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人所得税毕业论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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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税率设计有待优化。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采用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形式，工资薪金所得采用幅度为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采用幅度为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其余的分项所得采用20%的比例税率（劳务报酬收入畸高则采用幅度为20%～40%的3级超额累进税率）。这种税率设计存在的问题是：1工资薪金所得最高税率为45%，与世界各国相比，比率偏高。税率偏高，一方面会增加纳税人偷税漏税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税率在实践中极少运用，名义税率高，而实际税率低，课征实效差。另外，工薪所得的级距过多，当今，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改革都以扩大税基，减少累计级距为目标，如美国、英国、巴西的个人所得税率只有1—3档，而我国这一项所得税却有9档，这既不符合简化税制的改革方向，也是脱离实际的。2现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偏低，按照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年收入总额-成本-费用-损失）5000元的税率为5%，年应纳税所得额50000元以上的税率才为35%，而工薪所得月应纳税所得额（月收入额-800元）50000元已按30%的税率纳税，这说明个体工商户的边际税率太低，税率设计有重课工资、薪金收入者的倾向，难以实现保护中低收入，调节高收入，缓解个人收入差距的目标。（4）税基不够广泛。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扩大税基，把原先一些减免项目纳入征税范围，而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采取列举具体项目的规定，难以将所有的应税项目都包含进去。另外，由于现行减免税及优惠名目太多，费用采用分次扣除，客观上造成税基缩小。3改革思路（1）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综观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除前面所提及的分类所得税制外，还有综合所得税制，这种模式是指同一纳税人的各种所得，不管其所得来源于何处，都作为一个所得总体来对待，并按累进税率计算纳税，优点是能体现税收的公平性，但对纳税申报和所得汇算有较高要求，鉴于我国目前征管水平较低且纳税人纳税意识较弱，不宜采用综合所得税制，但可以逐步向综合所得税制过渡，所以现阶段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最为适宜。该税制模式由分类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合并而成，采用这种模式，可以在目前所得分类的基础上，先以源泉预扣方法分别采取不同的税率征收分类税，纳税年度结束后，由纳税人申报全年综合各项所得，由税务机关核定，统一按规定的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并对年度已纳税额作出调整，多退少补。这样做的好处非常明显：1充分反映纳税人在一定时期（一年）的收入水平及纳税能力，体现量能课征的公平原则；2避免将收入分散化而流失税源或降低适用税率，既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能对高收入者的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

相关范文：我国个人所得税公平缺失的现状及原因分析摘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既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收入分配领域，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的“稳定器”，始终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最近，党中央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并提出“调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改革目标。根据税收公平理论，深入剖析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税负公平缺失的现状及产 生原因。 关键词：税收公平；个人所得税；公平缺失；制度 一、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存在公平缺失问题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于1980年9月开征了个人所得税，其初衷除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外，还在于调节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形势的变化，个人所得税制在其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一些未曾预见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削弱了税种设置的效率，甚至违背了该税种最初设计的本意，未能体现出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水平的有效调节。2005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一定程度缓解了社会贫富的差距。但是由于此次改革只是“微调”，没有对税制模式、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税收征收环境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得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依然存在公平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横向不公平和纵向不公平两大方面。 （一）横向不公平的具体表现 第一，有多个收入来源和收入来源较单一的两个纳税人，收入相同缴纳不同的税收。所得来源多的人分别按不同税目多次扣除免征额，可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涉及税目单一的人却因扣除金额少要多纳税。如一人工资2．600元每月，另一人则每月有1．600元工资再加1000元的劳务报酬，前者需要纳税，而后者则无需纳税。这迫使纳税人将收入化整为零，或偷税漏税以减轻负担，寻求公平。 第二，因来源不同导致同一性质不同收入项目缴纳不同的税收。例如，甲乙两人，甲每月获得工资薪金所得6．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6．000-1．600）x15%-125=535元，乙该月获得劳务报酬所得也是6．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6．000x（1-20%）x20%=960元。可见，甲乙两人取得数量相同的劳动性质所得，但由于适用税率不同，导致两者的应纳税额也不同。 第三，收入相同的纳税人因所得性质不同缴纳不同的税收。例如，甲月工资收入50．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50．000-1．600）x30%-3，375=11．145元，乙彩票中奖50．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50．000x20%=10．000元。甲的工资所得与乙的中奖所得数额相同，因分别适用9级累进税率和20%的比例税率而缴纳不同的个人所得税。 第四，同为利息所得，对存款利息、股票分红、企业债券利息征收 20%的个人所得税，而对财政部门发行的债券和国务院批准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做法。 第五，同为中国的纳税人，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因适用的费用扣除额不同（本国居民扣除额为1．600元，外国居民扣除额为4．000元），缴纳不同的个人所得税。 (二)纵向不公平的具体表现 第一，收入来源少的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高收入者却缴纳较少的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专家们的跟踪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全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的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与此相应的是，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在高收入人群的比重却相对降低。2001年中国7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及总量的10%。 〔1〕根据广东省地税局公布的消息，2004年广东省共征收个人所得税239.6亿元，其中约70%即168亿元来自工薪阶层。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如今，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变。 第二，隐形收入和附加福利多的人往往少纳税，偷逃税现象严重，造成社会的不公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保守估计，全国职工工资以外的收入大约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5％左右，这还不包括职工个人没有拿到手里却获益匪浅的那部分“暗补”，如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儿童入托、免费或优惠就餐、住房装修等等。这些“暗补”、收入少纳税或不纳税，说明现行税制仍然存在许多漏洞，没有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 第三，对工薪按月计征，对劳务报酬等一些所得采取按次计征产生的纵向不公平。例如，一个月工资为1．500元，年收入为18．000元的工薪阶层，和一个假期打工一个月挣得2．000元的学生相比，前者不缴一分钱的税，而后者却要缴80元的税。 第四，工薪所得的费用扣除搞“一刀切”，赡养老人、抚育未成年子女及家庭成员是否失业等情况均未考虑在内，在新经济形势下暴露出了税收负担不公的现象。个人收入同样是3，000元，两个人都就业的两人家庭和两个人就业的五人家庭，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就很大，导致事实上的纵向不公平。 第五，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征管不严也导致税收负担不公平。表现在：首先，个人所得税实行以源泉代扣代缴为主、个人自行申报纳税为辅的征管方式导致税负不公。工薪收入相对于其他税目而言，较为规范透明，实行源泉代扣代缴，税收征收成本较低而且征收效率高，工薪阶层偷逃税现象就少；相比之下，高收入者由于收入来源形式多，加上大量现金交易的存在，使得税务机关无法对其进行有力的监控和稽查，税收征管成本高且效率低下，导致高收入者偷税、逃税、避税现象严重。虽然近年来税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偷逃税和欠税问题依然严重，执行中的外来人为干扰及某些税务干部执法不严等更使个人所得税的偷逃现象愈加严重。其次，一些基层税务部门执法行为不规范，包括税收征管中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没有严格按照税法规定依法征税，存在多征税、少征税和虚征税的问题，也造成税收负担不公平。再次，我国幅员辽阔且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纳税条件不一样，容易导致税收征管发达的地区多征，落后地区不征或少征，不能真实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 二、现行个人所得税公平缺失的原因剖析 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未能较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在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方面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现行个人所得税在税制模式的选择、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税收征收环境等方面存在偏差造成的。 （一）税制模式选择偏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公平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税制模式选择上我国实行分类所得税课征模式。这种税制模式存在许多缺陷： 第一，采用分项计征，易使纳税人通过划分不同收入项目和收入多次发放而使所得收入低于起征点，达到偷逃税、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 第二，未能对纳税人的应税收入综合计算，无法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负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 第三，费用扣除一刀切，不考虑纳税人家庭人口、支出结构因素以及实际负担水平，难以体现“多得多征、少得少征”的量能负担原则，难以实现税收负担公平，有悖于个人所得税的调节目标。 （二）税制设计不合理 第一，税率方面。一是工资薪金的税率级距设置不合理。低税率的级距小，这使得本不是个 人所得税要调控对象的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反而成为了征税主体。据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年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处于中间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薪金的阶层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收入的46.4%，无形中是对勤劳所得的税收惩罚。二是税率档次过多、税率偏高。累进的甚至累进程度很高的名义税率不仅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却有可能导致纵向不公平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4，500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74元，月收入为896元左右。其纳税所得额绝大部分在第一和第二级，对月工资在10万元以上的相当少，最后两极税率很少使用。三是非劳动所得轻征税、劳动和经营所得重征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按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劳务报酬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对经营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按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资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股息、利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而偶然所得，如彩票中奖，只征收20%的比例税率。这形成对劳动所得征税高，非劳动所得征税低的现象。四是同一性质不同项目的收入适用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征方法造成税负不一致，导致税负不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和个体工商户的收入同为勤劳所得，由于税法规定适用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征方法，既容易使人产生税负不公平的感觉，也不利于鼓励勤劳所得。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工薪所得按月计征，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按纳税年度计征，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这样，在一般个人的全年工资薪金收入与个体工商户的年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工商户的全年应纳税额远高于个人工资薪金的全年应纳税额。 第二，税基方面。据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5.38% ，而同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45.6% 。原因之一是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基过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还不够宽, 个人证券交易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外汇交易所得等项目尚未征税，特别是对投资的资本利得没有征税；附加福利仍无法计价并予以课税；对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专营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等高收入者并未从法律上征收个人所得税。税基的涵盖面过小，无法真正实现税收负担公平。 第三，税收优惠方面。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包含了11项免税、3项减征、10项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其中有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不利于收入面前人人平等，实现普遍、平等纳税。 （三）税收征管效率偏低 第一，税收征管法律不健全。我国税收征管中出现税收征管不严、执法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税收征管中的法律约束力差，对税收执法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无法可依。我国目前尚未有一部对税收活动共性的问题进行规范的税收基本法，现行的单行税法法律效率弱，在多数情况下缺乏应有的约束力，执行难度大，使得税收征管中许多征管措施无法可依。其次，税法的法律约束力差，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一是税收法律只约束纳税人行为，对征税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二是税收执法缺乏强有力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使得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税收保全措施等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也使涉税案件的查处缺乏应有的力度、效果。再次，缺乏有效的税收执法监督机制，存在违法不究的现象。一方面，税务机关内部对税收执法的监督检查既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监督、纠错目标，也没有形成科学的监督考核指标体系，而且由于税收任务因素，也不利于从税务机关内部实施有效的税收执法监督。另一方面，我国对税收执法的外部监督，尚没有形成有较强针对性的职能部门监督和具有普遍性的纳税人监督机制，对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税收执法行为的规范性、税款入库的数量和质量都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 第二，税收征管能力较弱。目前制约我国个人所得税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的主要是人和物两类因素。 从人的因素分析，目前税务干部的整体素质状况还不能适应进一步开放发展的需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素质不够过硬。二是整体业务素质比较低，尤其是专业知识不精通。三是税收执法的随意性大。表现为依法治税的观念树立得不够牢固，没有为查处的违规、违法渎职案件所警醒，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见利忘义的行为仍存在；面对繁杂、多变的税收法规，有的无法真正领会税法的立法意图，不能正确领会和处理好税收执法和服务经济的关系，增加了税法实施的难度。 从物的因素分析，征管方式仍不能超越个人主动申报和扣缴义务人代扣缴的局限。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健全的、可操作的个人收入申报法规和个人财产登记核查制度及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加上我国市场化进程尚未完成，在一些部门仍存在大量非货币化的“隐性”福利，如免费或低价获得住宅及其他各种实物补贴，致使税务部门无法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资料。同时，国税、地税没有联网，信息化按部门分别执行，在实际征管中不仅不能实现跨征管区域征税，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征管与征管之间、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受阻。同一纳税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取得的各项收入，税务部门根本无法统计汇总，让其纳税，出现了失控的状态，导致税负不公。 （四）税收征收环境欠佳 第一，依法纳税意识薄弱。受历史习惯、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纳税的意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价值取向被一些负面伦理道德因素所误导，社会上一部分人把能偷逃税视作一种“能力”的体现。由于个人所得税属直接税，税负不能转嫁，纳税人纳税后必然导致其收入的直接减少，而纳税人偷逃税被发现后对其处罚的力度却很轻，于是，在目前各种征管措施不到位、风险成本较低、社会评价体系缺失的前提下，人们受经济利益驱动，强化了为维护自身私利而偷逃税的动机和行为，客观上加大了税收征管与自觉纳税之间的距离。据税务部门的一份资料报告，在北京市常住的外国人中，主动申报纳税的占80％，而应征个人所得税的中国公民，主动申报纳税的仅为10％。此外，现阶段纳税人缴纳个税没有完税证明，纳税多少与纳税人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失业、赡养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没有联系，这也是公民主动纳税意识不强、纳税积极性不高、偷逃税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 第二，社会评价体系存在偏差。个人所得税偷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评价体系有问题。国外税务部门建立有一套完整的纳税人诚信评价制度和诚信纳税制度，只要你有偷逃税行为，就在电脑里纪录在案，不但你在经营上会因此受阻，而且你的行为会受到公众的鄙视，个人信用受到极大的质疑。而目前我国缺乏一套纳税人诚信评价制度和诚信纳税制度。社会和个人不觉得偷税可耻，别人也并不因此视你的诚信记录不好，而不与你交往或交易。评价体系存在严重的偏差导致纳税人偷逃税款严重，加剧税负不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其在收入分配领域，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对调节社会收入差距至关重要，因此保证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公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针对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存在公平缺失的弊端，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已势在必行。西方发达国家在此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结合自己的国情，深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1〕贺海涛.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邓益坚.关于如何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考〔J〕.特区经济，2005，（01）. 〔3〕岳树民.中国税制优化的理论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近一年来，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其中个人所得税应当具有什么社会职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去年为修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而由全国人大举行的听证会上更是各种不同观点的大交锋。纵观媒体的诸多报道以及这次听证会各位参与者的观点，有关个人所得税的社会职能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权利说。持这种观点者认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中国）公民的权利，如果将扣除标准提高，将使得有的公民由于不能达到该“门槛”而不能行使其纳税权。义务说。持该观点者认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任何人都不得逃避此项义务。荣誉说。该观点跟权利说相关联，并以权利说为基础，但不同于权利说。该观点认为每个纳税人都为自己能够为国家纳税而感到光荣，国家不应该通过任何方式剥夺任何公民的此种荣誉感。反映到对待调整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态度上，就是要求维持现有的扣除标准不变，甚至降低扣除标准，以使更多的人能够缴纳个人所得税，从而获得相应的荣誉感。财政收入说。该观点认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是为政府获取财政收入，而其他功能则是其副产品，是由于政府在征税过程中而自然产生的。缩小贫富悬殊说。当前大多数人对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动机在于要缩小社会上存在的贫富悬殊，认为富人应该多纳税，穷人少纳税或者不纳税，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并且认为，如果穷人不用纳税，那么其收入就相应的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人们之间的贫富悬殊。保障人权说。刘剑文教授在全国人大的听证会上明确指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首先应当建立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即首先应当保证人们为了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部分不纳税。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那么，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对于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功能有什么影响？本文拟就该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向学界同仁请教。一、无疑，个人所得税之纳税人有权根据法律之规定向国家交纳其应缴之税收，但即使国家规定其应当履行且无法规避的，称之为权利似乎不及称之为义务更为妥当。当然我们不否认纳税人不止负有义务，其在纳税过程中也享有一定权利，如知情权、拒绝缴纳超过其应缴之数额的权利等等，但这种意义上的权利跟作为整体的纳税行为是权利抑或义务似乎有所不同。我国出版的《法律词典》对“权利”一词的解释是：“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从通常的角度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或认可。” 其本质特征是权利主体可以为也可以不为某一行为。如果行为人不为某一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这就很难说是一项权利，而应当说是一项法律义务，因为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对法律关系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约束”。换句话说，义务是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事。如果不做，政府就要强迫他做，如果义务人要反抗或者逃避，还要他进行惩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税收征收管理法》也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可见我国立法上是将纳税作为纳税人应当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而不是当作一项可以任由纳税人处置的权利来对待的。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都把偷税、漏税列为一种罪刑。这说明，无论中外，都把依法纳税看成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将纳税当作纳税人的一项权利实际上是将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可以享有的权利跟整个纳税行为等同起来了。至于有人认为将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定的较高（其实这也是相对的），以至于未能超过扣除标准的人就不能向国家缴税了，从而剥夺了这部分人的“荣誉感”的观点，只是极个别现象，在税法学界并不存在。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于对纳税的本质存在误解所致。任正隆委员的话里还隐藏着一句潜台词：即越有钱、交税越多的人越有“荣誉”。这种鼓励人们纳税的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一味地认为纳税越多越光荣。这还要看税收征管部门征收的税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果纳税人通过诚实合法地劳动，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的同时根据法律的规定缴纳大量的税款，这无疑是件好事。如果对于税收征管部门违反法律规定让纳税人多交税款，不但不制止，反而认为这是一种荣誉，那就很不应当了。这不但不是一种荣誉，而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是应当制止的。如果想多向国家作贡献，完全没必要建议国家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向社会弱者或者国家作出捐献同样能够为他带来荣誉感。而相反，如果调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则增加了全国数以万计其他纳税人的税负，这不符合当今税制改革的潮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看法，这跟我国的税制结构存在一定关系。我国的税制结构的特点是，它不是以直接税为主，而是以间接税为主。目前，中国的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还不足10%，而商品税则占总收入的60%～70%。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直接税的纳税人不能将其税收负担转嫁给他人，而间接税的纳税人则能将其纳税负担转嫁给他人。因此，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增值税、营业税、关税之类，最终都是通过减少个人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而实现的。由于商品税的税负容易转嫁，而且最终多转嫁到了终端消费者身上。因此，即便个人收入没有达到税法规定的扣除标准，但他实际上仍然在向国家交税，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部分税收包含在商品价格之内，通过商品经销者直接交纳，消费者没有意识到而已。正因如此，才有人认为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名义纳税人并不就是实际纳税人，这种隐蔽和错位构成对纳税人荣誉感的极大不尊重。因此，如果改革中国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的格局，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格局。这样，隐蔽性不存在了，误解也就随之消失。二、对于个人所得税到底是否应当成为调节贫富悬殊的手段，近年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而且从媒体的报道看来，似乎肯定说占了上风。有撰文指出，个人所得税法的主要功能应当是调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有学者通过比较我国和英国、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缩小贫富差距中的不同作用，结论性的指出我国的所得税规模偏小，起不到应有的缩小收入差距作用。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研究对于促进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和完善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是否应当是调节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事实上，基尼系数反映的不只是人们在收入上的差距，它更多地是反映人们在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收入不等于财富。收入的多少能够影响到人们财富的多少，但不是唯一因素。形成社会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产存量高度相关，而个人所得税针对的是资产流量，对资产存量则无法调节。其次，个人所得税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只在于削平高收入者的收入，而不能增加低收入者的财富。再次，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税率制——尤其是较高的边际税率加上较低的征管水平和较弱的纳税意识——不但强化了纳税人的偷逃税动机，而且增加了征收成本、降低了征税效率，降低了税收征管的透明度，因而也限制了它在调节人们的收入差距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事实上，许多富豪体现在工资表上的收入都不是特别高，有的比他们所聘请的员工收入少得多，甚至只是象征性的领取一点工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占居多数。因此，主要用来调节收入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即便我们认为这是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很难实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目的的。从理论上说，个人所得税确实具有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但这只是其副产品，而不是主要职能。其主要职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指为了政府获得财政收入。因此，即便在目前讨论非常激烈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问题上，重要财政税收部门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否会因此而减少或者到底会减少多少，而不是更多地考虑到是否有效地减少了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如果真是为了缩小贫富悬殊的话，政府首先考虑的肯定是开征财产税或者拉大个人所得税的级差。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急于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该说主要是为了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在心理上安抚低收入者，而不是为了缩小贫富悬殊，因为通过调整扣除标准不只是降低了低收入者的税负，同时也降低了高收入者的税负，更何况人们通过调整扣除标准所享受到的实惠（从几元到一两百元不等）对于缩小社会贫富悬殊来说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三、从历史角度看，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也主要是为了获得财政收入。1799年，英国第一个征收个人所得税。当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目的是为了战争举债，而且只对中上等阶层开征，税率为10%。1802年，这项税就取消了。1803年，英国国王埃廷顿又开设了一种新的所得税，采取了按照来源将所得分类的方法。在当时确定的五种来源中，其中四类一直沿用至今。但是这税种到1816年又一次被取消了。1842年，皮尔又一次临时引进所得税，以解决遗留的财政赤字。但是皮尔反对针对富人实行高税负政策，认为这将使富人停止经营业务，甚至逃往国外。因此，他对低于150英镑部分实行免税，只对高于150英镑部分征税，税率为3%。同时，他还降低了间接税，以促进制造业、贸易和商业部门的发展。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其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关税和消费税。但是战争开始后，庞大的军费开支迫使联邦政府开始寻找其它财源。1861年，北方联邦政府制定了一部所得税法，以冀充实军费。根据这部法律，联邦政府对年所得在800美元以上部分征收税率为3%的个人所得税。但是由于这部法律的表述不够清楚，因此一直未能实施。一年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部所得税法，并且得到了实施。根据这部法律，1万美元以上部分的最低税率为3%，最高为5%。这部法律于1872年废止，在此期间共征收了3.76亿美元，相当于那段时期美国国内税收的20%。1894年，由于国际贸易量下降，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关税和消费税随之减少，美国财政收入告急，于是美国国会再次通过了一部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对4000美元以上的所得征收2%的个人所得税。但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宪法规定，“除与已进行的人口统计的数字成正比例的直接税外，不得课征其他直接税。”189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判定，所得税是直接税，要在各州人口比例分摊。因此，1894年的这部税法由于违宪也未能付诸实施。1913年，美国对宪法进行了修正，赋予国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权力。同年底，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后的第一个个人所得税法，从此该税种在美国迅速发展。在此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个人所得税主要适用于少数高收入阶层，豁免范围较宽、税率累进程度也较温和。在“二战”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原因，美国大幅度削减了豁免项目，并提高了税率档次。战争结束后，美国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个人所得税收入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持续上升。1939年个人所得税大约只有10亿美元，1988年收入额达到1000亿美元，1996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6564亿美元。近年来，联邦预算收入约有45%来自个人所得税，它已经成为联邦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税制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加拿大是在1917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各项开支剧增，从而促使联邦政府考虑征收个人所得税。甚至其个人所得税法的名称就叫做《战时所得税法》(Income War Tax Act)。这个名称一直到1949年才被新的《所得税法》所取代。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是1887年开始征收的，其主要动因也是为了筹集军费，因为自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以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就在个人所得税开征的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即制订了多种侵华方案，其中以其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提出的《清国征讨方略》最为著名。它不仅包括军事占领北京、南京等地的作战计划，还特别谏言乘战胜之机将中国分割为六块，以最终灭亡中国。1890年，三县有朋首相的《外交政略论》和《军事意见书》在内阁获得通过，确立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后来被发展为“满蒙生命线”和“大东亚共荣圈”。韩国曾长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1948年，韩国共和国成立，并开始建立税制。在当年颁布的八部基本税法中就包括了所得税法。加拿大、日本、韩国的经验更是说明，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应该是组织财政收入，而不是为了调节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的发展轨迹跟英国和美国也很相似。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起始于20世纪初。1914年，中国民国即颁布了《所得税条例》，但是由于讨袁护国战争爆发未能真正实施。1935年，国民政府重又提出《所得税法案》，次年立法院通过《所得税暂行条例》，行政院颁布《所得税暂行条例细则》，个人所得税制即行实施。国民政府拟定先行对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利息所得课税，其余各类所得自1937年起全部课征。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开征个人所得税由此开始。1943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所得税法》，其中就包括个人所得税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但是在它成立后到1980年的三十年时间里，我国并没有建立独立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简单，收入来源单一，个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差距不大。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了解决来华工作的外国人的所得税问题，国家财税部门开始研究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根据这部法律，征税所得包括工资、薪金、利息等六大类。工资、薪金按照六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税率从5%到45%不等，其他五类均按照20%的统一税率征收所得税。为了适应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并对其中的高收入者进行调节，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例》，并与同年开始实施。其主要适用对象为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建筑安装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以及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开业的城乡个体工商户。同时，为了进一步调节个人收入，防止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悬殊过大，1986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个人收入调节税的缴纳人为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中国公民，征税收入包括工资、薪金收入、劳务报酬收入等八类，税率从20%到60%不等。1993年10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并于1994年1月1日施行。1994年1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1994年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原来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将原来按照纳税人的类型分别设立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合并为一个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并从纳税人、征税项目、免税项目、税率、费用扣除等方面加以完善，从而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法。此后，我国又对个人所得税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主要包括针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建立个体工商户的会计制度，针对企业管理者使用年薪制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等。四、尽管个人所得税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调节收入的目的，但是现实中的某些做法往往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个人所得税的这一效果。首先，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人们的收入——尤其是高收入者的收入——逐渐显示出多源化的趋势，即从多个来源获得收入。他们的收入除了来自薪金外，还来自于其他许多不同类别，如各种投资所得。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各种不同种类收入使用的税率各不相同。这样，人们可能通过混淆不同类别的收入（适用不同税率）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或者减少自己的应纳税额。另一方面，对于来自海外的收入，由于在税收征收方面的困难，这些收入也往往很难被税务机关发现。于是人们便可能通过混淆境内和境外收入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税收义务。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由境外关联公司（母公司）支付本应由境内企业支付个人工资薪金的方式，达到逃避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的目的。实际征管中，由于一些基层税务征管人员没有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对境外企业支付其雇员的工资薪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 241号）的要求执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其次，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有条件利用税法上的漏洞逃避税收义务。这一方面包括利用本国税法上的不完善的地方偷逃税款，另一方面包括国际税收协定来实现少纳税的目的。任何国家的税法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完善之处。高收入者往往可以通过聘用有经验的会计师和税务律师来帮助其实现少纳税的目的。而国际税收协定的制定，其最初目的是为了避免对所得的重复征税，但高收入者往往也可以利用这些国际税收协定来避税。例如，根据国际惯例，税法用住所和实践两个标准来界定居民和非居民。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此规定，凡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一次离境超过30日或者多次离境累计超过90日（即“90天规则”），将不失为全年在中国境内居住，也就不是居民纳税义务人，因而只需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就容易造成纳税人利用居住时间来合法避税。第三、企业代表处、分支机构劳务地和纳税地不统一也可能造成外籍人员少交或者不缴个人所得税。目前，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在内地城市设立隶属于北京、上海等的中国公司或亚太公司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其财务核算相对简单，发生的业务费用一般实行报账制，员工的工资及补贴等全部由北京、上海等中国公司总部发放并在当地扣缴个人所得税。这样，出现外籍人员的纳税地与实际工作地（提供劳务地）不一致的情况，导致代表处或分支机构在总部之外发放给员工的各类补贴和津贴游离于两地税务机关的管辖范围之外，增加了管理难度；同时考虑到这些公司及其员工实际享受了工作地的公共服务设施而不在当地纳税的现实，也有违公平原则。第四、许多高收入者都是企业家或者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有条件将个人收入与企业支出相混淆，以此来减少个人的所得税。部分小型外商投资企业（实为外籍人员的个体或私营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往往采取只领取少量工资、却在公司报销大量的个人支出费用等手段，一方面逃避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另一方面通过报销的个人费用达到侵蚀企业所得税税基的目的。第五、许多地方为了吸引高级人才，往往制定一些有利于降低高收入者税负的规定，使得他们能够合法的少缴或者不缴个人所得税。例如，根据《北京市软件企业高级人才专项奖励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北京市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将本人上一年度已缴纳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的80%用于购买商品房、汽车和以现金出资在本市投资兴办高新技术企业，或者给本企业增加资本金的投入。这项政策后来被延伸适用到来京工作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高级人才以及所有外资企业的高级人才。第六、国家面向某些高收入阶层还制定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政策，这也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例如，个别地区在律师事务所全行业实行核实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其核定的税负明显低于法定税负。这种做法不符合《国务院关于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加强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征管强化查帐征收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 12号）精神，容易造成税负不公，不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者的作用。并且针对这种情况，国家税务总局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任何地区均不得对律师事务所实行全行业核定征税办法。” 但这一文件所禁止的是对律师事务所实行全行业的核定征税办法，而不是完全禁止核定征税。换句话说，只要当地的税务和司法管理机关没有要求统一实行全行业的核定征税办法，就可视为没有违背国发[1997] 12号文的精神。事实上，该文同时又规定：“对按照税收征管法第35条的规定确实无法实行查帐征收的律师事务所，经地市级地方税务局批准，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号）中确定的应税所得率来核定其应纳税额。”实际上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各地税务管理机关，从而使自己下发的文件基本上成了一纸空文。五、在确保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得以实现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保障纳税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使其用于基本生活开支的收入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否则就无法实现保障人权的目的。对于费用扣除标准的确定与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刘剑文教授在全国人大举行的听证会上作了精彩的阐述：(1)从平等权角度而言，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主要在于通过调节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从而缩小其差距，促进平等权的实现。如果费用扣除标准定得过低，将使低收入者负税增加，不符合个人所得税法的宗旨，不利于公民平等权的保障。(2)从生存权角度而言，公民的最低生存条件必须要得到保障，对于属于最低生存条件范围的收入不能征税；如果扣除标准定得过低，势必会损及公民生存权的保障。(3)从发展权角度而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发展权的倡导和保障应提上议事日程。就扣除标准而言，除了对公民的最低生存条件予以保障外，还应该考虑到公民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并享受相应发展成果所需要的费用。如果费用扣除标准定得过低，显然不利于发展权的保障与实现。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世界各国都规定了一定的扣除标准，以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例如，世界各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是按照家庭收入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而且对于家庭的生活开支规定了非常详细的扣除项目。除了为纳税人家庭开支规定了一个扣除标准外，还对一些跟家庭发展或者提高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些其他项目规定了扣除标准，这些扣除项目主要包括：教育开支、购买保险、购买高科技消耗品如汽车、电脑等。此外，一些国家还通过对个人所得税规定一个扣除标准以促进传统道德建设。例如，泰国鼓励纳税人成家，有配偶的纳税人比独身纳税人有更多的免税收入。马来西亚规定对父母亲的医疗费用支出可给予一定的扣除，为身体残疾的妻子、子女、父母亲购置支撑身体的设备的支出也给予一定的扣除。美国的个人所得扣除项目更加完善（尽管也更加复杂）。根据美国税法规定，其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办法分为标准扣除和列举扣除两种。标准扣除法是基本扣除额和额外扣除额的总和。基本扣除额由依照申报纳税者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如果申报纳税这是残疾人还可以享有额外扣除额。对于列举扣除法，美国个人所得税法列举的项目包括：巨额医药费用和灾害损失、慈善捐赠、房租支出、自用住宅贷款利息、投资利息、员工业务费用、地方税等。除此之外，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还规定了纳税递减项目，即从纳税人的所得税额中之间扣除的项目。这些纳税递减项目包括：商业抵减、个人抵减、和外国租税抵减。其中个人抵减又包括个人可退税抵减和个人非可退税抵减。个人可退数抵减包括劳务所得抵减、所得税扣缴抵减、社会保障税扣缴过多抵减和低吨位柴油车辆业主抵减等。个人非退税抵减包括子女领养抵减、子女租税抵减、地产贷款抵减、老人残障抵减、亲属看护抵减、助学希望抵减、终生学习抵减、合格电动车抵减和强制最低税抵减等。六、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在于获得财政收入。政府在通过税收获得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收入分配进行了调节，从而使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更趋合理。但是它很难通过提高扣除标准的方式来实现缩小社会贫富悬殊的目的。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任由纳税人行使和处分的权利。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不会剥夺纳税人的荣誉权。同时，我们在实施个人所得税的同时，应当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并且尽可能早的重新制定一部更加完善的个人所得税法，使之更公平、更能保护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从而更有利于人们自觉遵守。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