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文化的论文参考文献

孔子之“道”论文【1】

摘要：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代表，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而“道”的问题又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之“道”可分为天道、人道和道理这三个方面。

关键词：孔子;儒家;道

一、天道之不可违

《论语》中90次提到“道”字， “道”字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为：“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如“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这里的道指的是人所行走的道路。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的“道”即是指“天命”。

《论语·八佾》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朱熹注曰：“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又记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当祭之时，或有故不得与，而使他人摄之，则不得致其如在之诚。”《八佾》这一记载，说明孔子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不仅持赞同态度，而且十分虔诚。

但同时他又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从这里看出，孔子不仅淡化了天的人格神的意义，也反对各种鬼神观念。可见，孔子对于天道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这一说法源于他所承袭的古代宗教情感。

孔子承认并尊重天之至上神的地位，并将之作为人的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用一句话代表就是“知我者其天乎!”另一方面，孔子又发现天地宇宙中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天地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是人的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

春秋早期，反映“天”、“人”关系的“人道”与“天道”已经分离，但“天命”意识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作用。天命是人的命运的规定者，因此人要敬畏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此中的知命、畏天命皆是天道的重要内容。

二、人道

人道即是人所走的道路，人道可能合乎天道，也可能不合乎天道。同时，不同的人可能走不同的道路。人道最集中地体现为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就是天下之道。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通过对“邦有道”与“邦无道”言论的对比和论述，揭示了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好坏的标准也是“道”。

如果一个国家“有道”，就会“谷”(《宪问》)，有正直的言行，有合乎“道”的富贵;如果一个国家“无道”，却兴盛，“富且贵”，则是可耻的(《泰伯》)。可见，“道”是一个国家运行的至高准则，治理邦国，要遵“道”而行。

而且，“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季氏》)这里论述了“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时社会政治的具体表现，可见，“道”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保证。。

不仅如此，孔子在评论人物是，也是以他们在“有道”、“无道”情况下的表现，是否合乎“道”作为依据和标准。他称赞蘧伯玉“君子哉”(《卫灵公》)，也是因其遵“道”的行为。

所以，“道”是评价从政人物的准则。“有道”是孔子所追求向往的理想境界，他很少用“有道”来称赞现世时君，相反，经常用“无道”来批评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遇的君王，如他批评“卫灵公之无道”(《宪问》)。由此可见，对于天下大势、邦国政局、君主的贤愚以及仕者的行为，孔子在作总体评判时，所运用的基本标准就是“道”。

三、道理

这里的“道”指的是思想、学说和各种主张，是关于天道和人道的思考，并且把它们表达出来。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里仁》)，这表明了孔子也有自己的道，而且贯穿他整个思想的始终。这个思想就是仁道。仁道可谓是孔子学术体系的核心，也是其思想中最恒久生命力的内容。

仁是由人与二构成的，表明了仁在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但它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相爱的关系。孔子所言“仁者，爱人”，这里的“人”既是指人的生命，也是指人的本性。这也就是说，首先，仁作为人的本性的规定，使人成为人。

仁甚至可以说就是善，不是恶，“苟志於仁矣，无恶也。”(《里仁》)仁是生命的意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其次，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避免的要与他人打交道，人要承认他人的存在，而且要理解他人的存在。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总的来说，孔子认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人们都应该相亲相爱，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团结，人类群体才能得到繁衍和发展。离开了它，社会就不能称其为社会，人类也与禽兽无异。因此，“爱人”是孔子的仁道之本，也是人道顺应天道的必然表现。

孔子的“道”的思想是在阐明一种引导人的宏大且高尚的人生哲学。他穷其一生都在探求一种最本源、最完美的社会模式。在他的观念里，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才能充分发扬人道，完全顺应天道，从而最终总结出“仁”这一统摄全局的根本的人生哲学原则，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整个的“仁道”体系，作为指引世人，匡时济世的良方。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6.

孔子的“道”【2】

【摘 要】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中，“道”是去建立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模式。孔子之“道”是建立在“仁”的现实基础上。孔子的君子之道包括修己安人和人格独立两方面。

【关键词】孔子;士大夫;道

西周末年，贵族等级秩序瓦解，新产生的士阶层，利用他们所具有的的文化传统，立足于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对“天道”、自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易经》对“道”的理解。《尔雅》中有“一达谓之道”。《道德经》则认为“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等等。这些“道”都强调了道是宇宙万物变化的起点、道可衍生万物并存于万物中。孔子作为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对“道”也有自己的认识。

一、孔子关于“道”的认识

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中，“道”不是《易经》和老庄学说的虚幻存在，他不注重建立某种外在的玄想信仰体系，而是去建立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模式。[1] 此“道”是君子人格的体现，是仁人志士的最高追求，是士的人生使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

“士志于道”，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道”是内在的`精神修养，它与“礼”直接相关。“礼”是“道”的外在节度。正所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富与归，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里孔子把“礼”的外在约束，认为是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自觉理念，使“道”更具人性化。

“道”在孔子的思想中也是一种治平的状态。《礼记・礼运》篇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孔子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变乱的时期，他自己也经历了兴衰荣辱，13年的漂泊生涯，更使他向往祥和、稳定的局势。《论语・阳货》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恭、宽、信、敏、惠”。《学而》篇又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如此教化，才是包容和合的气象。

总的来说，孔子的“道”无非就四个字―内圣外王。至内圣就要修身，修身要用礼辅助，以此成为内心的自觉意识。外王就要厉行教化、行德政。

二、孔子“道”的核心

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就是“仁”。《论语》中“仁”字共出现了109次，涉及的内容有为政、做人、处世等等。“仁”既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又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又是最高的道德境界：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可见，克己复礼、忠诚守信、慎言孝第等为仁。另外，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庄重可以不受侮辱，宽厚可以得到众人拥护，守信可以得到别人的任用，审时可以促使办事取得成功，顺人情则可以驱使别人为自己服役。[3]

同时，在孔子看来“仁”的至德是中庸，“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温而厉，威而不猛”是待人的中庸;“和而不同”是交友之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审美之中庸;“礼用之，和为贵”是治国之中庸;“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是做事之中庸。

此外，孔子认为为“仁”的精神支柱是“有名称焉”。他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可见，孔子把“名”看得很重，在《论语・季氏》中，他就感叹：“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一个人无论生前怎样，死后无名也枉为人。

由此可知，孔子之“道”是建立在“仁”的现实基础上。“仁”包罗万象，于国家、个人均有不同方面的要求，最终要成就的是一个合和的社会，一个积极进取的人。

三、孔子的君子之“道”

无论是追求大同社会，还是希冀留得身后名，都离不开人的培养。个人才力足够的，就可以服务社会、服务政治、施行德政、留名青史。

孔子以“仁”为理想的人格价值取向，他自认为自己还达不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所以，转而求其次，孔子努力塑造君子人格。

《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们提出的人格理想范畴有“志士”“仁人”“君子”“成人”“圣人”等，其中以“君子”使用最多，就用“君子”人格代替这些范畴。[4] 孔子是先秦士精神的奠基者，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赋予了士两方面的君子人格。一是修己安人，二是人格独立。

1、修己安人

总的来说，所谓“修己”就是在内心深处去体认仁、义的基本原则，使自己乐观向上，“君子坦荡荡”的精神状态中。“修己”是君子的内在修养，“安人”是君子的躬行实践。孔子认为“君子学道则爱人”“学而优则仕”。真正的君子，不只是讲求修身养性，还要把所学之“道”用于“爱人”的实践中，学有余力则去做官，以达成内外兼修的完整人格。

但孔子在其言论中，不自觉的偏向了“修己”，“安人”如何施行，未做具体论述。“修己”的论述几乎遍及各篇，简要择录：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2、人格独立

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应当保持不为物所移，不为利所诱，不为权势所屈。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上述孔子认为，士之志不可夺，要保持志节，不为名利出卖人格，即使侍奉君主，也要以道干之，不助长君主行为的随意性，不仕无道之君。

综上所述，孔子追求的君子人格，无不体现他的忧患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的忧患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忧国忧民上，“君子忧道不忧贫”是最直接的写照，另一方面是忧患道之不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通过对孔子“道”的简单分析，可以知道：孔子的“道”是在先秦激烈动荡的变革中产生的，他带有强烈的经世和实践特点。孔子在继承和发展了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以道自任，坚持人格独立，忧国忧民，为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奔走呼号，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

“修己安人”和“忧民之忧”成为后世士大夫不断追求的精神实践和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

[2]康有为.论语注・泰伯第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2.

[3]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08.

[4]李振宏.圣人箴言录―论语与中国文化[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165.

这里，那么多，随你挑。

建筑是从属于人类使用日的的，因此无论是政治、社会、宗教和仪式.种族的大规模活动和集体居住都构成了建筑的人文主义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也正好在这样的一种形式上，文化史在建筑上留卜了它最真实的记录。建筑在许多体量与形制上的规范是文化的体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片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诸多建筑中留卜了痕迹，甚至形成了儒家文化独有的建筑类型、样式和基木的范式要求。儒学精髓使得中国建筑迥异于外国建筑世界上各民族主要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等。中国主要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从而，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在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中，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正如中国绘画理论所说，山水画有"可望"、"可游"、"可居"种种，但"可游"、"可居"胜过"可望"、"可行"（参看本书"宁元山水意境"）。中国建筑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精神。即是说，它不重在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它不是一礼拜才去一次的灵魂洗涤之处，而是能够经常瞻仰或居住的生活场所。在这里，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就是说，不是像哥特式教堂那样，人们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相反，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和谐。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在这里占着明显的优势，从而排斥理性的迷狂意识，这显然是受着中国儒家的影响。中国的这种理性精神来源于儒学，因为儒学讲究经世治国，讲究入世，所以它的理性给中国建筑也注入了理性的灵魂，表现在建筑物严格对称结构上，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理性）。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建筑来，它确乎相对低矮，比较平淡，应该承认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说，它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却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即使像万里长城，虽然不可能有任何严格对称之可言，但它的每段体制则是完全雷同的。它盘缠万里，虽不算高大却连绵于群山峻岭之巅，像一条无尽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飞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成了我们民族的伟大活力的象征。制造等级的“礼”：庄严之美“礼”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最集中的体现，可以说，儒家的伦理规范就是“礼”的秩序。“礼”原先是尊敬和祭祀祖先的仪式、典章或规矩。后在长期社会发展中逐步演变为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伦理规范，并渗透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各种人伦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礼”的突出特征就是它有上下等级、薄卑贵贱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如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礼记·曲礼》说得也很清楚：“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而且，作为一种统治秩序和人伦秩序规定的“礼”往往把强调整体秩序作为最高价值取向。而个体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应该在既有的人伦秩序中安伦尽份，维护整体利益，而个人的权利则显褥不那么重要。住宅建筑是家的象征，对内即在家庭内部，它主要体现出儒家文化对血缘关系的重视，是家庭关系中以符合礼的要求为内涵、以和谐为基木表征的意象，因此分家往往是家庭秩序破坏和家庭关系破裂的结果；对外即在社会关系中，在民间它隐喻着家庭的荣辱及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民居宅院是出现最旱也是最多的建筑类型。民居既满足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也可以上升到表达某种思想的高度。北方院落民居最为典型的是四合院。我国的四合院房屋布局在殷商时就己经形成。在安阳殷墟中就发现了四组这样的房基。四合院的民居与儒家思想中的礼有密切关系。反映出尊卑、长幼、男女之别的家庭关系和荣辱、贵贱的社会关系。四合院人卜北朝南。正房两侧接出耳房。居住家庭长辈；正房前左右两侧各有厢房。称为东西厢房。居住晚辈。正房与厢房有尊卑之序。“天人合一”：和谐之美“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特征。儒家哲学认为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人生态度是“重心在内”。认为宇宙的终极本体与人的道德原则是统一的。达到人人合一的境界的人方是理想人格。《文言·乾卦》称：“夫大人者。与人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懂仲舒《春秋繁露》载：“以类合一，天人一也”。儒家的理想人格既是天人关系的中枢。又是天人合一的化身。儒家的“天道”“人道”合一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人道”指自然界的现象及其运动变化规律。“人道”指人应遵守的社会规范。儒家学说认为不仅要实现社会内部的协调，而且社会应与自然相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说。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在建筑中表现为追求“人——建筑——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追求建筑与自然的“有机”美。要求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主张整个环境在形式和功能上要有机结合。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观在建筑中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而：(1)顺应自然即建筑的布局与设计应顺应地形、绿化等自然环境，达到人为与自然的协调。如我国的四大佛教圣地：灵隐佛地、岳麓古刹、南岳禅林、江涌金山等都是自然环境与建筑风物和谐的“二重奏”。“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中国建筑这种伟大的总体布局早已达到它的最高水平，将深沉的对自然的谦逊的情怀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有机图案”。(2)师法自然即模仿自然，巧妙地吸取自然的形式，使建筑与自然达到统一。这一点在园林建筑中尤为突出。以石、木、池象征自然中的山、林、湖、海，把自然引入院内，意味着自然对人造环境的亲昵。(3)因借自然把自然的美景通过的窗、阁、亭等引入建筑中，即“借景”的手法。利用借景，一个临江的楼阁可以出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一个普通的草堂，也可以引出“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空间感触。又如叶绍翁名句：“应怜屐齿印苍台，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正如《园冶》所说：通过借景可以“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浪漫。”。“尚中”：对称之美儒家“尚中”思想造就了富有中和情韵的道德美学原则，对传统建筑的创作思想、建筑风格、整体格局等方而有明显影响。传统建筑文化在空间上的主要特征莫过于对“中”的空间意识的崇尚，大到都城规划，小到合院民居，都有强调秩序井然的中轴对称布局，形成了以“中”为特色的传统建筑美学性格。山东曲阜孔庙。堪称中国古典庙堂的杰出代表。是中国自古以来无数孔庙的“领袖”。是一座十分宏伟而且条理清晰、平而布局规则的古建筑群。整座曲阜孔庙的平而布局。具有强烈的中轴对称特点。其主要建筑排列在中轴线上。形成递进的重复院落。中轴两侧是左右对称的副题建筑。象征伦理的秩序。古代北京城最突出的成就。是北京以宫城为中心的向心式格局和自永定门到钟楼长7. 8 km的城市中轴线。正是这条当时为了体现伦理秩序与帝工礼制的中轴线。使北京城成为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范例之一。这条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以其独有的雄伟气魄穿过了全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和空间建筑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的。小结：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建筑，自从秦汉以来就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建筑许多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构建而成的，不论从审美还是用途，都与儒家文化密不可分，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尚中”、“礼”等等，都能够从中国传统建筑中被解读出来，可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参考文献：【1】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版100页——111页【2】付民之·《<白鹿原>中的建筑意象与儒家文化》·河南人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4卷第5期 2004年9月【3】秦红岭·《儒家伦理与中国传统建筑》·新建筑 2004年3月【4】 王海云·《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云南工业大学学报第14卷第3期1998年【5】 苏晓毅·《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影响》·四川建筑科学研究第31卷 2005年

人生价值问题是中国儒学所论述的中心问题，这也是中国 传统 文化 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特色所在。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篇一 《用儒家思想培育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儒家思想;治国;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8-4428(2012)11-22 -03 初来新加坡时带着很多疑惑。一个地域面积只有682平方公里的国家，在马来半岛的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小红点。四面环海，没有任何资源，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要靠从马来西亚进口，然而在它的土地上竟有500万常居人口。就是这样一个拥挤的弹丸之地，创造出一个不可能的奇迹——从全球排名第五的最繁忙港口及新兴的金融、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中，孕育了东南亚的“瑞士”。 李光耀是怎样使一个多民族多语系国家的人们和谐共处，团结一致，是通过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统领多元文化?在研究之后才得以认清，他是从文化、伦理层面的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把儒学作为整个新加坡的统治思想和指导思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将“仁、智、勇、义、礼、信”确定为中学《儒家伦理》课的重要内容，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贯彻的治国纲领。忠，就是忠于国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由此产生的群体意识也使人们获得归属感;孝、仁、爱、礼、义、廉、耻则是家庭社会伦理基本的要求，形成了人民统一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包含着精辟的义理。新加坡治国有道受益于儒学思想，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可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 何为儒家思想?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即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带有普遍性的。只是由于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行为的各种差异，导致了“善”的背离现象。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 教育 。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治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 经验 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不止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会发挥作用。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作为治国理念，对任何阶层的领导者都有用。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 规章制度 。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 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和谐”的系统追求。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我们今天寻求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同时儒家思想所看重的“和谐”与“生生”内在统一价值取向，有助于消除追求和谐过程中的片面性。建构和谐社会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对其内在的精神动力的探讨自然而然地关涉到中国现代化之精神动力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 其二，强调了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堪称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儒家思想的精华可以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有理由把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看作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元素。 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和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几千年来指引我们民族团结、奋斗。目前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在哪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哪里体现?温家宝近日感叹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强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力量的约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人民网发表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相继在社会道德领域通过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举措，但与之相背离的是，学校为了分数，将道德教化抛置一边;医院为了效益，让医德和救死扶伤统统走开。而在中国极其脆弱的道德生态中，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渗透各行各业、各部门，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改变，道德缺失以致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现象司空见惯;假药，毒食品不断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2010年调查评比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世界155个国家中名列125位，在精神生活水平方面有幸福感的只占39%。三十年人们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提升，绝大多数人已衣食无忧，但与此相对的是幸福指数的下降。问题的核心还在于价值观——让欲望占据支配地位，缺乏信念，除了赚钱，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与追求到底是什么，不善于发现阳光面，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忽略了自己的幸福，更不懂得奉献。乐于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有统计我国私营企业老板愿意花大把的钱去赌(新加坡赌场营业额竟然有70%是中国大陆人送去的)，去娱乐，却不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去做慈善。斤斤计较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相互不信任。 在公共行政学中提到，一核心三面对，任何政治体制，司法体系，行政管理都不能代替伦理教育。学而 反思 ，面向21世纪的未来，我们应该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家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取其精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首先是诚信，难以想象缺少诚信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而诚信是发自内心的并且要随时约束的。每日自我反省，铲除不良的思想，正心诚意，从善如流;见贤思齐，闻恶厌之等等无不彰显出儒家思想的纯正端方与源远流长。借鉴和运用儒家思想是历史上每个时代共同产生的认识，是经历验证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人国情的理想座标，不光在今天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使在将来也会产生深远的教育意义，因此值得思考学习新加坡儒家治国理念。 培育核心伦理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决策。伦理之于政府，有如灵魂之于人。它主要是按照社会的要求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向，生活目标，设定人生理想，解决人们应该如何的规范。再先进的政治制度，管理技术，法律规范，没有伦理，犹如一个空壳。孔子用“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简单明了地指明了伦理取向。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需从教育入手，用儒家伦理解决人们的价值取向问题。 首先教育应从孩子入手。从青少年抓起，从学校做起，新加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 方法 ，小学生通过漫画、图示等，进入中学大学就会开设必修的儒家伦理学，当然这不能是简单的说教，是渗透，是积极地影响规范。现在应试教育使我们的学校只会教书不会育人，本末倒置。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人必须是先会做人才会做事。 其次从公职人员入手，懂得仁爱、礼仪、廉耻。儒家思想强调民为根本。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把人民的一切需要勇敢地摆在个人利益之上。最重要是拥有大仁爱之心，仁在孔子看来，既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和应当达到的理想境界，又是为人处世最高的道德行为规范。它的核心是爱人，要泛爱众。一方面尊重人的人格，一方面为人民谋利益，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的责任是让人民快乐地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这是李光耀在1965年讲的话，他确实做到了，用了46年便把一个非国家的小岛建设成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的强国。务实的作风贯穿新加坡整个治理过程，政策落在实地。要诚信，教育人们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孔子说敬事而信，信而成之。国家取信于民才能立国，人民信赖国家，才能安家。人而无信，不可其可也。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面向21世纪，面向改革开放五光十色的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崇尚诚信的美德，仍是应付挑战的立国之本。公职人员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知廉耻。李光耀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是要有一个人民尊重的廉洁政府。新加坡的生存靠的是官员的廉政高效。我国目前反腐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日前温答记者问时候说道：“目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所以大力提升公职人员素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为人民创造一个务实、公平、廉洁、高效的政府。 三是从公共媒体入手。媒体是社会宣传的工具，是引领社会文化的航向标，人们会用媒体思维来度视社会，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真假新闻让人们无法辩别是非，目前我国新闻负面报道的多，正面引导的少，大家会从特例以偏盖全，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看不到经济繁荣，看不到中国已经引起全世界的瞩目，看不到日益丰富的生活，看不到国家前进的步伐。新加坡政府擅于向社会传达信息，始终让国民意识到处在危机中，让国家的利益至上。“公交上，先下车后上车，避免人挤人，主动让座方为人上”人等简短的提醒语使尊老爱幼的影子随处可见，给人深刻印象。要让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介广泛的覆盖，时刻提醒人们日常的 言行举止 ，做诚实守信之人。诚实乃是道德高尚的品德。 四是从严管重罚入手。对涉及危害公共利益，丧失伦理道德的事件要从严从重处罚。毒奶粉、假药品都是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生活要素，对玩忽职守不能尽到监管职能的公职人员必须严办。提升官员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首要规范公权力，将官员放进“金鱼缸”里。对官员种种不诚信行为予以公开曝光和问责，对懈怠公务、冷漠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以零容忍态势严惩不贷。 参考文献： [1]许凌云，许强.中国儒学通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2]曾光存.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借鉴研究[D].西南大学.2010. [3]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东南亚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 徐琳，女，江苏金湖人，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