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研究论文

论述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论述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履行自身职责时法律赋予或实际拥有的权力、决策与行动的自主程度，反映在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以下就是我为大家分享一篇论述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的文章。

权力方面

中央银行本身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主要成员一般由政府任命，有王室任命的仅有英国和瑞典。一般来说，独立性较大的总银行理事会，政府不另派政府代表参加，如英国、美国、德国、格兰和瑞典等，在这里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代理人，直接对国会负责。独立性不大的总银行理事会，如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政府还要派代表参加。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多半是听命财政部，尤其是意大利，近似于隶属财政部。理事会的任期不等，美国最长，为14年，瑞典最短，为3年，一般为5至6年。理事会主席一般是中央银行总裁。

政策方面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制定政策的方面。除了美国、德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大、有权制定货币政策外，其他中央银行处于政策参谋咨询地位，帮助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供情报与建议，参与讨论并予以贯彻执行。在政府与中央银行意见不一致时，政府对中央银行有权干预。如法国和意大利，若中央银行与政府意见不一致；还需要重新进行讨论，另行提出意见。不过各国中央银行应力求与政府（特别是财政部）保持密切合作，因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可分割的。过分的强调独立性，容易与政府关系不协调。但丧失独立性，又会使政府过多的依赖银行，造成过度财政发行。因此，如何保持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中央银行独立性

中央银行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不论是某家大商业银行逐步发展演变成为中央银行，比如英国，还是政府出面直接组建成立中央银行，比如美联储，都具有“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三个特性。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商业银行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央银行独立性，一般就是指中央银行在履行制定与实施货币职能时的自主性。费雪（Fischer）把中央银行独立性划分为目标的独立性与手段的独立性两个方面。

四种央行独立性模式

美国模式，直接对国会负责，较强的独立性。美国1913年《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行使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双重职能。美联储（FED）实际拥有不受国会约束的自由裁量权，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部门”；

英国模式，名义上隶属财政部，相对独立性。尽管法律上英格兰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但实践中财政部一般尊重英格兰银行的决定，英格兰银行也主动寻求财政部支持而相互配合。1997年格兰银行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向第一种模式转化；

日本模式，隶属财政部，独立性较小。大藏大臣对日本银行享有业务指令权、监督命令权、官员任命权以及具体业务操作监督权，但是1998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修正《日本银行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现向第一种模式转化；

中国模式，隶属于政府，与财政部并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

中国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即“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这些规定确立了其具有相对独立性。

1、目标独立性不强。《银行法》第十二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2、决策独立性不强。中国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与财政部、建设部等部委的经济产业政策密切相关。中国人民银行只享有一般货币政策事项的决定权，对于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及汇率等重大政策事项只有制定权和执行权，但是最终决策权属于国务院。

3、法律独立性不强。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把稳定币值作为中央银行首要的或唯一的目标并取得较佳效果的国家，其央行的法律地位却比较高。中央银行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管理金融业的行政职权；另一方面它拥有资本，可以依法经营某种业务。

各国比较

中央银行独立性大的国家多设单一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就是金融业的主管部门。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或在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小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日本、加拿大和瑞士等，对金融业的监管机构是多头的。

从立法方面看

很多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法都明确赋予中央银行以法定职责。或赋予中央银行在制定或执行货币政策方面享有相当的独立性。如西德联邦银行法中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为了完成本身使命。必须支持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在执行本法授予的权势，不受政府指示的干涉。”①联邦银行法所赋予的中央银行的权力是非常广泛的。再贴现，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政策等方面，联邦银行都可以独立的做出决定。日本银行法中，曾多次提到日本银行要受主管大臣（只大藏大臣）的监督。并规定，“主管大臣认为日本银行在完成任务上有特殊必要时，可以命令日本银行办理必要业务或变更条款或其他必要事项。”②这些规定与前述日本银行的隶属关系是一致的。在独立性方面，日本银行小于德意志联邦银行。

从中央银行的资本所有权来看

它的发展趋势是趋于归政府所有。目前很多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资本归国家所有，其中主要是英国，法国（以上两国的中央银行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收归国有的）、联邦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挪威、印度等国。有些国家中央银行的`股本是公私合有的，如日本、比利时、奥地利、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另外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归政府管辖，但资本仍归个人所有，如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凡允许私人持有中央银行股份的，一般都对私人股权规定一些限制。例如日本银行的私人持股者只领取一定的红利，不享有其他的权利。意大利只允许某些银行和机关持有意大利银行的股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股票只能有会员银行持有。中央银行资本逐渐趋于国有化或对私人股份加以严格的限制主要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即中央银行主要是为国家政策服务的，不能允许私人利益在中央银行中占有任何特殊的地位。

从任命中央银行的历史和总裁来看

政府作为中央银行的唯一的或主要的股东，或甚至在私人全部持有中央银行股票的情况下，政府一般都拥有任命理事或总裁的权力。 至于在中央银行理事会中政府是否派有代表参加或政府代表的权限有多大，各国则有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1 在中央银行中设有政府代表，对中央银行政策的制定不过问，如英国、美国、荷兰、奥地利等国；2 在中央银行中政府派有代表，大这些代表的发言权，投票权、否决权以及暂缓执行权，则各有不同。在意大利银行中，政府代表的权力较大。在德国联邦银行和日本银行中，政府代表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从中央银行与财政部资金关系上看

很多国家严格限制中央银行直接向政府提供长期贷款，但又要通过某些方式对政府融资予以支持。如美国财政部筹款只能通过公开市场进行，也就是用发行公债的办法。如果财政部筹款遇到困难，也只是向联邦储备银行短期借款，有的期限只有几天，而且是以财政部发出的特别库券作为担保。意大利银行可以向财政部提供短期贷款，但贷款金额不得超过年度预算支出的14%。法兰西银行可以向政府提供无息透支，但有上限而且实际透支很少。中央银行与财政的资金往来关系，是衡量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

从中央银行的利润分配与税收管理上看

中央银行有着保持相对独立性的财务基础。中央银行不是企业，但它有盈利，不但能够维持自己的营业支出和股票分红，还有一部分剩余上交财政。中央银行不需要财政拨款，因此减少了政府的制约，这是中央银行不同于其它政府部门的地方。但是中央银行不以盈利为目标，它的收入扣除必要分配外，全部要上交。这又是它作为政府部门性质的体现。各国中央银行盈利上交的比例都是相当高的，如美国高达80%左右，日本也超过了80%。

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是有效执行货币政策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有了相对独立性，货币政策也不一定能够成功。日本银行隶属财政部，但它的货币政策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的货币政策既促进了经济增长，其通货膨胀率也是较低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取决于许多因素，仅有中央银行的愿望和努力是不够的。

中央银行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不论是某家大商业银行逐步发展演变成为中央银行，比如英国，还是政府出面直接组建成立中央银行，比如美联储，都具有“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三个特性。

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商业银行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央银行独立性，一般就是指中央银行在履行制定与实施货币职能时的自主性。费雪（Fischer）把中央银行独立性划分为目标的独立性与手段的独立性两个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即“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这些规定确立了其具有相对独立性。

四种央行独立性模式：

1、美国模式，直接对国会负责，较强的独立性。美国1913年《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行使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双重职能。美联储（FED）实际拥有不受国会约束的自由裁量权，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部门”；

2、英国模式，名义上隶属财政部，相对独立性。尽管法律上英格兰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但实践中财政部一般尊重英格兰银行的决定，英格兰银行也主动寻求财政部支持而相互配合。1997年格兰银行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向第一种模式转化；

3、日本模式，隶属财政部，独立性较小。大藏大臣对日本银行享有业务指令权、监督命令权、官员任命权以及具体业务操作监督权，但是1998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修正《日本银行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现向第一种模式转化；

4、中国模式，隶属于政府，与财政部并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是指法律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调控中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金融监管与调控的自主权，以及为确保自主权的有效行使而采取的相关法律措施。其内容主要由两部分完成，一是中央银行自主权（法定职权）的立法界定；二是中央银行在行使自主权时受制于其他法律主体的程度，亦即要处理中央银行和其他法律主体（尤其是政府）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就是中央银行法律地位的确定问题。【拓展资料】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在独立性方面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的金融管理当局，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要接受国务院的管理和领导，在国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政策指导下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是相对的。 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问题的提出，是由其性质决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金融监管的银行，体现了其国家机关的性质，因此，它必须接受政府的一定程度的管制。但它作为特殊的金融机构，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其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进行服务和调控时又不能不考虑货币经济本身自有的运行规律，因而它不能完全听命于政府，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其次，中国人民银行和政府的任务是有所侧重的，这样就使中国人民银行和政府在宏观经济目标的选择上并不一定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时期都保持一致。基于政府的职责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政府行为的出发基点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而这极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现象发生。而央行的首要目标则是遵循货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的稳定。国家倾向于把稳定币值作为其中国人民银行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亦正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稳定币值的功能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制约政府过热的经济决策行为，起到经济稳定器、制动器的作用。 而这一切的实现，都以中国人民银行有较高的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作为前提。换言之，中国人民银行的性质、稳定币值与制衡政府过热经济的政策的职能，是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具备独立性的根本原因。总之，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的成熟将使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更加健康而难以侵蚀。保证中国人民银行拥有唯一能够对政府其他经济政策有制约和补充作用的货币政策的独立决策权，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具有不依附于政府的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法定权力和职责。从中央银行产生至今，关于其独立性法定地位必要性的争论从未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根源，这对于正确处理我国人民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持续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经济根源 市场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需要独立的、权威的货币供给的调节者。这是赋于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和经济根源。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出发，认为法的理不在自身，而在法外，法的根和因潜藏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一方面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得以发挥功能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必须有制度支持；另一方面，制度如何才能起到抑制作用，怎样的法律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的答案，又只能到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这些为我们分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现代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经济运行实践上表现为以货币收支为核心的运作过程，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的平衡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正如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兼金融撰稿人沃尔特。白芝浩所言：“货币是不会自行调节的。”[2]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原因就在于：个人的理性行为并不能导致社会的理性结果。例如，当经济前景出现不妙征兆时，投资者抛售证券，减少投资是个人的合理行为；消费者减少消费、节约开支也是合理反应。但人人这样做的结果则会真的导致一场使人人遭殃的经济衰退。同样，当发生通货膨胀时，理性的个人不会缩减开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他们常常以投资品价格上涨、本币贬值、成本上升为理由要求更多的贷款，同时反对上调利率，以补偿通货膨胀损失和风险，这种“理性的无知”只能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针对这种“合成谬误”，曼瑟。奥尔森的经济学第二定律正确地指出，只有借助于“引导之手”或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有效的集体结果。那么，独立的中央银行便是实现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动态平衡这一理性结果的一种制度安排。只有这种制度安排，才能有效排除企业、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某些部门常常出现的“理性无知”的干扰，按照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调节货币供应量以适应货币必要量，校正社会总需求与总供应的失衡，实现稳定货币，保证货币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社会理性结果。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政治根源 政府经济行为目标由于种种原因发生货币政策目标的错位，以及由此引起的约束政府不当经济决策的需要，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的政治根源。 货币政策目标即中央银行采取调节和控制措施所应达到的目的，它有终极目标与中介目标之别。从各国立法规定及其实践来看，货币政策终级目标的法定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法定目标模式，如《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任务是稳定货币。二是多重法定目标模式，例如1946年和1979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将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实际收入的合理增长率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四项货币政策目标。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条的规定，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币值和经济增长。但不管哪种模式，各国都将“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唯一目标或首要目标。 政府经济行为目标与货币政策一致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即由公众选举产生的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与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货币政策目标也自然是吻合的。从理论上讲，这一假设并不违背逻辑，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政府不是一个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万能神灵之手，它是由各个机构组成，而各个机构又是由各层官员组成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政府官员都具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而这些目标并非自然而然地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划等号，当然也就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划等号了。20世纪60年代由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等人发展起来的政府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把政府也视为“经济人”，认为政府只不过是一种人类组织，在政府机构里供职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直接动机都是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要说有差别的话，只是政府公职人员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如更少的参与费用、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物质利益、更高的威信和职业成就感等）是在“政治市场”上实现的，而经济当事人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则是在交易市场上实现的。[3]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其行为目标之一是实现预算最大化：因为预算的增加就可以有更多的支配权力，就可以控制更多的领域，并由此带来政府地位的巩固和加强，政府官员收入、地位的提高。这一行为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显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另一个行为目标是争取选票，获取连任，即保持执政地位不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往往会采取满足选民短期利益的策略，从而牺牲货币政策。正如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谬勒所指出的：政府“有一个目标函数，包括竞选连任获胜概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执政党利用了其作为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家、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这种短视症加上政府为赢得下一次选举的竞选目标会导致一种最优的政府策略，即在取得选举胜利后的一段政治上安全时期内提高失业水平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然后再降低失业以迎接新的选举，而后者又隐伏着新的通货膨胀。”[4]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不具有独立性，必须服从政府的指令，那么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目标就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