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莫任牙签横行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论日本从中国影响下的脱离——从蕞尔东夷到世界强国 常常会觉得历史事实与人们的理解相去太远，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虽然那不一定是事实，种种的错误迭加起来，使得对历史的评价越来越困难，历史学家在很多时候知道事实是怎样，但历史学家却又不能把正确的事实直接告诉大众，即使是可以，大众恐怕也不会接受正确的理念，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这点在看待日本的问题上更为突出，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国人普遍认为在传统的东亚关系中，日本像朝鲜、琉球、越南一样只是中国的附属国，实际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国人天朝美梦中的梦呓而已，日本的心思远比国人想的要开阔。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这种不平等与近代列强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又有所不同，在文化上，所谓的“华夷之辨”将中国之外的民族视为劣等的民族，在经济上，用“朝贡贸易”来显示中国对“蛮夷”的恩惠，在政治上，用“宗藩关系”来明确中国对四夷的优势。而日本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实是难以划分，日本形成统一国家的时候大约是在4世纪后期到5世纪前期，在统一前，日本列岛上分布的各个小部落向中国进贡的不在少数，大的部落联盟也间或有之（如倭奴国、邪马台国），即使是在统一初期，日本也在向中国不断进贡，南朝时记载的讃、珍、济、兴、武五位国王向中国要求爵位封号的事情即是明证。只是日本的自主意识在这时已经初现端倪，中国的附属国一般会要求互市、内附、册封如是种种，但日本在一开始与中国交往便主动要求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控制权，中国方面不满足其要求之后，日本锲而不舍地继续要求，而当希望破灭后，日本便果断地断绝了对中国的朝贡。国人普遍地认为日本使中国的附属国很大原因就在这里，谁也无法否认在国家统一的初期，日本向中国朝贡，再深刻地分析的话，恐怕说这是日本出于利益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未尝不可。当日本再次与中国交往时，日本已经开始走一种平等的路线，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样的国书引起了皇帝极大的不悦。之后尽管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被唐军击败，日本仍然没有臣服中国的意思，这种铮铮铁骨在东亚各国中无疑是个异类。元朝两次入侵日本失败，更加增强了日本的独立性。日本这种独立性在一个不平等的外交体系中显示的不屈的精神确实值得赞扬，这种精神的来源，可说是由日本的地理位置、民族性格、外交政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日本旁边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使得日本并不能发挥出强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确实试图像中国一样建立自己的“小中华体系”，将琉球、朝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这种企图也暴露了日本对中国无法摆脱的模仿，即便是这种“小中华体系”存在，日本仍然笼罩在中国的阴影之中。当然，不唯日本，在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中，中国一向有着不可动摇的优势。日本处于亚洲的最东端，与大陆的联系颇为松散，中国的影响并不能像在朝鲜半岛那样深远，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仍然不能忽略。日本一方面不断地向中国学习，另一方面一直努力地使自己能够超越中国，丰臣秀吉、德川光国、本居宣长，这些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政客，还是文人，都在朝着超越中国的目标努力。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丰臣秀吉是失败的，他狂妄的计划现在显得十分可笑，但是，很难讲这场战争的胜负，正如《明史》所言，（壬辰战争）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若不是丰臣秀吉暴病身亡，朝鲜局势实属难言。对于朝鲜、越南，中国在其领土上或者曾统治一时，或者曾获得赫赫武功，但在日本没有，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的事情。在进入江户幕府之后，在日本思想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学的兴起。国学是指由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尤其是贺茂真渊所开创，并由本居宣长加以完成的一连串的思想系列。国学的发展过程亦是日本思想界对儒教尤其是朱子学的扬弃的过程。可以说，国学家们在思想界完成了丰臣秀吉想在军事上完成的梦想，即摆脱对中国的崇拜，将日本塑造成一个理想的神道国家。本居宣长认为，儒教的“天命观”只是臣下夺君上之位的“邪智奸术”，而在日本“虽经万代，君臣无异其位”，且日本原本是安宁幸福的，只是因为中国的鬼蜮伎俩传入才使得日本变得堕落。国学的发展显示了日本谋求思想独立的强大意愿，但这种意愿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中注定要碰壁，正如政治上日本要模仿中国建立“小中华”体系一样，日本国学的发展虽然是对儒学的猛烈抨击，但其所用的理论均受到儒教思想的强烈影响，即国学家们是在用儒教的理论来批判儒教。也许给国学家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可以最终发展出一套属于日本的理论以摆脱儒教的制约，但历史并没有给日本这种选择。1853年，培里以武力强迫日本开港，这是日本走进近代的第一步。但之前日本国内兰学的兴起，向强国学习的优良传统，清政府的前车之鉴，这些都成了日本顺利完成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有利因素。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这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东亚世界的领导力量不再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日本成了亚洲复兴的担纲者，这一点在日俄战争后变得更加确凿无疑。但这时的日本却并没有积极地担当东亚领导人的角色，日本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西方国家。脱亚论在日本的泛滥将日本与东亚对立了起来，日本成了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其强国地位的建立过程亦是向周围国家发动侵略的过程。而无论是脱亚还是入亚，体现的只是日本在某个阶段的政策倾向，其历史传统、地理位置、文化特征、人口构成种种因素都决定了日本毕竟是一个亚洲国家。这种与亚洲的联系的客观性也影响着日本政策的制定，日本的民众愿意接受东亚领导者这一角色，政府在这个角色的掩护下可以更加方便地侵略邻国、欺国民。“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种心态的实际产物，日本从此踏入歧途。在这个过程中，恐怕东亚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华夷之辨”塑造了一个华夷二元对立的传统东亚，“华”是优秀的，“夷”是劣等的，“华”接受“夷”众星捧月般地贡奉，“华”为“夷”纲。日本在大量摄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大量摄入，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甘心居于一个劣等民族的地位，既然不想做“夷”，那就只能做“华”了。不能否认的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的这段时间是日本在国际上的“黄金时期”，传统的国际社会中，日本的影响只能在中国的阴影下发挥，是以以往东亚的国际交流中日本积极建立小中华体系、数度入侵朝鲜颇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而二战前的日本则是真正有了与其“雄心壮志”相称的实力。日本误入法西斯歧途，也不能不说和日本传统中的自我优越感有着深刻的联系，日本文化常常体现出一种自民族主义。日本是一个神道国家，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此类观念一方面使得日本能够自强不息，绝不甘居人下，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将其他民族看做是异质的，是敌对的，是劣等的。在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横行的特殊环境下，对外侵略也就成了历史的选择。另外，这时期的日本尽管强大，但其思想明显没有摆脱传统主义的影响。其炮制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和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何其相似，“小中华”体系已经不算什么了，日本要塑造一个“大日本”体系！那么这场战争的发动一方面是勃兴的法西斯主义的推动，另一方面，恐怕是日本在向丰臣秀吉“致敬”吧，日本人的心底依然有一个“使四百州尽化我俗”的美梦。在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的这段时间里，日本虽然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并最终战败，但依然不得不承认，大和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能够保证这个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维持大国的尊严。同样，这段时期也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中国影响日本的最后的时期，在战败之后，美国在日本取代了传统中国所占的地位。现代化兴起之后，传统中国就全面衰落了，这种衰落同样发生在日本，在过渡时期里，还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对日本的残余影响，但在二战以后的日子里，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和日本都没有直接的交流。二战的失败迫使日本以一种激烈而惨痛的方式来反思自己，重建自己。站在距离二战结束后已近七十年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对日本的独立与复兴拥有一份信心。如果说传统的日本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之下，那么当今日本则是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之下，日本第一次开国是伴随着中国的衰落，第二次开国则伴随着美国的强大，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开国”则要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了。这个过程从日本经济腾飞开始算起的话到现在也有六十年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但日本的独立意识是深深植根于其民族灵魂深处的一种意识，可断言如今，已成为经济巨人的日本必不会甘心做一个政治上的侏儒。其实，日本向来有向强国学习的传统，这也对日本的文化属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东西文化的一种杂交文化，但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对于不同的文化只是机械地吸收，不同的文化在日本精神世界内部只是转换了空间配置而已。假如真的像后者所说，那么将来有一天，中国再次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时候，也许日本又会反过头来靠近中国呢。就中国国内来说，再继续沉浸在天朝美梦的幻想中早已是不合时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全新的思维建立一种全新的国际交往模式。日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从很早起就一心要从中国的影响下独立了。而就日本来说，脱亚论已成陈迹，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其在亚洲的位置。就像日本走过的摆脱中国的道路一样，现在的日本也必须努力去摆脱美国的影响，当然这条道路最好不要再发生战争。历史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对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外交模式，现在已经完全不适用了，这些故旧的糟粕，放置它们的最好的地方就是故纸堆了。也只有中日两大强国坦诚相待，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看待历史，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开创未来，东亚的伟大复兴才可以成为现实。主要参考书目[1] 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 汪向荣、汪皓：《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3] 韩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4] 韩东育：《东亚的心胸》，《读书》2008年第8期。[5] 黄枝连：《天朝礼制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 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7]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8]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9]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王子今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这有一篇论文你看看吧:对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再认识 宋慎朋 摘 要：李白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全世界历代诗人中的巨星。他的诗篇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包蕴着他积极的人格魅力和丰厚的社会生活底蕴、扎实活泼的艺术功力。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包蕴了唐代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现实，体现着盛唐活泼先进的文学风貌，这种风格是想象的浪漫主义风格，是发展变化的浪漫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主导着李白的诗歌创作，这种风格内涵是丰富的、发展变化的。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正是通过诗歌这种体裁造就了其创作的浪漫主义风格。李白不只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来抒发激情，也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细致的刻画。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是其积极人格的写照和盛唐社会现实的典型反映。运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奇特的想象和惊心动魄的气氛渲染，充分显示了李白浪漫主义的创作特征。生活在盛唐社会繁荣发达的李白，活泼向上的社会风尚加上他自己积极豪迈的人格力量，造就了他诗歌创作的浪漫、浪漫的诗歌创作。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风格应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作为新时期的一代人，我们应该辩证地利用和发展李白诗篇的浪漫主义风格，为了社会主义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更好地把这种文学风格发扬光大。 关键词：李白 浪漫主义 人格 想象 发展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与现实主义大师杜甫并誉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1的“诗仙”李白，和杜甫一并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千百年来为广大人民所爱戴。这万丈光焰照射到子孙万代，照射着国内国外。他所到之处，无不有文物古迹，无不留下动人的诗篇，而且广泛流传。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这要从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谈起，要谈及盛唐的社会环境与李白的生活境遇。 勿庸置疑，李白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全世界历代诗人中的巨星。而盛唐的社会造就了积极的李白，李白生活的社会环境与其生活境遇造就了李白的浪漫。研究李白的创作风格，我们会进一步了解盛唐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更会加深对文学创作的认识。 一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是盛唐文学的魅力，是其主导风格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他的诗想象丰富奇特，采用浪漫主义手法，语言清新，不假雕饰，特别是对七古和七绝这两种诗体贡献最大，被后人誉为“诗仙”。2盛唐诗歌的气韵、情韵、神韵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磅礴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可以说：“李白诗歌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3。”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体现在他作品的多种题材和体裁上，我们不妨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三种体裁来谈论： 初中语文教材收录的《望天门山》是李白七绝佳作中的一首。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在大自然怀抱和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审美感悟及片刻情思，是发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那刹那的感觉，无穷的韵味，所表现出的是自然的美和普遍的人性、人情，平易真切，极富生活情趣，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感。 当然，仅凭这首七绝是不足以说明李白的七绝之妙的。李白的七绝，以山水诗和送别诗两种题材为多。在这些诗歌中，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有种一气流贯的俊秀和爽朗，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山中问答》等4。他的绝句境界清新，而又内蕴飘逸潇洒的风神。 非但如此，李白的五绝同样也是无人匹敌的。在盛唐诗人中，以五绝和七绝见长的诗人只有李白一人5 。他的五言绝句，往往有一种明快的格调，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现出无尽的情思韵味，做到既自然又含蓄，真实简练而内涵丰富，这就是绝句的最高境界，如《独坐敬亭山》、《劳劳亭》等。 我们不难看到，绝句是李白感情世界的瞬间呈现，其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洒脱的气质，全都灵感一闪地反映出来，脱口即成绝唱。 李白不仅绝句的成就卓越，而且乐府和歌行体的作品也有不俗的成绩。如乐府诗《蜀道难》、《行路难》等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观感受，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了磅礴的气势，将他的诗歌创作风格发兴无端，将气势壮大的个性特色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再如《将进酒》等，李白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入乐府，使古题乐府诗歌获得新的生命，虽然看似拟古，却处处有“我”在，呈现出他人无法模拟的个性，把乐府诗歌创作推向无与伦比的高峰。 赏析李白的诗歌创作，自然会体会到作品中“将李白式的抒情表露无疑，好似暴风骤雨，骤起骤落，如水银泻般，仿佛从胸中直接奔涌而出。”李白的歌行体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随心所欲而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境界。充分体现出盛唐诗歌的气韵来，青春浪漫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气。就是写比较小的场面，他也能立足眼底，想落天外。“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体味《望庐山瀑布》中这末一句，真是天外奇想。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写下了许多描绘和歌颂祖国壮丽山河的名篇。 李白不只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来抒发激情，也辅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细致的刻画。他不仅善于写自然景色，也善于描写社会现象，在李白诗中塑造了许多妇女形象，同情她们的遭遇，传达了她们曲折的柔情。像《乌夜啼》写“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就表现出秦川妇女怀念丈夫的痛苦心情。由于题材的多样化，李白也表现出多样化的风格。豪放飘逸是他的主导风格，另外也有他清新自然的一面。如《静夜思》就突出体现了妙造自然毫无雕饰的特色，正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诗歌不仅善于写恋情，也善于写友情。《赠汪伦》显示出他对朋友的一往情深。日本友人晁衡在返日途中，海上遇险。恶耗传来，李白写出《哭晁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诗中他把晁衡高尚的品德和才华比喻为天上的明月。月沉碧海，使得海上萦绕苍梧仙山的白云也带愁凄之色。 综观李白诗歌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李白是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作品艺术个性也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我们对他的创作风格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的诗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 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与喷发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他的诗歌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诗歌中的意象多为：大鹏、巨鱼、长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壮美雄奇之物。这为其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制造了更多的浪漫。 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修饰的诗句，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 二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是其积极人格的写照和盛唐社会现实的典型反映 为什么李白的创作风格是如此的浪漫飘逸又奔放奇伟？这要看看李白积极豪迈而又迂回曲折的人生和社会生活： 李白的一生由两条主线所贯穿着：一是他曲折迂回的仕途生涯，二是道教对他的影响。 李白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使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大。道教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大约十八岁左右，他学习纵横术。我认为，就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使他具有了狂傲飘逸洒脱的气质，使他诗中也具有那种浓烈、奔泻而出的感情和豪迈奔放的气势。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李白出蜀漫游，开始游历生活，并多次希求荐用，屡遭失败。曾官翰林供奉，因称“李翰林”。天宝元年（742），贺知章荐之于玄宗，李白奉诏入京，“召见金銮殿，论时事，因奏颂一篇，帝喜，赐食，亲为调羹，诏供奉翰林。”“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走马”。后又因得罪权贵，赐金还山。此后漫游，天宝末，安禄山叛乱，李白受累入狱，郭子仪以其官职为李白赎罪，获释不久又被流放夜郎，肃宗乾元二年三月在流放途中白帝城遇赦，返回江夏，重游洞庭、皖南。这一切使他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他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并无减退。直到李光弼出征东南，他半道病还，762年病逝当涂。 现以《将进酒》为例尝试谈一下自已对其浪漫主义创作风格与积极人格的看法。 《将进酒》一诗约作于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时诗人已五十二岁。自长安放还以后，南北漫游，已历九载，年逾五旬，尚天涯漂泊。其仕途失意，理想幻灭是可想而知的。这次与友人岑勋共访颖阳元丹后，颇有宴饮之乐。在志好友“登岭宴碧宵”之际，诗人捧杯四顾，只见莽莽大河，横亘中原，西上入天，东泻入海，所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滚滚洪流，其来势不可挡；其往往倏忽不留。面对如此寥廓宇宙不可逆回的自然规律，诗人顿觉时光之无情。诗人以“须尽欢”、“空对月”、“且为乐”、“三百杯”等劝人豪饮。这里，“且为乐”不是苟且为乐的意思，而是尽情享乐之意，它将前两句暗含的“应为乐”之意逗出。这时“为乐”而饮的，已不是前面感伤的苦酒，而是“烹羊宰牛”、“一饮三百杯”的开怀之酒。这里的“人生得意”，不是仕途抱负上的得意，而是指两三知己的心意相通，率意而为，适意而饮。为友谊干杯吧！怎可辜负良辰好月，空使金樽（酒，“金”言其华贵）对月？诗中“金樽对月”、“烹羊宰牛”等意象组合，不仅给人以具体可感的形象，且使诗情跳荡起伏，有婉曲回折，有豪纵奔放，变幻多姿，色彩斑斓，诗情中蕴画意。至此，诗人情绪亢奋，诗情转向激越：朋友之乐堪称得意，但还有更使人得意者在，那就是施展人生抱负。“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激发了诗人对未来的向往，虽然五十余年的仕途蹭蹬，大志不伸，人生不再，但人的机会却可再来，就如金钱一样，虽被散尽，也会再来。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悲伤呢？宏图抱负即使暂时得不到施展，那又何妨，我们仍应该变将来天用我材而干杯呀！ 几句诗中，情感从低徊感伤一转而为奋发高昂，如此急速的情感转换之中，使我们尽情领略了诗人超逸豪迈、奔放洒脱的情怀，不觉而随之激动了。 李白特别爱喝酒。“李白斗酒诗百篇”（《饮中八仙歌》）他的诗有些是酒后狂言，激昂慷慨。《将进酒》的开头就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结尾：“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原名《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他借酒浇愁，愁的什么？愁的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苦难，个人的失意。他目睹开元到天宝由盛而衰，有一腔愤懑，无从发泄。他在首都长安亲眼看到：“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古风十九首》之二十四）这帮太监和斗鸡之徒，居然住着连云般的高楼大厦，在长安市上横行霸道，没人敢惹。反过来看劳动人民，“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丁都护歌》中这些在江南运石头的苦力，在炎热季节，牛都喘不过气来，他们却去凿盘石，还要送到江边，拖船运走，热极了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 他本想向皇帝进言，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他生性高傲，“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不肯和现实的黑暗社会同流合污，就通过梦境来表达他的理想。他在这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先描写了天姥山，然后进入梦境。这里有月光，有镜湖中的月影；到了剡溪，就联想到诗人谢灵运的住处，联想到“谢公屐”。山是那么高，只到半山腰，就看到东海日出，听到天鸡的叫声。到夜间就更神奇了：有响雷、闪电、熊咆、龙吟，还有山岩间的泉声。然后石扉一开，别有洞天。大批仙子穿着云样的衣裳，在琴瑟伴奏声中，乘风而下。梦境一步步深入。可是“忽魂悸以魄动”，又从梦境中突然醒来。在这里运用了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奇特的想象和惊心动魄的气氛渲染，充分显示了李白浪漫主义的创作特征。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一生以大鹏自喻，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己任，“欲以布衣取卿相”，不愿从科举取仕，然始终未能得志。他蔑视权贵，傲岸不驯，以天马行空、放浪不羁的个性挥洒出豪迈奔放、清新飘逸的诗篇，将浪漫的情调与瑰丽雄奇的诗句天才地融为一体。兹如《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顾余不有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下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纵然不受赏，羞与世人同。西归去直道，落日昏阴虹。此去尔勿言，甘心如转蓬。”在这首诗中，诗人自比鲁仲连，表示不屑于苟求富贵，以阿谀猎取为名，而要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施展宏图。` 《全唐诗》卷一六一至一八五就收其诗有九百多首。他的诗并不是处处都结合现实的，他善于驰骋想象，运用泼墨山水式的笔力，作大幅度的勾画；而且运用长短错落的句式，来适应回荡的激情，自由挥洒，音节铿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正说明了李白浪漫主义诗篇的艺术魅力。 李白的一生受到了道家、纵横家、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贯穿李白一生的，则是道教对他的影响，之所以这部分单独提出，就是因为神仙道教信仰在他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少年时代生活于道教思想浓郁的蜀中之地，自然耳濡目染，而后他又学习了纵横术。在他的仕途生涯中，多次举行了入道仪式。他早年出川，于江陵见到当时最有名的老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说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因而著《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改为《大鹏赋》。他自比于大鹏，气概宏伟，“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他的狂傲不拘，飘逸洒脱的气质也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他有非凡的艺术才华，老诗人贺知章极为赞赏，一见呼他为“天上谪仙人”。 李白人格的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拘，不受到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以来人的觉悟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高度升华的产物。” 三 对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新思考及其风格发展的新认识 我感到，要对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进行评论，不能仅仅从某一作品或某一方面来看，必须全面地看待。譬如李白，若要评论他的创作风格必须从他的绝句，乐府，歌行等各种体裁的作品来评论。而不能仅从一首诗来认识和评价，这样难免有“一叶障目”之嫌。 另外，若纵观唐代著名诗人的作品，其创作风格与社会境遇显然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难看出，不同诗人由于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创作风格；甚至同一个诗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历形成了他不同时期对人生的思索，造就出不同的人格和创作风格。李白的创作风格正吻合了这一点。 这说明，文学作为一种人类高级特殊的精神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这四个要素构成。四个要素互相依存，相互作用。现实世界的反映进入作家的头脑，通过作家的加工，形成作品，再使读者进行接受，而这四个要素又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了解了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现当代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等，能够以一种更高的层次和眼光更全面地欣赏文学作品。 另外，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知识，不仅使我的文学修养和感性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而且也改变了我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文学这一学科并非直接作用于生产建设之中，但是，正是文学的这种“无用”，才能显示出它的“大用”，它从一种更高的角度指导着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及生产建设，这便是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 以上是我通过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知识学习后对李白诗歌创作风格的的再思考和再认识，具体说来,对李白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认识可以总结为两句话—— 四 想象的创作风格，发展的浪漫主义 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描写了一幅缤纷多彩的幻想的生活图画：“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是一个神奇而美好的仙家世界，它寄托着李白渴望得到自由、保持独立人格的理想。① 在这首诗中，李白以浪漫的叙事凸现其创作风格，以大胆丰富的想象、积极充沛的幻想体现着他的浪漫主义风格的独到之处，正如威克纳所说，这是一种“想象的风格”、“发展的浪漫”。文学的创作风格决定于作家的精神个性，从李白身上看来，这无疑是正确的。有什么样的精神个性，必然表现出什么样的创作风格。作家的精神个性虽然与先天的禀赋、气质有一定关系，但主要是在后天的客观环境中形成的②。他的取材、立意、艺术趣味和审美追求都与作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和生活条件分不开，都与他们所受的各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分不开。正如茅盾所说，活力充沛、目光向前的社会风气产生相应的活泼乐观的文艺风尚，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作家，有的跟着时代浪潮高歌前进，成为“弄潮儿”；有的却落伍了③……生活在盛唐社会繁荣发达的李白，活泼向上的社会风尚加上他自己积极豪迈的人格力量，造就了他诗歌创作的浪漫、浪漫的诗歌创作。他的诗篇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包蕴着他积极的人格魅力和丰厚的社会生活底蕴、扎实活泼的艺术功力。 当然浪漫主义风格主导着李白的诗歌创作，这并非说它是单一、不变的，应该看到这种风格是丰富的、发展变化的。欣赏李白的诗作，给人的感觉总的来说是飘逸豪迈，有如鹤鸣九皋；但也有《蜀道难》的雄奇劲健、《赠汪伦》的质朴清丽④。这取决于诗人的独创性，取决于诗人创作个性的丰富性，也取决于作品题材及体裁的多样性。李白的诗作体裁，从五绝、七绝、七律到乐府、歌行，加上取材的广泛性，独创了自己的浪漫主义风格。一个作家能通过某一体裁充分显示其创作个性，就带来了这种文体的风格，就能扬长避短，形成优势，正如“善舞剑”的应该有“剑风”，“善舞刀”的应该有“刀风”一样，读诗与读小说的感受是判然有别的。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正是通过诗歌这种体裁造就了其创作的浪漫主义风格。 然而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巳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文学风格不断发展的今天，对于“光焰万丈长”的李杜诗篇我们也不应一味地继承甚至模仿，而应更好地借鉴和创新、有效地利用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祝辞中所说：“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百花园里，占有自己的位置。”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风格应该百花齐放，万紫千红⑤。我们新的一代人，应该辩证地利用和发展李白诗篇的浪漫主义风格，为了社会主义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更好地把这种文学风格发扬光大。 注 释： ① 曹廷华主编《文学概论》第三编第六章第三节第227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 ② 曹廷华主编《文学概论》第三编第六章第三节第241—24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 ③ 曹廷华主编《文学概论》第三编第六章第三节第242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 ④ 曹廷华主编《文学概论》第三编第六章第三节第243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 ⑤ 曹廷华主编《文学概论》第三编第六章第三节第245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 参考文献： 1《李白诗全译》前言部分， 巴蜀书社 1991年版。 2《唐才子传全译》， 巴蜀书社 1994年版。 3袁行霈《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一文， 《文学遗产》 1986年第一期。 4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5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6刘维治译《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版。 7罗宗强，郝世峰主编《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

进入唐代，“歌行体”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样式，开始大量登上诗坛，成为初盛唐诗歌创作的新走势。而七言歌行到了李白、杜南手中，推陈出新，极力创变，一为纵横奇变，一为顿挫谨严，开创了“歌行体”的崭新局而。许学夷称李、杜“五七言占(许氏自注:兼歌行、杂言言之)体多变化，语多奇伟，而气象风格大备，多入于神矣。川3一(,nsy我们从许氏称初唐七占“始言风格”，到盛唐高、岑等“风格气象始备”，再到李、杜“气象风格大备”，正可看出他对唐代七占与歌行发展、成熟的过程的准确把握和描述。盛唐的“歌行体”与前代相比，总体上呈现出以卜几点明显的新变:一、诗歌中诗人的主体性进一步强化;一、句式语言史为自山灵动，Jl逐渐向散体形态复归;二、章法上多表现为跌宕折回、腾挪转换的结构特点。初、盛唐时期是“歌行体”创作的极盛期。“歌行体”的这种形式特点，既不像七言古诗那样“循守法度”、“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占”，又不似近体律、绝那样“拘于定体”、讲求“联对声律”。所以，它给诗人提供了多维的创作空间和很大的表现领域，也最适合像李白这样的具有强烈自山意识、浓厚浪漫精神和豪宕飘逸的个性气质的诗人。李白诗歌中的歌行，体现了这种新兴诗体的艺术特征，标志着歌行的发展迈进了新的阶段，代表了李白诗歌的思想精蕴与最高成就。我们以“歌行体”的基本特点和诗体定义为主要标准来衡量李白诗歌，大致可确定其“歌行体”有72首。这些诗歌从诗题类型划分，可归纳为3类:l、乐府占题;2、自拟乐曲性诗题;3、非乐曲性诗题。后两类不属乐府诗说法，而是李白自创(拟)的新题，工琦《李太白全集))(中华阵局1977年版)均收入“占一近体诗”中(卷25所收《对酒》为乐府题，当归入乐府类;《笑歌行》、《悲歌行)).《草书歌行))3首或为伪作，不计在内)。

日本历史文化周鸿达经管系·10营销2班·1008010249 一、摘要 每个历史文化都有它的起源以及一些人们一直在探索的奥秘，那么日本的弥生时代是怎样形成的呢？当时的居民又是从哪里移居到这里的呢？这个时期又有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与文化呢？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而又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却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本文主要讲述了日本弥生时期的历史即日本弥生时期是怎样形成的，弥生时代最早的弥生式陶器1884年首次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所以称作弥生时代。 关键字：弥生时代、吸收文化、水稻农业 二、前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灿烂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探索着，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丰富而多彩的，而他形成的过程又是扑朔而迷离，追随着古人的脚步，我们了解到日本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身的历史与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对它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每一个国家不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不论生存的长短，都几乎在世界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虽然不同，性质也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它们的贡献是一样的。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而成的。也就是“文化多元主义”。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形成，就会立即向四面八方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的传播。弥生时代主要有什么文化？它主要有村落和农业纺织、铁器和石器、铜器、陶器。他们的历史与文化，与方方面面的原因有关，，有人说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因为正值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期，秦王为了寻求长生不老药，而徐福为了躲避秦王的暴政而编造谎言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而秦始皇一心只为了长生不老相信了它的谎言。所以日本在弥生时期的迅速发展是因为徐福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以及人才。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它与以前的绳文时代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但是，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就必须改革与开放，引进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与技术。弥生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向社会阶级过渡的时代。这时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农村公社，他是伴随着水稻农业的确立而形成的。水稻农业是集约劳动，水田的开发、栽培和管理，灌溉工程的修建和维护，都需要大规模的协同作业。以血缘关系为维系的狭隘的原始公社不能适应这种型的生产形态，因此超越血缘关系的更大的弥生时代的发展要素 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4世纪初，这5、6百年，在日本考古学上称为弥生文化时代。弥生文化是倭人脱离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转折时期。如果说绳文文化时代倭人社会发展缓慢，历史前进步伐以千年为单位，那么进入弥生文化时代后倭人社会发展骤然加速，历史前进的步法不是以千年为单位而是以百年为单位倭人登上东亚国际舞台正是以弥生文化时代倭人社会的迅速发展为其前提的。 一、弥生时代的形成 关于弥生时代的形成，日本学者有独立发展说、大陆传入说、大陆文化与绳文文化结合说等各种见解，我比较赞同结合说。佐原真剖析了弥生文化的各种因素，指出弥生文化由三个因素构成：“大陆传来的因素”、“继承绳纹文化传统的因素”、“绳文文化自身形成的因素”。 （1）弥生时代的基本特征 （1）铁器代替石器，有石器时代直接越过青铜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2）普及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有采集经济直接越过畜牧阶段，直接过渡到农业社会；（3）农村公社代替原始公社，有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形成地区性早起奴隶制度国家；（4）脱离孤立状态，加入中国的册封体制，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社会的一员。 （2）弥生文化的产生背景 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250年左右，就我国的历史来说，是大战乱的战国时代即将转入大统一的秦汉王朝大统一的时代。在这五六百年的时间里，日本列岛上渔猎采集自然经济突然飞跃到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新经济的弥生土器时代。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实，在绳文时代晚期后半，在北九州玄界滩沿岸地区，以开始种植水稻。在绳文晚期后半山之寺期，发现最古老的水田、碳化米等。 （3）绳文时代的影响 在福冈市板付遗迹发现的弥生前期的水田下层，有绳文陶器。从这些遗迹和遗物来看，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水稻种植技术，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造田。从水稻种植传入的时间（绳纹晚期后半），早期就有高度的农业技术，以及其后的传播过程，可以充分证实弥生文化是在绳文文化基础上形成的。（4）大陆传入的影响 历史学家在北九州和山口地方发现了弥生人骨，而他们具有身高很高，额头很高的特征，既不属于绳文人的特征又不属于古坟人的特征。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和秦汉帝国交替而向四方扩展时期，在中国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等处记录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命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渡。江苏省连云港市徐福研究会在江苏、山东、河北的有关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不仅证实了确有徐福东渡之事而且初步揭示了徐福东渡的具体过程。这说明了大陆传入因素对弥生时代形成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大陆文化与绳文文化结合而产生了弥生时代。 二、弥生时代的文化 弥生时代，北九州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它既是吸收大陆文化的中心，又是日本列岛的政治中心。然而进入古坟时代后，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畿内，随之吸收大陆文化的中心也由北九州转移到畿内。畿内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了先进的地位，但到德川时代和近代，江户和东京又取代畿内的位置，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和吸收大陆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中心。（1）村落和农业纺织 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台地或平地上，周围往往设壕沟。房屋一般是竖穴式的，平面呈圆角方形或圆形。为了贮存谷物，建筑干栏式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2）铜器 主要为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②。剑、矛、戈分“细形”和“广形”两类。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其分布范围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国的东部地区。 （3）陶器 陶器是弥生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称弥生式陶器。一般呈红褐或黄褐色，烧成温度约850℃。制作方法是泥条盘筑③，经慢轮修整。器形大致可分壶形器、瓮形器、钵形器和高脚杯等类。 结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灿烂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探索着，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丰富而多彩的，而他形成的过程又是扑朔而迷离，追随着古人的脚步，我们了解到日本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身的历史与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对它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每一个国家不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参考文献1、《日本起源考》（总主编：季羡林 200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2、《先史时代的日本》（徐逸樵著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3、《一本书读懂日本史》（王光波出版日期:2010-09-16）4、《农业的开始和阶级社会的形成》 （佐原贞 1975年）5、《弥生时代人》 （河出书房 1966年）6、《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 （罗其湘 1984年）7、《弥生文化研究》 （金关恕 1986年）8、《奴国发觉》 （学生社 1973年）9、《日本历史大系》 （井上光贞 1984年）10、《奴国发掘》 （学生社 1973年

山本五十六 马上要出大河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