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学术论文集属于什么文献

钱穆先生的弟子、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一论断正被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陈寅恪有多传奇？就出身来讲，他的祖父陈宝箴，曾出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就学问来讲，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诗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就经历来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府任教，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就异秉来讲，他的侄子陈封雄说：“他（陈寅恪）通晓十四五种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腊、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还懂梵、巴利、蒙、藏、满、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许多中亚细亚已经死亡的文字”。还有件事，抗战爆发，陈寅恪的参考书全部焚毁于战火，几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上千种。陈寅恪还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记忆创作了《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稿证笺》等著作。所以，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五六十年代流传过一句话：“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作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在这树倒猢狲散的时刻，并未忘记那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抢救学人计划”，他懂陈寅恪的价值，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说请他去台湾，均被陈拒绝。后又劝陈到香港，也被拒绝。杭立武又拉着财政部长亲自上门劝说，说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送陈一套洋房和10万港币，陈寅恪依然不为所动。他又请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去台湾，只要答应去，马上派飞机来接，故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一说。但是，陈寅恪自始至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陈寅恪先生的为人，全见于他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说：“（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吕思勉 一本书畅销80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该读一本中国史，那么吕思勉的作品不可错过。吕思勉是谁？他是“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也是“国学宗师”钱穆的老师。吕思勉通晓文、史、哲，学风严谨，眼界开阔。他的史学作品，总能给出精彩的评论，让枯燥的历史也变得有趣，令人耳目一新。《白话本国史》初版封面1934年，吕思勉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写了一本《白话本国史》，原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顾名思义，是吕思勉先生为当时高中生写的一部中国通史教材，语言通俗易懂，又不失由文言转白话的雅致的民国风韵，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这本轰动一时的著作，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新式通史”。吕先生的这部中国史著作，开了用白话写中国通史的先河，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厚重的历史讲得轻松有趣。自问世至今，畅销80余年，被海内外读者誉为“一本书读懂5000年中国史”。吕思勉的学术领域，尽管以史学为主，却兼及传统之学诸多领域，包括目录学（《经子解题》等）、文字学（《章句论》等）、文学（《宋代文学》《论诗》《小说丛话》等），他对传统医学（《医籍知津》）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等）。盘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论涉足之广，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学著述，也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札记、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无论通贯古今，还是横跨诸界，在同时代史学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吕思勉著作之富，同样少有其匹，《全集》达二十六卷，超过二陈，而与钱穆相颉颃（《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而为三十二开本，《吕思勉全集》二十六卷却为十六开本，考虑到钱穆享寿比吕思勉长二十二年，他们师生著述之繁富应不相上下）。在史学识见上，吕思勉贯彻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的治史取向，故严耕望《治史三书》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专文平章，说吕氏史学“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即章学诚所说的“考索之功”；而所谓“撰史”，应即章氏推许的“独断之学”，也即严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在四大家中，吕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声光却远逊于南北二陈与钱穆。但在民国时期，吕思勉仍获得学术共同圈的高度认同，他是当时教育部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即便1950年代全国教授首次评级时，他依旧是为数寥寥的一级教授之一。上海史学界唯有他与周谷城同为一级（据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周谷城初定为二级，官方最终公布时升为一级。尽管不知他是否以丰沛故人而荣膺一级，却也凸显吕思勉史学成就乃众望所归），足见当时评级非学术因素干扰还算有限，远不像近年那样不堪入目。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升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钱穆 “一代宗师”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陈垣 桃李满天下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有两座铜像一东一西，彼此相望，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守望，给这所师范大学树立了为人师表的榜样。陈垣这个名字可能会让现在的人们有些陌生。但在20世纪初，这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作为一位史学大家，他并不像著名学者胡适、国学大师王国维那样有着广为流传的故事，但在学术界，他的学问是没有人不叹服的。同时，陈垣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余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在这七十余年中，他还曾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桃李满天下。在学术方面，陈垣堪称史学泰斗。他的专长除了中国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还有中西交通史、校勘学等等，而且他在每个方面的研究都是开拓性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陈垣与国学大师王国维齐名，而王国维去世后，他又与史学奇才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

人生以品行为上，身体次之，学问又次之，金钱为下。 大学设教，在应社会之需求，养成高深学术之人才，以期将来致用于社会。所谓高深学术之人才，必须赖大学教育培养之。 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永远和青年在一起，教师教育着青年，同时，青年也给教师以影响。 以全祖望的《鲒土奇亭集》作为教材，是“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唯其文美及有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是在民族的危急关头，我们的祖先反对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的精神。 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于急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 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工夫，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二时间可矣。草草成文，无佳文之可言也。 孝经曰：“士有净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乐。”是之谓辅仁。生平 陈垣（一八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六月），汉族，广东江门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曾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一九二六年—一九五二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四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不少新课程，沿用至今。他的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距北京什刹海不远，有一座灰砖灰瓦的四合院，两扇大门油漆已斑驳，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联仍清晰可读。这里是兴华胡同13号，陈垣故居。 推开院门，一尊陈垣的半身像矗立在庭院中，角落里的两棵海棠树已经长成合抱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垣常以“种树者”自居。书房中高悬的“励耘书屋”牌匾，诉说着主人的一生。 时光回溯到1951年的北京，中南海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一位年过七旬的学者：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国宝”陈垣就此得名。 谈起陈垣，似乎更多人聚焦于他的史学造诣，然而其教育家的一面却多少被人忽视。 91年人生，74载教书，涉足之广独一无二 1898年，广州一家蒙馆来了位小先生。这是陈垣第一次登上讲台，因为文采出众，在书馆里常被“贴堂”，才被请来教书，那年，陈垣年仅18岁。 这位小先生年纪虽轻，胆子不小。开讲头天，竟然贴出告示，不打板，不体罚。一言既出，语惊四方。自古以来，书馆的学生背不下来书挨板子似乎天经地义。陈垣自己也曾挨过板子，所以对体罚很反感。这个告示自然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新会郊外的篁庄小学，1906年，陈垣因躲避清政府追捕，曾在这里教过半年书。“我在这个学校是一揽子课都教。国文、算术，并兼教体操、唱歌……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新鲜的课程。学生们很欢迎我这个从广州去的新老师。”他是那个守旧闭塞的小学堂里最新潮的教师，一般教师都穿没有领子的长褂，陈垣却穿着黄色操衣。 “不喜八股好泛览”的陈垣在科举失利后，抱着“唯有科学发达方能使中国摆脱落后”的想法，于1908年和友人一起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取名“光华”，寓意“光我华夏”，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西医高等学校。这里也是陈垣投身新式高等教育,形成对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初步认识的起点。陈垣不仅是光华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第一届毕业生。所以在毕业文凭上，他以董事“陈援庵”的名字，签发了给“陈垣”的毕业文凭。当时为了解决教学用具的缺乏，陈垣常常带着学生到广州郊外的乱坟岗上，去捡一些零散的骨骼，洗净作为教具，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位“标新立异”的老师。 发表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是陈垣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已从广州到北京从政4年，反过清廷、办过革命画报、参与过反美“拒约”运动、当过议员、做过教育次长……看透了官场泥泞之后，陈垣心中的幻想逐渐破灭，“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生于乱世，无所适从，直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办学对于陈垣已不是第一次。1921年，陈垣又创办了北京孤儿工读园，学校专收贫苦学生，不收学费。校门上挂着一副对联“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或劳心，或劳力，勿做游民”，其办学之意，可窥一斑。彼时，陈垣一人身兼校长、总务长、教务长等数职，还兼教国文、历史等课程。不久，他在工读园的基础上创办了平民中学，学校以功课好、纪律严而闻名于北平。 如火如荼办教育的同时，1923年，陈垣精心撰述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引起轰动，蔡元培赞其为“石破天惊之作”。 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彼时陈垣已在辅仁大学任职。 91年人生，陈垣有74年在教书，想必他从未想过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自其18岁始，先后教过蒙馆、小学、中学、大学，创办过孤儿工读园、平民中学，做过46年的大学校长。其涉足教育领域亦是宽广，在医学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过独特贡献。这在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给青年人戴上国学“眼镜”，分清中西文化之精华和糟粕 陈垣之于辅仁，如同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论语有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辅仁大学因此得名。这所大学在教育史上颇具传奇色彩，而传奇的缔造者乃陈垣。 1926年，辅仁大学（下称辅仁）创始人英敛之在临终之前将大学托付给了陈垣，自此，辅仁开始了“陈垣时代”，也由此迎来了它的辉煌期。直至1952年，辅仁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 这所奉儒家经典为校训的大学，却是一所教会大学。其创始人英敛之起初主张“全盘西化”，彼时“西风东渐”正浓，传统国学日渐式微。“五四”后，中国进入大规模输入西学的时代，彼时的青年以学经济、外语、技术为荣，对于国学则视之为无用糟粕。陈垣对此痛心不已，“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民族，就要保住民族文化”。自此，陈垣开始了在辅仁的“教育救国”计划。 辅仁短短27年历史，始终伴随着来自古今中西的力量博弈，陈垣则是这场博弈战的掌舵者。在陈垣眼中，辅仁的学生应“于中国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于中国文字方面，有纯熟之技能”。他认为，“有志之青年，决不可轻弃华文，不然，数典忘祖，将不知为何种族类”。 开设国文课是他在辅仁播下的第一枚教育救国“种子”。在他看来，国文教育是给青年人一副“眼镜”，有了“眼镜”，你就可以看得更远，更清楚，能分清中西文化之精华和糟粕。 20世纪初，汉学研究外胜于内的局面让许多中国学者倍感耻辱。陈垣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垣的学生柴德庚、刘乃和多次听到陈垣在课堂上讲：“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他深深意识到国文教育是重振汉学之基础、中西文化交流之桥梁、民族精神之核心。 大一的国文课由校长陈垣亲自主持，并选用了一批学有根底的教师讲授，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启功等都是当时的授课老师，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成就很高的学者。启功曾回忆说：“学年末全校大一国文会考，陈垣先生亲自出题，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受中西传统文化熏染，辅仁形成了严谨踏实的学风，有顺口溜谓之：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辅仁校风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对于西学，陈垣也同样倍加重视。辅仁的教员中，外籍教师比例为30%。中西结合的教师和管理队伍为融汇贯通中西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如今，走进什刹海旁的辅仁大学旧址，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屋顶、汉白玉须弥座、红色雕花窗棂、蹲伏的石狮依然彰显着浓郁的中式风格，这所由陈垣从美国请来的建筑师墨菲，采用西方新工艺、新材料设计建造的校园，被誉为旧京三大中西合璧建筑之一。即使是校舍，也无不显现出陈垣的理念——会通中西，美美与共。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终极目标是“美美与共”，而不是“袭取人之皮毛，牺牲其所可贵，买椟还珠，邯郸学步”。 “甩手”校长只攥紧两件事：教学、师资 辅仁的“陈垣时代”有一个独特的印记，那就是校长“甩手”不管校务。 辅仁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办学权、管理权实际掌控在教会手中，因此陈垣形容自己是一个“甩手校长”，并不参与大学具体管理。但有两件事，他却紧紧攥在手中，丝毫不敢放松——教学、师资。靠着这两个“杠杆”，陈垣将辅仁推上了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的北平四大名校之席。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陈垣为辅仁揽贤的法宝，陈垣选拔人才，不因循守旧，没有门户之见，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唯才是用。 “中学生”启功“三出两进”辅仁的故事为人熟知。启功曾说，在他一生当中，有幸遇到好几位恩师，但“终生的大恩师”只有一位，就是陈垣先生。如启功般，只受过旧学教育，没有进过现代大学，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自学成才的辅仁教授并不鲜见。 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古典文献学家余嘉锡就是其中一位。他被陈垣发现并延聘为辅仁教授就有一个小故事。当时，陈垣在北大历史系兼课，发现课堂上一位名叫余逊的学生作业甚精，一经询问才知其家学渊源。陈垣爱才如命的“嗜好”立即发作，经过多方辗转，1930年，陈垣终于聘得余逊的父亲、在湖南老宅设馆授徒的余嘉锡为辅仁讲师，并不到一年升任其为教授，这在当时成为京城一段奇谈。与余嘉锡经历相仿的还有伦明、于省吾、唐兰、溥雪斋、陆开钧等一批旧学先贤。 据统计，1925年—1948年，辅仁聘请了总计950名教员，其中不乏语言学大师刘复、沈兼士，金石学家马衡，历史学家邓之诚，语言学家魏建功、陆宗达、罗常培等一批声名远播的大师。曾担任校长秘书的台静农曾说：“因为援庵先生久居北平，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他就将他们推荐出来。” 然而，陈垣并不是见“贤”就揽。1933年，陈垣的高足蔡尚思曾有意在辅仁执教，开设哲学史等课程，陈垣回信说，辅仁史学系所缺的是“断代史教员”，直言弟子不太适合来辅仁执教。 他重视基础教学，开设了在史学界开风气的两门课程——“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这两门课程对于文科研究者而言，就如同打开学习历史大门的两把钥匙。90年后的今天，国内历史教育界依然在开设这被奉为经典的“两课”。 他对教师教学态度要求之严格，也让当下校长难以企及。启功曾回忆起陈垣对他耳提面命的九条“上课守则”，第一条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陈垣对教学的细致认真，从上课板书这样的细节，可见一斑。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陈垣还把西方大学的教学方法带到辅仁，对学生要求极为苛刻。受业弟子董鼐曾回忆说：“每次上课，必指定看十多本参考书，只这一手儿，就把系内学生逼得鸡飞狗跳了；何况考试时，他绝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题目，都是课外的，没浏览过参考书，拿起考卷，必然不知所云。”因此，不少学生中途被淘汰。在学界传为佳话的陈门四翰林“南书房四行走”——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就是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家。 陈垣培育的人才可谓精英辈出，有科学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但大部分学生还都是接过了“援庵先生”的教鞭，从事教育工作。仅以历史学家为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著名大学历史学的系主任，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在一起开学科研讨会，就如同“师门聚会”。 许多年后，有关大学“校长职业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回望陈垣“甩手”校长的治校之道，其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哲意不禁让人感慨。 2002年，有两座铜像在北京师范大学同时落成，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彼此相望，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相守。 印象：祖父的家书“函授” ■陈智超 口述 祁雪晶 采访整理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祖父援庵先生教育子女的准则。他常说“教”和“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就是有人教，“育”就是“熏育”，不是教，而是在一种环境氛围里自然养成。 我祖父援庵先生有子女十一人，在他的影响下，除早年去世的两位外，全都从事教育工作，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中学教员，还有图书馆员。 我父亲陈乐素与我都是研究历史的，陈氏一门连续三代成为史学家，在学界传为美谈，实际上祖父从未刻意培育“接班人”，在我看来，不管是祖父对父亲，还是父亲对我，都从未提过自己的孩子应学习历史，之所以三代人都走上史学研究之路，可以用6个字概括：第一是“开明”，第二是“启发”，第三是“责任”，可以说纯粹依赖开明家风的鼓励和长辈的启发。 对我父亲，祖父以引导为主。父亲7岁的时候，祖父用《三国演义》给他做学习文史的启蒙读物，让他把每一回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写在书眉上，还要记熟。等到父亲大一点的时候，就让我父亲帮他抄写一些相关历史资料，通过这样的办法培养他的兴趣和读书方法。 我父亲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太多当面接受祖父教诲的机会，我亦如此。更多时候，祖父是通过家书教育我们。在后人眼中，我们也有一个可以亲耳聆听祖父授业的“大学”——家书“函授”。 祖父的家书，不外乎两个内容。一为惦念家人的关切之情，再者就是教育我们为人、为师、为学的道理，后者更甚。因为所言的道理都是他多年的切身体验，至今读起来还觉得真切。 祖父在家书中多次传授自己的经验。他曾说：“教书之法，要充分预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也。又对学生多夸奖，生其兴趣。……教书以诚恳为主，无论宽严，总要用心，使学生得益。”1939年，我父亲在香港一女子中学任教。那段时间祖父与父亲书信往来频繁，家书就成了祖父给父亲授课的“讲堂”。 在这个特别的课堂上，大至教学理念、教学态度，小至备课、学生管理、课堂管理、课业批阅等细枝末节的事情，都有细致入微的指导。祖父常说对学生应多鼓励、多夸奖，要让学生产生兴趣，教学上出现问题，责任在于教师，而不在于学生。现在许多人教书教不好，总是责怪学生素质差，这是值得反思的。 我父亲自1943年初到浙江大学任教后，祖父又针对大学教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教大学（要自己劳）与教中学（要对学生劳）不同，亦须注意”，“教书最好能教学相长，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后能出色。”在祖父的指导下，父亲在浙江大学的课程颇受学生喜爱，特别是具有陈门特色的“史源学实习”课。 祖父在强调教学的同时，还对教研结合有诸多叮嘱。“教课之下，应自做文章，甚盼甚盼。”“‘舍己芸人’一语，幸切记。总要留一点日子为自己修养之地。” 祖父对子女读书、做学问总是大力支持，他对父亲的教育，也随着父亲对我的教育沿承了下来。他对我们的教育主要是通过身教示范，在潜移默化中启发我们的自觉性。 我选择学历史，也是受到父亲的启发。父亲写《宋史艺文志考证》，要先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哪些地方提到《宋史艺文志》或《宋志》，父亲就让七八岁的我和二姐两个人去查，一人分一半，查出来就用红笔做记号，这是第一遍。第二遍让我们两人交换检查，如果发现了对方的错误，就给一个奖品。本来这是很枯燥的工作，由于有这样一种竞争，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启发、熏陶，培养了我对史学的兴趣。 家书，在那个战乱纷飞、新思想萌发的年代，不仅反映出了祖父与父亲鸿儒间的探讨，也有父子之间的谈心。在这些家书中，祖父忽而是充满殷殷关爱的慈父，忽而是严谨认真、充满热爱和激情的良师。一句句教诲、一声声叮咛，无论对于专业学者、师者还是一个普通人，都有很深的启示。（陈智超系陈垣长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对话：要反思什么是真正的会通中西 ■通讯员 祁雪晶 陈垣留给我们怎样的精神遗产？笔者就此走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两位学者——陈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和教育学部教授孙邦华。 笔者：从教育家的角度而言，你认为陈垣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孙邦华：就校长角色而言，陈垣既不像蔡元培那样是一个思想家型的大学校长，也不像张伯苓那样是一个管理者型的校长。前者用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思想改造北京大学，后者事必躬亲，将管理艺术发挥到了极致。陈垣的教育理念体现在他教学、治校、为学、育人的方方面面。如大学教育必须坚持会通中西的办学宗旨；坚持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和高标准要求；大学的学术研究也应该重质而不是重量，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平及成果；大学管理者应该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对大学的影响重在精神力，不必做一个低层次的事务性校长。 周少川：陈垣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教育观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流传依然历久弥新。他强调基础教育，尤其是国文教育，源自于他朴素的理念——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他致力于能力培养，让教师、学生都动起手来，源自于教育家“知行合一”的信念；他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重视师范教育更是一个教育家的本色体现。 笔者：陈垣教育理念是否都沿承至今？ 周少川：谈起对陈垣理念的沿承，我重点说一些遗憾的地方。举一例，援庵先生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程，开始于1938年，在近代史学转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师资的问题，1948年后就不再开设此课了。1980年后，陈乐素先生子承父业，又开了这门课，其弟子也有零星地开了此门课程的，但在大多数高校的历史专业，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了。如今许多学者呼吁历史教学必须有“史源学实习”课，我个人也非常赞同这个呼声。实际上，陈垣其他很多理念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实现，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梳理他的教育理念，以供后来者借鉴学习。 笔者：陈垣的办学经验对当下大学改革有什么启迪？ 孙邦华：当下大学教育改革也存在一种“西学东渐”的趋势。言及改革，各高校纷纷走出国门去欧美国家“取西经”，很多大学也把国际化作为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之一。在忙着取经的时候，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会通中西？”多招收一些留学生，引进几个候鸟式的“外教”，请几位外国专家做讲座就是“会通中西”了吗？“会通中西”是建立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之上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终极目标是“美美与共”，而不是“袭取人之皮毛，牺牲其所可贵，买椟还珠，邯郸学步”。我认为一流大学的建设一定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中国的一流大学要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周少川：现今许多大学都在搞通识教育，其理念实际上与陈垣重视基础教育，注重人格培养和能力培养相通。但在我看来，有些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是完全失败的，其余大部分也都流于形式，成为了功利化的通识教育。陈垣先生在人才培养中贯彻一个理念——教育是激发人性的过程，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健全人的仁、义、礼、智、信，让人的真善美本性得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当下许多大学的通识教育，以为有一些可以修身养性的通识教育模块课程，就可以达到使学生“博”的目的，实际上很多课程都沦为“混学分”的课程。总而言之，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改革的征程依旧任重而道远。

就是学位论文，符号是〔D〕

校法四例.......................

汉语字典属于工具书，一般是不列入参考文献的。除非您是做语言学方面的论文，才考虑列入。如果要列入，属于著作类。参考文献一般分为著作类和论文类。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现代国学大师。吕氏治学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即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书籍报刊，借鉴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吕思勉视野宽广，著述宏富，其中《白话本国史》具开创之功，《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大断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更是久负盛名，现将上述六大吕著史学名著的最新修订版本汇为珍藏套装，奉献给广大读者。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史家严耕望于《治史答问》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并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全套六种十一册：白话本国史 （全两册）本书共五篇：上古史；中古史（上、中、下）；近古史（上、下）；近世史（上、下）；现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这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叙述、考证和议论，是吕思勉先生所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所为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1920年12月，拟定写作序例，至1923年完成全书的编撰。1923年9月，《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并一再重印，成为20世纪23年代发行量很大的一部中国通史。1931年，吕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要求，对第三篇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作为国难后的修订本继续发行，1935年，修订本已发行到第四版。本次《白话本国史》的新版，以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底本，参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吕翼仁先生的校订，原书直排繁体、双行夹注，现必为横排繁体、单行夹注。原书的一些讹误也作了改正，其它如皆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则基本未动。作者的眉批，新版以页下注的方式以注明，以便读者参考。《白话本国史》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以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为基准，民国纪元之前是倒向逆推，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先秦史本书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所著四部断代史的第一部。本书初版于1941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上古先秦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与吕著其他各部断代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先秦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列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专著汇编之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书后附有人名、地名、引用书目和篇名的索引。《先秦史》在“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世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秦汉史本书是吕思勉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之一。吕思勉系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著述丰富，成就卓著。本书初版于1947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秦汉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与先期出版的《先秦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本次《秦汉史》的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实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各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除订正子原书的一些讹误之外，其它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改勋。《秦汉史》的札録，原是作者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摘録，文字非常简略，有些只是揭示性的辑要，但都标有相应的页码，现以页下注的方式，附在正文之中，以便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