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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孤愤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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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孤愤研究论文

韩非子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 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司马迁在《史记·韩非列传》中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这说明《韩非子》确系韩非所著。《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与今本《韩非子》55篇相同。《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著录《韩子》20卷,这说明《韩非子》从先秦流传到现在,都没有佚失现象,这在先秦哲学典籍中,是不多见的。《韩非子》本名《韩子》,后因唐代韩愈的名气越来越大,后人为了加以区别,故改名《韩非子》。 有关《韩非子》各篇的真伪问题,学术界也曾有过争论,有的认为书中多数篇不可信,有的认为书中只有少数篇不可信。如容肇祖从考察思想入手,断定只有《五蠹》、《显学》、《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心度》、《难一》8篇为韩非所作,18篇为别家之言,24篇不能断定。梁启雄从考察思想和文字入手,断定只有《十过》、《用人》、《安危》、《功名》、《忠孝》、《大体》、《守道》、《观行》、《制分》是伪作。刘汝霖认为《初见秦》、《存韩》、《难言》、《有度》、《十过》、《饰邪》6篇是伪作。我们认为,《韩非子》一书基本是韩非的作品,也不排除个别篇掺入了别人的东西,这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主要反映在《难势》、《难三》、《定法》、《扬权》、《有度》等篇中。在韩非看来,商鞅治秦只讲"法",不讲"术";申不害只讲"术",不擅"法";慎到片面强调"势",这都是不全面的,"皆未尽善也"。只有把"法"、"术"、"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切实可行的。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定法》)"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在"法"、"术"、"势"三者之间,"法"是根本,"势"是基本前提,"术"是执行"法"的必要方法。他列举"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说明"势"的重要,又列举"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功,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不能治三家"作例子,说明"法"的重要,"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相辅为用。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两篇中。 韩非借解释道家《老子》一书,对《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赋予了客观物质性的内容。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解老》)在这里,韩非又第一次提出了"理"的概念范畴。"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这就是说,"道"是万物的总规律,"理"是区别各种事物的特殊规律。 "道"是"理"的依据,"理"是"道"的体现。各种事物所以客观存在,都是由它的特殊规律即"理"决定的,而各种事物的特殊规律即"理"又必然受总规律即"道"的支配。各种特殊规律即"理"的总和,就构成了总规律的"道"。 韩非对《老子》的"德"也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他说: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 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德是事物内在的本质,事物内在的本质决定了事物的性质。所以韩非又说:"身以积精为德,家以资财为德,乡国天下皆以民为德。" (《解老》)在"道"和"德"的关系问题上,韩非主张"德"是"道"的功效。他说:"道有积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同上)道是根本的,德是道的功效,两者不能割裂。韩非对道和德的解释,涉及到了一般和特殊这对哲学范畴,它标志着人们的抽象思维水平又有了飞跃,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在认识论方面,韩非受荀况的影响最大。他认为,人们的认识都必须依赖于感觉器官,人的眼睛能看东西,耳朵能听声音,心能思考问题,这都是人具有的自然属性,所以他称之谓"天明"、"天聪"、"天智"。他说:"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智失别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盲则不能避昼日之险,聋则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人的感觉和思维器官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认识方法上,韩非主张"去喜去恶",切忌主观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左右人们的认识。他说:"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合。" (《扬权》)在检验认识标准上,韩非提出了"参验"的方法。 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 韩非所说的"参验",就是对各种情况在进行排列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然后检查验证认识的正确与否。他认为只有按认识的规律办事,才能"得事理则必成功"。反之,就是主观的妄想和臆测,他称之谓"前识"。他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喻老》)妄意度就必然失败。韩非的认识论,虽然还属于朴素唯物论的范畴,但它的理论思维水平,无疑是先秦思想家最高的。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虽然韩非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当然,韩非的矛盾学说,也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韩非对矛盾的转化条件,也作了辩证的解释。如国家的强弱,他认为关键是实行不实行法治。"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又如祸福的转化条件,他认为关键是"行端直"和"骄心生"这两个条件。"行端直",则祸能转化为福;"骄心生",则福能转化为锅。他还以水火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水本来是能够克火的,但若把水盛在锅里,火就可以反过来克水,把水烧干,这是因为条件不同的缘故。韩非又用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解释历史现象,形成了他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用"守株待兔"这个寓言故事,猛烈抨击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为推行他的革新变法主张寻找理论根据。当时,韩非的历史观还有不少缺陷,本质上还是唯心主义的。 《初见秦》、《存韩》是韩非的上秦王书。《难言》、《说难》、《孤愤》是韩非被囚禁秦国时写的,借以抒发自己的孤独愤闷心情。《五蠹》、《八奸》、《奸劫弑臣》、《六反》,重点揭露奸臣、儒生、侠客、纵横家和商人对国家的危害,必须对他们依法加以治理。以上都反映了韩非的政治思想。《显学》篇,是韩非对儒、墨两大学派的学术批判,重点是批判儒家学派,为推行法治理论扫清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画鬼最易"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战国策卷一 东周 战国策卷二 西周 战国策卷三 秦一 战国策卷四 秦二 战国策卷五 秦三 战国策卷六 秦四 战国策卷七 秦五 战国策卷八 齐一 战国策卷九 齐二 战国策卷十 齐三 战国策卷十一 齐四 战国策卷十二 齐五 战国策卷十三 齐六 战国策卷十四 楚一 战国策卷十五 楚二 战国策卷十六 楚三 战国策卷十七 楚四 战国策卷十八 赵一 战国策卷十九 赵二 战国策卷二十 赵三 战国策卷二十一 赵四 战国策卷二十二 魏一 战国策卷二十三 魏二 战国策卷二十四 魏三 战国策卷二十五 魏四 战国策卷二十六 韩一 战国策卷二十七 韩二 战国策卷二十八 韩三 战国策卷二十九 燕一 战国策卷三十 燕二 战国策卷三十一 燕三 战国策卷三十二 宋卫 战国策卷三十三 中山 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知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宋时已有缺佚,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原师道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本书内容相似。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研究论文综述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是制约个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阻力。韩非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后来秦王嬴政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了得到韩非就发兵攻韩,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到了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把韩非投入狱中,不久韩非就在狱中被毒死了。 韩非认为,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过时了,统治者要从人自私的本性出发寻求新的治国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张用法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申不害重“术”,推崇循名责实,以各种秘密的手段驾驭群臣,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势”,主张君尊臣卑,上下有别,令行禁止。韩非将这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道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 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罚明威,就是一定要惩罚那些犯错误的人来树立威信;(3)信赏尽能,在奖励方面一定要守信用,鼓励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4)一听责下,就是一一听取臣下的意见然后进行评判;(5)疑诏诡使,就是指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让他们长期在自己身边工作,但是不给他们任务,别人感觉这些人是受了秘密指令,所以做坏事的人就会害怕,心里疑心不敢胆大妄为;(6)挟知而问,这是考察下属忠诚度的有效手段,就是用已经知道的事情来询问下属,看看下属怎么说,用以对照核查下属的态度,从而举一反三地了解许多隐情;(7)倒言反听,就是本来想说一件事情,但却说一个与本意相反的事情,以获得下属的真实态度。 五是在管理过程中,韩非子强调要防微杜渐,从细节上消除消极因素。《内储说》中提出了要查“六微”。管理中有六种微妙而隐蔽的情况:(1)“权借在下”,要防止权力分散和被架空,核心权是不可以借给别人的,它是领导者的专利。(2)“利异外借”,就是防备内外勾结,组织内的人由于和领导利益不同会借助外力来削弱和反对上级的领导。(3)“托于似类”,这是一种用相关的事情欺上级、掩盖事实真相以达到个人私欲的手段,必须要加以防范。韩非子讲了一个齐国的故事,齐国的大夫夷射陪齐王喝酒,醉了之后坐在门廊上,守门人请他赏一点剩下的酒,结果被拒绝了。夷射走后,这个守门人就在门廊下泼了一点水。第二天,齐王出门后看到水,愤怒地问:“谁把尿尿到这里。”守门人回答说:“没见谁,可是中大夫夷射昨天喝醉了酒曾在这里站过一会。”齐王就把夷射给杀了。这是典型的小人栽赃陷害的例证,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明查。(4)“利害相反”,就是利和害总是同时出现,有利必有害,有害必有利,所以若国家受害就要看谁从中得到了好处,如果下属受害也要看谁从中得到了好处,通过这种审查利害就会找到事情的前因后果,找到处理事情的关键所在。(5)“参疑内争”,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臣下争权夺利是产生变乱的根源,领导者对此要给予关注和控制。(6)“乱国废置”,敌对国家插手本国重要人员的任免这一点要极力避免,一旦中了圈套,后果不堪设想。

法家思想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治国之道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法家提出了新的治国之道,如上所述,他们自以为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照他们所说,第一个必要的步骤是立法。韩非写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通过这些法,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法一经公布,君主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因为他有势,可以惩罚违法的人,奖赏守法的人。这样办,就能够成功地统治百姓,不论有多少百姓都行。关于这一点,韩非写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君主就这样用法用势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来统治。

作者根据古今社会变迁,实际情况,阐明他所主张的法治思想是合于当时的时代要求的。韩非斥责当时的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为五蠹,因而主张养耕战之士而除五蠹之民。相传秦王见此文后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嬴政发出如此感叹一方面是由于此文切中时弊。其中所体现出的法家治国之术正是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步骤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韩非子策论文所具有的特色。法家不重文,但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国君的重视,也不能不讲求文字的表达。《史记,韩非传》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这正是适应讨论实际问题的需要而形成的特有风格。和《论语》的自然,《孟子》的生动,《墨子》的质朴,《庄子》的谲诡,,《老子》的玄奇,《荀子》的浑厚都不相同,韩非的文章有其独有的特色,那就是犀利恣肆,峭拔峻削。譬如这篇《五蠹》,文章风格就是波澜壮阔,奋扬凌厉,居高临下,语挟风霜,甚至有些危言耸听,肆意褒贬,无限上纲的意味,充分表现出法家森严冷酷,惨刻无情的性格。后人对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所体现出的文字技巧多予以肯定。如袁了凡说他“胸中如万斛泉涌,滚滚不竭,而纵横变化,无中生有,愈出愈奇。”(《韩非子迂评》)。张榜说它“圆转变化,百出不穷,而条理秩饿抽丝,文彩扶疏,气势蓬勃。”(《韩非子纂》)。孙月峰说它“议论奇,辩难透,是韩文之隽。”(姜思睿《诸子鸿藻》)还有人指出,李斯《论督责书》,晁错《论贵粟书》,扬雄《解嘲》都受其影响。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一文中有如下表述:“他(韩非子)能够以普通的常识为根据而道出人之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所以他的文章,你拿到手里,只感觉他的犀利,真是锋不可当,大有无可如何,只有投降之势了。”这种高度的赞美,固然揭示了韩非文字的特点,但未必没有夸大其辞的意味。至少“只有投降之势”在我看来就未必妥当。通读全文,我还是发现了不少有待商榷的地方的。 文章开头列叙诸代圣贤,以“守株待兔”的寓言为引证,运用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来讽刺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保守主义者,可谓开宗明义,一针见血,令人拍案叫绝。 然而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阐述“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之理的深层原因时,就露出了他的软肋。作者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这实在是个低级的错误。我们都知道,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所以人民只有通过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的方式来维持生存,直到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私有制产生以至阶级国家出现后,共同劳动和均分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而在老子看来,导致上古“大同”局面消亡的深层原因乃是人类的私心的产生。这其实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的另一种表达。而韩非子把“民争”的原因归咎于“人民众而货财寡”,这在逻辑上犯了“以现象代替本质”的错误。这一根本立足点是谬论,接下来的论证只能是一错再错了。首先,韩非子举“禹之王天下也……以民为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的例子来形容古之天子的劳苦,是犯了个时间错误。“股无完胈,胫不生毛“形容的是大禹治水时的辛劳,而不是成为人主王天下后的劳苦,此其一也,接着,韩非子又说“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众所周知,尧舜禹等上古诸王乃是神话人物,其真实性仍待考。而禅让制作为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后期的一项政治制度,有其合理性与固定性,并非是人主个人意愿所能左右的。故何来“轻辞”一说?即便不是不得已而舍之也至少是“任届期满,吐故纳新”此其二也。最后韩非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财多财寡之说已是大谬。无论从总体水平还是人均财产上来看,相信谁也不会接受“原始社会的财产比封建社会的多”的观点吧?而说古时天子势薄亦是无稽之谈,难道大禹因为一点小过失就杀防风氏是势薄的表现吗?说到古时天子之位势薄权轻财寡劳苦,试问夏启又为何为了继承这个苦差事而杀死伯益呢?这不是“重争”又是什么?此其三也。有此三谬,即使得出“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著名论断,其论证体系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能说是诡辩。韩非子如此聪明的人怎会看不出其中的漏洞呢?只是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要极力维护君王权职和国家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对于私有制产生的直接表征——国家,他更是要极力维护其地位,以防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深入人心。因此他矫枉过正,一方面回避了生产力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恣意浯笤�忌缁崛酥髦�晾停�嗣裰�蛔悖�郧苛业南质刀员茸�贫琳呤酉摺#�眯目晌搅伎啵�址�阉蹈呙鳌? 接下来的一处论断,韩非子采用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策论文惯用手法。但得出的结论,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他引用周文王怀西戎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却亡国的例子说明“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这是何等的片面。秦王采用这样片面的观点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贾谊《过秦论》中提到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接下来“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一句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行仁义而战败,形容宋襄公或许还有几分神似,但亦不至于亡国,而春秋五霸之中,又有哪位是取暴政而强国的?至于辩智而国削一句,相信鲁仲连,烛之舞诸位亦不会同意。抑儒重法,轻言谈而尚刑名本来就无可厚非,只是偏激片面到这样的程度,只怕要贻笑大方。 策论文一向注重逻辑的严密。韩非引仓颉造“公”“私”两字为例,说明“不相容之事,不两立”的道理。受时代局限,韩非子还未听说过“双赢”这个词倒还无可厚非,只是他过分强调仁义与法制的对立的做法,笔者亦不敢恭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直至今日仍是个探讨中的问题,而韩非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武断地下了结论“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进而为了突出法治甚至要求秦王实行“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的“愚民政策”,指导君王玩弄政治手腕的技巧可谓登峰造极。只是历代仁政政治并行不悖的范例数见不鲜。就举秦朝之后的汉朝来说,刘邦崛起之时为收买人心,自然要在进入秦都咸阳时昭显其仁义,故废除严刑峻法。但也不可全无法治,故“约法三章”。而文帝为缇萦救父的孝心所感动,体现的是仁义,但也并未因此废除刑罚,而只是改为处以稍轻的杖击。两者都被后世传为美谈。汉初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黄老学说治国,是一种仁政的体现,但这并不妨碍出现张汤,主父偃之类的酷吏。而董仲舒强调“君权神授”,独尊儒术,更是儒家仁政与法家中央集权制的集中体现。在仁政,法治结合之下,产生的是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不知韩非子若是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或许韩非子在当时乱世渴求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是需要有这样的魄力抑儒尊法的,但如果这是导致后来秦朝暴政的直接原因,那他也是难辞其咎的。 笔者还想谈一点的是韩非子文末的重农抑商思想。这一观点早有法家先驱管子,申不害等人提出,论证过,本已无甚新意,只是韩非最终列出的五蠹仍让我有齿冷之感。一方面,我认为韩非打击面过大,没必要因为强调自己的观点而将儒家,纵横家,游侠(墨家的支派),国君近臣,商工之民一网打尽。这未必会让国家更加强大,反而可能使国家陷入落后愚氓的境地。特别当国君是个昏君的时候。另一方面,从个人处世上来说,这样的结尾容易广树仇敌。或许最后韩非遭李斯,姚贾陷害至死和他耿直不知圆通的处世态度不无关系。《战国策,秦策五》中有姚贾谮杀韩非的描写,《史记,老庄申不害列传》中亦有太史公对李斯陷害韩非的述评,这里就不作深入探讨了。 综观全文,《五蠹》结构严密复杂,文风犀利恣肆,辩说剔抉精微,虽有上文所述瑕疵,但仅就文章而言,还是不可多得之佳作。论证上的缺疏恰如乱弹琵琶,虽不循章法,亦铿锵夺人。

关键词:韩非子;管理思想;法治 尽管韩非子生活的时代距今已两千多年,但是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瑰宝,韩非子的管理思想详细地记录在《韩非子》一书中。全书围绕君主如何治理国家这个主题展开,从“御人之道”、“为君之道”、“治世之道”三个方面详细论述君主如何获得政治权力,并运用权力实现政治权利以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他的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完备性,理论的科学性,实践的可行性,对后世影响颇深。 韩非子虽然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他并不赞成君主将所有的权力都攥在自己手中,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靠自己一个人来处理。韩非子指出“ 人主之道,进退以为宝 ”, 即明君只需掌控全局拥有国家事务最终决定权,不必事必躬亲,只需将其他的事情都交由臣下进行处理。 那么 如何驾驭臣下,做到知人善任则是君主的必修之课。 《韩非子》中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君主的“御人之道”。 第一,人才的选拔。 用人是一件大事,不能用错了。选拔人才之前应该进行考察,君主尤其应识别人才与庸才,勿把庸才当人才。他认为“官之失能者,其国乱。”因而他一再强调“ 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 ”。但韩非子对于人才的选拔是有其特殊标准,有两种人他认为不可以任用。如豫让之流,这种人虽然忠心耿耿,听话卖力,但只是一些亡命之徒,不懂治国之道,没有管理才能,人主是不可以任用他们的。另一种如伯夷、叔齐之类,这些人虽然颇有才德,但过于清高,不听调遣,而且不计个人利害,赏罚措施对他们不起作用,人主也不可以任用他们。人主应该任用像商鞍、管仲、伊尹那样的人,他们既“ 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 ”,而又能“ 适当世明主之意✿ ”。其次,选拔人才应坚持 “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 ” 的准则。换言之,选人的时候要尽其所长,避其不足,只有把人才安放在与其能力相应的、合适的位置上,量才授职,管理才能井然有序,君主也就能“无为而治”。 第二,管理人才的原则。 一方面,君主应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惕,防止“ 擅臣之主 ”。因为“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 ;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徒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徒其威而倾其国。”要避免出现 诸侯太强、群臣太富 的局面就必须做到 “身贵、位尊、威重、势隆” ,这四种美好的东西,不借助于外界,不求助于别人,只要处理恰当就能制于人而不受制于人。另一方面,君主任用臣下要做到 专职专任 。韩非子在《难一》中明确提出“明主之道: 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一人多职多事必然精力分散顾此失彼,事情反而得不到有效解决,最主要的是担心下属权力过大,削弱了君主的权力。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得埋葬这就是臣下做大最真实的教训。同时,明君治理国家要始终保持对臣下的控制, 杜绝臣下结党营私 。不除掉朋党,他们将越聚越多。臣下一旦联群结党就会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而君主将受蒙蔽,国家存亡受威胁。明君防范臣下结党营私就要坚持“ 越官责死,不当责罪 ”的原则,只要臣下出现越位就处死,言行不一就治罪,在这种威势下群臣就不可能结党营私了。 最后,明君 应重视对下级的监督考察 。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臣下肯定会使用一些不合常理的手段为自己谋取更多的权力。通过“ 吹捧请托 ”得到更高的官位爵禄;通过违法专权建立自己的威势;通过假借忠信之名逃脱法禁。韩非子的思想在秦始皇手中得到有效运用,秦一统天下之后建立了比较 健全的监察制度 来约束臣子,抑制腐败。监察方法主要包括派人暗中监视、准许下级告发上级、不断调换各级官吏的职务、不许私设小朝廷、禁止结党拉派等。 韩非子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认为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在他看来能为君者必非凡人,所以君主必须掌握高超的领导艺术,要能人之不能。 君主首先应 心胸宽广 ,正如《韩非子・大体》中所述“故 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 ”。作为君主每天必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而事有好坏,人有良莠。听到的可能都是不好的事、棘手的事;见到的人是些“怪人”“偏才”甚至还有让君主下不了台或是让君主深恶痛绝之人。面对这些纷繁复杂好坏参半的人情世故,君主的 心胸要像天地一样宽广,包容万物;要像山海一样“不立好恶”“不择小助” 。一切要从大局出发, 只要对国家有用的、有利的人和事都必须接受 ,君主方能纳百川成伟业。 其次,韩非子极力推崇 “以法治国” 。刑罚严厉,民众就服从法令,奸邪就无从产生。一国之君首当其冲应该 以身作为带头守法,刚正不阿严格执法 ,做好榜样作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 不躬不亲,庶民不信 ”。君主高高在上拥有特权,可以逍遥法律之外,那么民众心里就会认为法律是个摆设,不足畏惧,最终导致国家秩序混乱甚至国破人亡。韩非子用齐王穿紫色衣服的事例来彰显君主的榜样示范作用的重要性,君主以自身为表率,带动民众共同守法遵法维护国家秩序,不仅赢得民众的信任且可以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韩非子在强调法律重要性的同时也认为 “民心”可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通过齐景公和晏子讨论如何拥有广大宏阔雄伟壮观的国都问题的故事来表达:“ 若君欲夺之,则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缓其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不足,民将归君 ,则虽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的思想,即“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的治国理念。君主希望下属忠于自己赢得“民心”,君主就必须具备人格魅力。君主的人格魅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 也就是说 君主应深藏城府,学会掩藏情绪,控制感情。 在韩非子看来,臣下都有“媚上”的动机,一旦被臣下窥测到了君主的想法和喜好,那么臣下就会“自将雕琢”来讨好甚至迷惑君主,最终导致事情真相被掩盖甚至君主权力散失的严重后果。   第二,韩非子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 他认为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故君主必须具 有远见卓识、相机而动的能力 。时代有了发展而统治方式一成不变的,社会必然危乱;智能普遍提高而禁令规定一成不变的。国家必被削弱。所以圣人治理民众,法制和历史时期同步发展,禁令和智能水平同步变更。君主除了要具备看到事务是变化的“远见”,更应具备窥探事务发展趋势的“卓识”。千里之堤,毁于蝼蚁之穴。天下大事必定开始于微细,因此要想控制事物,就要从微细时着手,及时洞 察事务的发展方向,防微杜渐 ,在不好的事情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将其扼杀在摇篮里,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第三,君主应扮演好帅才的角色。 君主的能力有限,而国家大事无限。仅靠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胜过众人的,这是在逞匹夫之勇。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集思广益方能事半功倍。正如《韩非子・八经》所说:“ 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 。是以事至而结智,一听而公会”。君主不必事必躬亲,否则殚精竭虑。 君主的才能在于授权 ,在遵循“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的前提下将重要决定权以外的权力授予给相应的臣下,让臣下代替君主处理细小的事务。这样君主在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之间就能将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当然, 君主不是无所事事,必须勇于承担责任 。因为“明君之道,贱德贵义,下必坐上,决诚以参,听无门户,故智者不得诈欺”。承担责任是一个成熟君主个人魅力的完美体现, 不因下级犯了错误或者因自己决策失误而推诿责任 ,这样的君主不仅让下属觉得可靠有担当,而且可以提高自身的威望,更有利于激发下属为国家事业奉献终身的积极性。 第四,在《韩非子》的论述中,“言”成为沟通君主与臣下的重要媒介。 君主要有听取臣下“言”的深藏不露的技巧,并以臣子的“言”去衡量其政绩。君主如确实能洞察臣子所说的一切,那么即使打猎骑马、耽于女乐,国家还是可以存在的;不能洞察臣子所说的一切,即使节俭勤劳,布衣粗食,国家还是会灭亡。所以,对于君主而言,在与臣子的交流沟通中,如何 听取臣子的言论显得至关重要 。韩非子为君主指出了一系列听取臣下言论的注意事项和技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要 听取逆耳之忠言 ;要“ 听无门户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 听言后要用事实加以验证 ;要掩藏情绪不露声色, 虚静以听 。 韩非子着重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他认为人主控制臣民之道有三, 一为处世,二为抱法,三为用术。 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韩非所倡导的“法”是一种对任何道德水平的人都适用的强制性规范,目的在于使任何道德水平的人都安分地处于其控制之内。韩非子不赞成君主用有限的精力和智慧来管理国家大小事务,他主张 政事在四方,要事在中央 。在他的设想下君主成为最高一级的管理者,由君主实行对大臣官吏的管理,再由各级官吏实行对下属臣民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一个“ 君一吏一民”的管理系统 。可是臣下是有私心的,要实现各级政事有条不紊的进行,就必须 建立“法度 ”。他认为 法行而君不必有,臣不必劳,民怛而守法,上下无为而治天下。 君主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尽力,奸邪也不会产生;君主没有法度,臣下或是蒙蔽君主或是玩忽职守或是敷衍了事。法度的建立要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况,要考察当地的民俗风情,不能凭主观需要而设定,否则自掘坟墓。 韩非子更是开历史先河,提出了 “法不阿贵”“刑过不辟大臣” 的思想。法令不偏袒权贵,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被管理者就会心服,不会产生任何抱怨,民众就更容易统治。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全国人们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规范,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必须保持法律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但韩非子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他认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 因循守旧是没有出路的 ,所他在《韩非子・五蠹》中提出“是 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只有根据时代的变化对法度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被时代所抛弃,也才能屹立于民族之林。 君主之所以会遇到身危国死的情况,是因为 大臣过分显贵,近侍过分逞威 。所谓显贵,就是无视法令而独断专行,掌握国家大权来谋取私利。所谓逞威,就是独揽权势而为所欲为。对这两种人,不能不加以明察。马之所以能负重拉车达到远方,凭的是肌肉力量。国家的君主之所以能统治天下讨伐诸侯,凭的是威势;威势也就是君主的肌肉力量。如今大臣得势,亲信擅权,即是君主失去了威力;君主失去威力而仍能保有国家的,一千人中也没有一个。虎豹之所以能胜人以及擒拿其他各种野兽,靠的是它有尖爪利牙,假使去掉尖爪利牙,人就一定能制服它了。现在,权势正是君主的尖爪利牙,要是统治别人而丢失权势,便同虎豹去掉尖爪利牙一样。威势、权势是君主的马,明君驾驭“势”主要依靠 军事大权 。通过掌握民众的生杀大权来强制民众遵守法度自觉的维护君主权力实现国家利益。但实施“势”要靠“术”做保障,“ 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用“术”做保障控制臣下所采用的不过是 刑、德两种权柄 罢了。什么叫刑、德?回答是: 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 韩非子主张 有功必奖,有过必罚,奖罚有据 。他强调信赏必罚“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则“士民不死也。”当然,奖罚是有原则的, 奖要奖的狠,罚要罚的狠 。赏赐不当,乱臣就会要求更多。他要什么我给什么,是借给仇人斧头,无疑是自取灭亡。 韩非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 他的思想也是围绕君主权力而展开的,其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和维护封建王权的本质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民主社会的今天,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韩非子强调“以法为教”。 “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 以成文形式出现,“布之于众”,争取做到“家喻户晓”;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要学习法律。 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这种知法守法的思想,有助于国家秩序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今天我们仍应该将普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使人人都能自觉遵纪守法,不做违法的事情。  而韩非子的 “抱法”思想正是要求权力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序行使 ,只有完备的法律才能使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做到令行禁止,才能使司法部门违法必究,也才能使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特别是韩非子主张的“法不阿贵”的思想,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使得法律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维护法律的公平性而且能够赢得百姓的认同感和信赖。 我国正在经济转型期,这一时期往往是腐败产生的高发期,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是我们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事实表明,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督不到位。在两千多年韩非子就提出了“循名责实”的原则,对下级进行监督考察。具体来讲, 就是要依下属的职务去追究其应有的功效、实绩;根据下属的言论去判断他所做的事和所取得的功效是否与言行一致,根据名和事实是否相符合来确定是非。监督考察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暗中派人监督及时发现违法情况;推行天下臣民不论贵贱上下都可以告发上级,避免出现上级一手遮天的情况出现。在监督之下,能够有效的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避免徇私枉法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韩非子倡议对被管理者进行业务考核。通过考核及时发现管理者是否有“缺位”或“越位”行为,尽早的发现管理者是否有效行使权力,保证管理者依法行政、廉洁执政。通过考核及时发现管理者的功过情况,对有功者进行重赏而对有过者进行重罚,以此鼓励兢兢业业的下属继续发扬光大,警示玩忽职守的下属尽早亡羊补牢。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维护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执行法律取决于司法机关的活动,只有司法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取消凌驾于法律至上的各种特权,对干扰司法公正的一切势力绳之以法,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1]孔雁.《韩非子》管理思想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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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论文参考文献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家代表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佚”,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显学,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冷冰冰的法家思想。看透了人生的思想。

一 公元前233年初的一天晚上,秦国国君秦王政在自己的寝宫秉烛夜读,当他翻阅到刚刚送来的两册书《孤愤》、《说难》后,不禁拍案叫绝,说:“啊,寡人要是能见到此书的作者,与他畅谈,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第二天,他让人叫来当时任廷尉的李斯,让他看自己刚读过的这两册书,询问是何人所作。李斯阅后马上禀告:“此人是臣的同窗。”没想到,一心想征服天下的秦王为了得到此人竟然要下令攻打韩国,这个人就是韩非子。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出身于韩国的贵族世家,战国后期,为躲避战乱,全家迁至今驻马店市西平县酒店镇的韩棠村。然而,身为贵族的韩非子却并不是纨绔子弟,而是从小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于是,他在弱冠之年便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游历天下,最终投师于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儒家荀子。荀子名况,是战国末期赵国人,50岁时到齐国讲学,是当时齐国的学术领袖。后来,因为在齐国遭人诽谤,不得已又投奔了楚国的春申君。春申君任他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侯。春申君死后,荀况被废黜,后在兰陵安家至寿终。荀况在齐国讲学时,门徒不可胜数,其中有两位,一位是后任秦国丞相的李斯,一位就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韩非子。而在这位老师眼中,那个叫韩非子、说话有些结巴的人是他的得意门生。韩非子为人正直,又勤学不怠,因而他的老师放言“帝王之术非韩非不能大,法家之思非韩非不能广”。可荀况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这番发自心中的激赏,后来竟使这个胸怀壮志的学生落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果。 二 李斯想做官,因而师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韩非子想做官,学的同样也是帝王之术。但两个人的结果却各有不同。李丞相因干了大事而丢命,韩非子因著了文章而亡身。现在看来,不论是李斯被赵高所杀,还是韩非子被李斯所害,毕竟两人都修成正果扬名天下,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不过,韩非子被害,的确让人扼腕叹息,不知道如果他不死而被秦王所用,治国的能力是否比同乡李丞相强。但有一点,他文章中的治国之道却是李丞相所不能及的。韩非子师从荀子,学的是帝王之术,但就像他的老师写的《劝学》中所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把法术推到了一个极至。在他的著述当中,他总结了包括荀子在内的前辈法学家的思想,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明确了这种思想体系。他的《韩非子》当中,有许多篇目讲的都是帝王治天下的道理。比如他写的“六反”是论严刑峻法对于治理国家是如何重要的,他的“八经”是讲治理国家的八项纲领的,他的“主道”、“扬权”是告诉君王如何牢牢掌握大权的秘诀,“三守”是告诉君王怎样才能坐稳第一把交椅而不被人颠覆的,“亡征”是告诫君王,国家要亡就会有四十七种先兆。譬如他的“八经”,劝诫皇帝一是掌握人们好利恶害的心理,使用赏罚手段。二是集中他人的智慧作为治国策略。三是要严密提防可能引发动乱的不安定因素。四是用多种手段对群臣进行考核管理。五是劝告君王不要在自己的臣子面前轻易表露自己的喜好和态度。六是对臣子的言论加强考核检验。七是不能让当官的权势过大。八是不要让假仁假义分散了君王的威严等。再譬如他的“八奸”,讲的是导致君王大权旁落的八种奸邪手段。第一种叫“同床”,可能让君王的大权旁落。“同床”当然是指与他同床共寝的妻、妃子、宫女等,耳鬓厮磨,君王难以抵挡迷惑。第二种叫“在旁”,是说平日在君王身边服侍的近臣宦吏。他们整日和君王在一起吃喝拉撒,摸透了君王的脾气,奸臣们就会利用这些近臣宦吏在外干违法的事,并通过这些人来腐化君王。第三种叫“父兄”,是指君王的近亲们往往在朝中任重职,如果这些人被奸人利用、关键时刻出来为他们说话,就会干扰君王的决策。第四种叫“养殃”,指的是君王若喜花鸟鱼虫,那些大臣们就会利用君王的喜好,搜刮民脂民膏讨好君王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五种叫“民萌”,民萌指的是老百姓,越是奸臣越喜爱给老百姓施以小恩小惠,以换取老百姓的一片赞誉之声,蒙蔽视听,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第六种叫“流行”,指的是当时流行的舆论或社会名流的言行,以此引起君王的轻信,其结果都是用虚假的言论来欺君王。第七种叫“威强”,是指奸臣雇佣凶恶之徒在官员百姓中横行霸道,形成自己的权威,以此让人们听从他们的摆布。第八种叫“四方”,指的是借助外国的力量,一些大臣为了自己的利益动不动就把大国使者叫来,吓唬自己的君王,使其听命于自己……韩非子是学法术的,所以他十分厌恶那些儒家、孔孟的学说。他认为帝王治理国家就要求势弄权,连自己的老子、儿子都不要相信。因此,自从有了一部《韩非子》后,历代帝王都把这本书背得滚瓜烂熟,嘴上虽然天天念叨仁和德,但暗地里却处处运用韩非子的治国理论。后人评价帝王的治国之道“阳儒暗法”便是由此而出。难怪当初始皇嬴政看了韩非子的文章之后,不惜动武也要把他弄到手。三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法术家。其治国理论至今有积极意义的部分仍被后人推崇和使用。然而,韩非还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他的许多寓言故事让我们从识字起就耳熟能详,譬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滥竽充数、老马识途、曾子杀猪等。在他的《韩非子》当中,共汇集这样的寓言故事三百多则,它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瑰宝而代代相传。最为难得的是,韩非不仅给人们留下了如此多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而且又最擅长通过这些故事来述说自己的政治观点,实在是高人一等。如他要说明法术虽然重要,然而让君王知道它的重要却是非常困难的,就举卞和的例子。说楚国人卞和在深山得到一块璞玉,献给了楚厉王,楚厉王让玉工鉴定,玉工认为只是块石头。楚厉王以欺君之罪砍了卞和的左脚。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又把璞玉献给武王。武王又让玉工鉴定,说还是块石头,结果卞和连右脚也被砍掉。武王死,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在楚山下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眼里流出了血。文王得知派人去问:天下受刑之人很多,为何只有你这么悲伤。卞和说:“我并非是为双脚被砍而悲伤,而是为了宝玉被认作石头,忠实被误为欺而悲哭。”于是,文王让人加工这块璞玉,果然得到的是一块世间罕见的宝玉。再譬如,他谈到利益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卫国一对新婚夫妇在神灵前烧香祷告,求神赐福。妻子说:“求神保佑我无祸无灾,再让我老公赚100小钱。”丈夫一听忙捅了她一下:“你怎么要这么少的小钱?为何不祝福我赚个成千上万呢?”可妻子却瞪了老公一眼:“你赚钱超过100串,拿着它还不去找小老婆?”韩非子用这个故事去讲解应该得到的利益与落到敌人手中的关系,可谓精妙至极。四 韩非子是韩国的贵族,但他的富国强兵之策却像他讲述的“和氏璧”一样不被韩王所用。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写《孤愤》、著《说难》。当时,韩国有位老先生曾经劝他:“聪明之人应当善于隐藏才智,保全自身。而你现在却向国君显示你的才能,这是很危险的。难道你希望当初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的悲剧在你身上重演吗?”韩非子回答:“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但我之所以力劝国君废弃旧的礼制实行变法,是因为这么做对广大民众有利,我认为不怕昏君的迫害,只求为民众谋利,这才是聪明的行为。如果害怕祸害,只考虑个人生死,而置民众利益于不顾,那倒是十分可耻的……”韩非这样说,也想这么做,可惜,刚到秦国,正欲建宏业之时却被来自同乡和同窗李斯因妒火而伸出的黑手所害。然而,这位中国思想文化的先驱,永远是一只无法折断翅膀的大鹏,始终在我们精神的天空飞翔。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回答者:魔神VS魔神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4-26 19:39 精简版: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加强版: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韩非子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也就是韩非的作品《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 ž 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 ž 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 ž 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 ž 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 ž 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 ž 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 ž 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 ž 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 “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 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 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 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 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 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国财阀研究韩语论文

财阀,是一家族控制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或者跨国公司,本身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韩国财阀起源于朝鲜王朝末期,形成于韩国独立之后,其主要资本原始积累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从韩国政府手中接收日据时期遗留下的企业资产,另外一方面是从韩国政府手中拿到的各种政策福利和补贴。而其背后便形成了韩国广受诟病的财阀制度。

韩国财阀是以大型企业集团形式存在于韩国经济中,韩国经济是一种财阀主导型经济形态。

1、韩国大型财阀都是被创始人及其家族成员所控制。

2、韩国家族性财阀偏重于交叉持股。按历史时间分析,家族性财阀直接持股下降的幅度较间接持股下降的速度要快得多。

3、韩国家族性财阀具有数量可观的子公司。一般而言,子公司越多,说明财阀的控制力越强,其家族性特征也越明显。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需要持续不断的大量投资,创新成果也需要大型生产制造平台来消化,所以韩国财阀在这波革新浪潮又占尽优势,最终发展成今日的庞然大物。

众所周知,财阀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由于韩国财阀对韩国经济高度控制,所以民众也不可避免地被财阀绑架。

但韩国这种财阀经济模式,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由于财阀数量稀少,主要分布行业的集中,以及其内部权力架构的高度集权化,这使得韩国经济,乃至国运,都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财阀制度下财阀在韩国大行其道,道理其实很简单。韩国竞选总统,候选人需要大量资金做出宣扬,这时财阀集团就会介入,提出一定条件的帮助,当选总统后,根本不可能过河拆桥、兔死狗烹,所以必须对给那些出资的大企业予以关照。这样一来,就形成官商不分、水乳交融的局面,行贿受贿成为家常便饭。

韩国必须特赦李在镕的原因是李在镕所在的三星集团掌握着韩国政府的经济命脉,如果不释放,将得不到资金的支持,韩国的财阀在韩国相当于政府的金库,当然很牛。

韩国存在的阵痛和压力有两个:一个是领导阶级太过软弱,连民众游行都压不住;一个是韩国财阀泛滥,政府基本上被财阀所占据。

在我的印象里,韩国本身的经济,政治都跟财阀挂钩,几乎是财阀主宰控制,已经根深蒂固 ,想要拔除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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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写概要2.主题词5个3。绪论4。当今韩流现象列举5. 韩流引起的原因 韩国的娱乐业发展程度高 中国的文化市场的低迷 中国青少年对于日韩的盲目痴迷6.我对韩流的看法7.我觉得韩流未来的走向8.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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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规则 为规范我院旅游韩语专业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使学生掌握规范的论文写作要求和方法,特制定“山西旅游职业学院旅游韩语专业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规则”。学生在进行毕业论文写作时应严格遵照规则的要求,指导教师应按此规则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 1. 论文用字、编辑、打印、用纸及顺序 1.1 论文用纸、页眉 1) 论文用纸一律为A4 页眉:“旅游韩语专业毕业论文”从摘要开始到最后,在每一页的最上方, 用5号宋体,居中排列,页眉之下划1条线。 页码:宋体小五号,不加任何修饰。 2) 论文用字、编辑与打印 论文打印规格: 论文正文单面打印,为了便于装订、复制,要求每页纸的四周留有足够的空白边缘。以WORD2000为例: 页面设置数据为:上3厘米、下2厘米、左侧3厘米、右侧2厘米; 装订线 -- 1厘米;装订线位置:左 页眉 — 1厘米; 页脚 — 1厘米。 版面设置数据为:文字的行间距 — 1. 5倍 ; 公式的行间距 — 1. 5倍 字符间距 — 标准;页码数据-对称页边距。 1.2 论文顺序 论文顺序依次为封面、中文摘要、韩文摘要、目录、正文、结论、参考文献、致谢、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评语。 2.对各部分的要求分述如下: 论文字数要求: 3000—5000字 摘要与关键词 -- 요지와 키워드 1) 中文摘要与关键词:摘要是对毕业论文内容准确概括而不加注释或者评论的简短陈述,应反映论文的主要信息。摘要内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摘要一般不含图表、化学结构式和非公用的符号或者术语,如采用非标准的术语、缩写词和符号等,均应在第一次出现时给予说明。摘要篇幅以150字左右为宜。 关键词是反映毕业论文主题内容的名词,选用3~5个,每个关键词之间用逗号或者分号隔开。关键词排在摘要下方。 2) 韩文摘要与关键词 :韩文摘要中用词应准确,使用本学科通用的词汇;关键词按专业的标准术语写出;中韩文摘要的内容需一致;韩文摘要篇幅以100单词左右为宜。 目录—차례: 按照论文的章、节、附录等前后顺序,编写序号、名称和页码。目录页排在中韩文摘要之后,主体部分必须另页右面开始,全文以右页为单页页码。 正文要求: 论文正文用小4号Times New Roman。 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要实事求是,准确无误,层次分明,合乎逻辑,简练可读。 旅游韩语专业学生应根据所学专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迈开双脚,深入实习基地,进行社会调查研究这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社会的基本途径。大家只有深入到实际中去,同客观事物广泛接触,获得大量的感性材料,然后运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才能从中发现有现实意义而又适合自己研究的新课题。观点要创新:毕业论文的价值所在是其观点要创新,所以我们要求: (1)所提出的问题在本专业学科领域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际意义,并通过独立研究,提出了自己一定的认识和看法。 (2)能够以自已有力而周密的分析,澄清在某一问题上的混乱看法。虽然没有更新的见解,但能够为别人再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和方法。 (3)用较新的理论、较新的方法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际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取得一定的效果。或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数据等。 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任何创新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总是以前人的成果为基础。论文不得模糊本人与他人的工作界限,参考或引用了他人的工作界限,参考或引用了他人的学术成果或学术观点,必须给出参考文献,严禁抄袭 、占有他人的成果。 文字、图、表、公式、数字用法 论文的文字、图、表、公式、数字要求用计算机打印。版面要精心设计,合理布置。分层标题应简短明确,各层次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如“1.”“.”“.”,一般左顶格,后空一字写标题。所有文字不得涂改。 论文中的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各种计数与计量的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能简写,如1987年不能写成87年。数值的有效数字应全部写出。用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以及近两个数字并列用所表示的概数,均使用汉字数字。 前言(绪论—서론)结论—결론 正文中必须包括前言(绪论)与结论。前言(绪论)在正文的最前部,结论在正文的最后部。 前言应简要地说明毕业论文的内容、意义、目的、前人研究情况及其与本论文的关系等;前言不要与论文摘要雷同或者成为摘要的解释。 结论是毕业论文最终和总体结论,是论文的精华。要写得扼要明确,精练完整,准确适当,不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在写作格式上,每一项内容可以分条标出序号,也可以每一条单独成段,由一句话或者几句话组成,结论以文字表达为主。 参考文献 –참고문헌 为了反映毕业论文中有关内容的科学依据和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度,同时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正文之后一般要列出主要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列出的只限于那些与论文有关的、作者阅读过的、最主要的且在公开出版物上的文献或网上下载的资料。私人通信信件和未发表的著作,不宜作为参考文献列出。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时,应用方括号把引用文献的序号括起,写在引用处文字的右上角。参考文献在参考文献表中列出的顺序应按论文中引用顺序排列,序号用阿拉伯数字标注,不加任何标点符号。 如: (1)专著类的文献: [序号] 作者 . 专著名称. 版本.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参考的页码。 (2)期刊类的文献: [序号] 作者 . 文献名. 期刊名称. 年 , 月, 卷(期). 页码。 其中作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形式。当作者超过三个时,只著录前三个人,其后加“等”字即可。 致谢 -- 감사의 글 致谢是作者对他认为在论文过程中特别需要感谢的组织或者个人表示谢意的内容。 装订顺序 按以下顺序装订:封面、中文摘要、韩文摘要、目录、正文、结论、参考文献、致谢、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评语。(附:“电子文档”要求与正稿一致;文档命名格式:年级专业层次学号姓名“论文”,如:04级旅游韩语0370500XX王XX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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