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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水浒传》，每个人的脑海里难免会留下几个鲜活的形象，这一方面是由这些人物的悲剧色彩造成的，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作者特殊的人物描写艺术。典型化的人物如林冲，生活化的人物如武松，个性化的人物如杨志，多重性格的人物如宋江。金圣叹曾说，《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所状，人有其声口”，茅盾先生说，“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水浒》人物描写的又一特点便是关于一切人物的一切都是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作者绝不下按语”，①大师们总要概括了《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本文则从小的方面来分析人物描写的艺术。（一） 典型化人物林冲林冲这个人物形象典型地反映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展示了梁山英雄“逼上梁山“的全部过程。《水浒传》写农民起义，其领导成员不止是农民，它吸纳了各方面的叛逆人物，包括来自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林冲说是一个由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而投奔到农民队伍中的人物，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在他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敢反抗。他出场的穿着打扮所体现的身份、风度，说明了他是一个有相当地位的人物，接着就介绍了他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日子过得很美满，这就跟没有家室，“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鲁智深截然不同。林冲一出场，作者就将他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他的思想性格，他跟妻子一起到岳庙烧香，自己正看着鲁智深打禅杖出神时，妻子就被高俅的养子高衙内调戏了。一个军官，老婆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调戏，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当他得知此事正要对那个人下拳时，看出了不是别人，原来是那个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的高衙内”，此刻书中写到：“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所谓“本管”，就是顶头上司，“先自手软了”这五个字，不单纯是人物神态动作描写，而是挖掘了林冲的内心世界。当鲁智深便带了二三十个人来帮他撕打时，林冲与鲁智深有两句简单对话，林冲说：“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一次。”而鲁智深却是这样说：“你却怕他本管太尉，酒家怕他甚！俺若撞见那鸟时，且教他吃酒家三百禅杖了去。”请看：一个忍辱怕事，一个嫉恶如仇；一个自己受*也能忍，一个看见别人受*都不能忍。两个人的性格的鲜明对照更突现出人物的典型化。林冲所感受到并且非常不满的黑暗社会势力，不断地向他紧逼而来，使他想苟安而又不能苟安，想忍也忍不下去，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最后走向反抗，走向梁山。水浒英雄中，有很多人走的是林冲的路。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林冲的遭遇是领导者走向农民起义的典型代表，在那个受人逼迫的社会里，曾经软弱的林冲被迫走向坚强，走向反抗。作者在塑造林冲这一典型形象时，突出了林冲从逆来顺受到彻底反抗的性格，以自身的遭遇展现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水浒传》人物描写的一大特色。（二） 生活化人物武松张恨水评武松说：“有超人之志，无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才，无惊人之事，皆不足以有成。何以言之无其才而不足以展其志，无其事又不足以应其才之用也。若武松者，则于此三点，庶几乎无遗憾矣，”“天下有些等人，不仅在家能为孝子，在国能为良民，使读书必为真儒，使学佛必为高僧，使作官必为纯吏”。②张恨水的观点代表绝大部分人对武松的看法，他们几乎把形体武松看成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而我们认为，从作者对武松的倾情刻画来看，武松其实被作者刻画成了生活化的英雄人物。应该说，武松深受人们喜爱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生活化描写实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手法，它把人物放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其自身的行动来展示自己的性格，作者在《水浒传》中多次运用生活化描写手法，武松是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作为一个生活化的英雄人物，武松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在刻画这一人物时，紧紧抓住了他的优缺点的彼此消涨过程，让人们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认识武松。武松赤手空拳景阳冈打虎，为他赢得了深广的声誉，也为他赢得了都头的职位，在他送税银出差时，武大郎被西门庆与潘金莲毒死，在去县衙告状不准的情况下，借谢邻请酒取得真实口供，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然后到官府自首，被断配孟州。这段时期的武松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偶尔还有那么一点儿虚荣，但他的英武刚强却永远刻在读者的脑海里。在孟州，武松帮对他有恩的施恩夺回了被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因而得罪了蒋门神，蒋门神的后台张都监、张团练设计将他当贼捉了。这时的武松虽然也很勇猛，但毕竟有些媚骨，不分青红皂白的知恩图报让人感觉武松似乎分不清是非。但血的教训让他走向成熟，怨怒之情化作了惊心动魄的反抗行为，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了蒋、张等十几口，蘸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生活让武松认清了现实的社会，他不再向官府投案，而是先上二龙山，后归梁山泊，投身武装反抗的行列。武松被动或主动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被生活改变了自己，作者抓住了这一点，才更深入地塑造了武松的光明形象。在反抗官府围剿和攻城夺府的战斗中，武松勇敢坚定，是义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反招安，指责宋江“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后来他在征方腊时被包道乙砍右臂，他不受封诰，在杭州六和寺出家。这就是武松，一生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尽管也曾被人利用，但终究从残酷的现实中，从迷失的自我中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渐渐地走向成熟。这要归功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我个人认为，武松是《水浒传》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味十足的人物。我想，只有有生活气息的人物才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三） 个性化人物杨志应该说，作者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勾勒了许多有个性的人物，个性化人物应该不仅仅只有杨志一个，事实确实如此。施耐庵善于抓住人物的人性，这也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之一，在这里，我仅以杨志为例来阐述这一观点。对于杨志，茅盾先生也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杨志呢，因为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复职不成，落魄卖刀，无意中杀了个泼皮，因此充罪，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终于又因失陷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划了事”，“杨志一心想做官，‘搏个封妻荫子’，结果是陪尽小心，”，“对于杨志，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③茅盾先生对杨志的评价应该是既爱又恨的。事实上，对于杨志这样一个人物，不同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施耐庵对《水浒传》中英雄人物的描写是被后人称道的，这归功于他抓住了人物的个性，比如杨志，施耐庵就抓住了他是个“官迷”的个性。抓住了个性，才能塑造丰满鲜活的人物。从杨志的“官迷”个性出发，施耐庵留给我们的有个性化的语言、个性化的行动、个性化的生活态度。在语言上，可看杨志杀了泼皮牛二后所说的话：“不关列位的事，洒家杀此泼皮，你们随洒家到官府出首。”虽然落魄卖刀，但他身上的那种凛凛然的不俗气质，依然列列可现，难怪他总以“三代将门之后”自称，毫无疑问，他有着将相的风范，敢作敢当，大丈夫也。杨志的行动更能说明他是一个“官迷”。杨志曾做过殿司制使官，因失落花石纲逃避在外，后收得一担财物，回京谋求复职，路过梁山时与取“投名状”的林冲杀斗，不分上下，王伦欲邀他上山，他不肯玷污“清白姓字”，拒绝入伙。到东京后，由于高俅作梗，财物用尽而流落街头，又因卖刀杀了泼皮牛二被刺配大名府，得梁中书赏识做了提辖。他尽心尽力地给梁中书押送生辰纲，尽管他精明强干，洞悉江湖情形，但仍败在晁盖、吴用手下。生辰纲被劫后，他与鲁智深双夺宝珠寺，占据二龙山，走上反抗道路。三山聚义打青州时，他提出与梁山泊联合，后同归水泊，做了梁山马军八虎骑兼先锋使，全身心为招安做准备，受招安后，于征方腊途中病故。杨志一生的追求就是做官。他身为军官，又是将门之后，渴望在边庭建功立业，为祖宗争气，“搏得个荫妻封子”。他的生活的改变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清白姓字”时要做官，落草为寇时依然想做官，等到招安后，他还是兢兢业业地为大宋打天下，直至病故。施耐庵关于抓住人物性格的关键点，并以此为中心塑造人物。杨志便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他的成功也证明了施耐庵个性化人物描写艺术的成功。（四）多重性性格的人物宋江宋江历来是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有学者因为宋江性格的矛盾性而否定施耐庵的写作才能，我对此不以为然。茅盾先生曾经说过：“人物的性格必须通过人物来表现。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人物的形象和做事安排好像是同时成熟的；但事实上，一定是心中先有了呼之欲出的人物，这才组织起故事来。如果不是这样，作品就难免（甚至一定会）是概念化”。④我对这一论说深信不疑，而且，我还认为，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心中一定已经有了各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至于宋江，我想施耐庵也一定看到了他的矛盾性和多重性，他把这个有着多重性格且矛盾重重的人物写下来，让读者去读去说去评，也未尝不是另一种高明。施耐庵塑造的宋江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施耐庵抓住这一系列的矛盾来刻画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一般读者都认为宋江是个忠义双全的人。《水浒传》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但实际上，宋江在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当一般干部时，便有意放走官府要捉拿的晁盖等人，并继续与那些人保持良好关系，甚至还上过梁山，单纯从这几个方面看，我们可以讲宋江很够“义气”，但讲宋江忠，就有些难为情了。而且，放走晁盖后，宋江似乎不讲忠，也不讲什么“国家法度”，而发配江州时，梁山好汉劫得他，欲放下他的枷锁时，他却说要不得，“此乃国家法度”；江州酒楼的反诗，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笑黄巢，造反心态跃然纸上，等到上了梁山，他又一心忙于招安，还说“宁可朝庭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庭”。《水浒传》写宋江“仗义疏财”，很讲义气，但遍览全书，并没有几个穷苦人家得到宋江救济。倒是许多贪官强人，土豪劣绅笑纳过宋江奉上的大绽银两，铁牛初见宋江时，曾受过他几绽银子，但那银子却似乎整整管了铁牛一辈子。宋江好几次讲要取铁牛的头，铁牛却并不跳将下来，两板斧下去，到后来被宋江害死，也心甘情愿。以上所述正是《水浒传》中宋江的矛盾性所在，这些矛盾其实源于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作为封建社会不得志的文人，宋江有着满腔报负却无处施展。他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友，这是他性格的温柔敦厚的一面，他孝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是他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性格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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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水浒传》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它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两字。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这都体现了一个义字所在的意义。这个义字，往往要叫人用生命去书写，用鲜血去证明。所以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一面（梁山聚义），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最终失败了.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思想。一是它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人们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待遇时，造反也是他们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
《水浒传》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中国名著,与它相媲美的还有《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号称"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它以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 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抱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 水浒一百零八将,人物形象中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智多星吴用"和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智多星吴用"几次献策:吴用为晁盖献计,智取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宋江在浔阳楼念反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快行斩时,吴用用计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戴宗;宋江二打祝家庄失败;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吴用利用双掌连环计攻克祝家庄.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宿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受招安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宋江,李逵被害后,吴用与花荣一同在宋江坟前上吊自杀,与宋江葬在一起.真不愧为"智多星"呀!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是一位非常直率,暴烈如火,却侠骨柔情,杀却恶人为的是救穷苦人于水火的真汉子,英雄人物.他往往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一副粗鲁,野蛮.可他到了冲锋陷阵的时候可毫不含糊,挥着62斤重的禅杖上阵杀敌.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水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和封建社会腐败的一面.这的确是一本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本书.
读罢《水浒传》，每个人的脑海里难免会留下几个鲜活的形象，这一方面是由这些人物的悲剧色彩造成的，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作者特殊的人物描写艺术。典型化的人物如林冲，生活化的人物如武松，个性化的人物如杨志，多重性格的人物如宋江。金圣叹曾说，《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所状，人有其声口”，茅盾先生说，“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水浒》人物描写的又一特点便是关于一切人物的一切都是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作者绝不下按语”，①大师们总要概括了《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本文则从小的方面来分析人物描写的艺术。（一） 典型化人物林冲林冲这个人物形象典型地反映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展示了梁山英雄“逼上梁山“的全部过程。《水浒传》写农民起义，其领导成员不止是农民，它吸纳了各方面的叛逆人物，包括来自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林冲说是一个由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而投奔到农民队伍中的人物，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在他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敢反抗。他出场的穿着打扮所体现的身份、风度，说明了他是一个有相当地位的人物，接着就介绍了他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日子过得很美满，这就跟没有家室，“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鲁智深截然不同。林冲一出场，作者就将他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他的思想性格，他跟妻子一起到岳庙烧香，自己正看着鲁智深打禅杖出神时，妻子就被高俅的养子高衙内调戏了。一个军官，老婆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调戏，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当他得知此事正要对那个人下拳时，看出了不是别人，原来是那个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的高衙内”，此刻书中写到：“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所谓“本管”，就是顶头上司，“先自手软了”这五个字，不单纯是人物神态动作描写，而是挖掘了林冲的内心世界。当鲁智深便带了二三十个人来帮他撕打时，林冲与鲁智深有两句简单对话，林冲说：“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一次。”而鲁智深却是这样说：“你却怕他本管太尉，酒家怕他甚！俺若撞见那鸟时，且教他吃酒家三百禅杖了去。”请看：一个忍辱怕事，一个嫉恶如仇；一个自己受*也能忍，一个看见别人受*都不能忍。两个人的性格的鲜明对照更突现出人物的典型化。林冲所感受到并且非常不满的黑暗社会势力，不断地向他紧逼而来，使他想苟安而又不能苟安，想忍也忍不下去，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最后走向反抗，走向梁山。水浒英雄中，有很多人走的是林冲的路。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林冲的遭遇是领导者走向农民起义的典型代表，在那个受人逼迫的社会里，曾经软弱的林冲被迫走向坚强，走向反抗。作者在塑造林冲这一典型形象时，突出了林冲从逆来顺受到彻底反抗的性格，以自身的遭遇展现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水浒传》人物描写的一大特色。（二） 生活化人物武松张恨水评武松说：“有超人之志，无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才，无惊人之事，皆不足以有成。何以言之无其才而不足以展其志，无其事又不足以应其才之用也。若武松者，则于此三点，庶几乎无遗憾矣，”“天下有些等人，不仅在家能为孝子，在国能为良民，使读书必为真儒，使学佛必为高僧，使作官必为纯吏”。②张恨水的观点代表绝大部分人对武松的看法，他们几乎把形体武松看成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而我们认为，从作者对武松的倾情刻画来看，武松其实被作者刻画成了生活化的英雄人物。应该说，武松深受人们喜爱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生活化描写实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手法，它把人物放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其自身的行动来展示自己的性格，作者在《水浒传》中多次运用生活化描写手法，武松是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作为一个生活化的英雄人物，武松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在刻画这一人物时，紧紧抓住了他的优缺点的彼此消涨过程，让人们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认识武松。武松赤手空拳景阳冈打虎，为他赢得了深广的声誉，也为他赢得了都头的职位，在他送税银出差时，武大郎被西门庆与潘金莲毒死，在去县衙告状不准的情况下，借谢邻请酒取得真实口供，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然后到官府自首，被断配孟州。这段时期的武松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偶尔还有那么一点儿虚荣，但他的英武刚强却永远刻在读者的脑海里。在孟州，武松帮对他有恩的施恩夺回了被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因而得罪了蒋门神，蒋门神的后台张都监、张团练设计将他当贼捉了。这时的武松虽然也很勇猛，但毕竟有些媚骨，不分青红皂白的知恩图报让人感觉武松似乎分不清是非。但血的教训让他走向成熟，怨怒之情化作了惊心动魄的反抗行为，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了蒋、张等十几口，蘸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生活让武松认清了现实的社会，他不再向官府投案，而是先上二龙山，后归梁山泊，投身武装反抗的行列。武松被动或主动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被生活改变了自己，作者抓住了这一点，才更深入地塑造了武松的光明形象。在反抗官府围剿和攻城夺府的战斗中，武松勇敢坚定，是义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反招安，指责宋江“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后来他在征方腊时被包道乙砍右臂，他不受封诰，在杭州六和寺出家。这就是武松，一生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尽管也曾被人利用，但终究从残酷的现实中，从迷失的自我中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渐渐地走向成熟。这要归功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我个人认为，武松是《水浒传》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味十足的人物。我想，只有有生活气息的人物才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三） 个性化人物杨志应该说，作者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勾勒了许多有个性的人物，个性化人物应该不仅仅只有杨志一个，事实确实如此。施耐庵善于抓住人物的人性，这也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之一，在这里，我仅以杨志为例来阐述这一观点。对于杨志，茅盾先生也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杨志呢，因为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复职不成，落魄卖刀，无意中杀了个泼皮，因此充罪，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终于又因失陷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划了事”，“杨志一心想做官，‘搏个封妻荫子’，结果是陪尽小心，”，“对于杨志，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③茅盾先生对杨志的评价应该是既爱又恨的。事实上，对于杨志这样一个人物，不同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施耐庵对《水浒传》中英雄人物的描写是被后人称道的，这归功于他抓住了人物的个性，比如杨志，施耐庵就抓住了他是个“官迷”的个性。抓住了个性，才能塑造丰满鲜活的人物。从杨志的“官迷”个性出发，施耐庵留给我们的有个性化的语言、个性化的行动、个性化的生活态度。在语言上，可看杨志杀了泼皮牛二后所说的话：“不关列位的事，洒家杀此泼皮，你们随洒家到官府出首。”虽然落魄卖刀，但他身上的那种凛凛然的不俗气质，依然列列可现，难怪他总以“三代将门之后”自称，毫无疑问，他有着将相的风范，敢作敢当，大丈夫也。杨志的行动更能说明他是一个“官迷”。杨志曾做过殿司制使官，因失落花石纲逃避在外，后收得一担财物，回京谋求复职，路过梁山时与取“投名状”的林冲杀斗，不分上下，王伦欲邀他上山，他不肯玷污“清白姓字”，拒绝入伙。到东京后，由于高俅作梗，财物用尽而流落街头，又因卖刀杀了泼皮牛二被刺配大名府，得梁中书赏识做了提辖。他尽心尽力地给梁中书押送生辰纲，尽管他精明强干，洞悉江湖情形，但仍败在晁盖、吴用手下。生辰纲被劫后，他与鲁智深双夺宝珠寺，占据二龙山，走上反抗道路。三山聚义打青州时，他提出与梁山泊联合，后同归水泊，做了梁山马军八虎骑兼先锋使，全身心为招安做准备，受招安后，于征方腊途中病故。杨志一生的追求就是做官。他身为军官，又是将门之后，渴望在边庭建功立业，为祖宗争气，“搏得个荫妻封子”。他的生活的改变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清白姓字”时要做官，落草为寇时依然想做官，等到招安后，他还是兢兢业业地为大宋打天下，直至病故。施耐庵关于抓住人物性格的关键点，并以此为中心塑造人物。杨志便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他的成功也证明了施耐庵个性化人物描写艺术的成功。（四）多重性性格的人物宋江宋江历来是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有学者因为宋江性格的矛盾性而否定施耐庵的写作才能，我对此不以为然。茅盾先生曾经说过：“人物的性格必须通过人物来表现。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人物的形象和做事安排好像是同时成熟的；但事实上，一定是心中先有了呼之欲出的人物，这才组织起故事来。如果不是这样，作品就难免（甚至一定会）是概念化”。④我对这一论说深信不疑，而且，我还认为，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心中一定已经有了各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至于宋江，我想施耐庵也一定看到了他的矛盾性和多重性，他把这个有着多重性格且矛盾重重的人物写下来，让读者去读去说去评，也未尝不是另一种高明。施耐庵塑造的宋江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施耐庵抓住这一系列的矛盾来刻画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一般读者都认为宋江是个忠义双全的人。《水浒传》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但实际上，宋江在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当一般干部时，便有意放走官府要捉拿的晁盖等人，并继续与那些人保持良好关系，甚至还上过梁山，单纯从这几个方面看，我们可以讲宋江很够“义气”，但讲宋江忠，就有些难为情了。而且，放走晁盖后，宋江似乎不讲忠，也不讲什么“国家法度”，而发配江州时，梁山好汉劫得他，欲放下他的枷锁时，他却说要不得，“此乃国家法度”；江州酒楼的反诗，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笑黄巢，造反心态跃然纸上，等到上了梁山，他又一心忙于招安，还说“宁可朝庭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庭”。《水浒传》写宋江“仗义疏财”，很讲义气，但遍览全书，并没有几个穷苦人家得到宋江救济。倒是许多贪官强人，土豪劣绅笑纳过宋江奉上的大绽银两，铁牛初见宋江时，曾受过他几绽银子，但那银子却似乎整整管了铁牛一辈子。宋江好几次讲要取铁牛的头，铁牛却并不跳将下来，两板斧下去，到后来被宋江害死，也心甘情愿。以上所述正是《水浒传》中宋江的矛盾性所在，这些矛盾其实源于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作为封建社会不得志的文人，宋江有着满腔报负却无处施展。他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友，这是他性格的温柔敦厚的一面，他孝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是他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性格的人物。
一、《水浒传》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就《水浒传》所讲的故事本身而言，其故事源自《宋史》“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等史实记载，“同时它还概括了大量的同类历史事实……符合宋元明三代以至中国封建时代多次农民起义的实际情况”。[5]《水浒传》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歌颂了反抗封建压迫的一系列英雄人物，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尤其是“乱自上作”、“奸逼民反”的道理，总结了封建社会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谱写了一曲“忠义”的悲歌。“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难能可贵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水浒传》是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6]这就是传统的“农民起义”说，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小说写的就是老百姓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由个人反抗到小团伙、再到大团伙的反抗过程。它写的就是一次农民起义，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无可厚非的，在前七十回尤为明显，虽然后七十回由于“招安”而起义思想不明显，逐渐减弱。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小说结果的“招安”而否认其是一次农民起义！二、就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思想而言，反映的是“忠奸斗争”。首先，就书名来看，水浒传的名字就是《忠义水浒传》，甚至就是《忠义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传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一些主要领导人虽然被“逼”上梁山，但还是心系朝廷，权且水泊站暂驻。“酷吏贪官都杀尽，忠义报答赵官家”。他们竖起的旗帜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天”即上天，也指皇帝即“赵官家”，“替天行道”也就是替皇帝行道，也就是“忠义”于朝廷。如《水浒传》中的宋江，一再宣称：“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的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甚至饮了朝廷药酒，死在旦夕，还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三、从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来看.即从“奸逼民反”的“民”来看，小说塑造的主要的“民”是“三十六英雄”、“七十二好汉”。这些“民”或为官吏、或为下级文人、或为商人、或为游民，真正的农民不多，充其量也就是“阮氏三雄”、解氏兄弟五人而已。由他们组成了一个成分阶层复杂的、具有一定个性意识的、仗义疏财的古代市民阶层。他们想要“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翁吃酒，大口吃肉”，“图个一世快乐”。他们反抗的初始目的大多也与金钱有关系。如刘唐、公孙胜就非常相信金钱的力量，他们拜见晁盖都以“十万贯金钱”作为诱饵，献给他们心中的领导人晁盖；在江州，李逵初出场就为银子争红了眼，似乎他最大的要求就是银子，有点只认银子不认人的味道。鲁智深桃花山不辞而别，也没忘把金银酒器踏扁了带走；即使在三拳打死镇关西，有命案在身的危急关头，也不忘带走金银细软。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冈写的都是为了金钱。因此，他们起初聚义的理想是“金钱”，人物行动的出发点以“金钱”为中心，这反映的是市民的经济要求。到后来，招兵买马、壮大队伍的目的只是为了捞取获得“招安”的资本，从而达到“封妻荫子”美名传后世的政治目的。也就是想走一条“想做奴才而不得——做了奴才过不得——做稳了奴才方了解”的道路，这都反映的是市民趣味、市民意识、市民理想。那么，既然《水浒传》的主要人物形象的特点是“市民性”的，因而有关说《水浒传》的主题是“市民意识”说也是成立的，但这并不排除梁山队伍的主体力量是农民。也就是说，梁山起义队伍的主要领导者是市民，而作为梁山队伍的主体力量的则是农民。
《水浒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忠义，是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许多忠义形象，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宋江以“义”来团结好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并且有能力的好汉。
而最终宋江又以“招安”做为那些好汉们的奋斗目标，这也就体现出了“忠”，而这个“忠”是凌驾于义之上的。作品中，忠义道德观一直都是作为主要思想存在的，同时也作为衡量众多正面人物的主要道德标准之一。
作品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忠义两全的英雄好汉，其作风行事也都以忠义为先，如《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反映宋江仗义疏财的“及时雨”、忠于朝廷的“呼保义”和“孝义黑三郎”三个绰号都表现了他的侠义之气。上梁山后，仗义疏财的个性是他成为义军首领重要因素之一。
但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可以看出，《水浒传》就是一部“忠义传”。
文学影响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
但它比之《三国演义》，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自其产生以来就有争议。近几十年来以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为多。仔细剖析《水浒传》内容，它很少涉及到宗法社会的农民生活，更没有表现出宗法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即使偶尔写到一些农民也大多是沉默的、没有追求的、随人俯仰的一群。《水浒传》中写的社会底层的精英，他们绝大部分是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所谓游民就是脱离宗法网络、宗法秩序沉沦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小说中描写了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的挣扎和奋斗。他们的“经济诉求”是优裕的物质生活（成瓮吃酒，大块吃肉），为了实现这种物质生活就要迅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发迹变泰”就成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一面（梁山聚义），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最终失败了。《水浒传》所写的是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 《水浒传》作为第一部用口语写作的长篇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而且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思想。一是它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人们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待遇时，造反也是他们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水浒传》通过林冲、解珍解宝等人的故事指出官逼民反，造反有理；《水浒传》还为造反者建立了一套属于他们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不仅为后世造反者所认同，也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理解。 近几十年来，《水浒传》中的招安是最为人们所诟病，特别是持“农民起义说”的人们认为“招安”是背叛。摆脱一些教条，对招安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招安既是当时（北宋南宋之交）不可避免的结局，其意义也不完全是负面的。 【关键词】 水浒传，游民，造反有理，招安。 一《水浒传》主题辩 尽管《水浒传》产生的时代和作者的生平状况，在学术界都有不同的见解，但它是中国出现最早的长篇通俗小说之一，这是没有争议的。从它一产生便拥有了大量的读者，上自皇帝，下至贩夫走卒都不乏“《水浒》迷”。尽管许多人抨击它，禁止它、焚毁它，但还是明清两代最畅销的通俗读物之一。明代批评家把它列为“四大奇书”中的一种。著名的评点家金圣叹说：“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它的“奇”不仅在于用当时的“引车卖浆者”的语言撰写了一百余万字小说，使读者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也是主流社会的人们非常少见的，与以前的文学作品相比，《水浒传》更是空谷足音。它的出现给读者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1,争议 《水浒传》是写什么的？它的主题是什么？这在不同的时期则有不同的说法，对于文学名著的研究与评价往往是与社会思潮同步的，社会思潮常常通过文学批评来表达自己。 《水浒传》写成于明代中叶，当它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刊刻出来的时候，正处于思想解放、个性觉醒时期，此时许多学者对《水浒传》是肯定的，说它所表现的梁山好汉“诵义负气，[1]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⑴。这是把梁山的英雄看作是实现正义公正的社会良心。托名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叙》也明确指出《水浒传》是“发愤之作”，其内容表现的是“水浒忠义”，把罗贯中、施耐庵看成是宋遗民，他们借写伏身草莽的英雄豪杰用以表达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到了清代，封建专制加强、统治者实行全面的社会控制。此时主流舆论对《水浒传》多持否定态度，说它“诲淫诲盗”，为不逞之徒立传，把《水浒传》视为最败坏人心的作品。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诏禁止刊刻和出售《水浒传》。 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有许多研究者借《水浒》以比附当时社会斗争，二十世纪初，定一的《小说丛话》说《水浒传》“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并指出作者“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借宋江之事，而演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王钟麟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指出《水浒传》是讲平等、均财产的“社会主义小说”。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书信中称赞施耐庵有社会党人的思想，《水浒传》一书的主脑在于表现“官逼民反”。有的甚至用以借喻“实行宪政”或当代革命。鲁迅对此加以嘲讽“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⑵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阐释《水浒传》中则定“农民起义说”为一尊，五六十年代，对于这点的背离往往会招致批判；文革中要整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水浒》这部书”，又成为“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工具，这时谁要再赞美《水浒传》又会给他带来无妄之灾。由此可见，对于《水浒传》主题与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与当时的思想运动和政治倾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世更是把评论“水浒”当作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开古今未有之先例。 近二十年来，思想解放，对于一般的学术研究很少干预，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文史界的研究者逐渐突破对于“农民起义”的迷信，对《水浒》的阐释有所突破。从而打破“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先后提出了“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以及“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说”，“综合主题说”，最近又有“反腐败说”等等。应该说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水浒传》思想内容的一面，但我以为都没有抓住《水浒传》的本质。这些论点大多还是没有从作品的总的创作倾向出发，而是从某种理念出发，甚至是为了适应某种思潮而产生的。自然，这些议论也就缺少说服的力量。 2,《水浒传》主题 我认为《水浒传》是游民说给游民听的故事，其内容是讲述游民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的，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由于《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者是沉沦社会下层的文士，其中就不免有些文人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谈《水浒传》的主题： ①，水泊梁山好汉的个人成分的构成是以游民和边缘人物为主。 ②，梁山主人公的经济与政治诉求是带有游民性质的。 ③，从《水浒传》的形成过程以及书中所体现的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识。所谓主题也就是该作品写的是什么和表达什么思想意识？弄清了这两个问题，主题自然也就显现出来了。 ④，从《水浒传》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的故事，也可以看出它是描写游民的成功与失败的。 3,《水浒传》述说的是什么人的故事？ 《水浒传》是写什么的？说的是什么人的故事？这是理解《水浒传》的起点。小说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作者的思想倾向的，也就是说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的历史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演绎出的故事是该作品主题的载体，因此，只要我们对《水浒》主要描写对象及其故事做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主要是写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头领的遭遇与追求的。那些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之下，跟着头领们摇旗呐喊的喽啰们，虽然没有完全在作者视野之外，但也是被作者忽略不计的。 《水浒传》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给读者提供了一百零八位好汉的名单。这些人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其他等类。人数最多的是游民，近五十人；其次是武将，约二十人；第三是吏人，十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五人（阮氏三雄，解珍、解宝），而且这五人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勤苦耕作的宗法农民。 甲，游民的故事 什么是游民呢？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脱离了宗法网络、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处的的人们都可称之为游民。游民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以获取生活资料。毛泽东在他早年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⑶谈到“游民无产阶级”时，把农村的游民分为五种：兵、匪、盗、丐、娼妓。“他们的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 《水浒》中的游民以“盗”为多，而且还往往是占山为王的大盗。《水浒》的一百零八人，最后都上了梁山，都可以说是“盗”，当然不能这样算。这里只以梁山好汉上山以前赖以谋生的手段进行分析。梁山除了自己底班人马和初次聚义就选择了梁山的人物以外，许多头领还是其它小山头的山大王。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清风山的燕顺、王英、郑天寿；黄门山的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对影山的吕方、郭盛；登云山的邹渊、邹润……这是有组织的游民。还有个体的抢劫者，如活跃在道路上、江河之中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夫妻黑店的张青、孙二娘等。其他如盗马贼段景住，小偷小摸的时迁。这些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以杀人抢劫为业的人们，在任何社会里都是非法之徒，为绝大多数人所否定。 游民并不是完全从事非法活动的，也有许多并无祸害民众行为的。但由于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脱离了农村、又没有正当职业的，生活没有保障，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卷入反社会活动。这样的游民在一百零八人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亡在外做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四处“躲灾避难”的武松；“自幼漂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流浪蓟州、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式卖艺闯荡江湖的病大虫薛永；“权在江边卖酒度日”的王定六；“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的焦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个人”，奔逃在江湖上的石勇，这些都是无家无业的流浪汉。他们的共同点除了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沉沦于社会底层之外，就是：爱好拳棒，好勇斗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干犯法纪；讲义气，专好结识好汉等等。这是他们在江湖上生存和发展的本钱。有了这些他们才能够与主流社会对抗，杀人放火，攻击官府，用暴力向社会索取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他们在江湖上游荡期间，有的直接投奔绿林，不以当“盗贼”为讳；有的寻找一切机会以改善自己境遇，哪怕为此触犯国法。 乙，游民知识分子 宋代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文化要求的日益迫切，科举考试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更增强了这种迫切性，而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发明，使得书籍易得，又为一般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宋代文化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使得读书人大量增多。然而官府对于知识分子的吸纳能力毕竟有限，有些掌握了一定文化。做官不行，又弄得无家无业，就成了我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这些人可能成为江湖艺人，可能成为各种各样江湖，可能成为豪门贵府的帮闲，也可能参与造反活动。梁山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军师吴用，副军师、宗教代表公孙胜都是这类人士。无论什么朝代。游民骚乱、农民抗争没有这类人士的参加，民众的造反活动闹不大，有了这些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提出斗争策略、会神道设教，从而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反抗的队伍。因此，要使造反队伍壮大，必须有此类人物参与决策。例如为北宋真宗时益州起事的王均出谋划策的“宰相”张锴，就是“粗习阴阳，以荧惑同恶”的道士之流⑷。南宋初杨幺起义最初领袖锺相也是巫师、道士一流。史书上说他“以左道惑众”⑸。梁山上的吴用、公孙胜是宋江等武装抗争活动的重要决策人。由此可见，水泊梁山的政治军师活动是受到游民支配的。
浅谈《水浒传》的忠义观 内容提要：孔师孟祖述忠义，自列丹青从古今。《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起义的英雄小说，，忠、义道德观始终贯穿在轰轰烈烈的起义经过之中，而小说的悲剧结局却令人为这一百零八个好汉叹息万分，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梁山好汉为义相聚，为忠散亡，本文就《水浒传》的忠义观角度分析其思想主题。 关键词：忠义、招安、拔刀相助、平等相处 一、 “忠义”释义“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概念。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先秦以后，“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家庭成员、亲朋戚友、官场同僚）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一般说来，“忠”与“义”这两个概念已经演化为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汉代以后，“忠义”连缀的现象开始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又能对同类人讲义，在“忠”与“义”这两个概念的发展中，“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内涵。而“义”的含义却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的一种号召和纽带，而“聚义”则以“义”为号召联合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 二、《水浒传》的忠义《水浒传》原名为《忠义水浒传》，记述了一百零八条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原名冠以忠义二字，而一群好汉聚义、起义、而后招安以求能为朝廷尽忠，显而易见，忠义道德观无疑是贯穿作品始终的灵魂思想。《水浒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忠义，是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许多忠义形象，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宋江以“义”来团结好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并且有能力的好汉。而最终宋江又以“招安”做为那些好汉们的奋斗目标，这也就体现出了“忠”，而这个“忠”是凌驾于义之上的。作品中，忠义道德观一直都是作为主要思想存在的，同时也作为衡量众多正面人物的主要道德标准之一。作品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忠义两全的英雄好汉，其作风行事也都以忠义为先，如《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反映宋江仗义疏财的“及时雨”、忠于朝廷的“呼保义”和“孝义黑三郎”三个绰号都表现了他的侠义之气。上梁山后，仗义疏财的个性是他成为义军首领重要因素之一。但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而纵观梁山的首领传承线索，从第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第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到第三任宋江的全忠全义，体现了忠义的发展路线，可以看出，《水浒传》就是一部“忠义传”。 三、《水浒传》忠义观的特点1、《水浒传》的“忠”与“义”是带着妥协性与反抗性的矛盾体。作品里“忠”和“义”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最能体现 “忠义”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2、《水浒传》的“忠”则是凌驾于“义”之上的。《水浒传》以义聚梁山为起，招安尽忠为止。作为绿林中人，梁山英雄信守“义”的价值理念。“义”既是他们标举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准则，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评判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众虑同心归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里忠义作为封建道德伦理是同构互补的。对于宋江来说，接受招安、报效朝廷是实现忠的途径，那么对于梁山群雄而言，屈从首领宋江的招安路线以及实现招安后一连串叛卖性行为则是“义”的表现。梁山英雄之间的“义”的道德规范限制着并且不允许对作为首领和兄长的宋江不忠。于是，尽管梁山群雄的义、对宋江的忠和宋江对皇帝的忠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但冲突的结局则是以对宋江的“忠”的屈从而告终。梁山聚义初具规模时，乃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草莽，后来挂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由“打家劫舍”向“替天行道”的转变，昭示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替天”隐有“忠”的意义。宋江成为梁山首领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梁山义军思想上的演变和自觉，实现“忠”与“大一统”的终极目标。梁山义军接受朝廷招安后，便受朝廷派遣去打方腊义军，这时的“义”已经臣服于“忠”之下了。3、《水浒传》所宣扬的“义”则主要表现为拔刀相助、平等相处。《水浒传》里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字里行间始终体现着对梁山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行为的赞赏与歌颂，这些都是“义”的表现。鲁智深、武松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拳打死镇关西。武松性情刚强，为替兄报仇，死也不怕。同时，梁山好汉们也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 四、结语《水浒传》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本质的艺术再现，其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小说中的叛逆者由叛逆最终走向招安，从聚义起义到招安一路走来，“忠”的思想逐步凸显，使作品的忠君思想凌架于义之上，实现了“道德的复归”，构成了小说独有的文化品性和存在形式。 [内容摘要] 《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施耐庵根据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水浒故事加工而成。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的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它正面歌颂了敢于造反的农民起义英雄，塑造了许多不柯的艺术典型，暴露了封建地主官僚鱼肉百姓的罪行，提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社会根源，这部小说最闪光的思想是宣扬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中的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宋江。他疏材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反，这是他性格敦厚温柔的一面，他效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蛤也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作品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故我认为宋江是一个忠义双全的人。又因为宋江是梁山头领，英雄代表，故梁山好汉乃一批忠义之士，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 [关键词] 《水浒传》 农民起义 忠义之士 忠义思想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传奇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忠，即是对祖国、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尽，这也是忠。 在当今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做到一个“义”字。一个“义”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水浒传》的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路见不平，能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这样惊心动魂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气”，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任务。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明人郎瑛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讲义，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在评价《水浒传》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看法并不一致。宋江自己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雨箭之功”。《水浒传》六十八回这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对宋江，我从下面几方面来分析： 1、宋江的绰号表现了英雄本色，侠义之气。宋江，表字公明，绰号有三：○1孝义黑三郎（可现宋江外理家庭关系是孝义为本）；○2及时雨（主要说他仗义疏财、接济他人、周济朋友）；○3呼保义（据考证与宋之官名有关，反映宋江对朝廷的态度之忠）。 2、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之大。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刀笔精通。他的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守法习惯。宋江到了梁山泊之后，他处理问题比较周全。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 3、宋江上梁山前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就不顾法度了。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 4、宋江上梁山后，成了义军首领。他自己说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首领呢？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 5、宋江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他的思想是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爱国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负朝廷。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方腊，打得十分惨烈。 6、悲剧的结局。宋江征方腊，108位好汉还剩27个，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造反，让李逵喝药酒被毒死。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不外三种观点：一是农民起义说。无论认为它是歌颂农民革命，还是认为它宣传投降主义，总之都承认它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二是市民说。认为它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反映市民阶层的情绪和利益，“为市井细民写心”；三是忠奸斗争说。认为它是忠臣与奸臣的斗争，歌颂忠义思想。这三种思想，究竟谁是谁非，实在不好定论。因为每种都包含合理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小说的思想内容。三者可以互为补充和包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它所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宣传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客观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其一，作品名冠以“忠义”。《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代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其二，“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水浒传》的“忠义”内涵是复杂的。全传本《水浒传》第55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显然，“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忠”字又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富济贫”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对“义”的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小说沤歌“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且更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发生着悄悄的变化。总之，“忠义”以儒家论理道德为基础，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愿望和意志的一面。这正是它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原因。 其三，塑造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批忠臣义士，尤其是宋江成为了忠义的化身。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志在“酷吏赃官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但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朝廷招安之后，他们北征辽，南打方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最后仍被误国之君、无道之臣逼向了绝路。作者慨叹“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不平现实，发愤为忠臣义士谱写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忠义”悲歌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忠”和“义”本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由于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幼政经史”，加之做过小吏，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孝亲”的道德伦理思想。于是他养成了仗义轻财、乐善好施之性，所以河北、山东闻名，都称他为“及时雨”。 在宋江身上，如果说“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那么，“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义”的反抗性和“忠”的妥协性的矛盾，早在第18回宋江刚一出场时就表现了出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案子落到宋江手里，为了“义”，他冒着生命危险，“执法犯法”，先给晁盖通风报信，暗中放走七条好汉，使其在石碣村消灭了前来捕捉的五百官兵，从而正式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七条好汉上梁山，又成了义军的基础和骨干。 不过，事后宋江又想，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工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接着，为了维护自己和梁山的关系，他一气杀死了企图出卖他的阎婆惜，不得不开始亡命江湖的生涯，但这时他既想逃避官府的缉拿，又不愿与官府直接对立而投奔梁山，结果只是暂居在孔明、孔亮、花荣等处，直到清风寨刘高欲陷他于死地，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秦明等投奔梁山。但中途突然接到石勇给他的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他便立即改变了初衷，丢下大队人马，回家奔丧。这里，“孝”的观念不取代了“义”的观念而占了上峰。其实，“孝”与“忠”作为道德伦理观念是二而一的东西。在“教”“义”面前，他以“孝”为先。这时官府对他正缉拿得紧，他明知回家不会有好结果，但他宁愿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忠”的观念又支配了自己的行动。到家后，果然被捕，于是他服服帖帖接受了官府断配江州。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迫过。倘或他们下山劫持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因此，刺配途中经过梁山泊地界，他宁可多走几里，也要抄小路，为的是梁山好汉拉他入伙。然而，事与愿违，梁山的刘唐、花荣果然来接宋江了。刘唐要杀两个押解公人，把宋江救出来，宋江立刻就急了。忙说：“这个不是你们第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说着就把刀放在喉咙下要自刎。花荣要给宋江打开枷锁说话，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到了聚义厅，拒绝晁盖援救，同样也振振有词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都到刺配入狱的分儿上了，他口口声声还讲的是忠孝一套，可见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多么的根深蒂固。直到江州服刑，在浔阳楼题了两首诗，其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他年得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被人告发为反诗，判刑当斩，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场，把他救了出来后，实在无路可走，他才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哥哥去……”这才上了梁山。 宋江上了梁山后，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独立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 就在《水浒》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作者也深刻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流行。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重谈巷语”在民间流行，显然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小说作者施耐庵就是沿着这一长期形式的思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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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 外国版译名
水浒传生动地描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特别是通过写众多草莽英雄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反抗道路，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 《水浒传》是一部在人民群众上百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水浒传》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传》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传》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除了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阮小五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划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螟蛉之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他的爱妻，并诱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 "《水浒传》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作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 刻划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传》刻划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 《水浒传》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景阳冈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传》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传》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传》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传》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势万分急迫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悉处斩卢俊义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细，不会没意识到个人去劫法场的危险；可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从石秀在酒楼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动。他考虑到要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法场上，一个人救得卢俊义，必须先压住敌人的气势，因此，未下楼时就大喊一声，接著趁敌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智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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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你的标题，可以给你三个人物作为参考。 李逵代表着无处不在的暴力，纵观全书，李逵见人就杀。该杀的杀，不该杀的也是，简直就是个嗜杀的魔王。 武松代表着美化暴力，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怒杀潘金莲，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武松做事很冷静，水浒里着重描写武松，武十回就是典范，办事缜密，虽也杀过无辜之人，但也是迫不得已。 鲁智深代表着真正的美，整个水浒传唯一一个有佛性的人，按照老的说法就是，鲁智深代表着穷苦大众的精神寄托，只杀该杀之人。鲁智深杀人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纯粹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最后看到钱塘潮时，想起了 遇潮而圆，遇信而寂，从而坐化，更是一种升华。 希望对你有帮助。
《水浒传》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中国名著,与它相媲美的还有《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号称"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它以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 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抱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 水浒一百零八将,人物形象中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智多星吴用"和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智多星吴用"几次献策:吴用为晁盖献计,智取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宋江在浔阳楼念反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快行斩时,吴用用计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戴宗;宋江二打祝家庄失败;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吴用利用双掌连环计攻克祝家庄.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宿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受招安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宋江,李逵被害后,吴用与花荣一同在宋江坟前上吊自杀,与宋江葬在一起.真不愧为"智多星"呀!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是一位非常直率,暴烈如火,却侠骨柔情,杀却恶人为的是救穷苦人于水火的真汉子,英雄人物.他往往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一副粗鲁,野蛮.可他到了冲锋陷阵的时候可毫不含糊,挥着62斤重的禅杖上阵杀敌.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水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和封建社会腐败的一面.这的确是一本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