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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人类历史的演变程序。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篇1 论模糊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摘要：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如同语言的社会性、符号性、系统性、生成性、冗余性一样，各种语言不无具有模糊性，英语也不例外。就模糊语言学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二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谈谈认识，以期抛砖引玉，与同行一起探讨这个新学科领域的话题。 关键词：模糊性;英语教学;教学大纲 自从最早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电机工程系控制论专家查德. Zadeh在《资讯与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杂志上发表论文“模糊集”Fuzzy Sets开始，就标志著模糊学或模糊理论的诞生，随着模糊理论研究的发展，模糊语言学Fuzzy linguistics也应运而生。虽然，模糊语言学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一门学科，并且是介于语言学与模糊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然而，由于它是研究语言和言语中的模糊现象的学科，其模糊语言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用来指导外语教学。因此，从它的诞生开始就引起了语言教学领域，尤其是英语教学领域的高度重视。 一、模糊语言学与英语教师 尽管模糊语言学是语言理论学科系列中正在形成的一门新学科，但由于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中模糊事物和人类思维中模糊概念、模糊逻辑的普遍性，更由于模糊的特征是英语语言的一种重要的自然特征，作为英语教师要搞好英语教学，就非常有必要在语言理论基础方面增加模糊语言学的理论知识。 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英语教师具备了一些模糊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就能较好地把握语言的模糊性，在英语教学实践过程中与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打交道时，处理和解决语言问题就能更加灵活得体。例如，在英语翻译教学中，模糊语言学理论尤为重要。我们知道，由于自然语言中绝大多数词都是模糊词，因此，在翻译时处处都会遇到模糊言语现象，也迫使译者在处理这些现象时使用模糊翻译方法。下面引用一段欧亨利小说While the Auto Waits中的描写来说明这个问题： To repeat：Her dress was gray，and plain enough to mask its impeccancy of style and fit. A large meshed veil imprisoned her turban hat and a face that shone through it with a calm and unconscious beauty. She had e there at the same hour on the day previous， and on the day before that;and there was one who knew it. 再叙述一下那位姑娘吧：她身着灰色衣服，十分朴素，但很时髦，又非常合身，一条大网面纱遮住了她的头巾式无檐帽和面孔，但透过面纱，仍能瞥见她那文静而又美丽的脸庞。她昨天、前天在同样的时候来过这儿，坐上片刻。几天来，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种情形。 对比以上译文，可以发现在对英文的翻译中使用了许多语义模糊的词语，就连动词Shone的原意也不得已而忽略了，代替以模糊表达意思“瞥见”。而在上面这段文字中尤其是在文艺作品的翻译中，如果不采用模糊表达的翻译方法，既无法将原文的基本意思展现出来，更谈不上翻译文学作品要达到的“信、达、雅”的标准，自然也谈不上文学翻译的再创造了。由此我们也体会到，作为英语教师掌握一定模糊语言学理论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运用模糊语言学理论正确认识教学大纲的模糊性 统一的英语教学大纲是英语教学的指导性档案，可以说是英语教学的指挥棒。然而，由于教学大纲内容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弹性和不精确性，也就是在此谈到的模糊性，当在看待英语教学大纲时也不能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性准则。 例如，在针对全国普通高专颁布的《普通高等专科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关于教学目的的内容是：“培养学生掌握必需的、实用的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有阅读和翻译与本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的初步能力，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打下一定的基础。”以上短短的一段话就包含了几个模糊限制语，譬如“必要的、初步的、一定的”。这些不精确的用语本身就说明了高专英语教学目的具有模糊性，而这些模糊性的限制语又恰恰说明了高专英语教学目的适时得体，符合实际的要求。同时，这对于评价教师的业绩以及学生的成绩都大有好处。 比如，在评价一位英语教师的教学效果时，我们能不能因为某些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强而另一些学生较弱就判定这位教师的业务能力不行，或教学态度不好呢?如果这样认为，恐怕这种评价就有失公允，也不切合实际，因为，在高专英语的教学基本要求中的教学目的本身具有模糊性，不精确性。并且，事实上，一些学生的应用能力强而部分学生弱都是教学中必然存在的现象，也是教学大纲允许的，也正是由于教学大纲中教学目的的模糊性而必然造成的结果。 除了以上谈到的教学目的具有模糊性外，其中“应用能力”这个术语也具有模糊性。虽然教学目的中明确提出“培养学生掌握必需的、实用的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有阅读和翻译与本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的初步能力，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打下一定基础”。 在这里虽然明确提出了“应用能力”，然而且不说模糊性极强的“一定的基础”的表述，仅就“应用能力”这个术语在大纲中并没有做任何说明，因而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事实上，根据现今外语教学领域里大多数专家的共识，英语“应用能力”主要指的是由美国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的概念还包含了由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新基提出的“语言能力”petence.根据海姆斯的观点，“交际能力”包含了： 1语言能力——即语言知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的知识; 2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petence——即使用功能变体和言语功能的能力; 3话语能力discourse petence——即学会怎样用语言来做事、交流; 4对应能力strategic petence——交际是一种彼此之间的协调，在协调中有各种对应手段，如怎样能开始一段谈话，怎样转换话题，怎样结束谈话等。 因此，就“应用能力”这个术语运用于英语教学中时，英语教师究竟该怎样认识和理解，究竟该怎样去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以及怎样理解“交际能力”中包含的四种能力，或许对于许多教师来说仍旧是模糊的。然而，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应用能力”的模糊性之后的这样一个大前提，才可能对“教学大纲”和“教学目的”有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才不会简单地、绝对地看待“应用能力”的问题，也才能符合实际地、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以期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运用模糊语言学正确认识英语教学法的模糊性 英语教学法流派多种多样，理论各异，新观点、新方法、新学派层出不穷。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种教学法流派存在。如，传统的语法翻译法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听说法Audio lingual Method、阅读法Reading Method、认知法Cognitive Approach、暗示法Suggest Method、视听法Audio Visual Method，以及近几年产生的程式教学Programmed Instruction和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puter aided Language Instruction等等。 从这些英语教学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它们都不是随心所欲的，都有其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其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理论基础之间既存在着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各具特色的个性，同时也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联络、相互继承发展的共性关系。而恰好就是这种共性关系使各学派之间的界限彼此模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比如，听说法和视听法，这两种教学法既在基本特点上存在差异，又存在着共性，表现出二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听说法的基本特点强调：1以句型结构操练为主;2在口语基础上培养书面语;3不用母语;4反复模仿，强化操练。而视听法的基本特点强调：1幻灯影象和录音视听相结合;2感知整体结构的对话;3充分利用幻灯、录音视听教具;4在口语基础上进行书面语教学;5集中强化教育。 概括地讲，二者界限的模糊性表现在：1它们都强调在口语基础上培养书面语能力和用外语讲解外语以培养外语语感;2它们所产生的心理学基础都是行为主义心理学Behavioristic Psychology和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而这就不可避免会使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共性。 可见，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了解并掌握英语教学法的不同流派的个性、共性以及彼此间的模糊性，从而扬长避短，博采众长，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法体系大有益处。 综上所述，探讨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教学同模糊理论以及模糊语言学的关系，提倡用模糊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英语教学，将有利于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人民出版社，1985. [2]苗东升.模糊学导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3]陈治安.模糊语言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Chomsky，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Brace & World，1972. [5]Zadeh，L. A.“Fuzzy sets” Information and Control，1963，8：338-2353. [6]Zadeh，.“Quantitative Fuzzy Semantics”，Information Sciences，1971，3：159-2176. 篇2 论大学英语语言学习策略 摘要：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是一个年轻的领域，本文对国内外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发展做了概括介绍，分析了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探讨了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英语语言 策略 研究 在现代大学英语教学中，普遍呈现出来的现象为：高校英语语言教学人员对英语的教与学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如何学习已成为教育研究的重点。 一、国内外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概况 语言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了取得更好的语言学习效果而采取的各种策略，即学习者在学习外语过程中对有效的学习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学习策略研究不仅有助于语言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而且对外语语言的教和学及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外研究者以认知心理学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将英语学习策略分为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交际策略。 一国外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发展 研究语言学习策略的外国研究者有Ruhin, Naiman ,Wong Filhnore，Stern, A Wenden, Jam M alley, Chamol, R Oxford以及A. Cohen等。20世纪70年代初，外语教学法研究停滞不前以及认知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促使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从研究教师如何“教”转向研究学习者如何“学”。这时的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在语习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研究很快发展成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旱期的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注重归纳并描述学习策略和刘一学习策略进行分类。之后，研究者在研究的深度、广度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较大改进，是学习策略研究的第一个重大发展。早期的学习策略研究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研究成果上都给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A. Wenden, Jam Mallev, U. Chamo}, R. Oxford以及A. Cohen等研究者刘一学习策略进行深入研究，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Malley等人的研究，他们以认知学习理论为指出将语言认知过程和学习策略相关联，得出一整套理论化的语言学习策略。随着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关学习策略的论著也越来越多，如W enden和Ruhin于1987年编辑出版的论文集Learner Salegies in Language Learning《语言学习，}，的学习者策略。 Malley和Chamo于90年代出版的专著Learner Sal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第一言习得中的学习策略》以及Oxford于1990年出版的专著LanguageLearning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语言学习策略:教师须知》等。Oxford还建立了语言学习策略调查问卷Salegiese InveWorv for Language Learning。 二国内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发展 我国对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者有黄小华、桂诗春、刘润清、文秋芳等，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都涉及到语言学习策略。这此学者的研究为教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的研究对于语言教学有指出意义，对英语学习者的学习也有实践指出意义。 这一阶段的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学习策略研究是以各种语言学习理论为指导的研究。Krashen的监控理论、Aderson的认知学习理论以及其他对学习者本体研究的成果都为学习策略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第二，学习策略研究逐渐从巨集观转向微观。研究者针刘一阅读理解策略、听力理解策略、词汇学习策略等进行单项研究。第三，研究者重视学习策略研究的方法，认为研究方法关系到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第四，学习策略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研究者认为只要是被证明有效的学习策略，就可以培训学习者使川这此策略，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界学者们对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策略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1996年，文秋芳所著《英语学习策略论—献给立志学好英语的朋友》成为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语言学习策略的著作。 2002年，程晓堂和郑敏编写的《英语学习策略》表明语言学习策略研究在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和英语语言策略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教学质量取得了显著的提高。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很多大学生在外语学习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有此教师仍采取传统的以知识讲解为重点的教学方法，忽视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 二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社会对外语人才的去求在数量、质量、层次和种类上要求更高。然而，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明显滞后，相当部分大学生几乎把大学学习的前一两年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主要包括: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薄弱;师资质量不高;;教学水平有限;外语教学应试倾向严重;外语教学上形式和教学方法缺乏创新;学生学习态度不积极;学习不得法;中小学、大学外语教学严重脱节等。 另一方面，我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上也存在误区，如外语学习越早越好;外语是一门知识课;外语是教会的;外语学习有捷径可走;外语学习年限越氏越好;交际能力就是说话能力等。这此都影响了我国外语教学质量的提高与发展。 要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水平，关键在于教师怎么教和学生怎么学。有此教师欠缺语言学习策略理论知识，未从学习者角度探索学习方法，因而无法指出学生的学习。因此，要使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教师首先应参与学习策略的学习和研究。探讨和研究英语学习策略并在教学中指导和渗透学习策略，是当今英语教师又一个重要任务。 二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方法 要指导和培训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英语教师应掌握一定研究方法和技巧，学会观察和记录资料，并掌握分析方法。 一般来说，英语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型别有：自然调查survey,对研究contrastive study，相关性研究correlational study，发展研究developmental/ longudinal study和策略训练研究strategy training}。学习策略研究资料采集的方法有：观察法observation，问卷调查法}questionnaire ,访谈interview}，日记diary和口头报告verbal roport。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趋势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而且定性研究有增加的趋势。研究者通常采用多种方式收集资料，以客观全面地反映事实、深入分析，避兔所得的结论的片面性。因此，英语教师在进行策略研究中应多角度采集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探索有效的指,,和培训学生的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和自身的科研水平。 参考文献： [1] Learning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束定芳.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J].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4.
转摘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now showing an interest in adopting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etween 1949 and 1989, an incomplete survey by the autho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 textbook passage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cluding aspec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styl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1990 to 1994,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ssages looking at translation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lmost 160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ese five years concerned translat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stylistic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sociolingu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etc. New term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dynamic equivalenc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context, theme and rhem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to mention just a few,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e can definitely identify a trend of applying linguistics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se years. Today, we are at the point of questioning whether linguistic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ransla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who are in favour of free translation, have repeatedly raised this question to the public and appealed for an end to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ome firmly believ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rt and that therefore linguistics is neither useful nor helpful. Such a claim is wrong if we look at translation as a whole, including scientific translation where meanings are rigid and restricted and the degree of freedom is limited. Flexibility, in this case, is neither required nor appreciated. But eve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is hardly a burden. Wang Zongyan pointed out that « If one sees linguistics as a body of rules regulating language, translators most probably will yawn with boredom. If it signifies the use of words and locutions to fit an occasion,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ranslators from embracing linguistics » (Wang 1991: 38). The controversy over « literal » versus « free » transl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convincing supporters on each side. For example, ancient Western scholars like Erasmus, Augustine, and others were in favour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mong early Chinese translators, Kumarajiva is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free school, while Xuan Zuang appears as literal and inflexible. In modern China, Yan Fu advocate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while Lu Xun preferred a clumsy version to one that was free but inexac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any of these stances. When these translators emphasized free translation they never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Problems only arise when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equivalent translation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Som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equivalence of language elements independent of the setting in which they of occurred.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some « literal » translators tried to decompose a text into single elements in hopes of finding equivalen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a naive idea. Jakobson (1971: 262) notes that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 » He does not refer to « equivalence » but to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 as the cardinal problem. Nida was also misunderstood by many for his notion of « equivalence, » which he took to mean that «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 (1969: 12). He further concluded that « Absolut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is never possible » (1984: 14).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believed tha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ither free or literal approaches was uncertain: an unduly « literal » translation might be awkward or even unintelligible, while an unduly « free » one might make the original text disintegrate and disappear altogether. To them, equivalence between a translation and an original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cf.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216-217). Catford (1965: 27) expressed the same concern that equivalent translation is only «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discovered by comparing SL and TL texts. » In citing the above examples,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insisting on untranslatability. What I mean is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incorporate his or her ow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ext: solving the problems, reducing polyvalence, explaining away any discrepancies or discontinuities. Linguistic knowledge can help us treat different genres in different ways, always with an awareness that there are never exact equivalences but only approximations. Therefore, ampl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become acceptable. If we agree that texts can be translated, then, in what way does linguistics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look at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onl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Ma Jianzhong published a grammar book Mashi Wentong «马氏文通» in 1898, which was the first in China and took the grammar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s its model. The study of language was, in turn,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Mashi Wenton,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use of morphology, which takes up six-sevenths of the book.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trend of morphological studies, a word was regarded as the minimum meaningful unit, and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the logical combination of words of various specific types. Translation was, then,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word. In the West, Biblical translation provided a very good example, just as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id in China.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id some linguists come to realize that sentences were not just the summary of the sequenced words they contained. The Prague School, founded in the 1920s, made a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yntax.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Prague School, a sentence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parts: theme and rheme. Theme is opposed to rhem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pic and comment, and is defined a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contributes lea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Rhem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adds mo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dynamism. These two terms help enlighte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into English. In the mid-1950s, the study of syntax peaked with the Chomsky's estab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his theory of th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fluenced translation tremendously. Nida relied heavily on this theory in developing his « analyzing-transfering-reconstructing » pattern for translation. Some Chinese linguists, in the meantime, tried to raise language studies to a higher plane. Li Jinxi (1982) enlarged the role of sentence studies in his book A New Chinese Grammar, two thirds of which was devoted to discussing sentence formation or syntax. He writes that « No words can be identifi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a sentence. » The study was then improved by other grammarians, including Lu Shuxiang, Wang L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sentence was put forward by some scholars. It was Lin Yu-Tang who first applied the theory to translation in his article « On Translation. » He claimed that « translation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sentence [...] What a translator should be faithful to is not the individual words but the meaning conveyed by them » (Lin 1984: r 3).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emphasized. Chao Yuanr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criticized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who tended to forget this point and take language for something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In fact, it is obvious that when we translate a sentence, we depend on its context; when we interpret an utterance we rely on the context of the speech (cf. Chao 1967). When a sentence is removed from the text, it usually becomes ambiguou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xt. Therefore, translation becomes difficult. In the 1960s,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based on sentences was not even sufficient. A complete study should be made of the whole text. A simple sentence like « George passed »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f the context is that of an examination, it means George did well on a test; in a card game it would indicate that George declined his chance to bid; in sports it would mean the ball reached another player. Without a context, how could we decide on a translation? Linguists therefor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exts and to 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at time. Van Dijk was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and his four-volume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is of great value. Halliday's Cohesion in English and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on a textual leve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provided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 which is usefu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De Beaugrande actually wrote a book called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in 1978. The book did not become very popular as it confined the discussion to translating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books on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uch as the works of Eugene Nida, Peter Newmarks, . Catford, Georges Mounin, and others. These books gave a great push to the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extual or discours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linguistics. Some studies remained on the syntactic or semantic level, though even there textual devices were employed. I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units of word and text, Nida wrote: ... average person naively thinks that language is words, the common tacit assumption results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replacing a word in language A with a word in language B. And the more « conscientious » this sort of translation is, the more acute.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was on the word.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at was not a sufficiently large unit, and therefore the focus shifted to the sentence. But again, expert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ha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ndividual sentences, in turn, are not enough.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aragraph, and to some extent on the total discourse. (Nida and Tabber 1969: 152) From that statement we can see that Nida regards a discourse as something larger than a paragraph, as an article with a beginning and an ending. Nida himself never applied text linguistics to translation,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confusion if we use his term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because discourse analysis is not merely a study based on a larger language structure. Some Chinese scholars did make the effort to apply text linguistic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ang Bingqin's article (1987) was the first academic paper of this sort. He stated his aim to study and discove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text in light of text linguistics. He analyzed numerous examples using textual analysis, but unfortunately, all the samples he collected wer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or quotations from the books of great scholars--no dialogue, no illocutionary or perlocutionary forces in the language. He fail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examples. For this reason, his research findings a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rhetorical texts in ancient China (cf. Wang 1981; Luo 1994). Scholars like He Ziran applied pragamatics to translation. He's article (1992) put forth two new terms, « pragmalinguistics » and « socio-pragmatics » which, in translation, refer respectively to « the study of pragmatic force or language 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nguistic sources » and to « the pragmatic studies which examine the conditions on language use that deriv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 H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agmatic equivalent effect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at is, to reproduce the message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itself, as well as the meaning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within its context and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he tries to distinguish « pragma-linguistics » from « socio-pragmatics » but finally admits that « Actually, a clear line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may sometimes be difficult to draw. » Still he insist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s helpful and even necessary. Ke Wenli (1992) argued that semantics, which in a broad sense combin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should be studied to help understand, explain and 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he examines four semantic terms--« sense and reference, » « hyponomy, » « changes of meaning » and « context »--giving many examples to illusrat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ome general knowledge of semantics and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is clearly written and readers can easily draw inspiration from it. These linguistics approaches shed new lights on the criteria of «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defined by Yan Fu.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vagueness of these three criteria and endeavored to give them concrete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three traditional criteria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especially by the effect equivalence theory, which in a broad sense means that the target language should be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from a semantic, pragmatic, and stylistic point of view. But we are still unable to evaluate translations in a very scientific way. 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like Fan Shouyi, Xu Shenghuan and Mu Lei embark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ranslations and used the fuzzy set theory of mathematics in accomplishing their analysis. Fan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on this field of study. His 1987 and 1990 articles evaluate translations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quantity of faithfulness. Xu's article «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a Translation's Quality » presents a normal mathematical model. He stat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an absolute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with this model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and randomness of man's thought process. Making such analysis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woul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The unit in translation is a hard nut to crack. Without solving this problem, n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ever be sufficient. To date, very few people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is area. Nida holds that the unit should be the sentenc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discourse. Barkhudarov (1993: 40), Soviet linguist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produced in one language into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o carries out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of the theorist who describes or creates a model for that process, is to establish the minimal unit of translation, as it is generally called,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rce text. Though he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a text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unit can be a unit on any level of language, he fails to point out what a tex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measured in translation. Halliday's notion of the clause might be significant in this case. To him, a clause is a basic unit. He distinguishes three functions of a clause: textual, 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According to Halliday,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possessed by word or phrase. But he is not quite successful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and text (cf. Halliday 1985). In China, some people have tr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ng Dechun (1987: 10) more or less shares Bakhudarov's view that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not be confined just to sentences. In some ways, the phoneme, word, phrase, sentence, paragraph, or even text can all serve as a unit. At this point, we cannot find anything special in treating text translation except for having text 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translation units. This is not the aim of text linguistics or discourse analysis. If we want to apply thes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e will require a textual approach.
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摘 要： 本文在论述语言迁移理论本质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对汉英两种语言对比，从音素、音位、声调/语调语言、重音和节奏等层面分析了普通话对英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克服普通话的负迁移影响，促进英语语音的学习。关键词： 普通话；英语语音；语言迁移；对比研究The Transferring Effect of Mandarin on English PhoneticsLin Yuhang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Z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01021225Abstract: This paper is meant to help the Chinese English-learners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phonetic transfer and promote the study of English phonetics by dealing with language transfer theories, analyz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language transf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some phonet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such as phone, phoneme, tone/intonation language, stress and words: Mandarin; English phonetics; language transfer; comparative analysis语音过关是英语学习的关键，同时也是难点。然而，外语界对语音教学问题的探讨却明显少于其他领域，这难免有些“避重就轻”之嫌。将英汉两种语音进行对比研究，对比教学，不失为一种良策，如张凤桐教授编著的《英国英语语音学和音系学》就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编写的教材。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语言迁移，同时，对比研究和教学是正视语言迁移作用的科学方法和手段。然而就在将两种语音进行对比教学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普通话好，英语语音就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一说法过分夸大了语际间的正迁移作用，而忽略了负迁移作用。应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虽然各种语言有其相通的一面,但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有的语音体系,并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规律。要全面正确地了解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就应该在认识语言迁移的本质和产生语言迁移因素的基础之上，将英汉语音、音位相关的方面作科学的对比研究。一、 语言迁移概念及其实质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代表从认知的观点来解释迁移的一种主流倾向,然后有符号性图式理论、产生式理论、结构匹配理论与情境性理论等迁移理论。根据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迁移是一种认知活动，体现了个体主动的心理加工过程”[1]。但也存在分歧，一些研究者着眼于各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概括,将迁移概括为“一种学习中习得的经验对其他学习的影响，是新旧经验的整合过程”[2]，这种整合过程可以通过同化、顺应与重组三种方式实现，其实质是原有认知结构与新学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迁移(transfer)作为一个心理术语,是指已获得的指示、技能、方法等对学习新知识、技能的影响。迁移是人类认知的一个普遍特征。在外语学习中,迁移“指的是人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在新的学习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心理过程”[3],主要是母语及母语学习经历对学习新语言的影响。语言迁移可分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如果某个外语结构在母语中有对应结构,或母语对外语的学习起促进作用,在学习中就会出现正迁移现象。但是如果某个结构在母语中没有对应的结构,或者两种语言中的对应结构有差异,也就是说,母语对外语的学习起干扰或抑制作用,就会产生反面的迁移,从而影响外语的学习,这就是学习中的负迁移现象。系统的语言迁移研究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语言学家弗赖伊斯()和雷多()。他们从斯金娜()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出发,认为“学习是刺激与反应的强化,是习惯的形成,是新旧知识的联结。因而在外语学习中,母语这种先前语言学习的习惯会对新的外语学习产生迁移作用”[4]。基于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外语学习的主要困难是由两种语言的差异引起的,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并克服这种差异”[4],据此他们提出了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即“将学习者的母语(mother tongue/native language)与目标语(target language)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分析,找出两者的差异,解释或预测外语学习中已经或将要出现的困难与错误,并以此为指导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活动。”[4]20世纪60年代末,乔姆斯基提出了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假说和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理论。他认为：“人类语言结构存在着普遍性(language/linguistic universals),这种语言的普遍性反映了人类的经验过程,反映了人类获得新知识能力的普遍性”[5]。也就是说,人类生来就有自然学习语言的能力,它植根于人的内在机制,即语言习得机制。格林伯格( )通过对跨语言调查(cross-linguistic surveys)特别是对语序的分析来研究和证明语言的普遍性。总之,无论是强调母语迁移作用的对比分析假说,还是强调人类语言的普遍性而忽视母语迁移现象的普遍语法理论,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正是各种语言具有一定的共性,母语才会对外语学习产生积极影响的正迁移作用,同时每种语言所具有的特殊性又使母语迁移对外语学习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即负迁移。二、语言迁移产生的因素语言迁移绝非简单的母语与外语或第二语言间的迁移，也不是两种语言间的相似性或共同性就能决定迁移的程度。相反，它涉及各种不同类型的迁移，也涉及不同的主客观因素。任何迁移形式的产生都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影响英语语音学习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学习材料间的共同因素、对材料的理解程度、知识经验的概括水平、定势作用、认知结构的清晰性和稳定性及知识的运用等。奥苏伯尔认为，认知结构的3个变量影响新的学习或迁移的发生。认知结构即学生头脑中的知识结构，从广义上讲，它是学生已有观念的全部内容及其组织；从狭义上讲，它是学生在某一特殊领域中的观念的全部内容及其组织。认知结构变量就是学习者应用他的原有知识同化新知识时，原有认知结构在内容和组织方面的特征。影响陈述性知识迁移的变量是：可利用性、可辨别性和稳定性。此外，有学者认为以下问题与语言迁移密切相关。首先，情境特征引起的关注。情境包括最初的学习情境和后来的迁移情境，两种情境是否相似影响迁移水平。研究发现，物理的和社会的场景也是整个学习中重要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场景或情境，其学习与迁移可能不同。因此，真实的英语学习情境，如外语角等，有助于将学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迁移到实际情境中去。其次，强调迁移的主动性与通达性。通达体现了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意味着学习者可在迁移机会出现时，顺利地提取有关的经验或可利用的资源。有效的学习者有强烈的内部动机来调节自己的语言学习活动，如主动识别先前的语言学习与目前任务的相关性，识别恰当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迁移情境，主动提取可利用的资源等，这些都是语言迁移产生的必要条件。三、 对比研究中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对比研究是建立在美国学者雷多（R. Lado） 1957年提出的“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基础上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雷多的对比研究是一种在语音、语法和文化层次上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进行严格的、逐一比较的体系。该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焦点是语言迁移。语言的对比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语言间的区别和联系。李庭芗先生指出,“英、汉语在语音方面有哪些相同和相异的地方,是每个英语教师所必须了解的。英、汉对比的知识能帮助教师根据英、汉语的异同,预见学生在学习中的难点和重点,从而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6]。要学好英语语音,首先要了解哪些音是汉语中没有的,哪些音容易受汉语语音的干扰,英、汉语音之间怎样互相干扰的。普通话学习者在英语语音学习中产生的迁移，虽然不完全是具体知识的迁移，却是普通话发音习惯、发音部位的迁移，也是一种发音技能的迁移。对两者进行音素（phone）、音位（phoneme）及音节（syllable）等方面作系统的对比研究，无疑会促进找准正迁移作用的条件，而减少负迁移产生的干扰，有助于英语语音的学习。语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但是在言语交际中能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位。音位分为音段音位（segmental phonemes）和超音段音位（super-segmental phonemes）两种，前者包括元音、辅音，元音与辅音、辅音与音在词中的组合，即音位组合或音节；后者则指重音（stress），音程（length）,节奏（rhythm），音调（tone），语调（intonation）及音渡（juncture）等。以下是两种语言音位的对比分析和迁移作用的情况:1. 元音、辅音和声母和韵母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英语有20个元音、28个辅音。英语的音位是区别词义的最小单位。属于汉藏语系汉语的音位和英语一样，也是区别词义的最小单位。普通话是汉语的代表语言，有辅音音位，即声母22个，韵母31个。声母一般位于音节的开头，韵母是声母后的一部分，一般由元音或元音加辅音/n、n^/构成，如/B、o、Bi、en、uBn^/等韵母。英语元音分为单元音和双元音；普通话的元音分为单韵母和复韵母。英语的单元音数量比普通话的单韵母要多，而且分得细。普通话里只有6个单韵母；英语有12个单元音，而且分为前、中、后元音。其中/I、U、e、A、Q/等单元音在普通话中找不到近似的音，很难说普通话说得好的人一定就能发好这些音和包含这些音位的单词和句子。而在普通话中 能找到的近似音如/i、u/，前者发音的舌位比英语更靠前，后者则更靠后[7]。另外，普通话的复韵母/ei、Bi、Bo、ou/和英语的双元音/eI、aI、au、EU/虽都以强元音为主，向弱元音方向滑动。但是，普通话滑动较快，而且并没有达到弱元音的位置，念起来两音浑然一体；英语的双元音滑动较明显，两者相对独立，普通话较好的人很容易将like误念成/lak/或/lek/。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在发音的部位和口形上都存在差异。发复韵母/ei、Bi、Bo、ou/的口形张得小于发双元音/eI、aI、aU、[U/，但舌位略靠后[7]。当然，能掌握汉语中的渐强复韵母，如/iB、ie、uB、uo/的学习者更容易发好英语中的双元音/I[、Z[、U[/。普通话和英语里都有三元音，其发音方法各不相同：发普通话三元音的方法是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中间的元音紧张度强，形成一个音节，如/iBo、uBi、ioU、iBo/等；英语的三元音由双元音加/[/组成，但不是出现在同一个音节里，其发音方法是由强到弱，再由弱到次强。普通话和英语的辅音音位也存在异同。英语的辅音多数是清浊成对的，如 /p、b/，/t、d/，/k、g/等；而普通话的辅音多数分为送气和不送气的清辅音，如/p、b、t、d、k、g、j、q、x、zh、ch、sh、z、c、s/等，浊辅音只有/r、m、n、l、ng/5个。汉语的送气和不送气区别意义；英语的清浊可以区别词义，影响元音的长度和同化相邻的辅音，如/lIt/中的/I/就发得比/lId/中的/I/短促，浊音能延长前面带的元音。又如元音/R：/在 caw，cord，caught三个单词中的音程不同，在caw中发音最长，在cord中次之，caught中则最短。此外，英语中的辅音根据所处的位置不同和所连接的音位的关系，产生音位变体（allophone）。如音位/t/在不同的发音环境中，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在top中是送气的（aspirated）；在stop中是不送气的（unaspirated）；在certain中是鼻腔爆破（nasalized plosive）；在little中是舌边爆破（lateral plosive）；在that kid中是不完全爆破（incomplete plosive）；在that day中是失去爆破（loss of plosive）。这些现象是英语中特有的，普通话再好，如果没有具备该语音知识，也学不好英语语音。诚然，普通话语音系统中的一些音位与英语的某些音位无大差别。比如，鼻辅音（nasal）在两种语音系统中构成一个自然类，可以用同样的区别特征加以描述，/m/，/n/，/N/可分别描述为〔＋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双唇性〕；〔＋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齿龈性〕；〔＋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软颚性〕。能发好普通话鼻辅音的学习者，语言的正迁移作用就能让他正确发好英语的鼻辅音。但学习者更应关注的那些和普通话发音的部位和方法有差异的近似音和汉语中根本没有的音位，如／W、T／，／F、V／，／tF、dV／等，不管普通话说得多地道的学习者，不加强练习，也不容易发好齿摩擦音（dental fricative）／W、T／，颚龈摩擦音（palato-alveolar fricative）／F、V／和颚龈塞擦音（palato-alveolar affricate）／tF、dV／。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辅音在普通话和英语中的不同描述：／s、z／在英语中为齿龈摩擦音（alveolar fricative）；在汉语中前者为齿摩擦音（dental fricative），后者为齿塞擦音（dental affricate）。／h／在英语中为喉擦音（glottal fricative）；在汉语中为软颚摩擦音（velar fricative）。／r／在英语中为无摩擦延续音（approximate）；在汉语中为卷舌摩擦音（retroflex fricative）[7]。2．音位组合—音节对比音节既是语音学中的一个概念，也是音位学中的重要概念。对音节的定义说法不一。就其结构而言，“音节是由一个或一系列音位构成的语音结构”[7]（P20）。音节通常由起音（onset），领音（peak）和收音（coda）构成，领音一般是元音（vowel），起音和收音常常是辅音（consonant）。英语音节构成形态要比普通话音节构成复杂得多。具体形态如下：英语音节：V－VV－VVV－CV－CVV－CVVV－VC－ VCC－CCVV－CVC－CVVC－CCV－VCCC－CCVC－CC CVC－CCCVVCC－CCCV－CCVVC－CCVVCC－CCVCC C－CCVCCCC－CVCC－CVCCC－CVCCCC汉语音节：V－VV－VVV－CV－CVV－CVVV－VC－CVC－ CVVC从以上对比中可看出，普通话的音节结构比较简单，通常是单辅音加元音；英语音节的首、尾常常出现辅音群（consonant clusters）如 must tempt texts thousandths等。换言之，普通话中只有单辅音型的音节，没有辅音群型的音节。辅音群型的音节成为中国学习者，包括能说标准普通话学习者的语音难点。学习者习惯于在读英语辅音群中夹带元音，如把green念成/^[ri:n/。另外升调时容易从词尾的辅音开始,试图把它拉的很长,因而很费力,发出的音也很不规范。这是因为汉语的音节除/n/和/ng/两个鼻辅音外,都以元音结尾,即为开音节,而且节峰前最多只有一个辅音；而英语的音节节峰前最多可有三个辅音,如/sprIt/等,而节峰后最多可有四个。由于两种语言的音节系统不同,学生易将汉语的音节特征转移到英语学习中。3．语调语言(intonation language)和声调语言(tone language)汉语中的每一个字(或音节)都有一个区分字义作用的声调, 如/mā/妈，/má/麻，/mǎ/马，/mà/骂，/mB/吗,语音学家称汉语为声调语言；然而在英语中,单词的音调不改变它的词义,如book/buk/在读成平调、升调或降调时始终是“书”的意思,但英语的单词被用于句子时,就要赋予它一定的语调,来表达说话者的态度、语气等,这种语调的核心一般放在语句的末尾,所以语音学家把英语叫做语调语言。如:This is your↘seat.句未的降调表示肯定的语气,但 This is your ↗seat?表示疑问的口吻,以求取得对方的证实。汉语句子的语调也常常落在句未的重读字上,但由于这个重读字本身又有固定的声调,其实际语调必然受到该字本身的声调和所需语调的共同影响,即在原来字调的基础上,按所需语调去稍加调制、改变,使它既不完全失去原来的声调,又符合所需语调的要求。如:“这是我的球↘。”句中的“球”字本身是升调(阳平),而句末要求用降调,实际话语中只能采取折衷的办法,把“球”字的升调上升幅度减少一些。又如:“你的书↗,还是他的？”句中“书”字原本是高平调(阴平),而句子中间需要升调,语言实践中只能是把“书”字在原来的高平调后面接着稍微升高一些,成为高平调加升调。可见,由于汉语语调受字调的限制,升降规则比英语复杂,升降的幅度也要小。中国学生由于受汉语的这种声调、语调的负迁移影响,讲英语时往往语调平平,抑扬不太分明,升降起伏较小,很难学会英语那种梯级下降型的语调。近年来,语音学家趋向于更加强调英语语调的重要性,认为元音辅音是英语本身,而语调是英语的灵魂。假如元音辅音念得很准,而语调不对,听起来就不像英语。相反,假如元音辅音读得有些毛病,但语调正确,听起来还像英语。既然英语语调这样重要,那么我们要学好英语就必须注意汉语和英语在语调上的区别,努力在说英语时克服汉语语调的影响,勤学苦练,逐步掌握英语语调。4．其他语音方面的负迁移英语单词没有辨义的声调,重音是重要的语音要素,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如：´converse(名词,相反的事务),con´verse(动词,交谈)。在汉语词组中起辨义作用的是声调而不是重音,声调比重音在话语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除词尾含有虚词的词组(如桌子、木头等)和个别词组(如爸爸、妈妈等)外,大部分词组中的每个字都读成同样的轻重程度,如教师、电话、汽车、天气等。这种母语特点迁移到英语学习中,常常使初学者读多音节英语单词是重读、轻读音节不明甚至重音错位,如把´diligent读成´di´li´gent,di´ligent或dili´gent。在节奏和韵律方面,汉英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汉语是以音节(字)为计时单位的,而英语则以重音为计时单位的。汉语中,音节(字)的数目是韵律的基础,除了一些助词念得较快较含糊外,一般每个字所占用的时间大致相等,读得也清清楚楚。例如古诗中总是根据每行的字数来决定它的韵律或节奏,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即使音节(字)有思想表达上所需的轻重之分,也不像英语那么明显、分明,所以,一般字较多的一句话所占用的时间,要比字较少的一句话占用的时间长，如“他有汽车。”和“他有一辆上海产的汽车。”但在英语中,重音和轻音是交替出现的,而重读音节才是节奏的基础、主体。重读音节总是声调较高,响度较大,发音清楚,所占时间较长；而轻读音节则声调较低,响度小,读得快而含糊,所占时间较短。所以,重音与重音之间总是保持大致相等的实际距离。重音之间的轻读音节越多,就读得越快越含糊。如:“Ann ´found the ´book she ´lost at ´last.”和“E´lizabeth ´found the ´article she was ´studying at the ´library.”前一个句子有8个音节,后一句却有19个音节,但两个句子同样只有5个重读音节。为了保持每两个重读音节之间所用时间大致相等,重读音节之间的轻读音节所占用的时间就不完全相同。后句话中,第一和第二个重读音节之间,第二和第三个重读音节之间分别由2个和1个轻读音节,而第三和第四个重读音节之间,第四和第五个重读音节之间各有4个轻读音节,为了保持5个重读音节之间大致相等的时间距离,第三至第五重读音节之间的轻读音节就要读得轻而快。中国学生对英语的这一特点较难把握,往往是按汉语习惯把每个音节(字)说得都很清楚,而不习惯把几个轻读音节压缩在一起,快速而含糊地读出来,因而听起来不是很自然。另外,在音节的衔接(juncture)方面,英语有汉语中所没有的连读(liaison)现象,也会给初学者带来一定的困难。在英语学习中,许多人可以发好一个单词的音,却说不出流畅、连贯的句子；能听懂英语单词,却听不懂连贯的句子。这种现象,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掌握好英语中的连读。英语中有许多词是以辅音结尾的,在与紧接他们后面的一个词词首的元音连起来念,就产生了连读现象。但实际上汉语中也存在这种连读,只是我们平常没有意识到。汉语的连读一般出现在感叹句中,如:我的天哪! Wo de tiBn B好苦哇! HBo ku B然而汉语的连读范围不像英语连读现象那么普遍,而且大多数字以韵母结尾,使连读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学生在碰到英语连读时就会感到非常困难,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听力发展。同化现象也是英语中最常见的一种音变现象,在连贯的说话或朗读中,音与音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其实,在汉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如:面包 miBn-bBo → miBm-bBo难免 nBn-miBn → nBm-miBn这里的“面”和“难”都以/n/结尾,但因为受后面音/b/和/m/(双唇音)的影响,因此,“面”、“难”后面的/n/音就同化为双唇音/m/了。音渡指语音结构中两个音段界限之间的停顿过渡。普通话和英语两种语言中，音渡都有辨义功能，普通话好的学习者，一般能够注意英语音渡，但要完全掌握，仍然需要大量实践。四、结束语普通话和英语在发音的特征与规律、音位的数量与性质等方面都存在异同，而且差异性大于相似性，在二者相似性较强的方面，正迁移作用较为明显；二者差异表现明显的方面，负迁移作用却占了上风。既然普通话在英语语音学习中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两方面的双重作用,因此,在英语语音教学中教师应与学生一起,尽量克服普通话对英语语音学习的干扰,促进普通话对英语语音学习的积极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帮助学生克服干扰时要突出要害,使学生深刻理解两种语言在发音方法以及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异同。根据对比分析的理论观点,通过描写、选择、对比、预测对比分析的步骤,对普通话和英语进行科学的结构分析,找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区别程度的大小。通过这种有意识地对英汉语音系统进行对比分析,帮助学生做出有意义的概括,培养学生英汉语音系统差异的敏感性。正如吕淑湘在《中国人学英语》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就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来跟英语作比较,让他通过这种比较得到更深刻的体会。中国学生必须认识到汉语、英语的差异,警惕汉语的干扰,尽量在英语学习中克服,避免汉语的干扰,这样才能更有效全面地学习英语。通过以上的讨论，很难说普通话好的学习者，英语语音就一定好；也不能说普通话不好的学习者英语语音就一定不好。影响英语语音学习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普通话和英语之间的异同因素、个体对异同因素的理解程度、知识经验的概括水平。此外，情境也参与迁移活动；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个体特征等都是语言迁移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绝非是单一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也不能决定迁移的程度，它涉及多种不同的主客观影响因素，应综合考虑。孤立地研究某一因素或某一类型的迁移，不利于真正揭示迁移的本质，对英语语音学习也无实质性的助益。普通话好，只能说从语言学习的态度、方法等方面具备了发生语言迁移的可能性，但是否能克服语言负迁移的影响，真正发挥语言正迁移的作用于英语学习，还需要学习者发挥主体作用，了解一定的英语语音、音位理论知识，按照英语的语音、音位规律，掌握发音技巧，通过大量的训练，才能有较好的英语语音，说地道的英语。参考文献：1. D． .Educational Psychology：A Cognitive View〔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8．2. 冯忠良.结构—定向教学的理论（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 蒋祖康.第二语言习得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Linguistic Across Culture[M].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yntactic Structure[M].The Huge:Mouton,. 李庭芗.英语教学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凤桐.英国英语语音学和音系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8. 秦秀白.英语通论[M].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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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小组合作背景下初中英语课外阅读指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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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英语教材语料库与小学教材词汇分析
45) 科学有效地开展小学英语游戏教学
46) 小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激励策略
47) 小学低段英语语音教学探析
48) 运用任务型教学法进行小学高年级英语写作教学的实验研究
49) 从课堂教学浅谈小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培养
50) 浅谈小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培养与保持
51) 提高小学生英语阅读能力方法探析
52) 小学英语复习课的思考与操作
53) 探讨利用教师反馈和同伴互改 提高学生作文识错能力
54) 以“学习共同体”成就有效阅读
55) 初中英语阅读课“读后活动”设计的探究
56) 运用整体感知方法提高学生主旨归纳能力
57) 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初中英语阅读教学模式初探
本文针对小学英语 初学者语音教学中存在的对语音教学重视不够，对语音教学的内容和任务把握不够，教学中英音、美音并用的现象，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文字不过是有声语言的记录符号，语音作为语言存在的物质基础，不仅是语言的本质，也是语言教学的基础。语言丢掉了语音，就成了死的语言，它的交际作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如一个人发音不准，语调不顺，听别人谈话或别人听自己谈话，都会有困难。相反，如一个人学好了语音，有了正确的发音，流利的语调，就能运用该种语言进行顺利的交际，即能够准确、迅速地听懂别人的说话，也能够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著名教授吉姆森说过：“说任何语言，一个人必须懂得接近百分之百的语音，而只懂得百分之五十的语法和百分之一的词汇就够了。”这足以说明语音是多么重要了。 学好语音不仅是言语交际活动的需要，也是学好英语的基础。在语言三要素中，词汇和语法都是通过语音这个物质外壳表现出来。只有学好了语音，才能准确无误地交流思想，促进语法和词汇的掌握，提供实际使用语言的能力。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发现：语音好的学生，听说读的能力都很强；语音差的学生，听说读往往障碍重重。所以语音是英语教学入门阶段的重点。目前英语学习严重分化的现象和入门阶段是否打好语音基础直接相关。 著名英语教育专家胡春洞教授说过：“语音是存在的物质基础，英语语音教学是整体教学发展的起点，也是教学的第一关，并始终影响着以后的其它教学。” 由此可见，抓好语音教学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学习英语的初期。因为语言教育专家普遍认为，6-12 岁是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期。这个时期打好英语语音语调基础十分关键。《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就提出小学阶段英语教学的重点之一便是“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读音”，以便为进一步学习英语和实际应用英语打下基础。 小学英语教师不同程度地贯彻了新《课标》的要求。但也不可否认，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加上教学过程中方法、技巧等运用不当，造成了一部分学生读音不准、语调不对，给后继学习带来了困难。 那么，当前小学英语初学者的语音教学存在哪些问题呢？ 二、小学英语初学者语音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1、 对语音教学重视不够。 一些教师对学生发音中潜在的错误不认真纠正就放过，如浊辅音发成清辅音，短元音发成长元音等。典型的错误有/ θ /， / ? /，/ З /和在连缀的辅音间加/? /或/i /的音。/θ / / ? / / З /这几个音听起来很陌生，在汉语里找不到，根据Lado Robert 的理论：如果外语里使用了学习者母语里找不到的音素，他在学习此外语时一定难以发出那个音，那么，他会用母语里的某个音来替换。他在听和发那个外语音素时都会感到困难，所以很多学生把/ θ /念成/ s /， / ? /念成/ z /，/ З /则念成/ j /。如thanks ，those，pleasure。英语音节有辅音连缀（consonant clusters）现象，学生不习惯，就很自然地在连缀的辅音之间加/ ?/或/ i/的音，如 black/bl?k/错念成/b?l?k/， little/?litl/错念成/?lit?l/等。 2、 对语音教学的内容和任务把握不够 具体表现在把语音教学的内容重点放在字母、单词及拼读这些方面，而忽视了语调、语流、重音（单词重音和句子重音）、节奏等方面的教学。 1） 语调 英语是语调语言（intonation language），英语的语调在口语中的作用很大，表达说话人的感情色彩和意图。而汉语是声调语言（tone language）。在汉语中，语调虽然也有修辞作用，表达说话人的感情和意图，但汉语的词主要靠声调来区分“声母与韵母相拼，再加声调。” 如汉语普通话的“妈”、“麻”、“马”、“骂”、 “吗”，发音相同，但因声调不同而意义有别。英语的音节只有重读、轻读之分，声调如何，不会改变词义。受汉语限制（其语调基本上呈平稳态势），这一特性会影响学习者掌握夸张起伏的英语语调。 2） 节奏。 英语是以重音计时的（stress-timed）语言，而汉语是以音节计时的（syllable-timed ）语言。在英语中，多音节词或语句，总是以重音为骨干，以轻音为陪衬，轻音重音交替出现，形成音乐的节拍感，这就是英语的节奏。英语句子的节奏，是英语极为重要的特征，它既表现和谐的旋律，又能使说话者的说话重点突出、意思分明。如： ?1 ?2 ?3 ?4 ?1 and ?2 and ?3 and ?4 ?1 and a ?2 and a ?3 and a ?4 ?1 and then a ?2 and then a ?3 and then a ?4 这四句话虽然音节数量不同，但具有相同的重音数量，所以具有大致相当的时间节律。实现这种时间节律，往往需要注意吐词的节奏和连读。而受汉语讲话的影响，学生读单音节词非常准确，但在读多音节词、词组和句子时就漏洞百出了。这四个语句初学者往往会念得一句比一句长，变成了“中式英语”。因为他们习惯于将每个音节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发音响度，声调高低都一样，这样的英语就很不地道了。 3、 教学中英音、美音并用 英国英语（British English）和美国英语（American English）是英语的两种世界性变体。以往，我国的英语教学一直使用的是英国的代表性发音 RP（Received Pronunciation），但近年来，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美国文化影响力的增强以及中美人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以 GA（General American English）为代表性发音的美国英语在我国教学界广泛流传。于是，英语教学出现了英、美英语影响、并存的局面。 目前推广使用的PEP 教材课本录音带采用了美国发音，但是，有些教师教学时却操英国口音，教师与教材之间出现了发音不一致的矛盾，如 bathroom的美音是/?b?θ ?rum/，tomato 的美音是/t?meit?u/ 课上，学生跟教师朗读时学的是RP，跟磁带朗读时模仿的是GA。这样，由于同时接受了两种英语发音，他们的英语交流常常出现一些障碍，如听力练习时，容易出现辨音错误，同时，也容易养成英、美口音混杂的毛病，不利于掌握纯正的英语发音。这与《新课标》所规定的“打好语音语调基础”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三、几个对策 以上所述是当前小学英语初学者语音教学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重视语音教学，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英语表达能力，需要一个过程，尤其针对小学英语初学者在没有音标的帮助下该如何掌握良好的语音呢？ 1、 小学英语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修养，不仅是教育教学方面的，也是语音方面的，至少要做到与教材录音带在发音方面保持一致。教师的发音是学生模仿的主要对象之一，对学生的英语语音学习起指导和示范作用。在英、美英语相互交融、美国英语盛行的今天，作为英语教师，学习并掌握美国英语乃大势所趋，面对新形势，要不断加强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找出英语和美语的主要差异，如词汇、读音、拼写等方面。 词语方面之不同简单举例如下（以PEP 教材为例） RP GA 学校中的班级 form grade，class 商店 shop store 厕所 lavatory toilet 糖果 sweets candy 油炸土豆条 chips French fries 长裤 trousers pants 而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最大差别在于发音（侯维瑞，1992），RP 和GA 之间在音素、单词发音、重音和句子语调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同时向学生灌输两种英语发音势必会给他们的学习造成混乱与困惑。另外，在母语的环境里开始学习一门外语，很多学生本来就带有畏难情绪，再让他们同时学习两种英语发音，无疑会给他们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挫伤他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读音方面简例如下 1）在pass，bath，ask，can?t，fast 这一类单词中，RP 念作/α /，而GA 则为/?/，成了/p?s/ /b?s/ /?sk/ /k?nt/ /f?st/。 2）字母o 在重读闭音节中，RP 念为/ /，GA 念为/α /或/ :/。 RP GA shop /∫ p/ /∫α p/ dog /d g/ /d g/ box /b ks/ /bα ks/ hot /h t/ /hα t/ 3）在GA 中，只要单词中有r 字母，就需发相应的/ r /音，但在RP 中/ r / 音只出现在元音前，如： RP GA work /w?:k/ /w?:rk/ car /kα :/ /kα r/ door /d : / /d r/ board /b :d/ /b rd/ morning /?m :ni / /?m rni / RP 只有far away， for ever 等连读情况下，字母r 才有/r/音： /fα ： r?wei/ /f?rev?/ 4）字母组合wh 在一些常用词中，RP 一般念/ w /，GA 通常念/ hw /，如： RP GA which /wit∫ / /hwit∫ / why /wai/ /hwai/ RP 和GA 在单词重音（Word Stress）、元音的弱化和省略（The Weak Forms and Elision of Vowels）及节奏和速度（Rhythm and Rate）都有若干不同处，在此不再赘述。 2、 提高语音教学的意识，注重原声英文的熏陶 有一些教师轻视了对学生在发音、语调等方面的指导，这实际上就是忽视了英语语言的民族特色，没有抓住这一语言的实质，致使很多学生没有形成良好的发音习惯，张口就是“中式英语”，在对学生的辅导中，应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加鼓励，并非一味纠错。小学英语教学中的语音教学很全面，包括单音、单词、句子、重音、停顿、连读、失去爆破、语调、节奏等。而小学英语教师要清楚地认识到小学英语教学的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的英语语感，培养对听、说的感性认识，这样需要小学英语教师在教学时既要练好单因，又要始终注重在英语语流中练习语音和语调。教师应进行一定的专门发音训练（如元音归类）。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录音机，在教学中人机配合，使学生多听标准录音。没有什么材料比英文歌曲、电影、话剧更能体现语言的地道性了，学唱英文歌曲是正音、训练连读的有效办法。在平时的课堂上或“英语角”活动中多举行英语课文朗读等，对激发学生纯正语音追求的兴趣，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创造良好的语音环境，强化口语练习 首先坚持用英语组织教学。上课、布置作业、下课，使用相应的课堂用语。久而久之，学生从听懂、到学讲、到会讲，一步步提高。 其次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合理的学习方法。教师可以运用电脑、VCD 等多媒体设备优化学习环境，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例如，制作和剪辑精彩的英语教学片，制作有声的动画课件，给学生播放英语 VCD 动画片、教学片或录像带等，学生也可以通过软件或互联网学习英语。这样，学生实际上接触的是真正的鲜活的生活英语，他们可以在生动的和真实的气氛中接受、吸收和习得这一语言。 最后为增加学习语音的动力，实行口试制度。内容有认读字母、单词，朗读句型，回答问题等。学生通过口试看到自己的进步，获得成就感，增强学习语音的信心，平时也会特别注意发音训练。比如： 英语口语课堂评价情况记载卡 表1 Class___________ Group___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 Unit ___ Lesson__ 跟读录音磁带 值日生报告 上 课发言 情 景表演 自 评等级 小 组评定 抽 查情况 ? ? ? ? ? ? ? 表2 Unit 4 Date . . . … Contents Group name A: Let’s talk Let’s play A: Let’s learn Let’s practise A: Read and write. Story time. … ? Good ? OK ? OK … ? OK ? Good ? Great … ? Good ? Good ? Excellent … Try hard ? Great ? Good … 4、 对初学者的教学方法应以示范和模仿为主。 在有效的示范和指导的基础上进行模仿是习得语言最有力的手段，对语音教与学来说，尤其重要，离开了模仿几乎可以说不能掌握任何语言。新《课标》对小学英语初学者语音目标的描述是“了解简单的拼读规律；了解单词有重音；语音清楚，语调自然”。儿童学习发音，是靠模仿来形成反应的，这种最初的反应必须经过多次的重复才能巩固。因此，在新授后要重复练习，且练习的方式方法要多样化，避免枯燥乏味，运用绕口令、说唱、游戏练习就不错。 发现学生模仿练习时出现缺点，要及时指导、纠正。对学生错误的发音，不要重复、不要给予强化，以免引起错误的模仿。 模仿是第一性的，掌握规律是模仿的深化和简化。要求学生全方位模仿，是指模仿一篇对话中的发音、语速、语调、连读、爆破、略读、停顿等方面，坚持每篇对话都能做到流利朗读。 5、 结合单词、词组、句子、课文来进行语音教学 为了保证学生能够形成正确、规范、自然、流畅的英语，教师可采取多种教学方法搞好语流教学。如单音、单词、句子相结合；单词、句子、语篇相结合；特别是要将语流教学与课文教学相结合进行，让学生多听课文标准录音，对课文的语流语调要形成整体的深刻印象，如此坚持练习，学生才能突破朗读关，朗读时才能表情达意，这对语感的形成至关重要。 另外，诗歌、绕口令、歌谣、歌曲等，让学生练习，或让学生欣赏性地听，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在美的熏陶中获取英语语感。 要求教师不只为教语音而教语音，应把例词、例句作为重要的教学手段来使用。如在教连读和爆破时，要记住“goodbye”中的 /d /只是舌尖抬起作发/ d /的姿势；/tr/ /dr/ /ts/ /dz/ 它们前面的爆破音要失去爆破，如that chair， stop talking 等。 6、 抓好入学阶段的语音学习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学生入学后，英语是一门新学科，老师要抓住学生的好奇心，把语音知识渗入教学过程中。因为英语的语音知识包括很多，并且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帮助他们归纳规则，防止学生用汉字式拼音给单词注音，造成发音不准确的不良习惯。 7、 注重朗读。 坚持朗读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节奏感，因为英语的轻、重读很明显，起伏很大，节奏感很强，如果对连读和失去爆破技巧加以注意，更可以提高讲话的节奏感。在朗读训练的各个阶段，要找出学生们的兴趣与朗读训练内容的结合点，以激发和保持他们的学习热情。在朗读训练初期，语音语调训练中可选用一些绕口令、浅显的儿童英语歌谣、教唱一些英语歌曲，以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学生对朗读兴趣的保持，在于成就感。当学生可以利用单词的拼写规律识记单词时、当学生在朗读比赛中获得成绩时，他们会更爱朗读。 主要参考书目： 1、 林立 主编《英语新课程与学科素质培养——语言学习与语言教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 2、 左焕琪 编著《外语教育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 王电建 赖红玲 编著《小学英语教学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侯维瑞 《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5、 “英语和美语”《
小学英语 教育 教学有其特殊性，要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根据少年 儿童 的 兴趣 爱好 选择教学内容和 教学 方法 ，安排教学活动。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小学英语教育论文，希望大家喜欢!小学英语教育论文篇一 《论小学英语教学策略》 摘要：小学英语教学有其特殊性，要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根据少年儿童的兴趣爱好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安排教学活动。要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评价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评价形式应以形成性为主。 关键词：英语教学;教学类型;教学途径;评价体系 英语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从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随着小学英语课的逐步推广，关于小学英语教学方面的讨论和研究正在不断地深入。本文依据教育部新制订的英语课程标准，结合对当地小学英语教学现状的调查分析，就小学英语教学策略方面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对小学英语教学类型的认识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小学英语课怎么开”的讨论，很多问题归结于英语教学在我国是外语教学(TEFL)还是二语教学(TESL)的分歧[1]。不弄清这两种教学类型的区别，将会给英语课程标准的制定、教学模式的选择、教师的培养等一系列工作带来混乱，使我们的英语教学走弯路。英语作为二语教学是指在有语言环境的条件下 学习英语 ，例如，中国人在英语国家 留学 、工作、生活，为了融入当地社会而学习英语。然而，我们的学生在国内学习英语，他们的语言环境是汉语而不是英语，所以，英语是作为外语来学习的。根据心理语言学的原理，儿童学母语可以自然习得，借鉴儿童学习母语的 经验 ，二语也能习得。 而我国学生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缺少语言环境，这是事实。由于外语教学和二语教学类型的不同，必然导致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不同。但是，由于教学的内容都是英语，所以，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又是相通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搞清楚英语教学类型的区别，又要借鉴和吸收各种教法的长处，采取符合我国国情、适合不同教学对象的教学法。有人提出二语教学采用直接法，外语教学采用认知法，这种提法就存在片面性、简单化的问题。直接法的特点是把学习外语和儿童学习母语的过程等同起来，认为外语要在自然情境中习得，教学中要求在外语和客观事物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广泛利用实物、图画、动作、游戏等直观手段，用外语讲解，基本不用母语，少讲语法。 直接法从口语入手，听说领先，注重模仿、朗读和熟记等实践练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习惯和听说能力。听说法、视听法、交际法都源于直接法，这些教法对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以直接法为主的教学，要求有语言环境、高水平的师资和班额小等条件，由于目前我国多数小学还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影响了英语教学的成效。认知法从学生已知的知识出发，重视人的思维作用，强调在理解语言知识和语言规则的基础上操练外语，注重语法学习和利用母语，反对单纯依靠机械操练来培养语言习惯。 认知法认为，学生学习外语时，母语的知识、概念和规则必然会迁移到外语学习中去，从而促进外语学习，因此，教学中利用母语是理所当然的。认知法还认为口语和书面语同等重要，教学中不必听说领先，而是听说读写齐头并进，全面训练。教学中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动机和 学习态度 ，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发展智力，掌握科学的 学习方法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语言能力。由于认知法有不少优点，加之我国的英语教学缺乏直接法教学的语言环境和教学条件，因此，认知法在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中使用较为普遍。目前，我国的英语教学无论是在大学、中学，还是小学都属于外语教学类型，而不属于二语教学类型。但就教学法而言，却不能一概而论，同一类型的英语教学也会有各种不同的教学法，这要因不同的教学对象而异。 例如，在高中、大学阶段，学生的思维理解能力强，并且有一定的语言知识基础，采用以认知法为主的教学方法，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如果忽视成年学生学习外语的特点，完全照搬儿童习得母语的方法，会给外语教学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而在小学阶段开设英语课，就有其特殊性，这一时期的学生还处在少年儿童时期，从生理和心理特征看，他们年龄小，好说好动，模仿能力强，口齿伶俐，发音器官可塑性较大，因此，在教学中，完全可以借鉴幼儿习得母语的经验，运用直接法。小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要尽量使用直观教具，尽量创造英语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重视语音、语调和口语教学，注重模仿、朗读和熟记等实践练习，培养学生的语言习惯，为他们今后的学习打好基础。 二、对实施英语课程标准的认识 国家教育部于2001年制订了《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该《标准》将中、小学英语课程目标设定为九个级别，其中规定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六年级结束时应达到二级要求。《标准》对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 文化 意识五个方面都提出了具体标准[2](P9-27)。如何贯彻执行《标准》，保证教学质量，是广大小学英语教师面临的重要问题。下面遵照《标准》的要求，结合小学英语教学现状加以探讨。 (一)培养学习兴趣是小学英语教学的关键 《标准》中特别强调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使他们对 英语学习 有持续的兴趣和爱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初学英语的小学生来说，对英语学习的好奇和兴趣是他们学习的欲望和动力。因此，小学英语教学要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出发点，根据少年儿童的兴趣爱好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安排教学活动，努力营造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和学习环境，吸引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标准》倡导“任务型”的教学途径，以学生“能做某事”的方式设定教学目标要求，教师应避免单纯传授语言知识的教学方法，要结合教学内容，创造性设计贴近学生实际的教学活动。课堂教学要情景化、交际化，教师要尽可能利用各种直观手段，如实物、模型、图画、录音、录像、动作、手势、表情等进行教学，形象直观，生动活泼，有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趣，有助于帮助学生直接理解所学内容。要尽量多给学生提供参加语言交际的机会，只有交际化的教学才能使学生感到所学内容有趣。课堂活动既要适合学生的年龄、能力、兴趣，又要使他们感到一定的挑战，满足他们的竞争意识和成就感，维持学习的兴奋点。要尽量采用“玩、演、视、听、唱、画”等活动形式，让学生通过参与、感知、实践、体验和合作等方式，实现任务目标，感受成功，以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促进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是教师，一堂英语课的成功取决于教师对教学活动的精心设计和组织，这对教师的专业基本功和教学技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二)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保障 教学评价是英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保障。但目前的评价体系往往把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学习优劣的惟一依据，忽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3](P7)。《标准》中注意小学英语教学评价的特殊性，提出小学英语教学评估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评价形式应具有多样性和可选择性，评价应以形成性评价为主，以学生平时参与各种教学活动的表现和合作能力为主要依据[2](P39)。所谓形成性评价就是采用与平时教学活动相近的方式，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的观察以及与学生交流等方式，考查学生用英语做事情的能力。这样的评价是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的持续评价，它伴随着学习过程进行，目的是向师生提供学习状态和过程的反馈信息，从而调节教与学的活动。形成性评价既关注结果，又关注过程，使对学习过程和对学习结果的评价达到和谐统一。它除了评价知识、技能等可以量化的方面外，还可以评价兴趣、态度、策略、合作精神等不可量化的品质，评价结果以等级加评语的形式来表达。这样的评价可以在一种开放的、宽松的、友好的、非正式的环境中进行，是一种低焦虑的评价方式，有益于学生认识自我，树立信心，有助于学生 反思 和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那么上述评价形式如何操作实施呢?以下方式仅供参考。 1.建立学习档案。学习档案是展示每一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进步，以及反映学习成果的一个集合体。在学习档案里， 收藏 着每个学生具有代表性的学习成果(作业、作品)和反思 报告 。让学生自主选出比较满意的作品，可以督促学生经常检查他们所完成的作业，反思他们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成果，培养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和自信心。学习档案里记录着学生平时学习行为表现，如课堂参与朗读、答问、会话表演、游戏、比赛等情况，以及平时测验的评分和评语。学习档案为教师、家长提供了学生进步的记录，成为观察学生学习情况的窗口。 2.问卷调查。形成性评价的目的是向师生提供反馈信息，以便调节教与学的活动，因此，在期中和期末，可以设计一些问卷调查表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如设计出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策略等方面的问题。通过调查，教师可以改进自己的教学，提高教学效率，也可以促使学生认识到自己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端正学习态度，掌握学习策略。 3.自评、互评与教师评价。每个单元结束后，对学习成绩进行自评、互评和师评，并记入档案。对每个单元教学内容分项列表，如单词、会话、歌谣、做游戏等项目，采用等级制评价，先由学生自己逐项评价，然后在小组中进行评价，最后由教师评价。这种方式是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实现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学生从被动接受评价转变为评价的主体和积极参与者。 参考文献： [1]宋晓梦.“是二语教学，还是外语教学?”[N].光明日报，2001-03-29. [2]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张伟琴.“小学英语教学形成性评价初探”[J].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02，(8)《天中学刊》 小学英语教育论文篇二 《论小学英语教育》 【摘 要】英语教学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大多数学生只是在课堂上接触英语，那么怎样才能提高英语课堂教学效率呢?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工作经验，认为应从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和师生课堂教学的灵活互动上下功夫，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才能调动其主观能动性，才能向学好英语迈进，提高英语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教学效率;音标教学法;兴趣 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是搞好教学活动的基础。但要搞好教学光靠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不行，对于教学来说，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非常重要，在课堂上师生的灵活互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才能有效的提高教学效率。那么如何使教学效率提高呢?结合我自身的教学实践，我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发音永远第一位! ――在课堂中巧妙运用音标教学和手势教学 (一)把音标涉入课堂能使英语课堂活跃起来，尤其做到避免枯燥的单词教学。课堂授课就生动，学生就肯学，愿学。因为每个音标都让人觉得生动有趣。如在教授音【i】时，我会给他取个好听的外号为“经典收小腹减肥短‘衣’音，既经常出现的短元音。”手势：手掌在空中，手背向外，手心向里，向自己的方向挥动。挥动的同时，小腹部向里收。【au】的外号为“‘鬼哭狼嚎’合口双元音”，手势：手臂向里画一个大圈。 (二)掌握先进的教学理论，努力学习教学法。明白英语的五大发音规则：1.长元音要长;2.短元音要短，急促有力;3.双元音要饱满;4.省略;5.咬舌头。它可以给教学带来无穷的力量。 二、优化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中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良好、协调、一致的师生关系是有效进行教育活动、完成教育任务的必要条件。教师应一视同仁，做到严格要求优等生，提携中等生，倾斜学困生，帮他们学会学习，树立自信心。 三、通过开发学生的 创新思维 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第一、营造氛围、激发创新思维及想象空间。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要在课堂上创设一种平等、民主、和谐、宽松的氛围，要尊重学生、关心学生、赏识学生，要以积极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学生，相信每个学生都有巨大的发展潜能。 第二、在语言实践的情景中创新。教师应努力为学生创设语言实践的情景，抓住课文中的重点句型，精心设计练习，引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及时把课文语言转化为自己的语言。 教师可以利用插图来创设情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插图是语言的形象再现，语言是插图的理性表述。例如，在练习句型“What is it like?”时，教师可以出示一幅图，图中有两个小朋友在对话，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支长的、蓝色的铅笔。请学生根据图画的内容编一段对话。学生会运用所学过的知识，编成各种对话。反之，也可以让学生根据一段对话或小短文来画画。 第三、在小组合作中创新。教师可以在教学中采取小组合作的方法，让学生在合作中动脑、动手、动口。通过小组学习，给爱动、爱玩的小学生提供了一个自主参与表现的机会，并且使学生拓展了思维，提高了创新能力。 四、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第一、利用各种教学媒体，激“活”教科书，让学生更易理解接受。利用电教器材如TV、VCD、电脑、录像等，让教科书“活”起来、动起来、形象起来、发出声来，让“活”的教科书震撼学生的心灵、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二、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扬教学民主，创设和谐气氛，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让学生在课堂中“活”起来。 一是诱发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学生的学习活动总是由一定的学习动机引起的，只有当学生喜欢学、要求学，有迫切的学习愿望时，才能自觉积极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去。二是树立学生的自信心与勇气，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英语的教学特色是充分发挥其语言功能，讲究对话的艺术，这就要求全体主动参与，克服羞于开口的毛病，积极开展语言交际活动。三是发扬民主，营造和谐气氛，让学生动起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爱动是孩子的天性。将“动中学，学中动”有机结合，使学生动脑、动口、动眼、动耳、动手以及动表情，以最佳心理状态投入到学习中去。 五、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 (一)良好的听的习惯。要求认真听示范发音，听清后再模仿。学习英语是从"听"起步的。“听”是“说”的前提，没有“听”就无从模仿“说”。只有听得清，听得懂，才能说得准，说得好。 (二)良好的说的习惯。要求大胆开口说英语、音量适度、仪表大方。积极参加语言实践活动，大胆开口说英语，是英语学习所必需的。 (三)良好的写的习惯。要求书写姿势、方法正确，斜体行书规范书写，大小写、笔顺、标点符号和格式正确。教师要继续坚持不懈地抓好单词、 句子 、段、篇的书写及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切实做到英文书写规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写的习惯。 六、扮演角色，进行会话表演 把表演带进课堂或经常在课堂上把句型、对话、课文编成短剧，让学生表演，把讲台变成舞台，学生是演员，教师是导演，或师生共同表演。尽量让学生把所学内容，按设定的情景结构演出来，做到声情结合，使学生得到大量的听说机会。做好会话表演教师应注意四点：1.要让学生模仿原声带中的语音、语调。2.老师领读时声音、语调要有感情色彩，要把各个角色的性格、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3.随着情节的发展，要有逼真表情和贴切的动作，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4.要做些头饰之类的简单道具;尽量使学生在表演时更有真实感。 【参考文献】 [1]胡春洞，张思中.《教学法与交际法之差异》(上下).《中小学外语教学法》，1996年 [2]张正东.《外语教学技巧新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 [3]贾冠杰.《外语教育心理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4]李阳.《疯狂英语》.口语教学 [5]吴效锋.《新课程怎样教》.沈阳出版社，2002年 [6]提高农村小学英语教学质量的策略.基础教育研究.2006/02，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7]农村小学英语教学的忧与思.湖南教育.2004/19，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8]农村小学英语教学的几点做法.吉林教育.2005/04，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9]克服困难，提高农村小学英语教学水平.天津教育.1999/10，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小学英语教育论文篇三 《英语游戏在小学英语教育中的运用》 一、小学英语游戏教学的特点 (一)游戏的竞争性 游戏教学一般具有竞争性，学生在游戏过程中可以相互竞争，相互学习，从而认识到自身学习上的不足，找到更科学的学习方法，以提升英语学习水平。教师在进行英语游戏时可以采用竞赛的方式，以提升学生参与游戏的积极性，在游戏中掌握更多英语知识，从而达到游戏课堂教学目标。比如教师可以采用英语词汇接龙的游戏来增加学生的单词储备量，让他们学习更多的英语词汇，并在游戏竞争中享受背单词的快乐，以满足不同小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 (二)游戏的愉悦性 游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因此具有一定的愉悦性。小学生他们一般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喜欢在游戏中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所以英语教师可以抓住孩子们的这一心理特点，制定出有效的游戏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比如教师在为学生讲解如“pencil”、“ruler”、“pen”等单词时，就可以采用舞台表演的游戏方式，让学生分别扮演这些事物，然后进行相应的对话，让学生在游戏中提升 英语口语 表达能力，同时也能够使其感受到游戏带来的乐趣。在这样的教学中可以使小学英语课堂更加丰富，激发孩子们参与英语课堂游戏的热情，从而学习到更多英语知识，最终达到小学英语游戏教学目标。 (三)游戏的方法性 小学英语教师在进行游戏教学时应该要掌握一定的方法，这样才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提高他们对英语知识的认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了解学生的心理，能够运用灵活的方法来实现相关教学，同时也要具备较高水平的语言技巧，可以在课堂上抓住孩子们的兴趣爱好，从学生角度出发，使其课堂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学生在参与英语游戏时，也要掌握一定的方法，配合老师与其他同学来完成游戏，在游戏中享受英语带来的快乐。 二、英语游戏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做好英语游戏课前准备 教师在进行英语游戏教学时，首先应该要做好准备工作，这样才能使课堂效率更高，教师也可以及时应对游戏过程中的突发事件，从而达到课堂教学目标。游戏课堂设置时会涉及到比较多的内容，因此教师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这样不仅能够保障课堂教学质量，也可以带动学生参与游戏的热情，帮助学生找到 英语学习方法 。在进行准备时，教师要及时了解小学生们的知识水平，还要来掌握他们知识接受能力，并有针对性的制定游戏教学策略，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在做游戏准备时，教师还要积极从生活中寻找素材，使英语更贴近学生的生活。 (二)制定更符合小学生的游戏方式 小学生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比较快，教师在进行英语教学时应该要制定出更符合其学习的游戏方式，这样可以提高他们对英语知识的认识，最终达到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目标。要想制定更符合小学生的游戏方式，首先需要教师从英语教材出发，结合教学内容来设计更合理的游戏，比如在讲解英语介词用法时，则可以采用归纳 总结 游戏方式进行，让每一位学生都去搜集一些介词的用法，然后大家相互交流、共同总结，从而加深介词使用的印象，提高英语课堂的教学效率。其次教师要结合英语课程特点进行游戏设计，可以将英语课程分为不同阶段，由简到难，逐渐推进，使得课堂知识更加条理，降低学生的英语学习难度。最后教师要做好与学生的交流工作，及时了解学生的英语学习状况，然后制定出更适合的游戏方式，以提高学生的英语知识水平，满足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 (三)创设相应的游戏教学情景 在进行游戏教学时，教师应该要为学生创建相应的教学情景，学生通过情景从而可以更好地认识和学习英语知识，降低他们的英语学习难度。在为学生创建游戏情景时，教师可以结合实际状况来进行，比如在学习有关水果的单词时，教师就可以为学生展示一些实际的水果，然后可以让学生模拟商场的情景来询问价格、卖水果。 (四)丰富英语课外活动形式 小学英语教师要想保证游戏课堂教学质量，还需要不断丰富英语课外活动形式，引导学生认识到英语知识的重要性，并在课下积极练习，从而提升其英语学习效率。大多数小学生由于课下缺乏英语学习环境，使得他们英语应用能力较差，容易出现“哑巴英语”，在这样的状况下，教师应该要丰富学生的英语课外活动形式，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环境，以达到英语教学目标，满足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英语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该要将游戏融入其中，从而丰富英语课堂内容，让小学生感受到英语知识的魅力，从而提高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教师在游戏教学过程中需要掌握较为科学的方法，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从小学生角度出发，让游戏更加生动富有情趣，同时也可以降低孩子们学习英语的难度。因此在今后的英语课堂上，教师应该要做好游戏教学准备，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空间，满足小学生实际学习需求。 参考文献： [1]谢小洁.浅析教育游戏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学周刊,2013,02:161. [2]尤南.游戏在小学英语教学课堂实践中的应用研究[J].才智,2014,30: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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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语常用动词配价的应用对比研究
汉语言文学的改革是与中国社会特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下面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汉语言文学本科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自然”书写与局限2、丁玲小说的女性书写与性别政治3、论台湾图像诗的艺术特点4、论金子美铃童诗的抒情性特征5、论圣野童诗的诗教内涵6、论童诗的精炼美--以林良童诗为例7、儿童精神家园的回归与守望--试论《小王子》中的“儿童本位观”8、关于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童话删改研究--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例9、论林焕彰童诗的情趣美10、《论童诗的逻辑趣味》11、学科教学论题目：12、于漪写作思想初探13、文本细读方法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性研究14、中国古代史方向题目：15、明初少数民族家族汉化探析
首先要看你论文是什么课题。我当初的论文选的是文学方面的，就是分析一篇作品，写感受。要分析作品的话，你就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作品的主要内容，然后介绍作者，包括基本概况，创作这篇作品的背景等。之后写对这个作品的分析。
语言学论文有很多，这里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好写的语言学论文题目：1. On English Euphemism谈谈英语委婉语2. Metaphor in English Euphemism 隐喻在英语委婉语中的应用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boo and Euphemism and Their Respective Uses浅谈禁忌语和委婉语之关系及各自用途4. A Survey of Euphemism in English and Chinese对英语和汉语中的委婉表达法之研究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Euphemistic Terms of Death英汉有关“死亡”的委婉语的对比研究6. A Contrast Study of Courtesy Language in English and Chinese英汉委婉语的语用对比研究7. The Phenomena of Ambiguity in English英语中的模糊语现象8. Noun-verb Conversion in Contemporary English现代英语中名词转化为动词的现象9. Onomatopoeia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ursery Rhymes英汉语儿歌中的拟声词10. Syntactic Function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前置短语的句法功能11. Various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Inversion is Used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运用倒装的多种情形及其与汉语的比较12. The Analysis of “Up” and “Down” in English and Chinese分析Up和Down在英语和汉语中的用法13. The Comparis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onjunctions 英汉连词对比14. Difference between Attributiv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How to Translate English Attributive Clauses英汉定语比较与定语从句翻译15. A Tentative Study of Post-posed Adjectives后置形容词初探
论文常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那么论文格式及字体要求大家了解吗?以下是我分享的学术论文字体格式要求资料，欢迎大家阅读!
论文格式及字体要求【1】
1.页面设置：页边距上，下，左(装订线)，右,，页脚。
2.封面格式设置：字体：四号宋体，居中，指导教师签名必须手写。
3.题目：中文，三号黑体加粗居中;英文，三号Time New Roman字体, 加粗居中。
题目和摘要之间空一行(小四号)。
4.摘要：
(1)中文摘要和关键词(行间距单倍) 摘要(黑体五号加粗，左起空两格)：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五号楷体)
关键词(黑体五号加粗，左起空两格)：XXXX，XXXXX，XXXXX，XXXX(五号楷体)
(2)英文摘要和关键词(行间距单倍)(置于参考文献后。
参考文献与英文摘要之间空一行，小四号)
Abstract(Time New Roman字体，五号，加粗，顶格)：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Time New Roman字体，五号) Keywords(Time New Roman字体，五号，加粗，顶格)： XXXX，XXXXX，XXXXX，XXXX(Time New Roman字体，五号) 5.正文层次格式(关键词和正文之间空一行，小四号) 1.(四号黑体加粗，左起空两格)
正文左起空两格，使用小四号宋体(行间距倍)
XXXX (小四号宋体加粗，左起空两格，行间距倍) 正文左起空两格，使用小四号宋体(行间距倍) 第三级标题与第二级标题相同
6.致谢(正文和致谢之间空一行，小四号)
致谢(居中，黑体，加粗，小四号)
(中文小四号宋体，英文小四号Time New Roman字体，行间距单倍)
7.参考文献(致谢和参考文献之间空一行，小四号)：
参考文献(居中，黑体，加粗，小四号)
[1]*****************(中文五号宋体，英文五号Time New Roman字体，行间距单倍) 参考文献格式设置：
期刊：[序号]作者.题名[J].期刊名称,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书籍：[序号]著者.书名[M].版次.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论文集：[序号]著者.题名[C].编者.论文集名.出版地 学位论文：[序号]作者.题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 专利文献：[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发布日期.
国家、国际标准：[序号]标准代号,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
电子文献：[序号]作者.电子文献题名[EB/OL].电子文献的出版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8.页码规范： 位于页面底端右侧 9.图片格式设置：
字体：黑体，五号 行间距倍 10.表格格式设置： 表格内容格式设置：
字体：五号，宋体 行间距倍 表头格式设置：
字体：黑体，五号 行间距倍
11.引文标注：(作者姓名,年份),多个姓名中间用分号分隔。
注意引文标注与注释的区别，引文标注是注明文献出处，注释是对文中概念、观点等的进一步补充或解释说明。
12.脚注：用脚注方式标注，脚注格式设置如下：引用脚注格式，页面底端，五号字体。
学术论文字体格式要求【2】
1.毕业论文格式
一般说来，一篇毕业论文要具备相对固定的格式。
这些提到的毕业论文格式仅供参考。
学校有具体规定的，则按规定办。
这里以文件中规定的毕业论文格式为准。
①论文题目，有的含副标题。
题目之下是作者署名，署名之前或下边一行写作者的校、院、系、年级。
②“摘要”与“关键词”(或称“内容提要”)，一般为300字左右。
位于作者署名之后，正文之前。
关键词，结合标题和正文内容一般选取3至5个。
③引论。
用“O”标示，常写作“引言”、“引论”、“绪论”，引言较短时可不标出“O.引言”类小标题。
引论的内容一般是交代选题背景，主要有:课题来源，本课题在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状况。
已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
选题的意义，讨论的问题。
本文分几部分，从哪些方面进行讨论，以及指导思想、论证方法等，均可根据内容的需要写在引论中。
④正论。
正论常分几部分写，分别标示“一”“二”“三”“四”等，有的加小标题，或以分论点的形式出现，以凸现论述的观点或主要内容。
这部分是对研究过程及分析、归纳、概括的表达，体现出分析方法与思路，充分有力的论证。
正论还要体现出明确的指导思想。
⑤结论。
一般用“结语”“小结”“余论”等标示。
也可不标示“结语”之类的词儿，在正论之后空一行直接写结论或总结。
在毕业论文格式中，结论是对整个研究工作的归纳、综合或概括，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若是在正论之后，对相关联的问题还想简短论述一下，或是对较为重要的问题再说一些想法，可写成“余论”。
⑥毕业论文致谢。
接上文另起一段。
简述自己撰写毕业论文的体会，并对指导老师以及有关人员表示感谢。
“毕业论文致谢”并非形式，也不是走过场，是一个大学生修养的表现。
⑦注释与参考资料。
注释专指“本文注”，即作者对论文有关内容所作的解释，一般用脚注(放在本页末)(属毕业论文格式的非必备项)。
参考文献专指“引文注”，即作者对引用他人作品的有关内容所作的说明，在引文结束处右上角用[1][2]等标示，序号与文末参考文献列表一致。
同一著作或文章被多次引用时只著录一次。
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见《参考文献格式》。
⑧附录。
收录和论文有直接关系的文字材料、图表、数据、试验结果等。
中文方面的毕业论文 格式中作附录的情况似乎不多见(属毕业论文格式的非必备项)。
以上是一篇毕业论文格式要求，是一般撰写毕业论文必需的表达形式，其中除“注释”和“附录”可有可无外，其他部分的毕业论文格式是必备的。
2.毕业论文格式的其他要求：
①毕业论文的字数要求。
一般来说，文学、新闻、历史、哲学等方面的毕业论文在7000字以上，语言方面的论文在6000字左右，也有对函授学员、自考生要求在5000字左右的。
我的想法是对字数不去“斤斤计较”，关键是在毕业论文的内容要有创见。
一般说来，达到了内容的要求，相应地也会满足字数的要求。
②表述要求。
毕业论文是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详细表述。
要求论理正确、论据确凿、逻辑性强、层次分明，表意准确、鲜明，语言通顺、流畅，用规范汉字，不写错别字。
一般情况下应采用计算机打印成文，若手抄则要求书写工整。
③修改要求。
论文初稿写好后，全文阅读，前后对照，检查论点论据论证和词句运用，修改好了之后，搁置几天或者一两周，再来挑毛病，经过多次修改、加工、润色，最后在老师指导下定稿。
二、毕业论文的类型
不同类型的毕业论文，表达方式也有差异。
按学科可分成文科类毕业论文，理科类毕业论文，管理类毕业论文。
从写作内容分，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基础研究包括理论研究，文学、语言、历史等学科的本体研究。
应用研究包括教学研究、有关理论的实际运用研究，相关的实践问题研究。
有的应用研究也可以出新理论，形成新的基础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研究也有紧密关联的，有时是根据侧重点来划分的。
由此，就有了(一)基础研究型毕业论文，包括理论研究型和本体研究型的毕业论文;(二)应用研究型毕业论文，包括教学研究型、理论实践研究型、实际问题研究型等类型的毕业论文。
从表达方式分，有综合型毕业论文，专题型毕业论文和实验报告型毕业论文。
就文学、语言方面的文科类毕业论文而言(如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以应用研究型毕业论文居多;其次是本体研究型毕业论文，对学科本身的某个方面的新问题进行论述阐发，表述自己的心得，或者对原有问题发表新的看法或不同的评价。
而理论研究型毕业论文，主要是探讨前人没解决的问题、没发现的规律，或是新理论、新观点，或是新的理论背景、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这类论文难度较大。
就论文表达方式而言，综合型毕业论文很少见，这种论文围绕一个问题收集一大批资料，综合介绍并论述这个问题研究的阶段、特点、主要理论成就及其著述，研究中最早的文献、有重大突破的'文献，研究的发展状况、发展趋势等。
见得较多的是专题型毕业论文，它的表达特点是突出一点，在已有研究成果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这一研究从某个方面继续向前推进。
如果说综合型论文侧重在“面”，那么专题性论文则重在“点”。
虽说是“点”，但关于这个专题的研究成果、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势则是必须了解的，在专题型毕业论文的开头作个简述。
实验报告型毕业论文多见于语言学方面的实验语音研究性报告、语言运用、方言调查分析报告类和文学作品社会作用调查分析性报告类。
须说明的是，一般的调查报告不能算作论文，但可作为论文的写作材料。
研究性调查报告不单是报告情况、数据、结论、提出一般的看法、意见，而是要“研究”，提出问题、详尽调查、作出深入的分析，并解决问题，有方法、有创见、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学术论文标准格式规范【3】
一、题名(TM)
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概括文章的要旨，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并有助于选择关键词和分类号。
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题名。
应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以及结构式和公式。
在每篇文章首页下以脚注形式注明文章收稿日期，如：收稿日期：2006-05-20
二、作者(ZZ)
文章均应有作者署名。
作者姓名置于篇名下方，中国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采用如下写法：姓前名后，中间为空格。
姓氏的全部字母均大写，复姓连写。
名字的首字母大写，双字名中间不用连字符。
姓名均不缩写。
如：
ZHANG Ying(张颖)，WANG Xilian(王锡联)，ZHUGE Hua(诸葛华)。
外国作者的姓名写法从其惯例。
对作者应标明其工作单位全称、所在省、城市名及邮政编码，加圆括号置于作者署名下方。
江 滨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多位作者的署名之间用逗号隔开;不同工作单位的作者，应在姓名右上角加注不同的阿拉伯数字序号，并在其工作单位名称之前加注与作者姓名序号相同的数字;各工作单位之间连排时以分号隔开，如：
江 滨1 ，李晓述2
语言学可以写的内容很多。基本上不外乎以下一些:一，语音类如语音的属性、音韵与语音的关系、强弱、轻浊、音节等二，词汇类如词汇形态学，语义学，构词，词化，语义场等等三，语法类如语法结构，层次，修辞等四，句子类如分析句子的各种成分，语序，基本句型等五，语篇类如连贯性，思维逻辑性，结构修辞，主体与客体意识等这方面的教材很多，就看你的要求了。现在英语与汉语的对比语言学和对比文学比较热，从这方面下手也不错。
转摘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now showing an interest in adopting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etween 1949 and 1989, an incomplete survey by the autho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 textbook passage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cluding aspec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styl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1990 to 1994,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ssages looking at translation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lmost 160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ese five years concerned translat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stylistic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sociolingu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etc. New term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dynamic equivalenc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context, theme and rhem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to mention just a few,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e can definitely identify a trend of applying linguistics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se years. Today, we are at the point of questioning whether linguistic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ransla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who are in favour of free translation, have repeatedly raised this question to the public and appealed for an end to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ome firmly believ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rt and that therefore linguistics is neither useful nor helpful. Such a claim is wrong if we look at translation as a whole, including scientific translation where meanings are rigid and restricted and the degree of freedom is limited. Flexibility, in this case, is neither required nor appreciated. But eve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is hardly a burden. Wang Zongyan pointed out that « If one sees linguistics as a body of rules regulating language, translators most probably will yawn with boredom. If it signifies the use of words and locutions to fit an occasion,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ranslators from embracing linguistics » (Wang 1991: 38). The controversy over « literal » versus « free » transl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convincing supporters on each side. For example, ancient Western scholars like Erasmus, Augustine, and others were in favour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mong early Chinese translators, Kumarajiva is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free school, while Xuan Zuang appears as literal and inflexible. In modern China, Yan Fu advocate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while Lu Xun preferred a clumsy version to one that was free but inexac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any of these stances. When these translators emphasized free translation they never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Problems only arise when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equivalent translation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Som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equivalence of language elements independent of the setting in which they of occurred.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some « literal » translators tried to decompose a text into single elements in hopes of finding equivalen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a naive idea. Jakobson (1971: 262) notes that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 » He does not refer to « equivalence » but to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 as the cardinal problem. Nida was also misunderstood by many for his notion of « equivalence, » which he took to mean that «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 (1969: 12). He further concluded that « Absolut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is never possible » (1984: 14).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believed tha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ither free or literal approaches was uncertain: an unduly « literal » translation might be awkward or even unintelligible, while an unduly « free » one might make the original text disintegrate and disappear altogether. To them, equivalence between a translation and an original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cf.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216-217). Catford (1965: 27) expressed the same concern that equivalent translation is only «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discovered by comparing SL and TL texts. » In citing the above examples,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insisting on untranslatability. What I mean is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incorporate his or her ow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ext: solving the problems, reducing polyvalence, explaining away any discrepancies or discontinuities. Linguistic knowledge can help us treat different genres in different ways, always with an awareness that there are never exact equivalences but only approximations. Therefore, ampl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become acceptable. If we agree that texts can be translated, then, in what way does linguistics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look at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onl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Ma Jianzhong published a grammar book Mashi Wentong «马氏文通» in 1898, which was the first in China and took the grammar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s its model. The study of language was, in turn,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Mashi Wenton,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use of morphology, which takes up six-sevenths of the book.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trend of morphological studies, a word was regarded as the minimum meaningful unit, and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the logical combination of words of various specific types. Translation was, then,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word. In the West, Biblical translation provided a very good example, just as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id in China.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id some linguists come to realize that sentences were not just the summary of the sequenced words they contained. The Prague School, founded in the 1920s, made a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yntax.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Prague School, a sentence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parts: theme and rheme. Theme is opposed to rhem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pic and comment, and is defined a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contributes lea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Rhem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adds mo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dynamism. These two terms help enlighte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into English. In the mid-1950s, the study of syntax peaked with the Chomsky's estab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his theory of th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fluenced translation tremendously. Nida relied heavily on this theory in developing his « analyzing-transfering-reconstructing » pattern for translation. Some Chinese linguists, in the meantime, tried to raise language studies to a higher plane. Li Jinxi (1982) enlarged the role of sentence studies in his book A New Chinese Grammar, two thirds of which was devoted to discussing sentence formation or syntax. He writes that « No words can be identifi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a sentence. » The study was then improved by other grammarians, including Lu Shuxiang, Wang L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sentence was put forward by some scholars. It was Lin Yu-Tang who first applied the theory to translation in his article « On Translation. » He claimed that « translation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sentence [...] What a translator should be faithful to is not the individual words but the meaning conveyed by them » (Lin 1984: r 3).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emphasized. Chao Yuanr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criticized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who tended to forget this point and take language for something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In fact, it is obvious that when we translate a sentence, we depend on its context; when we interpret an utterance we rely on the context of the speech (cf. Chao 1967). When a sentence is removed from the text, it usually becomes ambiguou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xt. Therefore, translation becomes difficult. In the 1960s,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based on sentences was not even sufficient. A complete study should be made of the whole text. A simple sentence like « George passed »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f the context is that of an examination, it means George did well on a test; in a card game it would indicate that George declined his chance to bid; in sports it would mean the ball reached another player. Without a context, how could we decide on a translation? Linguists therefor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exts and to 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at time. Van Dijk was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and his four-volume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is of great value. Halliday's Cohesion in English and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on a textual leve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provided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 which is usefu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De Beaugrande actually wrote a book called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in 1978. The book did not become very popular as it confined the discussion to translating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books on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uch as the works of Eugene Nida, Peter Newmarks, . Catford, Georges Mounin, and others. These books gave a great push to the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extual or discours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linguistics. Some studies remained on the syntactic or semantic level, though even there textual devices were employed. I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units of word and text, Nida wrote: ... average person naively thinks that language is words, the common tacit assumption results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replacing a word in language A with a word in language B. And the more « conscientious » this sort of translation is, the more acute.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was on the word.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at was not a sufficiently large unit, and therefore the focus shifted to the sentence. But again, expert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ha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ndividual sentences, in turn, are not enough.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aragraph, and to some extent on the total discourse. (Nida and Tabber 1969: 152) From that statement we can see that Nida regards a discourse as something larger than a paragraph, as an article with a beginning and an ending. Nida himself never applied text linguistics to translation,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confusion if we use his term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because discourse analysis is not merely a study based on a larger language structure. Some Chinese scholars did make the effort to apply text linguistic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ang Bingqin's article (1987) was the first academic paper of this sort. He stated his aim to study and discove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text in light of text linguistics. He analyzed numerous examples using textual analysis, but unfortunately, all the samples he collected wer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or quotations from the books of great scholars--no dialogue, no illocutionary or perlocutionary forces in the language. He fail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examples. For this reason, his research findings a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rhetorical texts in ancient China (cf. Wang 1981; Luo 1994). Scholars like He Ziran applied pragamatics to translation. He's article (1992) put forth two new terms, « pragmalinguistics » and « socio-pragmatics » which, in translation, refer respectively to « the study of pragmatic force or language 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nguistic sources » and to « the pragmatic studies which examine the conditions on language use that deriv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 H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agmatic equivalent effect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at is, to reproduce the message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itself, as well as the meaning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within its context and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he tries to distinguish « pragma-linguistics » from « socio-pragmatics » but finally admits that « Actually, a clear line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may sometimes be difficult to draw. » Still he insist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s helpful and even necessary. Ke Wenli (1992) argued that semantics, which in a broad sense combin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should be studied to help understand, explain and 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he examines four semantic terms--« sense and reference, » « hyponomy, » « changes of meaning » and « context »--giving many examples to illusrat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ome general knowledge of semantics and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is clearly written and readers can easily draw inspiration from it. These linguistics approaches shed new lights on the criteria of «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defined by Yan Fu.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vagueness of these three criteria and endeavored to give them concrete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three traditional criteria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especially by the effect equivalence theory, which in a broad sense means that the target language should be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from a semantic, pragmatic, and stylistic point of view. But we are still unable to evaluate translations in a very scientific way. 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like Fan Shouyi, Xu Shenghuan and Mu Lei embark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ranslations and used the fuzzy set theory of mathematics in accomplishing their analysis. Fan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on this field of study. His 1987 and 1990 articles evaluate translations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quantity of faithfulness. Xu's article «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a Translation's Quality » presents a normal mathematical model. He stat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an absolute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with this model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and randomness of man's thought process. Making such analysis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woul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The unit in translation is a hard nut to crack. Without solving this problem, n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ever be sufficient. To date, very few people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is area. Nida holds that the unit should be the sentenc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discourse. Barkhudarov (1993: 40), Soviet linguist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produced in one language into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o carries out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of the theorist who describes or creates a model for that process, is to establish the minimal unit of translation, as it is generally called,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rce text. Though he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a text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unit can be a unit on any level of language, he fails to point out what a tex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measured in translation. Halliday's notion of the clause might be significant in this case. To him, a clause is a basic unit. He distinguishes three functions of a clause: textual, 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According to Halliday,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possessed by word or phrase. But he is not quite successful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and text (cf. Halliday 1985). In China, some people have tr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ng Dechun (1987: 10) more or less shares Bakhudarov's view that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not be confined just to sentences. In some ways, the phoneme, word, phrase, sentence, paragraph, or even text can all serve as a unit. At this point, we cannot find anything special in treating text translation except for having text 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translation units. This is not the aim of text linguistics or discourse analysis. If we want to apply thes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e will require a textual approach.
01 显真性 — 学术论文语言表达的前提和文本目标
学术论文语言显真的特质, 表明学术论文要达到写作的根本目的, 只能依靠语言进行显现。“语言在为人的不同类型的思维和写作活动提供有效工具的同时, 也为这种思维和写作成果的交流提供了有效途径。
02 抽象性 — 学术语文语言基于研究的思维过程和抽象的内容
学术论文语言的抽象性既是相对于文艺作品语言的形象性、抒情性而言, 也是相对于公文语言的庄重性而言。学术论文语言的抽象性, 可分为词汇级抽象和语法级抽象。词汇意义上抽象的词, 都是一般地、概括地表示一类事物或其属性, 词汇意义上抽象的词, 是从众多的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质性的特征, 而舍弃其非本质特征的词语。
03 精确性 — 学术论文语言准确与经济的表现
学术论文具有的科学性, 决定了其语言表达必须思维严密, 推论合乎逻辑, 表述准确, 要达到如此的要求, 其语言必然会体现出精确性。
学术论文语言的精确性, 是学术论文对语言“达意”的最基本的要求。
学术论文语言的精确性, 首先体现为文字表意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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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论证性 — 学术论文语言基于逻辑思维的论证手段的表现
论证性是学术论文的言说手段, 是以已知为真的判断去确定另一个判断的真实性的思维过程。任何论证都由论点、论据和论证三个要素构成。没有论证性, 就不可能会有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的论证性必须依靠逻辑思维。王力教授认为:“撰写论文,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运用逻辑思维, 如果没有科学头脑, 就写不出科学论文。所谓科学头脑, 也就是逻辑的头脑。”
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摘 要： 本文在论述语言迁移理论本质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对汉英两种语言对比，从音素、音位、声调/语调语言、重音和节奏等层面分析了普通话对英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克服普通话的负迁移影响，促进英语语音的学习。关键词： 普通话；英语语音；语言迁移；对比研究The Transferring Effect of Mandarin on English PhoneticsLin Yuhang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Z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01021225Abstract: This paper is meant to help the Chinese English-learners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phonetic transfer and promote the study of English phonetics by dealing with language transfer theories, analyz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language transf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some phonet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such as phone, phoneme, tone/intonation language, stress and words: Mandarin; English phonetics; language transfer; comparative analysis语音过关是英语学习的关键，同时也是难点。然而，外语界对语音教学问题的探讨却明显少于其他领域，这难免有些“避重就轻”之嫌。将英汉两种语音进行对比研究，对比教学，不失为一种良策，如张凤桐教授编著的《英国英语语音学和音系学》就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编写的教材。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语言迁移，同时，对比研究和教学是正视语言迁移作用的科学方法和手段。然而就在将两种语音进行对比教学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普通话好，英语语音就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一说法过分夸大了语际间的正迁移作用，而忽略了负迁移作用。应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虽然各种语言有其相通的一面,但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有的语音体系,并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规律。要全面正确地了解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就应该在认识语言迁移的本质和产生语言迁移因素的基础之上，将英汉语音、音位相关的方面作科学的对比研究。一、 语言迁移概念及其实质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代表从认知的观点来解释迁移的一种主流倾向,然后有符号性图式理论、产生式理论、结构匹配理论与情境性理论等迁移理论。根据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迁移是一种认知活动，体现了个体主动的心理加工过程”[1]。但也存在分歧，一些研究者着眼于各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概括,将迁移概括为“一种学习中习得的经验对其他学习的影响，是新旧经验的整合过程”[2]，这种整合过程可以通过同化、顺应与重组三种方式实现，其实质是原有认知结构与新学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迁移(transfer)作为一个心理术语,是指已获得的指示、技能、方法等对学习新知识、技能的影响。迁移是人类认知的一个普遍特征。在外语学习中,迁移“指的是人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在新的学习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心理过程”[3],主要是母语及母语学习经历对学习新语言的影响。语言迁移可分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如果某个外语结构在母语中有对应结构,或母语对外语的学习起促进作用,在学习中就会出现正迁移现象。但是如果某个结构在母语中没有对应的结构,或者两种语言中的对应结构有差异,也就是说,母语对外语的学习起干扰或抑制作用,就会产生反面的迁移,从而影响外语的学习,这就是学习中的负迁移现象。系统的语言迁移研究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语言学家弗赖伊斯()和雷多()。他们从斯金娜()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出发,认为“学习是刺激与反应的强化,是习惯的形成,是新旧知识的联结。因而在外语学习中,母语这种先前语言学习的习惯会对新的外语学习产生迁移作用”[4]。基于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外语学习的主要困难是由两种语言的差异引起的,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并克服这种差异”[4],据此他们提出了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即“将学习者的母语(mother tongue/native language)与目标语(target language)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分析,找出两者的差异,解释或预测外语学习中已经或将要出现的困难与错误,并以此为指导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活动。”[4]20世纪60年代末,乔姆斯基提出了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假说和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理论。他认为：“人类语言结构存在着普遍性(language/linguistic universals),这种语言的普遍性反映了人类的经验过程,反映了人类获得新知识能力的普遍性”[5]。也就是说,人类生来就有自然学习语言的能力,它植根于人的内在机制,即语言习得机制。格林伯格( )通过对跨语言调查(cross-linguistic surveys)特别是对语序的分析来研究和证明语言的普遍性。总之,无论是强调母语迁移作用的对比分析假说,还是强调人类语言的普遍性而忽视母语迁移现象的普遍语法理论,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正是各种语言具有一定的共性,母语才会对外语学习产生积极影响的正迁移作用,同时每种语言所具有的特殊性又使母语迁移对外语学习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即负迁移。二、语言迁移产生的因素语言迁移绝非简单的母语与外语或第二语言间的迁移，也不是两种语言间的相似性或共同性就能决定迁移的程度。相反，它涉及各种不同类型的迁移，也涉及不同的主客观因素。任何迁移形式的产生都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影响英语语音学习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学习材料间的共同因素、对材料的理解程度、知识经验的概括水平、定势作用、认知结构的清晰性和稳定性及知识的运用等。奥苏伯尔认为，认知结构的3个变量影响新的学习或迁移的发生。认知结构即学生头脑中的知识结构，从广义上讲，它是学生已有观念的全部内容及其组织；从狭义上讲，它是学生在某一特殊领域中的观念的全部内容及其组织。认知结构变量就是学习者应用他的原有知识同化新知识时，原有认知结构在内容和组织方面的特征。影响陈述性知识迁移的变量是：可利用性、可辨别性和稳定性。此外，有学者认为以下问题与语言迁移密切相关。首先，情境特征引起的关注。情境包括最初的学习情境和后来的迁移情境，两种情境是否相似影响迁移水平。研究发现，物理的和社会的场景也是整个学习中重要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场景或情境，其学习与迁移可能不同。因此，真实的英语学习情境，如外语角等，有助于将学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迁移到实际情境中去。其次，强调迁移的主动性与通达性。通达体现了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意味着学习者可在迁移机会出现时，顺利地提取有关的经验或可利用的资源。有效的学习者有强烈的内部动机来调节自己的语言学习活动，如主动识别先前的语言学习与目前任务的相关性，识别恰当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迁移情境，主动提取可利用的资源等，这些都是语言迁移产生的必要条件。三、 对比研究中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对比研究是建立在美国学者雷多（R. Lado） 1957年提出的“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基础上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雷多的对比研究是一种在语音、语法和文化层次上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进行严格的、逐一比较的体系。该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焦点是语言迁移。语言的对比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语言间的区别和联系。李庭芗先生指出,“英、汉语在语音方面有哪些相同和相异的地方,是每个英语教师所必须了解的。英、汉对比的知识能帮助教师根据英、汉语的异同,预见学生在学习中的难点和重点,从而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6]。要学好英语语音,首先要了解哪些音是汉语中没有的,哪些音容易受汉语语音的干扰,英、汉语音之间怎样互相干扰的。普通话学习者在英语语音学习中产生的迁移，虽然不完全是具体知识的迁移，却是普通话发音习惯、发音部位的迁移，也是一种发音技能的迁移。对两者进行音素（phone）、音位（phoneme）及音节（syllable）等方面作系统的对比研究，无疑会促进找准正迁移作用的条件，而减少负迁移产生的干扰，有助于英语语音的学习。语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但是在言语交际中能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位。音位分为音段音位（segmental phonemes）和超音段音位（super-segmental phonemes）两种，前者包括元音、辅音，元音与辅音、辅音与音在词中的组合，即音位组合或音节；后者则指重音（stress），音程（length）,节奏（rhythm），音调（tone），语调（intonation）及音渡（juncture）等。以下是两种语言音位的对比分析和迁移作用的情况:1. 元音、辅音和声母和韵母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英语有20个元音、28个辅音。英语的音位是区别词义的最小单位。属于汉藏语系汉语的音位和英语一样，也是区别词义的最小单位。普通话是汉语的代表语言，有辅音音位，即声母22个，韵母31个。声母一般位于音节的开头，韵母是声母后的一部分，一般由元音或元音加辅音/n、n^/构成，如/B、o、Bi、en、uBn^/等韵母。英语元音分为单元音和双元音；普通话的元音分为单韵母和复韵母。英语的单元音数量比普通话的单韵母要多，而且分得细。普通话里只有6个单韵母；英语有12个单元音，而且分为前、中、后元音。其中/I、U、e、A、Q/等单元音在普通话中找不到近似的音，很难说普通话说得好的人一定就能发好这些音和包含这些音位的单词和句子。而在普通话中 能找到的近似音如/i、u/，前者发音的舌位比英语更靠前，后者则更靠后[7]。另外，普通话的复韵母/ei、Bi、Bo、ou/和英语的双元音/eI、aI、au、EU/虽都以强元音为主，向弱元音方向滑动。但是，普通话滑动较快，而且并没有达到弱元音的位置，念起来两音浑然一体；英语的双元音滑动较明显，两者相对独立，普通话较好的人很容易将like误念成/lak/或/lek/。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在发音的部位和口形上都存在差异。发复韵母/ei、Bi、Bo、ou/的口形张得小于发双元音/eI、aI、aU、[U/，但舌位略靠后[7]。当然，能掌握汉语中的渐强复韵母，如/iB、ie、uB、uo/的学习者更容易发好英语中的双元音/I[、Z[、U[/。普通话和英语里都有三元音，其发音方法各不相同：发普通话三元音的方法是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中间的元音紧张度强，形成一个音节，如/iBo、uBi、ioU、iBo/等；英语的三元音由双元音加/[/组成，但不是出现在同一个音节里，其发音方法是由强到弱，再由弱到次强。普通话和英语的辅音音位也存在异同。英语的辅音多数是清浊成对的，如 /p、b/，/t、d/，/k、g/等；而普通话的辅音多数分为送气和不送气的清辅音，如/p、b、t、d、k、g、j、q、x、zh、ch、sh、z、c、s/等，浊辅音只有/r、m、n、l、ng/5个。汉语的送气和不送气区别意义；英语的清浊可以区别词义，影响元音的长度和同化相邻的辅音，如/lIt/中的/I/就发得比/lId/中的/I/短促，浊音能延长前面带的元音。又如元音/R：/在 caw，cord，caught三个单词中的音程不同，在caw中发音最长，在cord中次之，caught中则最短。此外，英语中的辅音根据所处的位置不同和所连接的音位的关系，产生音位变体（allophone）。如音位/t/在不同的发音环境中，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在top中是送气的（aspirated）；在stop中是不送气的（unaspirated）；在certain中是鼻腔爆破（nasalized plosive）；在little中是舌边爆破（lateral plosive）；在that kid中是不完全爆破（incomplete plosive）；在that day中是失去爆破（loss of plosive）。这些现象是英语中特有的，普通话再好，如果没有具备该语音知识，也学不好英语语音。诚然，普通话语音系统中的一些音位与英语的某些音位无大差别。比如，鼻辅音（nasal）在两种语音系统中构成一个自然类，可以用同样的区别特征加以描述，/m/，/n/，/N/可分别描述为〔＋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双唇性〕；〔＋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齿龈性〕；〔＋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软颚性〕。能发好普通话鼻辅音的学习者，语言的正迁移作用就能让他正确发好英语的鼻辅音。但学习者更应关注的那些和普通话发音的部位和方法有差异的近似音和汉语中根本没有的音位，如／W、T／，／F、V／，／tF、dV／等，不管普通话说得多地道的学习者，不加强练习，也不容易发好齿摩擦音（dental fricative）／W、T／，颚龈摩擦音（palato-alveolar fricative）／F、V／和颚龈塞擦音（palato-alveolar affricate）／tF、dV／。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辅音在普通话和英语中的不同描述：／s、z／在英语中为齿龈摩擦音（alveolar fricative）；在汉语中前者为齿摩擦音（dental fricative），后者为齿塞擦音（dental affricate）。／h／在英语中为喉擦音（glottal fricative）；在汉语中为软颚摩擦音（velar fricative）。／r／在英语中为无摩擦延续音（approximate）；在汉语中为卷舌摩擦音（retroflex fricative）[7]。2．音位组合—音节对比音节既是语音学中的一个概念，也是音位学中的重要概念。对音节的定义说法不一。就其结构而言，“音节是由一个或一系列音位构成的语音结构”[7]（P20）。音节通常由起音（onset），领音（peak）和收音（coda）构成，领音一般是元音（vowel），起音和收音常常是辅音（consonant）。英语音节构成形态要比普通话音节构成复杂得多。具体形态如下：英语音节：V－VV－VVV－CV－CVV－CVVV－VC－ VCC－CCVV－CVC－CVVC－CCV－VCCC－CCVC－CC CVC－CCCVVCC－CCCV－CCVVC－CCVVCC－CCVCC C－CCVCCCC－CVCC－CVCCC－CVCCCC汉语音节：V－VV－VVV－CV－CVV－CVVV－VC－CVC－ CVVC从以上对比中可看出，普通话的音节结构比较简单，通常是单辅音加元音；英语音节的首、尾常常出现辅音群（consonant clusters）如 must tempt texts thousandths等。换言之，普通话中只有单辅音型的音节，没有辅音群型的音节。辅音群型的音节成为中国学习者，包括能说标准普通话学习者的语音难点。学习者习惯于在读英语辅音群中夹带元音，如把green念成/^[ri:n/。另外升调时容易从词尾的辅音开始,试图把它拉的很长,因而很费力,发出的音也很不规范。这是因为汉语的音节除/n/和/ng/两个鼻辅音外,都以元音结尾,即为开音节,而且节峰前最多只有一个辅音；而英语的音节节峰前最多可有三个辅音,如/sprIt/等,而节峰后最多可有四个。由于两种语言的音节系统不同,学生易将汉语的音节特征转移到英语学习中。3．语调语言(intonation language)和声调语言(tone language)汉语中的每一个字(或音节)都有一个区分字义作用的声调, 如/mā/妈，/má/麻，/mǎ/马，/mà/骂，/mB/吗,语音学家称汉语为声调语言；然而在英语中,单词的音调不改变它的词义,如book/buk/在读成平调、升调或降调时始终是“书”的意思,但英语的单词被用于句子时,就要赋予它一定的语调,来表达说话者的态度、语气等,这种语调的核心一般放在语句的末尾,所以语音学家把英语叫做语调语言。如:This is your↘seat.句未的降调表示肯定的语气,但 This is your ↗seat?表示疑问的口吻,以求取得对方的证实。汉语句子的语调也常常落在句未的重读字上,但由于这个重读字本身又有固定的声调,其实际语调必然受到该字本身的声调和所需语调的共同影响,即在原来字调的基础上,按所需语调去稍加调制、改变,使它既不完全失去原来的声调,又符合所需语调的要求。如:“这是我的球↘。”句中的“球”字本身是升调(阳平),而句末要求用降调,实际话语中只能采取折衷的办法,把“球”字的升调上升幅度减少一些。又如:“你的书↗,还是他的？”句中“书”字原本是高平调(阴平),而句子中间需要升调,语言实践中只能是把“书”字在原来的高平调后面接着稍微升高一些,成为高平调加升调。可见,由于汉语语调受字调的限制,升降规则比英语复杂,升降的幅度也要小。中国学生由于受汉语的这种声调、语调的负迁移影响,讲英语时往往语调平平,抑扬不太分明,升降起伏较小,很难学会英语那种梯级下降型的语调。近年来,语音学家趋向于更加强调英语语调的重要性,认为元音辅音是英语本身,而语调是英语的灵魂。假如元音辅音念得很准,而语调不对,听起来就不像英语。相反,假如元音辅音读得有些毛病,但语调正确,听起来还像英语。既然英语语调这样重要,那么我们要学好英语就必须注意汉语和英语在语调上的区别,努力在说英语时克服汉语语调的影响,勤学苦练,逐步掌握英语语调。4．其他语音方面的负迁移英语单词没有辨义的声调,重音是重要的语音要素,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如：´converse(名词,相反的事务),con´verse(动词,交谈)。在汉语词组中起辨义作用的是声调而不是重音,声调比重音在话语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除词尾含有虚词的词组(如桌子、木头等)和个别词组(如爸爸、妈妈等)外,大部分词组中的每个字都读成同样的轻重程度,如教师、电话、汽车、天气等。这种母语特点迁移到英语学习中,常常使初学者读多音节英语单词是重读、轻读音节不明甚至重音错位,如把´diligent读成´di´li´gent,di´ligent或dili´gent。在节奏和韵律方面,汉英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汉语是以音节(字)为计时单位的,而英语则以重音为计时单位的。汉语中,音节(字)的数目是韵律的基础,除了一些助词念得较快较含糊外,一般每个字所占用的时间大致相等,读得也清清楚楚。例如古诗中总是根据每行的字数来决定它的韵律或节奏,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即使音节(字)有思想表达上所需的轻重之分,也不像英语那么明显、分明,所以,一般字较多的一句话所占用的时间,要比字较少的一句话占用的时间长，如“他有汽车。”和“他有一辆上海产的汽车。”但在英语中,重音和轻音是交替出现的,而重读音节才是节奏的基础、主体。重读音节总是声调较高,响度较大,发音清楚,所占时间较长；而轻读音节则声调较低,响度小,读得快而含糊,所占时间较短。所以,重音与重音之间总是保持大致相等的实际距离。重音之间的轻读音节越多,就读得越快越含糊。如:“Ann ´found the ´book she ´lost at ´last.”和“E´lizabeth ´found the ´article she was ´studying at the ´library.”前一个句子有8个音节,后一句却有19个音节,但两个句子同样只有5个重读音节。为了保持每两个重读音节之间所用时间大致相等,重读音节之间的轻读音节所占用的时间就不完全相同。后句话中,第一和第二个重读音节之间,第二和第三个重读音节之间分别由2个和1个轻读音节,而第三和第四个重读音节之间,第四和第五个重读音节之间各有4个轻读音节,为了保持5个重读音节之间大致相等的时间距离,第三至第五重读音节之间的轻读音节就要读得轻而快。中国学生对英语的这一特点较难把握,往往是按汉语习惯把每个音节(字)说得都很清楚,而不习惯把几个轻读音节压缩在一起,快速而含糊地读出来,因而听起来不是很自然。另外,在音节的衔接(juncture)方面,英语有汉语中所没有的连读(liaison)现象,也会给初学者带来一定的困难。在英语学习中,许多人可以发好一个单词的音,却说不出流畅、连贯的句子；能听懂英语单词,却听不懂连贯的句子。这种现象,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掌握好英语中的连读。英语中有许多词是以辅音结尾的,在与紧接他们后面的一个词词首的元音连起来念,就产生了连读现象。但实际上汉语中也存在这种连读,只是我们平常没有意识到。汉语的连读一般出现在感叹句中,如:我的天哪! Wo de tiBn B好苦哇! HBo ku B然而汉语的连读范围不像英语连读现象那么普遍,而且大多数字以韵母结尾,使连读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学生在碰到英语连读时就会感到非常困难,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听力发展。同化现象也是英语中最常见的一种音变现象,在连贯的说话或朗读中,音与音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其实,在汉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如:面包 miBn-bBo → miBm-bBo难免 nBn-miBn → nBm-miBn这里的“面”和“难”都以/n/结尾,但因为受后面音/b/和/m/(双唇音)的影响,因此,“面”、“难”后面的/n/音就同化为双唇音/m/了。音渡指语音结构中两个音段界限之间的停顿过渡。普通话和英语两种语言中，音渡都有辨义功能，普通话好的学习者，一般能够注意英语音渡，但要完全掌握，仍然需要大量实践。四、结束语普通话和英语在发音的特征与规律、音位的数量与性质等方面都存在异同，而且差异性大于相似性，在二者相似性较强的方面，正迁移作用较为明显；二者差异表现明显的方面，负迁移作用却占了上风。既然普通话在英语语音学习中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两方面的双重作用,因此,在英语语音教学中教师应与学生一起,尽量克服普通话对英语语音学习的干扰,促进普通话对英语语音学习的积极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帮助学生克服干扰时要突出要害,使学生深刻理解两种语言在发音方法以及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异同。根据对比分析的理论观点,通过描写、选择、对比、预测对比分析的步骤,对普通话和英语进行科学的结构分析,找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区别程度的大小。通过这种有意识地对英汉语音系统进行对比分析,帮助学生做出有意义的概括,培养学生英汉语音系统差异的敏感性。正如吕淑湘在《中国人学英语》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就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来跟英语作比较,让他通过这种比较得到更深刻的体会。中国学生必须认识到汉语、英语的差异,警惕汉语的干扰,尽量在英语学习中克服,避免汉语的干扰,这样才能更有效全面地学习英语。通过以上的讨论，很难说普通话好的学习者，英语语音就一定好；也不能说普通话不好的学习者英语语音就一定不好。影响英语语音学习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普通话和英语之间的异同因素、个体对异同因素的理解程度、知识经验的概括水平。此外，情境也参与迁移活动；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个体特征等都是语言迁移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绝非是单一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也不能决定迁移的程度，它涉及多种不同的主客观影响因素，应综合考虑。孤立地研究某一因素或某一类型的迁移，不利于真正揭示迁移的本质，对英语语音学习也无实质性的助益。普通话好，只能说从语言学习的态度、方法等方面具备了发生语言迁移的可能性，但是否能克服语言负迁移的影响，真正发挥语言正迁移的作用于英语学习，还需要学习者发挥主体作用，了解一定的英语语音、音位理论知识，按照英语的语音、音位规律，掌握发音技巧，通过大量的训练，才能有较好的英语语音，说地道的英语。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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