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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有报道称， 沈国放被捕，江苏省常熟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曾任外交部发言人、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2005年12月26日，唐家璇在外交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宣布，免去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的职务，调世界知识出版社任总编辑。沈国放的官运戛然而止，传是因他与一军眷搞婚外情。最近又有传沈国放被捕了，原因是读书时期被外国间谍组织收买，但从种种迹像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是正部长级别。世界知识出版社属于世界级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均为正部长级干部。世界知识出版社中社长是行政领导，主持全面工作。总编是业务领导，主持日常工作。
沈国放只有一个妻子，没有离过婚。沈国放的爱人是中国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名会计，他们有个11岁的女儿。
沈国放第四任妻子是苏静婉，沈国放是电视剧《剧中人》里的人物，苏静婉是沈国放第四任妻子，苏静婉的身世是剧中最大的谜团。
沈国放第四任妻子是苏静婉，沈国放是电视剧《剧中人》里的人物，苏静婉是沈国放第四任妻子，苏静婉的身世是剧中最大的谜团。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沈括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和伟大的科学家沈国放: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久离公众视线的著名外交家、前国家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中国可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全世界,他的名字也是频频见诸新闻媒体。
沈国放只有一个妻子，没有离过婚。沈国放的爱人是中国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名会计，他们有个11岁的女儿。
以出版介绍中国对外方针政策、普及国际知识图书为主的综合性出版社。前身为1934年创刊于上海由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创始人为胡愈之和金仲华、张明养、冯宾符等，至今已有50余年历史。在抗日战争时期，世界知识杂志社址先后迁至武汉、广州、香港等地。1935年起编辑出版少量书籍，抗战时期《世界知识》时一度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上海，停刊多年的《世界知识》复刊，复刊后的第一期于1945年12月1日与广大读者见面，当时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45年10月重新成立，正式以世界知识社的名义出版图书。核心人物是：金仲华，任社长，负责为《世界知识》提供最新稿件；冯宾符任主编，负责日常编辑工作；王德鹏任经理，负责资金来源。1997年被新闻出版署评为良好出版社。 架起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她出版的《世界知识》、《世界知识画报》、《世界博览》、《英语沙龙》四种杂志和众多图书为帮助读者认识世界、促进中国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作用。1950年迁北京，后并入人民出版社。1957年分出成为独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主要编辑出版国际问题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的专门著作，有关世界知识的普及性读物，以及其他反映国际斗争背景的历史、政治、社会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等类图书。80年代初期，出版社建立了世界知识印刷厂。世界知识出版社现有职工200余人，其中编辑出版人员占80%，具有高级专业职称40多人。编辑人员一般都掌握外语，能翻译和加工英、法、俄、日、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外文稿件。
四川人民出版社组织构架如下图： 黄立新1966年10月生于四川大竹，1988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审。1993年4月调入四川文艺出版社，历任《峨眉》编辑部编辑、图书编辑、编辑室主任。2006年8月任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分管编辑工作。2009年4月任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2012年7月至11月兼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2012年12月至今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同时兼任《龙门阵》杂志社社长）。系四川省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刘周远1961年8月生于四川平昌。1983年7月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进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职业出版人生涯。编审。2004年5月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分管编辑工作。2011年11月至今，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2013年4月起兼任《龙门阵》杂志主编）。骆晓平1957年6月出生于四川邛崃市。1988年6月四川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系从事教学科研。1994年9月调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历任《龙门阵》编辑部编辑、主任。2004年5月至2006年8月任巴蜀书社副社长，分管编辑工作。2006年9月至今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同时兼《龙门阵》杂志主编至2013年3月）。2004年9月获编审职称。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员、四川省第11批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汪弥1955年3月生于重庆市，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1985年于南开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至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至今。现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编审。系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首批领军人才、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女，药学家。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后为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 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取得显著成绩，带领课题组人员发明和研制了新型抗疟病青蒿素和还原青蒿素。2011年8月，因发现青蒿素获得拉斯克医学奖临床医学研究奖。2012年1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文章称，青蒿素的发现是对抗疟疾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但拉斯克奖只授予屠呦呦一人也引起了多名研究者的质疑。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12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其中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大村智一起获得一半奖金，屠呦呦获得另一半奖金。基本信息中文名：屠呦呦英文名：Youyou Tu出生地：浙江省宁波市性别：女国籍：中国出生年月：1930年12月30日职业：药学家毕业院校：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政党：中国共产党所获荣誉：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突出贡献：创制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自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之后，关于她的身世一直成谜。有人说她的父亲经商，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位老中医，甚至还有人说屠呦呦的父亲做过宁波市的市长，唯一能够确认的反而是她的亲舅舅，曾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的经济学家姚庆三
延边李成权自费出书，1984年后历任延边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部编辑、副主任、主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副编审、编审。现任延边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延边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报告文学集《彩虹变奏曲》，长篇报告文学《风尘硬汉》、《厂长受难记》等。《彩虹变奏曲》获1992年吉林省政府长白山文艺奖和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
就叫方文山吧~~~~~~~~！
老社长叶圣陶1949年2月，叶圣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诚恳邀请，乘船从上海绕道香港秘密赴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共商建国大计。与他们同行除了宋云彬、傅彬然外，还有二十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如柳亚子、陈叔通、郑振铎、曹禺、马寅初、王芸生等。叶圣陶在1981年回忆说：“（当时）大多数人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都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绝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一项什么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相当模糊的”。 4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正式成立，叶圣陶出任主任委员。当时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人员非常有限，人数最多的国文组专职成员只有宋云彬、朱文叔、金灿然、蒋仲仁等几个人，另外聘请了魏建功和孟超作为“兼职”。叶圣陶四处物色人才，到1949年10月，才招募到13个人。他在日记中记载“（10月16日）下午，国文组全体开会，今有十三人矣。就业务方面漫谈，及于分配工作。”要知道，这个“国文组”要面向全国，主管全国大、中、小学和师范的“国文”教科书，十三人怎么能忙得过来呢。所以，那些日子，叶圣陶是见缝插针，只要一点时间就用在教科书的编审和修改上。 值得注意的是5月21日的日记一则： “请一小学教师周女士来，为我们诵读高小国语第一册，正其国语词汇及语调之失。此事余久已存心，迄未试过，今语同人，俱以为然，乃得实行。唯周女士虽久居北平，而语感不甚强，且不甚了解我人之旨。以后当请建功为之。” 尽管非常繁忙，当叶圣陶仍然没有放弃在教科书编写手段上做出一些新的探索。他一向主张语文课文要能诵读，认为只有“诵读”才能传达出“语言的节奏和情趣”，“必须文字本身是活生生的语言”才适合“诵读”。如果文字本身是生打硬造的语言，是有骨骼没有血肉的语言，诵读起来就会觉得“不顺”，不像个语言。所以，他尝试请口语标准的人士来诵读国语课文，让编辑们一起来听，以纠正课文的语调和语汇可能存在的问题。这种有益的探索，对于后来人教社教科书文风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叶圣陶也亲身参与了建国初期国家出版总署的酝酿与筹备。在1949年9月25日日记中他说： “驱车至东总布胡同十号，应愈之之邀集谈。政府即将成立，愈之殆将为出版总署之署长。署设两局，编审局与出版局。编审局中，愈之兼署长，与与胡绳副之。局分教本、一般读物、通俗读物、时事读物、翻译等处，而以余长教本处。” 到1949年11月1日，出版总署正式成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出版事业也是一样。当时，占全国出版业生产总量3/4的是私营出版业，例如民国年间曾经世界闻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在此列。然而由于新旧社会的交替，这些从旧中国沿袭下来的私营出版机构发生了种种困难，生意清淡，难以为继。所以，出版总署成立后，叶圣陶和其他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的指示，对私营出版业进行整顿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它们搞公私合营，以解决新中国初期新政权出版能力不足的困难。 从1949年年底开始，胡愈之、叶圣陶等人领导下的出版总署先后对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荣宝斋等一批私人出版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的改造。叶圣陶日记中记录，1950年，他与出版总署领导们商量对商务印书馆等机构的致助之方，“时，商务印书馆濒于纡烂。9月12日，与李小峰、舒新城谈北新书局、中华书局事。9月26日，与胡愈之、谢仁冰等人议改革商务印书馆事。10月9日，与有关人员讨论商务印书馆改革委员会之组织与人选。10月19日，赴荣宝斋之谢宴。‘时，荣宝斋营业不振，欲将歇业。出版总署投资一亿元，作为公私合营，尚开维持，重行开张之期，特设宴谢客。11月25日，与胡愈之、邵力子等人共商三联、商务、中华、开明、联营五家组织联合管理处事。”1954年，“2月19日，在出版总署开署务会议，讨论公司报社杂志社收登公私合营事。2月19日，在出版总署开署务会议，讨论公营报社杂志收登出版业广告之办法。……4月2日，开署务会议，讨论北京市改造私营出版社的计划。8月21日，开署务会议，决定将私营地图出版社改为公私合营，与地图编绘社合并。” 从以上摘录的日程安排中，可以看到叶圣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推进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出版总署还在积极着手建立和完善一套新的出版体系，推进出版工作的专业化。除了建立专业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外，他们还以原来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和国统区的一些进步书局为基础，建立了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出版社系统，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科学出版社、财经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民族出版社、青年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农业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到1954年国家出版总署撤销时，中央一级的专业出版社已达三十多家。这之中，浸润了叶圣陶先生大量的心血。 建国之初的出版总署为我国出版事业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也为出版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出版总署存在的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出版界起了战略性的本质变化。这是以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为代表的一批精通出版事务又特别能战斗的出版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一个辉煌的业绩。 不得不说，建国之初的几年间，叶圣陶肩头的担子是非常繁重的，工作量大得惊人。除去出版总署副署长份内的大量公务外，他还有文字改革委员会、《宪法》起草工作组等重要的政府兼职，但是他依然时刻不忘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 在1949年至1953年这一千多个日夜里，他几乎每天都要见缝插针地来审校教科书。就像叶至善所说，叶圣陶做了一辈子的文字编辑，要是每天不提起笔来看看稿子，就似乎觉得这一天没干什么实事。所以，无论多么繁忙，每天他都要挤出一部分时间来审改人教社各编辑室送来的课本，不仅是语文，还有地理、历史、生物和理化等各个学科门类。仅择取1952年3月的几则日记，可领略一下他紧张的工作状态： 二日 十时，开始修改方宗熙所编高中用《达尔文主义基础》（即当时的生物课教材）之原稿。此稿本将付排，有同人谓总须一看，乃决意以数日之力毕之。至于五点四十分，仅得二十余页…… 三日 到署即伏案续改方君稿。愈之（即署长胡愈之）室会谈有顷即散……复伏案，夜间亦续为之，讫于九点。今日看稿五十页左右。做了些实事，即觉此日并未空过，较为满意。 四日 续改方君稿。上午九点，社中各组组长、检查组员在我室开会。……继之，复谈各组教本之编写修改工作，本月与下月为非常紧张之时期。余他无能为，唯愿校读各种新撰本之原稿，恒两个月不间断而已。下午仍改方君稿，迄于夜九点。墨（妻子胡墨林）对座，共一灯，校阅校样。 五日 竟日改方君稿。 夜九点，改方君《达尔文主义基础》稿上册毕。七八万字，四天而毕，亦云不慢。看稿较用心思，夜眠即不得酣，由此可知体力之衰。 叶圣陶强调编教材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吸取百花精化酿出蜜来那样，吸取有关的各种教材的长处，融会贯通，不断地推陈出新。他曾经在1962年给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的同仁们写过一封长信：“我尝谓选文必不宜如我苏人所谓‘拾到篮里就是菜’，选文之际，眼光宜有异于随便浏览，必反复吟诵，潜心领会，文质兼顾，毫不含糊。其拟入选者，应为心焉好之，确认堪的示学生之文篇。苟编者并不好之，其何能令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欲一册之中无篇不精，咸为学生营养之资也。 ”这封信里，叶老对语文教材的选文提出了严格要求，他提出选取的课文要教师乐教，学生乐读，要做到这一点，选者必须先“心焉好之”。文质兼美的文章，由于主题性质，程度深浅、行文特点的不同，并非都是乐编、乐教、乐学的，如果学生不感兴趣，文章再好也收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他还指出选文要“一册之中无篇不精”，篇篇都含有高营养成份，理想的好课本，是不应该有毫发之憾的。 叶圣陶不仅仅关心语文教科书，对理科教科书的文字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他每年都会重点抽审每个学科的至少一种新编教材。几乎每一个五六十年代的人教社编辑都有这样温暖的回忆，叶老把每个编辑室的人都叫去他办公室团团围坐，拿出贴满小纸条的审校书样，逐条交换意见。他对于课本语言的“口语化”非常重视，也非常强调语法、修辞和逻辑。比如，他认为在同一个句子中，不能既用“因为”又用“因此”，因为“因此”中的“因”字就是“因为”。他还要求数理化等理科课本读起来也要琅琅上口，最好少用一个字的词，如用“为了”代替“为”，用证明代替“证”，把“为证”改写为“为了证明”。他非常反对在教科书行文中的“文白夹杂”，要求用现代汉语叙述课本，避免使用“亦”“故”等文言词汇。 叶圣陶对于课文的选取有着极严格的标准，他认为“绝不宜问其文出自何人，流行何若，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人教社语文教材的选文，每篇文章都经过编辑人员推荐和集体讨论，再由室主任审定，最终送叶老审定，十篇能肯定五篇就不错了，获得肯定的文章，送回来时也总是贴满小纸条，上面是叶老的修改意见，字体工整，连一个标点也不马虎。在人教社曾经入选的课文中，对诸如朱德、郭沫若等领导人的诗文都曾进行过修改。如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入选课本时题目被改为《天上的街市》。 有一些课文需要动大手术，就由叶老召集修订会共同商定，修改一篇文章往往要好几天。例如法国小说家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早在二十年代就有胡适等名家的译本，50年代选入人教版教科书时，叶老决定要进行重新修改、打磨。于是他召集了中学语文室的几位负责人和责任编辑，还有两位语言专家，一位精通法文、一位精通普通话。读过一遍课文后，先请精通法文的编辑对照原文，品评文句是否准确，再由大家推敲，对文句进行修改。经过调整的句子还要请精通普通话的编辑品评是否附合语言规范和习惯。这样通过“三关”，最后由叶老裁定。气氛和谐而热烈，这样的修改不仅有效地提高了文章的表达质量，而且参加者都深深受益。 叶圣陶一直十分倡导“开门编书”，要求编辑人员经常下到教学一线做调查研究。他自己也带头到各地的大中小学视察，讲课，与师生座谈。仅1962年2月至5月这几个月中，他就连续去北京的景山学校、二龙路中学、丰盛学校，与三校教师一起备课、听课、讲课达14次之多，每次听课后，他总要“略陈鄙见，以备参考”，在一封信中，他写到：“年来常与景山、二龙路、丰盛胡同三校的语文教师接触，时往观授课，颇感教师增加本钱，最为切要。”对于来自各地师生对教材的意见，他也十分重视。凡是有信直接寄给他的，他读后总是立即作答。或肯定所提意见，转请编者研究修改；或解说课本原意，来信意见就留做参考。 作为新文化运动以后最早进行白话文创作的重要作家之一，叶圣陶的作品早在民国时期就大量入选中小学教科书，被无数青少年视为白话文写作的范文。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大批干部补充到人教社，叶圣陶做为一社之长的行政压力减轻了一些，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他擅长的编辑业务上。工作之余，他又开始拿起久违的“文学创作”之笔，写诗歌、写游记散文 ，同时也不忘为千百万少年儿童创作一些新作品。根据叶老之子叶至善回忆，1955年的5月，叶圣陶先生偶为小学语文课本试作儿歌，夜得《小小的船》一首。他在日记上说：“自以为得意，录之：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之后还有一段批注：“多用叠字，多用ㄢ韵字，意极浅显，而情境不枯燥，适于儿童之幻想。二十年前在开明编小学课本，即涉想及此，直至今日乃始完成。”叶至善说：“儿歌仅四句，三十七个字，却在日记上自批自夸，写下了五十多字的跋，可以想见父亲那天夜里反复吟哦的喜悦。”根据叶老自己的叙述，他为创作出这样一个题材的儿歌，反复酝酿了二十多年。尽管只有短短的四句小诗，他也不愿意有丝毫的苟且和随意。经典的生命力是可以经得住时光考验的。《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这首儿歌，从1958年第一次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缺席”，一直到今天。 大约从1955年开始，中学语文教育尝试一次大尺度的改革——文学和汉语分家。叶圣陶先生亲自领导《文学》教材的编写。初中第一册有个单元，按照教学要求应安排两篇民间故事。但遍翻各种民间故事的集子，不是故事内容不典型，就是文字表达太浅薄，选不出一篇合适的作品。无可奈何之下，大家决定自己撰写，选择了两个题目：《孟姜女》《牛郎织女》。《孟姜女》起初由一位编辑起草，但他擅长的是“五四”时期的学生腔，写出来是这种味道：“那孟姜女外出寻夫，路过一家客店，客店老板娘很好，殷勤招待。第二天，孟姜女上路。那老板娘看着孟姜女的背影想到，多好的姑娘，我要是个男子，也会爱上她”。大家看了都直摇头，这实在不能作为中学课本的范文。叶圣陶先生不辞辛劳，主动重写此篇。于是我们就有幸看到这样的文字： 古代秦始皇时候，有个女子叫孟姜女，嫁个丈夫叫万喜良，两人感情非常好。可惜结婚才一个月，官府就征万喜良去当差，并且期限很紧，立刻就得动身。到哪儿去呢？北方荒凉地带，去干什么呢？修万里长城。多长时间可以回来呢？谁也不知道。当时各县各村都征人，人数成千上万，万喜良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的《文学》课本主编之一、文学史专家张毕来在笔记中对叶圣陶这些文字赞叹不已：“这是多么纯洁的语言，多么质朴的文风。是很好的文学教材，也是很好的语言教材”。与此同时，叶圣陶还执笔写了一篇他自己更为满意的《牛郎织女》。他特别喜欢文中一些带有抒情性的语句，例如：“在云霞满天的时候，织女只能隔着小窗户望一眼，小窗户能望见的能有多大呢？她常常想，人人都是天上好，天上好，天上有什么好？没有自由，又看不见什么。她总想离开天上，到人间去，哪怕一天半天呢，也可视见识见识人间的景物。”这些语句可以称作叶老的得意之笔，也是一般学生喜欢朗诵和模仿的佳句。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同年8月，以年龄到限为由，教育部宣布免去叶圣陶教育部副部长职务。作为兼职，他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一职自然也随之免去。因为周恩来总理特别嘱咐：对于叶圣陶等人的安排，由国务院“直属口”管理。因此，“文革”十年中，叶老未受到猛烈的政治冲击，得以赋闲在家。 “文革”结束后，叶圣陶受命先后担任了民进中央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政务相当繁忙。但是，他依然十分关心人教社的工作和教科书的编写。1977年，中央重启中小学教材的统编工作，聘请叶圣陶先生担任教材顾问。尽管他的视力已经严重下降，依然坚持逐一审阅人教社新编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并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人教社编写语文课本，一些重大问题也经常向叶老请教，一些新选入课文的文章总要请叶老审阅。 叶圣陶的心随时随地都挂念着教材编写工作，他经常给人教社编辑部去信，告知自己最近又看到什么东西可以选为教材。比如，1979年初，叶老看到电视节目中播放了歌唱家楼黔贵演唱的一首歌，意境和思想都好，就给当时小学语文编辑室主任袁微子同志写信：“昨晚电视节目有独唱独奏音乐会，有个节目唱《送茶歌》。我听了想起这个歌或许可以做小语教材，因此建议设法把歌词取来，仔细看一看……”。 1985年教师节前夕，91岁的叶圣陶向社里同事们致函问候，他深情地说：“ 离开人民教育出版社快满二十年了。……回忆二十年前跟同志们互相切磋的日子，我总想再到人教社看看，谁知一再迁延，至今未能如愿。幸好几位老同志常来看我，告诉我社里正在忙些什么，做些什么新的探索。新出版的课本和图书是经常送给我的，种类之多，方面至广，的确都超过了以前。”他非常羡慕年轻的同事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恨不得自己再年轻起来，和大家一起大干一场，“如果我年轻二三十岁，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样，还在人教社和同志们一起工作，面临这场伟大的改革，我们应该在那些方面着力呢？我想，中小学课本恐怕得修订或者重编；从内容讲，要剔去陈旧的材料，补充必要的最新的知识，还要注意各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配合，避免重复和累赘；从方法讲，要灵活地运用启发式，避免呆板的注入式；从效果讲，要做到让老师便于教，让学生乐于学。……” 1988年2月16日，叶圣陶先生那颗搏击了94个春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哲人其萎，风范长存。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上特别刊文，对老社长的辞世表达深切哀悼。 “ 人民教育出版社全体工作人员无比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老社长叶圣陶同志。”“建立负责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各科教学用书（包括教科书、教学指导书、教育学、心理学等有关学术性书籍）的专门出版社，是一个创举。这是我国特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在旧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的情况，无论是思想内容，科学内容，程度标准，以至语言水平，技术水平各方面，都没有统一的要求，十分混乱。那种情况极不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加以整顿。错误的，改正；不适当的，调整；有缺漏的，补充；多余无用的，删汰。无疑，这项工作是异常艰巨的。圣陶先生以他从青年时代起逐步成长发展起来的先进思想，以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教科书编辑工作的深厚造诣和丰富经验，以他忠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挑起了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建设工作的领导重担，为这项事业立下了卓越的功绩”“当年，几乎所有学科的教科书都是经过他一字一句修改过的。教科书的若干章节，特别是语文教科书的许多课本至今仍在使用，其中凝结着他高超的语言艺术和对青少年的诚挚的关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的根基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一环是教科书建设。今天四十几岁到六十岁上下的不少人是从圣陶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小学教科书里接受了基础教育的；今天的儿童和青少年也大都见解地受到过圣陶先生的教育或影响。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工作人员不仅以我们的沉痛之心悼念圣陶先生，并且愿意代表直接学习过圣陶先生主持编写的教科书的千千万万人向在教科书事业中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的圣陶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沉痛的哀悼。”“圣陶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年轻人民主、平易、和蔼、可亲而又严格要求、真诚爱护的热切心情，他要求我们万万不可误人子弟，以至教科书里不容许出现一个错字的谆谆教导，留给我们终身不可磨灭的印象。”
王家新，曾用笔名北新等。 1957年出生于湖北丹江口。1972年入湖北丹江口市肖川中学。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肖川农化厂劳动。1977年考人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作。1982年毕业分配到湖北郧阳师专任教。1983年参加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1984年写出组诗《中国画》、《长江组诗》等，广受关注。1985年借调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出版诗集《告别》、《纪念》。1986年始诗风有所转变，更为凝重，告别青春写作。这时期的代表作有《触摸》、《风景》、《预感》等，诗论《人与世界的相遇》。1992年赴英作访问学者，1994年回国，后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著有诗集《纪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游动悬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楼梯》（英译本，伦敦威尔斯维普出版社，1993）、诗论集《人与世界的相遇》（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文学随笔集《对隐秘的热情》（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坐矮板凳的天使》（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等。 另有编著《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当代欧美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二十世纪外国重要诗人论诗》（河南文艺出版社，1993）、《叶芝文集》（三卷本，东方出版社，1996）、《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三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中国当代诗歌经典》（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及翻译集《保罗·策兰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等多种。 曾参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阎立钦教授主持的《语文大视野》项目，担任高一卷主编。曾获多种国内诗歌奖，曾多次获教育学院科研论文、科研论著一等奖。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诗歌作品及诗学文章被选入多种国内重要诗选及理论批评文集，并被北大、复旦等大学选入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诗作《在山的那边》被人教社选入初一语文教材、诗作《帕斯捷尔纳克》被人教社选入高二语文读本。 自1990年写作《帕斯捷尔纳克》到后来旅欧期间写作《临海孤独的房子》、《卡夫卡》、《醒来》等，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影响逐渐增大。这些流亡或准流亡的诗人命运是他写作的主要源泉，他试图通过与众多亡灵的对话，编写一部罕见的诗歌写作史。作品中经常有令人警醒的独白，笔意沉痛。1996年之后，以《伦敦随笔》、《挽歌》为代表，又开始诗歌的新的探索。出版的诗集还有《一只手掌的声音》、《游动悬崖》等。
王家新，曾用笔名北新等。 1957年出生于湖北丹江口。1972年入湖北丹江口市肖川中学。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肖川农化厂劳动。1977年考人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作。1982年毕业分配到湖北郧阳师专任教。1983年参加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1984年写出组诗《中国画》、《长江组诗》等，广受关注。1985年借调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出版诗集《告别》、《纪念》。1986年始诗风有所转变，更为凝重，告别青春写作。这时期的代表作有《触摸》、《风景》、《预感》等，诗论《人与世界的相遇》。1992年赴英作访问学者，1994年回国，后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参考资料：参考资料：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有突出贡献专家。1946年生于广西平乐县。1969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70年参加工作，历任广西恭城县文化局创作组组长，中共恭城县委宣传部部长，漓江出版社社长，广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广西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处长，2006年退休后返聘为广西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是广西作家协会第三、四、五届理事，广西散文创研会副会长，广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西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综合素质评委。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新庙祝传奇》，专著《毛泽东诗词注释》，散文集《向往和谐——彭匈随笔》等。短篇小说《净地》获广西人民政府首届铜鼓奖，《新庙祝传奇》获1984年广西文学优秀作品奖，随笔《从“荷西是假的”说开去》获1997年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散文集《向往和谐》获广西第四届铜鼓奖。出版有随笔集《向往和谐》、《云卷云舒》、《会心一笑》、《极品男人》、《一事能狂》等，近年来在广西电视台“读书时分”栏目开讲三国、水浒等名典名著，在《南国早报》文化版设有相关创作专栏，结集为散文集《三国那些人儿》、《水浒这些男女》，在广西高校及各地文化部门举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讲座，读者反响强烈。其作品入选多种版本的“中国年度散文”。
《当代中学生用功术》———————魏书生 王学奇等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年2.《智力引发与训练》————————魏书生 张一村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年3.《语文教学探索》—————————魏书生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年4.《思维能力测验与引发》——————魏书生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1年5. 《 班主任工作漫谈》———————魏书生著 漓江出版社 1993年6.《初中生科学学习方法》——————魏书生编著 辽沈书社 1993年7.《语文自学导引》（共6册） ————魏书生主编 沈阳出版社 1994年8.《魏书生文选》（一、二卷）————魏书生著 漓江出版社 1995年9.《中国特级教师教案精选》—————魏书生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10. 《家教漫谈》——————————魏书生著 漓江出版社 1996年11. 《素质教育理论与教学模式》———魏书生 刘继才 孟庆欣主编 东北大学出版社 1997年12. 《中学生实用学习法》——————魏书生编著 沈阳出版社 1998年13. 《中学整体优化改革优秀成果汇编》魏书生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8年14. 《初中生分类作文大全》—————魏书生主编 白山出版社 1999年15. 《初中生应试作文大全》—————魏书生主编 白山出版社 1999年16. 《初中生议论文写作大全》————魏书生主编 白山出版社 1999年17. 《初中生600字作文大全》————魏书生主编 白山出版社 1999年18. 《学生学习600法》———————魏书生主编 漓江出版社 2000年19. 《好学生 好学法》
1.《当代中学生用功术》———————魏书生、王学奇等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2.《智力引发与训练》————————魏书生、张一村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3.《语文教学探索》—————————魏书生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4.《思维能力测验与引发》——————魏书生主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1年5. 《班主任工作漫谈》———————魏书生著 漓江出版社 1993年6.《初中生科学学习方法》——————魏书生编著 辽沈书社 1993年7.《语文自学导引》（共6册） ————魏书生主编沈阳出版社1994年8.《魏书生文选》（一、二卷）————魏书生著 漓江出版社 1995年9.《中国特级教师教案精选》—————魏书生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 《家教漫谈》——————————魏书生著 漓江出版社 1996年11. 《素质教育理论与教学模式》———魏书生、刘继才、孟庆欣主编东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12. 《中学生实用学习法》——————魏书生编著沈阳出版社1998年13. 《中学整体优化改革优秀成果汇编》魏书生主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14. 《初中生分类作文大全》—————魏书生主编白山出版社1999年15. 《初中生应试作文大全》—————魏书生主编白山出版社1999年16. 《初中生议论文写作大全》————魏书生主编白山出版社1999年17. 《初中生600字作文大全》————魏书生主编白山出版社1999年18. 《学生学习600法》———————魏书生主编 漓江出版社 2000年19. 《好学生 好学法》---------------------魏书生主编 漓江出版社 2005音像讲座《学习方法》《这样教出好孩子》《骨干教师成长》《语文教学》《教出好孩子》《学校管理》《如何当好班主任》《给青年教师的建议》[10]
令肖复兴兴奋的是，叶圣陶还邀请获奖学生去他那儿做客，“那时．叶圣陶先生60岁上下，平易近人，他给了我们不少鼓励。” 肖复兴与叶圣陶父子的忘年文缘 肖复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著作颇丰、声名也隆盛的中坚作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厚，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话音清亮悦耳，听起来非常年轻。他戴着一副大眼镜，着一件红色针织上衣．既家常又透着有别于普通家居男人的书卷气质。倒完茶，肖复兴坐在对着北窗的单人沙发上开始有问必答，他确实是一个易于沟通并乐于与人沟通的人。 叶圣陶逐字逐句为他批改作文 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肖复兴说小时候对艺术很好奇，也喜爱。解放前，肖复兴的父亲从老家沧州来到北京，1947年，长子肖复兴出生，一家人在北京城南的打磨厂街居住。对于老家，肖复兴没有儿时的记忆，“虽然小的时候曾回过老家，但印象不深”。直到他的母亲去世后，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在老家，这才是肖复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回老家。 肖复兴还记得，姐姐l5岁那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北京城南西河沿里的六联证章厂里描绘各种徽章。用一种叫做烧蓝的东西，类似亮晶晶的碎玻璃碴子，贴在徽章的模子里，用酒精喷灯把它烧化在徽章上面。姐姐做的就是这样的活儿，计件算钱，一天头也不抬，能做200多枚徽章，一个月能拿上几十元工资，算起来，做一枚徽章只是能够赚几分钱。那时，父亲每月也就70元工资。姐姐的钱对于当时生活拮据的肖家．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那时，肖复兴一家6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听来证章厂定做铁路徽章的一位铁路部门的主任说，正在修的京包线铁路需要人，挣钱多，姐姐不听全家人的劝阻，飞快地从六联证章厂辞了职。 肖复兴幼小时的这些印象到如今仍然铭记在心，但那时期家庭的困顿并没有抹杀肖复兴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走上文学道路后，他创作的散文常常以音乐为内容，源于他小时候对音乐的喜爱，“那时候家里比较穷，没有走上这条路，现在也不可能再去搞音乐了，所以写一些与音乐有关的散文也是这个童年的梦想的延续”。 “我们小时候住的院子里有一位街坊，母亲是医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姐夫是印尼华侨，从国外带来一台立式录音机。”这台当时被当作“稀罕物”的录音机，给肖复兴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那个邻居男孩比肖复兴大几岁，很喜爱朗诵，“当时广播剧《林海雪原》正在热播，他就对着录音机朗诵，录完后放给我们小孩听。”其时，肖复兴正在上小学，从录音机里听到邻居小朋友的声音，他感到惊奇又兴奋。 复兴对文学的喜爱也许出于父亲的熏陶。他的父亲是个税务局职员，喜欢看书。肖复兴回忆，小的时候，父亲曾给他讲过许多在书上看到的故事，如古典的包公案、水浒传等。“我的家乡离纪晓岚的故乡很近，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些纪晓岚的轶事。” 还在上小学时，肖复兴最早接触到的文艺作品是《上海文艺》。“我在街上买的书，看完后感到很神奇，原来在文学的世界里可以天马行空。那时我还抄一些文学作品，如《干家诗》。”小学三年级时，肖复兴开始接触作文课。“教这门课的是新班主任老师张文彬，40多岁的样子，有着浓厚的、我听不出来究竟是哪里的外地口音。”张老师很严厉，那时的肖复兴对张老师相当畏惧，他还能清楚想起张老师站在讲台桌前的模样．“挺直的腰板，头发乌亮蓬松，一根根直戳戳地立着，总使人想起‘怒发冲冠’这个成语”。 但是，这个令人相当畏惧的老师在教学上却有独特的一套方式，令肖复兴如今忆起也倍感钦佩。在张老师的带领下，肖复兴和同学们的第一次作文课之前的工作是去长安街上的儿童电影院看电影。到现在，肖复兴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场电影看的是《上甘岭》。多年以后，他曾用清新语言回忆起那个快乐的儿时片断：“那时，儿童电影院刚刚建好，内外一新。我的票的位子在楼上，一层层椅子由低而高，像布在梯田上的小苗苗。电影一开演，身后放映室的小方洞射出一道白光，从我的肩头射过，像一道银色无声的瀑布。我真想伸手抓一把，也想调皮地站起来，在银幕上能露出个怪样的影子来。尤其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在每一排座椅下面都安着一个小灯，散发着柔和而有些幽暗的光，可以使迟到的小观众不必担心找不到位子。” 看完电影后，张老师给大家布置的作文是写这次看电影，他说：“你们怎么看，怎么想的，就怎么写。”肖复兴把自己看电影时所感受到的一切娓娓道来。没有想到，第二周作文课讲评时，张老师给全班同学朗读了肖复兴的这篇作文，并对这篇作文提出表扬及意见。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肖复兴如今已经忘记了，但他那浓重的外地口音，令肖复兴如今回想起来仍觉得那么亲切。这次成功的尝试，使少年肖复兴第一次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这以后，肖复兴迷上了作文，作文课成了他最盼望上的一门课。而作文讲评时，张老师常常要念肖复兴的作文。张老师对他也格外器重起来，常在课下对他说：“多读些课外书!”在肖复兴眼里，张老师变得亲切了，尤其他那一头硬发也不再“怒发冲冠”了，变得柔和了许多。 在北京汇文中学上初中的阶段，肖复兴开始动笔写小小说、散文。当时，学校里有两块乒乓球台那么大的墙报“百花”，老师、同学都可以投稿。上初二时，肖复兴突发奇想，他对同学说，“咱自己也办一个墙报吧!”说办就办，他们照葫芦画瓢，办了一个“小百花”墙报，肖复兴被选为主编，每期在一块小黑板上贴出400字的稿子．放在教室里。后来，小黑板被摆在了楼道里，受到学校师生的好评。 真正印成铅字的文章是《一幅画像》。那是肖复兴上初三时，他的作文《一幅画像》被推荐参加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本新华字典”。令肖复兴终身难忘的是，这篇作文让他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先生有了一段珍贵的“忘年文缘”。 那年暑假，老师把一份油印的《一幅画像》拿给肖复兴，并告诉肖复兴，叶圣陶先生已在作文上面逐字逐句修改过了。原来，叶圣陶非常重视这次征文比赛，评改了全部获奖作品，在每篇文章后边还写了一段评语。后来，这些获奖作品连同叶圣陶的评语被编成了一本文集《我和姐姐争冠军》。令肖复兴兴奋的是，叶圣陶还邀请获奖学生去他那儿做客，“那时，叶圣陶先生60岁上下，平易近人，他给了我们不少鼓励。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得到大作家的指点，真是高兴得不得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大作家”。 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同样是肖复兴初涉文学道路时伸手相扶的一个“贵人”。1971年冬，已插队到北大荒七星农场的肖复兴被发配到离农场场部l8里远的猪号喂猪。猪号里有200来头猪，班长加一个当地农民连肖复兴，还有一个从山东过来的盲流就这么几个人，没有什么事，也见不到什么人，孤独与凄凉像结了张网紧紧裹着肖复兴的心。 在这种境遇中，肖复兴写散文，写自己的插队生活。他想把散文寄给叶圣陶，请他指点指点。但那时叶圣陶被列在打倒之列，肖复兴不敢与他联系，就把信寄给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叶至善很快就给肖复兴回了信，说写得挺好可以发表，并就肖复兴的散文逐字逐句修改，并提出评点意见，有的文章改动大，怕肖复兴看不清，就重新抄一遍，再寄回来。叶至善当时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刚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来，“赋闲”在家。他同他父亲一样，对肖复兴这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予以关怀和帮助，给困顿申的肖复兴极大鼓励和自信。现在回忆起叶圣陶父子对自己的鼓励与关怀，肖复兴的语间感激之情自然流露，“正是他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了重要影响”。 31岁“高龄"入读中戏 现在，每逢中央戏剧学院招生，学生们都人山人海地从各地蜂拥而来，削尖脑袋也要挤进中戏的大门。肖复兴是中戏毕业的，但他与中戏却是在无意中结缘的。l966年，肖复兴高中毕业前夕，艺术院校提前招生，中央戏剧学院来汇文中学招生，想招一批能创作还能表演的学生，希望学校推荐优秀学生。“当时，学校推荐了我。老师叫我去看一下。”肖复兴在中学当过一焦学生会主席，组织过文艺活动，也表演过小节目，但他的理想是考北大，对中戏并不了解。“教导主任特地找到我，说你去吧，不愿考也不能勉强。”于是，肖复兴进了中戏的考场，他记得自己表演了一个小节目，还说了自己的经历，“面试的老师大概觉得我的条件合适，还专门带我去后台转了转。”面试、复试，肖复兴都通过了。5月份，中戏给肖复兴寄来一个录取通知书。可是，“文革”爆发了，肖复兴的升学之路也被无情截断。 但他与中戏的缘分却没有中断。l974年，肖复兴满心欢喜地从北大荒回到京城，下乡知青的身份转而变换成城市待业青年，时年已27岁的肖复兴有好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备受冷遇，只好在一所小学里当代课老师。l976年到北京东铁营二中教语文当班主任，那年春天，肖复兴到传达室打电话，桌子上放着一张报纸，他无意间发现有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简章，心怦怦直跳。中戏招生通知上要求考生年龄在18至31岁。肖复兴那年正好31岁，已在《诗刊》、《人民文学》上发表过诗歌、小说。他拿着报纸回去就跟同事们讲，那些老师都说，你一直没停止看书写作，就再考一次吧，准能考上。在同事们的鼓励下，他报名参加考试，一考即中。 1978年，当肖复兴攥着通知书再走进中央戏剧学院时，l2年过去了，他百感交集。自嘲自己已是“二进宫”。“在中戏，我学过电影剧本，但兴趣不在那。电影剧本是个集体创作的工作，不太适合我。但中戏也教会了我许多。”从中戏毕业后，肖复兴留校任教．“每礼拜都有课，感觉教书耽误时间。”肖复兴的兴趣在于写作，希望从事写作的职业。“系主任挽留我，也给了我很大自由”，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出中戏，从此成为专业作家。 儿子说“看不起”只会写作的专业作家父亲 近年来，出版界把韩寒等新兴少年作家炒得很热，一时间少年写作被炒得沸沸扬扬。对此，肖复兴说：“孩子们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他们自己书写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目前过热的商业化运作有揠苗助长的性质，这对纯真的少年写作是有伤害的。少年写作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我读过德国一个l6岁男孩本雅明·莱贝特写的《疯狂》。在我看来，过于的轻巧、过于的商业化是和文学本质有距离的。” 肖复兴的儿子肖铁小学四年级开始在《小学生语文报》上发表作文，他写作的《转校生》在文坛掀起一股少年写作旋风之后，转而一门心思地投入到高考的复习当中，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还成了中国作协最年轻的会员之一，出了几本小说，反响还不错。在整个大学期间，肖铁一直都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直到距离成名7年后才推出长篇小说《飞行的杀手》。 对于儿子的选择，肖复兴表示，“真让人既心疼又宽慰”。他说，“儿子从小到大都是个‘乖仔’，第一部小说出来后产生那么大的反响，他也会飘飘然，但他很快明白自己究竟该干什么。而高考就是他必须经过的一个坎。”谈起和其他同龄少年作家的区别，肖复兴说，“其实儿子的反叛思想也是有的，不过并没浅显地表现在外表上。” 据悉，肖铁虽然也喜欢创作，但肖铁还是很看不起肖复兴这个除了写作不会做其他事的专业作家的父亲，肖铁的这部小说就是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写成的。肖复兴说，“肖铁还是希望成为一个既有学问又能写书的学者型的作家。把学问做好了，有多少小说不能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