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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恩格斯曾多次表示过这类意见。可参阅《反杜林论·引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处引文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第4卷第485页。)。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这样。适应着新的时代需要，它吸取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化和文学方面的许多成分，同时也利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思想资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去完成先驱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有必要先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状况作一番考察。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由衰微而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买办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93页。)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先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近代文学在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暗”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注：见洪仁干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康有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正统文化；而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注：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变法起源记》。实际还不止此数。)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与这个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作为优秀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多少做到了如《杂感》诗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陈荣衮)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之言”(注：裘廷梁、陈荣衮分别写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报章宜用浅说》(1899)等文。)等主张。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在诗文以外的文学样式方面，引起了尤其显著的变化。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统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纾的译作曾在当时有过较大的影响。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它们在进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在这个时期以“新剧”或“文明新戏”之名开始传入。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春柳社等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进化团稍后又在长江下游各地演出宣传革命的幕表戏多种；这些活动既从思想战线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为我国戏剧输入了新的血液。上述种种情况表明，近代进步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以至文学形式(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看重小说、输入话剧)方面，都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唯其是“一个过渡”，近代进步文学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如同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政治斗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未能尽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对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仅政治上维护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触动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学说。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快便趋于反动，而在不少新派作品里，封建思想也仍然占有地位。提倡白话的呼声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但他们大多数是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须维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张，也因为时代条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和造成较大的声势。翻译西方文学的工作当时也处于盲目被动、缺乏系统的状态；林纾虽然译述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带着改作的成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也因为没有与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彻底，始终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口号。革命派本身的脱离群众，一些代表人物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去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的运动，致使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甚至还不及维新派。至于对帝国主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它们，对它们颇多幻想。此外，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弱点是：虽然在暴露上层腐败生活方面能够淋漓尽致，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却极端缺乏了解。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学，也终于受到被称为“十里洋场”的近代都市中恶浊气氛的腐蚀而趋于堕落：“谴责小说”沦为“黑幕小说”，甚至成了专门诋毁私敌的“谤书”；民国初年出现的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则由最初具有些微进步倾向(感叹世态炎凉、不满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渐演变为满纸陈词滥调、远离现实生活并有浓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文明新戏也褪尽了原来的战斗色彩，充满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近代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深刻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近代文化的这一著名论断：“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7页。)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虽然已为新文学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及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坚实的发展。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文学上的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政策来实现的，它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力的新文学，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它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担负着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崇高使命。“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使文学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谬种、玄学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里人民革命的战斗要求；而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创作，则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精神的“遵命文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的日益发展和深入，文学为革命服务也更其鲜明和自觉。在各个革命阶段中，大批作家不仅以各种形式、题材、风格的作品直接间接地促进革命事业，而且还积极投身实际斗争，直至为革命献出鲜血和生命；也还有许多实际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用文艺创作来从事革命宣传，对革命和文学本身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所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学，不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配合反军阀斗争和“五卅”反帝斗争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粉碎反动文化“围剿”、揭露国民党罪恶统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后从事救亡宣传和“七七”以后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绩。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后期的文学，更成为紧密配合革命斗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宝贵的传统。与此同时，现代革命文学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自然又不能离开革命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不能离开革命深入对文学所提出的新要求。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文学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夕已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只有通过五四运动，它才形成了巨大的声势，扩大了社会影响，并与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革命文学”的提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也都与当时形势相适应，是无产阶级及其学说在整个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强大的反映。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为革命文艺运动开辟了新阶段，这也首先是和党不再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空前地发展壮大诸条件相联系的。现实生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更使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直到语言和表现方法，无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整整三十年的现代革命文学，始终与革命同命运，共呼吸，有着一致的步伐。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印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三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其间充满了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文学，首先要同代表着敌人利益的封建文学、买办文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钦定文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五四”新文学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战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后又以打倒《学衡》、《甲寅》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封建“拦路虎”而向前发展。在封建势力彻底消灭以前，封建文学不可能销声匿迹，因此这种斗争后来虽然规模逐渐缩小，却也并未完全停止(如对“读经救国”、“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斗争)。对于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倒向敌人方面去、公然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胡适和《现代评论》这一系统的买办文人，革命文艺界也在各个时期反复进行了多次斗争，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作伥的奴才面目，从而大大削弱和缩小了他们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促进了他们内部的分化。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和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后来所谓“戡乱文艺”之类)的斗争，也贯穿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几个时期。尽管蒋介石集团历来都在其统治区域内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军权、政权、财权(从而也掌握了对出版物、出版机构的控制权)，但他们却从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艺上的领导权。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界虽然在国统区内“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却抵挡住了敌人多方面的进攻，夺取了阵地，发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业绩。在现代文学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后来越显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间的斗争。这是因为，“五四”以后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后要通向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一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可以成为新文学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充当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文学上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乃是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精神坚决贯彻到底的斗争，也是文学朝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相当激烈，而且也十分复杂。它最初表现为新文学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如“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转化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时，则也表现为对敌斗争(如对后期胡适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维护资产阶级“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现的(如“新月派”)；有时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修正主义的形态出现(如自居普列汉诺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动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所以会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文艺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动文艺思想的锋利武器，混在内部的反动文人慑于革命形势和这个讲话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这个讲话而在手法上又做得尽量隐蔽。要不要在各种条件下坚持贯彻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成了问题的中心，成了许多争论背后的真正焦点。因此斗争就带有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和更为深入的特点。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当阶段关系发生变化，革命统一战线有了变动时，新文学的统一战线不可能不随着发生变动。文艺界的大争论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界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争论和分裂)，就是围绕着政治事件、直接尖锐地表现着政治观点的。当然，“五四”以来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更多则在文艺思想的领域内进行。在文艺思想领域内，由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由白话文学的争论到文学有无阶级性、再到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争论，其发展趋向是步步前进，层层深入的。这是整个革命运动逐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反映。文艺思想斗争不限于理论主张上的论争。反动文艺思想总要在创作中有所表现，并以“创作”来支持其反动理论。因此，揭批反动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为革命文艺界所注意，并且贯串在各个阶段的创作评论中。文艺上的多次重大斗争都出现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可以在文艺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征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的发挥文艺作为敏锐的阶段器官和斗争武器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文艺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也给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扫除了障碍。“左联”时期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上的丰收，便和思想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有关。这说明了正确的思想斗争也为革命文学本身的发展所必需。四“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无论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对劳动者的命运表示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出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刘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历史却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发展。“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弱点。当时文艺领域内的主要活动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受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严重羁绊。社会主义理想和新兴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虽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现，而无产阶级文学整个说来尚处于萌生幼芽的阶段。就这个时期的一般作品来说，除在艺术上表现出稚气外，创作方法和思想倾向也极为复杂紊乱。许多人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界限，甚至西欧一些国家的颓废派、象征派、未来派等亦都无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艺社团和作家所介绍，所肯定。多数作家生活狭窄，只限于表现知识青年的某些要求，带有较重的感伤情调。有些作家的作品则有严重的颓废色彩。从“五卅”前夕文艺领域内感伤苦闷气氛弥漫，到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礼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作品描写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表现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形象，显示了作者可贵的革命激情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参考文献： 〔1〕曹禺谈雷雨[J].人民戏剧,1979,(3). 〔2〕[13]曹禺<编剧术>[A].战时戏剧讲座[C].重庆:正中书店,1940. 〔7〕刘正强.曹禺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J].处女地,1958,(6). 〔9〕曹禺.雷雨[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12〕张庚.悲剧的发展--评<雷雨>[J].光明,第1卷第1期. 〔17〕田本相.杰出的时代戏剧诗人[J].剧本,1990,(9). [参考文献] 1、《雷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3月北京第1版。51 -5[1]曹禺. 《雷雨》序[A]. 曹禺全集：1卷[C].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1免费论文网-网-欢迎您 2、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51-51免费论文网-网-欢迎您 3、《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51-51免费论文网-网-欢迎您 4、《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3月北京第1版。51-51免费论文网-网-欢迎您 5、《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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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勉强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 南京国民党政权在下没有稳固的统治基础，也就失去了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但它毕竟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形式的政权，这是一个高层机构。这个政权机构及行政人员上上下下的运动情况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首先，最上层的中央机构本身就是各类势力和派系的大杂烩。“清党”之后，南京政权排斥了一大批国民党二届中央的合法委员，南京政权内合法的二届中央委员只有张静江等5人。相当一部分人则是手握军政大权的各个地方的实力派。这一特点导致的连绵不断的内战和派系纷争一直与南京政权相始终。 败退台湾初期，痛心疾首的蒋介石一方面对大陆的失败进行检讨，认为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首先则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变节”，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7】 南京政权还通过训练中下层干部的办法，来达到推行政务的目的。结果这些人毕业后，不仅没有表现出什么成绩来，还自设各县的“同学分会，与党部人员时有派系之争。” 或许有人说，如果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拥有一批忠实自己的各级干部的话，那么政令推行和建设国家的步伐就顺利得多了，绝非如此！这又牵扯到当时的整个社会风气问题。【8】 6 抗战时期，蒋介石痛斥高级军官的“骄奢淫逸，甚至利用经济封锁来走私”，提醒他们“处于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如果稍一不慎，就没有不腐败坠落的。” 从根本上说，这种现象来自传统风气的影响，但腐败贪污现象的空前严重性，却与近代以来变化了的环境有关；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的输入，更加刺激了官吏贪赃枉法的胃口。 三、其崩溃的速度因外敌入侵和共产党竞争而加快 上述现象表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产生本身就严重的先天不足，这架政权机器异常勉强地运转着。社会的稳定，需要其内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系统间的高度协调。南京政权统治下，这三个系统各自本身就不完善，更谈不到其间的协调吻合了。政治方面的情况前已尽述，而经济发展的结果谁都知道是少数人暴富而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之中。 南京政权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缺陷更加明显：对共产党的“清除”，对工农大众的背弃和镇压，已使得它愧对于三民主义和故去的孙中山先生。面对20世纪以来广泛传入国内的各种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后封建文化市场的急剧缩小，蒋介石只能发出“人欲横流”的感叹。除强力压制以外，谈调和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新生活运动也以空前的规模发起过，但都未收到过实效，都因过于形式化而失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南京政权都不可能巩固其统治。 7 上述各种情况，任何一点都足以致南京政权于死命！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使得国民党政权雪上加霜，正如病入膏肓的人又遭到沉重的一击，这个政权崩溃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在抗战这个民族存亡的重大关头，国民党政权仍谈不到利用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而只能依靠军队和政府本身。【9】这是因为大革命时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给他们刺激太大了，印象太深了。 国民党政权在通往崩溃的道路上越滑越快。40年代后期，上述诸多矛盾交错、汇集起来，总体爆发，加上来自完全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打击，终于被迫在1949年“国府迁台”而孤悬于东海，没有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因素可以扭转这一趋势，而为失败的根源一直与国民党政权的存在相始终。 事实上，蒋介石早在1933年就公开承认“几年以来的革命又失败了。”“政治上不进则退的恶影响，已将过去的一切军事胜利销蚀无余。”【10】 蒋介石等人在20年代排斥共产党之后，不但不能单独地承担起领导中国前进的重任，反而使得自身一直沿着失败的轨迹运行，排斥共产党的结果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南京国民党政权所缺乏的或无法做到的，正是共产党人所擅长或拥有的：土地改革等措施吸引了绝大多数8 的中国人口；统一战线的成功使得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及统治上的代表都站在自己的大旗下；同重庆、国统区的腐败相比，延安及解放区成了国人希望的象征；而中共内部组织的严密性，更是令蒋介石心驰神往而不可得的东西„„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南京国民党政权除了“跳出圈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 四、南京政权的过渡性质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由乱到治总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旧的秩序在挣扎，新的秩序在催生，纷乱的意识形态要定于一，统治者的各类经验要积累，权威人物要产生„„，而这种承前启后的任务又异常艰巨，所以过渡时期的政府总是短命的：秦朝和隋朝是明显的例子。南京政权亦然，而且这个政权的负担尤其严重：它一方面要完成由乱到治转变的一般使命，又要时刻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这显然是其无法胜任的。当这两种压力俱来时，南京政权崩溃的日子也就更近了。 对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走向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使命来说，上世纪20年代曾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但国共两党都没有能力单独完成它，应该走一条两党联合的道路。这是连蒋介石本人都公开承认的。既是如此，他却走上了一条排斥共产党，进而导致其政权自我毁灭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9 但南京政权毕竟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通过这一过渡，中国人于40年代末寻找回晚清以来丧失了的政府权威，诞生了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全新的秩序也建立起来。一个真正有计划、有组织的现代化运动便告开始。 参考资料：
回首中国的近代史，有愤怒，有悲痛，有感慨，有自豪。愤怒帝国主义的无耻侵略，悲痛中国人民的受苦受难，感慨仁义志士的为国捐躯，自豪中国人民的伟大与坚强。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将中国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历次的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量的中国人民。他们截取中国的经济劫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强占中国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在外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蹂躏下，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独立的领土主权可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当时爱国志士发出的悲愤呐喊。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随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人民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各地的起义不断，其中以义和团运动声势最好大，对帝国主义的打击最大，意义也重大，这次起义使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能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 在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方案。直到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有志之士，发动了新骇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一丝光明，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中国又一次的面对了新的危机。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能改变中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统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此时的中国也迎来了新的曙光。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的舞台，显示了他们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带领着中国人民一步步地向自由与解放迈进。其中牺牲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他们为祖国奉献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和青春。在这场漫长的解放道路上我们党经历了很多艰难与险阻，其中十万里长征谱就了他们英雄的赞歌。 在这部近代史中有一段时期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遭受了难以形容的灾难，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同胞的残忍屠杀，是每一个中国人需要铭记于心的。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面对日本们的空前侵略中国人民采取了一致对外的政策，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制日本的侵略，终于在1945年的八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在这曲折的百年中，中国经历了动荡的百年，在摸索中前进了百年，这一百年告诉了我们太多的东西，作为一个国家不能闭关锁国，作为一个民族更不能软弱无能，任何时候都应该团结在一起，随时随刻为祖国奉献。 百年屈辱中我们自强不息，在硝烟与炮火中我们没有被打垮，反而一新面貌站了起来。痛定思痛，我们现在不要有懈怠心理，尤其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走在时代的前沿，掌握先进的技术，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采纳
参考文献： 〔1〕曹禺谈雷雨[J].人民戏剧,1979,(3). 〔2〕[13]曹禺<编剧术>[A].战时戏剧讲座[C].重庆:正中书店,1940. 〔7〕刘正强.曹禺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J].处女地,1958,(6). 〔9〕曹禺.雷雨[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12〕张庚.悲剧的发展--评<雷雨>[J].光明,第1卷第1期. 〔17〕田本相.杰出的时代戏剧诗人[J].剧本,1990,(9). [参考文献] 1、《雷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3月北京第1版。51 -5[1]曹禺. 《雷雨》序[A]. 曹禺全集：1卷[C].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1免费论文网-网-欢迎您 2、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51-51免费论文网-网-欢迎您 3、《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51-51免费论文网-网-欢迎您 4、《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3月北京第1版。51-51免费论文网-网-欢迎您 5、《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陈太丘与友期翻译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9-11-14 16:54请给我正确的答案。。。谢谢。。。 提问者： Alice970716 - 一级最佳答案本文简介 选自余嘉锡《世说新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题目是编者加的。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彭城（现在江苏徐州）人，曾任荆州刺史，在政8年，政绩颇佳。后任江州刺史，到任一年，因同情贬官王义康而触怒文帝，责调回京，改任南京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不久，以病告退，元嘉21年死于建康（今南京）。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除《世说新语》外，还有志怪小说《幽明录》。《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 生平 刘义庆是刘宋武帝的堂侄，在诸王中颇为出色，且十分被看重。 〔一〕京尹时期15-30刘义庆15岁一路来平步青云，其中任秘书监一职，掌管国家的图书著作，有机会接触与博览皇家的典籍，对《世说新语》的编撰奠定良好的基础，7岁升任尚书左朴射〔相当于副宰相〕，位极人臣，但他的伯父刘裕首开篡杀之风，使得宗室间互相残杀。因此刘义庆也惧有不测之祸，29岁便乞求外调，解除左朴射一职。 〔二〕荆州时期30-37刘义庆担任荆州刺史，颇有政绩。荆州地广兵强，是长江上游的重镇，在此过了8年安定的生活。 〔三〕江南时期37-42刘义庆担任江州刺史与南衮州刺史，38岁开始编撰《世说新语》，与当时的文人、僧人往来频繁。于42岁病逝于京师。刘义庆是个「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的人，称得上是文人政治家。一生虽历任要职，但政绩却乏善可陈，除了本身个性不热衷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卷入刘宋皇室的权力斗争。 《世说新语》 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的一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谈轶事的书。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撰写，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 《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著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及《典叙》、志怪小说《幽明录》等。刘义庆以前的志人(轶事)小说有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均已散佚。《世说新语》虽被保存了下来，但近代学者根据唐写本残卷考证，亦经后人删改，与原貌已有很大出入。原文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怒看，暴走监。解释 陈太丘：即陈寔（shí）字仲弓，东汉颍川许（现在河南许昌）人，做过太丘县令。太丘，县名。 元方：即陈纪，字元方，陈寔的长子。 期行：相约而行。期，约会，约定时间。行，出行。 期日中：约定的时间是正午。日中，正午时分。 过中：过了正午. 至：到 舍去：不再等候而走了。舍，丢下；去，离开 乃至：（友人）才到。乃：才。 戏：玩耍,游戏。 尊君在不(fǒu)：你父亲在吗？尊君，对别人父亲的一种尊称。不，通假字，不通“否”意为否。 非：不是 相委而去：丢下我走了。相委，丢下别人；相，副词，表示动作偏向一方；委，放弃，抛弃。 君：您。 家君：家父，谦词，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惭：惭愧 引：拉，这里指表示友好的动作。 顾：回头看。 信：诚信，信用。 本文选自<世说新语>译 文 陈太丘和朋友约定时间出行，约定在正午时分。过了正午友人还没有来，陈太丘不再等候离开了，离开后没多久友人才到。元方当时年龄只有七岁，正在门外玩耍。友人就问元方：“您父亲在么？”(元方)答道：“他等了您很久您也没到,已经离开了。”友人便生气地说：“真不是人啊！和别人约好一起出行，自己却丢下别人自己离去了。”元方答道：“您跟父亲约好正午见。正午时您还不到，就是不守信用；对着人家的儿子骂他的父亲，就是没有礼貌。”友人感到惭愧，便下车想拉元方的手以示友好，但是元方径直走向家门，没有再回头看那个无礼的人。中心 本文记述陈元方与来客的对话。表现了陈元方的聪慧，懂得为人之道，明白事理、落落大方。告诫人们办事要讲诚信，为人要方正，否则会丧失朋友。 陈太丘的朋友却是个无信,无礼的人，但好在他知错就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人物 陈元方是一个诚实守信,能言善辩,聪慧的小孩.而且他可以捍卫自己与父亲的尊严。 友人是一个不守信用,没有礼貌，但知错的人. 1218回答者： 魔法树精灵 - 二级 2009-11-5 19:40我来评论>>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谢谢啦...相关内容? 陈太丘与友期翻译中的待 2010-10-1? 世说新语 陈太丘与友期翻译 14 2010-9-4? 陈太丘与友期翻译 103 2009-12-15? 世说新语陈太丘与友期翻译中元方入门不顾,对吗 113 2009-12-2? 陈太丘与友期翻译（词词落实）！！！！ 2006 2008-10-31 更多关于陈太丘与友期翻译的问题>>查看同主题问题： 陈太丘与友期等待您来回答更多1回答15读鲁迅《风筝》有感只需400字！！急,今晚就要用!!!!!!!!!!112回答为什么百度知道，待解决问题都是关于鲁迅先生的？？？0回答求被我养在房间的小萝莉之类的H萝莉小说!有的发到的xiaololi_2010@yah...0回答请写出和鲁迅《牺牲谟》同样风格的文章，谢谢！1回答关于鲁迅作品的评论0回答夜羽修罗写的傲视苍穹小说为什么不写啦0回答鲁迅说过的"一人知而不罪天下"是什么意思?2回答有什么关于鲁迅作品的论文？其他回答 共 6 条 原 文 ：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译 文： 陈太丘和朋友预先约定好一起出行，约定在正午时分，约定的时间过了朋友却没有到，陈太丘便不再等候友人而离开了。当他离去以后，他的朋友才来到。陈太丘的儿子元方当时年仅七岁，正在家门外玩耍。客人问他：“你的父亲在家吗？”元方回答说：“父亲等待您很长时间而您却没有来到，已经离去了。”客人便生气地说道：“真不道德！和人家约好一起出行，却抛弃人家自己离去。”元方说：“您与我父亲约定在正午时分见面，到了正午您却没有到，这就是没有信用；对着儿子骂他的父亲，这便是没有礼貌。” 朋友感到十分惭愧，忙下车前来拉元方。元方径直走入家门，根本不回头看那人。 解释： 陈太丘：即陈寔（shí）字仲弓，东汉颍川许（现在河南许昌）人，做过太丘县令。太丘，县名。 期行：相约而行。期，约定。 期日中：约定的时间是中午。 日中：正午时分。 舍去：不再等候就走了。 乃至：（友人）才到。乃，才。 元方：即陈纪，字元方，陈寔的长子。 尊君在不：你爸爸在吗？尊君，对别人父亲的一种尊称。不，通假字，通“否”,不在。 相委而去：丢下我走了。委，丢下、舍弃。去，离开。 家君：谦词，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去：离开。 引：拉，这里指表示友好的动作。 顾：回头看。 重点词句解释 ○1 过中不至（到 ） ○2 相委而去（ 丢下 ） ○3 讲论文义（讲解 ）（诗文 ） ○4 去后乃至（ 才 ）（ 到 ） ○5 太丘舍去（放弃，即不再等候）（离开，就走了） ○6与友期行（约定）（同行） ○7 下车引之（牵，拉） ○8入门不顾（进入自己家门连头都不回） 。 ○9 待君久不至，已去。 翻译：（我父亲）等了您很久，您都没到，（他）已经走了。 ○10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 翻译：真不是个君子（或者真没道德）啊！和别人约好一起走，却把别人丢下，独自走了。 ○11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翻译：（父亲的朋友感到惭愧，从车上下来拉元方的手,元方连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自己的家门。 参考资料：语文书 回答者： caiads20 - 一级 2009-11-4 22:13 陈太丘和朋友预先约定好一起出行，预定在中午时分，约定的时间过了朋友却没有到，陈太丘便不再等候友人而离开了。当他离去以后，他的朋友才来到。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陈太丘的儿子陈元方当时年仅七岁，正在家门外做游戏。违约的客人问他：“你的父亲在家不在？”陈元方回答说：“父亲等待您很长时间而您却没有来到，已经离去了。”客人便发怒说道：“不是人啊！和人家约好一起出行，却抛弃人家而离去。”陈元方说：“您与我父亲约定在中午时份见面，中午了您却没有到，这就是没有信用；对着小孩子的面骂他的父亲，这便是没有礼貌。”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客人感到惭愧不安，忙下车前来拉元方表示好感。元方径直走入家门，根本不回头看那失信无礼的人。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回答者： 久违迷雾 - 二级 2009-11-5 19:07 太丘和朋友预先约定好一起出行，约定在正午时分，约定的时间过了朋友却没有到，陈太丘便不再等候友人而离开了。当他离去以后，他的朋友才来到。陈太丘的儿子元方当时年仅七岁，正在家门外玩耍。客人问他：“你的父亲在家吗？”元方回答说：“父亲等待您很长时间而您却没有来到，已经离去了。”客人便生气地说道：“真不道德！和人家约好一起出行，却抛弃人家自己离去。”元方说：“您与我父亲约定在正午时分见面，到了正午您却没有到，这就是没有信用；对着儿子骂他的父亲，这便是没有礼貌。” 朋友感到十分惭愧，忙下车前来拉元方。元方径直走入家门，根本不回头看那人。 回答者： PYS4 - 四级 2009-11-5 19:41 陈太丘：即陈寔（shí）字仲弓，东汉颍川许（现在河南许昌）人，做过太丘县令。太丘，县名。 元方：即陈纪，字元方，陈寔的长子。 期行：相约而行。期，约会，约定时间。行，出行。 期日中：约定的时间是正午。日中，正午时分。 过中：过了正午. 至：到 舍去：不再等候而走了。舍，丢下；去，离开 乃至：（友人）才到。乃：才。 戏：玩耍,游戏。 尊君在不(fǒu)：你父亲在吗？尊君，对别人父亲的一种尊称。不，通假字，不通“否”意为否。 非：不是 相委而去：丢下我走了。相委，丢下别人；相，副词，表示动作偏向一方；委，放弃，抛弃。 君：您。 家君：家父，谦词，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惭：惭愧 引：拉，这里指表示友好的动作。 顾：回头看。 信：诚信，信用。 本文选自<世说新语>[编辑本段]译 文 陈太丘和朋友约定时间出行，约定在正午时分。过了正午友人还没有来，陈太丘不再等候离开了，离开后没多久友人才到。元方当时年龄只有七岁，正在门外玩耍。友人就问元方：“您父亲在么？”(元方)答道：“他等了您很久您也没到,已经离开了。”友人便生气地说：“真不是人啊！和别人约好一起出行，自己却丢下别人自己离去了。”元方答道：“您跟父亲约好正午见。正午时您还不到，就是不守信用；对着人家的儿子骂他的父亲，就是没有礼貌。”友人感到惭愧，便下车想拉元方的手以示友好，但是元方径直走向家门，没有再回头看那个无礼的人。[编辑本段]中心 本文记述陈元方与来客的对话。表现了陈元方的聪慧，懂得为人之道，明白事理、落落大方。告诫人们办事要讲诚信，为人要方正，否则会丧失朋友。 陈太丘的朋友却是个无信,无礼的人，但好在他知错就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编辑本段]人物 陈元方是一个诚实守信,能言善辩,聪慧的小孩.而且他可以捍卫自己与父亲的尊严。 友人是一个不守信用,没有礼貌，但知错的人. 参考资料： 回答者： wusiyuanhi - 三级 2009-11-5 19:46 原文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语文书上没有这个，但网上有（怒看，暴走监。）解释 陈太丘：即陈寔（shí）字仲弓，东汉颍川许（现在河南许昌）人，做过太丘县令。太丘，县名。 元方：即陈纪，字元方，陈寔的长子。 期行：相约而行。期，约会，约定时间。行，出行。 期日中：约定的时间是正午。日中，正午时分。 过中：过了正午. 至：到 舍去：不再等候而走了。舍，丢下；去，离开 乃至：（友人）才到。乃：才。 戏：玩耍,游戏。 尊君在不(fǒu)：你父亲在吗？尊君，对别人父亲的一种尊称。不，通假字，不通“否”意为否。 非：不是 相委而去：丢下我走了。相委，丢下别人；相，副词，表示动作偏向一方；委，放弃，抛弃。 君：您。 家君：家父，谦词，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惭：惭愧 引：拉，这里指表示友好的动作。 顾：回头看。 信：诚信，信用。 本文选自<世说新语>译 文 陈太丘和朋友约定时间出行，约定在正午时分。过了正午友人还没有来，陈太丘不再等候离开了，离开后没多久友人才到。元方当时年龄只有七岁，正在门外玩耍。友人就问元方：“您父亲在么？”(元方)答道：“他等了您很久您也没到,已经离开了。”友人便生气地说：“真不是人啊！和别人约好一起出行，自己却丢下别人自己离去了。”元方答道：“您跟父亲约好正午见。正午时您还不到，就是不守信用；对着人家的儿子骂他的父亲，就是没有礼貌。”友人感到惭愧，便下车想拉元方的手以示友好，但是元方径直走向家门，没有再回头看那个无礼的人。中心 本文记述陈元方与来客的对话。表现了陈元方的聪慧，懂得为人之道，明白事理、落落大方。告诫人们办事要讲诚信，为人要方正，否则会丧失朋友。 陈太丘的朋友却是个无信,无礼的人，但好在他知错就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编辑本段]人物 陈元方是一个诚实守信,能言善辩,聪慧的小孩.而且他可以捍卫自己与父亲的尊严。 友人是一个不守信用,没有礼貌，但知错的人. 回答者： 咱是鬼∽ - 二级 2009-11-5 20:29 本文简介 选自余嘉锡《世说新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题目是编者加的。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彭城（现在江苏徐州）人，曾任荆州刺史，在政8年，政绩颇佳。后任江州刺史，到任一年，因同情贬官王义康而触怒文帝，责调回京，改任南京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不久，以病告退，元嘉21年死于建康（今南京）。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除《世说新语》外，还有志怪小说《幽明录》。《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 生平 刘义庆是刘宋武帝的堂侄，在诸王中颇为出色，且十分被看重。 〔一〕京尹时期15-30刘义庆15岁一路来平步青云，其中任秘书监一职，掌管国家的图书著作，有机会接触与博览皇家的典籍，对《世说新语》的编撰奠定良好的基础，7岁升任尚书左朴射〔相当于副宰相〕，位极人臣，但他的伯父刘裕首开篡杀之风，使得宗室间互相残杀。因此刘义庆也惧有不测之祸，29岁便乞求外调，解除左朴射一职。 〔二〕荆州时期30-37刘义庆担任荆州刺史，颇有政绩。荆州地广兵强，是长江上游的重镇，在此过了8年安定的生活。 〔三〕江南时期37-42刘义庆担任江州刺史与南衮州刺史，38岁开始编撰《世说新语》，与当时的文人、僧人往来频繁。于42岁病逝于京师。刘义庆是个「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的人，称得上是文人政治家。一生虽历任要职，但政绩却乏善可陈，除了本身个性不热衷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卷入刘宋皇室的权力斗争。 《世说新语》 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的一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谈轶事的书。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撰写，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 《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著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及《典叙》、志怪小说《幽明录》等。刘义庆以前的志人(轶事)小说有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均已散佚。《世说新语》虽被保存了下来，但近代学者根据唐写本残卷考证，亦经后人删改，与原貌已有很大出入。[编辑本段]原文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怒看，暴走监。[编辑本段]解释 陈太丘：即陈寔（shí）字仲弓，东汉颍川许（现在河南许昌）人，做过太丘县令。太丘，县名。 元方：即陈纪，字元方，陈寔的长子。 期行：相约而行。期，约会，约定时间。行，出行。 期日中：约定的时间是正午。日中，正午时分。 过中：过了正午. 至：到 舍去：不再等候而走了。舍，丢下；去，离开 乃至：（友人）才到。乃：才。 戏：玩耍,游戏。 尊君在不(fǒu)：你父亲在吗？尊君，对别人父亲的一种尊称。不，通假字，不通“否”意为否。 非：不是 相委而去：丢下我走了。相委，丢下别人；相，副词，表示动作偏向一方；委，放弃，抛弃。 君：您。 家君：家父，谦词，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惭：惭愧 引：拉，这里指表示友好的动作。 顾：回头看。 信：诚信，信用。 本文选自<世说新语>[编辑本段]译 文 陈太丘和朋友约定时间出行，约定在正午时分。过了正午友人还没有来，陈太丘不再等候离开了，离开后没多久友人才到。元方当时年龄只有七岁，正在门外玩耍。友人就问元方：“您父亲在么？”(元方)答道：“他等了您很久您也没到,已经离开了。”友人便生气地说：“真不是人啊！和别人约好一起出行，自己却丢下别人自己离去了。”元方答道：“您跟父亲约好正午见。正午时您还不到，就是不守信用；对着人家的儿子骂他的父亲，就是没有礼貌。”友人感到惭愧，便下车想拉元方的手以示友好，但是元方径直走向家门，没有再回头看那个无礼的人。中心 本文记述陈元方与来客的对话。表现了陈元方的聪慧，懂得为人之道，明白事理、落落大方。告诫人们办事要讲诚信，为人要方正，否则会丧失朋友。 陈太丘的朋友却是个无信,无礼的人，但好在他知错就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回答者： zxt7816429 - 一级 2009-11-7 15:31我来转发 发短信提问至123 98698免费接收最佳答案如何短信提问？来百度推广英语翻译?2010 Baidu 百度知道开放平台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发布时间：2010-9-24 20:9:41 点击：27次 赵轶男（安徽电气工程学校 安徽合肥 230031 ） 摘 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小说创作是对先生女性思想阐述的重要方面，他笔下的人物丰富多样，尤为突出的是对女性个性、思想的描写。其对女性形象刻画分为两个来源：一是农村妇女形象，一是知识女性形象。先生揭示出女性在旧中国中的悲剧命运，探求女性未来生活发展之路。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等女性形象的分析和评论,从而概括出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所特有的三个基本思想主题:首先,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其次，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再次，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这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三个基本思想主题之间相互交融，构成了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宏观特点。 关键词： 鲁迅先生 女性形象 悲剧 关爱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其重要体现之一就在于他的小说创作.鲁迅先生的小说涉及的社会问题是相当广泛的。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中所说的他写的小说内容都是使他“不能全忘却的”回忆。很明显，先生写小说，往往当作回归到他回忆中的旧中国去游历和探索，因此，他的小说绝大多数取材于自己的故乡——绍兴①。这也正如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承认：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先生说他写小说是要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来” ②。因此他深入到中国国民的灵魂之深处去思考、寻验。对于时代与民族而言，鲁迅先生无疑是超前的。因此他无论生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他总是在思考着人的觉醒和解放，主要是那些在旧中国处于社会底层的，受封建制度及礼教长期束缚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是凄惨的，人格尊严是受到无情地践踏的，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因为旧中国的三纲五常中女人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她们成为夫权、族权、政权、神权压迫下的玩具，甚至至死也摆脱不了被欺瞒的命运。鲁迅先生一直深切关注妇女问题，并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当中。 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很多，却大都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先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大致概括为两类：一是旧社会农民妇女形象，她们多贫困交加、愚昧麻木，如：杨二嫂、单四嫂子、吴妈、祥林嫂、九斤老太、七斤嫂等；二是城市女性形象，她们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个性的自由解放,通过不断的斗争来获得个体的人身自由，如：子君,爱姑。鲁迅先生是如何思考女性的身份、地位、生命价值、生存意义以及女性解放的出路呢？通读先生的小说，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基本的主题：“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死”——生命无辜的毁灭；“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那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下面就将单四嫂子、子君、祥林嫂三位女性分别给予分析和评论。 一、 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明天》是《呐喊》中的一篇，也是先生写的第一篇描写农村妇女的小说。情节为主人公单四嫂子是一个死了丈夫又贫困守寡的女人，平日里只靠自己的双手去昼夜不停地纺出棉纱来养活她和三岁的儿子宝儿，对生活可以说毫无奢求，她唯一的希望大概只是养育宝儿，望子成龙吧！尤其是当宝儿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孩子稚气童真的愿望以及对妈妈至真的爱恋是怎样温暖了这位可怜妈妈的心啊！这也给单四嫂子带来多大的力量啊！“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正是有了这平常而微小的希望，才支持着这个守寡女人的悲苦的心，给她以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通过单四嫂子的生活，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笔触塑造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的形象。她喘息在残酷无道的重压下，却还能为了人间的一点温暖，而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煎熬。却不料这样一点小小的安慰也落了空，病魔和庸医夺去了宝儿的生命，也就等于夺去了这寡妇最后的希望。单四嫂子是那样的纯朴、善良、安分。宝儿是那么可爱、朝气、孝顺。在她们母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一点“分外”的要求，她只是为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整日里不停地劳动着，她们被剥削得已经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而只能通过母子之间的亲情来互相“取暖”。 单四嫂子是个丧夫的女人，她没有对社会有丝毫怨言，我想在所谓的东方文明地熏陶下，她应该已经麻木了，失去了“没有爱的悲哀”。因为在中国的古训里早已订好了律条：死了丈夫，不能另行改嫁，只能守节。所以徽州地区至今还有那么多牌坊。苦难的生活给予她的微茫的希望，只是为了养大孩子而挣扎着、奋斗着。而当这微茫的希望也幻灭了的时候，死了丈夫又死孩子的单四嫂子，只能把“无所可爱的悲哀”寄托在宝儿魂魄入梦上。鲁迅先生在描写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这样说的“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他们都聚集在这可怜的寡妇周围，但他们除去按照惯例烧纸钱、赊棺材，吞尽这寡妇仅有的一点积蓄外，谁又曾经真正给予她一点同情和温暖呢？可以说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令人窒息的。也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里所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也体现出鲁迅小说的一种创作模式——看与被看的模式。为什么封建的宗法制度可以延续那么长，我想人们的不觉悟，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互不关心，也就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宗法统治的重要支柱吧。 单四嫂子的不幸遭遇，真实地概括了封建宗法统治和礼教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先生借用一个这样平凡的故事，即广大旧中国劳动群众平凡生活的小悲剧，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那整个时代的悲苦的生活面貌。他的思想是具体地、深刻地：黑暗的宗法制度，封建的旧礼教，在奴役践踏着千百万劳动人民，连单四嫂子这样一点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愿望也残酷地剥夺了。试想等待单四嫂子的将是怎样一个“明天”呢？先生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上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自己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如果叙述出静夜中的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到自己儿子的梦，虽然增加了悲凉阴冷之感，但是会使小说更有深度。然而先生却没能这样做，这是他听了钱玄同的意见以后，用了“曲笔”的结果。因为那时的钱玄同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鲁迅先生在修改小说时便毫无顾忌地打破自己原来的构思，为的是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也同时反映了先生的“爱”的哲学。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浓重的黑暗。等待着这个可怜寡妇的，将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无尽的苦痛和悲哀、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这平凡的悲剧，也正是灾难深重的时代悲剧的缩影。所以，可以将《明天》中单四嫂子形象概括为体现了先生对女性“爱”的特点。即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二、 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 鲁迅说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现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惑。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祝福》里的祥林嫂形象是运用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创作方法。作者这样创作的目的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先生写小说的动机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将下层社会民众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显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所以鲁迅先生要用小说强调和放大的思想，要开拓的知识，焦点在于“旧社会的病根”，然后“设法加以疗伤”。可以说这些都可以在《祝福》深深地体会出来。而其中焦点不言自明——祥林嫂。《祝福》的情节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这儿就不加以赘述。我们来看看作者写《祝福》时候的社会时代的背景，当时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大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到来。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使鲁迅不断地加强了对真理的求索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并开始接触各种思潮。他从同情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展到对妇女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这是他向封建旧势力战斗，为新事物“呐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收在《彷徨》里的第一篇小说《祝福》则是对那个黑暗社会的轰炸。应该也是《祝福》思想性深刻的一个原因吧。鲁迅先生看到了在旧社会的下层女性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节烈观，因为她们对节烈观看得很重，甚至把它奉为圭臬。在封建时代节烈观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派生物，先生通过这看到了更深层次的男权中心文化，揭露了节烈的腐朽和残酷，也就通过这一窗口看到了整个男权中心文化奴役、压迫妇女的本质，从而达到对女性启蒙的目的。同时，先生又为女性觉醒和解放想出了一条道路，即实现女性“人之自觉”。只有女性自身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弱点，才能有所醒悟，也从而打破圭臬实现自由。 《祝福》写的深刻处，应该就在于它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更充分更集中地表现了封建宗法统治，如何用它的黑暗触角时时处处给祥林嫂以残酷的打击，使她无可逃避地步步被逼向死亡的陷阱。威压着祥林嫂命运的，不只是鲁四老爷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它的统治支配着政治、经济以及宗族、宗教和道德的一切方面，象一张无形的黑网笼罩着祥林嫂。但是，渗透着作者冷隽的笔调的，又是怎样难以忍受的愤怒和悲哀啊！冷酷、令人窒息的冷酷，不断挤压着祥林嫂，使她无可逃避，更无法逃避死亡的结局。《祝福》的开端写了“送灶”，结尾写了“祝福”之夜。那是作者刻意安排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喜庆景象。纷飞的瑞雪，连绵不断的鞭炮声，“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但就在这喜庆的祝福之夜的纷纷拥抱中，勤劳的一生的祥林嫂却死于灾难深重的饥寒交迫与惨烈的精神戕害。这就是“天地圣众”所给予她的“无限的幸福”！祥林嫂死了，那她是否就解脱了呢？我想那个惟求做稳奴隶的祥林嫂，在受尽肉体的压榨摧残，精神受尽嘲弄凌辱后，最后还必须怀着深沉的恐惧走向死亡。对她来说，死亡不是长期痛苦生活的解脱，而是另一种更痛苦的生活的开始（到阴间去承受锯刑）。鲁迅先生在表现农村妇女所受压迫的痛苦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深度，至今也少有人超越。祥林嫂的形象也成为一个艺术的典型。整篇小说充满了对全部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烈火般的仇恨，同时也充满了与封建宗法制度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彻底的决裂的精神。 《祝福》中的祥林嫂受到的“关心”来自于柳妈等一系列同属于贫下低贱的劳动妇女，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又是什么？她们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从而产生了冷漠的恶性心理，在强者面前被抑止了的感情蓄积为对弱者的无情精神摧残作了准备，从而得到向弱者身上进行毫无遮拦的宣泄。她们的这种精神病态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带有极大的浅薄性、冷酷性。她们中有的是痛苦麻木的自守，极端冷漠的旁观，有的则是无情的精神摧残和怨毒之气的宣泄。可以说这些弱者在自觉不自觉中肯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信条。而鲁迅先生对这种人物心理的把握是透彻和深刻的，他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严峻的。对一个无呼唤余地、无反攻能力的祥林嫂来说，这只能是一种伤感而无法申诉的悲剧。先生运用的是一种冷峻的笔法进行描写而非铺排的酣畅淋漓的笔触，因为它们表现出的艺术悲剧韵味不足以传达那种在平静中吃人的现实格调。我们可以将祥林嫂形象概括为鲁迅先生对女性刻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死”——生命无辜的毁灭；有人会认为祥林嫂在死前有过对灵魂有无的怀疑，就是呈现出微弱的正转状态，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生命道路上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对在此支配的社会关系的朦胧感受，一种思想变化发展的趋势，对艺术悲剧的影响应该是微弱的。特定的时代环境决定了祥林嫂的命运悲剧，而对她的“回光返照”也正体现出鲁迅先生的一种希望吧。这在《伤逝》中有很好的体现。 三、 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她们的生命奴役残害和绝望抗争 《伤逝》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仅有的一篇以青年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小说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地为全篇定下一个“忏悔自省”的调子——“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忏悔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涓生“悔恨和悲哀”是什么？《伤逝》的内涵得到升华，是否仅仅是涓生感伤和逝去的感情呢？小说不仅歌颂了男女青年子君和涓生的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斗争，更深刻地描写了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鲁迅先生也因此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青年，特别是妇女，究竟怎样才能从旧势力压迫下得到解放？《伤逝》则成为先生的启蒙主义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种同封建家庭决绝的态度，的确是表现了“五四”前后第一代知识女性的反封建精神。女主人公子君就是发出这个勇敢的呼声，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坦然如入无人的境地，奔向她所向往的理想的爱情生活。子君也许会在其他方面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爱情问题上，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子君却是无畏而勇敢的。在涓生的记忆中，无畏的子君决不是感情轻浮的少女，她天真、善良、娴静而又纤弱。子君性格也正是由于她所处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寄居在叔父家，在城市上学。以前的她可能一直生活在威严和冷眼中，处于少女时代的子君是同样会有着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可谓是不断地新文化、新思想启蒙了她，时代更为她打开了眼界。当她第一次在生活中发现有一个相知的异性青年涓生，虽然只是一个小职员，生活艰难，但却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进步的思想，为她揭开了新生活的帷幕。向她表达了挚爱真情，所以她被感动了并倾心于他，愿意和他携手同行，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可以说当时支持子君的理想是“爱”，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是涓生的爱给了她生活的勇气，使她不顾一切地反抗旧社会的伦理教条。涓生是一位首先接受了新思想而觉醒的青年，他启发和关爱着子君。但同时他也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五四”风暴中追求个性解放的信条之一就是自由之身，谁也没有干涉自我的权利。 子君对未来美好梦幻激励着她为摆脱封建束缚进行了无畏的斗争。但在当时封建势力还很猖獗的社会里，子君比之涓生会有更多的先天弱点，因为她的社会接触不多，她的知识面也不广，但是在她身上值得肯定的是她对新知识、自由美好的渴望和憧憬。我们应该清楚，爱情不是抽象的东西，人也不能生活在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中，更不能生活在抽象的爱里。我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生活艺术化，而艺术也要生活化。所以生存的环境对她们的婚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也必须面对这残酷险诈的人间简单的家具，已经用去了涓生筹来的款子的一大半，而子君也卖掉了她仅有的金戒指和耳环，为他们共同的家加入了一点股份。但最终的结局是涓生被辞退了。共同的生活使他们有充分相对的时间，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又是沉默……。而子君在新的生活中只能忙于家务，生炉子，煮饭做菜，喂狗养鸡，每每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前额上，手也开始粗糙起来。因为忙，所以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是读书和散步。这也最终造成了他们无爱的结局。也为最后涓生说出他们之间无爱埋下的深沉的隐患。涓生说：“不过三个星期”。就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似乎对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失去之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了，即所谓真的隔膜了。作者则说出解决的方法“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涓生与子君是太缺乏生活的经济支柱，从而也使彼此爱的理想的斑斓色彩在不断剥落。涓生对子君的热情也在冷却，而对于子君来说，这新的生活又何尝不使她感到困惑，她只得强颜欢笑，操劳家务，目的只是为了分担一下涓生的辛苦，为这个共同的家努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从这一层面看，子君并没有变。唯一产生变化大概是涓生对幸福的需要观的扩大。因为按照涓生的愿望只是让子君能陪他一起读书、一同散步和聊天，总起来是要生活高雅一点，安闲一点。我想就算他们在经济上完全可以满足这种生活。结局大概也只是“一只新笼子”，生活大概也只能模式化、固定化。他们的理想化的爱也不会有“时时地更新、生长、创造”。这种生活方式只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向往。于是，本来以为完全互相了解的子君和涓生，现在却疏远隔膜起来，相对彼此的爱已经成了彼此之间的精神负担，所以涓生已经动摇：“我老实说罢；我已经不爱你了！但对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他放弃了子君，因为在他心中认为子君应该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隔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子君是完全无力承受突然来自爱情的打击，她陷入了恐怖之中，离开涓生之后，毫无生存能力的她只能回到旧家庭中，并终于“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威严和冷眼里”。这一结局是悲剧性的，鲁迅先生对此表示了无限的惋惜和沉痛。涓生陷入良心的谴责和痛苦的忏悔之中“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卸给她了。”“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一切，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真实，又是一个多么卑怯的真实。作为生者的涓生就必须还要生活下去，所以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先生赋予其新的生命希望。“如果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乞求她的饶恕”，“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求她宽容，或使她快意……。”正是这一切，给涓生带来了新的启示和觉悟——“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也反映出先生反抗绝望的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伤逝》的子君的形象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女性描写的另外一个特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的奴役残害的绝望的抗争。 综观先生的全部小说作品创作，即也就是上文借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三位女性形象来体现出这三方面的特点。当然，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形象刻画之中，但我们可以看出先生是有侧重地加以描写的。我们在阅读先生的作品时也同样应该仔细地体会和把握，先生告诉我们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有弊端的，而我们只有正视这一现实的生存状态，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与追求，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话”的实现上。 著名学者钱理群说：“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是很难读懂鲁迅；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才有可能会理会鲁迅的思想。”我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先生曾说：“写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我们可以认识到先生写小说上有自己的功利目的的，是要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这社会，而且把文学和人生的改良和健全发展联系起来，在《呐喊》《彷徨》中，鲁迅实际上写了两种人物类型：即前面所说的下层农民的灵魂和知识分子的灵魂。可以说先生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深入是与自己的血肉相融的，如上面《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相对来说先生对诸如杨二嫂、单四嫂子、祥林嫂的命运是关切和同情的，重在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在她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以引起广大民众的觉醒，他是带着责任感去描写她们的处境，着重暴露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他逼着读者一起来正视人性的卑劣，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先生最终为女性的人身解放指出一条道路那就是绝望的反抗，是对于社会、对于自身、对自己的一个反抗。希望无所谓有无，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正视它并且时刻去追求。“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的前方是路需要自己去踏过，鲁迅先生作品的深度就在于他能够穿透现实的黑暗去开掘、体验更内在的更深的被遮蔽的黑暗，进入精神的层面，有的作品还进入了生命存在的本体，即超越他的经验来成就一种存在的追问。 四、 结论 鲁迅先生小说的内涵是丰富的，不是从一种角度就能阐述清楚的，所以我们思考先生的作品和提出我们的问题时应该加以审慎的解读和分析，因为现代小说在先生的笔下得以产生并且完善，可见先生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超越性，是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深化的。先生曾在《野草》的题词中写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先生所有的作品中亦透露先生的沉默世界，对中国普通贫民妇女的刻画则是先生对当时黑暗社会对普通平民的残害和压迫的控诉，普通大众的生活尚且如此不堪，更何况是那些没有地位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呢？先生描绘的女性形象深刻而难忘，先生抓住了她们的生活细节，用自然平实的语言白描了一个又一个典型而可悲的劳动妇女。参考文献：① 陈漱渝著.鲁迅风波[M]． 大众文艺出版社② 《与鲁迅相遇》 钱理群 著 三联书店③ 《林贤治评注鲁迅选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④ 《鲁迅作品十五讲》 钱理群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⑤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 吴中杰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⑥ 《鲁迅其书》 张杰 杨燕丽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钱理群 温儒敏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⑧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上册 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⑨ 《鲁迅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鸦片战争发生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6月,史学家们将这一事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然而我们要如何写有关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摘 要】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叩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同时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中国落后的农业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洋务活动的展开，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化工厂的建立，农民运动的此起彼伏，对旧社会旧思想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儒家思想体系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思想被“夷狄”的坚船利炮击碎，有识之士开始了自我反思的道路。从经世致用思潮到开眼看世界，再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饱学的进步之士的思想逐渐转变，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化等各方面发起了变革。本文研究浅析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目的在于试图通过对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分析，了解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鸦片战争的影响造成的转变及原因，并对此做一个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文化;影响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十分繁荣，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环境下，社会风气逐渐走向奢侈糜乱，光鲜之下矛盾暗长。清王朝统治者在落后的封建观念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与外界沟通的封闭状态，国家发展陷入停顿，逐渐由盛转衰。而当清王朝逐渐走入没落之时，欧洲各国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逐渐完成了资本主机原始积累，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具备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它们逐渐把目光瞄准了中国。
一、鸦片战争概述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并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极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抵御贸易的入超，妄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大发鸦片财。中国方面白银大量外流，人民饱受鸦片摧残，精神和健康受到严重伤害。道光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集中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出兵，但清政府并未在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导致当英军来袭之时清军变一触即溃。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积极抗英，涌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等反侵略斗争，充分展现了人民对侵略活动斗争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收场，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的变迁
中国的文明诞生极早，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边国家中，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边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终也会将之同化化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了周边国家，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中国自古养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的观念而非国家观，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视周边的民族皆为蛮夷，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书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我们能看到这时国人已视自己置身所在即为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周围的蛮夷国家都应该向中国称臣纳贡。在“天朝上国”的骄傲自满中中国对所谓的“洋夷”不屑一顾，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满被带到了鸦片战争之中，清政府认为英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甚至当时有的官员向皇帝献策称洋人的腿是不会奔跑的，因此对付他们只需要用竹竿将他们击倒。直到经历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时人才认识到清朝“天朝上国”不过是自己编制的美梦，被认为野蛮未开化的夷人已经将自己超越。少数的饱学有识之士开始了自强的道路。从“经世致用”到“开眼看世界”，从“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天下”的观念向“世界”的观念逐渐转变。所以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以“国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称的观念才逐渐形成。
(二)现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还是中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条件。其中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萌芽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务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洋务学堂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留学教育把学生送往欧洲接受先进教育，翻译西方的优秀著作传播西方先进知识。洋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国的教育由传统的模式向着现代化模式转变，这是对旧中国已经无法满足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
洋务派的洋务学堂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务学堂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领地，为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中国教育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国近代首次教育价值与道路选择，洋务学堂以缩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它的办学得失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进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等。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失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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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张静.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J].历史教学，2012(13)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真天真。这和打劫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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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鸦片战争至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本卷论述的是自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80 年的历史，为近代前编。在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目前尚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不少著述的下限断于1919 年五四运动，此前为中国近代史，此后为中国现代史。但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至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因为在1949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本卷采取后一种意见，即以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前后编的划分，而不是近现代的划分。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也由于清皇朝的腐败，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近代的历史，是灾难深重的屈辱历史，也是英勇抗争和不断探索的历史。独立、民主、富强和统一，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近代中国人，从林则徐禁烟、抗英，太平天国起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护法运动，等等，都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他们都为此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地位。因而在五四运动后，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社会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除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外，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这是鸦片战争以前所没有的。到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很缓慢的，很微弱的。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到1920 年仅为％，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却占％。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压迫、掠夺的结果。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反动派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保持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成长，必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要求。反映这种要求的，一是戊戌变法运动，一是辛亥革命。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尤其是新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与传统历史循环论、纲常名教等相对立的，是进化论、民权、自由、平等等思想的传播。“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以及“史界革命”等相继提出，使文艺、史学出现了新气象。废科举，办学堂，出国留学，教育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形成了高潮。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觉得我现在直接给您答案对你有所不利，更重要的是让你也知道如何去分析，如何来解决这种范围比较大的题。“中国近现代史80年的得与失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事件，概述这段时间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对中国的影响！”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断时间中国的改革（革命）有哪些，这就是我们首先要下手的，然后这些改革和革命的影响进行分析，当然分析影响要从两个范围，一是有利的影响，二是不利的影响。这些影响概述在一起就是得和失。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具体来一步一步分析。一、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改革（革命）。1、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兴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2、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政府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兴起了洋务运动3、甲午中日战争后，洋务运动失败，又掀起了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4、1911年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在这个时期主要就是这些历史事件二、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1、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1）有利方面：太平天国历时14年，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 由于清廷倚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平乱有功，逼使清廷更加重用汉人，汉人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 清廷曾借助外国人镇压太平军，因而产生效法西方，推行改革的想法，促成后来“洋务”改革的出现。 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宣扬了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对日后的反清革命有一定的影响。 太平军在江南征战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避难，促进了上海的发展。 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水平，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并对亚非人民的反殖民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体现了时代新特点。 （2）、不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在当时许多人民受其压迫。 倡导社会改革---太平天国主张土地公有,财产平均分配;又提倡男女平等,破除社会陋习.其倡导的社会改革,对日后的中国有一定的影响. 播下革命种子---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它所宣扬的反清思想已经广传民间,播下了日后反清革命的种子. 汉人势力抬头---清廷依靠汉人曾国藩,李鸿章等平定太平天国,他们都被封为地方总督或巡抚,自此汉人势力上升,逐渐掌握了地方实权. （）2、洋务运动（1）有利方面：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2）、不利方面：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政府的统治3、戊戌变法（1）有利方面：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2）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4、辛亥革命（1）、辛亥革命被中国共孙中山像集(16张)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2）、“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 三、理清思路，重新归纳从这些有利的影响来说，是由最开始的农民起义，（封建性质的起义）到清朝自身的救国，再到戊戌变法寻求改革过度到资本主义，在到最后的通过革命过度到资本主义。这个线索，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大地主——改良派——革命派。这就是我们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的进步，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度，就是我们的最大的收获（得）虽然有很大进步，但我们还是发现到辛亥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我们，依然过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在这个探索阶段失去的生命，时间这些都永远都欠历史的。但，这些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石，因为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正真救了中国，救了中国人民，失人民真正成为主人。（这句话我有点反感，但文章估计还是要的就是这句话，中共90年来了，要你们写这样的文章无非就是说到中共）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希望您能正真体会理解这样的思路
中国近代史论文2008-12-23 11:25《“回眸”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