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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这个题目太大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主要涉及人口与土地两方面。人口就可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转型，土地的研究范围更广，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土地用途的变迁，土地监督等等，在城市边界的土地纠纷争议特别突出。在城市化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虽然“城市化”经常挂在嘴边，但由于字数才8000，建议你还是将题目范围缩小一点，针对某一个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去探讨，简洁而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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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要素集成研究摘 要：从要素互动、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采用集成和系统研究的方法，将城市化环境划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并构建了系统的组成要素。由于内外影响力有机结合且相互平衡才能促使城市化车轮正常运转，所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历史问题是由于内外影响力不协调、要素增长错位所致。同时，也应看到世纪的新动态对中国城市化的潜在影响。关键词：城市化；要素；环境系统；城市化车轮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源和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再配置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阶段城市化的违度、规模、结构不同，是影响城乡资源和生产力配置的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城市化作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要素配置过程是周围复杂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所指的环境是广义的环境概念，城市化的环境系统是指对城市化过程有影响的所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总和，它们构成城市化的边界条件。(一)城市化环境系统的结构分解对城市化有影响的所有因素构成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这是—个复杂、动态的发展系统。进行系统结构分析可以防止对有关内容的遗漏，明晰城市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都是受内外部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通过环境系统的因素分析，还可找出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揭示其对城市化的影响。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分成外部环境子系统和内部环境子系统。外部环境子系统是指城市化中非流动要素自身衍生的因素之和，一级分为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一级以下又分为二级，详见表1。内部环境子系统，多数是与城市化过程中流动要素自身密切相关的因素。一级分为：社会、人口、意识等，详见表10由于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的互动过程，某些内外因素之间在某些阶段可能是无法区分的，某些阶段可能有特殊的因素，表1所描述的为一般情形。表1 城市化环境系统结构(二)构造城市化车轮外界环境的综合作用对城市化产生影响，可称之为外生力量。内部环境的各因素综合结果也对城市化产生一个影响力——内生力量。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线形的关系，而是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动的综合过程。某个阶段某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比较明显，而它又通过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反应综合作用于整个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非互相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和有机互动的关系，使得外生力量的作用只有通过内部系统的回应和吸收才能对城市化本身产生影响。同时内外力量之间只有保持平衡、协调一致，才能推动城市化的平稳、快速发展。
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城乡规划的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城乡规划理论
摘要：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使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对于解决学科发展被制约的困境，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乡规划理论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make our country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Adjust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for the level 1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is to solve the plight of subject development is restricted,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s a whol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ory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将城乡规划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进行设置和建设，是我国国情所在，是从传统的建筑工程类模式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发展模式的需求，是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使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对于解决学科发展被制约的困境，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乡可持续发展
区域协调是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一些区域协调可以依赖法律实施，但大部分的情况是自愿的合作。在这样的组织中，规划或公众参与完全是志愿的，决策者和规划师遵从这样一种方式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来自公众的支持。这种自愿的合作组织在协调区域不同城市的利益过程中会发挥一定作用，帮助城市做出更好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公众参与。但某些情况下会有来自地方的反对和阻力，确实需要强制实施。可持续城市是指城市中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相协调在规模(人口、用地、生产)、结构、等级和功能等方面能够持续变化和扩大，能够进行自我升级、改善并实现结构的持续性转变。建设可持续城市是以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环境和资源等因素为基础，在资源最小耗用的前提下，通过均衡的分布农业工业、居住区、交通等城市活动，做出科学的城市总体设计，促使城市新的结构、功能与原有结构、功能及其内部的和谐一致，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数量、规模和结构由小到大、由不协调到协调、由非可持续性到可持续性变化。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地方文化的延续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面貌和人们观念迅速改变，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西方学者的怀疑。在发达国家，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被不断挖掘和利用。尤其在1980年代以后的西欧，城市决策者本着利用艺术、传统和其它文化资源吸引旅游、创造就业机会的目的，发掘地方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如在德国鲁尔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被认为是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文化特色的发掘、保持和创新为这一老工业区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设计
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区域和城市发展规划，以及城市设计、详细规划等各个层次的规划都需要关注可持续性，以保证发展战略落实到各个空间层次。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设计首先应从本质上理解城市自然过程的意义，并将其作为城市开发建设的指导，做到根据生态原则来利用土地和开发建设，协调好城市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空间利用方式、强度、结构和功能配置等方面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中，构筑城市设计框架的目标将重点强调自然资源和建成环境的保持。这就需要采用有效的方法将建成区改造成更富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可持续的城市设计原则将对现状建筑、基础设施和道路的接受和再利用以及可循环建材的再利用放在了首位。其次，可持续发展鼓励对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以及景观的保护。任何新的建材应当从可持续的资源中获取，像木材就应当从管理良好的可持续森林中获得。 第三，在新建成地区，建设的模式要将分散的活动区之间消耗能量的出行减少到最少，同时还要减少建筑内部运行消耗的能量。 未来的发展必须满足国民对食品、矿物、住宅以及其他建筑的需要 不过，重要的是，这种发展应当遵从环境的目标，并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所确立的准则。任何新的建筑应当通过灵活的规划设计以适应其使用年限中不同的使用要求。交通系统服务与新的城市结构，将不得不“在服务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维护未来生活质量之间寻求平衡”。对城市环境进行重新整理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城市设计专业是一个独特的挑战。同样，经济增长也面临相同的前景，它必须在提高生活水准的同时使城市更富可持续性。
三. 城乡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交通需求是一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使用的派生需求，不同的空间布局结构和功能联系方式，通过影响居民个体的出行行为选择过程，进而作用于城市交通系统，并最终产生不同的能源消耗和环境后果。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对于低碳城市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导致我国目前有些城市规划实践与低碳城市的目标甚至存在很大的矛盾。因此，本研究由理论整理入手，继而通过实证研究支持，提出一套低碳城市发展目标下的城市空间与交通的规划策略。研究分别从区域层面、总体规划层面及详细规划下的居住区和街区设计三个层面来研究低碳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形态。
从区域层面而言，我国城市与区域的交通建立在“县县通高速”、“村村通水泥”的评价标准上，加之区域土地使用模式多为粗放式，两者合力产生了高能耗的基于小汽车的区域空间布局。对比现状缺乏交通考虑的无序的区域发展模式，更合理的都市区发展模式应是结合有轨道或区域公共交通引导的走廓模式，通过空间整合与控制小汽车的数量，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标。另一方面，传统规划理论中强调的一个就业居住平衡的城市和功能上的“自我平衡”被验证并不能降低对机动车的依赖，而应是在提高居民就地就业率的基础上利用高效的公交系统将各城镇有效地连接在一起形成区域平衡。从总体规划层面，研究从城市密度、开发强度、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等角度分析了其对城市交通低碳化的影响。基于国内外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提出低碳城市的土地使用规划原则：①应当以短路径出行为目标的土地混合使用;②适合行人与自行车使用的地块尺度;③以公共交通可达性水平来确定开发强度;④坚决地限制小汽车的使用的策略。从详细规划层面，研究从居住区规范入手，分析其积极性及不足，并与美国《绿色低碳社区发展评估系统》的内容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居住区的设计仍然偏重于物质环境层面，对人的行为少有涉及，也没有明确的低碳指标。研究从街区尺度、规模、用地开发强度等角度分析了“大盘”、“巨型居住社区”、低密度住区产生的原因及对低碳节能居住的影响。
最后，研究对轨道交通站点社区居民的交通出行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新区由于客流有限、发车间隔较长，单纯的普通公交接驳不能满足城市边缘地区轨道交通接驳需求。规划必须确保城市新区市民出行的选择多样性，除了提高普通公交覆盖率和整体服务水平，还要通过多模式交通换乘的方式来提高城市边缘区轨道交通的服务半径，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规划阶段需要对步行、自行车的接驳方式，自行车停车设施作出更多的重视。研究最后对低碳城市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①城市规划必须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终极方案，并且需要针对目标建立评价的准则;②城镇体系的规划应结合区域性公共交通体系的建立，才能有效控制城市无序蔓延，降低交通能耗;③鼓励适度的用地混合，考虑建立在绿色交通体系上的居住与就业的动态平衡关系，避免巨型或单一化的功能分区。提倡小尺度街区、土地混合使用的开发模式;④未来中国可持续低碳城市的结构一定是建立在骨干公交联络的自行车友好的城市框架下的，放弃自行车就是放弃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努力促进“绿色交通”;⑤城市形态结构形态的构建采用网络嵌套的理论来对中心地理论的实际应用局限进行修正，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要与公共交通枢纽相结合;⑥开发强度取决于公共交通的可达性，这也是确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一个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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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管理一、引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出现、人类居住环境的复杂化，产生了城市规划思想并得到不断发展。城市规划是关于一个城市较长时期内的战略性发展指导，其任务一是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城市性质和城市的发展规模；二是综合部署城市各组成部分的用地，对工业、交通、住宅、商业、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等进行合理的组织和布局。在中国，汉代以前没有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应从曹操建造邺城时算起，但那也仅仅是以王权思想为指导的简单规划。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城市规划才在理论、方法和实践取得了很大进展。二、什么是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依据城市发展目标和对城市的整体研究，通过对城市土地使用进行预期安排，制定城市发展的行动纲领。通过城市建设活动改造城市的空间状况，以引导城市有序发展。城市规划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城市规划是社会改良运动，政府行为和工程技术的结合体。但究竟什么是城市规划，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此均未获得过共识。我们认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城市是一种客观现象，而规划则是一种意识或意志的表述，两者相互关系的整理，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城市规划的本质和内涵。三、城市规划要坚持的原则城市规划是一项牵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诸多因素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龙头，是城市发展的蓝图。只有把城市规划好，才能逐步建设好、管理好。我认为城市规划工作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城市规划要坚持科学性。规划是龙头，规划是前提，规划是保证，因此城市规划编制要坚持科学性。对城市要进行科学的定位、定性、定向。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专业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要科学，要符合当地实际。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使城市规划具有战略性、广域性、前瞻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要科学编制近期规划和长远规划。局部规划和总体规划，有效地指导城市建设，以免在一个城市、一个区域重复建设，避免今年起楼，明年炸楼，今天铺路，明天挖坑的现象而导致的资源浪费。(二)是城市规划要坚持超前性。也就是说城市规划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要根据城市经济发展竞争的需要，着眼于新经济时代对城市发展带来的新挑战，高起点筹划城市的发展格局。用先进的规划技术指标来指导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避免城市建设重复运行。在利用规划对各种城市资源进行配置时有效地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的杠杆，以集约合理为条件，最大限度地释放城市资源资本的潜能，使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发挥最大的效益功能，成为创造财富的龙头。坚持城市规划超前性。确保城市规划“至少5O年不落后”。城市规划要留有余地，给城市发展留有充裕的空间，让未来的城市形象更加雄伟，让城市下一代规划者的才能得以全面的施展。(三)是要坚持连续性。城市规划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要坚持“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原则。城市规划是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的，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因此市、县政府应该按照上级批准的规划进行实施。城市规划不应该因为领导变化而变化，应该一届政府接着一届干，保持城市规划的连续性。(四)是城市规划要坚持群众性。为了使规划贴近群众，更趋于科学合理性，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充分发动广大市民共同参与，献计献策。城市规划要实行“阳光规划”。其主要内容是城市总体规划批前、批后要公示。让市民行使对城市规划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规划审批后。向社会公示规划图纸和文字内容，让市民了解、遵守并监督规划的实施。(五)是城市规划要坚持生态性。城市规划要注意人与自然生态和谐，使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达到优化的目标。城市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平衡的关系，追求生态城市。在搞好生态平衡的思想指导下，建立山水城市、森林城市、海滨城市、园林城市。四、城市规划的管理工作城市规划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是一项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工作。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改革的精神、科学的态度、求实的作风，努力提高规划制定和修编工作水平。首先，要加强领导和协调工作。规划是城市管理的第一要务。市长是城市规划工作第一责任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城市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把城市规划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明确具体的工作目标、任务和要求，发挥规划在城市管理中的龙头作用。有城市规划修编任务的地方要组成专门班子，提供必要的支持。拿出高水平的工作成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搞好协调配合。加强对城市规划修编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城市总体规划及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搞好衔接。其次，要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培养规划人才。培训现有工作人员，提高城市规划的科技含量。城市规划的编制要有长远眼光，提高战略性和前瞻性，为经济社会发展留有余地。要改进城市规划编制的组织方式，完善城市规划的公示、听证制度，考虑建立规划委员会制度，就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详细规划以及重大项目建设等问题。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城市规划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第三，要依法制订和实施规划。进行规划修编的地方。首先必须对现行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确定修编的目标和任务，并按法定程序认定、报批和备案。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服从，保证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做好《城市规划法》修订工作，以及有关法规、规章的制定工作，为规划编制和实施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第四，要完善城市规划的体制。建立健全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统一规划城区、各类开发区、卫星镇及城市地下空间。要发挥省级城镇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作用。保证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有效实施。要完善城市规划工作监督检查机制，研究建立城市规划督察员制度，建立必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对规划编制、审批、实施各个环节进行督查，及时发现问题，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五、结束语城市规划需要吸收其他学科的科研成果，但它理应建立在更扎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中面临的一些难题，不是仅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科研成果可以解决的。它面临整体观念和结构的转变。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已经揭示了这一点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国的城市规划出路在于创新，在于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的自主创新，在于结合中国实际基础上的创新，只有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出现、人类居住环境的复杂化，产生了城市规划思想并得到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旧的城市结构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活要求的情况下，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往往出现飞跃。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学说散见于《考工记》、《商君书》、《管子》、《墨子》等典辅之中。《考工记》确定了“都”、“王城”和“诸侯城”的三级城邑制度，用地的功能分区和道路系统等；《商君书》论述了某一地域内山陵丘谷、都邑道路和农田土地分配的适当比例，以及建城、备战、人口、粮食，土地等相应条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战略思想和整体观念，强调城市与自然结合，强调严格的等级观念。这些城市规划思想和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城市规划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作为“四方之极”、“首善之区”的都城建设上。战国时期，列国都城采用了大小城制度，反映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要求。西汉长安城将宫室与里坊结为一体 ；三国时曹魏邺城采用城市功能分区的规划方式；南北朝时代的洛阳城加强了全面规划，都为中国古代前期城市建设的高峰——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起了先导作用。长安城的建设成就是唐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及于日本、朝鲜等国的都城建设。宋开封城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的重要性在于 ，它是按照五代周世宗柴荣颁发的诏书，有规划地进行扩建的要例。后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延绵千年的城市里坊制逐渐废弛。北宋中叶，开封城走向较为开放的街巷制体系，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城市结构形态。元大都的规划汲取了春秋战国时期理想都城的规划思想，而又作了因地制宜的处理。由大都城演变而成的明北京城，可说已集中国古代都城城市规划之大成。清代在北京城远近郊区大力经营园林和离宫别馆，使北京成为中国封建时代都城规划和建设的最辉煌实例。在西方，在古希腊城邦时期 已出现了希波丹姆规划模式。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阐述了城市选址、环境卫生、坊际建设、公共建筑布局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当时的“理想”城市模式。中世纪社会发展缓慢，城市多以教堂为中心。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阿尔伯蒂、帕拉第奥、斯卡摩锡等也提出了一些反映当时商业兴盛和城市生活多样化的城市理论和城市模式。产业革命前的欧洲城市，除罗马等少数城市外，一般规模较小。多数城市是自然形成的，城市功能和基础设施都比较简单，卫生条件也差。城市规划多侧重于防御功能和政治需要，封闭性强。城市规划的内容主要着眼于道路网和建筑群的安排，因而是建筑学的组成部分。产业革命导致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大工业的建立和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促使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的盲目发展，贫民窟和混乱的社会秩序造成城市居住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人们开始从各个方面研究对策，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现代城市规划学科主要由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实践、城市建设立法三部分组成。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始于人们从社会改革角度对解决城市问题所作的种种探索。19世纪上半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等人之后提出种种设想，把改良住房、改进城市规划作为医治城市社会病症的措施之一。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理论颇有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霍华德倡导“田园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区域原则，倡导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相结合的学说。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规划实践——城市和郊区设计艺术概念》一书，总结城市发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规划实践经验，可视为建筑师对城市规划领域的开拓。随后，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以及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等投入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影响最广的城市规划实践是法国官吏奥斯曼1853年开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规划。尽管巴黎的改建，有镇压城市人民起义和炫耀当权者威严权势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规划将道路、住房、市政建设、土地经营等作了全面的安排，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响所及，科隆和维也纳等城市也纷纷效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建设实践：英国一些先进工业家在建设工厂的同时，建设新的工人镇。例如1851年工业家萨尔特建设了萨泰尔工人镇，1887年利威尔建设了日光港工人镇，形成所谓“企业城镇”。这些实践无疑促进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至今，城市规划仍是采取上面所说的旧城改建和新城建设两种基本形式。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逐渐形成以公共投资改进市政建设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结台的城市发展战略概念。在德国有城镇发展规划工作的传统，也有雏形的分区制规划方法。这些都为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有用经验。制定城市建设法规最初的目的是维持整齐、清洁、安定的城市环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国1848年制定《公共卫生法》，其中规定了住宅的卫生标准，1906年颁布《住宅与城市规划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关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国纽约1916年颁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筑高度的分区区划法规，后来在1961年为适应新情况，修改成为区划决议。实践证明，城市建设和管理要有相应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城市建设法规可以提高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质量。20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科学技术长足发展，人文科学日益进步，价值观念起了变化，这一切都对城市规划产生深刻的影响。1933年的《雅典宪章》概述了现代城市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应采取的措施和城市规划的任务，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规划家没有舍弃《雅典宪章》的基本原则，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给予更新和补充，这就出观了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这两个宪章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规划理论的总结，对全世界城市规划都有相当的影响。产业革命后，城市内部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促使人们从理论上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形态，寻求最佳模式。有人认为城市宜集中建设。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1922年在《明日的城市》中主张充分利用技术成就，建造高层高密度的建筑群，使城市集中发展，以求得最好的生活环境和最高的工作效率，这种思想被称为城市集中主义。有人主张城市宜分散建设。美国建筑师赖特提出的“广亩城市”认为城市应与周围的乡村结合在一起，平均每公顷居住人，被称为城市分散主义，这两种城市模式影响甚广。此外，有人从城市功能要求出发提出各种城市布局形态，如“带形城市”、同心圆式的环状城市、楔状结构城市、多核心城市等；有人则从城市中各种系统的组织出发，宏观地研究城市所在的地区的空间结构与城市形态的关系；也有人从微观上对构成城市的单元细胞进行剖析来研究城市的形态。近年来，从系统观念出发研究城市结构和形态的学者日益增多。浅议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演变区域与经济浅议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演变孙强柳松(长安大学陕西西安710064)摘要:该文通过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演变和发展的探讨,试图从中把握城市规划整体思想方法和行动发展变化的脉络,以期对今后的城市规划实践能有所借鉴.关键词:城市规划;物质空间;社会文化;系统方法l,引言 2O世纪6O年代中期后,英国等人在运输一土地使用城市规划思想是以认识城市和改造城市为起始和终结,对城市规划 规划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地探的对象,内容,作用及具体方法进行综合认识,并通过城市规划实践引 索,形成了城市规划运用系统方法论的高潮.导和指导城市的发展. 1968年英国通过了新的城乡规划法,提出了结构规划和地方规划两2 物质空闻思想 种规划形式.并成功地将系统方法运用于结构规划.到了2O世纪8O年物质空间决定论是在空想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在建 代中期,系统方法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被其最积极的倡导者M,cloughlin筑学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一思想认为建筑空间形态是影响社会变化的(1985年)宣布为彻底失败.尽管如此,系统思想和方法在城市规划中工具,在城市规划中的实质是通过对物质空间变量的控制,就可以形成 的运用为城市规划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方向和动力,在此后城市规划发展良好的环境. 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方法论思想在2O世纪5O年代以前一直是城市规划领域的主流 5.后现代的城市规划思想思想,在此时期,城市规划的最主要形式就是物质空间的规划,最具代 后现代的城市规划方法论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多元论的思想,其思表性的,如英国的霍华德及其追随者的"田园城市理论"和"卫星城市 想的确立与整个社会所弥漫的所谓"后现代文化"思潮直接相关.理论".在美国以D..Burnham为代表的建筑师,运用在城市美化运动中 在城市研究中,人们又发现城市面对的现实问题极为复杂,变量多且形成的思想和方法,形成了以总体规划为主的规划形式和方法;在法国, 变幻莫测,已经没有一种理论,方法论能够被运用来整体地认识城市和改现代建筑运动的主将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柯布西埃,在城市规划上有着 造城市.因此在各自的范围内针对现实的实际问题选取最有效的方法,以完整的理论思想,他的思想就是奠基于物质空间决定论,他于1922年推 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研究,开始了所谓后现代的城市规划方法论的实践.出了"明天的城市",1933年推出"光辉城市"方案,1933年国际现代 在对城市土地使用的处置上,后现代的城市规划方法论认为:在以建筑协会通过的《雅典宪章》,是对当时的城市发展,城市问题和城市 功能主义和空想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现代城市规划中,强调功能分区和土规划工作进行的总结,其内容基本上反映了现代建筑运动对城市规划问 地使用的均质性,使每一块土地使用纯粹化的做法,是割裂了城市生活题的认识. 的连续性,歪曲了城市生活的实际状况.3.社会文化思想 此外在城市规划机制上,改变过去由规划师来设计,政府来决策的社会文化论认为,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而且这 自上而下的过程,提出了"规划选择理论",其基本思想就是从社会价值一变量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城市中各人 观的多样性提出规划选择的可能,规划师就是要表达不同的价值判断并类群体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 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技术帮助,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倡导性规划,以及在2O世纪初由"芝加哥学派"所创立的"人文生态学"成为现代 在2O世纪6O年代末开始形成的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机制,形成了自下社会文化论的最初努力.他们着力于探讨城市的空间—社会环境,提出 而上的规划过程.了有关城市空间结构的三种描述理论: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和多核理 6.结语论.这些理论成为城市空间布局的基础理论,而其有关城市土地使用分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化和动态过程的论述,成为认识城市空间演变的经典. 是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开始,以《雅典宪章》为代表到年英国城乡在2O世纪上半叶,社会文化论对当时和以后的城市规划起了重要 规划法达到巅峰,其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战后城市重建和快速发展阶段;作用.1939年美国的佩里提出了邻里单位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植根于社 第二阶段自20世纪5O年代末起,经过teaml0l,.雅各会文化论思想,而且引发为一种社会工程,它帮助居民对所居住的社区 布斯,1968年英国城乡规划法等过程,以《马丘比丘宪章》为代表,建和地方产生一种乡土观念. 立了新的规划思想和规划方法:这一阶段现在仍在持续着.2O世纪5O年代以后,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十小组批评了CIAM的旧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可以称为一次现代城市规划的革命,一次全思想,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人际结合思想,认为城市的形态必须从生活本 面的范型转换,这一转变其意义是深刻而长远的.城市规划仍处在"准身的结构中发展起来,城市和建筑空间是人们行为方式的体现,他们提出 科学"的阶段,因此,城市规划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推进科学化的进的流动,生长,变化的思想为城市规划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 程,城市规划的对象,范围,方法及发展方向都需要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几乎与此同时,希腊学者c,A..Doxiadis提出人类聚居学概念,强调对人类居住环境的综合研究.提出自然界,人,社会,建筑物和联系 参考文献:网络为人类聚居学的五个要素,以及通过它们相互作用的关系来研究人 [1]昊良镛 展望中国城市规划的构成一从西方近代城市规划的发类居住环境.它为2O世纪6O年代后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展与困惑谈起.城市规划,1991,15(5).1960年的《城市意象》一书,从认知心理和环境感受出 [2]孙施文.城市规划哲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5发,认为人类的行为并不是依据于物质空间环境而进行的,而是依据于 [3]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他对环境的感知和评价J.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生 [4】王建国.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与死》一书中,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观察和研究,提出城市空间和城市形 [5]王凤武译.系统方法在城市和区域规划中的应用.北京:中国建态应当与城市生活相一致,城市规划应当以增进城市生活的活力为目的. 筑工业出版社,～78.城市规划中生态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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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英国是23%，日本是，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伦敦占17%，汉城占。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北京只占，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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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民主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自近代1840年以后，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辱，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大批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了给中国寻找一条走向富强的道路，就开始进行革命，期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最为重大，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时间里，以五四运动为起点，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进而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和政治舞台，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探索和实践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做艰苦斗争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传播提供了政治基础， 自五四运动后 中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反封建变为反帝国主义。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登上历史舞台 ，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提供奠基石。1921年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共党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了让步，联合共产党，结束了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在形式上形成了统一。自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右翼势力抬头，发动“四一二”政变。共党起身反抗 ，发动南昌起义，国共十年对峙开始。 1937年 ，七七事变。全面侵华爆发，最终，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以后，我国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一雪近代以来百年国耻。 1949年4月28日，攻占南京，中华民国宣告灭亡。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从此，劳动人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新的时期。它的胜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大大激励了世界其他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第一篇当我们享受着美味可口的大餐时，当我们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上学时，当我们躺在松软舒适的沙发上看电视时……我们不能忘记，是推翻了旧社会，领导了新中国，给我们带来了美好幸福的快乐生活！为了中国的繁荣昌盛，为了民族不再向帝国主义低头， 中国员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中国，洒在中国的土地上！每当看到电影上那些烈士临危不惧，不屈不挠面对敌人时，我总是心潮腾涌；每当看到那些烈士赶赴刑场，仍高呼“中国万岁！”时，我总是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身临其境，自己也是大义凛然的员，自己也会为了中国的富饶强大而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正是这些革命先辈们以身殉职，用鲜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风吹开历史的一角，时间定格在2011年5月12日，浑然不知的人们一如既入地工作学习着，却没有听到死神的脚步。“轰--------”地一声，无数居民楼垮塌，人们惊叫着，不知所措地奔跑着惊叫着，无数的人还是被埋在了废墟下，停止了呼吸。以胡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很快下达了命令，官兵们不顾生命危险抗震救灾，奔跑在生命线上，为了更多人民的生命，他们冒着余震危险，坚决服从党的指挥，为了人民的一切，……风继续吹着，2011年8月份，部分地区大暴雨连续下了一个星期，暴雨冲刷着光突突的山脉，夹杂着沙石向山下村庄咆哮着席卷而来。人们在房屋里不能动弹，无法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党政府很快派出了千名官兵，他们奋斗在抗洪抢险第一线。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白天，他们踏着泥浆，踩着早已被石头磨破的鞋子，在冲毁的房屋下搜寻，在破烂的瓦砾下寻找；夜晚，他们不忘仔细勘测天气情况，将获救的灾民安顿好，才可安心睡觉；这都是党的领导，是那些优秀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才使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相信有了党的正确领导，祖国会越来越繁荣昌盛！ ，历史的脚步渐渐停息，我的思绪回到了现代。党在发展，祖国在进步，我也更应努力为党和祖国献出自己的力量。党就如一盏灯，为我照亮前程，指引我前进的方向！第二篇党在我心中——那永远都是一面旗帜记得第一次接触党的时候，我还很小，是从外公那里知道的。但那时，对党的认识却很模糊，只知道党是一个很伟大，很优秀的组织，是让新中国取得胜利的集体，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渐渐地，我长大了，走过了少先队员的岁月，向往着更高的追求。在初中的日子里，我加入了共青团，成为了一名团员，明白了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助手和后备军，要以团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更要以党的标准来约束自己。进入大学后，参加了学院里的党培训，这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的接触了党，也开始明白了为什么只有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为什么党永远都是伟大的，是神圣而不可取代的。因为党是一面旗帜，一面指引着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在硝烟迷漫的年代里，在战火烽飞的岁月里，是党的引导，带领了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争取到了幸福，让被三座大山压迫的下的老百姓获得了自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在毛主席的带动下，中国工农红军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党的一项项重大的决策，指引着中国一步步的从穷困走向富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体制上的变革，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我们找回了离家多年孩子——香港、澳门。“求同存异”的思想，让我国的其它党派在中国的领导下和平共存。因为党是一面旗帜，一面忠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不变的宗旨。党把自己永远都看成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儿子，也为了人民而不停的奋斗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就是这样要求自己，提醒自己永远都是群众中的一份子，是一个普通人；党员没有特殊，但却要以更高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了首位，因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党坚定不移的放弃个人利益，以人民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和实现作为党的工作是否完成的唯一标准。雷锋、李素丽、任长霞等多少令人称赞的先进人物，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因为党是一面旗帜，一面严以律己，不断进取的旗帜。自1921年成立以来，到2005年，中国走过了84年的风风雨雨，但她依然年青，风采依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斯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不断的结合中国自身的国情对其进行的研究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不断的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坚决抵制不良的思想侵蚀党，危害党。党的组织拥有最为优秀的中华儿女，虽然现在，在党组织中存在有腐败分子，但是他们不代表党，他们正在或将要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经过长时间的清理，最终都会将这些腐败分子一一排除。如今党在我心中的形象已经不再是小时候那么模糊了，而是变得真切。在生活中，无时无刻都能看到他们的踪影。在我的心中，已树下了党员的光辉形象，它给予了我灵魂一种精神、一种动力、一种激情，将伴随我一生。在和平的阳光普照着大地的时候，蔚蓝的天空下，党旗飘扬着，飒爽的舞姿展现了当代中国的精神风貌，相信在历史的舞台上，伟大的中国将继写光辉的文章。第三篇党在我心中90年，光辉岁月弹指一挥间；9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 在这90年里，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开国大典、香港澳门回归……我们的祖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今天，它碰到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无数党的英雄先烈们用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我们的幸福：年仅15岁的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面不改色心不跳；董存瑞手托炸药包在敌人的碉堡下拉响了导火线；黄继光面对敌人喷火的机枪口，英勇的扑了上去……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他们以无上的心得谱出一首感人至深的党的赞歌。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曾踏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足迹、徒步考察万里长征的老记者在庆祝晚会上，饱含深情地讲述了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当他要离开一个小村庄时，一位大娘认定他就是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停地问他：“我的丈夫在哪儿？三个红军女战士在哪儿？”经了解，他得知了其中的详情。原来，50多年前，红军长征途经此村，三名女战士在她家住了一宿。临别时，女战士把自己唯一的一床棉被剪成两半，坚持给大娘留下了一半，并说等革命胜利后一定回来看望大娘，再送给她一床新被子。天亮时，善良的大娘让自己的丈夫把女战士送过那座大山，谁知丈夫这一走就是50多年…… 50多年来，大娘一直期盼着自己丈夫和三名女战士的归来，每年的那个时候，她都要到村口眺望、等待。她告诉记者，她现在日子过好了，她要将那半床被子还给女战士，她要等她们回来，并坚定地说，她们一定会回来的。 后来，记者带着凝聚着党和政府关怀的一床新被子前去看望这位执著的大娘，谁知大娘却在三天前病故了。临终前，她留给乡亲们这样一句话：什么叫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将一床被子分给你一半的好人！读完这个故事，我有了很深的感受：多好的人民呀！为了半床被子的温暖，大娘画出大半辈子的的时光。而这又一次证明，正是因为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信任、拥护、爱戴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群众，才有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功！最后，我还要祝愿我们的好党——中国共产党90岁生日快乐！第四篇在党的阳光下一段记忆，一个组织，一缕光辉，一份希望。是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阳光照耀着我成长。从小，爷爷就对我讲：吃水不忘挖井人；历尽千险更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爷爷是老党员，他非常热爱他的组织。每当讲起历史，他总是慷慨激昂，泪花闪烁。“想当年，上甘岭战役，敌人先后投入三万多兵力，向不足四平方公里的我军阵地倾泻了两百万颗炸弹、航弹。战后阵地上厚厚的浮土里一把竟能抓出三十三个弹片，但我军岿然不动……只有共产党的兵才能做到啊！”那时的我，并不能体会到爷爷的心情，只知道是中国共产党在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甜蜜。每到日落西山，太阳在大地上洒下最后一缕光辉时，我知道是党的阳光照耀着我成长，明天又是一个艳阳天。亲爱的爷爷离开了我，忘不了走时对我说的那句话 “孩子，好好学，有党，我放心……” 。我想起了党的好书记焦裕禄临终前对女儿的嘱咐 ：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其他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爷爷走了，我也要继承爷爷对党的一片丹心。上小学时，老师告诉我们：“五星红旗是伟大祖国的国旗，红色是最美丽的颜色，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她。旗上的星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从那以后，每次看到国旗伴随着早晨第一缕阳光冉冉升起，我都会心潮澎湃，眼角微润，我知道，我又会在党的阳光的沐浴下度过幸福、充实的一天。在我四岁的时候，由于一场矿难，爸爸离开了我们。姐姐跟我都享受着党的关怀。几乎每年都会有各种助学金给我们，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党的温暖。在我眼中，红领巾就是红旗的一角，我每天都会端端正正地戴上。上中学了，《中国历史》带领我穿越历史时空，我才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一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一个曾备招列强蹂躏的国家，今天终于彻底站起来了。是中国共产党，给灾难深重的祖国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是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人民真正走上了独立、富强、民主的康庄大道。是她，唤醒了中国这头东方雄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更是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中国大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记得小时候，食物还很单调。几年过去，不但花样繁多，人们还讲究起了营养搭配，绿色食品。过去的所谓“四大件” 、“三转一响”人们早就不屑一顾。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们村很多人都有了自己的小轿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党是灯塔，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党是旗帜；引领着我们向更加美好的生活迈进。现在，我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了。我知道，共青团是党的强少年先锋组织，我应该为党尽自己的一份力，除了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我还要努力学习，用最优异的成绩报答党，为以后建设更强大的祖国而拼搏！在党的哺育下，我茁壮成长着。虽然，我的家庭目前并不富裕，也许，我前面会有荆棘路，但我不怕，因为党的阳光会给我温暖、力量，我会像江姐那样，做一朵傲视风雪的红梅！我坚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明天定会更美好！永远跟党走，当好接班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熟悉了红军的事迹，特别是“会泽扩红”更加耳熟能详，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情结愈发强烈。在我眼里，红军能完成“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的长征，每一位红军将士都是英雄好汉。连外国人斯诺•索尔兹伯里都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没有长征，就不能保存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就不会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也不会有新中国，更不会有现在改革开放的成就。 面对自己的先辈，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的幸福生活来自哪里？我们有没有忘记那些为我们打天下的革命先辈？ 什么样的精神让我落泪？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宁可牺牲自我，去保全集体的团队精神。那是一个宝库，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让我们受益匪浅。 90年历史沧桑、风云激荡；90年英雄辈出、情深意长。党是灯塔，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年历史沧桑、风云激荡；88年英雄辈出、情深意长。党是灯塔，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党是旗帜，指引着我们胜利的方向。没有任何一种文字或语言，能像党旗那样酣畅淋漓地表达着我们心中对党的敬意。数十年的悠悠岁月，早已把党铸成了我们胸中的一首神圣长诗，党旗就是这长诗里的“诗眼”,八十载的斗转星移,党成了我们用无数丰功伟绩撰写的历史长卷,党旗就是这长卷中的"文魂"!近一个世纪以来,面对着党旗,有多少满怀着理想信念的仁人志士们庄严地宣誓着："……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朴素的语言阐明了让人终身奋斗的目标，也蕴藏了一个民族最炽热的情感。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岁月中消失，但一个人的拳拳之心却能永世长存。建党90周年有感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们的党走过了90年艰苦奋斗的道路。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着感概和感激之情。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至今，走过了90年坎坷而光辉的道路，从一个只有五十多人的党组织发展成为拥有八千多万党员、执政六十多年的世界最大政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在90年前，中国正处在风雨如磐、长夜难眠的黑暗年代，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序幕。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统一的总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救国的纲领，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道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治愈战争创伤，调整就中国的经济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大规模地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具体表现在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经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为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坚持改革开放，并紧紧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多年来，我国的发展速度居世界第一。基本建设大规模展开，某些高科技领域也取得进展，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显然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之一。在国际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也改善了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在政治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经济在2009年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对世界经济逐步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今天，我们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十七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这充分体现了人才的重要性，大学生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加强对高校党的建设，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统领，紧密结合实际，实现重点突破。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特别是推进党建工作创新，必须更新思想，转变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学校党建工作必须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制定实施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促进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质量、水平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把党建工作与学校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使党的工作有机融合，渗透和体现在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项工作任务中，并以这些工作的成效和事业的发展衡量和检验党建工作的效果。我们还要积极推进学校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更加有效地发挥党代会在不同层面的民主监督和参与作用，积极发挥各类学术组织在重大决策的作用，要制定干部学习培训规划，完善校院两级中心组学习制度，丰富学习内容和形式，倡导学以致用的学风。加大对管理干部的培训力度，拓宽培训渠道，保证培训时间，推进干部考核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高校学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任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对于高校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校党委陈宝昆书记在党员干部培训大会上作了题为《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努力争当学习型党员》的动员报告。陈书记的动员报告紧密结合学校的实际和特点，从深刻认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努力争当大学生学习型党员的表率三个方面，对我校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进行了深入动员。校党委副书记、党校校长刘沧山同志作了题为《认清形势明确责任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专题报告，他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前的形势、任务和当代大学生的责任”、“学生党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三个方面作了精辟的讲解。他要求党员干部要树立信心、增强意识，做好模范带头作用，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90周年。科学发展观对党的建设指导作用是，一方面，党的建设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服务，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成效检验党建的得失。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蕴含的理论思想内容也为加强改进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具体说，党的思想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为重要任务，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员要把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重要义务之一；要使高校党的建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牢牢把握党对高校的领导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就必须积极推进高校党建工作的创新。学校党建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从促进学校发展的大局中谋划党支部工作，把党建工作与学校的发展紧密结合；深刻领会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与教师和学生的发展紧密结合，按照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指导党支部工作；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不断改进党支部工作；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按照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推进党支部工作，不断增强党支部的创新活力，努力开创我校党建工作的新局面。在学习和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校党建工作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学校的班子建设；必须动员广大党员投入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工作中来，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教育管理质量；加强办学条件及办学软件建设，把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学校的发展全局来考虑，促进学校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能够带领人民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党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号召力，是带领人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孩提时代就已熟悉的歌曲时常在我耳边响起，令人情不自禁地乘着歌声思绪飞扬。 记得小时候，我就是从这首雄壮的歌曲中了解“共产党”的，伴着这首歌，我进入了中学时代，在对知识的不断探索中，相继学习了《思想品德》、《党啊，我心中的党》，开始对党有了进一步了解，懂得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今天，踏着这首熟悉的旋律，我迈进了大学校门，通过参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班学习和对人生的思考，我对党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了，我渴望自己有一天好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她的光荣一员。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于2003年12月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相信在党的培养下，我的思想境界会得到更大提高。 我之所以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绝非出于好奇或其它不良动机，我是被她光辉灿烂的历史所惊叹，被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吸引。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光辉历程，80多年来，她为了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进步、人民安居和国家的富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扎根在我的心灵深处。 常常，在宁静的夜晚，我思索着人生。在漫长的岁月中，在战争与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造就出了无数为人民根本利益英勇献身的不朽英雄斗士——刘胡兰、董存瑞、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李向群......他们的英名和事迹将永远铭记在全国人民心中。 如今我已是一名大学生，对理想的追求不再沉醉于梦想，我要靠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从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天起，我就在心中嘱咐自己，要时刻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发挥积极带头作用，为广大同学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因为，好与不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来的，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我们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首先更要从思想上入党，要端正入党动机，不为虚荣不为谋求处人利益而入党，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把实现党的宗旨同自己的学习、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帮助别人、多参加一些义务劳动为己乐。 自从递交了申请书的那一天起，我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帮助有困难的同学，积极参加义务劳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和社会实践，例如：集资助残活动，虽然资助的仅仅是自己微乎其微的一点资金，而带给他们的是真诚的帮助，代表着自己的心意，力量虽小心意无限。在学习之余，为了使自己全面发展，我还走出校园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一方面把自己所学的奉献给社会，一方面也增加了课外知识，为往后读懂社会这本大书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打下良好基础。利用假期时间，我还先后当过促销员和家教等。在此期间我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例如在促销过程中遭到那些心情不好的顾客冷眼相对等，虽然多次碰钉，但我并没有畏缩，我知道，这点魔困难只是自己万里长征中的“细浪”和“泥丸”。 记得在我在做促销员的那段日子里，虽然辛苦但苦中有甜，尤其是与促销主管的相处使我这个还未涉及社会的文弱书生学会了以后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做任何事都不要心存付出了一定要有回报的念头，不要太在乎别人的态度，重要的是自己应该怎么做，怎样才能做得好，在索取与奉献之间，我将毫不犹豫地先选择奉献。 通过参加青年志愿者和社会实践，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打开了我渴望智慧的另一扇窗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仅仅为自己着想，更要用心去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人与事。整天想着别人来为自己服务为自己灌溉科学知识和做人道理，那这个世界将会失去应有的光彩。 时代已向新一代的共产党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自己虽然在各方面都还不够成熟，但我有一颗奋发向上心，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志向，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提高本领，为将来走上祖国建设的第一线作好各项准备。 党在我心中，我心中的党永远是可敬可亲的，她的光芒永远闪烁在我心灵最深处，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名人是通过学习诗歌与儿歌接受启蒙教育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很小便在母亲指导 下接受诗歌启蒙。他从五六岁开始学诗，到了九岁，已经能够“谙识声韵”。十六岁便写出“离离原上草，一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千古名句。柳宗元四岁开始由母亲口诵，进行诗歌启蒙，不久就能背 诵十四首古代辞赋，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自幼在父亲亲自指导下熟读《诗 经》《楚辞》，学习李白、杜甫、白居易、陶渊明等诗人的作品，并开始作诗。明代诗人吴孺子一生喜好《离 骚》，他的爱好与幼年所受教育密切相关。据说，在他小时候，父亲对他进行启蒙，一反当时用“经史”作教 材的传统，“独授杜诗一编”，“遂好为诗”，培养出了学诗的兴趣。清代著名诗人和画家、“杨州八怪”之 一的郑板桥，从三岁开始由父亲教识字写字，五六岁就学读诗背诗，十岁时就能与老师用诗唱和，而且应答如 流，受到老师称赞。诗歌不仅有利于开发儿童的智力，同时对孩子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宋代伟大爱国诗人 陆游，自小受到父亲陆宰的诗教，陆宰不但教儿子吟诗，作诗，并且聘请了如曾几这样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诗 人作儿子的老师。陆游从师长那里学到了作诗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在曾几等人教育影响下 ，他投入卫国抗金的火热斗争，写出许多反映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光辉诗作，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青少年时代也曾受到诗教的陶冶，当时著名诗人江万里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江万里不 仅用自己创作的诗实施诗教，而且用一个爱国诗人的廉洁、正直的人格教育他。江万里以身殉国的壮烈行动， 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年轻的文天祥。文天祥后来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这种坚强性格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都是与他的老师江万里的教育影响分不开的。明末爱国学者顾炎武小时候，也受到诗教陶冶。母亲王氏为他朗诵和讲解爱国诗人于谦的《石灰吟》一诗 ，对他形成坚强不屈的爱国性格起了重要影响。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的成长也与诗教陶冶有关。其父夏允彝在 反清斗争失败后，留下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绝命诗，对夏完淳的教育特别深刻。使他抱定继承父志、抗清到底 的决心，在斗争中成为一名爱国诗人和少年民族英雄。用诗歌教育孩子符合儿童心理特点，容易激发他们学习兴趣。诗歌音调和谐押韵，琅琅上口，适合朗诵和 背诵，不但读起来给人以快感，而且又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诗歌形象鲜明，富有意境，语言精炼，一字一 句都有显著的色彩，词语组织配合又非常严密，于短小篇章中，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不但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而且能使孩子于不知不觉中启迪思想，开扩胸襟，形成开朗乐观、豁达开阔的好性格。由于诗教在教育年轻一代中存在许多突出优点，所以它一直受到许多有远见的家长与教师的重视，成为教 育与教学的重要形式。古人进行诗教，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选用前人诗作，对后代实行诗教，这种方法 从孔子开始一直被后人延用。大约从唐宋开始，不少诗人学者从古代诗歌中选编那些内容健康、语言浅显明快 的诗作，用做对儿童启蒙的教材。某些重视家庭教育的家长，为了有针对性地教育子女，还自编诗歌教材对孩 子进行诗教。进行诗教，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好可以用于启蒙教育的诗歌。选择的标准，我们可以根据中国古代教子 实践归纳出这样几条基本经验：一.必须选择那些能够为儿童乐于接受，容易为他们理解的诗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黄遵宪的曾祖母 的教育经验。相传近代卓越的爱国诗人黄遵宪自三岁开始就由曾祖母抚养。黄遵宪的曾祖母出身知识分子家庭 ，酷爱民间文学，尤其喜欢听当时流行的弹词。她在黄遵宪刚刚学会说话时就开始用儿歌对黄遵宪进行启蒙。 “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前一口塘。放个鲤鱼八尺长 。”这样格调明快，轻松而又富有想象力、充满生活情趣的儿歌，给童年黄遵宪留下了深刻影响。对启发他的 智力，陶冶他的情操都有积极作用。黄遵宪的父亲是一位在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他不但以自己诗人气质和性 格给幼年黄遵宪以“润物细无声”的影响，而且特别注意用诗歌启发孩子的智慧。他有意选择与搜集像《千家 诗》那样的琅琅上口而又通俗易懂的诗让儿子学习和背诵。在曾祖母和父亲的启蒙教育下，黄遵宪很小就酷爱 诗歌。他在十岁那年，塾师以诗句“一路春鸠啼落花”与“一览众山小”为题让学生作诗，黄遵宪即写下“春 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以及“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这样令当时家乡一带名士们有口皆碑的诗句。二.必须选择内容健康， 能够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诗篇进行启蒙。清代的郑板桥为了对儿子进行启蒙 教育，曾经特意为儿子抄录了一些思想进步、内容健康的民谣，用做教材。例如：“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葛蚤出。”郑板桥抄录这些具有人民性的民谣用以教育子女，目的是让儿子了解民众疾苦，自小培养关心群众改造社 会的报国之志，懂得怎样做人。宋代王安石常常用抄诗的形式，规劝子弟奋发努力。他的弟弟王安国小时喜欢骑马击剑，不爱读书，王安 石多次劝他珍惜年华，可是他依然成天游荡，无心学业。因此，王安石就抄录了一首前人所作《时光》诗，贴 在弟弟的书房里。诗中写道：江无回头浪，人无再少年。年华若虚度，老来恨不浅。时光容易逝，岁月莫消遣。碌碌而无为，生命不值钱。相传王安国看了这首诗，痛悔自己过去虚度年华，碌碌无为，决心从此振奋起精神，使生命更有意义。在 哥哥王安石的鼓励与帮助下，他一心寒窗苦读，终于中了进士，受到朝廷重用。还有一次，王安石为了鼓励外孙勤奋学习，就在外孙的书案上抄写了两句乐府歌辞：“少壮不努力，老大 徒伤悲！”王安石的外孙看了这两句诗，从此抓紧时间学习，学问大进，后来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另一种诗教形式是师长亲自为子女创作“教育诗”，这种形式较选用前人诗作更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相 传大诗人陆游就经常使用这种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翻开陆游的诗集，在他留下的九千多首诗中，大约有一 百多首都是写给孩子的。为了教育孩子认真读书，继承他的诗风，当他看到七岁的儿子创作了一首诗时，欣喜 地写诗对儿子进行鼓励：喜见吾家玉雪儿，今朝竹马绕廊嬉；也知笠泽家风在，七岁能吟病起诗。为了向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传授学习方法，陆游用诗告诉孩子们：“通经本训诂，讲字极声形。 ”“文能换骨余无法，学但穷源自不疑。”为了教育儿子明确学习目的，告诉他们读书不是为了作官，而是为 了救国救民，他写道：“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乎苏元元。”他特别注意用诗教陶冶孩子性格，使他们形成 良好的思想品德。他告诉孩子，一定要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古人 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书生事业期千载，得丧从来未易评”。有一次，当他的儿子子＠①向他请 教作诗方法时，他特意创作一首《示子＠①》的教育诗，总结了自己学诗的体会。诗中讲到他开始学诗，只注 意技巧和辞藻，走过一段弯路。直到中年以后才渐渐窥见到广阔的意境，有了深刻体会。他明确地指示儿子：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意思是说：你果真要学习写诗，应该首先在诗歌以外，书本以外多下功夫。这 是大诗人陆游留给后代的至理名言。陆游还经常教诲孩子要保持和发扬陆家的优良家风：“汝曹切勿坠家风。”在他的诗里，多次把他的家风 内容向子孙交代，还希望能为诸孙作出榜样：“夙夜常相勉，诸孙待典型。”尤为可贵的是，陆游一生坚持不懈地用爱国思想教育子孙后代，直到病危还写下一首《示儿诗》：“死去 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七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这首《示 儿诗》时，仍然为诗人的伟大爱国思想所感动，可以想见，它对于陆游子女的教育是何等深刻了。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千百年来不仅留下了丰富的具有人民性的古典诗词可以用于诗教，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创作的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教育诗”也是用作诗教的好教材。有条件的师长还可以像革命老人徐特立 那样，针对孩子的实际问题，自己创作诗歌对他们进行教育。这种教育方式生动活泼，很受年轻人欢迎，只要 运用得法，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个性发展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也算对得起历史论文的花纹的话放在人是不同的论文
以三代人的教育为题历史论文这样的一个论文对于我来说肯定是有难度的。
三代的教育是为主，这个历史论文非常写的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