尊重土地财产权利的民法属性，规范农村土地行政管理
土地作为不动产，当涉及土地财产利益时，应该尽量尊重所有权人的意思自治。只有当农村集体在行使土地权利违法法律规定时，例如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私自改变土地用途、在耕地上建窑、破坏农用地等，行政机关才应介入管理，坚决做到不缺位、不越位。
（三）赋予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平等民事地位，建立土地征收异议解决机制，将土地补偿争议纳入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征收土地仅限于公共利益需要，但在实践中，我国征地的启动程序过于宽松，在批准文件中也鲜有说明征地事项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范畴。应该建立土地征收异议制度，允许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在预征阶段甚至批准征地阶段，对征地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保障土地所有权人的话语权、参与权，并由报批机关或者批准机关作出书面解释；仍有异议的，法律应该明确可以寻求司法救济，通过行政诉讼，对该征地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作出判决。当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对征地合法性没有异议，只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时，法律首先明确土地共有人是适格主体，人数较多时可以委托“农民集体组织”也可以推举部分共有人依授权向人民政府提出协调、裁决，直至寻求民事司法救济。
（四）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他物权
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承载，法律应该赋予农民个体更加稳定、长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担保物权方面，农村土地作为不动产，原则上应该允许在其上设置抵押。具体框架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最终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对接，实现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只是所有权人不同），完全可以比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置抵押和实现抵押权，实现农村土地价值实现方式的多样化。集体农用地的使用权及其地上农业设施也可以设置抵押，但在实现抵押权时，其农用地的用途不得变更。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以理顺“农民集体组织”和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关系入手，逐渐构建整个农村土地所有权、他物权体系，同时还应积极调整我国的土地管理政策，充分探索民事法律制度在农村土地管理中的适用。
（本文原收录于2010年国土资源部法律中心《首届国土资源法制与市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一）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增长 1、经济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全省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1979―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特别是2004年以来连续4年保持在11%以上。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突破9000亿元，达到9145亿元，比上年增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最高增幅。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增长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增长。按常住人口计算，全省人均生产总值14405元，比2000年增长109%，翻了一番。全省财政总收入亿元，比上年增长。其中，地方财政收入亿元，增长。企业效益明显提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亿元，比上年增长，加快26个百分点。 2、就业形势较好。近年来，湖南坚持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工作。2003-2006年，全省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万人，年均分别增长和。2006年，全省职工工资总额亿元，比2002年增长。2007年末全省就业劳动力万人，增长。全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达万人，增长；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万人，比上年增长； 万户城镇零就业家庭每户至少实现了一人就业。 3、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比1978年的元增长倍，平均每年增长。其中2001―2007年，年均增长达到。 从1978年到2007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元增加到元，增长了27倍多，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倍，实际年均增长速度达到。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布四个“一号文件”，增加了对农业、农村及农民的支持扶植力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不仅因发展生产、外出务工增加了收入，政策性补贴也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加上农产品价格在这一阶段大幅提升，使得农民收入增长较快。2004年到2007年4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出现新的变化 1、消费水平逐年提高。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湖南省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元和元，分别比上年增长和。与1978年相比，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加了元和元，分别增长30倍和倍，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和。 2、消费结构逐步升级。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元，比上年增长。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衣着和食品支出分别增长、和。城镇居民消费已从生存型的温饱消费逐步向享受型的消费发展，恩格尔系数迅速下降，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正在逐步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元，比上年增加元，增长。其中，食品、衣着和居住分别增长、和。受猪肉等主要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全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所上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分别比上年提高个和个百分点。 3、居住条件继续改善。1998年房改以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取消了延续几十年的实物性、福利性分房制度，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全面实施，给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带来了重大转变，购房和居住支出已成为居民家庭主要的一次性大笔支出。住房消费成了家庭的重大消费之一。调查表明，2007年在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湖南省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进一步提高，达，比上年提高了 个百分点。其中人均商品房的比重由上年的上升到了。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增加，居住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到2007年底，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居住建筑面积达到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平方米，增长；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比上年增长。居民住房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逐步向宽敞舒适转变。许多家庭做到了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随着居住面积的增加，住房条件的改善，居住舒适度越来越高。许多家庭空调、水电、供气等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环境更加优雅、舒适。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饮用水的情况进一步改善，饮水以矿泉水和纯净水为主的居民比重由上年的提高到了；拥有独用自来水的居民家庭普及率已达。从居民家庭的卫生、取暖设备来看，有厕所浴室的家庭比重达到了，比上年提高了个百分点；有的居民家庭用暖气和空调取暖。从炊用燃料使用情况来看，有69 %的家庭用上了管道煤气和液化石油气，使用煤和其它燃料的居户比重比上年明显减少。居民水、电、燃气的开支也逐年增长。2007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水、电、燃料及其他支出元，比上年增长2%。 2007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元，比上年增加元，增长。居住支出增长，主要是由于购、建住房和装饰装修生活用房以及生活用水用电支出增加较多。其中，购买建筑生活用房材料支出人均元，增加元，增长；购买装修生活用房材料支出人均元，增加元，增长；购买生活用水用电支出人均元，增加元，增长。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增长。农民在居住面积得到满足以后，主要是转而改善住房质量，装修住房的多了，改善和增加住房设施的多了。有5%的农民家庭有了冷暖空调，有40%的家庭安装了有线电视网，农村居民年末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电话机部，移动电话机部。 4、家庭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数字表明，城镇居民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逐步饱和，居民家庭中用品消费特别是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增长势头逐年减缓。在传统电器降温的同时，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新兴家用耐用品如移动电话、电脑、空调、平板电视等，正在取代传统电器的位置成为现阶段“消费”热点。但农村居民的耐用品消费总是落在城镇居民之后。如的城镇居民家庭有电脑，农村居民仅为；城镇居民家一户有3-4台空调较普遍，农村仅的农家有空调；在农民家里换上了大彩电的同时，许多城镇居民家庭换上了高清晰的液晶电视机、等离子电视机。城镇居民几乎家家有洗衣机、电冰箱，农村每百户仅有洗衣机台、电冰箱台。城镇家庭用上了家庭网络，农村乡镇才开始起步。城镇不少中小学生都有手机，农村电话机和移动电话从无到有，分别达到部和部。城镇居民盼汽车，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台家用汽车；农村居民则买摩托，每百户农户拥有摩托车辆，比1996年增长倍。 （三）城乡教育条件逐步改善，义务教育取得实质性突破 1、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快速增长。据2006年人口抽样调查，在全省总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占，比2000年提高个百分点；平均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由2000年的2926人增加到4732人，增长。 2、高中阶段教育规模显著扩大。全省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2000年提高个百分点；平均每十万人中，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口由2000年的11177人增加到12982人，增长 %。 3、义务教育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全省已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任务，所有县级行政区均通过“普九”验收，人口覆盖率达100%。全省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2000年提升个百分点。 （四）“病有所医”的目标正逐步实现 1、城镇职工医疗基本能得到保障。2007年末，全省城镇职工参加医疗保险人数达万人，比增长。其中，在职职工万人，退休人员万人。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从点到面逐步铺开。从2003年开始，湖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长沙县、华容县、桂阳县、涟源市、花垣县等5个县（市）进行试点，2004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加了3个、29个和56个试点县（市）。据统计，2007年，全省共筹集到位资金亿元，比2006年增长，其中各级财政补助亿元（中央亿元、省级亿元、市县级亿元），参合农民个人缴费亿元。2007年，全省总共补助万人次，补助支出亿元，人均住院补助元，较2006年增加元。通过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就医难问题。的参合农民选择在县、乡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就医；的参合农民住院补助资金流向县、乡两级定点医疗机构，有效地拉动了农村卫生服务需求，形成了农村卫生医疗体系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 3、开展了城镇非从业人员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到2008年1月份，长沙、常德、湘潭三市的非从业人员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就已经达到了120万人。 （五）社会保障水平逐年有所提高 1、城镇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2007年全省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万人，比上年增长；企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万人，增长；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万人，增长；参加医疗保险人数万人，增长；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万人，下降。全年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亿元，增长；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亿元，增长。 2、农民工工资支付基本得到保障。为维护农民工利益，自2004年以来，湖南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截至2008年初，全省已经建立保障金专户3000余户，累计存入保障金近18亿元，已支付农民工工资近15亿元，解决了大规模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3、开展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1996年湖南省就开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当时只停留在对农村特困户的定额救助上。2000年以来，有条件的地方开始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7年，全省122个县（市、区）和16个非行政区全部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据财政厅数据显示，2007年，全省共筹集城乡低保和五保供养资金亿元，比上年增加亿元，增长22%；五保户集中供养率达到15%，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保障了城乡低保家庭和农村五保户的基本生活需要。全省城市低保月平均保障134万人，月人均补差96元，农村低保月平均保障110万人，月人均补差30元。 4、社会福利水平有所提高。2007年，省财政投入5740万元，其中预算安排500万元、福彩公益金安排5240万元，支持全省285所敬老院的改扩建工作。 5、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事业发展加快。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湖南省慈善组织逐渐壮大，到2006年底，全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已发展到11973家，其中基金会66家，慈善会81家，红十字组织3761个，社会救助接受站（点）1600个，“慈善超市”、“爱心超市”285家，初步形成了社会捐助服务网络，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不断增强，服务领域不断拓展，为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商业保险发展较快。2007年，湖南省保险保费收入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达亿元，比上年增长，为近五年最高增幅。其中，财产险保险保费收入亿元，增长；寿险保险保费收入亿元，增长；健康险保险保费收入亿元，增长；意外险保险保费收入亿元，增长。
范文题目：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研究来自 知网作者:熊春林摘要:人类已悄然由工业化社会进入到信息化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成长能力、现代化程度、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随着信息化的纵深发展,农村和农业不可避免地被席卷入这场空前规模的信息化浪潮中.对此,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加强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上.加强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对于促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如何提高农民对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满意度为目标,依据公共服务理论、信息化理论、能力理论、系统理论等理论,界定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的相关概念,全面分析与探讨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与其形成基础、形成机制之间的内在关系.建立AHP-CSI和CSI-Logistic研究模型,以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湖南省为实证研究对象,应用层次分析方法(AHP),从服务设施、服务队伍、信息资源、社会环境、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保障机制等7方面构建了25个评价指标,实证分析湖南省14市(州)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形成情况;运用CSI-Logistic研究模型,对湖南四个示范区的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和回归分析;运用AHP-CSI研究模型对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形成评价结果与农民满意度评价结果进行相关分析.从基础设施、服务队伍、信息资源、运行机制等4个方面分析美、英、德、日、韩、印度等国的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的概况,把握国外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发展的趋势,总结国外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的经验.最后,本文根据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形成评价和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农民满意度评价,借鉴国外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经验,从彰显农民为本、加强基础建设、完善发展机制、健全绩效评价等方面提出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策略.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的评价与建设既要关注服务本身更要关注农民满意度.(2)当前,我国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有明显提高但仍较弱.(3)政府和市场在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中的作用因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阶段变化而变化.(4)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需要政府与农民上下联动、外部推动与农民自动有机结合.展开关键词: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农民满意度;层次分析法;Logistic回归分析（学术堂提供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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