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道家文化论文模板

论对《 红楼梦》 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 与《 战争与和平》 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 其实，对《 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回顾自《红楼梦》 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 红楼梦》 ，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 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 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 红楼梦》 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 红楼梦》 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 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 红楼梦》 。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 红楼梦》 ，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 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 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 红楼梦》 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 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 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 才谈得解释《 红楼梦》 ，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 红楼梦》 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 读者不同；一本《 红楼梦》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 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 红楼梦》 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 以此，我们可以对《 红楼梦》 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 红楼梦》 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 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 红楼梦》 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 的领悟给予了《 红楼梦》 ，阅读者也从阅读《 红楼梦》 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 总之，对《 红楼梦》 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 红楼梦》 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 的批评者力图同《 红楼梦》 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 红楼梦》 之外对《 红楼梦》 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 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 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 红楼梦》 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 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 红楼梦》 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 ）。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 红楼梦》 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 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 红楼梦》 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 红楼梦》 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 红楼梦》 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 《 红楼梦》 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 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 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 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 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 当然，阐释《 红楼梦》 ，《 红楼梦》 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 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 红楼梦》 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 红楼梦》 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 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 红楼梦》 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 红楼梦》 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 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 红楼梦》 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 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 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 、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 锦瑟》 ，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 红楼梦》 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 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 红楼梦》 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 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 红楼梦》 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 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 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 红楼梦》 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 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 红楼梦》 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 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 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 红楼梦》 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 红楼梦》 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 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 红楼梦》 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 从阐释学的观点看，《 红楼梦》 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 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 红楼梦》 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 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 红楼梦》 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 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 的释读，而《 红楼梦》 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 因此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 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 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 红楼梦》 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 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 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 文子，访德篇》 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 。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 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了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书中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两个“宝玉”：贾宝玉和甄宝玉。这两个宝玉不但相貌酷似，而且从小性情亦十分相同，“一味的诚实，从小儿只管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玩”，更为奇怪的是，都做过一个谒访“太虚幻境”的梦。其中贾宝玉系书中主人公，甄宝玉在与贾宝玉会见之前，书中皆是虚写，似是无关紧要，只是在《红楼梦》最后结局才出场和贾宝玉见过一面，且话不投机，两人貌似神离，一个出家当了和尚，一个考中举人走向仕途生涯。 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曹雪芹是出自什么本意呢？我认为：贾宝玉即“假宝玉”，甄宝玉即“真宝玉”，“真假宝玉”凸显曹雪芹思想深处的激烈斗争，是他对濒于崩溃的世家显族前途的探索，是摆在处于十字路口的一条左右为难的桥梁，是他如何应对败落家族前途的两个影子。 众所周知，曹雪芹生活在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从曾祖父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祖父曹寅当过康熙的“侍读”，曾祖母又是康熙的乳母，曹家与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少年时代，他“锦衣纨绔”、“饫甘餍肥”，那段豪门公子的奢侈生活与《红楼梦》里贾宝玉的生活如出一辙。贾宝玉和甄宝玉的少年时期即是曹雪芹的美好童年。曹雪芹写《红楼梦》，一般善用谐音寓意，如甄士隐即“真事隐”，甄英莲即“真应怜”，霍启即“祸起”，元、迎、探、惜即为“原应叹息”，照此推理，若宝玉即曹雪芹本人的化身的话，贾宝玉即“假宝玉”，甄宝玉即“真宝玉”。而“真宝玉”才是曹雪芹骨子里的真思想，是他梦中所盼，虽然他总觉得这是他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和荣宁两府的遭遇一样，曹雪芹家败落于雍正五年（1727），他父亲曹頫因事受到株连，被革职抄家。从此，家族的权势和财产都丧失殆尽。他的家庭居处屡迁，生活极不安定，有时甚至不得不投亲靠友，以维持生活，还常常受到歧视和凌辱。经历了由锦衣玉食到“举家食粥”的贫民百姓的沧桑之变，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命运有了切身感受，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他在《红楼梦》一书中，以自家生活素材为基础，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为经线，纵向剖析了造成悲剧的深刻社会根源；同时，以贾府的兴衰为纬线，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间卫道者与叛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横向展示了由众多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由此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力抨击了封建家庭的荒淫、腐败，展示出封建制度濒于崩溃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但曹雪芹又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一个没落地主官僚，并没有掌握强大的无产阶级思想武器，他虽明知封建社会必会崩溃败落，讨厌封建制度的腐朽，但如何拯救社会他是没有办法的。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一个不成熟的思想家，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家庭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与封建制度作斗争，想像让他参加革命党走上什么“辛亥革命”的道路是不可能的。面对封建社会的日薄西山，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逃避，即“假宝玉”出家走的路，这条路在曹雪芹内心里是不愿走的，象阿Q所想的一样，“我的祖先比你们风光多了”，曹雪芹也是很留恋童年时期锦衣玉食的生活的，只要有一点可能，他就会重入仕途，再振家风，这就是“真宝玉”走的路，改掉过去的纨绔子弟习气，走寒门学子科举入仕之路。红楼梦中贾赦大罪被赦，贾珍贾政重获宁国公荣国公世袭，“真假宝玉”都考中举人，乃至将来的“兰桂齐芳”，何尝不是曹雪芹心中所想呢？ 所以甄宝玉这个形像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曹雪芹刻意塑造的，虽然他只在红楼梦大结局时出场一次，但他反映的“真假宝玉”的最后对话恰是曹雪芹内心深处的思想交锋，是曹雪芹最后一次寻求对自我的审视：是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呢？还是为情出家盾入佛门，为情死，为情化灰、化烟呢？曹雪芹摆出了两条道路，让世间凡夫自己去做意味深长的猜想了。人生的追求，还真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象范伟在广告中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贾家的兴盛是归功于贾家老祖宗的武功，可吃老本能吃几代呢？贾家目前的承袭爵位的是贾珍和贾赦，你看书里面对他俩有什么好的描写，无非吃喝玩乐，败家而已。而且，他们还交通外官，聚众赌博，放高利贷（贾赦之媳王熙凤），所以，闹的也太不堪了，皇帝不治他们的罪治谁的？关于这一点，高鹗是看的很准的，写的也不错，基本能符合曹雪芹的原意。 其次，目前撑贾府门面的是贾政之长女贾元春，被皇帝宠幸，封凤藻宫尚书，也就是贵妃娘娘，之后，红楼梦里才写到，贾政才能够得到重用，不再只任闲差，先后任工部侍郎、外放学政等实差，如果按红楼梦第5回所写的，贾元春娘娘早死的话，贾家的繁荣又能持续多久呢？中国人不是早有名言嘛，人一走茶就凉啊。没碰到事情便罢，碰到事情，皇帝老儿就把脸一变，翻脸不认人了。 第三，你看红楼梦中贾家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呢？以贾珍为首的宁国府就别提了，不仅自己闹的门风不好听，连薛蟠等亲戚都给带累的比以前更坏了；至于荣国府，贾琏也不过是贾珍一路人物，贾宝玉又一味的风花雪月，厌恶读书上进，贾环是庶出，不被人瞧的起，而且为人猥琐不堪，贾兰又年纪太小，一时半刻是接不上班的，所以，贾家后继乏人，如何能兴旺的了呢。 所以，贾家的衰败是必然的，更不用提红楼梦的成书年代是在清乾隆年间，正是封建制度由兴盛转变为衰败的转折点，有先见之明的曹雪芹老先生正是看到了封建大家族比如贾家的由兴转衰的必由之路。至于由什么事件作导火索引发了贾家的巨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样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千红一窟（哭）” 之黛玉泪提到《红楼梦》，人们总会想到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而一提到林黛玉，人们总会想到她随时都可能流下的眼泪。可以说，曹雪芹怀着深挚的爱意和悲悯的同情，用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哲理与诗情，饱蘸着血与泪塑造出来的林黛玉，是《红楼梦》里一位完美的富有诗意和理想色彩的悲剧典型。 为了突出林黛玉的悲剧性格，作者将黛玉的前世，设计为一株浸满泪水的仙草。这也许预示她将要用一生的哀愁来还回泪。多会泪还完了，那生命也可以终结了。她一生下来，就有“先天不足之症”；会吃饭时便吃药，而且不许哭，不能见外人。命运对她残酷至极：少年丧母，不久又丧父，只有孤苦伶仃地长期寄人篱下。“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一出场，她就给我们一种“病态美”，却也符合她的悲剧命运。 “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地下侍立之人，无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个不住。一时众人慢慢解劝住了，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这才刚进贾府就哭的稀里哗啦，为从未谋面的亲人，也为自己凄苦的命运。“是晚，宝玉李嬷嬷已睡了，她见里面黛玉和鹦哥犹未安息，她自卸了妆，悄悄进来，笑问：“姑娘怎么还不安息？”黛玉忙让：“姐姐请坐……”袭人在床沿上坐了。鹦哥笑道：“林姑娘正在这里伤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儿才来，就惹出你家哥儿的狂病，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因此便伤心，我好容易劝好了”。袭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将来只怕比这个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若为他这种行止，你多心伤感，只怕你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这一段，其实也体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个性。 在小说中，她哭了不下n次。有时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吃也不愁吃，穿也不愁穿，瞎哭什么呀！但仔细想一下，答案也就明了。黛玉父母早亡，上无兄长疼爱，下无弟妹怜惜；千里投亲，寄人篱下，孤苦伶仃之感日益膨胀。虽有贾母疼爱，但贾母对外孙女的疼爱比起对孙子、孙女的来自然又差了一层。尤其是当这两种疼爱冲突时，贾母当然~~~这怎能叫人不伤心呢？在大观园中，黛玉虽然可与众姐妹一同读书写字，吟诗抚琴，饮酒观花，玩笑游戏，可自己的悲哀又怎能与他们诉说？她唯一信得过的知己便是贾宝玉。对宝玉她可以喜怒不隐，言笑无忌，以最激烈的态度相对。唯其信任宝玉，在宝玉面前她才有十足的霸气；自己愁了，恼了，烦了，可以把这些情绪一股脑儿泼到宝玉身上，而不管宝玉是否冤枉，是否承受得了。她对宝玉是至亲至爱，宝玉对她也是一片深情。但，那个封建的时代害了所有人。即使两人真心相爱，也不可能成亲；就算成亲，也不会幸福。黛玉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拼命追求，哭得乱七八糟。更何况，每日相伴黛玉的诗书琴花等，又最是牵愁引恨之物，黛玉又是一个早慧早熟者，平白无故还要自寻烦恼，哪里还经得起这些物事的招惹。愁肠百结又无人诉说，怎能不受煎熬！终日哀伤愁思，怎能不伤身体！久病缠身，怎能不使她这弱柳娇花过早凋萎！ 我想，黛玉之泪，包含了太多忧愁和辛酸。人，最早都是很孤独的。所以才需要家人、朋友、恋人来陪伴。可黛玉朋友不多，没有父母，找不到恋人，孤独极了。再加上那个时代本来就是千红一哭的，所有女性都逃不了悲剧的命运。其实，没人陪你、没人懂你，是很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