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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用实际行动信守他心中的诺言，让自己更出色，让人生更富有，让生命更有价值，所以说邓稼先是个大写的“人”． 绝对OK的
多年以来，黄祖洽身边一直萦绕着两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两弹一星”元勋名单上没有他？另一个是，为什么他晚年选择了教书，而且是去北师大这个与他没有什么渊源的地方？很多人为他鸣不平，常有人忍不住当面问他，对这两者都表示惋惜。人们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当年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很多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原“九院”（即现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赫赫有名的“八大主任”中的四位物理学家，除他之外的三人，邓稼先担任了九院院长，周光召担任了中科院院长，于敏担任了九院副院长兼九所所长，且都列名“两弹一星”元勋。黄祖洽摄于1997年11月5日。图/受访者提供对此，黄祖洽大多笑笑不语。他在《述怀》中写道：“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麟阁即麒麟阁，是汉朝供奉十一功臣之地。）1964年，刘寄星从北大毕业，考取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成为黄祖洽的研究生。有一次他作一篇英文文献的读书报告，讲到半截黄祖洽就打断了他，说他“通通错了”，而他则坚持自己是对的，黄祖洽说自己先读了原文再跟他讨论。他早听人告诫过，自己这位导师脾气很大，不要随便提不同意见，因此心里忐忑不安。不想过了一个星期，收发室转交给他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刘寄星，你对了，我错了。黄祖洽。”他觉得，这12个字，就是黄祖洽一生科学精神的最好写照。“可能你是对的”何祚庥与黄祖洽认识近70年，还是黄祖洽的入党介绍人。1947年9月，何祚庥通过考试，插班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二年级。进校后不久，周培源教授在清华大礼堂作关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学术报告。何祚庥完全听不懂为什么会“钟变慢、尺变短”，而旁边一个同学却不时发出会心的赞叹，大赞“今天周老师讲得好极了”，让他大受刺激。报告结束后，他上前拦住这位同学询问姓名，原来他就是黄祖洽。黄祖洽1944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回到清华物理系继续升学。有人回忆，他当时名贯清华，被称为“20年难得一遇的清华才子”。何祚庥当时是中共地下党清华大学理学院支部书记，其中一项工作任务是在清华师生中发展党员。他说，当时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要争取功课最好的人才，黄祖洽自然成为他发展的重点。通常这种尖子生参加社会活动的意愿较高，比较容易争取，但黄祖洽的心思都在学术上。当时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不得人心，他们下了很大工夫做工作，最终从这些方面打动了为人正派的黄祖洽。1950年1月，经何祚庥等介绍，黄祖洽入了党。8月，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当年5月刚成立的，后更名为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吴有训任所长，后钱三强接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学界有一种说法：原子能科学乃物理学的中心。原子能所人才济济，兴旺发达。1955年，苏联同意援建中国一“堆”（原子反应堆）一“器”（回旋加速器），这是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关键设施。钱三强率领近40人的“热工实习团”赴苏联学习，彭桓武和黄祖洽都在反应堆组。学习期间，黄祖洽在对方设计方案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苏联专家的计算是该反应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达到临界大小，而他计算的是56根。反应堆如果超临界，将会引发事故。经过反复测算，最后苏联专家无奈地表示：“可能你是对的。”1958年实际建堆时，果然只用了56根铀棒。临界启动实验结果也证明，黄祖洽是正确的。“半导体”1960年12月的一天，二机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兼中科院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坐到一起，商量如何为氢弹研制先行起步。刘杰准备让二机部“九所”（即核武器研究所）先集中精力抓原子弹研制，而把氢弹先行一步的任务放到中科院原子能所。他问钱三强原子能所在理论方面还有没有力量做这件事，钱三强说有。钱三强以知人善任的科学规划和组织才能著称。他领导的原子能所有“满门忠孝”之誉，他先后推荐了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等到“九所”的关键岗位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两弹一星”元勋。现在，钱三强又要点将了。他的首选，就是黄祖洽。钱三强本是黄祖洽在清华的研究生导师，当时他忙于筹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后来的原子能所），又正逢彭桓武刚从英国回来，受聘于清华，他就把黄祖洽推荐给彭桓武做研究生。在原子能所十年，黄祖洽一直在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成为中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他与彭桓武一起为国家培养了第一代核反应堆理论研究队伍，有人把这支队伍称为“黄祖洽兵团”。1960年12月，在原子能所四室下成立了一个“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由黄祖洽任组长。此时，何祚庥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也调入轻核组成为骨干成员。1961年1月，又调来于敏任副组长。那时，黄祖洽一半时间在轻核理论组做氢弹预研，一半时间到九所兼职参与原子弹研制。当时的规定是，原子能所这边的工作对九所开放，但九所的工作对原子能所严格保密，因此黄祖洽被戏称为“半导体”。当时黄祖洽、于敏、何祚庥和萨本豪等人在一个办公室。何祚庥回忆，他和于敏坐前后桌，他总是一有灵感就掉头与于敏讨论。黄祖洽不太爱与人讨论，总是一个人安静地想问题。1962年，刘恭梁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加入轻核理论组。原子能所有一个传统，新来的大学生要重新将毕业论文答辩一次。刘恭梁答辩时，黄祖洽、于敏等坐在底下。刘恭梁的论文涉及流体力学，黄祖洽就让他跟着自己做课题。黄祖洽告诉他，搞原子弹除了核物理，也需要懂流体力学。原子弹的设计有苏联专家提供的或多或少的帮助，但氢弹的设计完全是从头摸索。为了寻找有用线索，他们翻遍了1945年以来的《纽约时报》，又查美国当年审判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案的证词，都一无所获。何祚庥说，氢弹是中国人从“第一性原理”出发，也就是从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独立而完整地开发出来的整个理论和技术。他说，中国人的特点是，能够凭借集体的力量，弥补彼此的不足。“三人签字”与“三个抽屉”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前一天 ，1964年10月15日，早晨一上班二机部部长刘杰就来到九院（1964年2月在九所和局机关基础上合并组建了九院）理论部，找到留守在京的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周光召，要他对铀238和铀235自发裂变产生中子、提早引发核爆炸（这会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的几率有多大，提出论证看法。周光召召集长于中子理论的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一起进行了测算。当天傍晚，周光召来到刘杰办公室，递交了由他们三人共同署名的研究报告：“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1992年6月，原九院理论部三位主任周艈麟（左）、黄祖洽（中）和于敏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活动时聚首。图/受访者提供黄祖洽2012年曾对大女儿黄萌和学生刘寄星回忆，这个问题对自己来说比较容易解决。原子弹的“点火”问题是他负责的，这里关键的数据，一个是中子早发概率，一个是压缩到超临界以后的时间有多少。他一查自发裂变的概率，一计算，就可以得出结论了。原子弹成功爆炸后，1965年5 月，兼职的黄祖洽正式调入二机部“九院”， 于敏等轻核理论组的31名科研人员也调了过来，两支队伍在主战场汇合了。黄祖洽、于敏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理论部“八大主任”齐聚。轻核理论组另外的十余人，包括去了河南参加“四清”的何祚庥则留在了原子能研究所。每天晚上，理论部科研大楼内灯火辉煌。那时的学术讨论空气非常活跃，几乎每周都要召开学术讨论会和鸣放会，不论资格，人人都有发言权。当时氢弹研制的目标是，突破并掌握重量轻、威力大的热核武器的基本原理，第一步争取完成弹重一吨左右、威力为100 万吨级TNT当量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当时把这一目标简称为“1100”。由彭桓武主持，安排了三个方案，由周光召、黄祖洽、于敏三位理论部副主任各率领一路人马攻关，相当于准备了三个“抽屉”。在都柏林工作时，彭桓武曾向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薛定谔请教科研方法，薛定谔的回答是：分而治之。如今，他实施的正是这一策略。黄祖洽负责从加强型原子弹方向入手，实际上是把原来的原子弹做成特大的。彭桓武对于这个方向比较有把握，曾说如果那两个都不行，黄祖洽这个也可以顶上去。但探索的结果是，要想威力上去，重量就得上去；且“聚变比”（聚变反应的能量在整个核反应中所占的比率）不能随着威力的增加而增加。结论是：这条途径与“1100”这一目标相差甚远。最终，是于敏“临门一脚”，氢弹突破柳暗花明。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1982年，“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完成人是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秦元勋、江泽培、何桂莲。九院后来还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氢弹“发明权”的风波。在原子能所轻核理论小组时，一位姓沈的年轻人是兼职保密员，也参加研究工作。刘恭梁回忆，那时于敏与何祚庥总是不停地讨论，总有点子，这位年轻人在一旁听着，也琢磨一些想法。后来，这位沈姓年轻人随着轻核理论组去了九院，氢弹突破后，他坚持认为氢弹的成功应有他的一份功劳。80年代，时任九院院长邓稼先曾到何祚庥家，了解轻核理论组期间这位年轻人在氢弹预研中的参与情况，何祚庥认为他并未参与实质性工作。黄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左右，九院再次调查此事，找到黄祖洽。黄祖洽回应说，他承认这个年轻人是提出了一些想法，但这只是一些朴素的想法，而验证这些想法需要很深的物理和数学功底，非他的水平所能企及。黄祖洽还说：“不管你提的有没有道理，你争就没有道理了，搞我们这个东西你想争什么呢？”“老黄”氢弹突破时，“文革”已经到来。1969年末，黄祖洽全家下放河南五七干校。那年暑假后，黄祖洽的大女儿黄萌升入初三，班里的同学一个个跟着家里人走了，人越来越少。入冬后没多久，母亲郑重告诉她：“我们要去河南五七干校了，今后是否能回来就不一定了。”她觉得，这好像是她预料之中的事。黄祖洽一家住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下地韩村一个农户的厨房，狗和猪随时都会进来。黄祖洽被分配去养猪，平时喂猪和打扫猪圈，也做种庄稼的农活。他的专业有些荒疏了，但身体反而好了起来。世事多变。1972年春节后，黄祖洽几经折腾返回了九院。新分来九院不久的大学生曾先才第一次见到了他。老九所人除称呼彭桓武为“彭公”外，称其余领导均为“老邓”（邓稼先）、两个“老周”（周光召和周毓麟）、老黄（黄祖洽）、老于（于敏）、老何（何桂莲）……这堪称老九所文化。“老黄”其名，曾先才早已如雷贯耳。他听老同志们说，老黄学问了得，融会贯通，非等闲之辈，不过说话尖刻，不留情面，让有些人“敬而生畏”，因此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发配去干校了。曾先才所在的“102组”承担着东风系列核武器次级理论设计任务，接连几年，几乎年年做热核试验，年年要提交理论方案。每隔一段时间，所业务领导就要来组里听取汇报，拍板定案。黄祖洽从干校回来后首次来听取汇报，曾先才几乎一眼就认出了他。老黄中等个子，大脑门，略微秃顶，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皮肤黝黑，略带红润，脸带笑容，与老同志一一握手。曾先才觉得，此时的他与其说像个大学者，倒不如说已有几分像农夫。后来接触多了，曾先才逐渐发现，老黄并非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尖酸刻薄，令人生畏。许多老九所人也都觉得与他共事或向他请教时，他都能平等待人，认真指教，而且还很有幽默感，有时话语一出，令人捧腹。有一阵曾先才在读黄祖洽翻译的《中子输运理论》一书，边读边做习题，有一道题他百思不得其解，向几位高手请教后还是不甚了了，于是去请教老黄。没想到，老黄只寥寥几句就让他茅塞顿开，尽释疑义。曾先才听周毓麟说起，老黄从干校回来后，说自己的脑子生锈了，把高等数学的习题又重做了一遍，“他就是有这股劲儿”。但老黄的棱角，曾先才也很快见识了。改革开放后，黄祖洽第一次申请到国外参加国际核参数会议。申请报告递交后，直到会议结束，依然杳无音信。某天一位高官找他谈话，开口就说：“不要着急，关于你出国开会的事情，我们正在研究。”老黄气不打一处来，不客气地说：“你给我打什么官腔？这个会上月的今天就已经开了！如果连1和2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搞不清楚的话，那是不能容忍的！”对有的业务不通又不用功的下属或学生，老黄同样说话不留情面。有时在学术讨论中，他会微笑着反问：连这个你也不懂？是否要我给你讲讲初等数学的问题？1979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活动，并进行学部委员增补。这是自有学部以来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学部委员。1980年11月各学部对推荐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产生出得票过半数的学部委员283人，其中数理部51人。九院理论部“八大主任”中的四位物理学家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以及当时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何祚庥等均当选为数理部学部委员。1980年5月，九所领导班子大换班，黄祖洽调离九所。曾先才回忆，自己深为老黄的调离感到惋惜。他说，老黄研制两弹功勋卓著，却与“两弹一星”元勋失之交臂，许多老九所人都感到遗憾，老周（周光召）和老于在谈及此事时都曾亲口对他说过：有些亏待老黄。谈及对黄祖洽的评价，何祚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还是一个‘书呆子’，书生气十足。虽然他对很多事情的认识都很清楚，但整个的兴趣还是搞科学，而不是玩政治的人。”“上善若水”1980年5月1日，黄祖洽从九所调任到北师大，在刚成立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任教授兼所长。由于他的到来，北师大理论物理学科于1981年被批准为全国首批理论物理学博士点。冯世平1984年3月成为黄祖洽的第二位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师大物理系工作，如今是北师大物理系教授。他感到自己特别幸运，近30年都是在黄祖洽的指导下工作。他说，即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段时期基础研究的大环境不是很好，黄祖洽仍尽最大努力创造出一个相对好的学术环境。对于学术，他一丁点错误都不能容忍，眼睛里不能揉任何沙子。读博时，冯世平和另一位研究生吕燕南一起，每周至少两次去黄祖洽位于塔院5号楼的家。黄家三间屋子，有一间大一点的既是黄祖洽的书房，也是他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他们下午两点左右到达，黄祖洽分别一对一地指导。早些时候彭桓武也会来参与讨论。到六点多，就留在黄祖洽家吃晚饭，吃饭时还在讨论。彭桓武、黄祖洽时常与学生一起出游，二老或一起背诗，或彼此联诗。冯世平觉得，两位大师都有着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身许国和忧国忧民。2007年，彭桓武去世，黄祖洽为他赋诗一首，其中写道：上善若水，首功不居。黄祖洽刚来时，只指导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99年，北师大批准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可以招本科生，从此黄祖洽就给大一新生上基础课，开《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一学期15讲，140人的教室总是满满当当。他在第一讲中说，对于希望了解物理学的青年来说，重要的不是知道许多描写现代物理学前沿问题细节的高等数学公式，而是了解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已经从物理学上解答了多少，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继续努力？也就是说，当你们面临物理学这一大片原野时，尽早鸟瞰一下这片原野开垦的大致情况和前沿在哪里，还是很有必要的。冯世平说，黄祖洽总在琢磨如何把这个课讲好。有时候他在全国各地听完学术报告，会发电子邮件要来报告人的讲稿，把其中一些有意思的内容融入到课件的PPT中。有什么计算机操作上的问题，他就请研究生过来协助。2001年桑海波在北师大低能核物理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所任教，一边攻读在职博士，一边作为黄祖洽的助手，担任《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的助教。她说，一百多位学生的作业和论文，黄祖洽都非常认真仔细地批改，一个符号错误或者错别字也不放过。马宇翰2011年秋季进入北师大物理系，作为大一新生上了黄祖洽的《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他觉得，“黄爷爷”的讲课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立体起来。近代物理的两大基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就是近100年才兴起的新学科，它们从发展到成熟的时期刚好是黄祖洽成长的时代。有时黄祖洽会讲起和杨振宁、李政道等一起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大家觉得他就像一本活的历史。2000年、2002年，黄祖洽获北师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本科教学十佳教师”，这是一个由学生投票评选出来的奖项。黄祖洽对这个奖看得很重，当选后十分开心，曾与冯世平说过多次。2003年朱邦芬担任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组织了“与大师面对面”系列讲座，请黄祖洽来做讲座。黄祖洽在讲座中谈到，西南联大和清华的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不算多也不算深，但鼓励一些优秀学生课余自学，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受益匪浅。王竹溪教授鼓励他自学法语，教了他一些发音规则，借给他一本语法书，一个暑假后，他就能读法语的学术原著了。每到清华校庆，朱邦芬经常碰到胸前挂着校友红布条的黄祖洽在校园里溜达，或与师友二三，或独自一人。黄祖洽很推崇曾任清华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认为他对清华物理、清华理科以至中国科学技术都有重大贡献，常语重心长地对朱邦芬说，要多学习叶企孙先生办老清华物理系的方法和精神。朱邦芬说，自己感觉黄祖洽和另一位“黄先生”、同出于西南联大的物理学家黄昆有许多共同之处：为人低调，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年轻时对人要求极严而“文革”后宽容了许多。朱邦芬曾问黄祖洽，为什么1980年时选择北师大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母校清华，黄祖洽恳切地说，清华条件比较好，而他去北师大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朱邦芬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由于各种原因，黄祖洽没有获得“两弹一星”元勋奖章，许多人为他鸣不平。对于“两弹一星”这样的汇集体之大成的巨大科技攻关项目，评出23位元勋是极其困难的，而且不可能绝对公平，只能把23人理解为这个英雄群体的代表人物。2014年6月26日，黄祖洽住进北京301医院，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一天夜里他发烧神志恍惚，不停地喊着：“爆炸啦，大家快跑！”病床前的护工忍不住问他：“你怎么不跑啊？”他说：“我没关系，我就待在这里，大家快跑！”2014年9月7日，90岁的黄祖洽去世。2019年6月，他的塑像在北师大物理楼前落成。1999年北师大科技楼落成后，黄祖洽的办公室从北师大南院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搬到了这里。冯世平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他记得，那时黄祖洽每天早八点来办公室，晚六点下班，除了外出开会等活动，一周七天，每天如此。如今，613办公室门口依然挂着“黄祖洽”的名牌。
邓稼先,(—)汉族，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西南联大物理系、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博士、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基人。 中国原子弹之父、两弹元勋、两弹之父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病去世。
原子弹技术是美国从德国缴获过来的
欢乐的少年时光并不长久，邓稼先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七·七事变以后，端着长枪和刺刀的日本侵略军进入了北平城。不久北大和清华都撤向南方，校园里空荡荡的。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喀血不止，全家滞留下来。七·七事变以后的十个月间，日寇铁蹄踩踏了从北到南的大片国土。亡国恨，民族仇，都结在邓稼先心头。 1941年，邓稼先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邓稼先（1924—1986），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出生于安徽 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 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 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安徽怀宁人，中共党员。著名核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12届中共中央委员。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第12届中共中央委员。1986年逝世。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邓稼先研究了原子弹，氢弹的理论方案，并亲自参与了核武器的实验，在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为中国的核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邓稼先(1924-1986)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战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核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
欢乐的少年时光并不长久，邓稼先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七·七事变以后，端着长枪和刺刀的日本侵略军进入了北平城。不久北大和清华都撤向南方，校园里空荡荡的。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喀血不止，全家滞留下来。七·七事变以后的十个月间，日寇铁蹄踩踏了从北到南的大片国土。亡国恨，民族仇，都结在邓稼先心头。 1941年，邓稼先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简历1950年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邓稼先个人概述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邓稼先词是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自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功勋泽人间。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数学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等职，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他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不久，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终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邓稼先贡献研究了原子弹和氢弹邓稼先的光辉一生（徐焰）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选自2001年6月25日《北京青年报》）三、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友谊（徐胜蓝、孟东明）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全国上下为这位中华精英过早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不知邓老今何在？忠魂长眠长江畔。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写道：踏遍戈壁共草原，三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国务院总理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这样悼念邓稼先。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打来了唁电。杨振宁先生和邓稼先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让我们读一读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撰写的《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的一段吧！“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稼先没有虚度此生！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历史没有忘记他们！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2集的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在第8集里，有这样的画面和解说：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壮丽场面展现在荧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国人民、套红的《人民日报》号外……，邓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躯也出现在荧光屏上。……“1971年，当杨振宁得知，中国两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成的，他离开宴席走进了洗手间，那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
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 100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 那是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站起来了。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对这巨大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 邓稼先(1924-1986)。 两弹元勋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小学和中学以后，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 1948到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 (Purdue University)读理论物理，得到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被任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这以后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时代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作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再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邓稼先与奥本海默 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前后17年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 R. Oppenheimer, 1904-1967)。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5个人，所以他和我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20多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Gottingen) 做玻恩(M. Born, 1882-1970) 的研究生。玻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玻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40多岁了，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较少出现一些。 奥本海默的演讲十分吸引人，他善于辞令，听者往往会着迷。1964年为了庆祝他60岁的生日, 三位同事和我编辑了一期刊物，在前言中我们写道：“他的文章不可速读，它们包容了悠雅的风格和节奏，它们描述了近代科学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多种复杂的问题, 详尽而奥妙。”像他的文章一样，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信任他。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你和我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1913-1992)和格若夫斯(, 1896-1970)，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民族感情？ 骄傲？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于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此事业的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中文名字,原名Joan Hinton)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 1901-1954)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年8月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说“在外地工作”，我就没有再问。但我曾问他，是不是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象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到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渺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暗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长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筹划昼夜不断的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够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30多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临时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免的。1982年, 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一次过就给奖励，支持
班主任的课，同桌趴在桌上睡觉，班主任大怒，给我使眼色，我立即领会，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外套，披在同桌身上，多体贴的班主任啊!
演讲是阐明事理或抒发情感，进行宣传鼓动的一种语言交际活动。演讲同时也是一种对自身沟通能力的提升。
【篇一】毕业答辩演讲稿
晚上好，我叫xxx，来自xx专业，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xxx》。我的毕业论文资料真实、可靠，是我在xxx老师的指导下，独立地进行研究所完成。在那里我向肖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向各位老师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将从：研究资料，研究的目的和好处、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优缺点进行介绍，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谈一谈这篇毕业论文的资料：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类比引入法，其中包括：表达形式类比法、基本性质类比法、运算方法类比法。
第三部分：设疑引入法，其中包括：问题引入法、悬念引入法、谜语引入法。
第二部分：故事引入法，其中包括：历史引入法、情景引入法、幽默引入法。
第四部分：直接引入法。
其次，我谈谈这篇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在开始这个课题的研究的时候，我首先收集了超多初中数学课堂的案例以及一些相关的文献，并对这些案例、文献进行分析、研究。之后从收集到的材料中总结出一些我个人觉得其引入是十分高效的一些方法和案例，然后请肖老师给意见，然后对不足的地方进行修改。最后，对总结出来的方法和案例进行分门别类，并再次增加一些案例。从而使得这篇论文资料更加充实。
再次，我谈一谈这篇论文的研究目的和好处：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引入是课堂教学的起步阶段。课堂讲授的引入是学生能否用心主动学习新知识的关键。因此初中数学课堂的高效引入在新课程改革中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日常教学中，如何科学地做到高效引入是我们一向探究的问题。为了在必须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帮忙广大初中数学教师高效地引入新课，从而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学生主动地去学习以到达预期的教学效果，本文对初中数学课堂的高效引入进行研究。
课堂导入是课堂教学的主要环节，它的成与败直接影响着课教学的效果。用心的思维活动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关键，而高效的导入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思维兴趣，所以教师在新课引入时就应注意采用恰当的导入来激发学生的思维，以引起其对新知识新资料的用心探求。
最后，我谈一谈这篇论文的优缺点：
这篇论文的优点：其一是研究的课题还是比较新颖的，对自己以后的从教之路也很有帮忙，其二是课堂引入方法的分类别具一格。
缺点是：由于我自身的水平所限对某些概念和方法的理解还不是很深刻，思考肯定还不够深刻也不够全面。此外虽然我已经很仔细的检查过了，但是依然可能还存在必须的错别字或语句不是很通顺的地方。
虽然我尽可能地收集材料，竭尽所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的论文写作和分析，但论文还是存在着不足之处，分析不透彻或者推荐不具体，还有待改善。所以请各位老师提出宝贵的推荐，让我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中做到更好。
我的陈述完毕，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谢谢！
【篇二】毕业答辩演讲稿
早上好！
我叫×××，20xx级社会学专业学生。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社会学视野下金庸小说中的婚恋观》。我的指导老师是xxx老师。从确定选题、拟定提纲、完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我得到了张老师的精心细致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不管这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勤劳动，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的批评指正。
截至目前，在学术界有关金庸武侠小说的论著十分多，但尚无从社会学视野下对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研究。选取金庸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的写作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对金庸小说比较喜欢，包括由金庸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的确，金庸小说不仅仅向我们展现了侠客的快意恩仇，还借用江湖这个社会，使人物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或少受社会制度的束缚。男女侠客不问出身，不讲家庭地位、社会背景，只讲两性相悦、以情相许，能实现真正好处上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另一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现实，许多现象与金庸小说中的情节有一些相似，揭示其中的联系，警示世人，以倡导和谐的、理想的婚姻。
在这篇论文中，主要采用了资料分析和现实比较的写作手法，各部分安排按照先典型分析，具体对照现象，理论分析，再阐明现代性特征的层次进行。具体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为所归纳的金庸小说中的五种感情类型；
第二部分为金庸小说中与现实相对应的婚姻类型；
第三部分为关于金庸小说中择偶的社会学分析，分为宏观和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宏观方面的主要理论有：对于择偶的个人主义解释；择偶的社会文化解释；择偶梯度理论；同类匹配理论。微观方面的理论有：1、相似性理论；2、需求互补理论。从以上这些择偶理论我们能够做出如下推论：相似性原则是择偶的基本规律。无论从哪个理论角度这个结论总是成立的，虽做出如下推论：相似性原则是择偶的基本规律。无论从哪个理论角度这个结论总是成立的，虽然对具体是什么相似有些争议。在外在社会条件上贴合同类匹配，内在条件上又贴合需求互补，这似乎就是最完满的理想婚姻模式。
第四部分为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现代性特征；在金庸小说中，男女侠客不问出身，不讲家庭地位、社会背景，只讲两性相悦、以情相许，能实现真正好处上的恋爱自由，而这些观念无疑与现代人的恋爱观相合。
第五部分：结论。
社会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小说是反映生活、憧憬生活、甚至能够改造生活、提升生活品质的艺术。在某些传统思想仍在侵蚀当代人的这天，在已经冲破封建罗网，人们获得充分的个性自由，能够勇于追求自我感情的这天，回味金庸小说中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感情婚恋，对我们仍有启迪。金庸小说中的感情不仅仅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感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群众无意识及现代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应当超越以感情为基础的内涵性婚姻和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功利性婚姻的简单对立，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来构建一种理想的婚姻模式综合权衡模式。
限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个性是本人理论水平所限，使得本论文对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现实好处仅停留在比较粗浅的层面，尤其是理论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最后，再次感谢张红老师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悉心帮忙与指导；其次我要感谢各位专业师在这四年来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没有你们的教导，也就没有我的这天；最后也要感谢本专老业同学这几年来对我的关心与支持，和你们生活在一齐的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恳请各位老师、同学进行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篇三】毕业答辩演讲稿
大家好！
我是来自酒店管理xx班的xxx，十分荣幸参加我们的毕业生论文答辩！我的论文题目是《浅析如何提升饭店服务质量》。在此我要十分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陈爱华老师！因为之前一向在浙江工作，没有太多空闲时间去寻找论文资料，所以工作的时候，我就一向在想我要找到一个怎样的题目利于我写作？最后，我结合自己学习和实习的经验，针对于自己认为酒店服务当中的不足或是确实需要改善的地方写出了自己的感受。由于时间仓促，写出的论文瑕疵较多，还好有陈老师的帮忙斧正，这才顺利完成！甭管这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要感谢给予我这次帮忙的老师和同学。
一把抱过来，先亲一口之后说：这是预付款，等完胜之后再付剩下的！
也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秦晖在《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对《论语》这一则的解释，认为“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支配，即君要像个君，臣才能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所以“原初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实际上把君臣关系看成一种契约，君不君则臣也就可以不臣”。 此说言过其实。且先看这一则的内容与句读。 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第十二》） 一般的句读： 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断句上，的确可以断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照样讲得通，但是考察起来却不太可能成立。 齐国在景公的时候，陈桓子施惠于民，越来越壮大，景公没有办法。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去齐国，景公求教孔子怎么办，孔子说了这番话。孔子话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表达却非常到位，大概是说：做君主就应该像的样子，做臣子就应该像臣子的样子，做父亲就应该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就应该像儿子的样子（，这样齐国才有希望）。不仅回答了景公的问题，其中还暗示景公有“不君”的行为，劝喻的意思很明显。景公也不是傻子，但是他死要面子，就顾左右而言他了：“是啊是啊，如果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就是有饭，我能吃得上嘛？” 尽管孔子说君要像君的样子，但大概也不会说如果“君不君”则“臣”就可以“不臣”这样的话，因为他还是很有些“愚忠”的。比如在“赵盾弑其君”这件事上孔子的态度，尽管晋灵公无道，臣子杀死了他（灵公为赵盾之弟所杀），还是要背负弑君的罪名。而且“君，君”与“臣，臣”，“父，父”与“子，子”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条件的关系，说原初儒家认为“君臣关系看成一种契约，君不君则臣也就可以不臣”，显然没有注意孔孟之间的差别。孔子最终以礼作为评价的标准，即使“君不君”，“不臣”的行为仍然是“不臣”，而不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都是孟子以后的事情了，孔、孟思想差距很大，一般说来，孔子带有浓厚的法家色彩，所以人们一般认为韩非的老师荀子才是战国时期孔子学说的严格继承者。 “三纲五常”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尽管牢不可破，这也并掩不住过去的文明。今天对儒学中一些思想的再认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却也不能“药方只贩古时丹”，动辄往前贤的脸上贴金。把民族（或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复兴原初的儒学上，恐怕也只是新儒家们的一厢情愿。 再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夫子最受诟病的话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少人理解成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后面的潜台词是各有位置，不可改变。有些人甚至认为：“按儒家理论，每一个人出生后，其社会地位就已自然形成，并且终生不得逾越，否则便是不仁非礼，甚至是犯上作乱。”这就与“血统论”、“出身论”画上了等号。 这样的解读产生的结果就是中国人对孔子和儒家学说厌恶异常。因为中国人血液里历来就有一种不安分的骚动，有一种蔑视一切的气概。这个特点朝好里讲就是不安现状，勇于挑战，期望改变命运，期望混得有模有样；朝不好讲就是不守秩序，轻慢规则，不懂得渐进式改革，更不懂可持续发展。比如说以前项羽看见秦始皇威风八面，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现代一位领袖人物在对农民运动的讴歌里赞道：少奶奶的牙床上农民兄弟也可以上去滚一滚。两位历史人物的语言尽管穿越了遥远的时空隧道，但还是异常贴近、投契，反映了中国人跨越式发展、跃进式腾飞的心理。所以说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解成了各有各的位、各是各的事，各认各的命之时，怎么能不激起中国人强烈的逆反心理，怎么能不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 也许不能说上面那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但对照孔子一贯的思想，以及后人的研究，至少可以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的理解过于简单了，与孔子原意恐怕有一定距离。这点，老汉在《寂寞的孔夫子》里引用了一些资料予以说明。近来读书，无意间又发现了一些与孔子同时代或相距较近人的说法，可以作为旁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左传》里有篇“石碏谏宠州吁”，说的是卫国大臣石碏看不惯卫庄公溺爱儿子州吁，对卫庄公说的一番话。里面有“六逆”、“六顺”之说：“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六逆”不去说了，值得注意的是“六顺”里面，君义与臣行、父慈与子孝、兄爱与弟敬是并列对应的，互有义务，各有所守。反映了那时候人们对“君臣父子”关系的理解并不是单方面的我对你错、我大你小、我强你弱的关系，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你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样那样一种状况，而是君臣父子各守其道、互有制约。《左传》记载这话说在公元前七二二年，距孔子诞生的五五一年早了不足二百年。应该还算不是相距太远。还要注意的是，石碏的“六逆”、“六顺”之说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奇思妙想，应该是那个时代有代表性与涵盖力的观点。因为大臣向君主进言，一般是不会拿实验室里只有自己才懂的语言说事的，只会用整个社会公认、接受的标准言说。就像今天各级官员开口闭口“三个代表”、“邓小平理论”一样。 如果说上面引用的例子稍早了一点，那么《左传》里记载的另一件事恰好与孔子同时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晏子不死君难》说的是公元前五四八年发生在齐国的一件事：齐国国君齐庄公与大臣崔武子老婆私通，崔武子不甘戴绿帽子杀了齐庄公。另一大臣晏子尽臣礼抱庄公之尸痛哭，但是当其他人询问晏子会不会与庄公共存亡时，晏子却这样回答：“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晏子这里讲的同样是君臣各守其道的问题。在晏子看来，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做臣子的才可能与国君共进退，除此而外，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你死你亡，与我何干？晏子说这话时孔子尚为幼儿，但他语言里很显然蕴含着“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样子”的意思。 上述两例距孔子较近，说明君臣父子各守其道是那时整个社会接受的观念。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恐怕理解上会更准确些，视野上也更开阔些。
我们分析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脱离它的时代背景，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有很强的进步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后世近两千年的强盛，都是受到这句话的启发。但当时间进入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进入中国人的心中，这句话的消极性便体现出来了。中国急需思想上的革命，所以对孔子，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开始批判。建议读读南怀瑾先生的书会有些启示（当然不必尽信他的言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出自《论语•颜渊》。齐国国君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怎样管理国家，孔子就告诉他，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的意思，被西汉的儒学家董仲舒先生上纲上线地歪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于是这句话就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臣子要绝对服从君王，儿子要绝对服从老子，否则就是大逆不道。所以，阿Q才把“儿子打老子”当成骂人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成了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学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罪状之一。其实，孔子的原义完全不是这样，这是董仲舒以及后世儒学家朱熹等歪曲理解的结果。后人不批判董仲舒朱熹他们，却大骂孔子，你说他老人家冤不冤！那么，孔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你作为国君，要象个国家领导人的样子，尽职尽则、以身作则，这样，做臣下的就自然会忠于职守，做好工作。这叫做“其身正，不令则行”（孔子语）。做父亲的要象做父亲的样子，尽到自己敬老爱幼的责任，为儿子做出榜样，那么，做儿子的就会尽到自己做儿子的责任，做个好儿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上级领导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否则，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这就是孔子说的“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样理解，要说老白比朱熹他们高明，那借我十二个胆子也不敢。这意思孔子在《论语》里、孟子在《孟子》里，已解释得很清楚了。孔子这句话，绝对不是国君要臣子怎么样就怎么样，老子叫儿子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意思。《论语》里有孔子和鲁国国君鲁定公的一段对话。鲁定公请教孔子：什么样的君臣关系才和谐？孔子回答说：“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这里，君臣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而且是把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君的行为作为前提的。只有当国君的尊重臣下，依法办事（孔子时代礼就基本等于法），部下才会忠心耿耿，尽职尽责。而孟子则说得更直接。据《孟子•离娄下》记载，齐宣王也向孟子请教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孟子就对他说：当国君的如果把你的臣子当成自己的亲人手足一样的对待，那么，臣下就会把国君当成心肝来维护；如果国君把臣下当成供自己驱使的马和狗，那么，臣子就会把国君当成陌生人对待；如果国君把臣子不当人看，那么，臣子就会把国君当成强盗和仇人对待（原话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还记载了孟子和齐宣王的另一次对话。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古代的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了他们的君王，商汤还把夏桀流放了，而周武王竟然把商纣杀了！这是真的吗？孟子说：根据史料记载，确实有那么回事。齐宣王又问：当臣子的难道能够做杀死君王、篡位夺权的事吗？孟子说：那些不仁不义的腐败分子，他们根本就不配当国君，他们只是独夫民贼。我只听说周武王杀了独夫民贼商纣，没听说他杀君王啊（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孔子的弟子阳虎说得比孟子更直接、更具有造反精神。他说：如果君王是个好领导，我就就忠心耿耿的帮助他；如果是个腐败分子王八蛋，那我不惜背上“奸臣”的骂名，也要坚决把他干掉（“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弑之”《韩非•外储说左下》）！孔子本人在修编《周易》时，就把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暴君夏桀、商纣的行为定性为“革命”。不仅没说他们犯上作乱、篡位夺权，反而高度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说他们的做法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可以说，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绝对没有臣子绝对服从国君，儿子绝对服从父亲的意思。对领导者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是董仲舒、朱熹等后代儒学家歪曲篡改的结果。而这种篡改歪曲正好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后世儒学才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孔子等人的先秦儒家思想，不仅有浓厚的民本理念，还有丰富的民主思想。而这种民本理念和民主思想，恰恰是所有的专制政权所害怕的，于是就硬把这种篡改了解释强加在孔子他们的头上。假如孔老夫子在天有灵，不知道他老人家有何感想？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我们现在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说，需要“君君臣臣”；从家庭和睦的角度来说，需要“父父子子”。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员，不仅是社会道德的倡导者，更是社会道德的践行者。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风气好坏，与主要领导人自身的表率作用有直接关系。领导人在拉帮结伙，搞小团体，你想让下面的群众加强团结，聚精会神搞发展，那时绝不可能的；领导者在台上旗帜鲜明反腐败，在台下却汗流浃背收贿赂，还想让你的地区或部门风清气正，那也只是痴人说梦。我们现在经常感叹“诚信缺失、道德沦丧”，这和一些腐败官员的不诚信、不道德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说的就是这种现象。因此，社会和谐需要“君君臣臣”。对一个家庭来说，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他们对孩子的榜样作用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如果做父亲的整天吃喝嫖赌，要想教育好子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做到父慈子孝，才能家庭和睦。总之，要想社会和谐、家庭和睦，就必须做到领导象领导的样子，部下象部下的样子；老子象老子的样子，儿子象儿子的样子。这就是孔老夫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不是，这个要找煤气公司，物业管不到煤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