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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文物在建设中的补救（目前各地建设部门与考古部门缺少沟通）城市化建设日益扩大，在开发建设中，施工单位缺乏考古常识，因此，有很多未发现遗迹极可能被永久破坏。如何补救成为焦点。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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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河姆渡人，距今7000多年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古人类。他们过定居生活，住干栏式房屋，用船、筏载人和物、浮水采集，使用刀、匕、锤、铲、矛、碗、筒、小棍、器柄、纺轮、蝶形器等木器，栽培人工水稻，家养羊、鹿、猴子等牲畜，还会挖掘水井。在河姆渡并出土了中国境内所发现最早的漆器，其陶器制作有一定的水准，最高烧成温度已达1000摄氏度左右。中文名河姆渡人亚 门脊椎动物亚门分布区域长江流域亚 目简鼻亚目门脊索动物门种智人界动物界目灵长目科人科遗 址浙江余姚市河姆渡村河姆渡遗址生活年代距今六七千年前纲哺乳纲亚 科人亚科亚 纲真兽亚纲属人简介河姆渡文化最早在1973年被发现，在1973-74和1977-78年两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河姆渡人概述距今六七千年，河姆渡一带系沼泽地，河姆渡人建造住宅时，先打下1米长木桩，木桩上架设纵横交错地龙骨(地梁)，其后于地梁上铺设10多厘米厚地板，地板上再立柱、架梁、敷橼、盖顶。地板起防湿、御虫蛇作用。其下可用来豢养家畜。地板上为起居住室。从柱子高度看，人还不能直立进出，但较巢居已大有进步。房屋规模大小及内部结构，视居住成员多寡而定，从住宅营建看，河姆渡人已较熟练地掌握伐木、加工成桩、柱、梁、板等建筑构件技术，梁柱间已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不同榫卯形式均基本符合受力要求，与晚期木构大致相同，木构件上刻有双圆、直线、斜线、植物茎叶等装饰图案。因工具限制，加工显得较粗糙。遗址还出土6支木质船桨，1支外形基本完整，轮廓清楚，分桨柄、桨叶两部分，一块原木制成，形如长柄树叶，柄上刻满线条组合图案，轻巧实用，与现代游船划桨大体接近，是目前中国已发现船桨中最古老一支。船桨及一只陶舟均证明河姆渡人已开始用船、筏载人荷物、浮水采集。第三、四文化层中还出土200多件木器，有刀、匕、锤、铲、矛、碗、筒、小棍、器柄、纺轮、蝶形器等，不少器物为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少见或未见。用于生产的占大多数，木锤系加工锤击工具，木予是狩猎扎戳武器，木碗为生活用品，木质器柄则是石器工具发挥更大效用的附属件，小木棍既是农业点穴播种工具，也是采集野生植物时挖根刨茎的采集工具，木器制作大多要经过切断、剖开、削、茬、挖凿、修磨、髹漆及火烧硬化等工序，其中碗、筒、蝶河姆渡人的生活情景干栏式房屋复原图形器制作颇精细，表面经过磨光、髹漆，出土时油光可鉴，出土的20多只木筒系用整段木材制成，形似毛竹筒，内外壁锉磨光洁、内壁还凿有一浅槽，塞以圆木饼，有的外缠藤篾，可能作敲击乐器用。第二文化层中发现木架方形井，证明河姆渡人已掌握凿井技术。众多保存完好的木器出土，为世界木器工具研究提供了实物材。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在食物方面，植物遇存有水稻的大量发现，被断定是人工栽培的水稻，此外植物残存尚有葫芦、橡子、菱角、枣子等。动物方面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河姆渡遗址(Hemud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 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基本特征和分期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分期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很不一致，所以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有的地方分早晚两期，有的分早中晚3期。有的在晚期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会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时，单独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有的则把这个阶段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的新石器时代 西亚、北非和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这里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农业和养殖业大约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前 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开始利用石斧、石锄、石耜冠、石铲、石刀等工具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濠沟，墙内有石砌的镃望塔。这在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房子一般为多间式、平顶，有的房内有牛头形塑像。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国外的石器时代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中对周围地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一是向欧洲东南部扩展。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3期，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北非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系统: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文化。在欧洲的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等地存在过前陶新石器文化。从陶器出现以后，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 (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而东欧较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流行小窝篦纹陶文化等。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亚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该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石器大多继承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传统而多细石器，同时也新出现磨制石斧和磨谷器。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大约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北亚和东北亚 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 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中南部这些地方的史前考古通常不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但若用旧大陆考古学的标准去衡量，那里也还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基本上处于新石器时代，即使已创立高度文明社会的玛雅王国(见玛雅文明)，也基本上不使用金属器。美洲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那里最先培植玉米，还有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称之为三姊妹。家畜仅有骆马一种。大洋洲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所以那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非洲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仍多打制石器，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石器时代经济区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中期约当公元前 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 ，陶器则比较发达。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见半坡文化，姜寨遗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也可不归入新石器时代)，约当前3500~前 2000年。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 ，预示着文明社会行将来临。 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卵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 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如今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河姆渡文化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如今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分期和年代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争议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参考书目: 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生产水平在人工制品上，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是斧等打猎工具，也有装饰品。多的是木器和骨器，其中发现中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其他包括木柄骨制的耕田用具耜、和刀铲等切割器具，亦有大量纺织工具。生活水平河姆渡人生活在长江流域，在浙江余姚市河姆渡村，住干栏式房屋，原因是该地温暖湿润，水网密布。主要种植水稻。
很高兴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对古蜀文化也横感兴趣，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古蜀文明的穿越小说。成都西郊金沙，这是一处面积近5平方公里的大型商周时期古蜀文化遗址，大量制作精美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和象牙等珍贵文物的出土，使一个强盛的古蜀王朝跨越了至少3000年的时空再现在人们面前。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工作站站长朱章义介绍，金沙遗址的发现，至少使成都的城市史向前推进到3000年前，这意味着成都很可能是国内唯一一个3000年来城池不变的大城市，而且在当时就已经相当发达。在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金器、玉器、象牙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象牙，总量以吨计，在全国堪称第一。这些器物，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往往代表尊贵而神圣的权力，它们的发现很可能填补有确切文字记载之前的古蜀国的空白。而在遗址中已出土的金面具、金冠带、蛙形金箔、太阳神鸟金箔等器物则显示了古蜀文明的璀璨，堪称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在临时存放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博物馆，我们还看到了大量的制作精美的玉璋、玉圭、玉凹刃凿形器等，这些玉器表面色泽艳丽，多种颜色极富层次变化，打磨得细腻规整，异常光洁，可见当时古蜀人对玉器的制作技术、工艺流程和制作工具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在金沙遗址被发现以前，人们一直相信成都平原文明的开端，始于秦国入蜀之后。朱章义形容当时的成都平原用了“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八个字。如今，从广汉三星堆到成都金沙、商业街船棺等遗址的发掘结果都雄辩地证明：在秦文明入主成都平原之前，这里早已进入了文明时代，并拥有着高度发达的不同于黄河流域诸文明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就是后来失落于历史中的古蜀文明。鱼凫鳖灵的来源和三星的神秘具有很多色彩，我建议你看一本书，叫《鱼凫王朝的兴亡》，里面关于古蜀的解说抱你满意。
在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墓葬中出土有一种镂空的两端为两叉或三叉的板样器物，多为铜质，一般称作叉形器、叉形饰、铜叉、板形器、铜饰品、三子钗、铜饰件等，对这一器物的功能用途在清代的金石学著作《金石索》中，认为是“太昊伏牺氏金币”（有图形拓本），这一认识早被抛弃。20世纪五十年代认为是文具，也有提出可能是绕线板，后来多趋于认为是贵族妇女头饰的居多，如孙机《三子钗与九子铃》中的分析，王兴之夫妇合葬墓的发掘者提出是男士服饰品。在考察魏晋南北朝出土装饰品资料时，如何认识这类器物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该器两头端为对称的三叉或两叉形，多数中间叉有小孔，外叉无孔装饰龙纹或龙头（或兽头），中间为长方形横框。横框内有些是分蓝小框，有些长方框内透雕龙纹，或为一龙，也有双龙。
一、 出土情况
在各地出土的此类器物中均是铜质。只有鄂城六朝墓中出土一件银质的（M4029 17 1），极为少见（表一）。
表一 汉晋时期墓葬出土铜叉形器一览表
续表：
以下选择几个未被破坏，保存完好的墓葬考察该器的出土情况。
（1）洛阳晋墓 HM719 出土一件铜叉形器（HM719 5），两端三叉形，中间叉端有圆孔，两侧叉端为齿状，长13、两端宽、中间宽厘米，推测为西晋早期。
（2）云南姚安阳派水库晋墓中一座未被盗掘的晋墓中出土一件，器形完整，器形两端作箝形，中段以编辫形，并有穿透的小圆孔10个，通长15厘米，出于铜鐎斗旁，前室西南脚下。人骨朽无存。
（3）在河南巩义站街晋墓：墓室内保存基本完整，三叉器出土于男墓主棺内脚下漆盒内，盒内还有弩机、石砚板。铜叉形饰1件(M1 55)。呈两端三叉形。中部长方形框内透雕龙纹，三叉中部端首有圆孔，两侧叉首作兽头状装饰。长、两端宽4、中部宽厘米（图一）。
（4）江苏宜兴发掘的两座晋墓中一号墓，在北半有尸骨，保存的比较完整。在后室北部的东端有1件铜熨斗、1把铜刀、1件铜三叉器、两块石板和铜钱与铁钉，该人骨根据鉴定，初步断定为四十岁以上男子尸骨。铜叉（172）：长、宽厘米，绿色，一端略残。
（5）江苏南京市板桥镇杨家山西晋双室墓：保存完好，未经盗扰。墓内葬具人骨腐朽。墓中出土遗物10余件，排列有序。铜三叉形饰1件（M1 4）出土于中部近祭台处置一，锈蚀严重，残损。
（6）南京人台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随葬品绝大多数出在棺室的前部和棺内外。根据随葬品的出土位置可把遗物分成以下五组。其中两头叉形铜饰件出土于第三组合，第三组合包括铜镜、石板、两头叉形铜饰件（可能均出在漆匣内）、镶铜蚌饰、铜灯盏和铜盖盒等，这组器物出在男棺前部。两头叉形铜饰件（原编号14）：两端作三股叉状，叉尖一边作龙首形，一边作尾形，中间一叉尖部各有一圆孔，长12厘米。器上尚残留部分纤维细绳。发现于男棺铜镜和石板之旁，原可能均置于漆匣内（其周围有不少红漆片）。
（7）江苏仪征化纤 M99 出土，铜饰，长厘米，器形两端为U形，略残，中段盘龙，有8个小孔，东汉时期。1981年出土，该资料未发表（图二）。
（8）江苏邗江县甘泉公社六里大队出土，六朝铜饰，长15厘米。该资料未发表（图三）。
二、 形制
该器的尺寸最长的是20厘米，最短的是12厘米，15厘米左右者居多；两端宽最宽的是6厘米，一般是4 5厘米；中间宽一般为2 3厘米。两端为叉形，有两叉也有三叉；多数中间叉有小孔，外叉无孔装饰龙纹或龙头（或兽头），有中间叉和外叉均有小孔，也有均无孔。中间为长方形横框，横框内有有些是分蓝小框，有些长方框内透雕龙纹，或为一龙，也有双龙。有龙纹装饰的比较多见，有的是中间为盘绕的龙纹，有的是双外叉装饰龙纹。整个器物有小圆孔的占绝大多数，一般是中叉有孔，也有的中间无孔。
从收集到的资料看，叉形器大体可以分作三类。
A类 两端双叉。中间为两股交错形成圆框，间以小孔；或中间为多小孔。整体形似蛙形。
江苏仪征胥浦东吴墓葬（图四 1）、江苏仪征化纤 M99 东汉墓（图一）、甘肃安西旱湖垴墓地M4（图四 2）、云南姚安阳派水库晋墓（图四 4）出土的均为此类。
B类 两端三叉，中间为长条形横框，横框不分栏。
河南巩义站街晋墓（图五 1）、山东邹城刘宝墓（图五 3~4）、河南洛阳西晋墓（图五 2）也都有出土。中间框由两端的横叉与两条平行的横杠组成，也有的是由两端的横叉与一长方框组成。在这类中，中间框有装饰龙纹的，如河南站街晋墓出土的。
C类 两端三叉，中间长条形横框，横框分为两栏。
南京人台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图四 5）、山东邹城刘宝墓（图四 3）出土有此类叉形器。在这类中有变形，即洛阳华山路西晋墓出土的叉形器两端的中间叉分叉成U形（图四 6）。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A类叉形器整体偏细长，4件长度均在15厘米以上，仪征出土的2件接近20厘米。B类最多。
三、 出土位置与伴出器物
在已发掘的东汉、魏晋南北朝墓中，多数墓由于各种原因被破坏，器物在出土时已经有了较大的位移。但是还是有一些墓葬给我们提供了可资研判的资料。
在河南巩义站街晋墓中，墓室内保存基本完整，尸骨腐朽严重，但骨架、随葬品摆放位置基本保持原状，后室置双棺，棺均已朽，仅存朽木灰烬，人骨也已成为朽灰。从灰烬遗存情况看，双棺分别埋葬男女尸骨各1具，其中东侧为男墓主，西侧为女墓主。男墓主棺内脚下漆盒内仍置有弩机、石砚板、铜叉形饰及身佩铁刀。女墓主头饰铜簪、银簪、银环及琉璃兔等。
江苏宜兴的周处墓中，后室北半的人骨保存基本完整，经鉴定为四十岁以上男子，推断为周处本人，在后室北部的东端有1件铜熨斗、1把铜刀、1件铜三叉器、两块石板和不少的铜钱与铁钉。金饰在后室南半，其傍有尸骨尽朽，推测是周处夫人。
1. 江苏仪征胥浦东吴墓葬出土 2.甘肃安西旱湖垴墓地 M13 31 3.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 M1 4 4.云南姚安阳派水库晋墓出土 5.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出土 6.洛阳华山路西晋墓CM2349 13
1.河南巩义站街晋墓 M1 55 2.洛阳西晋墓 HM719 5 3.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 M1 27 4.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M1 40
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中，发掘者根据随葬品的出土位置把遗物分成五组。其中第三组合包括铜镜、石板、两头叉形铜饰件 （可能均出在漆匣内）、镶铜蚌饰、铜灯盏和铜盖盒等，这组器物出在男棺前部。第四组合包括铁镜、石板、金簪等，这组随葬品出在女棺头部，主要是女用服饰器具。第五组合包括墓志、铜弩机和铅人等，出在棺室前部左侧，和男女棺内头部或右侧。为表示死者身份和志死者之物。
江苏南京市板桥镇杨家山西晋双室墓保存完好，未经盗扰。墓内葬具人骨腐朽。墓中出土遗物10余件，排列有序。在西室北壁的两角各放置一串铜钱，中央放置一枚铜镜，中部近祭台处置一铜三叉形饰，祭台南侧放置青瓷钵和四系罐，西南角放置青瓷盘口壶和四系罐；东室的中央也置一枚铜镜，东南角放置青瓷盘口壶和四系罐，近北壁置铜勺和盆（铜勺置于铜盆中），西北角放置青瓷双系盘口壶和钵。因为人骨腐朽严重，发掘者根据从西室出土的铜三叉形饰分析，推测西室可能葬一女性，那么东室有可能为男性，推测此墓为夫妻两人合葬墓。
北京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中的M4保存基本完好，室内置棺两具，已朽，存板灰，棺内骨架仰身直肢葬，头北足南。在女性头骨上方出土一件叉形器，女性头骨处出土有发钗4件，在男性头骨左侧出土青石板（青石长方形，表面留有朱砂痕迹）。
江苏仪征胥浦东吴墓葬中出土2件，墓中多出土兵器，推断为男性墓。
从这些保存基本完好墓来看江苏南京市板桥镇杨家山西晋双室墓不能确定叉形器属于男性墓主还是女性墓主，因为发掘者以叉形器来推测西室墓主为女性。这样以上这些墓中只有北京顺义大营村西晋墓中，叉形器出自女性头骨上方，而女性头骨处出有发钗4件，在这个墓中男性的头骨左侧还出有表面留有朱砂的青石板。其余的叉形器均属于男性墓主。出土时多与石板、弩机或铜鐎斗伴出。南京王氏家族墓中王兴之夫妇墓旁边是其长姊王丹虎单人墓，该墓保存完整，头骨部位出土金钗 13、金簪4件，但是没有叉形器。
四 叉形器功能的探讨
在已发掘的汉晋时期墓葬中，多数墓由于各种原因被破坏，器物在出土时已经有了较大的位移。但是还是有一些墓葬给我们提供了可资研判的资料。从这些保存基本完好的墓来看，叉形器出土于男性墓的较多，也有出土于男女合葬墓。如在河南巩义站街晋墓中，墓室内保存基本完整，三叉器出土于男墓主棺内脚下漆盒内，盒内还有弩机、石砚板；男墓主身佩铁刀。并列双棺的另一棺为女墓主，其头饰铜簪、银簪、银环及琉璃兔等。从出土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叉形器应该不是女性的专属用品，也不是男性的专属用品。因此说是贵族妇女头饰，似有局限。
从出土资料来看，叉形器的出土时代有很大的局限性，数量也不算多，并不是常用器物，出于男性墓的数量也不少于女性墓，因此与作为日常用具的绕线板关系不大。
由于叉形器多与石黛板同出，认为石黛板石砚，因此均是文具。如果说是文具，石黛板在男性、女性墓中均有出土，有些出土的石黛板上残留有红色痕迹或黑色痕迹，在王丹虎墓棺内前部出土的镶铜边石板上同时留有红色和黑色残痕，石黛板是化妆用具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且在南京象山东晋王兴之墓出土的叉形器上，其两头中间叉上的圆孔内尚残留不少纤维细绳，如此说来，叉形器是文具可能性也很小。
叉形器究竟是什么，做什么用似还难以定论，有待新的考古资料的出现。但是我们从男性墓、女性墓、男女合葬墓均有出土，常与石黛板、铜镜伴出来看，应该是与男女梳妆有关，或许是用于固定头发的功能性用具，而不是装饰品。《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箧，可时奉瞻。”假紒也就是假发，时人用假发应不是个别现象，由此来看，叉形器或为用于固定假发的用具也未尝没有可能。
附记：感谢南京博物院李则彬先生和扬州博物馆无私提供未发表资料图片。
参考文献
［1］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2］南京大学 历史 系考古专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鄂城六朝墓》，科学出版社，2007年。
［3］孙机：《三子钗与九子铃》，《文物丛谈》，文物出版社，1991年。
［4］江苏省文化局驻仪征化纤文物工作队：《仪征胥浦发现东吴墓葬》，《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安西旱湖垴墓地、窑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
［6］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发现的两座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3期。
［7］沈阳市文物工作组：《沈阳伯官屯汉魏墓葬》，《考古》1964年第11期。
［8］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华山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2期。
［10］孙太初：《云南姚安阳派水库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11］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巩义站街晋墓》，《文物》2004年第11期。
［12］山东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文物》2005年第1期。
［13］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管会：《江苏南京市板桥镇杨家山西晋双室墓》，《考古》1998年第8期。
［1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1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尹西村西晋墓》，《华夏考古》1998年第2期。
［16］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6期。
［17］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文物》2002年第7期。
［18］《后汉书》卷四二《东平宪王苍传》，中华书局，1965年。
（作者：巩文 中国 历史 研究院 原文刊登于《四川文物》2017年第6期）
种的是水稻.住的就是尖顶的房子.不会造成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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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写的方面有很多，，来我有写好的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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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写英文论文时，需要用MLA格式写作。MLA格式有什么要求？特地找到关于MLA格式的规定，希望对朋友有帮助。 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制定的论文指导格式，在一般书写英语论文时应当使用MLA格式来保证学术著作的完整。 一、MLA简明论文格式(以下word格式可参用附加档已设定完成，套用即可) 1. 内容分封面、正文、注释。 2. 规格：A4纸，计算机打字，横打，上下左右空，标题与内文字距离；字大小：照相打字15- 16级(Windows 文书软件10- 11pt)，内文字请用细明或新细明体，标准行距(Windows 文书软件 )，25pp以内。 3. 横式(由左至右)写作。 4. 关键詷4-6个。 5. 提要300-500字。 6. 请用新式标点符号。「」用于平常引号，《 》用于书名，〈 〉用于论文及篇名。古籍之书名与篇名连用时，可省略篇名符号，如《史记‧刺客列传》。 7. 中文正文用细明体，注脚用楷书。 8. 英文正文用Times New Roman; 章节用Arial。 9. 英文书名用Italic; 论文名用“ ”。 10. 独立引文每行低三格(楷书)。 11. 注释号码请用阿拉伯字数码之上标字(右上方)，如9、25。 12. 标题编码层次：一、 (一) 1. (1) 13. 征引书目编写方式: (1)中日文部分依作者姓名笔划排列 A.专书 B.期刊论文 C.博、硕士论文 (2)西文部分依作者姓名字母排列 A.专书 B.期刊论文 C.博、硕士论文 14. 不可使用“同上”、“同前引书”、“同前书”、“同前揭书”、“同注几引书”等。 15. 引用专书或论文，请依序注明作者、书名(或篇名)、出版项。 A.中日文专书：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出版公司—出版年分。 注文：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38-45。 再引：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38-45。 书目：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B.中日文论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项—年月—页码。 注文：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台北，1995. 12): 45-87。 再引：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 45-53。 书目：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 (台北，1995. 12): 45-87。 C.西文专书：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出版公司—出版年分。例： 注文：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02-103. 再引：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02-103. 书目：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D.西文论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项—年月—页码。例： 注文： 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New York, July, 1992): 455-474. 再引： 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455- 474. 书目： Tillman, Hoyt.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New York, July, 1992): 455-474. 附注及引用文献 第一类型 历史 引用一本书 一位作者/两位作者/三位作者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南国出版社，1954），11。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南国出版社，1954。 4.戴国辉、叶芸芸，《爱憎228—神话与史实》（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11-20。 戴国辉、叶芸芸，《爱憎228—神话与史实》，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 5.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6.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3-25. Lowenthal, David.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James Fentress &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24-26. Fentress, James &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多于三位作者/编者 8.周大城等，《台湾自然地理》（台北：立人出版社，1994），21-40。 周大城等，《台湾自然地理》，台北：立人出版社，1994。 9. Elizabeth Tonkin et al,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30-40. Tonkin, Elizabeth et al.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作者为一机构/多机构 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二二八事件专号》，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1-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二二八事件专号》，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2.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1-20。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作者为编者 3.赵松侨编，《中国自然地理》（台北：地图出版社，1984），21-30。 赵松侨编，《中国自然地理》，台北：地图出版社，1984。 4.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15.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被翻译著作 5.韦伯(Max Weber)，《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131-32。 韦伯(Max Weber)，《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6.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01-22.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多作者丛书中的一本 3.黄清连，《黑金与黄金：基隆河上游地区矿业的发展与聚落的变迁》，「北县乡土与社会大系」之一（板桥：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21-25。 黄清连，《黑金与黄金：基隆河上游地区矿业的发展与聚落的变迁》，「北县乡土与社会大系」之一，板桥：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 单一作者丛书中的一本 4.王国维，《观堂别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九册（无出版处，1927），23-25。 王国维，《观堂别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九册，无出版处，1927。 不同的版本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重印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23-25。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重印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 7.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121-25.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老书重印 5.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62），25-28。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62（1934）。 6.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rep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Rep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转引自其它的书 5.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公元论》（Western Origin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94）。转引自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上海：华通书局，1929），26-33。 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公元论》（Western Origin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94）。转引自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上海：华通书局，1929。 6.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ires (London, 1937), 21; queted in 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96-101 (City of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58), 25-27. Torrance, Thomas. China’s First Missionaires. London, 1937. Queted in 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96-101. City of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58. 论文与文章 期刊中论文 1 张永年，〈关于湖熟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 1 （1962）：3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49-53。 3 曾昭谲、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 4 (1959)：47-50。 4 镇江市博物馆、丹徒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 器〉，《文物》 8（1980）：3-6。 已出版会议论文 王明珂，〈汉代中国的边疆民族意象与民族政策〉，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蒙藏委员会编，《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5），23-25。 未出版会议论文 多作者论文集中论文 3.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Introduction,”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ed. by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Londe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1-22. Middleton, David and Derek Edwards. Introduction.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ed. by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Londe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单一作者论文集中论文 多作者论文集中论文 5.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三本．两周篇之一．史实与演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9-10。 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三本．两周篇之一．史实与演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 期刊中的书评 学位论文 5.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106. Wang, Ming-ke.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报纸文章 转引自他处的论文 5.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2-4（1958）；转引自，刘启益，〈西周大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 2 （1982），43-44。 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2-4（1958）；转引自，刘启益，〈西周大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43-44。
这个写的方面有很多，，来我有写好的 亲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