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范文浅谈敲诈勒索罪

法律分析：敲诈勒索罪是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罪名，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非法占用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敲诈勒索罪是一种重要的侵犯财产罪，其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四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和第二百七十四条分别对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做了明文规定。第二百六十三条明文规定抢劫罪就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该条，刑法学界对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做了具体的诠释：“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1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是简单罪状，没有具体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概念。但根据刑法理论界的通说，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和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2由上，抢劫罪的一般犯罪构成如下：抢劫的对象是财物，所以犯罪客体是财产利益；行为人实施抢劫时，又对他人的身体或自由等人身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因此，抢劫罪的客体还包括他人人身权利。抢劫罪的客观方面，是指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使他人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而当场夺取财物的行为。暴力、胁迫是当着被害人的面实施暴力或以即将实施暴力相威胁；这里的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胁迫以外的方法（如用麻醉药品）使人陷入不知反抗的状态，再将财物劫走；抢劫罪的主体是自然人一般犯罪主体，法人由于其法律拟制性，不能实施抢劫罪；抢劫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客体一般情况下是他人财产利益，但有时候行为人在敲诈勒索时也会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因此有时候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他人财产利益，也包括他人人身权利；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是指行为人通过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这里的威胁或要挟是指行为人以对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的生命、健康的侵害或其名誉、隐私、不法行为等的张扬、揭发相威胁，从而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这种威胁或要挟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这种威胁或要挟通常是通过对被害人的精神施加压力来达到强取财物的目的。此外，敲诈勒索罪所强取的财物必须达到一定数额，才能定罪，否则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的主体是自然人主体，这同抢劫罪的道理是一样的；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通过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一般犯罪构成的比较，两罪在一般情况下是易于区分的。但有时在实践中区别起来却比较困难。本文将从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两个方面来论述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一、一般情况下的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在一般情况下，根据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不同犯罪构成，两罪在实践中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两罪除了客体不尽相同（抢劫罪的客体是财产利益和人身权利，敲诈勒索罪的客体在一般情况下是财产利益，有时候也侵犯人身权利）外，主要区别在于犯罪客观方面的不同表现。抢劫罪在客观上必须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使被害人处于不知或不能反抗的状态，从而当场取得财物；而敲诈勒索罪则是通过对被害人实施威胁和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精神上感到恐惧，从而被迫交出财物。虽然二罪都可以采用威胁的方式，但威胁的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第一，从威胁的方式来看，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可以亲自向被害人提出，也可以通过他人提出；而抢劫罪的威胁只能通过犯罪分子亲自口头提出。第二，从威胁的内容来看，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内容比较广泛，可以以暴力相威胁，也可以通过宣扬被害人的隐私、毁坏其财物等方式相要挟，而且敲诈勒索罪一般是通过宣扬被害人的隐私、毁坏其财物等方式要挟被害人交出财物；而抢劫罪的威胁内容一般情况下是暴力。第三，从实现威胁的现实可能性来看，敲诈勒索罪的暴力威胁表现为如果被害人不答应交出财物，就要对其实施暴力，但一般情况下这种暴力威胁不具有当场实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行为人主观上一般没有当场实施暴力的意思，主要是意图通过暴力使被害人精神上产生恐惧，从而交出财物；而抢劫罪的威胁具有当场实施暴力的可能性，即如果被害人拒不交出财物，犯罪分子就要立即对其实施暴力。第四，从非法取得财物的时间来看，敲诈勒索罪取得财物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与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不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敲诈勒索罪取得财物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在发出威胁、要挟后一定期限内取得财物；而抢劫罪则是当场取得财物。第五，敲诈勒索罪有数额的限制，也就是说，行为人通过敲诈勒索取得的财物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才构成犯罪，否则不够成敲诈勒索罪；而抢劫罪没有财产数额的要求，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抢劫行为，至于抢得财物的多少在所不问。 由上可见，在一般情况下，抢劫罪表现为以暴力的方法抑制被害人的反抗，从而达到强行劫取财物的目的，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两个“当场”，即“当场使用暴力”和“当场取得财物”；而敲诈勒索罪一般表现为通过要挟和威胁的方法强行取得财物， “威胁”的方法一般也不表现为当场实施暴力，其取得财物也通常是事后取得。但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行为人当场实施了暴力，也当场强取了财物（财产达到敲诈勒索罪的一定数额），但是其暴力程度并没有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认定？下面，本文将着重探讨此种情况下如何区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 二、暴力威胁情况下的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以暴力相威胁的敲诈勒索罪与暴力手段的抢劫罪的区分问题，上升到刑法理论上，涉及到两个问题，即抢劫罪的暴力手段是否必须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方式是否包括暴力。 抢劫罪的暴力手段是否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问题，有些国家在刑法上做了明文规定。如俄罗斯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抢劫罪的成立以“使用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暴力，或以使用这种暴力相威胁”为成立条件。瑞士刑法典第一百三十九条也规定，只有“加暴行于人，使其生命身体受急迫危险或以其他方法使不能抗拒者”，才构成抢劫罪。[3]有的国家则没有对此做明文规定。如日本、意大利、韩国等国。不过，这些国家有时候会通过判例和学说对抢劫罪的暴力手段作限制性解释，要求暴力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构成抢劫罪。我国刑法典没有对暴力手段的程度做明文规定，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般主张暴力不需要达到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抢劫的故意，客观上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就构成抢劫罪。如果否认抢劫罪的暴力手段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就不存在判断抑制被害人反抗标准的问题，如果主张抢劫罪的暴力手段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进一步判断抑制被害人反抗的标准是什么。至于如何判断暴力手段达到了抑制被害人的反抗，学理上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主观说认为抑制被害人反抗的标准应根据行为人的认识来判断。即如果行为人预见自己的暴力行为能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则不管客观上有没有抑制被害人反抗，都成立抢劫罪。客观说反对主观说的观点。客观说指出，如果行为人持刀欲抢劫一个瘦小的人（他主观上认为自己能制服该被害人），但由于该被害人曾习过武，结果行为人不但没有抢到财物，反而为被害人所制服。这种情况下，若依主观说，则不够成抢劫罪，但很显然，这是抢劫罪（未遂）。因此，客观说认为，暴力手段是否达到抑制被害人的反抗应当根据暴力程度能否抑制一般人的反抗为标准来进行判断。 本人认为，抢劫罪的暴力手段必须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因为抢劫罪的本质是通过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从而劫取财物。因此，行为人通过暴力手段劫取财物必须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如果不考虑暴力的威胁程度而主张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抢劫的故意，客观上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就成立抢劫罪，则可能导致抢劫罪的扩大化，有时也可能模糊抢劫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如行为人推倒被害人后，抢走其手提包的行为只能定抢夺罪，而不能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有抢劫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暴力行为（推倒被害人）就以抢劫罪论处。另外有学者主张抢劫的暴力手段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或身体健康的程度才能构成抢劫罪，本人认为这种观点对抢劫行为的认定过于苛刻，不利于惩罚抢劫犯。如行为人将被害人反锁在房间里，然后拿走被害人的财物的情况，被害人的生命和健康并没有受到威胁或侵害，但不能因此而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不够成抢劫罪，因为被害人是在不能反抗的情况下，让行为人取走其财物的，这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因此应当以抢劫罪论处。关于判断抑制被害人反抗程度的标准，本人以为主观说和客观说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观说依据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来判断是否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难免有主观归罪之嫌。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应当依据客观上是否损害了法益或对法益构成威胁，若依据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来进行判断，一方面主观意识是人的内心活动，难以准确地认定，另一方面若行为客观上没有造成法益的损害和威胁，而仅仅依据主观故意而进行归罪，可能导致重刑轻罪的结果，是主观归罪的表现，与刑罚的谦抑性也不相符。客观说是日本刑法学界和司法界的通说，本人认为该说也有欠妥之处。若依客观说，则下面的情况定性会产生问题。甲家境清贫，一日腹中饥饿难忍，遂持刀拦住乙强抢钱物。乙知甲为生活所迫拦路抢劫，顿生怜悯之心，将身上所有钱物给乙拿走。依客观说，持刀强行索取财物是能抑制一般人的反抗而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因此，上例中甲的行为应当以抢劫罪（既遂）论处。可是实际上乙交出钱物并非是出于对甲的暴力行为的恐惧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而是出于同情之心让乙拿走其钱物，以抢劫罪认定甲犯抢劫罪有违抢劫罪的本质。本人认为，暴力程度应当以客观上是否抑制了被害人的反抗为标准来进行判断。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抢劫罪的暴力程度要求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这里的被害人只能是“具体的人”，而不是客观说认为的“一般人”。因此，上例中以抢劫罪（未遂）论更为合适。 敲诈勒索罪的“胁迫”方式是否包括暴力行为，我国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敲诈勒索的手段，学界通说认为“敲诈勒索仅限于威胁，不当场实施暴力”。[4]其它各国刑法规定也不完全相同。德国刑法规定，“违法地使用暴力”是与“威胁恐吓”相并列的本罪的行为表现之一；意大利刑法规定，“以暴力或威胁手段强迫某人做或不做某事”，是敲诈勒索行为的表现形式；俄罗斯刑法规定，敲诈勒索的行为只能是威胁，但其中包括以使用暴力相威胁。“实际使用了暴力的性质或者按第163条第2款第2项，或者按第163条第3款第3项定罪。”日本刑法对恐吓行为的手段围坐具体规定，判例和通说认为，恐吓除了胁迫之外，也包括没有达到抑制他人反抗程度的暴力。在以取得财物为目的而使用暴力的场合，区分本罪与抢劫罪的关键是看暴力的程度，如果暴力没有达到抑制他人反抗的程度，就构成本罪；反过来，则构成抢劫罪。[5]从以上各国规定来看，大多数国家都主张敲诈勒索罪的胁迫行为包括暴力行为，俄罗斯虽然将暴力行为排除在胁迫行为之外，但并没有将其排除在敲诈勒索行为之外。我国学界将暴力排除在敲诈勒索行为之外的通说，本人以为可能导致本该以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的行为按抢劫罪论处，从而导致重刑轻罪（抢劫罪的量刑比敲诈勒索罪重）。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探讨这个问题。被告人孙某和严某打听到张某在万某家打牌赢了钱，便想向张某弄几个钱花花。于是二人来到万某家楼下，把正在三楼打牌的张某叫下来，说：“听说你最近打牌赢了钱，借1000块给我们花花。”张掏出300元给孙严二人，表示不用还了。孙某坚持要1000元，张不从，孙即打了张一记耳光，严也跟着踢了张一脚，并要张某去其他地方借钱。张某即到三楼去借钱，孙、严二人站在楼下等着拿钱。（注：三楼万某家有一部电话和5名男子）不久，张某便从三楼下来，把1000元现金交给了孙严二人，孙、严二人当晚被公安局抓获。检察院以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孙、严二人的行为是以借钱为名，强行向他人勒索钱财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遂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刑。若依据我国理论界的通说，孙某和严某以借钱为名，并没有打算还钱，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对被害人张某实施了暴力行为（孙某打了张某一记耳光，严某踢了张某一脚），并当场取得了现金1000元，侵犯了张某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二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因此应当以抢劫罪论处。可是需要指出的是，张某虽然实施上实施了暴力行为，但这种暴力并没有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第一，孙某和严某只对张某实施了轻微的暴力，其暴力程度远没有达到抑制其反抗的程度；第二，张某答应去三楼借钱的时候，孙某和严某并没有跟着他上去，也就是说张某在此期间完全有选择不交出金钱的可能；第三，万某屋里有5名男子，如果真要反抗，未必不能成功，况且万某屋里还有一部电话，当时也完全可以报警。张某除了选择交付现金外，还是有很多其他选择的。抢劫罪要求暴力程度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此案中孙某和严某的暴力并没有达到抑制张某反抗的程度，所以以抢劫罪论处不当。二人的行为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论处，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由上可以看出，通常主张敲诈勒索罪的手段不包括暴力的，在判断暴力夺取财物的行为是否属于抢劫罪的问题上一般都主张暴力抢劫不要求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并当场夺取财物就构成抢劫罪；如果主张敲诈勒索罪的手段包括暴力，则又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支持抢劫罪必须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因此区分以暴力手段当场强取财物的行为是构成抢劫罪还是敲诈勒索罪的标准是是否达到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如果达到了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当场取得财物的，则构成抢劫罪，否则就是敲诈勒索罪。另一种观点就是虽然主张敲诈勒索罪的胁迫手段包括暴力，但抢劫罪中的暴力程度不是以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或健康为标准。因此， 区分以暴力手段当场强取财物的行为是构成抢劫罪还是敲诈勒索罪的标准是是否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或健康，如果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或健康，就是抢劫罪，否则就是敲诈勒索罪。本人同意区分以暴力手段当场强取财物的行为是构成抢劫罪还是敲诈勒索罪的标准是是否达到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但是，不能把抑制反抗的标准定得过于苛刻，认为只有被害人处于完全不能反抗的状态下，才是达到了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这样不仅易于宽纵罪犯，导致重罪轻刑，而且在司法实践也难以把握。 尾注：1、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825页2、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26页3、刘明祥著《财产犯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18－119页4、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27页5、刘明祥著《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93－294页 参考文献：1、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2、 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3、 刘明祥著《财产犯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 毕业 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 笔记本 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 方法 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