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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个人觉得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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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10.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著作：《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再版）。《浙江区域史研究：1000-1900》（主编），杭州出版社，2003年。《江南市镇：传统历史文化聚焦》（与陈晓燕合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宋朝简史》（与吴铮强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选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史学文存(1936-2000)：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宋史·食货志>补正》（与梁太济同著），中华书局，2008年。《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商务印书馆，2009年。《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一辑 晚清时期》，中华书局，2012年。《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与郑嘉励合著），中华书局，2012年。部分论文：《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两宋“城市文化”新论》，《文史哲》2012年第5期。《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龙茶与羔酒，得失不足评》，《酒史与酒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唐代市制再议》，《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宋代城市税制再议》，《文史哲》2011年第3期。《略论元初四明儒士的遗民心态》，《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宋代州县城市市制新议》，载《文史》2011年第1辑，第151-169页。《再论南宋国家财政的几个问题——答刘光临君》，载《台大历史学报》第46期（2010年12月），第177-231页。《技术传播与社会进步：1930年代浙江蚕桑统制案例分析》，载Christian Lamouroux（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69-89页。《杂学谓博：江南市镇考察忆旧》，载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6-95页。《唐宋转折视野之下的赋役制度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7-23页；收入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3-277页。《意象与现实：宋代城市等级刍议》，《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第34-41页。 《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18-24页。《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载《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115-120页。《努力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史学理论体系一一从宋代“货币地租”问题的争论谈起》，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39-48页。《中国史研究：“国际化”还是“中国化”》，载《历史研究》2008第2期，46-48页。《从宋代财政史看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地方化》，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14-16页。《宋代城市管理制度》，载《文史》（中华书局）2007年第2期（第79辑），187-228页Behind the form: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agriculture encouragement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in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 1, Num. 3, July, 2006, 高等教育出版社，pp. 427-448《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载（北京）《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53-672页。
众的生活水平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直接反映。现有的反映宋代民众生活水平的论著多是写意式的，而且多是用阶级对立的方式进行阐述的；其把地主(传统观念下的剥削者)等同于统治者，把农民(传统观念下的小农即被剥削者)等同于被统治者；而且固有的逻辑是统治者高高在上，生活纸醉金迷、奢侈无度，被统治者特别是下层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介于奢侈层和裹腹层之间的那最大多数人的群体却很少有人问津；而且这样的极端分层根本看不出历朝历代的比较特点。不管是先秦还是秦以后的情况，给人的感觉永远就是这样相似的极端模式，而且隐含着一种抑富扬贫的思想，似乎富裕都是靠剥夺取得的，而贫穷却都是被剥夺而招致；对人自身的才智优劣却不闻不问。其实对贫富而言，其制约因素都应包含社会制度和人自身才智因素两方面，只是不同制度每个人的致富的机会不同而已。尽管如此，人的致富机会和才智还是成正比的。只不过越是不合理的社会，这种比例系数越小罢了。鉴于此，笔者想通过考察宋代各时期的物价、官俸、军饷、劳务报酬以及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尽可能生动地展现当时的生活。所谓的“生动”是指：通过笔者的研究成果能让读者对宋代的生活水平同现代相较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比如说宋代某一阶段的一贯钱在现代人心目中是个怎样的概念?某个阶段所谓的富是个怎样的现代概念?只有这样才能让血肉丰满的社会生活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宋代社会生活主要特点一．人们的衣食住行衣：宋代服饰体现了等级性和不同的行业特点。衣料也有较大的变化，由麻布向棉布发展，麻布还是最主要的衣料。食：宋代食品种类很丰富。南北饮食交流普遍，但总的来说，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主要吃米饭。茶和酒是常用的饮料。住：城市居民住瓦房，农民住茅屋，官僚、地主和富商住园林式住宅。各种家具种类繁多，而且高脚家具广泛使用。行：宋人代步的工具分为水陆两大类，主要有轿、车、马、骡、驴、牛、驮。大海船还有指南针。二．城市文化生活1．瓦舍：城内设有多处供居民娱乐的场所。宋代全国各地的茶肆应该数不胜数，与之相关也产生了多种社会角色和行业。茶肆是随着饮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普遍化而出现的一种专门行业，坊肆数量众多，人流杂处，往往体现出市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特征，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众性。宋初灭熟时，后蜀宫中金银玉器书画全部都被宋军收藏，“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揽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门外茶肆”。他认为把图画挂在茶社能与民众一起观赏，可见茶肆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平民的广泛性。而蔡绦述及宋代“遇禁烟节，至清明日则赐新火”遇执政、侍从等杂学士以上之家，而那些所谓“快行家者，昧爽多就执政、侍从之门，茶肆民舍取火爇烛，执之以烧”，举“茶肆民舍”以指称社会中的市民阶层，亦可见茶肆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代表性。茶肆除了经营茶饮，或为其他行业提供场地和多收费的由头外，还会随着时节经营一些其他物品。如《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潘楼东街巷的“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叶梦得《石林记》：“余绍圣间春官下第，归道录壁县，世以为出奇石。余时正病中，闻茶肆多有求售。”南宋杭州“自旧夕冬孟驾回，……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说明茶肆在元宵节前亦同时经营灯市。
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转载）两宋时期,乡村集市在各地广泛兴起,持续发展,不仅直接推动了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而且对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有关宋代乡村集市发展的一般情况,学术界大多是在探讨市镇和区域经济时附带涉及。①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市场形态、活动特点及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作一番专门考察和分析。 一、集市类型与形态的变化 宋代乡村集市的发展,总体上经历了由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过程。北宋时期,各种集市的大量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农村集市贸易零散、孤立的状况。宋室南渡后,在集市数量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其市场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尽管不少集市仍停留于传统的小规模、临时性村落交易点状态,但更多的集市逐渐发展成为较成熟的期日市和常设市。应该说,期日集市并不是宋代才出现,但它作为农村集市贸易的一种基本形态,是在南宋时期才全面确立起来的。从活动类型来看,具体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性的定期集聚交易,属于最常见的期日集市。由于各地在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市集的周期也有长有短。其中,周期短的一般为间隔两日或一日。南宋中期,有人在谈到江浙一带的集市情况时说:“荆吴俗,有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谓亥市。”②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叶廷珪也提到,江南东路池州一带的乡村,“聚落至有期日墟集处,谓之子午会。”③按照干支记日法推算,所谓亥市和子午会,都是每隔两日一集,只是在市日的具体安排上有所不同:前者是逢寅、巳、申、亥日市集,后者是逢子、卯、午、酉日市集。另据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载,蜀中有“痎市”,“间日一集”。显然,痎市是周期更短的隔日市,已接近常设市形式。虽然吴氏所说是北宋时期的情况,但考虑到南宋时期川蜀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又有进一步发展,痎市之类的隔日市亦当更为活跃。周期稍长的期日集市,则是三数日一集。如淳熙二年(1175)九月,两广臣僚上言:“有号为墟市者,止是三数日一次市合。”④在部分偏僻和落后地区,市集周期往往在五六日以上。如地处海南岛的昌化军和吉阳军,前者“地狭民稀”,当地黎汉等族“约定寅、酉二日为墟市”⑤;后者更显荒凉,“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洞贸易,顷刻即散”⑥。另一种是与灯会、庙会等地方风俗和节日活动相结合的商品交易集会,属于特殊形式的期日集市。这类集市一般每年定期、定点举行,虽然间隔时间比较长,但相对于日常性期日市,具有规模大、范围广的特点。如正月十五元宵节,绍兴府会稽县每年都要在府城外的开元寺前举办灯会,由此吸引了大批周边州县的商人,甚至还有不少海外舶商,交易极为兴盛。“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⑦二月初八是民间所传弥勒佛降生日,庆元府奉化县岳林寺要举办“道场”,信徒云集,商贾辐辏,“百工之巧,百物之产,会于寺以售于游观者万计”⑧。四月十五日,平江府昆山县举办马鞍山山神神诞祈会,“它州负贩而来者,肩袂陆续”⑨。在川蜀部分地区,大型定期商品集会尤为活跃,而且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分工。如成都府每个月都有主题集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⑩常设性集市是比期日市更高层次的市场形态,一般已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和较为稳定的运作机制。在历史上,这种市场曾长期局限于城市之中,是古代早期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晚唐以降,常设市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扩散。但北宋时期农村地区的常设市大多兴起于镇级中心地,只有少数是由一般乡村集市发展形成的。进入南宋时期,常设性集市的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常设市开始成为乡村集市的一种重要形式。据《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咸淳毗陵志》等地方志记载,浙东台州、庆元和浙西常州等地,都形成了不少较具规模的草市。其中,台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等县到嘉定(1208—1224)年间有10多处,庆元府各县到宝庆(1225—1227)年间共有20余处,常州无锡县到咸淳(1265—1274)前期有6处。另据《绍熙云间志》卷下《场务》载,绍熙(1190—1194)年间,浙西嘉兴府华亭县有14处草市设有税场。在宋代,一般情况下只有草市的交易活动和市场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当地官府才会派设专门性的税务机构。显然,上面所说的草市大多已经摆脱定期集聚的形态,发展成为每日贸易的常设性集市。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形态的日趋成熟和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乡村集市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工商业人口,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业街区。如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廛闬甚盛,列肆如栉”,其街市绵延数里,有居民数万家,为“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B11;同州的青山矶市亦颇为兴盛,“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B12;饶州的石门市,“市井甚盛”B13;汀州的何田市,“市井阛阓”B14;平江府的半山桥市,“民居辐辏,朝夕为市”B15;镇江府的丁桥市“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B16;绍兴府的斜桥市,“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B17,市上有许多客邸,供往来客商休息;嘉兴府的濮院市到南宋后期已成为太湖流域南部颇为著名的丝绸生产和交易中心,“轻纨素锦,日工月积,濮院之名,遂达天下”B18;江阴军的江下市一度是太湖流域北部海外舶货的贸易中心,其市场规模超过了军城,“商船倭舶岁尝辐辏,故市大于城闉”。后来海外贸易衰落,但国内贸易仍十分活跃,“高丽、日本不至,非复曩时,而通、泰、靖江之贸易者犹翕集焉”B19。在此基础上,有的集市进而发展为成建制的城镇。如绍兴七年(1137),以德安府仵落市为云梦县城;绍兴八年(1138),以建昌军黎滩市为新城县城,揭坊市为广昌县城;绍兴十九年(1149),以袁州鲁墟为崇仁县城;隆兴二年(1164),以韶州洲头津市为乳源县城;嘉定十年(1217),以平江府练祁市为嘉定县城;端平三年(1236),以鄂州青山矶市为黄州黄陂县城。二、集市活动的新特点 由临时性的村落墟市到相对稳定的期日市和常设市,不仅是乡村集市外在形态的变化,也伴随着内在市场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转变。主题市场的大量出现,夜市的活跃,贸易活动的开放性,都是这种转变的重要表现。主题市场是以某类商品交易为特色的市场活动形式,属于专业市场的初级形态。一般说来,只有商品流通量达到一定规模,出现内部分工时,才会形成不同特色的主题市场。就南宋乡村集市而言,其主题市场的兴起大多与所在地区的农副业生产状况有着直接联系。一个地区的某种或几种农副业发达,又具有较高的商品化程度,集市贸易就会出现相应的市场分工。如福建南剑州农村多种芹菜,以芹交易为特色的蔬菜集市十分活跃,“两旬之间,芹市再哄”B20。荆湖南路潭州衡山县山区果树种植业发达,该县岳市的果品市场也颇具规模。时人项世安描述说:“晓市众果集,枇杷盛满箱;梅施一点赤,杏染十分黄;青李待下暑,木瓜宁论霜;年华缘底事,亦趁贩夫忙。”B21绍兴府山阴县梅市和项里市周边农村盛产芡实、杨梅等果品,由此形成相应的主题市场。陆游有诗云:“绿荫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B22,就是对这两个集市芡实、杨梅交易活跃情景的生动描述。平江府常熟县直塘市和吴县横金市地处太湖流域产粮区,都有颇具规模的粮食市场,汇聚了大批本地和外来米商。绍兴三十一年(1161),横金市米商张子颜一次就仓库中拨出储米2500石,用以资助军粮B23,其经营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淳熙(1174—1189)初,直塘市商人张五三专以收粜粮食为业,每次收粜动以数百石计,获利丰厚,“仓禀帑库所储钱米万计”B24。在水乡泽地,水产丰富,渔村水市星罗棋布,鱼虾之类的水产品市场十分活跃,有的集市,“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B25。广南西路横州的古辣墟以酿酒闻名,为时人所珍爱。《方舆胜览》卷三九引《桂海虞衡志》云:“古辣本宾、横间墟名,以墟中泉酿酒,既熟不煮,但埋之地中,日足取出,色浅红,味甘,可致远。虽行烈日中不至坏,南州珍之。”由是吸引众多商人前往贩运,汇聚成市。广州城西10里的三角市,周边农村香花种植业发达,由是成为当地花油和香料的交易中心。夜市的兴起表面上看只是集市活动在时间上的延伸,实际意味着市场活动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早期乡村集市往往采取朝集午散的方式,不要说夜市,就是午后的交易活动也不多见。但到南宋时期,夜市越来越多地成为乡村集市的活动形式。这方面,著名诗人陆游在游历家乡绍兴府镜湖流域时所作的诗篇有不少具体描述。如《秋夕书事》中所说的“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晚兴》中所说的“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林间书意》中所说的“三三两两市船归,水际柴门尚未开”等,都反映了当地水乡农民坐船赶夜市归来的情景。农民白天在田间耕作,夜间到集市出售农产品和采购所需物品,夜市正是为适应这种环境而兴起的。在部分地区,还进而出现了邻近集市在活动时间上彼此错开,使日市和夜市结合起来的现象。如绍兴府山阴县的三山市由东市、西市、南市和蜻蜓浦市四个集市构成,其中东市的夜间贸易十分活跃,其他集市则以白天交易为主。相对而言,由封闭走向开放是南宋乡村集市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开放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集市活动以多种形式向各个村落扩散,渗透到农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以集市为依托的货担贸易的活跃,便是这方面的表现。各类小商小贩担挑肩扛,深入村头田间,挨家挨户地销售和收购各种日常品,适应了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特点。诚如朱熹所说,古时“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事只于门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B26。这些往来于乡间村落的小商小贩大多是兼业农民,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之余,或将自家所产货卖,或在集市上购入商品再转售,或从农家手中收购某些农副产品再转销集市,从中获取蝇头小利。二是集市贸易越来越多地突破地域限制,直接与地区性和跨地区市场活动发生联系。嘉定十三年(1220),有臣僚上言:“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之利,北兼顾迳、双滨、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肖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B27这里提到的江湾等10余处集市,分布于浙西平江、嘉兴两府东部的沿海地带,它们不仅与福建、广南、浙东等地形成密切的市场联系,而且商品流通规模巨大。宋末学者方回在回忆其寓居嘉兴府魏塘镇时所看到的集市活动情况时说:“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归售。”B28可见,当地的集市活动与本地和邻近地区城镇的市场往来都相当活跃。类似现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有限的地区也能看到。如荆湖南路潭州的储洲市,外来商贩云集,“楚女越商相杂沓,淮盐浙楮自低昂”B29。同州的暴家岐市,“据众水之冲,商贾辐凑,舳舻相衔者无虚日”B30。潼川府路泸州的九支寨市,地处蕃汉杂居的山区。时人王质说:“市无翕于沙头,九支次。”B31“沙头”是指江陵府沙市镇,以“四方之商贾辐辏,舟车骈集”B32闻名于世。王质将九寨市与沙市比较,足见其已非封闭的小集市。对外市场联系的不断加强,表明集市活动已不再停留于邻近村落居民之间有限剩余产品的互通有无,而是逐渐发展成为更大范围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集市贸易与农村经济 乡村集市的兴盛,不仅意味着农村商品流通的活跃,更重要的是以集市贸易为基础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和由此引发的小农经济的一系列变化。谈到宋代的农村市场,不少学者往往将乡村集市与镇市等同起来,认为两者是同一层次的市场活动。其实,早在北宋时期,镇市和乡村集市在市场形态上就已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到南宋时期,两者的等级关系更为明显。镇市作为农村工商业集聚地,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腹地,汇聚了更多的商品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简单的集市形式,充当着农村中心市场的角色。相对而言,乡村集市属于较低层次的市场活动,更多地承担基层商品流通的职能。不过,随着地域分布网络的形成和活动形态的变化,原本孤立、封闭的集市彼此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横向联系,进而共同构成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以绍兴府镜湖流域和泸州泸川县为例:前者位于山阴、会稽两县境内,东西约百余里、南北不到50里,是东南地区乡村集市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据《嘉泰会稽志》和陆游有关诗文的记载,到南宋中期,该流域分布着30多处大小集市,其中既有较具规模的综合性集市,也有米市、茶市、鱼市、花市、药市、菱市、笋市、樵市、盐市、果市、酒市等多种主题市场。从地域格局来看,流域东部的集市网络构成了会稽县北部农村的商品流通体系,并通过濒临杭州湾的三江口与外部发生市场联系。时人王十朋称三江口一带,“航瓯舶闽,浮鄞达吴,浪浆风帆,千艘万舻”B33。流域西部的集市网络则组合了山阴县北部农村的交易活动,并通过浙东运河与外部发生市场联系。陆游在谈到浙东运河山阴段商品运输的繁忙景象时说:“富商大贾,捩拖挂席,夹以大舻……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B34泸川县位于长江上游,是内陆边远地区集市发展的典型。嘉定末年,全县农村8个乡共有31处集市,平均每乡近4处。其中,宜民乡平均每个村落、430家居民有1处,进德乡平均每1个村落、179家居民有1处,忠信乡平均每4个村落、680家居民有1处,衣锦乡平均每个村落、460家居民有1处,安贤乡平均每个村落、1190家居民有1处,惠民乡平均每个村落、788家居民有1处,清流乡平均个村落、1006家居民有1处,永安乡平均个村落、1188家居民有1处。通过遍布各乡的集市和江河水运,该县的各种地方特产大量输往外地。如衣锦乡“有溪通大江,地产荔枝”,其集市数量多达10处;清流乡“有溪连大江,地产牛乳、蔗、柑橘、盐”,全乡有3处集市。四、余论 毫无疑问,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发展是相当显著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农村集市贸易的传统模式,而且也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和形态的相应变动,引发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开始发生松动,进而呈现出逐步解体的趋向。这方面,人们有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认为我国古代的农村经济始终是以家庭自给为特征的封闭体系。其实,深入考察传统自然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便不难发现,自给性和封闭性更多地体现于古代早期。入宋以后,尤其是到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兴盛以及在此基础上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开始冲破原有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取而代之的是小农经济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不过,以家庭为单元、分散的小农个体经济虽然已不再局限于自给性生产和自足性消费,却极大限制了社会生产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商品经济水平的提升,使之只能停留于小规模、简单化的商品生产与流通层面。从这个角度讲,南宋时期农村集市贸易的活跃,是古代小农经济自我调节的一种反映,而不是本质上的转变。注释:①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有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梁庚尧的《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日]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②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一○《市井门•市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五《商贾货财部•市廛门•子午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B27B4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八、一八之二九、三之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⑤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⑥周煇:《清波杂志》卷七《吉阳风土恶弱》,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02页。⑦B17《嘉泰会稽志》卷七《寺院》、卷一一《桥梁》,《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22、6914页。⑧陈耆:《本堂集》卷八一《奉文本心枢密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⑨《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1页。⑩张澍:《蜀典》卷六《风俗类》引《成都古今记》,影印清道光刻本。B11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影印清钞本。B12郝经:《陵川集》卷三《青山矶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B13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一《乾道壬辰南归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B14B30B35《永乐大典》卷七八九○《汀州府》引《临汀志》、卷五七六九《长沙府》引《暴家岐税务新砌江岸记》、卷二二一七《泸州》引《江阳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19、2526、632—633页。B15正德《姑苏志》卷一八《乡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转载自CSSCI学术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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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小结 阶段：1 时间：—— 操作：通过上网和翻阅资料查找，然后进行总结内容 经过全体组员的共同努力，本着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修正，在实践中提高的原则，现在正朝着预计的目标，全面深入地开展，现将一学年来的课题研究进行一个阶段性小结。 通过翻阅资料及各方面查找，我们了解了以下知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 风（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一些地方（齐、楚、韩、赵、魏、秦），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雅（二雅：大雅、小雅）唐抄本 诗经 三种(22张)“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三颂：周颂、鲁颂、商颂）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到春秋，流传下来的诗，据说有三千多首，后来只剩下三百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了方便，就称它「诗三百」。 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 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现在只剩外传十卷。 至于现在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兹引国际君友会王爱君文集《诗经》。 这一阶段的研究，我们初步了解了《诗经》的基本介绍 ，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我们学习研究小组还会继续努力的，加快研究诗经的内涵与精髓的。 阶段：2 时间：—— 操作：通过上网和翻阅资料查找，然后进行总结内容：本着对《诗经》的研究热情，我们小组继续展开了学习： 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あ。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这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来看，周族确是靠着农业而兴盛发展起来的。《豳风·七月》则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南山》、《楚茨》、《大田》、《丰年》、《良耜》以及《周书》内的《金滕》、《梓材》、《康诰》、《洛诰》、《无逸》等篇中，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宰我曾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回答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并且进一步解释："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官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返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礼记·祭义篇》）以此了解《诗经》中的颂诗、雅诗，便可以得其要领。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我们研究《诗经》，首先要注意产生《诗经》的历史社会基础。 社会基础影响了《诗经》的流传，发展至今，为人们所传颂。我们小组成员搜集了这些产生《诗经》的社会基础，更进一步了解《诗经》。阶段：3 时间：—— 操作：通过上网和翻阅资料查找，然后进行总结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年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小组研究了《诗经》的赏析部分，如下：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丰年》中唱道：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在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兴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在广阔的田野上，数万名农夫同时劳动，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在这种强大有力的集体活动中，个人的存在价值是很容易被忽视、被抹杀的。这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条件下必须付出的代价。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其中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大修宗庙宫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国家，消灭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叙事条理分明，结构严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象声词，很有气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出现以前的周民族的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利用民间传说写成的。 《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都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了。这些史诗作为叙事之作，其长处在于简明而有条理。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作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故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叙事诗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可见从《诗经》起，就显示出中国诗歌不太重视叙事诗的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 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如《瞻昂》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是站在旧有的“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这是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地悠闲过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其意如郑玄说：“今此之君臣，何一然为恶如是！”但同时他又极为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又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仕”就是这样危险和艰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们尽量要避免同他们所属的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力量的威迫。看起来，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就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确立场、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发现（或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而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使自己处于同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以上所举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类诗歌，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政治诗的传统。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情绪，以及总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确”的也就是社会公认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而避免张扬个人的态度，对后代的政治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以为产生于西周初。与 《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诗的作者，像是一个奴隶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学者所说，他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种，其本人的身份，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诗的价值，在于相当忠实而细致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氏族奴隶制的社会情状。 我们从诗中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处女也归“公子”：“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这首诗不仅在社会学、历史学、农业学方面是极可贵的资料，从文学史来说，也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 《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不太确切。应该指出，在《诗经》的时代，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在社会的一般认识中，原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能否清醒地否定当时社会所公认的这一种原则，本身是个问题；即使有人认识到并表现出来了，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宫照样容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从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白吃饭。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现象。以他们声称的原则讽刺他们的行为，这首诗已经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脱离了原意。 “礼仪”是统治者自身制订的行为规范，而统治阶层的成员，沉湎于荒淫作乐的生活，又往往破坏了这种规范，于是诗人对他们发出尖锐的诅咒。但同时也要看到，这首诗之所以写得如此尖锐而激烈，乃是因为作者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首先站在维护“礼仪”的立场，这也是社会所承认的“正确”的出发点。再如《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帮家伙的沉重压榨，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其他自由民吧。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前面说《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我们就把这类诗同《国风》中同样主题的诗放在一起介绍>。《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豳风》中的《破斧》、《东山》，《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读来倍感亲切。 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如汉乐府民歌中的《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从军队里归来，却见到老家已经破败，亲人已经去世，其构思可能曾受到此诗的启发。《小雅》的《采薇》，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他不能回家，不能休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家。但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他走在回乡途中，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去当兵的时候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在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正是冬天，雪花霜霏飘洒，似乎在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这四句，一直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如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应该说明：《诗经》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乐，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 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制还不像后代那样严厉，由此我们在这些诗中看到年轻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如《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一个打猎的男子在林中引诱一个“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劝男子别莽撞，别惊动了狗，表现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又如《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一对情人相约在城隅幽会，但是当那男子赶到时，那女子却故意躲了起来，急得那男子“搔首踟蹰”，那女子这才出来，又赠给那男子一根“彤管”——究竟是什么东西现在已不清楚，但反正在此具有爱情信物的意义，那男子不禁惊喜交集，因为这“彤管”是心上人送给自己的，所以他觉得真是分外美丽，不同寻常。但毕竟，从总体上说，社会的约制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郑风·将仲子》写道：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仲子”是她所爱的情人。但她却不敢同他自由相会，且不准他攀树翻墙。只因父母可畏，并在后面重叠的二章中，提出“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众多“可畏”的力量，恋人们又能怎么样呢？ 于是我们在《国风》中看到许多情诗，咏唱着迷惘感伤、可求而不可得的爱情。在后人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含蓄的微妙的艺术表现，但在当日，恐怕主要是压抑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吧。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陈风·月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秦风·蒹葭》）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汉广》） 一切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形成的。明朗热烈的风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产物；含蓄委曲的表达，总是感情压抑的结果。在文学发展的初期，即人们尚未自觉地追求多样艺术风格的时代，尤其如此。《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像《唐风·葛生》，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这样表示：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抛弃。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 《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谷风》是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凄切的哭诉，说自己如何辛辛苦苦为丈夫持家，千难万难度过贫苦的日子，家境好起来，人也衰老了，于是丈夫另有所欢，把自己赶出门去；自己离开夫家时，如何难分难舍，因为割不断对往事的追忆留恋。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个贤惠忍让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氓》叙写了一个女子从与人恋爱到结婚到被抛弃的痛苦经历，一件件事情依次写来，脉络非常清楚。先是有一个男子笑嘻嘻地向她买丝，借机搭识。她答允了这桩婚事，在等待结婚的日子里，她常常登上颓墙盼望他。可是成家没几年，丈夫却抛弃了她。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是真实的心理，同时多少带有道德训诫的意味。 《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关雎 【诗经·国风·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人对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的恋歌。 七 月【诗经·国风·豳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毕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相信这样的学习研究，对于我们今后的学习会有很大帮助。也许单单经过这一个学年的《诗经》研究，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感受《诗经》的奥秘与含蕴，是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深究的。但我们仍然能体会到古人对于诗经所赋予的真情意切，诗经中所写的千古名句，更是值得我们积累和掌握。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2.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段的理解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朱熹《诗集传》，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钟嵘《诗品·序》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诗经》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四言体为主的句式,重章迭句复沓的章法,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特色,筑成了一座文字的丰碑。《诗经》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而深远。在新世纪来临之际 ,《诗经》研究出路何在 ,已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之一。提出设想通过对《诗经》的了解探究，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兴趣，通过搜集资料，研究交流，培养学生的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激发学生的自主研究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实事求是的精神，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最终方案小组成员首先细读收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对诗经艺术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再将组内成员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分门别类，本次小组活动重在找出收集到的运用赋、比、兴艺术手法的一些代表诗词。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一：夏仲梦带领顾清雯、荀懿两位同学到学校图书馆、县图书馆、各大书店查看相关文献、翻阅有用资料，并做记录。准备工作二：三位同学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关于诗经艺术的一些相关资料。由李小君负责。发现问题《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研究成果（一）：赋1、运用赋的代表诗词：如：《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2、运用比的代表诗词：《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 3．运用兴的代表诗词：《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二）试对以上三种手法作简作分析：1、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2、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3、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研究体会：通过这次研究性学习，我们学到了不少赋比兴手法的知识，懂得了《诗经》中不少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我们也认识到这些手法在诗歌中的重要地位，领略了古典诗词的伟大魅力
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 一、先秦时期。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 现代作为《诗》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二十世纪前叶的《诗经》研究具有不同于之前及之后的《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文化更替、学术转轨，一切都处于新旧杂陈，日渐趋新的状态。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研究主体方面既有传统旧式学者如章太炎、吴闿生、林义光等，又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式学者，如胡适、闻一多。在研究成果方面，传统学者在经学思想的支配下，延续着传统的传注笺疏之学，并取得一定成就，以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和林义光的《诗经通解》为代表。虽是经学研究的继续，但其中颇有通达之举，这些举动暗合了现代《诗经》的研究原则，是新旧杂陈研究局面的一种表现。 新式学者以现代研究理念为指导，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学术成果，是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代表了当时《诗经》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山人，顾颉刚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朱自清的《赋比兴说》、朱东润的《诗心论发凡》、闻一多的《歌与诗》等现代学者的著作，以其系统、条理、缜密的特性远胜传统《诗》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他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诘学。民国《诗经》研究处于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其学术思维必然存在绝对、片面的一面。急于推倒传统经学研究模式，打开《诗经》研究的新局面，使这代学人多注目于传统《诗经》研究的种种不足，尤其排斥正统《诗》学观点。这种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是毫无疑问的。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妨碍研究的客观公正和继续深入。 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广泛利用《诗》、《书》、《易》及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文献资料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对前期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修正了部分论点，确切地建立了关于西周奴隶社会的学说。两书普遍征引《诗经》作为论证。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收辑建国后的研究论文，书中许多文章论及《诗经》，尤其是《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和《简单地谈谈诗经》，对《诗经》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二十世纪对《诗经》的文学研究完全超越了单一的训诂、疏解、感悟和鉴赏的传统研究模式，无论在观念和方法上，还是从深度、广度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在掌握文学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现代的文学阐释，注意使实证性、感悟性与理论性相结合，在作品内容与历史环境、形象与认识、形式与内容、感情与思想的统一中展开分析，从而透过作品表面，挖掘其深刻内涵，并从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予以观照；在艺术上，注意总结其塑造艺术形象、创造诗歌意境的方法，揭示其艺术创作个性、风格特征和具体的表现手段以及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从以上筒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侠等研究资料的研究。在这四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子到当代，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继承。
试论城市规划要点 引言城市规划的定义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建设城市的纲领、管理城市的依据。如何打造一个城市的风貌、建设一个和谐、生动、合理的空间体系，是现在规划建设中十分热门的话题。城市规划必须注重个性特征，城市个性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独特魅力之所在，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的个性特色已湮没在程式化的钢筋混凝土之中，失去了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城市个性化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打好“文化牌”，彰显文化特征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威尼斯，还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巴黎、纽约、芝加哥，座座堪称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博物馆，处处折射出城市的文化，走进这些城市，就仿佛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必须处理好建设与继承的关系，在发展中传承历史文化。否则，城市一旦失去历史陈迹，犹如人失去鲜明的个性，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却是永远的。 由于城市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气象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环境空间形态，提供了每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环境空间特性。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该城市的山、水、林和风景名胜等自然景观要素，发掘、保护、利用、开发、改造自然环境空间特色，在共性中找出个性，围绕个性建设特色城市。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的和谐与持续发展的战略。 1.规划与人文精神 城市规划的人文精神是在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雅典宪章》中提出的，里面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功能主义的原则，一方面向古典建筑学派提出挑战，使城市规划、建筑开始从古典的放射、圆形广场一类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又使城市规划、建筑逐渐陷入机械主义，它刻板地分区肢解了城市的有机结构，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多方面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地方特性，其结果是使城市形态单调、布局混乱、建筑雷同。尤其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城市空间因最大限度的商业性开发，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污水、废气、噪声、交通事故等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城市在抛弃了人文精神的同时，便从“文明中最伟大的创造”变成了“文明中最大的破坏”，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20世纪60年代，重新关注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中的人文理念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国际规划、建筑界人士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研究，并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城市人民”。这表明，城市人文精神将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复兴与再生，人文因素将是21世纪城市文明的灵魂。 人文因素在中国的造城运动中是历史悠久的。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中国城市运动中的代表作之一，彰显出皇权的气势和霸气。现代的城市建设也需要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在继承与发扬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城市打造一种文化的底蕴。 建筑是人文精神的表现 1990年6月2日，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十七次大会发表了《蒙特利尔宣言》。其开头一行是：“建筑是人文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形象。”世界建筑史表明，人类的建筑活动不仅是一项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的魅力，多数是由于建筑艺术的魅力营造出来的。建筑是时代的象征。希腊雅典卫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有世界著名的保护神雅典娜帕提农神庙。卫城建筑群是雅典这个黄金般的古典时期的纪念碑，是雅典全面繁荣昌盛的见证。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国家性的大型建筑，有些是专为荣耀路易十四或他的政权。这个时期建造的卢浮宫东立面、旺道姆广场、凡尔赛宫及园林，都体现了路易十四“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风格”。建筑语言常常是民族的语言，是凝固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香港大楼，他以“中文的构思、英文的设计”，使这幢大楼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含义：塔身，象征着雨后春笋；风格，体现了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楼的外表面，展示出宝石图案。有学者说，巴黎人民很大程度上是巴黎的建筑语言场教养、熏陶和塑造出来的。维也纳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大师；德国的一批具有艺术特色建筑群和浓郁人文精神的城市，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城市的建筑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功能，一座有个性和人文魅力建筑的城市能提示城市的广大居民，提升这座城市的文明素质，使这座城市有自信心、活力和发展的推动力。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题目呢？首先要确定一个题目，其次就要查找资料了，收集多一些的资料，有助于写作过程的顺利进行。然后就需要根据题目来列一个提纲了，就是确定每一部分都写些什么东西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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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明，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我努力做了翻译。请采纳哦。This plan titled “Urban Design of Zhengjue Temple Community at Quancheng Square of Jinan” is intended to create a modern city center consists of residential, retail, culture and tourism el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efficiency, coherence, foreseeing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oject as a whole and adopting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e heritage and build an energetic city” as the planning objective. Focusing on improvement of utilization of land, building and function within the plot, this plan will help to create a city space that is comfortable in terms of spacial dimensions and visual senses so as to promote the energy of a city from space and time aspects. During the preparation of this plan, we conducted due diligence practice regarding the current status through on-site survey and interviewing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confirmed the design plan upon comparing the analysis result on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and researches on relevant planning precedents so as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plan. The plan is aiming to improve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raise well-being index from a humanistic point of view, provide versatile spaces for outdoor activities so as to design the common space, promote communication among people, improve the eco environment of the city an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