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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理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形式，它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在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执法必公。但是，当前依法治理工作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较为严重。本文以为，要突破当前依法治理工作面临的困境，必须在维护法律权威上下功夫。 （一）树立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 依法治理，法律处在具决定意义的中心地位。要促进全社会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就必须对影响法治观念形成的相关因素进行积极的改造和重塑。其一，是培养人们的守法意识。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他说，“说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绝不等于说他是天生就有的。它不过是通过灌输（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西，因此，它如果没有灌输这种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便得不到产生，而且这种灌输如果没有社会的人们期待和要求，这种动机基础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它如果在社会中得不到某种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现实中形成社会秩序并维持社会秩序”。[1]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说：“以法治国，就是要求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绝对地服从法律权威”。他认为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更要做到人人自觉守法。可见，普遍的守法观念不仅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依法治理的起码要求。其二，正确的法律教育至关重要。知法是守法的前提，守法精神是通过教育和灌输形成的。但仅有法律的普及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通过正确的法律教育树立起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这种守法的精神才能真正确立。因为，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的形成是密切联系的，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就产生不了对法的需求和渴望。权利意识的增强可以导致法治观念的生长，反之，法治观念的增长，也必将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因此，普法工作的关键不能囿于让人们知法，更重要地是在于培养人们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并用这种观念规范和制约各级党委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促其依法办事。唯有如此，普法工作对培养法律至上的精神才是有效的。否则，再大的普法投入也将徒劳。在我国，为了让人们知法懂法，先后进行了一五、二五、三五普法工作，目前的四五普法又已启动，但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普法后，违法行政的现象仍然那么普遍呢？原因就在于此。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并非对现有法律的简单宣传，而应是对人们守法精神和法治文化的一种塑造过程。换言之，就是要致力于人们守法观念的形成和对法律的信仰，这也是普法的应有之义。其三，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要真正深入人心，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期待。这就必须使法律真正成为规范人们权利义务的有力工具。即当人们的权利受到损害时，法律能够及时进行补救。因为这种补救功能的实现，必须以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为前提。公民对法律的信赖一方面决定于法律本身是否能够反映和实现公民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又决定于国家、政府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只有国家和政府对法律本身的尊重、服从与遵守，才能导致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否则将会摧毁公民对法律的信念，甚至走向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守法程度直接关系法律至上观念的成败。因为完全缺乏对法律的经验，人们尚可以相信法律的价值及其作用，保留对法律的企盼；若是一种恶劣的‘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摧毁关于法律的信念，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心。法律不能维护人们的合法权利，那么，人们对法律的信念和期待就会消失。因此，要培养法律至上的观念，最关键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要严格依法办事。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试想，在一个法律只是要求人们尽义务，却没有对人们的权利予以有力维护的社会里，人们又怎能形成对法律的信赖呢？川岛武宜认为，“法秩序没有主体者积极自觉的遵守法、维护法的话，法秩序是得不到维持的。如果没有守法精神，而仅靠权力，是不能得以维持的。”只有法律在社会中得到普遍的遵崇，守法意识才会根深蒂固。这种守法意识不仅是针对民众的，更是针对作为执法主体的广大行政执法部门，尤其是领导者。只有这样，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才会形成，并反过来促进依法治理工作向深入发展。 （二）对法律运作质量进行有效监督 在我国，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目前已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监督机制。从国家监督机关来看，有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从社会监督来看，有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有政协、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监督，有人民群众的监督，有法律职业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监督体系不可谓不完善。但由于这种监督机制可操作性较差，其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仅以国家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为例，其监督方式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审查“一府两院”依法呈送的规范性文件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并作出相应决议；质询；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并进行处理；开展执法检查；视察；督促办理人民代表和委员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审议撤销职务案；专题监督等。这些监督方式由于监督内容大多集中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监督往往难以顾及，且缺乏相关的具可操作性的监督方式和监督内容，以至在许多时候这种监督已流于形式。而恰恰是这种被忽视的权利构成了民众“法治信心”的基石。对民众权利的忽视，无疑对守法精神的形成将是至命的。由此可见，完善我国的法律运作监督机制，不仅仅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重要体现，更是推进依法治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从形式上说，我国的法律监督体系是比较完善的。问题出在监督难以落到实处，即监督乏力上。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走监督功能法制化的道路。即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人民群众、新闻舆论等监督主体实施监督的范围、监督的方式、监督的内容、监督的职责义务等方面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使之具体化、制度化，以增强监督实施的可操作性，使这些监督职能从抽象的一般性规定中走出来，变成实实在在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同时，应成立法律运作监督受理的专门机关。当前，我国已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法规，但在行政执法上有法不依的现象却很突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许多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的部门去组织实施，没有法律运作状况的相应监督部门，使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闲置的法律”现象。一些权威人士指出，我国在快速推进立法的背后却存在着对法律不重视、执法不力的隐患。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有法不依的现象相当普遍，许多地方得到认真执行的法律只占一小部分，法律无人执行或执法难的问题突出，目前有近三成到四成的案件执行不下去。人们对法律熟视无睹。事实证明，法律监督主体的多元化并不等于监督机制的完善，关键在于对这些监督提出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受理查办的专门机关。我国法律监督机制的问题正是出在对社会各界发现、提出问题的查办落实难以到位上。因为，这种传统的监督方式并不是把暴露出来的问题交给另一个独立于问题之外的第三个部门去查处，而是监督部门提出问题后，又把问题的查纠责任交给出问题的相关职能部门，这样就往往造成相关职能部门为了维护部门利益和声誉，对查摆出来的问题避重就轻，甚至人为阻挠，以至暴露出来的问题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如此反复，监督主体不仅丧失了监督的兴趣，就连被监督机关对这样的监督也很不以为然了，因为这样的监督并没有因为法律的规制而给他们带来任何压力。其结果，损害的是公众对法律秩序的信心。这就是当前相当一部分公民不愿意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采取群体上访、群体闹事、堵塞交通、冲击党政首脑机关的深层原因。要改变这种直接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被动局面，就必须解决当前一些地方有法不依、一些领域无人执法的问题。在强化原有的法律监督渠道的同时，国家应通过法律监督受理的专门机关，专门负责对所有法律运作情况进行监督，建立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违法从受理到查处全程查办的工作机制，以彻底解决当前出现的“闲置的法律”现象，使法律真正发挥其规范社会的作用。此外，还应建立一套快捷灵敏的违法纠错机制。依法治理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治理能否有效推行关键在行政执法机关。换言之，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不依法办事的就是某些国家行政执法机关，推进依法治理的最大障碍和阻力就是来自于某些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因此，要改变当前依法治理工作的被动局面，还必须从治理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入手，建立起责、权、利明晰的快捷灵敏的违法纠错机制。对国家行政执法机关执法枉法、不依法办事、违法决策造成的一切社会后果，要通过法律机制予以及时查纠。把执法主体违法行为的查处纳入法律范畴，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而不仅仅是以当前的行政处罚或党内处分的形式来解决党委政府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问题。对因政府行政决策失误、执法犯法造成群众利益受损的，应通过立法予以追偿，由独立于行政执法机关之外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查办，并将这种追偿责任落实到行政执法机关的相应责任人身上，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相应处罚，以警示一切违法行为，树立群众对法律的信心。如此，才能形成社会公众对法律权威的普遍遵崇，使守法的意识深入人心。目前，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作保障，对党委政府决策失误和行政执法违法或偏差造成的群众权利损害往往得不到追偿，不仅损害了党委政府的形象，也极大挫伤了群众对法律的信赖，还可能导致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如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越俎代庖，对本属企业的行为却以政府的名义搞硬性的“拉郎配”，给群众造成损失后却百般推卸责任，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假种子案、强行规定农民种植烟草案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由于目前尚没有关于政府行政行为失误和执法违法造成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更没有相应的执法监督机关，因此造成损害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受到责罚的微乎其微。违法和失误既然不承担相应责任，执法犯法、随意决策甚至胡作非为就可能大行其道，如此反复，人们心中的法治信念便荡然无存了。因此，没有对违法责任的追究，要推进依法治理工作、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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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一：误选择了隐藏桌面图标，解决方法：WinXP的话在桌面空白右键，排列图标，显示桌面图标。Win2000的话在桌面空白右键，活动桌面，去掉“显示web内容”的对钩，或者去掉“隐藏桌面图标”的对钩。Win98的话在桌面空白右键，去掉活动桌面的对钩。可能性二：由于网卡为设定固定IP，刚开机后有很长一段停滞时间，这段时间可能不显示桌面图标，等会就好了。可能性三：在注册表里隐藏了，解决方法：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将右边的NODesktop的键值改为0或是删除。或者用优化大师清理注册表即可。可能性四：可能是系统中了病毒，可以试试Ctrl+Alt+Del，文件-新任务运行，手动输入EXPLORER，看看能不能启动桌面图标。注意检查windows\system32\，如果有就是中了病毒，可以在DOS下删除并删除注册表中相关项目。有的病毒会把EXPLORER扩展名修改了，可以到系统根目录下，将EXPLORER的扩展名改为.EXE，上述方法都不行,建议从别的电脑复制EXPLORER文件或是修复系统。参考资料： 对我有帮助205回答时间：2009-6-13 13:57 | 我来评论 向TA求助 回答者： 韵风苑月 | 二级 擅长领域： 暂未定制 参加的活动： 暂时没有参加的活动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太感激了，没问题了，谢谢！！ 相关内容 2010-9-23 桌面图标不见了 2010-9-23 桌面图标不见了，只剩桌面墙纸 （满意会追分） 1 2010-9-20 为何开机时桌面图标不见了 2010-9-13 桌面图标不见了怎么办 2 2010-9-14 回收站桌面图标不见了 更多相关问题>> 查看同主题问题： 桌面图标 不见 等待您来回答0回答元旦手抄报的资料0回答三年级作文 童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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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怎样培养自己的法制意识大学是从学校到社会的一个过渡期，大学生肩负着自己的社会责任，然而当代大学生却出现大都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法治观念的问题，而且关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因而怎样培养大学生法治观念的问题也变得严峻起来。如果大学生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将法治观念带到日常生活中，那么大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扰就会更少。此外，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高校将一个无知（犯罪）的人送到社会，就是给社会增加一个危险分子。因此自己的法律观念加强了，对自己和他人都是有利无害。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培养，应从两方面入手，首先是学校的方面。高校应该重视有关法律课程的教学.在教学中，教师应树立三种教学观念。一是树立“学生是处于主体地位，教师起主导作用”的观念，使学生由被动接受转化为积极主动的求学；二是使教师认识到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使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而不仅仅是传授法律知识，即是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教育；第三、在教学过程中,“教书”和“育人”密切结合，相辅相成，避免教书和育人相割裂。教师在教学手段上,应采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指由教师选用生动的、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司法判案成例，通过学生自己对案例分析及教师的指导、讲解，使学生掌握法学原理、基本制度。这一教学方法,打破了原有的纯理论知识满堂灌的单一的教学方式,使原来以教师为权威的教学变成了师生互相交流,学生充分参与的平等对话。教师在教学中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案说法、以案解法、法案结合来组织教学，并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达到掌握法律知识，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的目的。此外，高校要尽可能地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法律知识教育的专题讲座和报告。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观点和法制观念，从而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使大学校园形成一种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另外学校还应多组织学生进行与法律有关的活动，因为只是通过开设法基课程，进行普法教育，不足以使学生真正提高法律意识。普法教育毕竟过于抽象，要真正唤醒学生的法律意识，应采取一些更具体，更行之有效的办法，针对大学生年龄及性格特点，把法律意识的培养同组织活动相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参与到有关法律知识的活动中的方法有很多，例如：1.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学生通过自己模拟法官、律师、检察官、被告等角色，能更加深刻地把我国一些诉讼法程序掌握，也通过模拟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对旁听的学生起到震慑作用，提高他们守法的警惕性，从而自觉守法。2．组织一些有关法学方面的知识智力竞赛，如前所述，我们的法学课程由于课时少，在教学；中，我们只能采用“少而精”的方法，在部门法选择上，磨刀能控与崇全有密切共连的几门部门法，但中国法学精深，我们要全方位了解我国法律，从而更全面提高我们的法律意识。则可通过开展以“某法”为主题展开知识智力竞赛，学生通过这一活动，能主动去学习合同法内容，提高学法兴趣，何乐而不为。第 3.可组织学生去法院旁听。更加接近法律，更加具备真实性，也更能促进大学生对法律的理解。然后大学生也需要在自身方面有所行动。1.关注社会时事，关注新闻，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多看看《今日说法》这类的法律节目和《中国法制》这些法律报刊，提高自身的法律了解度和敏锐度。多关心，也就能多收获，了解哪些生活中与法律有关的事，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2.学会勇敢地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进一步说，维护社会正义。法律的意义在于惩恶扬善，大学生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后，运用法律的方法解决问题，永远是正确的选择。3.积极地参加与法律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强化自己的法制观念。由此可见，实现社会的法制化，增强大学生如何增强法制观念和维护法律权威并不是一件难事，它需要高校、社会以及我们大学生多方共同努力。只要大学生能努力的去学习和接受法制观念，学会日常生活中运用法律，大学生的法治观念就一定能得到加强。
大学生应当具备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公民理解、尊重、执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证，公民的遵纪守法行为不会自然产生，而是在一定法制观念，法律意识的指导下实现的，具备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就会做到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的尊严。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是现代化法制建设的要求，也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的需要。而作为大学生应当具备哪些法律意识呢？首先，应培养学生依法办事的思想观念，不仅要遵纪守法，而且要监督社会主义法律的遵守和执行， 坚决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使社会主义法制得以真正实现。其次，培养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权威的观念。树立法律权威即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任何个人和机关、组织都不具有超越干法律之上的权力，都必须依法办事，坚决反对“权大干法”，“人情大干法”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使大学生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再次，也即最重要一点，即培养大学生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法律最主要的精神即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公民要正确对待权利义务关系，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也要履行法律赋予公民的义务，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公民意识，以社会主义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在享有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时，不忘记尊重和承认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忘履行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义务。同时，应杜绝一切不劳而获的错误思想，培养只有付出才有收获的良好观念。另外，应培养大学生法律与自由相统一的观念。我国宪法和法律从各个方面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义务，人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内，有着极为广阔的自由活动天地。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时要慎重考虑自己的言论、行为的社会效果，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全民的合法权益。大学生应树立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密切联系的自由现，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最后，应培养公民在法律面前八人平等的观念。公民在法律面前人入平等，主要指公民不分性别、民族、种族、职业等一律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等地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犯了法，都要依法受到追究。公民在运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特权。平等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律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法制原则，所以要教育大学生树立公民在法律面前八八平等的观念。
1、 努力树立法律信仰。一个人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信任和信仰法律，才会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大学生应当通过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深入理解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从而树立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2、 积极宣传法律知识。大学生在自己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同时，还要向其他人宣传法律知识。特别是要宣传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帮助人们彻底根除“权大于法”、“要人治不要法治”等封建残余思想，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优越性，使人们了解、熟悉和认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从而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良好风尚。3、 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违法犯罪行为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法律权威的蔑视。大学生不仅要有守法意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敢于和善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权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事前采取有效措施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也包括事中和事后制止、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
法学三大核心期刊是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
1、《法学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79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法学研究编辑部编辑、法学研究杂志社出版的法学刊物。前身是中国政法学会1953年创刊、1957年停办的《政法研究》。综合影响因子为，是CSSCI南大核心期刊。
2、《中国法学》杂志是统计源科技核心期刊、CSSCI南大核心期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杂志知网显示，《中国法学》被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2014年版）等收录。
《中国法学》杂志创刊于1984年，1995年起该刊连续四次获得中国期刊界最高奖国家期刊奖，2013年3月《中国法学》英文版创刊。
据2016年10月中国知网显示，《中国法学》出版文献量3799篇、总下载量3825906次、总被引量124935次、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对于其他法学类期刊来说，相对较高。
3、《中外法学》创刊于1978年，是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学核心期刊。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本刊恪守学术为公之理想，笃行学术观照现实之理念，为中外法律同仁提供一个言说、分享和对话之学术平台。
中国法学界公推的三大期刊是《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
我国比较权威的法学期刊有：《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并主办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1980年1月创刊，系月刊。主要发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和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创刊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坚持刊物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
中国法学杂志社是中国法学会直属的负责编辑出版发行法学期刊的学术机构。中国法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是中国法学界、法律界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中国法学杂志社目前主要负责编辑出版发行《中国法学》，并与上海市法学会合作创办了连续性的法学学术理论书刊--《东方法学》。
《法学研究》坚持学术性、理论性的办刊宗旨，坚持精品意识，实行"双百方针"，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致力于反映我国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学术水平，建立、完善和更新我国法学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倡研究方法的创新，鼓励实证研究，扶持弱势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培养和扶持年轻作者，开展学术批评，倡导学术规范。
《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学家》《法学》
法律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也越来越重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本科法学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近代中国私立法律 教育 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从无到有，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
【关键词】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办学理念;现代化
中国传统教育向来是官学和私学并存，及至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仍承袭了这一传统。但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清末一度是被官办学校所垄断的，后因立宪形势紧迫才开通禁令。就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而言，其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私立法律教育从无到有，再到大量涌现，并很快遍布全国。虽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在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办学主体上增加了一种新形式，是对官办法律教育的一种补充，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毋庸讳言，由于其发展中呈现出泛滥成灾的趋势，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本篇拟以办学理念为视角，探索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发展，并 总结 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 经验 和教训。
一、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
近代中国的新式法律教育是伴随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发展起来的。写作论文在清末法制改革中，为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清政府不得不把法律人才的培养和法制变革紧密结合起来，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 方法 来培育法律人才。但在其起始阶段，私立法律教育并未纳入清廷政策的许可范围。1904年的《学务纲要》明令规定：“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直到1910年清廷才明令准办并推广私立法政学堂的设置。此后，私立法政学堂从无到有到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
第一，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清末，由官治走向自治，在时人看来，“所有议员自治职员审判官吏，非有法政之素养不足以趋赴事机，需才既众，自宜广加培成以资任使，若专恃官立学堂为途未免稍狭”，需要另辟办学 渠道 、扩大办学规模，进而培养大批具有法学专门知识的人才，进入立法、司法、执法和行政部门。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1910年学部奏议复浙江巡抚折，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政治法律。同年，为进一步适应立宪形势发展的需要，学部在改订法政学堂章程的立学总义中.将此前的“以造已仕人员，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足资应用为宗旨”，[2]改定为“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3]这一培养宗旨的调整，不仅突破了先前“以造已仕人员”的局限，将招生对象扩大了，而且用“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置换“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很显然较之前更强调法政学堂教育的应用性。
第二，取法日本法学教育模式，与官办法政学堂整齐戈哇一。在1910年的《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虽明言“参考各国学制，拟具改订法政学堂章程三十一条”，但无论是其课程体系设置，还是其课程所反映的教学内容大多都蹈袭日本，这一局面及至民初也没有大的改变。为整肃私立法政教育，不仅在此前颁布的《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致折》中规定，“各科课程、学生入学程度均按照官立法政学堂本科章程办理”，而且在《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又申令，此后京外新开的私立法政学堂，均按照此改定章程办理。
第三，适应时势变化的客观需要，因时制宜调整办学层次和规模。在《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中，为防范“趋于简易，以滋速成之弊”，明令私立法政学堂“附设别科，惟不得专设别科”。但时隔半年之久，面对当时中学毕业生人数过少，各处法政学堂的正科难以正常开办的实际困境，为应一时之需，学部认为“自应量予变通，准其先设别科，以应急需，俟将来中学堂毕业生渐多，再将别科章程废止，¨做了应时变通的调整。及至民国二年，“各处法政专门学校纷纷添设别科，入学新生，动辄数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无专门之实。”学部为遏止流弊的发生，则严令“不得再招考别科新生”。同年，教育部又通咨各省，严令“所有省外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非属繁盛商埠、经费充裕、办理合法、不滋流弊者，应请贵民政长酌量情形，饬令停办或改为法政讲习所可也。”通过强化监督管理，关闭了一些条件不合格的私立法政学校。
第四，适当放宽办学地点，使用统编的审定教材。1910年，清廷在解禁私立法政学堂之始，为便于监督，参照日本的做法，将私立法政专门学堂的办学地点限于省会。但时隔不到半年，鉴于“按照光绪三十四年宪政编查馆奏定逐年筹备清单，省城及商埠地方等处各级审判厅须于第三年内一律成立。则通商口岸须用司法人材实与省城同关紧要，自应将私立法政学堂限于省会一节，酌量推广”，规定“凡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经费充裕课程完备者，一律准于呈请设立法政学堂，以广造就。”[7]与此同时，学部基于“各国法政之学派别不同，各有系统，必折衷于一是，始可以杜歧趋而崇政体”的判断，拟取京师法政学堂和京师法律学堂的各科讲义，“慎选妥员审定刊行，以资研究而端趋向，庶于制宜通变之中，仍寓划一整齐之意。”[8]在解禁私立法政学堂的同时，设想以颁发统一教材的办法来加以调控。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对新式法律人才的需求，而由于私立法律教育本身是在转型社会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办学理念自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它自己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清末民初私立法政教育的畸形繁荣就是其外在的表现。
二、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
任何时代的特定社会的教育，都是这一时代和特定社会的产物。写作毕业论文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也不例外。其办学理念所体现的就是尽可能满足和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可以说，它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构成。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产生和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新式法律教育量的增加和扩展，更体现于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中。具体而言，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
在1904年《学务纲要》中，清政府出于对濒危政治统治自救的目的，一方面，肯定了学习外国法律的重要意义，反对那种认为学堂没立政法一科将启自由民权之渐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害怕学生们可能会反对它而闹事，会蔑视皇帝的权威和不分轻重地一味坚持他们的权利”，极力诋毁人们谈论民权自由，严令“除京师大学堂、各省城官设之高等学堂外，余均宜注重普通实业两途。其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应由学务大臣咨行各省切实考察禁止”，、法律教育完全官方垄断而排除私人加入。[10]
但在新政浪潮的推动下，法律教育变革的风帆已经高高扬起，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止其前进的步伐，转型社会的历史推动着清政府不由自主地进行变革。1907年10月，清廷谕令在中央设资政院不久，又令各省在省会设咨议局，并预筹各府州县议事会。接着，1908年7月22日颁布《咨议局章程》62条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l15条，限令各省于一年内成立咨议局。新政的迅猛发展，要求打破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开禁民间法律教育.从而满足社会变革对新式法律人才的广泛需求。为此，1909年浙江巡抚增韫上奏清廷，要求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1910年，学部奏准“各省私立学堂专习法政，以广教育而重宪政。”[11]自此，近代中国法政教育官方一统的垄断局面彻底被打破，办学主体走向多元化。
清政府由严禁私立学堂专习政治法律，到明令准办并私立法政学堂的设置，这不仅在办学主体上增加了一种新形式，带来了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办学主体观念一定程度的转变也促进了教育体制的完备，法律教育的布局、层次和结构日趋复杂多样。在私立法政学堂开禁之初，虽规定开办地点应局限于省会，但此后不久，这一规定即被突破，私立法政学堂扩展到包括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官办和私立法政学堂迅速地遍布全国。在1913年，仅江苏一省就兴办了15所官办、私立法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学生数为4742人。其中，私立法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有13所。[12]
为配合法政教育的发展，1910年，学部参考各国学制，拟定了改订法政学堂章程，出台了一整套法政教育的具体规划。分设正科和别科，正科分法律、政治和经济三门，均四年毕业。别科不分门，三年毕业。如因学生过少，正别两科不能同时许设的，准其先办一科。正科学生须在中学堂得有毕业文凭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别科学生以已仕人员及举、贡、生、监，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品行端正，中学具有根底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每年级学生名额，按照各地方情形酌定，但每级至少在百名左右。[13]列官办法政教育与私立法政教育并重政策的制订，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法政教育偏狭的局面，推进了法律教育的大发展。
教育体制的完备要求教学内容的相应改善，其努力方向是进一步规范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提升办学层次。自清束至民国，学部(教育部)都与时俱进改革原有课程，增设新课，对于法律门(科)的应设课程作了详细规定。在1910年的《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其明确规定：“从前所定法政学堂章程，其应修改者，约有三端：一日课程。当订章之际，各种新律均未颁布，故除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之外，更无本国法令可供教授。今则宪法大纲、法院编制法、地方自治章程等，均经先后颁行，新刑律亦不日议决，奏请钦定施行，此后法政学堂此项功课，自当以中国法律为主，此应改者一。”在其法律门课程表下又特附注：“民法、商法、诉讼等法，现暂就外国法律比较教授，俟本国法律编订奏行后，即统照本国法律教授。”及至民国，教育部在1912年公布的《专门学校令》中，又首次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教育宗旨，规定“专门学校学生入学之资格，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将法政专门学校完全定位为高等学校层次。与此同时，在同年教育部颁布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十条中，又把法律科的必修课目定为：宪法、行政法、罗马法、刑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外国语;把法律科的选修课目定为：刑事政策、法制史、比较法制史、财政学和法理学。此时，法律教育虽仍处于模仿引进阶段，但较之以前课程设计明显趋于成熟。
三、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历史 反思
在我国传统法律教育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型中，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具体而言有：
第一，法律教育不应是政治的简单附庸，不应是服务于短期政治目标的实用工具。教育既有别于政治，写作硕士论文又从属于政治。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游离于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发展史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法律命运的变迁史，而且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新政”之初，在清廷统治者看来，“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因而私立法政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一直至1910年，才因立宪政治对新式法律人才的急需而有限开禁。很显然，新式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不单单是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结果，政治因素的影响也至为明显。清政府在法律教育发展之初就已把兴办法律教育与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且服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法律教育本身的价值和特点重视不够，忽视了其发展的独立性。这就导致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政治至上的病毒，并一直隐藏于其肌体中起着不同程度的破坏性作用，严重制约了法政教育的健康发展，使得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产生的阶段就是个先天不足的畸型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之所以表现出贫困和幼稚，这可以说是病根之一。
第二，时代落差造成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其形式上的模仿并不等于已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真正内涵。由于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并非是传统社会的自我演进，而是在西方法 文化 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撞交融中整合而成的，从已经凝固的文化心理、情感和观念出发，中国传统法文化必然对西方法文化产生某种抗阻。在新式法律教育中，往往是封建思想的束缚依然故我，“新式法律教育”培养的只是“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新人才”。以《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为例，清廷学部就明言：“学术之所宗，必求与政治相应”，“盖君主立宪政体之国，一切法制必择其与国体相宜者然后施行，无杆格之弊，此则讲求法政学者所必应共喻者也。”[15]很显然，中国新教育的主持者并未真正领悟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精髓，不过是为消解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推证，极力模仿西方法律教育制度而已。这就使得在磨难中产生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陷入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的困境，最终难以形成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严密的法律教育体系。
第三，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目标和高昂的教育理想，法律教育发展就会丧失意义和迷失方向。清末民初，为适应国家由专制而走向立宪、进而创共和的形势需要，私立法政学堂从无到有到大量涌现，很快遍布全国，出现了举国学法政的繁荣景象。但其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并未同步实现。据1913年教育部经过调查后发现，数量众多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多为迎合人们寻找新的入仕之阶而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而无专门之实。创办者视为营业之市场，就学者藉作猎官之途径，弊端百出，殊堪殷忧”，[16]一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办学已完全背离了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沦为失去灵魂、见利不见人的“教育工厂”。
第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畸形繁荣，导致教育设置的结构性失调。私立法政专门学堂自清末设立并推广后，进入民国即在数量上高居不下，写作医学有泛滥成灾之势。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一文中径言：“盖当民国初元，国家乍脱专制而创共和，社会对于政治兴味非常亢进;一时法政学校遍于全国，有以一省城而多至八九校者，其获列于政府统计，仅其一部分耳。”据其在民国二年的调查统计，在江宁、苏州、上海、镇江、清江等五处，即办有13所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对此，他大声疾呼：“诸学校之学生，与法政学校之学生较，其数乃不足十之一。”[17]这种私立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的发展态势，自然阻碍了此时整个教育体系中门类的协调和均衡的发展，带来法政人才的相对过剩。与此同时，这种畸形的比例又掩盖了另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据(1916年8月一l9l7年7月全国专门学校统计表》统计，吉林、黑龙江、安徽、陕西、甘肃和察哈尔等省份，名义上虽已遵照新学制办起了高等教育，但实际上仅仅办了一所法政专门学校，造成地区分布上的严重失衡。这种教育结构发展不合理的现状，必然会对一些地区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长期以往，将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带来长久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超级秘书网
第五，在谋求现代化急速发展的后进国家，法律教育必须协调好发展规模与综合国力的关系。清末民初，为满足政治制度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人才需求，私立法律教育一哄而上。但此时因综合国力太弱，造成师资、生源、经费、设备和校舍等配套条件都无法跟上。私立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大致以各校无基本金，仅恃学费收入，支给校用”，“教员资格不合，学生程度甚差，规则违背部章，教授毫无成绩，学额任意填报，学生来去无常，教习常有缺席，实属办理敷衍”，[18]教育质量毫无保证。1913年，教育部虽通咨各省酌量停办私立法政学校或改办讲习科，但并未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以一个法治健全社会的标准衡量，这种局面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法学的失误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19]
平心而论，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对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既有适应和促进的一面，又有制约和滞后的一面。而在此双重效应中，适应大于制约是毋庸置疑的。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中产生的问题，比之官办法律教育的一统局面，总是一大进步。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社会极其动荡的环境下仍有较大发展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可以说，近代中国波涌浪击、多元并争的法律教育浪潮，拓展了中国教育界的视野，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昭示我们：法律教育制度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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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杨振山.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J].政法论坛.2000，(4)。
1.一、大学生应当具备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公民理解、尊重、执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证，公民的遵纪守法行为不会自然产生，而是在一定法制观念，法律意识的指导下实现的，具备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就会做到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的尊严。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是现代化法制建设的要求，也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的需要。而作为大学生应当具备哪些法律意识呢？首先，应培养学生依法办事的思想观念，不仅要遵纪守法，而且要监督社会主义法律的遵守和执行， 坚决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使社会主义法制得以真正实现。其次，培养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权威的观念。树立法律权威即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任何个人和机关、组织都不具有超越干法律之上的权力，都必须依法办事，坚决反对“权大干法”，“人情大干法”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使大学生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再次，也即最重要一点，即培养大学生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法律最主要的精神即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公民要正确对待权利义务关系，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也要履行法律赋予公民的义务，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公民意识，以社会主义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在享有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时，不忘记尊重和承认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忘履行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义务。同时，应杜绝一切不劳而获的错误思想，培养只有付出才有收获的良好观念。另外，应培养大学生法律与自由相统一的观念。我国宪法和法律从各个方面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义务，人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内，有着极为广阔的自由活动天地。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时要慎重考虑自己的言论、行为的社会效果，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全民的合法权益。大学生应树立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密切联系的自由现，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最后，应培养公民在法律面前八人平等的观念。公民在法律面前人入平等，主要指公民不分性别、民族、种族、职业等一律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等地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犯了法，都要依法受到追究。公民在运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特权。平等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律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法制原则，所以要教育大学生树立公民在法律面前八八平等的观念。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一）进行普法教育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灵活多样的方法。1998年教育部关于“两棵”课程设置意见中提出，“法基”课通过让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基本的法律基础，理解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规定，理解和实践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高对法的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根据这一规定，在实际大学教育中则要坚持高校的普法教育。现今高校课程中也几乎都没有法律基础课，但在开展普法教育及开设法基课程时，应注导在教学中注意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今虽多数高校均已开设法律课程，但由于是公共课，课时少，学生多不加以重视，许多学生只求在期考中成绩合格，这与当初教育部关于设置此课程的初衷相违背。作为一名法学教师，笔者从“教“这方面谈谈在对学生进行普法教育的几点建议。第一，教学内容选择：如前所述，法基课属大学课程中的公共课，课时少因此在教学中，法学内容的选择尤为重要。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与需要，有针对性地突出重点，在‘少而精”方面作文章，应讲授与学生有一定联系的部门法，如民法、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由干与学生密切相关，因此也容易提高学生兴趣，增强普法效果，从而也使学生通过普法教育了解法律，值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第二点即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以往的普法教育，法学教师多采用讲．授这一单一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上课提不起精神，更不用说去努力学习法，以法保护自己。因此，加强对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是真正提高普法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在教学中因采用多种方式方法，比如课堂讨论，多进行案例分析，结合录像等多媒体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才能使普法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效果。（二）多组织学生进行与法律有关的活动只是通过开设法基课程，进行普法教育，不足以使学生真正提高法律意识。普法教育毕竟过于抽象，要真正唤醒学生的法律意识，应采取一些更具体，更行之有效的办法，针对大学生年龄及性格特点，把法律意识的培养同组织活动相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里，笔者谈几个这方面的建议。1、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学生通过自己模拟法官、律师、检察官、被告等角色，能更加深刻地把我国一些诉讼法程序掌握，也通过模拟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对旁听的学生起到震慑作用，提高他们守法的警惕性，从而自觉守法。2．组织一些有关法学方面的知识智力竞赛，如前所述，我们的法学课程由于课时少，在教学；中，我们只能采用“少而精”的方法，在部门法选择上，磨刀能控与崇全有密切共连的几门部门法，但中国法学精深，我们要全方位了解我国法律，从而更全面提高我们的法律意识。则可通过开展以“某法”为主题展开知识智力竞赛，学生通过这一活动，能主动去学习合同法内容，提高学法兴趣，何乐而不为。第三，可组织学生去法院旁听。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很多是课一堂——宿舍——食堂三点一线，大学生涯极为枯燥，通过组织学生去校外分听法庭审理，能开拓视野，也能深入社会，了解社会的某方面，从而使学生能更深切地体会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重要性。另外，对于现今社会上的一些著名案例，诸如“胡长青受贿案”、“远华特大走私案”等一些重大复杂案例，可组织学生看录像，或请有关办案人员或著名法学专家来校开讲座，既能让学生了解时事，也能更深切体会法律的权威，树立“法大于权”的论点，从另一层面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最后，要彻底培养学生法律意识，转变大学生某些错误观念，也要重视提高大学生的文化思想道德水平，特别要同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一个人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就为其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主观要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培养大学生法律素质，并把法律素质作为现代人素质的主要方面。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不学法，不懂法，没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就不适应时代需要。因此，我们应努力提高法学教学质量，真正培养出一批具有全面法律意识的大学生。2.论文摘要：法律意识是公民理解、尊重、执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证，公民的遵纪守法行为不会自然产生，而是在一定法制观念，法律意识的指导下实现的，具备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就会做到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的一尊严。因此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是现代化法制建设的要求，也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的需要。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法律观念，法律权威通过一些资料表明当今大学生中依然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 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不高。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依据。虽然我国高校的大学生学过一些法律知识,但整体法律知识水平依然较低。当前我国大学生大都重视专业课,而对法律基础课不予以重视,只是临到考试的时候突击,应付了事,大多数学生重学分，轻实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大学生不可能有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高校大学生在有限的课时中获得的法律知识也是有限的。(二)大学生法律观点偏差,法制观念淡薄。法律观点、法律观念是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它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的依据。它们与法律知识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当前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较低,法律知识薄弱,易产生错误的观点、淡薄的法制观念,部分大学生对法律的实现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大学生缺乏权利观念,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积极主动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法律,甚至会放弃法律武器,采用报复的手段来讨回“公道”，导致了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三)高等院校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违法犯罪现象。大学生犯罪问题已呈现上升趋势,据一项调查表明：1965年，大学生犯罪占整个社会刑事犯罪的1%，“文革”期间，占整个刑事犯罪的，而近几年，占整个社会的17%。众所周知的2002年1月29日和2月23日，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先后两次把掺有火碱和硫酸的饮料，倒在北京动物园饲养的狗熊身上和嘴里，造成多只狗熊受伤。刘海洋在被拘留后说，自己学了法律基础知识。知道民法、刑法等，但却不知道伤害狗熊是违法犯罪。现在知道了，自己很后悔。如此可见，刘海洋并未将法律知识转化为法律意识，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因此，要从根本上抓起，就具体到高等院校对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的高度重视及各种有关法律方面的宣传。我认为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应着重以下几个方面：(一)、高校应注重《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改革。1、改变《法律基础》课仅仅是思想教育和法律知识教育的看法，加大教学力度。2、高校的《法律基础》课应实行以法律意识教育为中心的教学改革，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丰富教学内容，增强教学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来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3、教师在教学手段上,应采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学生自己对案例分析及教师的指导、讲解，使学生掌握法学原理、基本制度。这一教学方法,打破了原有的纯理论知识满堂灌的单一的教学方式,使原来以教师为权威的教学变成了师生互相交流,学生充分参与的平等对话，并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达到掌握法律知识，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的目的。（二）应营造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的学校环境。1、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学生通过自己模拟法官、律师、检察官、被告等角色，能更加深刻地把我国一些诉讼法程序掌握，也通过模拟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对旁听的学生起到震慑作用，提高他们守法的警惕性，从而自觉守法。2．组织一些有关法学方面的知识智力竞赛，通过这样的活动促进同学们学习法律的热情。3．可组织学生去法院旁听，通过组织学生去校外分听法庭审理，能开拓视野，也能深入社会，了解社会的某方面，从而使学生能更深切地体会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重要性。（三）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来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大学生违法犯罪动机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犯罪学认为，犯罪动机是犯罪人的内心动力，这种内心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行为人的内在条件（生理和心理需要），二是外在条件（各种刺激）。从哲学角度分析，犯罪人的各种需要是内因，而外在刺激是外因。[9]我们知道，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高校应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来培养大学生的良好心理素质，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修养。首先，要让学生通过心理卫生知识、性知识、性道德的学习，全面认识自我，掌握心理调适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提高自身心理素质；其次，学校应建立心理咨询机构。积极开展心理咨询业务来引导大学生开发潜能、完善人格，全面提高和发展自己，使自己成为具有较强调节心理的大学生，从而抵制不良习俗的侵蚀，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由此可见高校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对其个人的成长，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校为了使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能够适应法制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就必须重视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教育。从而培养学生依法办事的思想观念，不仅能够自觉的遵纪守法，而且能够监督社会主义法律的遵守和执行， 坚决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使社会主义法制得以真正实现。使同学们树立起法律权威即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观念。任何个人和机关、组织都不具有超越干法律之上的权力，都必须依法办事，。使大学生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同时也能够培养大学生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法律最主要的精神即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公民要正确对待权利义务关系，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也要履行法律赋予公民的义务，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公民意识，以社会主义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在享有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时，不忘记尊重和承认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忘履行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义务。使其在行使自己权利时慎重考虑自己的言论、行为的社会效果，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全民的合法权益。大学生应树立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密切联系的自由现，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3.大学生是半只脚已经迈入社会的群体，是数量相当庞大的人群。我们法律的意识形态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形态的未来趋势。因此，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观念不同，造成了每个人之间对同一事物的的看法各有不同。虽然不是要要求每个人必须怎样，但大家至少都应该明事懂理。平时可以多看看“今日说法”等有关法律的节目，看得多了，至少可以让自己不再对“法”一无所知。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存在着官管民的传统观念，而淡化了法律的权威。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风气，但也是短时间内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我们要从自身做起，改掉自己的旧观念，为人处世要刚正不阿，不要去学太多社会上那些不好的风气。凡事要和对方讲理，而不是武力镇压。总之，维护法律的权威包括树立法律信仰、积极宣传法律知识、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当然，斗争是以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大学生法律观念，即大学生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对法及法律现象反应过程中所形成尚未系统化的思想观念形态。它是在法律心理基础上形成的法律意识，是法律心理与法律理论的中介和过渡，处于法律意识水平的中间层次，在大学生法律意识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法律观念的有无以及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到法律意识的强弱。大学生法律理论，即大学生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对法及法律现象反应过程中所形成的整体化、系统化的理性思维体系，是现代法律观的理论表现。具有系统化形态、指导性地位等特点，居于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的高级阶段，为大学生法律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导。大学生法律理论应包括以下内容：（1）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般理论（法理学）。它居于法学知识体系的最高层次，担负着探讨法律的普遍原理、为各部门法学和法史学提供理论根据和思想指导的任务。（2）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部门法学，即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对现行法律（国内法、国际法）的研究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具体包括宪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等内容。除此而外，还包括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律史学、比较法学及其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自己整合一下，书上的概念抄点，差不多了
已发表法学论文百余篇，其中CSSCI论文（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八篇）三十多篇。主要论文如下（按时间顺序，主要列举1997年以来发表的论文）：*1.《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5期(与人合作)，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8年第2期收载。2.《论惩治黑社会犯罪的刑事立法》，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3.《论转化犯的构成及立法例分析》，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4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8年第10期收载。4、《论印度反腐败的法制历程及其启迪》，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5.《若干个罪的罪过性质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6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9年第3期收载。6.《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与青少年犯罪》，载《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7.《对犯罪目的与目的犯的探讨》，载《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8.《法定刑的立法原则与新刑法中法定刑的立法缺陷探微》，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该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8年第3期部分转载。*9.《结果犯的概念及其既遂形态研究》，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3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9年第7期收载。*10.《行为犯的概念及其既遂形态研究》，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2000年第1期收载。11.《论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和情节犯》，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12.《沉默权的限制与限制的沉默权》，载《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13.《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2000年第5期收载。14.《对沉默权的理性呼唤》，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1期（第二作者）。15.《对贪污罪的比较研究》，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1期。16.《利用色相取得建筑项目是否属于商业贿赂》，载《经济与法》2000年第2期。17.《包更生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没收假币案》，载《判例与研究》2000年第3期。18.《城市化进程中的网络犯罪及其防治》，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4期。该文在2000年第九届中国犯罪学年会上获得较高评价。19.《抢劫杀人案的定性问题》，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9期。20.《犯罪既遂的构成要件齐备说及其评述》，载《当代法学研究》2000年第2·3期。21.《论死刑缓期执行的司法适用》，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6期。22.《发回重审案件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载《法学》2001年第1期。23.《关于惩治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立法建议》，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24.《行政案件之法律审与事实审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1期。25.《张烨等强奸、强制猥亵妇女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2001年第9辑，法律出版社出版；26.《陆某某、张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5辑，法律出版社出版；27.《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的认定及其法律责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28.《结果加重犯的结构及其未遂形态问题》，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2期 。29.《共同强奸和强制猥亵妇女案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30.《网络犯罪及其防治对策前瞻》，载《犯罪研究》2002年第2期。31.《法院变更指控罪名观念误区与合理选择》，载2002年8月26日《人民法院报》（时代特稿）。32.《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及法律责任》，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33.《内幕交易的经济分析与法律规制》，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第二作者）；34.《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基本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35.《对未遂犯处罚范围的新思考》，载赵秉志主编的《刑事法实务疑难问题探索》，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内月出版；36.《刑法中“委派从事公务”的学理分析与司法认定》，载《法学》2002年第9期；37.《一起利用伪造观光券实施的职务侵占案》，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38.《应对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与防治对策思考》，载《法治论丛》2002年第4期；39.《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三个观念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1期（合作）；40.《发回重审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关系论》，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3 期；41.《试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认定》，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1期。*42.《打击证券犯罪的价值选择和现实思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四期，并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刑学）2004年第12期转载；43.《日本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6期；44.《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其关系新论》，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45.《死罪原因与死刑限制——死刑案件给我们的一点启示》，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46.《补诉·补判·补刑——从诉讼期限制度看刑事法的谦抑精神》，载《法学》2005年第7期；47.《有关卖淫犯罪的疑难问题新探》，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48.《行政犯立法构想新论》，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6期。49.《论共犯关系之脱离》，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 New Probe into the Criminal Liabilities for the Intentional Spread of AIDS ,CHINAN LEGAL SCIENCE,2005.（《中国法学》2005年海外版）。51.《沉默权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选择》，载《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5期；52.《司法权威：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载上海市法学会编《专家学者谈司法权威》，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53.《死缓制度的中外渊源及历史发展》，载《中西法律传统》（第四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54.《让地方执法的暴力冲动远离和谐社会——法治视域下的“当场击毙”》，《法学》2007年第7期55.《对“纸箱馅包子”事件的刑法考量》，载《上海法学研究》2007年第5期。56.《教师侵害未成年学生性犯罪案件的犯罪学思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57.《贪污房产案件的定罪问题与思考》，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1期。58.《也谈检察监督制度为什么受质疑》，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59.《西丰事件还需法律亮剑》，载《检察风云》2008年第3期“专家视点栏目”；60.《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心理和人格因素辨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3期。61.《论仇富引发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思考》，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5期。62.《艾滋病人犯罪与相关法律制度之完善》，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4期；63.《贫困与犯罪问题——以农民工犯罪为视角》，载《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5期；64.《媒体诽谤与权力造罪》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2期。65.《公司高管犯罪的现状、成因与对策思考——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犯罪为例》，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66.《“尊龙名社”案之忧思——关注网络网罗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2期；67.《上市公司高管犯罪问题研究》，载张育军等主编:《证券法苑》（第2卷），2010年6月法律出版社出版。68.《以刑制罪的学理阐释》，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7期。69.《从国外立法看我国破产犯罪的修改完善》，载《经济刑法》第9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70.《对刑讯逼供原因的再认识——兼论办案人员素质不高导致刑讯逼供的命题》，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71.《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成因与防治对策新探》，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5期。72．《网络游戏与青少年犯罪问题》，载《青少年犯罪研究》2010年第6期。73．《警察防卫新论》，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74.《为何同案不同判》，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载2011年第2期。75．《酒驾犯罪的立法背景和构成要件分析》，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76．《论刑法中的多次犯罪》，载《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合作）。77《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几个问题》，载《审判研究》2011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78-80．《法制日报》（北京）三篇（法制日报思想部落）：（1）《用法律破解“达芬奇之谜”》（2011年8月3日）（2600字）；（2）《对“牛”案的法律追问》（2011年11月2日）（2200字）；（3）《用法律温暖“社会冷漠症”》（2011年11月16日）（2500字）81．《民间网络反腐现象的法律思考》，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