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股市风险的本科毕业论文

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其实，很多人都听说过这句话，而且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那就是——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但是，真正将这句话记在心里的人，其实并不多，大部分人都只当它是一句话而已，而并不真正在意它所提示我们的含义。如果你只当它是一句话，左耳进，右耳出，那么，就会丧失它最初向我们提示风险的本意，并且，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完全把股市风险抛在了脑后，特别是那些刚刚接触股票市场不久的新人，更是如此。当人们将这句话当作司空见惯的一个“词或短句”时，那么，在股市中赔钱也就成了家常便饭的事，只有当人们赔得忍无可忍的时候，才猛然心疼，原来——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不是说着玩的。可以这样说，当人们开始正视股市风险的时候，也就是“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这句话开始作用于“股票人”的时候，不过，人们要真正搞清楚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并能在股海生涯中游刃有余，那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后面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当然，古人说了，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们认识到了股市存在风险，一定程度上来说，也就成功了一半，那么，剩下的另一半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弄清楚股市到底有什么风险？怎样才算是谨慎？那么，股市风险在哪里呢？归根结底地说，就一句话，股市的风险就是指你账户里的“钱”——怎么样——可能会减少？！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留住我们口袋里的“钱”，就是抵抗住了股市的风险，或者再简单一点，风险，就是指钱——钱会少。反之，机会呢，也是指钱——钱会多。因此，如何使我们账户里的钱变多，而不是减少，就是我们抓住机会，减少风险的主要目的。当然，说起来容易，要做到这一点，还真是难上加难，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血本无归呢？在此，根据我个人对股市的理解，谈谈股市中存在的具体风险，而如何才能抓住股市中的机会，在此就不多述了。第一，系统性风险。所谓系统性风险就是指由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所造成的影响。系统性风险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这种风险不能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因此又被称为不可分散风险。比如，国际或亚洲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2010年4月份政府对我国楼市的严打等等，就是系统性风险。当系统性风险来临的时候，不管你手中持有什么样的股票，都要“立即”、“马上”“全部”卖出，不要再去管他公司基本面有多好，技术图形走势有多好，都要一股不剩地卖掉，因为，接下来的是更大幅度、更大面积地下跌，甚至超跌，这时候，保本比什么都重要，就像洪水和地震来了，谁还会去管家里的彩电和存款呢，保命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流氓庄”风险。什么意思？就是庄家“耍流氓”，一支股票，做到一半，突然不做了，庄家不管价格高低，是否赚钱，都强行出货了。为什么会出现“流氓庄”呢？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庄家看错了，拉了一支不值得炒作的垃圾股；或者庄家发现了更好的门路，因而，需要将资金及时抽出；又或者这个庄家彻底失败了，不管输赢，清仓出局，等等，总之一句话，庄家不做了，这支股票没有庄家或者换庄了，就叫做“流氓庄”。因此，千万别误会了，“流氓庄”并不是真的耍“流氓”。那么，现在就很容易理解了，一支没有庄家的股票，要么一路下滑，要么交易清淡，散户是很难掀起多大风浪的。第三，高位或者顶部风险。顶部与高位风险，很容易理解，因为，股价不可能一直涨下去，也不可能一直跌下去，它总是涨到一定程度就跌，跌到一定程度就涨，因此，当涨到顶部或者高位时，下跌的风险就很大了。第四，“诱多”风险。什么叫做诱多？所谓诱多，是指主力、庄家有意制造股价上涨的假像，诱使投资者买入，结果股价不涨反跌，让跟进做多的投资者套牢的一种市场行为。从这个概念解释中就知道了，这是主力刻意制造的假像，就是为了套住更多的散户，所以，风险非常之大，因为，诱多之后，就是快速地下跌。第五，“股指期货”风险。什么是股指期货呢？股指期货（Stock Index Futures）的全称是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也可称为股价指数期货、期指，是指以股价指数为标的物的标准化期货合约，双方约定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日期，可以按照事先确定的股价指数的大小，进行标的指数的买卖。作为期货交易的一种类型，股指期货交易与普通商品期货交易具有基本相同的特征和流程。具体关于股指期货的内含及相关的情况在此就不多述了，这里只谈谈股指期货是如何给股票投资带来风险的。当然，股指期货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但可以给股票投资者带来风险，同样也可以带来更大的机会。它的机会与风险就来自于，股指期货交易的标目的物是股票价格指数，比如我国股指期货的标的对象就是，我国沪深两市业绩较好的300支蓝筹股综合股价指数（即沪深300），按理说，股指期货是用来规避风险的标杆工具的，不应当给股市带来风险，或者说，股指期货只起到助涨助跌的作用，而不会真正影响股市，我承认，从长远来讲，股指期货确实是不会改变股市本身运行方向的，但是，因为股指期货近乎八倍的放大的杠杆效应，聚集了我国资本市场的“精英”，聚焦了更加广泛的投资者的眼球，从而使股指期货在事实上具备了股市风向标的作用，而股指期货的“精英”们，更通过左右蓝筹股的波动而左右股指，因而，当股指期货的“精英”们在博弈过程中，一方的实力与另一方的实力悬殊较大时，股指就会违背其本身价值的取向而迎合股指期货的走势，这时，如果你单纯地以股票投资的眼光和思维去分析、判断股市，进行股票操作时，就会误入陷阱，进而失去方向，这就是“股指期货”带给股市的风险。第六，“涨太多”与“涨太快”的风险。在股市中，股价从低位涨得太多了，涨得太快了，也存在很大风险。它不一定就涨到了高位，也不一定就形成了顶部，调整之后，还会继续上涨，但是，由于短时间内涨得太多，涨速过快，从而引发股价需要进行技术性的调整。什么叫技术性调整？所谓技术性调整就是指庄家在拉升过程中由于散户或跟风盘太多，而主动的向下砸盘的一种技术形态，庄家在做盘时，他们也是看图形的，如果图形和各项指标到位，可以说拉升就不费力气，反之，庄家就会用更多的钱去拉升，这样庄家在遇到大盘不好时，由于拉升资金太多而自己被套。所以说一般股票拉升过程中都有技术性调整，又叫“空中加油”，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洗洗更健康”。因此，当股价连续上涨得过高、过快时，即便之后还会继续上涨，一般也会有技术性调整的需求，所以，随时得注意和控制这种风险，虽然这种风险并不如其他风险那么猛烈，但是，规避了风险，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可观的收益。第七，板块轮动和个股联动风险。这个主要是指在股市形成了向下的大趋势之后，经过了突然的暴跌、普跌后，接下来仍将继续的轮跌，因为，股市的上涨与下跌都不可能一步到位，都是有先有后的。一般情况下，在下跌过程中，垃圾板块及垃圾股会先跌，绩优蓝筹股会后跌，叫做补跌，小盘会先跌，大盘股会后跌等等。就是说，在股市下跌过程中，当你发现一些板块下跌了，而自己持有的股票所在板块还没有下跌，那么，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下跌的板块呢？同理，当你发现同板块其他个股有些已经下跌，那么，你手中的个股下一步会怎么样呢？应当注意这样的潜在风险，规避了这样的风险，同样可以使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第八，商品市场风险。所谓商品市场，除了前面讲的股指期货市场以外，还有一些实物商品的期货市场，同样会带来股价风险，比如黄金、白银、玉米、大豆、棉花等等，以及一些电子交易平台（市场），比如农产品市场等等，都会给股价带来风险。一旦这些市场走好，那么，就会对相关的股票价格形成利好，反之，则形成利空。因此，我们必须得时常关注各种大宗商品市场的变化情况，以规避相关风险。那么，除了这些基本的市场风险之外，还有诸如战争、天灾等给股市带来的难以预料的风险，值得我们不断思索。以上浅显地谈了一些我对股市风险的认知，我知道还有很多关于股市风险内含的见解和类型，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借鉴，在此，就先说到这里吧，以作为我对“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内含的理解。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谨慎，这是一项复杂而浩繁的工程，是需要囊括更多知识和经验的策略，在此，很难系统地叙述清楚，那么，谨以我个人的心得，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我想，当我们意识到股市有风险之后，再结合股市中具体存在的那些风险情况，为使我们在分析、思考、判断、操作过程中做到谨慎，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当系统性风险来临时，坚决退出股市，作壁上观；第二，当遇到“流氓庄”时，在准确判断到庄家意图之后，坚决出局，这时候的庄家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慌不择路了，他不会再去做一些幌子和假动作，因为，从庄家不顾一切的往下砸盘的动手，庄家出货的目的十分露骨；第三，当股价到达高位或者顶部时，需要冷静地思考，不能凭一时的冲动和主力的表象来决定操作，这时候，需要区分股价是见顶还是只是到了高位，如果判断见顶，则坚决出局，如果只是高位，则需要判断股价距离见顶还有多少空间，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是否需要进行调整，调整的时间会有多长，等等，然后，再作出相应的策略；第四，如果大盘已经走弱了，而个股却猛烈拉升，除非有重大利好，否则为主力诱多，如果有幸能遇到这种情况，那么，就是短期出货的最佳点位；第五，关注股指期货的动向，一旦发现期指全天为空方控盘，那么，第二天下跌的概率就会大过上涨的概率，此时，应当选择适当的盘中反弹出货；第六，在股价经过连续大涨和急涨之后，一般情况下，连续大涨会以急涨的形式体现，则需要随时注意股价向下回调的时间，一旦表现出有进行技术性回调的需要时，先出局观望，等调整到位后，再逢低吸纳；第七，当股市处于下跌通道的时候，总的原则是少参与，最好是不要参与，要参与，也只能是小仓位的参与，抢抢反弹，挣点饭钱，这时候，同样需要随时注意风险，一旦涨不动了，则立即出局，因为，涨不动了，就只有下跌，而且，跌幅会很大；第八，平时关注各大商品市场动向，发现利好，则提前布局，发现利空，则提前出局。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虽然，在遇到不同的风险时，分析、判断和操作上会有细小的差别，不过，总体上来说，就是以出局观望为主，只是，出局的坚决程度会有些不同，有些是坚决出局，有些是出局后还有再次买入的可能，这样的话，就能做到将风险控制在较低的范围之内，从而，做到谨小慎微。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的原则是，确定有风险了，出局；确定有机会了，参与。宁愿错过机会，不愿参与赌博！

股市风险探析观察中国股市风险，需要从结构上来把握，对风险的实际分布状态进行有效度量。可惜的是在本轮大跌之前，特别是当上证综指上摸4000点之后，各种恐高的声音再次响起。其中担忧风险激增，要求政府出面干预的人有两大理由：一是股指涨得太快、太高；二是新股民太多、太盲目、太冲动，甚至有媒体把民工入市也当作股市过热的证据来调侃。这难道是判断风险的依据？股市风险固然可以从指数上看出一二，但那只是表象，在这表象后面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各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风险，是信息不对称、信息缺损与信息操纵风险。中国股市本轮近20%的暴跌，经过十来天的反弹整理，似乎就这么过去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我们现在还只是看到数百家公司股票连续跌停、市值损失上万亿元，如果我们还简单地认为，这是股票交易印花税惹的祸，或者真假“洋鬼子”忽悠出来的毛病，甚至还在暗自庆幸这是对新股民的一次很好的风险教育，而不作系统、深入、贴近实际的思考，那就有点不知教训，甚至白付学费了。从各类市场参与者在这场风波前后的表现，以及管理层与媒体的作为看，潜藏在中国股市中的内在与外在缺陷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那么这个市场的中长期风险就要比眼前的短期风险更大，更危险，也更有害了。首先看内在风险。从结构上看，除了系统性风险外，在资本市场上最直接的风险是来自投资品自身的信息风险，也就是由投资品的信息残缺、延宕、非对称传布，或信息虚假、欺诈、操弄等造成的风险。以股票为例，股票作为投资品，其风险主要有公司治理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而所有这些风险都表现为公司信息及信息披露风险。尤其是那些与经营情况和盈利预期直接相关的信息，以违规或违法的方式在市场上做选择性传播，更是导致市场异动与投资者行为异常的直接原因。比如，近期杭萧钢构()股价异动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信息非对称传播的危害。除此之外，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股权分置问题虽然在短期内在股权制度上有了重大变革，并由此引发了市场由熊转牛的突变，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行为偏好，尤其是只注重自己那部分利益的习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彻底改变。大股东无视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与公司前途，在充分享有股权分置改革以前的那些特殊股权利益之后，又得到了本次股改带来的利益变现机会，这种一次性制度红利很可能扭曲大股东的行为，造成普遍的公司治理短期化恶果，比如大股东会尽可能地把短期业绩做好，或者制造利好题材，以配合大小非高价减持等等，若是这样一种结局，那么这样的股权分置改革将是可悲的，而中国股市的中长期风险也就可想而知了。从市场层面看，相对于其他风险，市场操作风险也许是最容易被投资者所感受的。因为随着股指的涨跌，股价的波动，操作风险也跟着起伏。如果我们撇开其他因素，单就市场操作来讲，通常有三大风险会直接呈现在所有投资人面前：一是估值风险，二是资金流量与流向信息风险，三是投资者博弈风险。从实际操作尤其是短线操作看，由于市场是凭实力说话的，因此拥有资金话语权的主力机构永远是市场的主导者，而中小散户多半都是群羊效应中的尾随者，根本无法与主力抗衡，因而市场操作风险主要取决于主力机构。比如，前两年上证综指只有1000多点，主力对当时的市场不认可，股市照样走熊。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股市却已判若两人。可见对市场的估值，主要取决于主力的赢利预期。在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下，对股市打压越低，吸筹越多，日后赢利才越高。而市场的这种估值风险，不仅表现在大盘上，更直接地表现为主力对个股与板块的操控上。这是其一。其二，对市场操作影响更大的是有关资金流量与流向的信息也受控于主力。因为主力资金不仅会影响股价，而且能隐蔽地把握与操弄资金流量与流向。这便构成了资金信息的不对称风险。另外，再从博弈关系看，市场上尽管散户很多，但能够动用各种交易手段来影响股价的，主要还是主力。所以只有主力机构才是市场的麻烦制造者，才是市场风险的策源地。而主力的所作所为，将直接关系着市场的中短期交易风险。除了这两种内在风险之外，还有一种比较隐晦的风险，那就是中介与资讯服务风险。这是由券商等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残缺与隐晦的不公正而造成的投资风险。这种风险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对服务对象实施差别化服务。比如，对主力资金提供各种买卖便利，而对中小散户则缺乏包括理财指导与风险提示等在内的起码的市场服务；还有一种是对资讯产品实施差别化供给。比如，一些中介机构将其调研报告分不同时间和详略文本，向不同对象发布，造成信息不对称，进而为不同对象的买卖时点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这种非对称性信息服务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散户的影响与伤害往往更大、更直接，并由此构成了对股市的短期扰动。股市的内在风险还有很多，表现形式也五花八门，但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作为市场参与者，由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在博弈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所处的位置也不尽一致，因此对市场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而由此触发的市场风险也有很大差别。从主导性看，首先是上市公司，其次是各类机构，最后才是散户。而散户由于其投资偏好千差万别，不可能形成一股影响市场的合力，因此拿散户说事，其实是一种误导。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结果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以强凌弱，用竭泽而渔的方式进行财富掠夺，最后造成市场生态整体恶化，酿成巨大风险；还有一种是共生共荣，形成有合理投资预期的市场生态。就目前而言，特别要警惕的是前一种结果，那是一种危险的游戏，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制止。除了内在风险，在观察股市风险构成时，还有两个外在因素，也会对股市造成局部系统性伤害，一个是舆论误导风险，还有一个是监管不当风险。舆论误导风险主要是由媒体或其他机构的信息传播方式不当而引发的市场风险。这种风险有些可能是由于不懂市场经济规律或不能公正地对待不同市场主体而造成的；有些却有可能是出于商业利益而故意操弄的。比如，将财经报道娱乐化，为吸引“眼球”，故意将极小概率事件极力放大、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真相，以博取耸人听闻的效果；又如，有些传媒热衷于煽情，追“名人”、“洋人”，放“狠话”、“怪话”，操弄话语权，以谋求卖点；再如，有些证券机构及其代言人出于商业考虑，在不同时点对股市作诱导性评价，等等。凡此种种，舆论误导风险，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占有舆论优势的利益相关方，为了一己的利益而影响舆论导向，在财经信息传播的系统、完整、对称、均衡性上有违“三公”原则，由此误导公众，并酿成人为的市场风险。其结果一是造成市场短期波动加大、效率降低，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减弱；二对投资者来说，则意味着投资成本上升、投资判断力降低，操作失误增加。在以信息为主导的虚拟市场中，这是一种容易酿成局部性系统风险的人为隐患。至于监管风险，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监管不到位风险，比如对影响市场的主导性力量，如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对各类机构合法合规经营的监管是否到位，将直接影响市场的基础和整体质量，对券商等中介机构在对散户服务特别是风险提示方面的督导是否到位，也直接影响市场心态直至社会舆论；还有一个是监管不当风险，包括政策措施内容不当和出台时机不当的风险，也将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观察中国股市风险，需要从结构上来把握，对风险的实际分布状态进行有效度量。可惜的是在本轮大跌之前，特别是当上证综指上摸4000点之后，各种恐高的声音再次响起。其中担忧风险激增，要求政府出面干预的人有两大理由：一是股指涨得太快、太高；二是新股民太多、太盲目、太冲动，甚至有媒体把民工入市也当作股市过热的证据来调侃。这难道是我们判断风险的依据？更为奇怪的是，发出这种声音的居然有不少是吃过洋面包的专业人士与财经媒体，比如有媒体称，中国股民正在抢乘泰坦尼克号这艘冰海沉船，等等。这种用极具煽情色彩的语言不做量化分析的报道出自专业媒体，实在匪夷所思。如果说股指背离基本面，涨得太快太过，有价值回归的要求、有市场调整的风险，这好理解；如果有些新股民缺乏必要的投资理财知识与风险防范意识，需要时时加以提醒和告知，这也好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仅凭指数高低或股民开户多少来判断股市风险，那也太简单、太教条、太离谱了。股市风险固然可以从指数上看出一二，但那只是表象，在这表象后面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各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风险，是信息不对称、信息缺损与信息操纵风险。而对于股市风险信息的误导，本身又是一大可笑又可悲的人为风险。从宏观基本面和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的各项近期指标看，短期内都有喜人的业绩，也就是说短期内并没有哪些重大因素能够改变股指持续向上的牛市格局，令人担心的则是上述中长期缺陷如果得不到治理，有可能酿成市场未来风险。这是中国股市目前的基本状况。因此，唯股指是论，仅凭指数高低来评论股市风险大小，是非常粗糙的做法。但愿本轮大跌付出的代价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在对股市风险的评价中，能够拿出有充分说服力的事实与量化指标来，而不是一叶障目，或者为了别有用心的商业目的，在那里忽悠人。

他在人给他写论文啊!不要上当啊!!哎 你也太懒了吧

需要就联系 投资组合规模风险和收益的关系研究内容摘要：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认为不同风险资产进行组合后，在保证投资收益的基础上可以有效地降低组合的风险。本文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根据上市公司2001-2005年近五年来的市场表现，分析投资组合规模、风险和收益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投资组合存在适度组合规模，组合规模过大会出现过度组合的问题；组合规模的增加能够有效地降低非系统性风险，但在提高组合收益上效果并不明显。关键词：投资组合 投资风险 投资收益 实证研究在证券市场上，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面临着如何提高证券投资收益和降低证券投资风险的问题。根据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时，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投资组合，第一个层面是对证券市场上已有的证券投资品种之间进行投资组合，第二个层面是对同一投资品种内部的产品进行投资组合。投资者通过两个层面上的投资组合可以在保证收益的基础上，大大降低证券投资的风险。对机构投资者而言，由于其资金实力比较雄厚，能够保证其在两个层面上都可以进行广泛地投资组合，从而达到提高收益和降低风险的目标。由于目前能够在证券市场中进行交易的投资品种并不是很多，而且每一个进行交易的投资品种有其特殊的发行主体和交易主体，其市场功能和定位也完全不同，其在证券市场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不同投资者不同的投资需求，其所表现出来的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也比较匹配，故在第一个层面中通常不存在投资组合规模问题。机构投资者通常会在第二个层面上面临投资组合的规模问题，虽然通过进行广泛的投资组合可以使投资风险降到很低的水平，但由于组合规模过大投资的对象过度分散也会降低投资组合的收益。这主要是因为维持数目众多的证券组合需要较高的交易费用、管理费用和信息搜寻费用，而且数目众多的证券组合中可能包含一些无法及时得到相关信息且收益较低的证券，从而无法及时有效地进行投资组合调整。对个人投资者而言，由于其资金和精力有限，在两个层面上都无法进行广泛地投资组合，只能选择较小的投资组合，通常把资金集中投资于某一投资品种，由于投资组合的过度集中又使其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个人投资者也需要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以规避投资风险。因此，证券投资组合的规模既不能过度分散也不能过度集中。投资组合规模、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最优化配置问题，即一个合理的组合规模可以降低投资风险，保证稳定的投资收益。根据中国证券市场的不同交易品种的实际交易情况，证券投资组合的规模问题一般只表现在股票投资上，证券投资组合的规模问题基本上可以用股票投资组合的规模问题来反映。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关系研究综述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一批对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关系研究的经典文章，成为当时投资组合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是围绕简单分散化所构造的组合即简单随机等权组合来展开的，但都有其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具体来说，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一国证券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关系；二是从数理角度来推导组合规模和风险之间的模型；三是研究跨国证券投资组合的规模与风险的关系。相对来讲，研究一国证券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大多数的研究也主要围绕一国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从中找出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的相互关系。国外学者研究综述埃文斯和阿彻第一次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组合规模和风险之间的关系。他们以1958-1967年标准普尔指数中的470种股票为样本，以半年收益率为指标，采用非回置式抽样方法，分别构建了60个“1种证券的组合”、60个“2种证券的组合”……60个“40种证券的组合”。在计算各个组合的标准差后，再分别计算不同规模组合标准差的平均值，并标准差的平均值代表组合的风险。研究发现：当组合规模超过8种证券时，为了显著（水平）降低组合的平均标准差，需要大规模地增加组合的规模。t检验的结果表明，对于只含2种证券的组合，为了显著降低组合的平均标准差，必须增加1种证券，对于规模为8的组合，必须增加5种证券，而规模大于19的组合，至少必须增加40种证券，才能取得显著的降低效果。组合规模与组合的分散水平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组合标准差的平均值随着组合规模的扩大而迅速下降，当组合规模达到10种证券时，组合标准差的平均值接近，并趋于稳定，再扩大组合规模，组合标准差的平均值几乎不再下降。费希尔和洛里（1970）对比研究了简单随机等权组合和跨行业证券组合，研究发现：当组合规模超过8种股票时，组合的收益和风险开始趋于稳定，因此增加组合中的股票数不能再有效地降低非系统性风险；在同等组合规模上，跨行业证券组合的收益与风险和简单随机等权组合无显著的差别，因此，跨行业证券组合不能取得更好的分散非系统性风险的效果；市场整体的分散程度只有“一种股票”组合的50%-75%，即市场整体的风险只是“一种股票”组合风险的50%-75%。持有2种股票可降低非系统性风险的40%，当持有的股票数分别为8、16、32、128种时，分别可降低非系统性风险的80%、90%、95％、99％。国内学者研究综述国内学者对投资组合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应用也作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投资组合规模与组合风险关系上，通过构造简单随机等权组合来观察组合风险随组合规模扩大而变化的情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施东晖（1996）以1993年4月-1996年5月上海证交所的50家股票为样本，以双周收益率为指标，采用简单随机等权组合构造50个“n种股票组合”（n＝1，2，…，50）来推断股票组合分散风险的能力，得出“投资多元化只能分散掉大约20%的风险，降低风险的效果极其有限”的结论。吴世农和韦绍永（1998）以1996年5月-1996年12月期间上证30指数的股票为样本，以周收益率为指标，采用简单随机等权组合方法，构成了30组股票种数从1～30的组合，以此研究上海股市投资组合规模和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上海股市适度的组合规模为21～30种股票，该组合规模可以减少大约25％的总风险，但是，他们更重要的发现是这种组合降低风险的程度和趋势是非常不稳定的。李善民和徐沛（2000）分别以深市、沪市以及深沪整体市场为目标研究市场，计算各个市场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关系，得出“投资者实现投资多元化，持有的股票总数大约可以控制在20种以内，这一适度规模可以使总风险减少约50％”的结论。顾岚等人（2001）以深沪114种股票为样本，以日收益率为指标，分别研究了不同年份、不同行业的等权组合规模的情况，得出“不同年份的组合方差相差很大，不同行业对于不同组合数目方差的降低有明显差别”的结论，此外他们还对比了马科维茨组合和简单等权组合，发现在方差的减少效果上，马科维茨组合优于简单等权组合，并且马科维茨组合的规模小于简单等权组合。高淑东（2005）概括了证券组合中各证券预期收益之间的相关程度与风险分散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指出：其一，证券投资组合中各单个证券预期收益存在着正相关时，如属完全正相关，则这些证券的组合不会产生任何的风险分散效应，它们之间正相关的程度越小，则其组合可产生的分散效应越大；其二，当证券投资组合中各单个证券预期收益存在着负相关时，如属完全负相关，这些证券的组合可使其总体风险趋近于零(即可使其中单个证券的风险全部分散掉)，它们之间负相关的程度越小，则其组合可产生的风险分散效应也越小；其三，当证券投资组合中各单个证券预期收益之间相关程度为零(处于正相关和负相关的分界点)时，这些证券组合可产生的分散效应，将比具有负相关时为小，但比具有正相关时为大。黄宣武（2005）利用概率统计原理对证券的投资组合能减轻所遇的风险作了讨论，并介绍了如何选择投资组合可使所遇风险达到最小。实证表明：证券组合确实可以很好的降低证券投资风险，但也必须注意，证券组合的资产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恰到好处，一般在15种到25种之间，可以达到证券组合的效能最大化。杨继平，张力健（2005）应用上证50指数中的36只股票近三年的月收益率数据对沪市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分散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讨论股票投资组合适度规模的确定问题。 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其一，上海股市的投资风险结构有所完善，但投资风险的绝大部分依然体现在宏观的系统风险方面，而较少体现在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等非系统因素的非系统风险方面，从而造成投资者无法以股票表现的好坏来评价公司的经营业绩；其二，上海股市个股表现优劣相差悬殊，投资者不可只为追求组合非系统风险的分散，而盲目增加组合规模，进行理性的筛选是必要的。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采用上海证券市场最新的数据，研究在现有的市场情况下，投资组合规模、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研究，能够为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组合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实证研究研究样本及数据本文以2001年1月1日以前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一共为562家上市公司，再剔除资料不全的上市公司共有352家上市公司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本文以周收益率为研究对象，研究上述公司在2001年-2005年时间段内进行投资组合的市场表现。数据主要来源于爱建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还有部分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组合的构造方法本文采用非回置式随机抽样方法从352家上市公司选择股票，并按照简单等权的方法进行1-30种股票的投资组合。这样进行投资组合的构造，主要是考虑计算比较方便，并且能够说明组合从1只股票增加到30只股票每增加1只股票，对组合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为了减少一次抽样所带来的误差，本文重复进行了30次这样的随机抽样。通过计算同种规模的投资组合的股票收益率和标准差，得到每种组合规模组合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平均值，作为该种组合规模的收益率和风险值。投资组合收益率和风险的计算方法本文采用对数收益率的方法来计算投资组合的周收益率，由于部分上市公司在整个研究期内发生过分红派息的情况，为便于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比较，对上市公司的周收盘价进行了复权处理，这样上市公司的周收益率可以表示为：Rp=LN (Pt/Pt-1)，投资组合风险用组合的标准差σp表示。投资组合的规模、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本文以2001年1月5日至2005年12月30日（共248周）经过复权处理的股票周收盘价作为计算依据，按照投资组合的构造方法进行投资组合，并根据投资组合收益率和风险的计算方法，计算出各种不同组合规模的收益率和风险。同时，为了便于比较，以同时期的上证指数的周收盘指数来计算上海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和市场收益率。这样组合的非系统风险就可以通过计算组合的平均标准差与上证指数的标准差而得到。经过计算得出如下结果（见表1）。投资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关系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当组合的规模从1种增加到2种时，组合非系统风险下降了，当组合的规模从2种增加到5种时，组合非系统风险下降了，当组合的规模从5种增加到11种时，组合的非系统风险下降了，当组合的规模从11种增加到17种时，组合的非系统风险下降了，当组合的规模从17种增加到23种时，组合的非系统风险下降了，当组合的规模从23种增加到30种时，组合的非系统风险下降了。从投资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下降的情况来看，当投资组合的规模达到17时，非系统风险趋于稳定，达到。就组合的总风险而言，投资组合的规模达到17时，组合风险也趋于稳定，达到。虽然继续增加投资组合规模能够降低组合的风险，但当组合数增加到30种时，非系统风险仍有，组合规模增加了13种，风险仅降低了，组合的效果大大降低。从整体上来看，在上海证券市场上随着投资组合规模地不断扩大，投资组合的风险会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而且风险的下降速度也是逐渐减少的，最终会趋于稳定。根据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可以分散组合的非系统风险，但无法分散系统风险，投资组合风险的下降主要是由于非系统风险的下降引起的。因此，计算非系统风险下降额这个指标，能够很清楚地反映投资组合规模的扩大对组合风险的真实影响。组合规模与风险的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的实证检验，可以看出投资组合的规模与组合的风险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投资组合规模的增加会减少组合的风险，但这种关系不是严格的线性关系，埃文斯和阿彻认为投资组合规模与组合风险的关系是：Yi=A+B/Ni其中：Ni为组合的规模(i=1,2,3,∧，n)；Yi为不同组合规模的σ。本文用表1中的组合风险和组合规模的实际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得到如下检验结果：Yi=()()R2= R2= F=回归模型拟合的非常好，拟合优度为，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整体的F检验也非常显著，各个参数的t检验（括号内的数值）也非常显著，这也说明投资组合规模与组合风险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我们可以用上述模型对投资组合的风险进行合理的估计。由于组合中存在系统性风险，因此，当N趋向于无穷大时，组合的风险并不趋向于0。再用表1中组合非系统风险和组合规模的实际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得到如下检验结果：Yi=()()R2= R2= F=这个模型与前一个模型的结果基本相同，只是方程的常数项有所不同，各个参数的t检验（括号内的数值）也非常显著，拟合的结果和上一个模型是一致的，这也充分说明随着投资组合规模的增加，投资组合只能降低组合的非系统风险，而无法降低系统风险。而这个模型之间的差额就是投资组合所面临的系统风险。组合规模与收益的关系 从表1中的数据中可以得出：当组合规模从1种增加到2种时，组合的收益上升了，当组合规模从2种增加到5种时，组合的收益上升了，当组合规模从5种增加到11种时，组合的收益上升了，当组合规模从11种增加到17种时，组合的收益上升了，当组合规模从17种增加到23种时，组合的收益上升了，当组合规模从23种增加到30种时，组合的收益上升了。当组合规模达到30时，组合的收益为，与市场组合的收益相差。根据投资组合理论，组合的收益是组合中各风险资产收益的线性组合，投资组合数的增加通常并不能增加组合的收益。从实证结果来看，在上海证券市场上随着组合规模的增加，组合的收益出现了有规律的上升趋势，但收益的这种上升程度并不是很高，当组合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组合的收益的变动范围基本上保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即使组合的规模达到很大，与市场组合的收益差距依然很大。因此，投资组合规模的增加并不是增加组合收益的主要途径。结论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上海证券市场上适度的投资组合规模数为17种股票。这种投资组合规模可以降低投资组合总风险，降低投资组合的非系统风险的比例为。投资者可以通过增加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数来降低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但不能降低系统性风险，组合风险在组合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将趋于稳定。简单的投资组合并不能很好地提高组合的收益水平，投资组合规模存在一定的有效区域，当组合规模超过该区域时将导致组合的过度分散化。组合的过度分散化会产生各种交易费用及相关的管理成本，这样势必会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投资收益。参考文献：1.吴世农，韦绍永.上海股市投资组合规模和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8（4）2.李善民，徐沛.Markowitz投资组合理论模型应用研究[J].经济科学，2000（1）3.顾岚，薛继锐，罗立禹，徐悦.中国股市的投资组合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1（5）4.高淑东.证券投资组合风险的分散化[J].集团经济研究，2005(2)5.黄宣武.现代投资组合风险与收益的评价[J].甘肃科技，2005(6)

题目：浅议股指期货的市场风险

摘要:本文在简述了危机危害的基础上,了我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中的缺陷和不足,论述了我国金融活动中可能受到的不良因素的及。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体系 金融制度 灰色金融 信息缺口 自上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以来的东南亚及日本金融危机,区域内的许多国家纷纷卷入,我国由于未开放资本市场,而侥幸避免。金融风暴危害巨大,触目惊心——崩溃,股市暴跌,汇率巨变,倒闭,工人失业,动荡。,我国金融业也存在着金融风险,我国经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与实物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货币经济,经济与粗放经济转向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有半封闭经济转向完全开放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存在着计划经济的遗留旧问题,而且面临着入世后产生的新问题。如果不能正确的认识并恰当解决这些新旧问题,就可能酿成金融风险,诱发金融危机。 我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的缺陷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在金融业领域,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都逐步暴露出了一些缺陷和不足。 其中,金融制度的缺陷主要是指我国金融制度中的计划经济基因依然普遍地严重地存在。相对于一般国家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我国金融机构天然具有制度性缺陷,不仅没有成为真正的企业,更没有成为化的企业。这就造成一些问题,比如:银行负盈不负亏,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企业目标不明,资金没有真正按市场原则运作,资金大头投向了效益并不存在优势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结果形成严重的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约束软化,刺激灰色金融及灰色金融机构的发展。 毕业论文 金融体系的缺陷是指高素质的银行管理人员偏少,基层银行职员的近亲繁殖,金融员工的平均知识水平与其所承担的责任不相吻合,金融机构的过快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使用。 我国金融活动面临的不良因素 灰色及黑色金融因素 灰色金融、黑色金融都是未经批准的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黑色金融是指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金融组织及其活动,比如,从事高利贷的地下钱庄、、洗钱、非法集资等。灰色金融是指虽不合法但却有些合理的金融活动,如老百姓之间内部互助会、未经批准的合作基金会、个人之间高息借贷(超过公布利率4倍)等。 不良资产因素 不良资产的表现形式一般是:逾期贷款、转为新贷款的贷款、破产企业的贷款,也可称之为坏帐、呆帐。一个银行或整个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不良资产÷总资产)不能超过20%(这里的20%大约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备付金率、资本金率三项之和),不良资产额不应超过5年一个周期的利润额,或不应超过资本金的两倍。据银监会统计,2004年末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7176亿元,不良贷款率,而当年主要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缺口9597亿元。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到位,这种不良贷款的上升势头并没有控制住。 而这些因素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最终都会发展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毕业论文 信息缺口因素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披露不足;二是信息充分但没有好的鼓励架构充分地正确地处理信息,三是有充足信息,但我们有没有能力接纳和分析信息,新兴市场多半没有这个智慧和智能;四是监管架构问题;五是合成谬误,比如上海的地产商每个人都说我这块地在上海是最好的地,我预测能卖最高的价。每个都这么预测,那么价格就上去了,价格一旦上去就造成过分供应,价格就垮下去了,地产商一旦亏损,银行的贷款就收不回,就造成呆账。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总体加起来是个错误,大家看到的是部分的信息,大家没有注意到在宏观层面看是个错误,这就是合成谬误。坏账统计就等于坏的风险管理、错误的信息、错误的管制和政策,迭加起来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基本是在错误信息的基础上暴露,错的信息就导致错误的决策,市场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所以好的信息、好的账目是一个自由的活跃的好的市场的基本基础,没这个基础不可能有好的金融市场。 金融监管因素 目标模糊——监管无的放矢职责不清、责任不明。金融监管工作究竟应管什么,怎么管?没有具体量化标准,在现实中很少有人能说得清、道得明。行动迟缓——举措后发制人我国目前的监管大多是等问题出来以后,再去介入,后发制人,有些事后已无法弥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监管人员素质偏低——难担监管重任。手段落后——监管收效欠佳。监管手段仍以直接监管为主,大量运用行政手段,手段和经济手段运用较少。监管技术和监管方式落后。法规滞后——政策标准不一。我国目前对金融机构的检查、评价和管理,还缺乏全国统一的具体量化标准,直接影响了监管效率的提高。缺乏监督—存在道德风险。目前除了党的监督和上级监督之外,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对三个专职监管机构开展工作的合规性和效率进行监督和制约。体制壁垒—形成效率损失。证券、保险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以后,对省以下证券保险机构的监管处于监管真空状态。 分业监管导致对被监管机构的监管中出现了许多盲点和重复监管。范围局限—监管内容狭窄。 社会不稳定因素 腐败,特别是金融领域的腐败现象将直接降低公众对自身金融资产的安全感,这对保持我国的金融安全是有负面效应的;失业与下岗形势严峻;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上升;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继续扩大。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启动有效需求,不利于社会稳定;城市化进程中的“两失”农民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 国际社会因素 国际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流入新兴市场,它对资金流入国乃至全球来说,都带来了莫大好处,然而,它们也加快了金融危机爆发和传播的速度,加强了其力度。这些新的风险,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推行合理的国内经济政策,尽可能地减少其受金融危机传染的可能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随着国民待遇的实现,市场准入的逐步放松,金融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将进一步加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和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均要求我国必须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其次,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经济全球化的不断进展,2004年我国经济贸易依存度已达70%。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国际业务,客观上需要我国的金融机构为企业公司客户提供包括套期保值、风险控制、外汇理财等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服务。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第三,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取消不适宜的外汇管制措施,最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些都要求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金融产品要进一步多样化。这一点在有关文件中明确为要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WTO因素 从我国宏观的形势、形势有利的一面看,我国加入WTO后,已具备一定的承受金融风险的能力,但是我们更应当清醒地看到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形势、金融形势所面临的更加严峻的一面。要考察加入WTO对银行业的,关键是对国有独资银行的影响。加入WTO后,我国国有独资银行将面临下列挑战:外资银行凭借完备的商业银行服务功能(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证券保险于一身)为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与中资银行开展激烈的客户争夺战,而严格分业管理的中资银行则处于劣势;四大国有银行包袱沉重,结构设置重复,非生利性资产比例过高,盈利能力较低,且在贷款规模、投向、投量、结构等方面,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制约和阻力;外资银行在技术和人才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包括高素质人才储备和管理技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从近些年的情况看,我国金融透明度日益降低,造假数字、虚报情况的现象令人忧虑,但在外资银行的业务份额达到一定比例同国际统一后,四大银行若不再提高透明度强化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就可能积聚系统性金融风险。 我国经济活动中的金融 当前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投资需求膨胀过快、货币信贷增长偏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据初步统计,2005年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万亿元,同比增长;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万亿元,同比增长,本外币贷款一季度新增9122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8342亿元,同比多增238亿元。为了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引发通货膨胀或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新的银行不良贷款,防范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将自2005年4月25日开始再次提高准备金率个百分点,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制度和再贷款浮息政策等。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提高了央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 毕业论文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需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货币供应量增幅偏快,2005年以来M1和M2实际数据均高于预测;信贷增长速度偏快,比年初预期高出10个百分点。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政策,将有助于控制货币投放和贷款增加速度,保证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第二,公众对人民币的预期升值,公众将手中的外币兑换成人民币的数量增大,银行外汇储备剧增,从而造成货币投放量加大。第三,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例依然过低,间接融资比重过高。虽然中国家普遍存在证券市场不发达,直接融资困难,直接筹资不便利的问题,但是如此高的间接融资比例为全的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控制带来一定的难度。第四,M2占GDP的比重过高,这种高比例除了在极其个别的国家外,在全球范围内是没有的。虽然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但是过大的M2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融资过多依靠银行体系,风险集中度偏高。第五,总储蓄率依然偏高。2003年我国的总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到47%,截至2005年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4万亿元,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需求所占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上述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是存在产品匮乏、简单化的问题,金融深化程度还不足,在不少方面还存在创新压抑的现象和问题。 毕业论文 虽然央行和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防范金融风险,但是我国的金融安全现状不容乐观。由于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放开,国际储备充足,经常账户有盈余,因此,我国的金融风险因素主要来源于国内因素,其具体表现为:不良资产风险越滚越大;银行的贷款结构不合理导致风险加剧:金融机构贷款投向过于集中,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对称,房地产贷款比重偏高,票据业务超常规发展;银行资本金充足率低 。资本充足率是衡量一家银行风险抵御能力的指标,按照《巴赛尔协议》的规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应低于8%.由于近年来银行信贷超常规增长,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目前处于较低水平,只有少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达到了8%。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充足率偏低,严重制约其抗风险和扩张的能力。资本金不足削弱了银行消化贷款损失的能力和偿付能力,而且有可能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 综上所述,我国的金融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它植根于体制内部,形成一种系统性风险,作为单个经济主体是无法克服这种风险的。一旦某个突发性事件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对个人的金融资产产生不良预期,并通过金融市场特有的传递渠道不断扩散和膨胀,当预期膨胀到一定程度,集体行动就会产生,比如银行挤兑或者大量抽离资本等等,金融危机由此产生,并进一步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