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有关高等教育研究论文

摘 要：供给主体多元化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政府应从过去的单一供给主体转为供给主体之一，与其他供给主体平等竞争。此外，政府作为供给主体，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更应从制度和方法上对高等教育供给整体进行管理和监督，使其能够满足社会有效需求，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公共产品理论；改革路径选择；供给主体多元化 公共产品理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最初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它是为适应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而确立的，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行为是与市场经济活动融为一体的。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上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萨谬尔森对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是：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 高等教育，无疑是国家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天之骄子，也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希望之源。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许多问题也使得我们困惑不已，如扩招后教育教学质量的滑波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等。面对社会的质疑，高等教育改革何去何从，业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适度规模下的公共物品（也有人称为准公共物品或者俱乐部公共物品），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利用看得见的手去介入、影响和校正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路线和目标，使其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方向发展。 一、基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下的高等教育特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大大增加了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利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1.高等教育的公共特质。不同教育性质的确认，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厉以宁从供给主体和教育经费承担方式来看，认为我国现行教育产品有以下五种类型：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如义务教育）、基本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如政府投资提供的各类学校教育等）、具有混合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如某个组织为自己的成员设立的学校或培训班等）、基本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和具有纯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王善迈从教育属于非营利的公共部门出发，认为教育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或混合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属于混合公共产品。劳凯生则认为，从教育非垄断性质、公共产品与市场的关系、产品的竞争性和可分性程度来看，教育这种公共产品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私人产品或准私人产品。 高等教育属性的确认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政府是高等教育唯一的供给主体，且完全承担教育经费，此时的高等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第二阶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和经费承担方式的变化，使得高等教育的性质也相应改变，具有混合公共产品的特点，我们可称之为准公共产品。 所谓准公共产品，是指不严格遵守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即高等教育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轻易地做到排他。例如，高校向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来为特定的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在一定的规模下（学生数量）具有良好的外部效应，但是超过一定规模后，必将发生拥挤效应，从而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因此，我们又可以称之为俱乐部产品。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具有公平性和正的外部效应。所谓公平性是指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它是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每一个人均能够享受这种产品和服务。如早期的高等教育，通过公平竞争（高考）被择优录取的考生能够免费获得这种教育的权利；当前的高等教育同样需要通过公平竞争（高考），才能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不过教育经费不再由国家承担。正的外部效应是指个人获得高等教育之后，不仅个人受益，而且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如从知识传递的贡献来说，它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弘扬本民族文化、传播人类科技和文化知识、提高大众的民主意识等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如表1所示。 2.高等教育的经济特质。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会产生巨大的效益。首先，个人精神层次的提升（精神收益）和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社会收益）等等，这些无形的收益是无法具体测量和估算的。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也具有相当的经济特质，具体表现为： (1)新的增长点。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手段乏力，什么才能够成为我们社会新的增长点？显然，高等教育无疑处于声名显赫的位置。这在世界经济和教育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多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家庭储蓄的首选目标是用于子女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投资，正是这一具体国情强化和放大了高等教育的经济特质。 对此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早在1999年2月19日《经济学消息报》中就提出，若三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且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他费用每年4—5千元，则届时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其在校消费约为40亿。再考虑这笔钱所带动的间接消费，用我国的投资乘数来计算，这240亿可拉动近1000亿左右的投资与最终消费。在笔者看来，此观点可信度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确实能在短期内大大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居民具有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支付意愿和能力，这就使得高等教育成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点有了可能。 (2)产业化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势头迅猛，特别是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高校扩招重大决策后，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据教育部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在校生数211210万人，居世界首位。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马丁·特罗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创立的，他分别将15％和50％作为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即将毛入学率低于 15％的高等教育称为精英教育，在15—50％范围之内称为大众化高等教育，而在50％以上称为普及化高等教育。我国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和相关数据表明，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已到来，为此很多学者提出了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口号。 所谓教育产业化，是指运用现代产业发展机制和管理方式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办学方向社会化和办学投入产出效益化的过程。尽管教育产业化问题见仁见智，争论很大，但事实上，当前在我国还是有具体表现的——主要就是利用社会闲散资本兴建并经营大学城、职业院校、二级学院以及民办高校等，并允许营利的一系列行为。 二、政府在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的责任 作为高等教育供给主体之一，政府不仅需要在财政投入、制度和管理水平上努力提高，还需要强化市场意识，并在宏观上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全面的规范和引导。 1.加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大财政投入，优化配置，整合各种教育资源，搭建强有力的高等教育平台，能够发挥显著的引领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稳定发展。以“211工程”和“985工程”为例，政府集中资源对部分基础好、水平高的高校进行重点建设，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模式的成功尝试。这两大工程很好地实现了通过重点建设进而推动整体发展的战略构想，较大程度改善了高校的办学条件，提高了高校培养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和进行高科技开发的能力，一批重点学科已成为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基地。 2.不断调整知识结构和教育模式，满足社会有效需求。高等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直接为社会输送各类高层次人才和服务，因此必须与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而我国传统高等教育存在的与市场需求联系不紧密、办学模式封闭滞后等弊端，导致其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态势，无法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的变化。因此，政府必须洞悉当前社会的需求发展态势，审时度势，不断对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和教育模式进行调整，从而引导高等教育保持正确的前进路线。 3.建立现代产权理念，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快速发展的前提。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并非不可变化，应该看到，由传统政府控制型向政府管理型转变应是高等教育改革目标之一。因此，建立现代产权理念，实现高校所有权和办学权的分离，使高校成为具有经营自主权的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主体，既是重构政府和高校关系的契机所在，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 4,建立严格的准入、核查和激励制度。随着高等教育领域向社会（私人）资本开放，使得某些院校的办学规模、质量等指标没有一个严格而统一的标准。更有甚者，仅仅把高等教育当成自己的摇钱树，只重视自己的经济效益，一切向钱看，最终会导致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遭到社会的质疑，从而失去公信力。因此，政府首先应设立一定的门槛，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对高等教育供给主体进行资格审查，并在其提供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实行有效监督。其次应对其提供的高等教育产品进行全面评估和核查，保证质量，提高消费主体的竞争力。第三，建立合情合理的激励制度，通过诸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或者其他市场化手段对提供优质高等教育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主体予以奖励。 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困境分析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供给和需求的发展不平衡，单一的供给无法满足日益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需求。高等教育资源的这种短缺具体表现在其供给数量的匮乏和供给质量的缺陷两个方面。 1.人口基数过大。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显旺盛。尽管近几年来，高等教育获得了快速壮大和发展，但相对于我国过大的人口基数，仍然显得有些供给不足。笔者参阅教育部相关数据，总结了我国2003。2006年的高考招生数据，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虽然2003—2006年高校招生名额增加了150万人，但是随着报考基数的增加，高考毛录取率却下降了6个百分点，因而2006年就有 420万人得不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可以预见在未来五年之内，毛录取比例在达到人口峰值之前还有可能下降，还会有更多人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笔者认为，庞大的人口基数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之—。 2.低质供给和知识结构的错位。高等教育供给不足不仅包括数量上的供不应求，还包括质量上的低质供给以及知识结构上的错位，导致该资源供给无效或者低效，进一步加深了其供给不足的程度。 首先，由于消费高等教育资源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从而使得拥挤效应的发生率大大提高，出现了规模低效的现象，使得教育资源的消费质量大打折扣，主要表现在教师总量不足、组织管理水平落后、教学事故发生率（诸如旷课等）提高等方面。据有关部门对99所高校外语教师情况调查，周课时一般为14节以上，其中20 —29节的占教师总数的32％，30节以上的占5.4％。而据研究外语教师周课时在8节左右最为适宜。班级教学规模膨胀过快，合班上课，一两百人上大课现象增多，教师组织教学难度加大，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3.高投入和低产出的矛盾。2006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由8777人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高等教育的消费不仅具有抽象的精神收益，还有看得见的经济收益，因此我们就无法逃避对其投入产出进行比较分析，也就是说要看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是否大于（或等于）预期。许多教育经济学家在一般教育投资和高等教育投资等方面作过深入的研究，也给出了不同的估算值。表3是关于不同收入国家对于不同类型的教育投资社会回报率及个人回报率的估算。 从表3可以看到，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非常高的。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率随着其收入高低呈递减趋势，也就是说，收入高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比低收入国家普遍要低。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的收入越高，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将逐渐减低。换句话说，假定投入（不计机会成本投入）一定，抛开其他诸如知识结构、专业设置不合理等不利影响，当前中国对高等教育投资的产出是低于其预期水平的。 四、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改革路径选择 由于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特性，供给高等教育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我国传统的计划指派特点以及人们对政府的强烈信任，更使得政府当仁不让地成为高等教育供给的核心力量。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政府供给并不等于政府生产。政府供给。可以通过政府直接生产和委托社会（私人）部门生产两种方式来提供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 1.政府直接生产。所谓政府直接生产，是指政府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对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进行直接生产。根据我国历史现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供给可以划分为两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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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高等教育改革正在成为进入大众化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的战略目标。什么是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改革的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们在讨论有关高等教育问题时必须首先考虑的。有研究认为：“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本质与特征的解读似乎都与高等教育的实力或贡献密切相关，即认为高等教育改革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评价指标是系统而多元的 无论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涵义做何种解释，也无论高等教育改革的概念是综合的还是的多元的，有一点应该比较确定：即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诸多内涵中，培养人才的大规模、高质量是其基本要义。这是因为培养人才不仅是高等教育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的基本功能，而且在当今高等教育社会功能不断扩展的状况下，高等教育为社会能够做出的最大且为其他机构所不能代替的贡献仍然是培养人才。 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以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所谓多样化是指在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如办学、管理、教学、研究等体现出多元、多样的态势。培养人才也不例外。现代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从层次上讲，有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之分；从类型上讲，有学术型、应用型、技能型之别；更不用说学科类别上的多种多样。因此，这就给我们讨论什么是高水平、高质量的人才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人们也很难给出一个关于高水平、高质量人才的确切定义。不过，综合众多的有关高校人才培养的研究、论说，我们似可以对高水平、高质量人才做以下一些基本理解。首先，由于高校所培养的人才类型较多、层次有别，因此高水平、高质量人才不应是一把尺度、一个标准，如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型人才与高水平、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的衡量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其次，不论高校培养的哪种类型、哪一层次的人才，要达到高水平、高质量必须具备一些共同的品质与能力。在这些共同的品质与能力中，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与较强的创新能力应该是最为基本的。 就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来讲，虽然很难给出一个有关高等教育改革对高校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的准确的数量或质量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从世界上一些高等教育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中有的毫无疑问可以称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培养创新人才的实践中找到一些认识高水平创新人才数量或质量的思路。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奖被公认为是世界自然科学界最具权威意义的奖项，它被授予那些在这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果的研究人员。因此，这些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所大学乃至一个国家的自然科学研究水平，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所大学乃至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培养学术型创新人才的能力。 如何才能培养适应新时代的需求的人才呢？根据我国当前的教育体系，我认为可分三步来进行：一、积极进行课程体制的改革，优化教学质量二、在教学过程中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三、与学生建立良好关系，激发学习兴趣四、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与实践能力21世纪需要的是综合素质高应用型的技术性人才，不再是需要只会死啃课本，视课本为真理，墨守成规的书呆子。 人的素质核心关键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创造能力表现在创造行为和创新认识两大邻域，就创造认识来说，创造力是由敏锐的感觉力、高超的逻辑思维力、直觉思维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构成。我们的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精神的创造能力的伟大民族，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每一个学校，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高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天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从而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对联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和教育观念、教育模式、特别是由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的这种“应试教育”，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 教育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个性化很强的艺术，没有一种通用有方法可以适合所有的学生。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不断的改革与创新，才能在科技高速发展的21世纪培养出高效的人才。

12月21日上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应何厚铧邀请在澳门出席“2009两岸四地大学校长高峰会”。这次高峰会是在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之际，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办、澳门大学承办的，来自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近30位大学校长到会，围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展开研讨。 袁贵仁在开幕式上作了主题讲演，分析了当前世界高等教育的态势，回顾了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性成就，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展望了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思路。他指出，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我国教育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将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战略性转变，更加重视保证教育质量持续提高的有效机制，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使结构体系更为合理，办学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水平及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为把我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 袁贵仁强调，当前内地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要在三个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深化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培养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鼓励高校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验，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依法明确政府管理高等学校权责，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积极鼓励支持和宣传推广成功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二要健全多元化人才评价体系，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建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事业政绩观和人才质量观，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运行方式进行宏观调控。明确政府、企业、社会和高校共同承担起人才培养、使用、激励的责任，建立多角度评价人才发展潜质的测评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个体发展相协调。三要继续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终身学习机制。加大“985工程”、“211工程”建设力度，加强重点特色学科建设，加强中西部和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以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搭建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成长“立交桥”，从有条件的地区做起，逐步建立弹性学习、工学交替，教师和企业科技人员相互兼职等制度，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袁贵仁高度赞扬澳门回归祖国10年来高等教育的可喜成就，对加强两岸四地大学合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高等学校师生的交流，促进人才联合培养，取长补短，为造就更多的拔尖创新人才和学术领军人物而努力；二是充分发挥中华文化优势和四地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加强学术合作，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形成更多原创性、先进性的科研成果；三是进一步凝聚共识，搭建更多更好的交流合作的平台和载体，使两岸四地大学交流与合作常态化和规范化，构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大学群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会后，袁贵仁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双方畅谈了对胡锦涛主席为澳门大学题词“爱国爱澳、博学笃行”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回顾了澳门回归祖国10年来同内地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表达了遵循“一国两制”方针、深入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意愿。（实习编辑：刘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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