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治疗方法研究论文

综合视角下大学生的抑郁成因治疗及启示 【摘要】“核心自我评价”与“领悟社会支持”都可对大学生的抑郁起中介作用，两者的切入角度不同在于前者侧重自我认知理论，后者则侧重素质—压力理论。两者都从各自角度入手通过实验数据，证明了各自论点，并推动了其领域与抑郁相关的应用心理学发展，但抑郁症是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及循环影响的结果，处于青少年晚期向成人早期的过渡阶段的大学生，作为抑郁的主体，只有明确地知其自我抑郁的原因及相应的治疗，才能提高自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关键词】核心自我评价  领悟社会支持  综合视角  解释风格治疗法  健康传播理论 【导语】抑郁又称抑郁障碍，是指个体在生物、心理、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以抑郁心境自我体验为中心的临床症状态。它会导致个体心境低落，自卑抑郁，孤独焦虑，甚至悲观厌世，严重时便会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企图自杀的行为。大学生处于青少年的晚期，其心智、能力处于发展完善的阶段，在面对学习、就业、恋爱人际关系等方面，如果没有很好的受挫能力或者抗压能力，便很容易出现抑郁问题。目前，抑郁症是世界第四大疾病，但预计到2020年将成为第二大疾病，因此对于抑郁对当代大学生的困扰不容小觑，深入探析当代大学生的抑郁原因及治疗方法是当务之急。本文主要运用客观全面的综合视角，对最新心理学领域针对抑郁提出来的“核心自我评价法”、“社会领悟支持法”进行对比解读，并从中分析抑郁的真正原因、治疗方法及生活启示。一、抑郁的原因：抑郁心境与负性思维的双重性及循环性 对于抑郁的原因，学术界持不同理论。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认知理论、素质—压力理论、归因方式理论等。抑郁认知理论的依据之一在于遗传，即某些个体在出生时，便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天生的负性思维导致后天的抑郁心境。在《核心自我评价对大学生的抑郁影响：应对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困扰的链接中介作用》一文中，论者所持的“核心自我评价”观点便与认知理论相吻合。“素质—压力”理论则侧重于外部环境的刺激，其依据在于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在长期面临巨大压力难堪处境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抑郁情绪，从而使抑郁心境导致负性思维，最新研究报告《压力对大学生的影响机制：领悟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中“领悟社会支持”便从这样的角度对抑郁做出了阐述。那么到底是抑郁心境导致负性思维，还是负性思维导致抑郁心境呢？ 负性体验与负性思维、抑郁心境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循环关系。正如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第三章所提及的，我们的心境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遇到正性事件，我们就会感到快乐时，那么我们的思维就会处于积极状态，我们看见的和回应的行为也会非常积极，反之则不然。著名心理学研究者莱文森及其同事便认为，我们的归因和期望会由一种负性体验引发恶性循环，并由负性体验催生处一种极大地改变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抑郁心境，抑郁心境又进一步激发之后的负性体验、自责、和负性思维。具体过程如下： 通过比较探析上述两篇论文，前者侧重应对方式和人际关系困扰在核心自我评价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后者侧重领悟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会在压力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两者之间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出发点的不同，一个是在“核心自我评价”的基础上，一个是在“压力”实施下“领悟社会支持”下。“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和估计, 是个体对自身最广泛和一般的认知。“领悟社会支持” 是指个体与他人交往时对被支持、被理解的一种情感体验, 以及对被尊重的满意程度。显然，前者从内部(核心自我评价)部探析了影响大学生抑郁原因及应对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从外部(领悟社会支持)。那么抑郁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及循环影响。在抑郁症的分类历史上，抑郁症最早被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两大类，但内因性抑郁可以由外部刺激诱发，外因性抑郁也可以引起抑郁有内因性（生理学方面）的症状，早期的抑郁症分类过于简单化。因此后期抑郁症便拓展出“原发性抑郁症”和“继发性抑郁症”等各种各样的精细分类。就整体而言，这些精细的分类也逃脱不出内外部的原因，它们存在一定交集。正如上述的思维导图一样，抑郁心境与负性思维相互影响，它们之间具有双重性和循环性，所以对于大学生抑郁的因素来说，可包括外部因素：家庭环境、人际关系、社会压力等，内部因素：个体人格因素，个人认知因素等等。 二、抑郁的治疗：自我认知的改变及社会影响的结合 抑郁是消极体验、消极模式思维和自我挫败行为所形成的恶性循环结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都能有利于治疗。从内部来看，我们可以转变自我认知，即作为抑郁的主体，我们要明确认识到个人抑郁的原因，并转变自己的认知，去积极配合治疗，其次还要克服害怕尝试的心理，不少抑郁症患者会过度地自我意识及过度地担心他人的想法，类似于害羞、焦虑等症状，把情境过分个人化，甚至怀疑我们在社会情境中的能力，失去自信。这时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核心自我评价”做出一个基本的估评，不合理的认知会导致消极行为，合理的认知会影响积极行为，所以我们要对自我能力和价值做出一个中肯的估评。能力的缺失虽可由外界引起，但是否拥有这种能力，可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也即拥有相信自己的意识，并用这种意识指导我们勇于尝试。 在吹毛求疵的朋友和家人的指责中，抑郁者会相信自己不具备良好的社交技能。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通过“解释风格治疗法”，帮助抑郁者转变对于自己和未来的消极信念。解释风格又称归因风格，是指个体在长期的归因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归因倾向。具体来说，是指个体对事件发生的原因习惯上倾向于作怎样的解释,具有个性的特点,通过个体对多个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判断来评定。我们可以使其归因风格产生变化，倾向于积极，并通过对成功做内在归因维持，这样的方式有利于抑郁者改变负性思维，拥有积极的认知方式与行为。 治疗是一种社会交往的过程，社会心理学专家认为，我们可以将社会心理学的原则整合到现有的治疗技术中去。从外部来看， 我们可以打破消极体验这一循环环节，如通过外部环境或外显行为引发内在改变。而上文所提到的“领悟社会支持”便是从外部社会影响来改变自我。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1952年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其内容为人的认知、行为与环境因素三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会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此外，班杜拉还认为，人的行为，特别是人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后天习得的。生理因素的影响和后天经验的影响在决定行为上微妙地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将健康传播的四层次论运用到治疗中，那么对于大学生抑郁的症状具有良好的治愈作用。健康传播属于传播学的分支，Jackson于1992年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健康传播主要包括自我个体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四个层次。因此对于大学生的抑郁，我们可以通过接受和消化健康信息、与人们建立相互关系和沟通交流、获取社会组织的帮助，利用网络传播培养健康信念、扩大个体受众范围等方式治疗。 三、抑郁与生活：负性事件与正性事件的双重性 负性事件是指对人产生消极影响的事件，正性事件则反之。近年来, 研究者开始关注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胡朋利、张仲明等发现生活事件和心理一致感对大学生抑郁水平有预测作用, 心理一致感可以缓冲生活事件所导致的抑郁情绪的不良影响。杨会芹、刘晖、李瑗研究得出生活事件对抑郁的直接影响作用不显著, 可经由自尊和归因方式为中介影响抑郁的发生。最新心理学研究则明确表明个体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的数量以及事件的严重性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  , 即个体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 越容易激活其消极的自我认知, 出现抑郁的可能性越大。因为负性事件容易使人产生挫折感，个体的抗挫折能力如果很薄弱，则很容易导致抑郁。 抑郁与生活质量成反相关，抑郁检出率越高，生活质量越差，抑郁检出率越低，生活质量越高。作为大学生，我们虽然处于青少年晚期向成人早期的过渡阶段, 面临着学业、人际关系、就业等诸多变化和挑战,许多的负性事件看似在潜集，但我们也要看到负性事件与正性事件的双重性，即负性事件和正性事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对于大学生抑郁者，要明确自我抑郁的原因，并从原因入手找到自我治疗的最佳方法，必要之余，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应用社会心理学，通过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释，借助社会的力量，发挥其对社会的干预功能，以改善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结语】近年来，抑郁在大学生中呈现增长的趋势, 其发展现状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大学生的抑郁是多方面的，整体而言我们要从内外部入手，调整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或“领悟社会支持”，改变他们的认识或给予他们社会中的支持理解等，从而使抑郁症患者以积极的应对方式处理负性事件，提高自我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雷希.王敬群.张苑.叶宝娟.刘翠翠.核心自我评价对大学生的抑郁影响：应对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困扰的链接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J].2018，26（4）808-810 【2】沈友田.胡笑羽.叶宝娟.压力对大学生的影响机制：领悟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心理学探新，[J].2018，38（3），267-272 【3】曾艺.大学生抑郁问题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对策探析，中国健康教育，[J].2016，32（6），567-570 【4】和红.罗月.北京高校大学生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现代预防医学.[J].2015，42（7）：1261-1299 【5】张文悦.郭天蔚.郭卓.大学生的抑郁状态及生存质量.与人格特质的关系.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J] .2015, 29(8): 635-640 【6】方鸿志.崔汶.范会勇.抗挫事件、抗挫能力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中国健康心理杂志，[J].2017，25（7）：1089-1092

精神病学术论文篇三：《精神病人的犯罪分析》 摘要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的比率不小,对其周围的人的生命和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本文通过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分析,以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精神病 精神病人 预防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精神病人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精神病人犯罪作案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大,危害后果严重,对其周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个个惨案的发生,使很多人对刑法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产生了严重的不满,认为刑法应该与时俱进,平等对待精神病人,包括与常人同等的刑罚。 一、精神病人犯罪现状 2004年4月29日上午,宕昌县秦峪乡羊骨堆村小学发生一起恶性伤害事件,一名成年男子双手各持一把菜刀冲进教室,将15名学生及两名农民砍成重伤,行凶者袁某后被诊断患有精神病;2004年7月26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事后证实劫机者杨劲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并有精神病史;同年7月27日,长春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犯罪嫌疑人崔显海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8月4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51岁的门卫徐和平持菜刀将15名 儿童 和3名老师砍伤,事后查明,徐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就在同一天,四川崇州发生了“犯病孙儿手刃祖母”的惨剧:患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的村民沈奇龙将85岁的奶奶杀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曾到某县调研,听说该县今年以来共发生16起杀人案件,其中30%为精神病人所为。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已超过8300万人。专家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一些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他们的无助和挫折,往往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子”。一个“导火索”的不期而至,就会在瞬间点燃这个“炸药包”。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进入到无情的“精神疾病时代”,正面临着精神卫生问题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现象必然有增无减。 二、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重大恶性杀人案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也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面对一个个鲜活无辜的生命被无缘无故的剥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精神病人不适用刑罚,刑罚的报应和预防目的如何实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有效的控制和预防? 三、精神病及其病理 精神病是大脑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产生机能紊乱,并表现为精神活动障碍。具体包括认知障碍、情绪障碍、意志障碍、智能障碍、行为障碍等不同表征。人类精神活动的正常标志是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如果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被不同程度地阻隔和破坏,个体的精神活动就会存在缺陷,进而出现精神病态的反映,也就是个体的正常心理活动不能顺利地进行。在这种状态下,受心理指导的行为必然会出项异常。 (一)精神医学中的“精神病”概念 1.广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精神医学中,人们曾广义地将“精神病”一词用以泛指各种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即把各种精神活动障碍均称为“精神病”,在涵义上等同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只是从程度上将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等这类严重的精神障碍称为“重性精神病”,而把神经症、人格障碍等较轻的精神障碍称为“轻性精神病”。 2.狭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现代精神医学中,“精神病”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是不同的概念。“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为总类概念,是各种由于大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的总称,按其性质和程度,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组疾病:(1)精神病(包括器质性精神病和其他精神病);(2)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3)精神发育不全。而“精神病”则为属类概念,属于精神疾病中的一组疾病,即具有特定的病理基础,精神活动异常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并且持续达一定时间的精神障碍。 (二)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 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界的通行证观点认为,精神障碍又称为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它包括两大类疾病:一是精神病,包括以下几种严重的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这些明确诊断的精神病;严重智力欠缺,或者精神发育不全达到中度(痴愚)或者更为严重程度(如白痴);精神病系统状态,其中包括癔症性精神错乱和病理性半醒状态、病理性激情、一过性精神模糊这四种罕见的例外状态。二是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如神经官能症、人格障碍、性变态等。 精神病的形成一般与个体的经历、生活处境、遭遇以及遗传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精神病人在日常生活中,其行为有时会给自己及他人的人身、财产或社会造成伤害,甚至违法犯罪。实际上就是个体与社会环境适应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割裂。精神病人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幻觉和妄想等精神病态的支配下,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且多数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 四、精神病人犯罪的基本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原因 社会环境包括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消极因素,如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传统的和外来的低级文化、不良的社会风气、传媒的误导、他人的落后言行,都可与精神病人的犯罪发生密切的联系。首先,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对精神病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形成易于犯罪的素质。其次,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培养、早就精神病人的犯罪意识,成为精神病人犯罪的直接原因。 (二)经济条件的原因 有的精神病人工作能力差,不容易找到职业,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微薄,也有些本身有工作的精神病人因精神疾病而失去工作。其中有些人为生活所迫,可能会发生盗窃、抢劫。经济地位的低下还可能使一些精神病人产生不满情绪和反社会意识。有些人形成较强的逆反心理,蔑视社会秩序,常常寻衅滋事。还有些人为人冷酷,情感淡漠,遇到激惹容易发怒,经常使用暴力,而且手段凶狠。 (三)文化程度的原因 一些研究报告发现,精神病犯罪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文化程度比较低。精神病人由于学习机会少,或者天生智力低下,没有文化或者文化程度低的情况比常人多见。而文化程度低必然使精神病人的辨别是非、利弊的能力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容易在社会上不良因素的熏染下失足堕落。文化程度低也使精神病人难以形成较高层次的趣味,偏好感官刺激和物质利益,而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采取非法的、不道德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欲望。 五、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深层原因 (一)主要特点 第一,侵害目标随意:精神病人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对象非常随意,经常是见谁打谁,受害人往往猝不及防,突遭横祸。 第二,报复心理极强:精神病人由于疾病的原因,对与自己稍有矛盾的人都可能进行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报复,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第三,人身危险性大:有关人士曾对精神病人犯罪进行过统计,发现杀人的占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人,最多的杀死7人。 第四,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多:众多的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并没有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强制治疗,而是重新回到社会上,致使精神病人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 (二)深层原因 第一,监护人的监护不到位。从笔者了解的情况:一个家庭中出现精神病人,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将背负沉重的包袱象掉进深渊一样,生活质量和心理的痛苦不必说了,经济和人身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精神病治疗费用的庞大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治疗后病情稍微控制便停药会引起病情的反复发作,再治疗起来更难时间更长。还有病人的不配合,几乎所有精神病的病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一旦脱离医院的强制治疗和吃药,要让他们自觉的吃药很甚至会对给予他治疗的亲人有报复行为,使亲人产生恐惧心理,惧怕再次治疗后病情复发对他们人身的伤害。精神病人拒绝治疗,犯病会越来越频繁。此时出现了两种困境:精神病人去医院治疗没有钱,在家治疗病人不配合。从而形成了种种隐患。 现在的精神病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们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甚至有的还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混杂在我们正常人中,如果不出现比较明显的侵害行为,人们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往往等到结果出现时悲剧已经发生。 第二,政府的责任不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没有对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给予足够的重视;财力不足也使许多地方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给精神病人提供足够的治疗费用。 第三,我国对精神病人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缺少实施细则。因为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措施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问题,还有采取强制治疗措施的条件、程序的启动、案件的审理机关等等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因此,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在处理精神病人违法犯罪问题时往往面临着制度性的困境。 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刑罚和预防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因为自由意志不能行使,精神迷乱状态下的行为非但不是犯罪,根本不算一种理性意义的行为,因而精神病与犯罪是严格区分的,处置手段也不同。在他们看来,危害行为的实施者要么是一个精神病人,要么是一个罪犯。如果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就不能再把他当作罪犯,对他的处置便与刑事司法无关,不应强制他们进精神病院;如果他是一个罪犯,那么对他的处置就与精神病院无关,他应当进监狱。 (二)刑事实证学派的观点 刑事实证学派则认为,精神病人和其他人一样,行为受到生理状况、自然现象和社会环境的支配。他的行为完全是由心理上的各种动机以及各种内外部条件共同决定的。因而犯了罪的精神病人应该属于罪犯的一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和菲利。 1.龙勃罗梭 通过实证研究,龙勃罗梭认为尽管部分精神病犯在犯罪前后可能了解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甚至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但那些在精神病发作时受病变因素的刺激而犯罪的精神病犯是缺乏或部分缺乏责任能力的。他认为在犯罪人和那些被认为犯了罪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精神失常者,对于这些人,监禁是不正当的,释放又是危险的,而采取的一些有损于道德和安全的中间措施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龙勃罗梭认为只有建立刑事精神病院才能克服审判与正义以及与社会安全之间的不断冲突。通过刑事精神病院中的永久监禁,可以制止犯罪的遗传、犯罪结伙,防止匪帮的形成;可以防止累犯,减少诉讼开支,从而减少那些经常产生于模仿的新犯罪;可以使那些想假装精神病人的罪犯打消装假的念头,也不让那些辩护律师有机可乘。龙勃罗梭建议:“当出现精神失常的嫌疑时,陪审团应当由公民、法官和精神病医生共同组成”。龙勃罗梭这样构建改革措施:“应当根据法律尽快建立两个至少能容纳300个床位的刑事精神病院,并且在我国主要地区的监狱设立7个关押精神病人的区域。” 2.菲利 菲利认为,尽管法律认为精神病犯没有道义责任,但仍然建立监管精神病犯的精神病院。在对防范具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没有任何保证的现行制度之下,对其予以管理的费用比这些人造成的损失要大的多。菲利在对有些人针对残暴情景提出的其他批评置之不理,经验已经表明,在精神病院中,在具有专业知识并能够防止残暴行为爆发的管理人员的指导下,根据罪犯的倾向性对其进行分类,所以认为犯罪精神病院难以避免犯人暴行的预言是没有根据的。菲利的社会防卫受到了高度重视,以至于绝大多数古典派犯罪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设置犯罪精神病院的提议。 两派的争论以刑事实证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随后更多的国家设置了犯罪精神病院。到20世纪初,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强制收容进犯罪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保安处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处遇中,更强调对精神障碍的治疗和医学控制。在一些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中,强制收容的概念已经被强制医疗这个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概念所取代。 七、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一)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第一,在我国已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国家应当投入较大的财力和人力,建设一批具有较好软件和硬件设施的精神医疗场所,凡收进此类场所的精神病人,一律实行国家免费治疗,并要在专门的心理、生理医生专家小组给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评估结果后方可准许其出院。这种投入时完全值得的,是收益大于支出的。 第二,虽然此类医疗场所是高度人道化的,但毕竟由于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因此原则上应以精神病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的。对于那些有严重肇事倾向和苗头的,应责令其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如其家人或监护人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此类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适当的监护人,流落街头,则应考虑将其收进此类场所加以治疗。 第三,决定某个精神病人是否进入此类场所,或者可否离开此类场所,应由专门的心理、生理专家小组提出意见,经法院司法裁决。 第四,对于监狱等其他场所发现的精神病人,应及时转入此类场所,对其进行治疗。 (二)政府要高度重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法律条款明确了政府对精神病人在危害社会时可以采取的措施,但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在政府性质的卫生防治机制中,并不包含对精神病人的调查统计,实质上政府本身也没有具体职能部门管理精神病人,更说不上治疗了。所以,法律的这一规定只是流于形式,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要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问题,就需要政府做到: 1.加快立法进程,保障病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首先,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次,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最后,法律的规定过于抽象,实践中很难把握,缺乏操作性。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把对精神病的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以法律的形式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2.健全保障体系,提供良好治疗条件 精神病人病情的性质决定了患者必须坚持长期治疗,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患者家属根本无能力给病人治疗,而且法律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由谁出钱?到哪里治?这些问题不解决,精神病人得不到彻底治疗,就很难防止伤人事件再次发生,悲剧再次重演。因此,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保障机制上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治疗条件和治疗环境,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和长期治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很大,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家庭无法承担,而医院也不可能全部支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经费投入,或者设立专门的精神病患者救助基金,解决治疗的经费。 (三)社会应大力帮扶,开展爱心救助行动 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高、时间长,单靠家庭和政府的力量进行全面康复治疗难度很大,社会也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易获支持的优势,开展爱心救助行动,通过发展公益事业或者组织公益活动,发动社会力量来支持精神病患者康复,让精神病患者在得到治疗的同时,更感到社会的关爱,加快康复进程。 如此,则精神病人幸甚,社会幸甚,人民幸甚。 注释: 刘仁文.对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省略cn/zywn44/. 黄辛.我国应加强严重精神疾病的前沿研究.科学时报.2006(6). 魏健馨,张学林.犯罪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高铭喧.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刘白驹.精神障碍与犯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法正居士.犯罪精神病院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前景.http://blog.省略/fzhjsh/. [意]切萨雷・龙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第376页,第392页. [意]恩里科・菲利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刘仁文.刑事一体化下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猜你喜欢： 1. 精神病院工作心得体会范文 2. 大学生心理健康结业论文2000字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论文1500字 4. 精神病见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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