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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黄蓉啊.....小龙女啊.....大把的.去金爷爷的小说里找.

龙泉剑。现在也通指浙江龙泉地区，按汉族传统工艺铸造的宝剑。传说是由欧冶子大剑师所铸。欧冶子为铸此剑，凿开茨山 ，放出山中溪水，引至铸剑炉旁成北斗七星环列的七个池中，是名“七星”。剑成之后，俯视剑身，如同登高山而下望深渊，飘渺而深邃仿佛有巨龙盘卧，是名“龙渊”。故名此剑曰“七星龙渊”，简称龙渊剑。唐朝时因避高祖李渊讳，便把“渊”字改成“泉”字，曰“七星龙泉”，简称龙泉剑[1] 。剑，大约创制于殷末周初之际，距今三千多年。早期的剑都很短。西周时两军交战，以车战为主，远则弓箭对射，近则戈矛相接，用不上这样短小的剑，当时主要用来防身。春秋后期，吴越两国相继崛起，争霸于南方。两国均处于水网交错、丛林遍野的水乡，难于车战，步兵和水军遂成为吴越军队的主要兵种，剑成了军队的常规武器。所以，吴越两国都特别重视剑的生产，其铸剑技术也远远超过中原各国成为中国古代的“宝剑之乡”。龙泉剑始于春秋战国时期，[2] 距今有二千六百多年[3] ......欧冶子《越绝书》载：春秋时欧冶子凿茨山，泄其溪，取山中铁英，作剑三枚，曰：“[1] 龙渊”、”泰阿“、“工布”。[2] 龙泉宝剑[1] 历史悠久，驰名中外。春秋战国时期，欧冶子于龙泉秦溪山麓冶剑。《百越先贤志》[4] 载：欧冶子“凿茨山，泄其溪，取山中铁英，作剑三枚：曰‘龙渊’、‘泰阿’、 ‘工布’”。龙泉原名龙渊，因剑而得名，唐代讳“渊”，改名龙泉。龙泉宝剑由此名扬天下，龙泉亦成为宝剑之代名。巨阙剑，能"穿铜釜，绝铁粝 ，胥中决如粢米，故曰巨阙"。巨阙剑利可刺铜锅，一个个决口就像切米糕一样。其两把宝剑的威力，在后世的文献记载中，亦多有描写。如荀子："湛，黑色也。湛庐，言如水而黑。"即湛庐剑是一把黑色的刚柔并济的剑。又如汉《淮南子·修务训》载："夫纯钧，鱼肠....... 加以砥砺，磨其锋锷，则水断龙舟，陆属犀甲。"纯钧和鱼肠这两把剑，在水上可以砍断巨大的龙舟，在陆上可以刺穿坚固的犀甲，其不凡的威力可想而知。传说中吴国公子光为得王位，派刺客专诸杀吴王僚，专诸一剑刺穿吴王僚的三层铠甲，用的就是鱼肠剑。铸造者鼻祖欧冶子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越国人，是龙泉宝剑的创始人。欧冶子诞生时，正是东周列国纷争时期。他发现了铜和铁性能的不同之处，冶铸出了第一把铁剑——“龙渊”，开创了中国冷兵器之先河。史载他为越王铸了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五剑，是中国古代铸剑鼻祖。1956年，浙江龙泉组织宝剑艺人，先后成立宝剑生产小组、宝剑生产合作社和龙泉宝剑厂。龙泉宝剑曾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和友人。上世纪80年代前，龙泉市内只有龙泉宝剑厂独家生产的宝剑被称为“龙泉宝剑”。故事一此剑铸造技艺固然精湛，但它的闻名还在于一个无法知道真实姓名的普通渔翁：鱼丈人。龙泉宝剑 (8张)春秋时，名将伍子胥因奸臣所害，亡命天涯，被楚国兵马一路追赶，荒不择路，逃到长江之滨，只见浩荡江水，波涛万顷。前阻大水，后有追兵，正在焦急万分之时，伍子胥发现上游有一 条小船急速驶来，船上渔翁连声呼他上船，伍子胥上船后，小船迅速隐入芦花荡中，不见踪影，岸上追兵悻悻而去。渔翁将伍子胥载到岸边，为伍子胥取来酒食饱餐一顿，伍子胥千恩万谢，问渔翁姓名，渔翁笑言自己浪迹波涛，姓名何用，只称：“渔丈人”即可，伍子胥拜谢辞行，走了几步，心有顾虑又转身折回，从腰间解下祖传三世的宝剑：七星龙渊，欲将此价值千金的宝剑赠给渔丈人以致谢，并嘱托渔丈人千万不要泄露自己的行踪，渔丈人接过七星龙渊宝剑，仰天长叹，对伍子胥说道：搭救你只因为你是国家忠良，并不图报，而今，你仍然疑我贪利少信，我只好以此剑示高洁。说完，横剑自刎。伍子胥悲悔莫名。——故事见于《吴越春秋》。故事二西有西岳华山，东有东华山（丰县境内）。东华山虽然不大，但也奥妙神奇。前山里有金磨，后山（也叫龟山）会屙元宝。山里风景优美，变幻无穷，什么“仙人洞”、“飞来石”、“松崖滴翠”......是游人观景玩乐的胜地。更有老龙泉一眼，日夜从石洞中流出潺碧水，山中古树野花，景色如画。老龙泉虽然不大却很深，有人将脖子上系了红绸、做了记号的一群鸭子赶进老龙泉洞里。仨月后，这些鸭子竟出现在东海里。因此人们说华山的老龙泉直通东海里的老龙宫，虾兵蟹将和镇海小龙也曾在华山的老龙泉出没。老龙泉不是个凡地方。少年刘邦常到这里来游玩。他几次都见一白发老翁在老龙泉边叮叮当当地打铁，而且每次总是烧打那块半截砖似的铁。刘邦感到奇怪，问老翁道：“老爷爷，您为啥总是烧打这块铁？”老翁看了他一眼说：“刀在石上磨，钢在火中炼，不经千百次锤炼，怎能成块好钢？”刘邦又问：“您要锤炼多久？”“七七四十九天。”刘邦听了感到惊奇，又问道：“老爷爷，您炼了这块钢做什么用？”老人告诉他：“要打一把剑，送给皇上。”刘邦一听，把嘴一撇道：“哼，您敢把杀人之物送给暴君呀？还不如送给我呢！”老翁笑道：“不是送给当今的皇上，是一位未来的真龙天子......”刘邦自幼爱武，渴望得到一把好剑，就不假思索地说：“我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打好就送给我吧......”老翁哈哈一笑：“你这孩子，胆子不小啊......”刘邦说：“当今的皇帝老儿也没啥可怕的。”老翁微微点头，说道：“嗯，打好这把宝剑，就送给你。”刘邦高兴地说：“老爷爷，我谢谢您啦！您什么时候能打好啊？”老翁与他约定了时间，并叫他独自一人四更到、五更回，要试试他的胆量。刘邦谢过老翁回去了。按约定时间，刘邦独自一人摸黑翻山来到老龙泉边，见老翁正在灯下等候。刘邦问：“宝剑做好了吗？”老翁笑道：“你看！”说着从红绸里取出，抽掉剑鞘，只见那剑刃、剑端如空中闪电，光芒四射，寒气嗖嗖，实属世间罕见的宝剑。老翁将剑插入鞘内，递给刘邦说：“相中了吗？”刘邦喜出望外，双手接过道：“太好了！”磕头谢过老翁。他又看看柄,只见上面雕着一条龙,并有“龙渊”二字。老翁说：“你试试如何？”刘邦抽出龙泉剑，舞了一通，老翁连连点头称赞，并交代说：“你要好好带在身边，将来定有大用。”说罢递给刘邦一封书信。刘邦接过，只见上写着：“斩妖避邪杀贪官，除暴安良万民欢。有朝一日登龙位，要靠三尺龙渊剑。”刘邦转脸看老翁，老翁已无影无踪了。后来，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就是用的这把龙渊宝剑。（讲述：孙景先 记录：邓贞兰 采录时间和地点：1980年于丰县文化馆）。[6] 小说编辑《神雕侠侣》中杨过断臂之后来到剑魔独孤求败当年隐居之处，在岩壁石台的剑冢中找到三把剑。（其中一把寓意不祥当年被独孤求败弃下悬崖。）其中有一把玄铁重剑。独孤称之“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令配一段原著文字展示其威力。【尹克西是西域大贾，善于鉴别宝物，眼见杨过以重剑震飞尼摩星的铁拐，已然暗暗吃惊：“此剑如此威猛，大非寻常，剑身深黑之中隐隐透出红光，莫非竟是以玄铁制成？这玄铁乃天下至宝，便是要得一两也是绝难，寻常刀枪剑戟之中，只要加入半两数钱，凡铁立成利器。他却从哪儿觅得这许多玄铁？再说，这剑倘若真是通体玄铁，岂非重达四五十斤，又如何使得灵便？”其实这剑共重八八六十四斤，若非如此沉重，杨过内力虽强，也不能发出如许威力。待见潇湘子的哭丧棒断得七零八落，尹克西更知此剑定是神品。他为人尚无重大过恶，只是自小便做珠宝买卖，一见奇珍异宝，心中便是奇痒难搔，或买或，或抢或偷，说甚么也要得之而后快。这时见了杨过的重剑，贪念大炽，当即纵身而出，金龙鞭一抖，便往他剑上卷去。杨过与他在绝情谷同进同出，见他成日笑嘻嘻的甚是随和客气，对他一直不存敌意，眼见金龙鞭卷到，鞭上珠光宝气，镶满了宝石、金刚钻、白玉之属，当下让玄铁剑由他软鞭卷住，说道：“尹兄，我和你素无过节，快快撒鞭让路。你这条软鞭上宝贝不少，损坏了有些可惜。”尹克西笑道：“是么？”运劲便夺，杨过端凝屹立，却哪撼动得他分毫？这时尹克西站得近了，看得分明，这剑果是玄铁所铸，金刚钻是天下至坚之物，不论与住何硬物相擦，均能划破对方而己身无损，但金龙鞭鞭梢所镶的大钻在玄铁剑上划过，剑身竟连细纹也不起一条。心头火爇，知道对方武功厉害，若非出奇制胜，难夺此剑，便笑嘻嘻的道：“杨兄功夫津进若斯，可喜可贺，小弟甘拜下风。”口中说着客套话，右腕一翻，突然寒光闪动，左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猛地探臂，向小龙女胸口直扎过去。他这一下倒也不是想伤小龙女性命，只是知道杨过对小龙女情切关怀，见她有难，定然舍命救援，那么自己声东击西，便能夺到了宝剑。杨过见状，果然一惊。尹克西喝道：“撒剑！”全身之力都运到右臂之上，拉鞭夺剑。他这一声：“撒剑！”杨过当真依言撒手，挺剑送出。剑长匕短，重剑隔在三人之间，匕首便扎不到小龙女身上。但杨过情急之下，力道使得极猛，连剑带鞭的直撞了过去。尹克西明知此剑甚重，早有提防，却万想不到来势竟是如此猛烈，眼见闪避不及，急运内力，双掌疾推，砰的一声猛响，登时连退了五六步，才勉强拿椿站定，脸如金纸，嘴角边虽犹带笑容，却是凄惨之意远胜于欢愉，顷刻间只感五脏六腑都似翻转了，站在当地，既不敢运气，也不敢移动半步，便如僵了一般。杨过走近身去，伸手接过玄铁剑，轻轻一抖，只听得丁丁东东一阵响过，阳光照射之下，宝光耀眼，金银珠宝散了满地，一条镶满珠宝的金龙软鞭已震成碎块。《飞狐外传》《飞狐外传》中的主人公胡斐不用剑，但是大侠苗人凤却是苗家剑的高手。一路“苗家剑法”天下独步！但是“提撩步白鹤亮翅”这一招却是他剑法的最大破绽。所以这里的“剑”扮演了一个两面的角色：败胡一刀于剑下，又要以此剑的破绽输在胡斐的刀下。传承十余年的仇恨，由他起自他终！《雪山飞狐》《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无甚二致，只是没有详细的提到的反派人物田归农也是使剑的高手。他是天龙门北宗的掌门，“胡苗田范”武功本各不凡，他的身手也算的是名震武林。一手“天龙剑法”源出内家，乃是正宗武学！只可惜此人向来阴损，《飞狐外传》中的掌门大会上，以宝刀削人兵器，再以长剑伤敌的手段叫人齿冷。在想想曹云奇，阮士中，殷吉，看来“剑”在天龙门中人手中，不过是害人的工具。《连城决》《连城决》使剑的高手就只水岱和刘乘风，两人都是内家剑法，讲究圆转如意。但是最后刘乘风不故忌讳与血刀硬拼内力，误死于花铁杆之手。水岱也犯了大忌，心气浮躁下中计以至毕命。可见，剑之道有时就是叫人冷静！《天龙八部》《天龙八部》中使剑最通神的就是剑神卓不凡了，一字慧剑门中仅存的高手。此人果然非同凡响，一手吞吐剑芒的绝活就叫人嚼舌不下！可是即使如此身手还是输在虚竹手下，倒也心服口服。看来剑之道也是“自知之明”。《射雕》《射雕英雄传》用剑的是江南七怪中的韩小莹。“越女剑”吴人的柔美，吴人的楚楚。在她的剑下如此完美。特别是与张阿生道别的一段……剑，如此婉约。《白马啸西风》《白马啸西风》中用剑的只有青莽剑陈达海，还是黑道人物。最终因为贪婪而死于迷宫。剑士的故事众多，这可能算是黑道人物下场的典型说法了铸剑兴衰编辑《越绝书》记载：楚王命令风胡子到越地寻找欧冶子，请他制造宝剑。于是欧冶子走遍江南名山大川，寻觅能够出铁英、寒泉和亮石的地方，只有这三样东西都具备了，才能铸制出利剑来。最后他来到了龙泉，经两年之久，终于铸剑三把：第一把叫做“龙渊”，第二把叫“泰阿”，第三把叫“工布”。这三把剑斩铜剁铁，就似削泥去土。楚王见剑大喜，赐此地为“剑池湖”。关于此后龙泉剑的下落，《晋书·张华传》记载；“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外紫气。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伟象，乃要焕宿，因登楼仰观。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大耳。’华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焕遣使送一剑与华，留一自佩。”[5] 另外此剑曾为李渊的佩剑，李渊死后随李渊葬于献陵，也有传说李渊曾将此剑传于太宗李世民，后与李世民一起葬于昭陵。另还有传说，“邋遢道人”张三丰曾配此剑。其实际下落不可考。往事越千年，欧冶子的铸剑技艺在龙泉深深扎根，世代相传，直到今天。为了纪念龙泉宝剑鼻祖欧冶子，后人在剑池湖建了“剑池亭”和“欧冶子将军庙”，塑造了欧冶子铜像，成了一方千年古迹。龙泉宝剑以“坚韧锋利，刚柔并寓，寒光逼人，纹饰巧致”之特色而誉驰中外。历史沿袭编辑春秋战国制剑术以吴越地区最著。古人言：“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弗能为良，地气使然。”龙泉产铜、铁，以制剑名师欧冶子为始祖的龙泉宝剑乃铁剑之魁。[2] 秦汉龙泉的铸剑业专为皇室铸造宝剑。汉适用于砍劈的环柄刀逐渐代替了剑。龙泉宝剑从此淡出战争喧嚣，承载起剑文化的内涵。魏晋龙泉铸剑业受到人口骤增与文化重心南移的推动，铸剑业比较发达，颇具一定规模。唐凡制名剑，必称“龙泉”，龙泉已成了宝剑的代名词。宋咸平初年，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杨亿在《金沙塔院记》中称：“缙云西鄙之邑曰龙泉，实欧冶铸剑之地。”南宋嘉定三年（1210），何澹撰《龙泉县志》载：“近境有剑池湖。湖，世传欧冶子于此铸剑，其一号龙渊，以此乡名。”北宋时任宰相的龙泉人何执中(1044—1118)，极力提倡铸剑，龙泉古城的铸剑业盛极一时，剑铺林立，比比皆是，成了欧冶子时代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元至正十七年（1358）十月，宋濂《龙渊义塾碑》称：“龙渊即龙泉，避唐讳，更以念今名。相传其地乃欧冶子铸剑处，至今有水号剑溪焉。”明万历《桥苍汇纪?地理》记龙泉县“山南为秦溪，剑池湖在其阴，周围数十亩。湖水清冽，时有瑞莲挺出。旁有七星井，为欧冶子铸剑之所，今为官田，井尚在，夏日饮其水，寒流侵齿骨。”今古井犹存一口，旁有欧冶子将军庙及剑阁（阁在“文化大革命”初被毁，现已重建）。历代剑匠因敬仰欧冶子，每年端午节皆往剑池湖（井）挑水淬剑。每铺于当日精制剑两把。清19世纪晚期，枪炮代替刀剑，宝剑成为武术器具、道教法器、舞台道具及观赏工艺品。由于龙泉剑形、质兼优，广为武术爱好者和艺术鉴赏家青睐，龙泉铸剑业代有名匠，久传不衰。清乾隆十三年（1748），铁匠郑义生于城镇东街开设剑铺，招徒授艺，运用中国传统的熔化生铁灌注熟铁的“灌钢”冶炼法制作刀剑。所炼刀剑不易生锈，剑刃锋利。清道光年间（1830年前后），龙泉廖太和剑铺精于镂刻工艺，继承战国时期装饰风格，各噪一时。清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驻扎龙泉旬日，需补充大量刀剑武器，剑匠郑义生第四代孙郑三古剑铺，剑质上乘，应接不暇。光绪初，有周国华（乳名六儿）、周国荣（乳名五儿）、周国贵（乳名老九）拜千字号剑铺郑文轩（郑三古之子）为师。满师后，周国华单独开设万字号剑铺。2014年，武当山发现清代七星龙泉剑，剑上镶嵌北斗七星图。该剑长1.26米，重约1.75公斤，剑身和剑柄都比普通宝剑长，木质大漆剑鞘，油漆鲜艳，依稀可照见人影，有龟裂纹路。虽然时隔200多年，剑身依然锋利，錾花刻有青龙、白虎、玄武、朱雀黄道四象，镶嵌北斗七星图，铜饰錾刻道教图案“暗八仙”。[7] 清末民初在这一时期，龙泉的铸剑匠人在宝剑的质量、包装和文化内涵上下了很大功夫，使龙泉宝剑的独特工艺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广为武术爱好者和艺术鉴赏家所青睐。清末民国初期，县城沿溪北岸一条街，从天妃宫（今新华电影院）至官仓巷口，剑铺相连叮当之声，昼夜不绝。民国19年秋，全国国术馆在南京举行国术比赛，30把龙泉剑被评为最佳剑，列为奖品，赠给武术表演优胜者。龙泉宝剑独步东南，名声大震，产品行销全国。为民国时期制剑业的鼎盛期。抗日战争开始后，沪杭等地商贾和省级机构内迁龙泉，手杖剑（时称“司的克”）成为士绅官贾时髦的必携品。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夕，经济萧条，宝剑产销大减。寒光逼人龙泉境内有一种名叫"亮石"的磨石。在这种石头上磨制出来的宝剑，寒光闪闪。龙泉宝剑全靠手工磨光，从粗磨、细磨到精磨，往往要花数日甚至数月之久，一旦磨出，青光耀眼。纹饰巧致剑身上刻有七星标志和飞龙图案。在剑身上刻花，也是龙泉剑的一项绝技。剑工们一不用彩笔，二不照图样，只用一把钢凿在宽不盈寸的剑身上刻凿，刻好后浇上铜水，经铲平加磨，飞龙图案，生动自然，永不消失。龙泉宝剑在古代大都无鞘。用当地特产的花梨木制作剑鞘及剑柄。这种花梨木，质地坚韧，纹理秀美，古色古香。再饰以银、铜，更使龙泉宝剑锦上添花。工艺装饰龙泉剑从原料到成品须经炼、锻、铲、锉、刻花、嵌铜、冷锻、淬火、磨光等20多道工序。传统的手工磨光包括粗磨、细磨、精磨（用当地特有的亮石磨光），使宝剑寒光逼人。龙泉剑选用优质钢材，经过锤炼及热处理后，具有弹簧钢的特性。龙泉剑装饰独特。剑身除镌刻以龙凤、七星图案外，有的还刻有剑主姓名以作纪念。剑鞘、剑柄以当地特产的梨木制成，纹理美观，不翘不裂，并镶以银、铜镂花饰件，古朴、庄重。历史地位由于龙泉剑的名气太大，而且据说欧冶子是在河南舞钢市（古时称柏子国）铸成此剑。早在汉代，它就被尊称为“宝剑”，成为封建王朝皇帝赐给爱臣的“尚方宝剑”。大臣执此“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它也是王公贵族用来进贡、赏赐、馈赠的珍贵礼品，用以炫耀自己地位和权势的标志。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龙泉宝剑锻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浙江省龙泉市沈广隆剑铺的第四代传人沈新培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2012年，龙泉市龙泉宝剑沈广隆（壬字号）剑铺因“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缘故，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名单。此外，还有省级传承人陈阿金、季长强、张叶胜、周正武、郑国荣。[25] 市级传承人陈栋、汤汝平、郑伟平。龙泉宝剑厂更被评委“龙泉宝剑锻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

金庸小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作为小说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叙事结构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景观.它不拘泥于现成的叙事模式,而是不断地进行创新改造.本文从固定模式的创新运用、"建筑框架式"的叙事结构、设置悬念的结构艺术和演绎人性的情节驱动模式四个层面入手,对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艺术作一粗略的探索.讨论金庸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武非武、侠非侠、奇非奇，这是金庸小说的艺术特点，当然也涉及了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为什么王一川博士会将金庸列入“20世纪文学大师”之四？为什么北大严家炎教授说金庸小说标志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问题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还必须说明，金庸小说是怎样将俗文学的形式提升到高雅而又精深的境界；金庸小说又是怎样突破了武侠小说的固有模式及文类的局限，而获得创造性的艺术成就？我们还要说明，金庸小说是怎样超越了武侠小说及其通俗文学的极限，从而看是武侠小说，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却又不是武侠小说——别的作家，包括武侠小说的另两位大师梁羽生和古龙，他们的小说仅仅是写得好的武侠小说而已；只有金庸的小说不能在武侠小说的概念范畴内获得充分的解释，必须突破这一概念的局限，才能真正地理解金庸小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金庸才有可能与鲁迅、沈从文、巴金等文学大师并列。金庸小说的叙事方法及其作品的结构形式的与众不同，不仅与所有的武侠小说作家作品不同，而且对非武侠类型的小说作家也大有启发。金庸小说除少数几部如《连城诀》、《白马啸西风》、《侠客行》及《笑傲江湖》等外，其余都有或深或浅的历史背景。——《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写的是清乾隆年间事；《鹿鼎记》写的是清康熙年间事；《鸳鸯刀》的时代背景也是在清代；《碧血剑》写的是明末清初事；《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写的是南宋末年间事；《倚天屠龙记》写元末年间事；《天龙八部》写的是北宋年间事；《越女剑》写的是春秋时期事。这些小说的历史背景、看上去各不相同，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多为民族矛盾冲突激烈，或诸侯争霸、或改朝换代的“动乱时代”。金庸的小说取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以及宋辽矛盾、宋金矛盾、元明矛盾、明清矛盾、汉满矛盾这样的分裂、动荡与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为小说的背景，这不难理解。一是“乱世出英雄”；二是冲突出奇闻；三是可以写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主题；这些之外，还有，四是金庸不想写纯粹的江湖——武林故事，而是要想办法提升小说的主题意义，并施展作者独特的艺术才华。之所以要这样写，表面的原因是要使读者感到可信；再是要改变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开拓新的路子。金庸达到了真正的文学层次及美学层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出，不仅轰动一时，而且被认为是“真命天子已出世。”是因为，金庸正是从这一部小说开始，完全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法及结构，即上述的三维世界。——《射雕英雄传》不仅写了，（1）江南七怪、全真七子、乾坤五绝及其徒子徒孙的江湖世界中的奇人奇事；（2）宋金对峙时代，南宋君臣苟且偷安、卑恭屈膝及昏庸无能；金国君臣的狼子野心、傲慢横行；以及蒙古大草原上成吉思汗逐步统一蒙古部落，并东征西讨，又试图灭金伐宋；（3）前两种背景交织，目的是写小说主人公郭靖的成长：他的父母从山东移居临安，未“安”多日，又被金国王爷弄得家破人亡，母亲怀着郭靖逃到蒙古苦苦挣扎，这才使孩子出生，并一天一天地长大，这些都是“历史”造成的；而丘处机与江南七怪打一场赌，又决定了郭靖此后的人生道路，这又是“江湖”造成的：郭靖从一个讷、迟钝、憨直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勇敢、刚毅、正直、淳厚的大英雄，成长为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这才是本书当中最为人称道、让人激动的因素。也正是小说中最独特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特殊的身世，及他的极为特殊的形象，他甚至连平凡的孩子也比不上，怎么能成为一个盖世英雄、侠之大者？作者用他的生花妙笔，令人信服地叙述了这一奇特的、激动人心的人生历程。他的成长——成才（练武）——成功（保国）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玄机巧妙而又真实可信，都牵动了读者的心。《射雕英雄传》成了一部经典性的作品。它不仅是武侠故事的经典，也是小说艺术的经典，因为它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法及结构形式。《射雕英雄传》当然也成了金庸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分界线。以前的《书剑恩仇录》还没有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陈家洛这个人上，而是集中到传奇情节上；《碧血剑》稍好一些，写了袁承志的童年、学艺的一些经历，但也仍是匆匆而过；《雪山飞狐》则又回到说故事及其“怎样说”（这当然也很重要）上面去了，直至《射雕英雄传》才将叙事重点真正地转移到人上来。围绕人物的成长来结构小说、发展情节，这就像高尔基所说：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展开形式。《神雕侠侣》叙述了杨康之子杨过的人生故事，比《射雕英雄传》更为精彩生动、曲折动人。《倚天屠龙记》叙述了张无忌这一人物的不幸经历，我们已经说过张无忌的父亲是武当派的弟子，而母亲则是魔教的殷素素，正邪结合，非灾即祸，因为正邪不两立，仇怨极难消。所以在回到武当山不久，张翠山、殷素素便双双自杀，张无忌从此成为孤儿。更不幸的是他还身中寒冰毒掌，祖师爷张三丰束手无策，张无忌生命危在旦夕，只得让他到当地名医胡青牛那儿去碰运气……此后张无忌便开始了他孤苦飘零的人生，当然少不了一次又一次的奇遇，一次又一次的磨练和考验。这些，不仅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且还能深深地打动我们。有时我们会觉得“张无忌就是我”，或者是我们极亲近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他的人生故事中受到更多的启迪。这样的三维结构，不仅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而且也使小说的结构形式更加严密，因为它围绕主人公的人生来写，既可保证“人学”的重点，又可保证“小说”的完整严谨。而利用这样的三维结构，在叙事操作上，也有了极大的自由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创造性；而另一方面却又有“法”可依，那就是以人为主。可以简单地说：它比一般武侠小说多了艺术品味；而比纯文学创作多了传奇性及其想象与创造的自由度；它比历史小说更神奇；而又比一般的武侠故事更深厚。

【侠之疑】 《天龙八部》或许是金庸小说里最暧昧，最众说纷纭的一部长篇。近来由于新版《天龙八部》电视剧的关系，在影视评论观各位网友的口舌之战中，贬者认为新《天龙》血腥粗糙，褒者中亦有人以为《天龙》是金庸小说中最庸俗的一部。 鉴于目前只有20集面世，角色争论多在萧峰身上，纵观网上议论，不喜新《天龙》者认为萧峰当是侠之典范，他当如成年郭靖一般的仁爱和义烈；推崇新《天龙》者，却看出萧峰身上唤醒对“侠”的怀疑??正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经历着“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写郭靖是侠者之立，杨过是侠者之变，萧峰是侠者之疑，韦小宝是侠者之反。无论仁爱义烈，还是武功绝伦，那些天神般的英雄高士在《天龙八部》逃不过恐怖和惨伤，这是对《射雕》三部曲里侠义至上的怀疑，所谓的侠义在《天龙八部》里，犹如天人五衰： 天龙八部里最高的天神，“天”本来是有情众生中最享福报的一道，但他们也逃不过轮回之苦，死前有天人五衰,三年后山西天龙再被退市警示，郁郁不乐，亦如《天龙八部》里那些极顶高手，最完美的道德，最光明的人格，天神般的武功，都逃不过冤孽和悲悯。《天龙八部》描述的是衰亡，充溢的是同情。 《天龙八部》是庸俗之作吗？《天龙八部》里金庸本人在五卷之后附上的陈世骧先生书函颇有意味，这一段是对“结构松散”的辩解： “读《天龙八部》必须不流读，牢记住楔子一章，就可见‘冤孽与超度’都发挥尽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却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所谓恐怖与怜悯，再说句更陈腐的话，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叫做‘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罢。” 不喜欢《天龙八部》的人们，或者是无法接受“离奇和松散”，或者是无法在书中找到侠义道的善有善报，婆娑世界“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这和《射雕》三部曲里善恶果报的鲜明世界完全不同，而又异于《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里嬉笑怒骂的世俗红尘。电视剧《天龙八部》如果愿意在通俗性之外保持一点对原著的敬意，就不太可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惩恶扬善，扬眉吐气，仁义无敌。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中人物离奇，情节的合理性让位于意境和寓意，无不有过人之处,你玩过这样的30款网络游戏吗 (，有帝王公卿，有江湖豪客，有长生的术士，有俊雅的少年，有神仙天人般的美女，有匪夷所思的武功，有阴谋，有复仇，有陷害，有误会……天龙八部，人与非人，同聆佛法，从南海到北国，从姑苏到天山，果然是北冥有鲲，化而为鸟，横绝四海。这么恢宏超常的众生，结篇却是发了疯的慕容复在坟园沉浸于帝王的幻想，一群小儿嬉笑着扮演臣民换糖吃。一个明白不过的寓言：红颜转瞬白骨，才能、功业、野心、爱恨如露如电，梦幻泡影。在这个寓言之下，那前面五大卷的热闹同归于一个幻影，悲天悯人，《天龙八部》里奇异的缘法，未必是颠覆英雄主义，但至少有着深刻的悲伤和疑问，亦正是这悲伤和疑问，成全了英雄之所以为英雄。 金庸在释名篇里暗示，他乃是以佛教中的天龙八部象征小说中的人物，这八部神道精怪“各有奇特个性和神通，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却也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天龙八部的神道精怪，来源于印度教，诡异神奇，佛教在和印度教的竞争中往往编造些他们皈依佛门的故事，佛经中也将其列为八部护法。如廖朝阳先生(《天龙八部的传奇结构》)所言，虽然八部精怪同聆佛法，但在世界中他们却各有不同的缘法和解脱之道，便如《楞严经》所言 “若有诸天，乐出天伦，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诸龙，乐出龙伦，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乐度其伦。我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小说里写的也正是众生相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段誉的出世和萧峰的入世互为印证，他们是倾盖如故的兄弟，虚竹的巧遇和乔峰的苦难亦互为印证，他们也是同参大道的朋友。 有人把天龙八部对应于书中人物，譬如萧峰为天,天龙八部 [二零零九天龙十★大家族终极排名]，段誉为龙，这颇为牵强，恐怕金庸本人写作时也不存在这种清楚的映射，他只是写出了一批离奇的人物，如同佛教神话中那些和凡人共存于天地间的“非人”众生。倒是书中武功最神奇，福泽最深厚的逍遥派高手很象天道中人，临死前的“散功”便是天人五衰，光华褪尽，枯萎而亡。 【萧峰】 曾经见文章说萧峰是深受儒家仁义观念的堂堂大侠,天龙八部私服登录器，甚至说什么萧峰有诗人气质，儒家气质，这比较费解。孔子说，勇而无礼则乱，萧峰后半生被中原武林所谓的礼义之道贬斥，告白无门，他也索性睥睨了“礼和义”，奔走杀戮，凭着天性中的清白和骄傲，为所欲为，实在是孔夫子所谓君子之乱。 《天龙八部》起始时的乔峰的状态，应当是一个努力履行礼义的所谓“侠义领袖”，他的行为标准类似成年后的郭靖，可是他的生活突然中断，无论是出于如何荒谬微小的理由??一个女人微小的愤恨拉开了癫狂世界的幕布，乔峰的光明道路中断了。整个天龙八部，写的是乔峰从这样一个稳定的状态走向灭亡，他在天龙里的经历纠缠着自我认知和复仇雪恨，他被陷害，又夹杂着血统带来的原罪，他被那些教养他的中原武林大豪怀疑，被所谓的忠义爱国者疏远排斥。他的确充满了重重疑窦，矛盾，激愤，误会，价值观的崩溃，在复仇和雪冤的道路上，逃不过灾难的天罗地网，他是一个受天谴的英雄，最终虽然坦白接受了自己的契丹身份，却无法再对所谓的中原武林有价值认同。但同样他也无法融入契丹阵营，于是在极端的孤独中死去。萧峰身上有经典的西方悲剧因素：自我认知和复仇。萧峰冲冠一怒，杀人如麻，血性发作时的确凶狠，他对追查自己身世杀的人，采取的强硬和坚决，是郭靖不会做的。的确他也自认：我蛮性发作，就什么也顾不得了。萧峰胸前的狼头刺青，他的仰天长啸，都是不可忽视的隐喻，象征一种原始的爆发力，来源于神秘的血统。 胡军的萧峰，在我看来是比黄日华的乔峰更接近原著里那个癫狂世界中竭力保持着清醒的英雄。乔峰活了三十岁，天赋神勇，为人上进；又有名门正派侠义道的自幼教育，世界在他看来无疑是非分明；他自信他的武功才艺也能让他扶正锄奸、洞察秋毫；他自制禁欲，仁义果决，自信朋友和下属对自己的服膺和爱戴。然而，杏子林中，这三十年来他所熟悉的世界突然天翻地覆，背叛、陷害、误会，一切他无从辨白，他看惯了的信任和友谊也都瞬间变成了怀疑和疏远。而这一切迷雾中，最让他震惊的是他的身份血统，他自认为清白无私的前提被质疑。甚至可以说，萧峰从此走上的，是痛苦的自我重建。 世界的无理和癫狂压迫着萧峰，他在诬陷中越陷越深。聚贤庄上，萧峰以一套太祖长拳应对其他汉人来自四夷八方的武功。这时他已经起了对汉族正统的讥讽之心。雁门关外，对着族人共同仰天长啸，那时他已经彻底嘲笑民族正统观,天龙八部详细攻略，剩下的就是复仇之心了。而一件件血案如幽灵铁定了他和中原武林的对立。有人评价胡军的眼神时常迷惘，以为是弊病。我不知道是否演员故意如此，萧峰在和阿朱相处时，也依然不忘他的重重疑惑，杏子林之前他的心地有多清明镇定，复仇路上他的心地就有多震惊迷茫。也正因为这种迷茫，让他失去了阿朱。萧峰受康敏之追杀镇南王，并不是处于很镇定清醒的状态。误杀阿朱，让他突然清醒，也意识到他和阿朱之间的深情，他的复仇在这种爱情牺牲下显得荒谬可笑，等到他找到康敏，连复仇之心他也淡了。萧峰远走辽东，后来出入辽国和女真部落，不再认中原为故土，实际上他的还乡却为永恒的流浪。 萧峰失落了故乡，早年乔峰显然是无条件的尽忠效命于国家。后来他虽承认了自己的出身“勇猛的契丹人”，但对辽国的效忠，却已经有所保留。他的道德观，无疑还有汉民族游侠观里的重然诺,天龙八部攻略，行高洁，抗强暴，悯贫弱，但所凭借的，已经是一己之良知。北宋时代的侠士纠缠于民族纷争，所有入世的侠士都必需效忠一个国家，不能做先秦时代个人主义的游侠。萧峰早年所受的教育又使他无法象虚竹那样出世，仅仅满足于个人的幸福。这个离开了土地的英雄高高在上俯观世间，不胜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