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律文化研究论文

毕业论文是应届毕业生都比较关心的事，那么毕业论文怎么写?下面我为大家搜集整理了法学毕业论文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文摘要  ：法律文化是对法律实践的客观反映。由于中西方的历史条件及物质生产方式不同，体现的法律实践就有所不同，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法律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必然发展趋势中，中国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不断发生冲突与交融。本文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从法的本位、法的学术传统、法的精神三个方面对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阐述，促进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  ：法律文化 法的本位 法治

法律文化有多种含义，一般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为基础，国家政权所创建设立的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及理论学说的复合有机体。由于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不同，造成了中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中西方的法律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法的本位不同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法的本位不同，中国传统的法律是以集团为本位的 ，而西方法律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远古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个人的集合” ，我们将这种以团体为中心的社会称为集团本位社会。

从法的本位来说，中国古代法是部族集团本位法，后期逐渐演变为宗族集团本位法。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法沿着宗族制度发展的轨迹形成。春秋战国之后，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法家族统治的局面被打破了，儒家和法家对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最具有影响力。首先，儒家对宗法制度中的“忠”与“孝”两个基本原则的关系的解释，弥补了宗法家族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空缺。而法家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律观，是以国家为主位的，由于其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相抵触，最终没有成功。儒家吸收了法家的国家本位思想，创建了家族本位与国家本位共存的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本位走的是从部族到宗族再到国家与家族共同的集团本位道路。而且，从汉代以后，中国传统法律本位着重于国家本位优于家族本位。在清末“变法修律”之后，随着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加，家族制度的影响逐渐退出了国家法律的舞台。国家本位根据社会的发展的需要逐渐被强化，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其后的法律中深刻体现着集团本位。集团本位法的实质是义务本位法，这种法律意识集中体现出的法律是保护统治者的利益不受侵犯，而公民个人利益受到限制。作为中国法律传统的集团本位，产生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它适应于中国社会的需要，平衡了社会的发展，世界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威格摩尔说过：“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们强有力的宗族和家庭组织。”

在西方法律史上，古罗马法通过塞维阿·塔里阿改革由氏族法过渡为家本位法，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建立起了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律制度。以氏族为本位的罗马法是以维护氏族利益为目的的.，随着罗马氏族的解体，罗马法中的氏族本位也瓦解了。作为农业罗马社会的产物，家本位的法律填补了这个空缺，家本位法表现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至上及夫权主义。罗马不断对外扩张，由于社会性质的转变，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律制度取代了家本位法，表现为罗马万民法的产生和发展，其意义“是在于它对‘个人’的重视，它对人类所作的伟大的贡献，就在于它把个人从古代社会的权威中解放出来。” 罗马的个人主义法律观是现代西方法律个人本位的思想渊源。日耳曼人建立国家以后，所设立的日耳曼法是以氏族集团为本位的法，同时其制度法又以上帝的意志为指导，即上帝本位。文艺复兴通过古典自然法学说提倡反神权的个人本位法，批判神本位的法律思想。人权开始取代神权成为自然法的基础，思想家们认为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上帝赐予的，是不可剥夺的，这种思想使得西方的个人本位法有了重大发展。个人本位法从其本质上说是权利本位法，注重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强调个人利益。

二、法的学术传统不同

法的学术作为人们对法的经验和理性的概括总结，表现为不同的类型。中国传统的法律学术是“律学”而不是“法学”。中国的法只是作为由国家制定认可的成文法出现，而没有独立的法学家从理性的角度用学说及判例来支持的法律现象，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是在清末才从西方引入的。中国传统的法律学术是对制定法进行讲解、注释，即为“律学”，而不是对学理的探究。中国的律学传统缺少那些不受实在法约束的法学家以自己的学说去创设的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律学的根本特征是对制定法的文字和逻辑进行阐释，而不去探究学理，缺少百家争鸣、流派纷呈的情形，表现出明显的重“术”轻“学”的特点。在封建体制下，皇权专制和中央集权逐渐走向极端，不具备“法学”学术发展的条件。中国律学传统缺乏普遍正义和个体权利内涵，并且缺少了逻辑学在法律知识体系构造中的作用。

法学学术的形成需要很多的社会条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及经济条件。首先，要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着正义与个体权利的法律观念，而传统中国的法律观念是以秩序、义务和控制为核心的。另外，还必须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中，真正的思想言论自由几乎是不存在的。在政治层面，要具有民主性的政治背景。因为民主与法治是分不开的，专制社会不会重视法律学术，法律学术只会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附属工具。在经济层面，法学要求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因为民主政治是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没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就不会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法学很难发展起来。

西方的法学十分发达，从罗马法学开始至今形成了众多的法学流派、名家。例如，近代以来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格老秀斯、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实证法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奥斯汀;纯粹法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凯尔森，等等。西方法学所涉及的范围广泛，其理论博大精深。在西方的文明史中，受到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影响，西方的法律观念是以正义和权利为核心的，促进了法学的传统和发展，并且西方的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传统也推动和保障了法学的发展进步，在西方法学家的眼里，法不仅仅是控制社会的工具，而是与社会发展及社会主体的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中国传统的律学不同，西方法学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包括对制度的批判和对法学本身的批判，在批判中，社会制度得到了改进，法学理论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建设性的批判对西方的法治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同的法学流派对法律发展起着各自不同的影响，借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在过去的二千年里，它制造出来一套规范行为的规则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使人们能和谐地生存。

中西方法律文化认识现代法律科学及法律文化本质上应该只是西方世界对人类的贡献。“中国法律文化”的提法仍然需要推敲，因为“法律文化”实在还没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但是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移植“法律”的尝试，它比中国人发现马克思主义更早，但是中国人对它的排异反应却比对马克思主义更严重。我们必须找出中国文化中与“法律文化”相类似的东西与之相比较，以图根治这种排异反应。追本溯源，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下起步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对这种冲突的性质、机理、根源和形式等多方面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能否成功地立足中国、合璧中西，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法制。有鉴于此，探寻它们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解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和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很独特，相对于西方世界——她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奴隶社会阶段，因为她没有留下能与其他文明相提并论的大规模使用奴隶进行生产的遗迹，而且时间很短，我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很不发达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阶段更短暂，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还是她的封建绝对主义时期。长达两千年的建立在超稳态农业社会基础上的绝对主义将一切产生“法律文化”的可能因素都消灭了。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法的观念上。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刑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类于异族的所有违犯礼教的人。刑归根到底是一种血缘集团性的压迫法，并长期局限在血缘范围内。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国家与法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所以，尽管这种法不能不因社会集团力量的消长而偏于一方，也不能不因为它是国家的强制力而具有镇压的职能，但它毕竟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层权利的重要手段，并因此获得一体遵行的效力。 中西法律文化的另一个差异是法的本位，也即法以什么作为其权利义务的基本单位。在最早的时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扩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联盟等）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转换过程中，却走了两条日益分离的道路。中国法律走上了一条从氏族／部族到宗族／家族再到国家／社会的集团本位道路，这可以图示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国家／社会，其特点是日益集团化。西方的法律本位则经历了一条从氏族到个人再经上帝／神到个人的道路，图示为氏族→个人→上帝／神→个人，其特点是日益非集团（个人）化。不过，本世纪以来，中西法律的本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个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愈益提高，而连带主义、民族主义则对西方法律本位一度产生了非个人化的影响。 从法律文化所体现的性质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上是一种私法文化。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体系。中国传统法律中确有关于民事、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性质上都被刑法化了，也即以刑法的规定和方式来理解和处理非刑事问题。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私法文化，其主要标志是民法和商法的发达。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西方法律在近代以前的刑事民法化和近代以来公法的发展及其私法化现象。 伦理化与宗教性可以说是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上最具对极性的差异。传统中国的法律在西汉以后逐渐为儒家伦理所控制，儒家伦理的精神和原则日益规范着法律的变化和发展，至隋唐终使中国法律完全伦理化，这一情形延及清末而毫无变化。儒家伦理使传统中国的法律成为一种道德化的法律，法律成为道德的工具，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这不仅使传统中国法律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也从根本上阻碍了它向现代的转变。西方法律文化从罗马开始就受基督教的影响，到中世纪时，基督教逐渐控制了世俗的法律，虽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使政教分离，法律在整体上摆脱了基督教的束缚与控制，但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并且深入到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和制度深处。 中西法律文化在体系和学术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中华法系”母法的传统中国法律文化是一个带有封闭性的体系，而代表西方法律文化的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是开放性的。这种不同的结构形态是由它们所属的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本身而变化。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主要表现为对法律进行注解的律学，缺乏西方那种围绕正义而展开的具有批判功能的法学。“律学”与“法学”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它是两种形态的法律文化的反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是斗争和冲突的产物，法律文化总是反映着几种力量的斗争。“一切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法律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我发现这一点是很难颠覆的。贯穿中国历史的斗争与西方社会不同，与经典作家们描述的也大不相同，中国社会没有产生出界限清楚地阶级再加上稳定的农业社会基础，包括广阔的土地大量的人口，因此她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和结果都大不相同，一方面她的历史上不断出现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却中国社会改变很小，另一方面和平状态下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的结果是发展出了最发达的古代伦理学，而不是宗教和法律。我怀疑在发达的农业社会中似乎不可能产生法律，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因素包括法律都是产生在农业社会的“薄弱环节”——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市，中国大陆的地理特征也断绝了这种可能。 在中国培植西方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应该清楚，“体用”之争已经过时了，把新芽嫁接在朽木上新芽还是要死亡，必须将这株新芽种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地”上，让古老的“土壤”能够接触到新生命的根系，让它们之间互相适应产生出新的生命形式。中国要对世界先进文化的进步有所贡献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实现。同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中西法律文化存在差异与冲突的同时，也有相似、相近、相通之处。从根本上说，每一文明都有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不同文明的理想自有差异，但都是人类心性的表现，都是人类对生活秩序化和正义性的追求。这提示我们，既不应忽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要关注它们基于人类共性的相通性，并努力在人类文化的差异中寻求各种可能的互补，最终经由理解和化解而达于会通。

一、中西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的语义差异 中国的法，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内容，在商代是刑，在春秋战国是法，而秦汉以后是律，但不管是刑、法、还是律，它们三者的核心都是刑事法律，包含的内容是刑法和刑罚，都不含有权利和正义的含义。在西方，能译作“法”的拉丁语词汇很多，但它们共同的基本含义有三：一为法，二为权利，三为正义。这个词一开始就把法、正义和权利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西方，“法是公正的艺术”。透过中文“法”与西文“法”之间语义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出中西对法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在中国，法不意味着权利，因此中国传统法律缺乏权利文化，人们不知权利为何物。在中国人看来，法律要么是纯义务的规定，要么是暴力统治工，们对待法律的态度是非理性的。而西方则具有悠久的权利文化传统，他们崇尚法律，他们认为法律是保护人的权利的工具，他们讲求诚实信用原则，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是理性的。我们从法的语源分析,可以看出东西方权利义务观念的不同导致对法律态度的不同，因而西人在积极主动的权利斗争中求利益，中国人则在被动或被迫的义务风险中求利益。 二、中西传统法律文化中法的地位差异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不同之处突出体现在法的地位差异。这样的差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 （一）法的权威 考察西方法律史，我们会发现在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是和核心文化，并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无论是持基督教教会与王权长期对立和争斗，任何一方无法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种二元对立主导下的多元政治格局是西方法律传统形成条件的观点；还是商人阶级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各王国的崛起是西方法律传统的现实基础的观点，都可以看出法律之所以在一个社会成为核心文化和权威性地位，实际上是为了平衡各种权力和利益冲突，从而不至于同归于尽的妥协物。11世纪末到12世纪末是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期差不多是所有学者的共识，在这个时期各种法律体系在罗马天主教会和西欧各王国的城市和其他世俗政治体中被创立出来，法律体系真正脱离了社会习惯、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的社会母体，形成了系统化的、独立的法律体系，其特征是有成文的法律、专门的司法制度、职业法律家阶层、也有专门的法律著作。在这之后，西方的法律制度持续发展达数代和数个世纪之久，每一代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建。 在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是最高的统治者，基于人性本恶之认识，人们对任何人包 （二）法的信仰 公众对法律的尊重源于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源于对法的一种神圣的情感。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对法律的影响最深刻的即是法观念，上帝是天地间一切万物的创造者，人类自身和人类的，不过是上帝的赐予而已。由于西方人大都信奉宗教，人的对宗教的服从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服从，是对宗教的真诚信仰这种信仰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赖感,能激发起人们对法的信任、信心和尊重，并愿意为之献身。正是在这种社会普遍的宗教情感氛围中，法律最终找到了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并获得了真正的、有普遍社会感召力的神圣性。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就没有发自内心的内疚，中国人有时相信迷信，而迷信的前提是有所求，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服从，而是在某种情形下不得不从。由于中国的法律自产生时起,就是靠其严酷与冷峻，靠外力的强迫、压制与威胁使公众对其产生敬畏感，而没有神圣性，因此，人们很难对法律产生信仰。 三、法的作用差异 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政治结构，中国从秦之后就维持着超稳定的以儒学为国家价值体系的大一统国家形态，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足以和这种强大的皇权相抗衡，更别说各朝各代长期施行的“重农抑商”的国策断绝了商人阶层成为政治博弈力量的可能。法律从一开始就仅仅作为一种国家暴力工具，用于管理统治臣民的手段而已。法只有皇权对臣民的单向压迫性和行为要求，这种单向性从一开始就因为宗法体系在中国社会的强大得到了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以加强。 而在西方，基于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城邦政治的政治结构和商品交换的经济发展模式，法律一方面是国家对人民行为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是平等个体之间民商事交往的规则。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发展和社会不同阶层发展所出现的利益诉求，使得法律成为调节这些力量，是指达成共同满意的妥协，不至于同归于尽的调整工具。法律是人们为争取自身利益的武器，是权力斗争的武器。西方基督教文化赋予法律的权威性，以及人们对法律面前人人（包括君主）平等的共同认可，使得法具有了主体之间的双向交流和博弈过程。 四、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相似性 虽说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差异巨大，但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二者都在某个时期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从礼乐文明到礼法文明的演进。

法律是社会社会的习惯和思想的结晶，政治与法律之间相互联系。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律的政治论文2000字 范文 ，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摘要】近年来群体事件频发，这些事件等都在舆论和民众的强烈关注之下，暴露出了执法经济、程序违法、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但 文章 认为上述部门如此肆意妄为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执法人员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盛行。当务之急是要培育官员对法律的信仰，法学研究应直面中国现实，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奠定全民法律信仰的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积累理性基础。

【关键词】群体事件;信任法律;信仰法律;法理分析

近年来群体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事发后各地出现的“奇招怪招”更是为这些事件增添了一份戏剧性的色彩。然而，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众反应之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道德面临的颠覆性挑战，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在有关机关的“执法”行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们似乎听到了什么轰然倒塌的声音。在痛心疾首之余，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冷静分析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探究这些执法人员如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一、“群体事件”一一折射出法律信仰的失落

事出必有因，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凭空地出现，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说明，此事件也是如此。可能大家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多集中在其负面效应上，但客观而言，这种不正常的执法手段也是在应运交通执法部门在查处黑车上的困难而生的。由于打击黑车证据难固定、处罚难度大，执法部门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执法手段本无可厚非，但是，像“钓鱼执法”这样的执法方式已经被严重扭曲、异化了，“钓鱼”已经不是为了执法，而成为执法机关完成指标、“创收”的手段。本应带头执法的行政人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的法律何在?不可否认，执法经济、不当的行政指标、行政监督缺位等体制性因素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行政执法主体缺少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与虔诚，把法律当成了获取本部门利益的工具。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法律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部门的政策和领导的批示。行政执法人员守法意识淡薄、规则观念不强，这反过来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法律信仰整体性失落的局面。

二、政府官员的法律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中国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里并不想过于强调普通民众法律信仰的问题。诚然，法律信仰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谈全民的法律信仰还是一个十分虚妄的问题。且不论我国现在法律制度的“硬件”建设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民众的内心感受而言，对于法律，他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尚未建立，更遑论更深层次的信仰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而这，就要建基于政府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之上。信仰法律在现阶段只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现实地说，也只能是对官员的要求。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养成只能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希望与期待，但是，在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基于对法律的虔诚信仰而将其内化为自己遵守法律的行为动机的同时，就能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进而有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一)政府公务人员――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增进法律信用

法律信用是一国信用的组成部分，法律信用是一国法律及其有效实施的逻辑延伸和必然结果，是法律被严格实施和遵守的“言行一致”的信用度，是通过法的客观运作所不断彰显的实际有效性服从而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主观信任感。它强调法律规则通过自身的“言行一致”、“令行禁止”等客观性和确定性来赢得人们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没有信用，人们就不会相信更不会尊重和遵守法律，法律的应有功能就不会得到发挥而最终只能成为白纸一张而已。法律信用贯穿于法治的各个环节。法律制度的合理与完善是其可能获得民众信任的基本前提，但是对于法律信用的培育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执法信用。因为法律制度跟人不一样，它们自身不能直接成为信任的目标，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执法者的行为才能被信任，人们是通过对执法者多次执法活动表露的认可进而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因此，执法者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能否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以提高自身的执法素养是民众能否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关键，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能否生成。实践中，我们国家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大为改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日益凸显，甚至执法人员带头违法。像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恶性事件只是目前我国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的冰山一角，现实中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监守自盗”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对正义之源头活水的玷污，使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荡然无存，长此以往，结出的必然是法律不被信任进而无法被信仰的恶果。要根本改变政府官员的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以及官本位等严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错误思想，解决之道就是让官员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建立起对法律一种虔诚的信仰。政府官员对法律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信仰，基于此而对法律产生归属感与依恋感。只有在这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才能最终找到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和根源当中，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有社会普遍感召力的神圣性。依法行政就不会仅仅是一句流于表面的 口号 ，而是每个行政人员自觉的行为，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要求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因为它们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化为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出发点。

(二)法学研究――应当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现实

正如顾培东教授所言：“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一一 文化 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 方法 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三)公民――从法律信任到法律信仰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就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执法者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因此，只有行政执法人员内心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自觉尊重和认同法律，将法律内化为自己的 思维方式 与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而在每一次的执法活动中，就能通过守信效应的彰显而逐步赢得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肯认，对法律的信任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而逐渐地养成。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因为没有基本的法律信任是不可能奢望法律信仰的。信仰是信用得以强化的必然结果，在人们对一事物毫不怀疑相信的情况下信仰才能得以形成。试想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怎么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仰认同?所以，在对待公民的法律情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法律信仰的重要性而忽视最基本的法律信用的建立;不能混淆强调客观有效性的法律信用与注重主观认同性的法律信仰，而在空洞的理论层面上寻求达到法律信仰的路径。法律信用是生成法律信仰的现实基础，法律信用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公民对法律信任感不断强化的过程。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法律信仰的考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现实法律无效的苦恼，与其说是法律“信仰”危机，不如说是法律“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尤其在执法人员枉顾法律、违法行政时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来说，优先重视和解决的应该是法律信用的问题，法律信用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达到法律信仰。法律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法治建设中极为严重的现实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法治的进程甚至葬送多年来法治建设的已有成果。试问中国还能经受几次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考验?为了一己之私设置圈套陷害守法百姓，为了罚款而罚款。面对这样一种严重滥用公权力的行为，怪不得有网友大呼这哪里是秉公执法，简直就是为了罚款不择手段，是赤裸裸的“权力栽赃”和“公权抢劫”。长此以往，公民如何相信政府、如何相信法律?而在培植公民对法律信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否合法、公正地行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国家公权力经常被滥用、执法人员带头违法的社会中，公民绝不可能相信进而信仰法律。因此，为了培植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国家公权力必须正常行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要求执法人员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执法经济的无形吸引、法律工具主义的错误引导，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民在对法律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我们付出的社会成本无疑是巨大的。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撕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和谐与互信，使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自我保护的盔甲，使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这一事件反映出来的实质在于行政执法人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盛行，进而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当务之急是要培育政府官员对法律的信仰，尊重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至上地位，从而建立法律信用，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感，在此基础上，全社会的法律信仰才能得以建立，像钓鱼执法等这样的“荒诞”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杜绝。

摘要：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在法律移植中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对更好地完成法律移植这项工程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从比较法律文化的必要性入手，进而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差异，最后提出了对当前法律移植工作的几点建议，希望法律移植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实现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 比较法学

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法律移植不仅仅是将先进地区的法律移植到落后地区这么简单，它还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在探讨法律移植这一重要论题的过程中，不得不重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法律传统及法律文化差异，只有在充分认识和仔细分析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后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法律移植并最终实现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一、为什么要进行法律文化比较

所谓法律移植，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 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木国所用。”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简单地引进或者借鉴发达地区的法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反思 我国已经发生的各种法律移植，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法律运动与发展的活动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移植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中国所进行的法律移植属于移植中的异体移植，较之于经济文化政治处于相同或基本相同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间的法律的相互借鉴吸，以致融合与趋同，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间的法律技术的借鉴，我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难度显然要大得多。原有的法律制度解体后，新建立的法律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观念上的不认同，使法的效力难以实现，有的法律制度受到质疑，有的法律制度甚至受到抵制。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少学者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尊重我们原有的传统与习惯法。但是在关于探寻本土资源的这条道路上，同样困难重重。在如何界定传统与习惯的问题上至今还有很多争议，而将习惯与传统坚持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探讨的。因而法律移植方而困扰最大的便是：一方面，认识到必须注意本土资源;另一方面又不能从本土资源找到一个合适的切人点，全盘移植西化的道路又走不通，因而无所适从。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我们不可能选择逃避或放弃，虽然不可能达到移植进来的法律与我们原有的社会环境完全融合，但是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是大有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性的条件就是要充分了解法律在我国的和国外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态，在这其中法律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领域，因此，法律文化比较是我国进行法律移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1、伦理化的中国法律文化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说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而是强调儒家的伦理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儒家的伦理精神渗透了法的全部内容。在青铜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区别，至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了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开始，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开始融合，之后儒家的原则和精神逐渐影响着法律的演进与发展，到隋唐使中国法律彻底伦理化，这一情形一直到清末都未变化。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影响极其广泛，我们可以再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观察到它的表现，也可以在每一部法典甚至每一法律条文中，体察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国家政治领域表现为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从北宋开始这种趋势不断加强并于明清到达顶点。第二，在家族与社会领域表现为族权与父权的延伸和扩张，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国法还是民间习惯法都给予这两项权利特殊的保护。第三，在经济财产方面，传统法律遵循礼的要求强调重义轻利，往往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置于公益及道德之后。第四，在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面，传统法律依据儒家理论，竭力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条件综合作用所形成的，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合理又合适的一部分。同时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的中国法律走的是一条兼具理性和人文色彩的道路，虽然以现代观念来看，它对人性的扼杀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传统中国法律中“仁”的因素，如对老弱病残妇幼者实行怜悯的规定，对死刑特别慎重的会审制度等，这对机械化和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及其法制来说，未尝没有一点积极的启发意义。

2、带有宗教性的西方法律文化

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不能与中国法律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相提并论。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西方法律只是具有宗教性，而没有达到宗教化的程度。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____，它是唯一一个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所以，西方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是有关基督____方法律的影响问题。

关于____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沃克是这样论述的，“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它对自然法的理论产生了影响;第二，直接提供经过整理，并已付诸实施的行为规则;第三，强化伦理原则和提出一些基本依据，以支持国家制定法或普通法的规则;第四，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法律，包括强调个人的价值，对家庭成员及 儿童 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等;第五，证明和强调对道德标准、诚实观念、良好的信仰、公正及其他方面的支持。”除此之外，基督____是西方国家的国教或主要宗教，大多数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已普遍接受和持有新教的信仰，其普遍观念，如个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等，对西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已产生相当的影响。还有，在近代西方法律学校的建立、法学 教育 和研究的兴起与传播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比较法律文化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在比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后，如何才能在今后的法律移植工作中保证移植的效果呢?下面，将法律移植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方 面试 论如下：

首先, 法律的移植是法律原则的移植。原则, 拉丁文为语意为开始, 起源, 基础。法律原则指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基础性的原理和准则。它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与国家的实际相关。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被奉为法律之准则的公理。它是各种不同性质法律之间得以沟通并以之得以实现认同的文化因素的核心。较之于移植适应特定生活习惯及社会背景的法律规则, 从而对木土社会进行削足适履的改造与整合而言, 原则的移植更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一致性, 更有利于弥补法律的漏洞, 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同时, 原则确立后, 新的规则与制度得以因此建立, 从社会实际出发, 它的成果与效力都是可取的。

其次, 从技术层而考虑, 移植法律概念的接受,有一个表达方式的转化过程。即由一种语言思维方式想另一种语言思维方式的转变。要达到精神层而的认同, 首先必须在技术层面应以本民族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用本民族已经有的概念经输人新的内容而表达新的内涵是文化吸收的重要途径。法律术语的翻译固然应该严谨, 但生硬到连专业人士都搞不懂的话, 其效果可想而知。正如语义分析法学派所认为的, 对概念的提炼, 阐述, 通过分析其要素, 结构, 语源, 语境, 语脉, 从中央到地方寻求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的能使人们形成共识与可接受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有肯能个将移植来的法律内化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

再者, 法律的移植应处理好与 传统文化 的关系。尽管对于文化及法律文化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即它对于民族心理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巨大的作用, 产生重要的影响。它的改变过程是自然演进的。时至今日, 宗教在西方社会仍其有重要影响。法庭作证是手按圣经并不是形式, 而是基于一种信仰。比较而言,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的态度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把道德置之法律之上, 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传统道德文化应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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