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藏文文献论文集

青藏文化·文学奇葩·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是指藏在敦煌千佛洞石室中有关唐朝和五代时期所写的大量文献资料(有少量木刻本)。其中绝大部分为汉文手卷，此外，尚有少量少数民族文字资料。敦煌文献的发现(发现于公元1899年，在此以前，石室长期密封，世人莫知)，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影响所及靡远不届。敦煌文献研究专家王尧先生曾说：“它给文化典籍、史学、考古、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民族、宗教及至科学史等各个学科提供了丰富的、新颖的、可信的真实文献和实证资料，扩大和推进了这些学科的研究工作的展开。”(《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导言)。

同样，敦煌文献给藏族文化的研究也带来一线生机。在敦煌文献的若干少数民族文字写卷中，藏文文献(均为手写本)的数量最多，内容也极丰富，包括历史著述、民间文学作品、翻译的汉族史料和故事、翻译的印度故事和抄写的佛经典籍。

(1) 敦煌文献中的民间文学。 它包括卜辞、格言、谚语和故事等几种。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卜辞，每段都由两部分组成，即正文是诗歌体的卜辞，后附散文体的关于这首卜辞应验什么的解释。卜辞部分的诗歌属文学作品。卜辞的思想内容多为描写青藏高原优美的自然风光：悠闲的牧野、湖边碧水、柳枝、百鸟、绵羊、庄稼等等，读之使人赏心悦目，如临其境。艺术手法上(据《藏族文学史》研究)：诗的格律基本上为六音节句，每首从四句到数十句不等，自由活泼。每首前面均有一个呼唤词“介”，每句的第三音节多为“呢”字作衬音，起到谐音押韵作用。有些诗歌可以分段，段与段之间的词语大都有对应关系，但并不那么严格。各段都是平行的，共同表达一个中心思想。卜辞中有两首是四句六个音节，这是后世藏族普遍流行的“谐体”民歌(即四句六音节三顿的格律)的源头。卜辞还用直陈、比喻的手法。因而在状物写人方面形象生动，在藏族文学史上是十分可贵的。

敦煌藏文文献中的格言，内容多是劝人行善戒恶、孝敬父母、宣扬宿命论观点的等等，在格律上有四、五、六句以及多句为一首的，均为七音节诗句。语言朴实、说理直陈，是后世作家格言的发源之一。

敦煌藏文写卷中有一份《松巴谚语》，共有三四十则。内容有为人处世、治家以及描述社会现象等几个方面。如有关治家的谚语：“儿子比父亲精明，家道兴旺如火在草原燃烧;儿子比父亲愚笨，家道破败如血被水冲刷掉。”而“小雀儿喜欢黎明，猫头鹰盼望黑夜”。这则谚语揭示了一定的客观真实，一直流传至今，为人们所珍爱。敦煌文献中的这份谚语多为两句谚，修辞上采用对称手法和比喻手法。藏族人民说话诙谐，善于用谚语、格言等表达思想感情。

敦煌藏文文献还有传说方面的记载，如：第一代赞普(国王)聂赤赞普的传说、止贡赞普的传说等。同时，还有《金波聂基兄弟俩和增格巴辛姐妹仨》和《白噶白喜和金波聂基》等故事。这两则故事的情节生动，已经脱离了神话的框架，成为以社会生活为主的故事。

(2) 敦煌藏文文献中的历史著作。 在敦煌藏文写卷的历史文献中，有一部分赞普传略和王臣唱和，例如《止贡赞普传略》《松赞干布传略》《松赞干布与大臣庆功唱和》《论·钦陵与唐将论战记》等。此外，还有一些碑铭散文、墓碑文、建寺碑文等等，都属吐蕃史传文学的范畴。

赞普传略和王臣唱和，主要反映了吐蕃王朝的建立、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记述了从6至9世纪数百年间发生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各个分散、独立的众多部落和邦国，通过长时期的交往和战争，逐步走向统一，建立起强盛的吐蕃奴隶制政权的过程以及其中的杰出人物事迹。这些文献不仅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也是藏族最古的优秀文学作品。传略以文学的笔触，艺术地再现历史、歌颂英雄。在这些传略中，记述了一些重大的有影响的事件。如：雅隆部落首领达布聂赛和纳日伦赞父子两代吞并苏毗;松赞干布平达布、工布、娘布、苏毗之乱。征服吐谷浑;赤都松征服突厥和南诏;赤松德赞征服于阗、攻入长安、平息南诏之乱，等等。同时，还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统治阶级内部你死我活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如，《松赞干布传略》中记载了松赞干布与尚囊、松赞干布与琼布二人的矛盾与斗争。《赤都松传略》中记载了赤都松与噶尔家族的冲突(噶尔家族觊觎赞普王位，后赤都松用武力除之)。此外，传略中还记载了吐蕃与邻邦之间联姻、派使等友好往来关系。在艺术上，传略以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为题材，擅长刻画人物，语言讲究;在情节构成、以诗歌对话、散韵结合的文学形式表现等方面也是比较成功的，反映了当时史传文学的最高水平。

敦煌吐蕃文献中，值得重视的还有一些碑铭散文，主要是一批盟誓碑文和铸钟铭文，基本上都是和约盟誓、祝颂祈祷一类的记述性文字。包括汉藏友好(如著名的唐蕃会盟碑)、歌颂赞普政德功勋、记录臣属功绩、盟誓信佛崇法、颁赏王族特权，等等。碑文全系散文，文字简朴、语言通畅，叙事明晰。

总之，敦煌藏文文献，是目前人们所见到的最古的藏文文献。它对于研究藏族的社会历史、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交往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它使人们对于中古时期青藏高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敦煌的藏经洞里藏着各个朝代的文献以及经书，被很好的收藏着

因为敦煌在古代处于偏远的地方，所以它能够躲避战乱，而且敦煌干旱少雨，便于文献资料的保存。

汉文的文献太多，汉佛的经文数量较多一些，比较如来佛经文，菩萨经文等等，都是有历史价值的。

敦煌藏经洞约有90%以上属于珍贵的汉佛经文献。长久以来，我们对敦煌文献的利用大多集中在数量不足10%的非佛教文献，并通过解读文献，补充传世史书的记载空白。其实，对“遗漏”历史的重视也恰恰成为敦煌学转型的推手，当非佛教文献的补史价值被“榨取”殆尽时，“新材料”也就变成了“旧材料”，这些非常珍贵而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更应受到更多传承和保护。

中国的随朝，唐时是当时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记录中国佛教发展的重点历史时期。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古逸注疏，是研究“八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因敦煌僧人昙旷、法成等弘扬，在中原已经式微的唯识宗却在敦煌得以延续，一些唯识宗文献也得以保留，晚唐敦煌僧人乘恩所撰《百法论疏》并《钞》甚至得到了京城大德的认可，并流通内地。禅宗在唐代中晚期非常兴盛，但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涤荡之后，早期禅宗文献大量亡佚。敦煌文献中若干8世纪左右的禅宗著作，对研究早期禅宗史的价值不言而喻，中古时期国人撰述的疑伪经因受僧团排斥，不能入藏，鲜有传世本存在。但敦煌僧人并没有严格的疑伪经观念，因此有大量的汉佛经文保存之至。

斋文、礼忏文、论义文都是纪录汉佛仪式并传承的优秀经文。更是研究中国汉佛演变的生动样本。斋文是僧人为信众做法事时所用的仪式文本，敦煌佛教类文学作品包括俗讲变文、佛曲、灵验记等，是我们理解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材料。，如《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收录的净土佛赞极为丰富，又如《南宗定邪五更转》、《禅门十二时》等则是禅宗类韵文佛曲。敦煌本灵验记中既有宣扬某一经典之灵验者，如《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等）；亦有宣扬某种行为之功德者，如《唐京师大庄严寺僧释智兴鸣钟感应记》（等）；还有崇拜某佛教神灵或僧师者，如《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等）。都是纪录研究中国历史汉佛的珍贵经文。

敦煌佛教各类珍贵文献在深化佛教史研究，以及拓展书籍史等领域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仍有待于各界学者持续关注和挖掘。

因为敦煌处于人烟罕至的地理位置，而且当地交通不便，气候干燥，所以大量古代文献资料能够得以保存下来。

敦煌石窟中有历时十个朝代，一千余年，数以万计的各种菩萨彩塑和画像，而这些菩萨的塑像和画像，有别于印度、东南亚、西域和中国中原菩萨的风格特点，因此，研究者们把敦煌菩萨塑像和画像称作“敦煌菩萨”

敦煌文献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诸子、文学、曲艺、戏剧、音韵、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翻译、王朝律令、地方法规、均田文书、争讼、婚姻、结契、农业、水利、畜牧、兽医、印刷、装帧、商业、货币、会计、旅游、纺织、冶铸、建筑、石油、档案、交通、通讯、占卜、相术、榜示、转帖、印章、模拓、拓印、花押等等，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

尤其难得的是有大量失传的古佚文书，价值之大，无与伦比，被誉为“古代学术的海洋”。

自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往来客商和政府驻军使敦煌辉煌了一千余年之久。

到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由于宋朝软弱无能，没有能够收复河西走廊。此时敦煌由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归义军所控制，面临着回鹘和西域的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此时敦煌称沙州。

宋咸平五年（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归义军领袖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朝政府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

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

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从沙州寺院东逃的于阗人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

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