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与族源关系的研究论文

导读 ：三皇五帝时代多存在于神话传说中，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三皇五帝时代以传说的内容为多。中国夏之前的历史是个多文明并列，这种分散的状态在夏到周的几千年里逐渐统一，各流域的国家/文明都把自己的体系纳入到他国已有体系中，或者反过来。这应该是各地广泛交流的后果，同时也是各地走向统一的前奏。

《三易源流考》考证破解《山海经》的作者和时代——三皇五帝时期的社会文化是神巫文化。

在颛顼绝地天通改革之后，《国语。楚语下》曰：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由此可见，五帝时代的社会文化是神巫文化。在完善的文字体系尚未形成之前，神巫文化早已经存在，其世代流传的传播途径是靠口耳相传。只不过到了尧时才开始用完善的文字体系，对世代相传的神巫文化使复典之进行整理记录。帝尧命令神巫重、黎氏专门搜集、整理和记录一直到夏商时期，且已经成为官方之学。可见，其已经成为一种明确的社会存在，这种思想文化的存在是神权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书面资料证明。神巫文化的产生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它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统治权加强的需要，是五帝时期对神灵崇拜思想的继承发展，并以之作为加强其社会统治功能的手段。

作为神巫之学的集大成者《山海经》即是尧使复典之的神巫文化的汇集记录，是在殷商甲骨文之前的最早的文献记载。《山海经》就是对五帝直到夏商时期神巫文化的系统记载，《山海经》中所记的各种祭祀仪式及其所祭祀的神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颛顼进行绝地通天改革之后，确立了神权不容侵犯的地位，通神之权重新集中于神巫手中。尧重新任用重黎之后，对于没有忘的，对于神巫文化的内容及神巫主导的秩序进行总结记录并世代相传，一直到夏商时期，这与《山海经》实际内容及时间跨度是相一致的。而能够包容《国语。楚语下》上述记录所说内容的，并且涉及如此广泛空间和时间跨度内容的也只有《山海经》。

《山海经》的总体框架是以地理布局为根本结构，对历史事件的内容安排也服从于这一根本结构。对历史事件按其发生地和发生时间先后顺序插入地理空间，按照这种空间和时间维度所确定的时空体系，应该能确定该书主要作者也就是完成该书基本框架的作者所处的地理空间和在历史空间中的具 *** 置。而《山海经》在地理空间的表述上是以《海内经》为中心的，这正是完成该书主体结构和内容的作者所处的地理空间。那么再看在这一地理空间内历史事件最后截止的时间，这应就是作者所处时代最重要和最后的历史记载。因为这是作者系统整理记录的结束，代表了作者所建立的历史空间结构和地理空间结构的末端，发生在这之后的历史事件都被分散整理进了地理框架之中。关于作者自身所属时代的历史一定就记录在作者所处的主体地理空间中，最后记载的历史事件就是关于作者所处时代最后发生的历史事件。

按照《国语。楚语下》所说它应该是包含夏商之时的历史内容，但是它是以大禹平定水土为结束的，所以据此可以确定完成该书主体框架和内容的作者所处时代为尧舜禹时期，作者所依据的地理框架为大禹平定水土所确定的九州地理布局和名山大川之成果。西汉刘歆《山海经表》：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东汉赵晔《越王无余外传》：(禹)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

这些信息与《国语。楚语下》所说是完全一致的，对各地祭祀仪式的详细记载也反映出作者身份为神巫，就是《国语》所说的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中的重、黎之后。《国语。楚语下》关于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的记载，就是神巫文化存在和神巫掌握神权的反映。可见，《山海经》的作者或整理、记录者为重黎氏，对《山海经》内容开始整理记录的是尧之时重、黎的后代，伯益仅是其一，将神巫文化内容予以系统化整理形成《山海经》完整结构体系的是大禹之时重黎氏的子孙成员，夏商内容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入的。

神巫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图腾崇拜和神灵基础上的世界观，是人类由于征服自然力量的薄弱由敬畏遂产生自然崇拜之思想意识为前提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主导下的细化和演绎(由巫来专职完成)，完成了对自然及社会的产生、构成、变化和相互联系等的合理化理解和解释，于是形成了以神话为构成内容的神巫文化，这就是五帝之时的社会文化。

《山海经》成为正规官方典籍，并且神巫掌握通神之权是职责所在，神巫文化由世代口头相传发展到后来记录成典册，说明这种文化是有着深厚社会基础的文化形态，是在社会分化产生之后，既有利益的享有阶层对社会下层人民的文化，它所起到的特定作用就在于它是为当时的社会主导阶层服务的。每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在发展成熟后都是为某种利益秩序服务的，它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毫无意义地存在，否则就不会有推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有\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处，是谓巫\民，巫\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嫁不樯，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不用绩和经就能穿衣，绩和经是上古时对衣服的编织和制造，不用稼和穑就能食，说明是私有制产生后，一个阶层群体用其劳动生产供养着另一个阶层群体，社会分化已经基本完成，脱离于劳动生产的阶层已经分化出来，这个阶层就是既有利益的获得者和既有财产秩序的维护者。

《山海经。大荒南经》中关于不绩不经的记载，载民之国与三身国、一臂国、巫咸国、轩辕之国、犬戒国等是并列的，一方面说明这一阶层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他们都曾是各部落的首领或掌有神权的大巫，说明各部落首领是这一阶层的主要代表，部落联盟制度代表的正是各部落首领的利益，这一阶层逐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所以神巫文化是为这一阶层服务的。五帝时代作为一个过渡性阶段，在向国家机器诞生的发展进程中，一定也是这一阶层在起推动作用，神巫文化是这一阶层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在思想领域内与神灵思想相结合逐步树立起其统治地位的反映，以确立起对既有利益维护的秩序，让民众认同和服从既有利益的维护秩序，颛顼在神巫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绝地天通改革将通神的权利集中收回即是对这种利益需求的维护，神巫文化的思想意识形态有着深厚的民众信仰基础故可以引导和迷惑民众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是维护利益享有阶层既有利益的思想利器。

《山海经》是由神巫专职完成的，神巫是上古社会的重要机构之一，《山海经》所记并非单纯的神话故事，它是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地理布局的系统、各地物产的详细、祭祀仪式的齐备和世系的存在说明五帝时期的社会文化基础是神巫文化。这样就容易理解《山海经》中所记录的神话故事、诸神及变化，一方面是历史事迹和历史发展中重要人物的神化，另一方面是神话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历史史实，这是由神巫的职权及社会文化基础的特点所决定的，是神巫文化为社会存在、为神权服务的反映，这也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由神灵主导自然及社会变化的思想认识、观念的反映，在神灵思想由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之后用神巫文化与历史相结合演绎了社会中帝神的产生和神权至高无上权威的建立，体现的正是五帝时期社会统治功能的加强，当时的社会首领利用神权的集中和令人敬畏的作用来加强其对社会的统治权，是国家诞生之前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以羿的故事为例，结合历史史实，羿从部落英雄到取代夏朝后不恤民情终又被杀的过程，是借助了极度夸张的手法，用产生于更原始时代的神巫思维来对历史史实进行演绎，以表彰其功绩并丑化其不义，其结局是妻离子散的下场，射十日是对其功绩的表彰，这些都是对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上作为的生动表述。

对于神巫文化的存在，《史记。五帝》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这一整段的译文为：太史公说，学者们多称说五帝，但五帝的时代太久远了。然而《尚书》只记载尧以来的史实，其它各家所叙说的黄帝，文字都不雅驯。有学问的人也很难据此说个明白。孔子传下来的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儒生们大多不予传习。我曾经西到崆峒，北过涿鹿，东至海滨，南渡江淮，所到之处长老们往往都能讲一些黄帝、尧、舜的典故，这些地方的风俗教化却各不相同，总之还是以不背离古文经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我读《春秋》、《国语》，其中阐发《五帝德》、《帝系姓》的内容是很明显的，只不过人们没有深加考究罢了，其实这些记载都不虚妄。

《尚书》的缺失遗漏由来已久，其所散失的内容还常常见于别的记载。若不是好学深思，对事情的真相心领神会，肯定很难对那些孤陋寡闻的人说清楚。以上是太史公关于后世对黄帝的记载其文不雅驯的见解，这说明黄帝之时的社会文化还是神巫文化，正是这种与后世文化截然不同的特点，才导致后世对黄帝之时的历史记载难以理解，但这正说明了五帝之时神巫文化的存在。在尧、舜时期有祭祀天地日月鬼神之大礼，这应就是对神巫文化的继承，是神权向政权转化过程中神权从属于政权而使政权具有崇高地位的形式，是突出政权的内容实质的，从这儿也能看到政权加强对神权的借用。《史记。五帝》曰：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堙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此段记述说明摄行天子之政是为了代行天命，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既说了政权来源于神权、神巫文化，又说了祭祀名山大川、辨别群神是以观天命的重要内容，这就是《山海经》内容产生的政治根源和历史文化根源。——以上内容为《三易源流考》的相关部分内容。

《山海经》是以前方国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一个全面、集中总结，代表了一个较早的时期，也就是大一统的集权制社会之前的以方国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及秩序。其后，随着三代天命承传思想的形成和演化，最终形成三易之《易经》，较为典型地代表了三代思想和文化。再往后经三代，方国社会的基础逐步崩溃，思想文化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也进入裂变时期，诸子百家产生。再往后社会抛弃方国社会的基础走向集权制的大一统，新的秩序产生，附属于新秩序的新思想文化重新又产生。(来源：姜焕旭的国学重考—《三易源流考》)

中国近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鸟首人身、龙首人身、兽首人身或人首鸟身、人首兽身的玉雕像，这些半人半兽的玉雕像，并非现代人理解的艺术造型，而是似人非人带有神性的先祖神像，即神圣的先祖图腾。图腾为美洲土著部族方言totem的音译，原意是指与种族有血关系的远亲。图腾的造型多为动物类神像，可以理解为氏族部落的远祖神像。所以，要理解古神像，首先要明白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源于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和先祖崇拜习俗。原始母系社会，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庄子·盗跖》)或如《春秋·公羊传》所说的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原始先民对人类的生育原理不大明白，总将母亲怀孕的原因，归于某种神秘的物体感应，即所谓的感生观念。初民一般以为母亲感应某种动物而生子，如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阿兰达人认为，怀孕与父亲的作用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图腾精灵进入母体的结果。不同的物体感应，便产生出不同的种族，所以子民往往崇祀某种动物为血缘先祖，这便是原始部落产生图腾的原因。进入父系社会以后，父母生殖原理大体明白了，但可能又为避免近亲繁殖，各部落仍以某种动物作为氏族图腾，以便识别适婚部族。

史前图腾的动物造型，初期一般为原生态动物，如蚕、蝉、蟾、蛙、蛇、鸟、龟、兔、猴等，基本为小型动物原形，造型原始，风格具象。众多的小动物图腾，也反映了史前诸多小部落相对散居的原始状态。待到众多小部落逐渐兼并融合为几个大部落，于是，少数几个大型动物如鹰、犬、豕、羊、牛、马、熊、虎等，成为几大部落的图腾。发展到三皇五帝时期，皇帝一统天下，领导部落联盟，便将现实自然存在的动物和飞禽进行抽象变形，集各种禽兽的优势特征于一体，融汇合成超自然的龙、凤、麒麟、玄武等形象，以作部落联盟或帝国的新图腾标志。可以说，这类超自然形态的新图腾形象，已经超脱了自然血缘关系，成为团结各部族的文化标志，起到了统一华夏民族形成 *** 的巨大作用。下面我们根据传说的中华民族的早期杰出先祖——三皇五帝，来考察这些史前古代先祖的相应图腾形象。

三皇五帝，是中国古籍记载的史前传说中的创世皇帝。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全盘否定三皇五帝为信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考古界已基本肯定三皇五帝时代存在于夏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2002年国家科学院组织全国专家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准备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旨在科学测定三皇五帝的准确年代。现在看来，三皇五帝都是原始大部落首领，由于实力强大而成为部落联盟共主或帝国皇帝。我国古代有把远古三个皇帝和上古五个帝王合称为三皇五帝的传说，基本上，无论是按照神话传说，还是史书的记载，都认为三皇所处的年代早于五帝的年代。但是不同史家对三皇五帝却有不同的定义。

皇的原义是大和美，不作名词用。战国时，因上帝的帝字被作为人主的称呼，遂用皇字来称天神上帝，如《楚辞》中的西皇、东皇、上皇等。在《周礼》、《吕氏春秋》与《庄子》中开始有指人主的三皇五帝，《管子》并对皇、帝、王、霸四者的不同意义作了解释，但都未具体定其人名。所以三皇五帝具体所指何人，战国至秦汉说法不一。

战国末时将天皇、地皇、泰皇之名，称为三皇。如《史记·始皇本纪》载李斯奏议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并建议秦王嬴政尊号泰皇。嬴政没同意李斯提议，而是采用三皇之皇和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并自称始皇帝。

西汉末纬书《春秋命历序》、《始学篇》等则提出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的另一种看法，《尚书大传》和《白虎通义》等，则又主张三皇应为燧人、伏羲、神农，而《运斗枢》、《元命苞》等纬书，除了认同伏羲、神农外，补上了创造人类的女娲，汉代画像石和帛画即多此形象。此外，《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通鉴外纪》又以伏羲、神农、共工为三皇。由此看来，伏羲、神农占了三皇之两皇，诸说基本一致，而第三皇究竟是谁，分歧较大。

至于五帝，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实指天帝，《山海经》中的神皆称帝。其后亦有五帝之称，如《楚辞·惜诵》有令五帝句，与指苍天、戒六神并举，皆指天神。又《晏子春秋》有楚巫请致五帝以明君德句，显然皆指天帝。故《史记·封禅书》载汉高祖刘邦说：吾闻天有五帝，即述战国末流行之说。同时还有五色帝之说，祭祀白、青、黄、赤四上帝祠，汉高祖增祀黑帝之祠。至《春秋纬·文耀钩》，五色帝始有名字：苍帝曰灵威仰，亦帝曰赤吓，黄帝曰含枢纽，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纪。郑玄注《礼记·大传》王者E其祖之所自出句，即引此诸名为太微五帝，谓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把地上五帝说成是天上五帝所感生。

帝原指天帝，人间的五帝一词在孟子时尚未出现，《孟子》中只提到三王五霸。《荀子》中才有五帝一词排在三王后，但无人名，只在其《议兵篇》中称尧、舜、禹、汤为四帝。《孙子兵法》有此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句，似亦有四帝、五帝之称。《管子》及《庄子》所屡称三皇五帝，也都未指实人名。其实，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记载神话和历史传说文籍中，先后出现了很多古帝或宗神名号，大抵居西边的有黄帝、炎帝以及伯夷、共工、鲧、禹、四岳、稷(弃)、高圉、太王、玄嚣、f极、昌意、青阳等，居东边的有太、少昊挚、颛顼、高阳、高辛、尧、羿、浞、浇、俊、舜、喾、契、冥、上甲微等，地区未明的有帝鸿氏、缙云氏、金天氏、烈山氏、陶唐氏(前二者可能在西、后三者可能在东)等，由东而西的有伯翳、非子等，本在东而一部南移的有祝融即重黎，及其后裔八姓等等。由于战国后期五行说逐渐建立，凡事都要凑五为成数，于是在上述许多古帝王中，遂有罗列五帝的必要，并出现了下列诸种五帝说。

《世本》、《大戴记》、《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礼记·月令》以太(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颛顼为五帝；《尚书序》、《帝王世纪》则视少昊、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此外，又有把五方天神合称为五帝的神话。如东汉王逸注《楚辞·惜诵》中的五帝为五方神，即东方太、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而唐贾公彦疏《周礼·天官》祀五帝，为东方青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

西汉末《世经》所编排的古史系统，依《十二纪》与《月令》，在黄帝和颛顼之间加有少昊金天氏，使战国时说的五帝中多了一帝。于是有人把原五帝之首的黄帝升为三皇，与伏羲、神农并列。首先是《礼记》持此说，张衡上汉顺帝书及其后的皇甫谧《帝王世纪》亦从之。接着是伪《尚书序》宣扬此说，由于它的经书地位之尊，以后史籍皆承用此说。从此伏羲、神农、黄帝成为中国历史中最古的三皇，接下来的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于是这一三皇五帝说被奉为古代正统的信史。

尽管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但这些资料却有惊人的一致性：其一，伏羲大体上被排在三皇五帝之首(排除纬书中伏羲之前的燧人氏，则伏羲恒居首位)，说明伏羲的重要性，伏羲的确被古人视为人文始祖。其二，三皇、五帝虽说法不一，但排序基本上不混乱，按太昊与伏羲合并、炎帝与神农合并(合并的原因应该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即《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和《淮南子》所排五方天帝的需要)、少昊即帝挚，三皇五帝的总体排序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少昊(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虞舜(女娲为伏羲妹或妻，同时代；共工、祝融茉伏羲、神农与尧、舜之间)。其三，尧、舜总排在三皇五帝之后，尧、舜之后则为禹、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夏朝历史时期；伏羲上承有巢氏、燧人氏，尧、舜下接禹、启。据此可知，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大体上是按时序进行排列的，而这个排序与《帝王世纪》、《尚书序》又完全吻合(实际上所有的排序都没有违背总体顺序)。虽然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但这种排序上的惊人的一致性却表明古人在这一问题上可能是很严谨的，而不是随便凑合三位、五位就了事的。大抵三皇说所指诸人，是中国祖先处于史前各个不同文化阶段的象征；五帝说所指诸人，主要是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盛期及其解体时实行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一些部落酋长或军事首长人物？

三皇五帝说法不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商代出现成熟的甲骨文之前，夏代及上古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皇五帝时代由公元前4000年上溯至8000年甚至10000年的历史，全凭先民口耳相传，不免错讹混乱。如《庄子·l箧》就曾列举了十二名古帝及其他古帝，《六韬》列举了古帝十五名，《逸周书》所列古帝多达二十六名。战国及秦汉时，文人史家崇尚三五历数，故将上古帝王简称为三皇五帝。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三皇五帝人同而名号不同，或一人而有多名，而致三皇五帝的名号和排序有异。虽名号和排序不能统一，但均为中国人的祖先。其实，三皇五帝传说的分歧，是我国多民族发展的产物，它曲折地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进步趋势。早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就形成了华夏族、苗族以及当时被华夏族称之为蛮、夷、戎、狄等许多兄弟民族。说华夏族为炎、黄之后，这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族是由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两个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经过长期发展而成的。所谓皇帝，只不过是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期盟主的称谓。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天下炎黄子孙同宗同源。这种血脉亲情，世代相传，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

由于三皇五帝传说的不同世系，而给后裔众多的各氏族部落，传下来不尽相同的氏族图腾。这些不同的图腾形象，早期为立体的玉石圆雕，以后渐渐抽象化或平面化，变成了各部落或邦国的识别标志，刻铸于代表邦国和氏族的权威器物上，如玺、节、钟、鼎、彝、尊、簋、币等。下面，我们按传统公认的三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顺序逐一探究各位皇帝的图腾形象。

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最早的宗教信仰形式之一。图腾，原是印第安语 totem 的译音，是“亲族”或“他的亲族”的意思，在原始氏族或部落群体中，又有标记和象征的含意。图腾的标记，首先发现于北美印第安部落中，后来在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以及许多原始部落中都有发现。中国的图腾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无论考古资料，还是民族志的资料，都发现或保存有大量图腾文化的遗迹。在氏族公社时期，当原始人从浑沌的动物世界里走出来，逐渐意识到相互间的血缘关系时，就会自然地追溯到自身的来源，想知道自己的祖先源于何物。原始人相信，不同的氏族分别渊源于不同特定的物类，认为某一种动物或植物与本氏族有亲属关系或其它特殊关系，认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某种动物。因此，这种动物，便被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并将其作为本氏族的象征和庇佑者加以保护，或作为本氏族的徽号和名称，加以崇拜。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中的动物崇拜，还不具完全相同的意义。图腾崇拜，已经从个别现象发展为综合的概括，这是人类思维的一个进步，也是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突破。自然崇拜是人们对某一些自然现象的盲目崇拜，图腾是对某一种特定的动、植物或其它自然物的有目的崇拜”①。图腾崇拜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的人们仍然不能摆脱自然界的各种威胁，对自然的控制能力还很低下，在饥寒交迫时，正好有些动物为他们提供了迫不及待的生活资料来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谈，这些动物与人类无形中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当然，也不可否认，在原始居民的狩猎活动中，当遭到一些猛兽的袭击和威胁时，人们又不得不畏惧它，这又产生了另一种特殊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也只能去寻找精神上的寄托，求助于一种具有超自然的神灵来保护自己，这就产生了以动物作为图腾崇拜的现象。图腾信仰盛行于母权制发展时期，它是与母系氏族社会同时产生的，通常所说的图腾时代，也就相当于母权制时代。人类在原始的氏族时期，都曾有过图腾崇拜。据《山海经》记载，中国原始公社动物崇拜便很盛行。《山海经》一书是中国神话传说和民族学研究的宝库，它包括的内容相当庞杂，从神话传说和民族学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反映的是原始社会的氏族或部落的分布、所处的时代、社会发展阶段、信仰和图腾崇拜。虽然《山海经》成书于从春秋末期到汉代初期，但是，神话记录的时代并不等于神话产生的时代。《山海经》里记载着大量的关于图腾崇拜的奇形怪像，在描写中把传说中的人物和神灵都描写成动物或与动物有关，这是研究史前宗教中图腾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山海经》中的一些记载，都集中描写了人与动物的密切关系，那些半人半兽的神，可能就是由图腾演变而来的图腾神，反映了处在生产力低下时期的人们，在恐惧心理和神秘感的支配之下所产生对动物的幻觉，同时，也反映着当时人们与动物之间的密切感情。在中国几千种动物中，只有几种较普遍的、常见的动物被神化受到崇拜，这对原始居民来说，受崇拜的正是人类生存中所依赖的对象。《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着以野兽命名的六个（熊、罴、貔、貅、$ 、虎）氏族。《左传·昭公十七年》中也记载有春秋时人，郯子说他的祖先是少昊氏，少昊氏以“鸟名官”，实际上这些鸟分别代表了一个氏族。关于人兽相伴的形象，在古籍中还可找到记载，《山海经·海外北经》： “其为人大，左手操青蛇，右手操黄蛇”。《海外东经》：“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其中蛇形即为图腾。费尔巴哈说：“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类来说都是神”①。所以看来，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的原始宗教，它既有自然崇拜的某些特点，又有祖先崇拜的许多因素。所以说图腾崇拜还算不上最早的宗教形式，只能说属于早期宗教形式的一种。图腾信仰曾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很长的历史时期存在过，这种思想意识不仅占有一定的支配地位，同时对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民族志的材料中，以动物为图腾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人根据在澳大利亚的调查统计，在704 种图腾中，动物图腾约占650 种。根据民族志材料表明，大约有80％以上的陶器上的动物图像是该氏族信仰的图腾标志。因此说，彩陶艺术也是图腾信仰的标志。中国古代有着极其丰富的神话传说，虽然说神话不属于宗教，但神话中的人物形象，较多的是根据图腾崇拜的内容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古籍中可以找到许多记载，《左传》中提到黄帝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昊氏以龙纪，少昊氏以鸟纪。这就告诉我们，黄帝氏可能曾经以云为图腾，炎帝氏以火为图腾，共工氏以水为图腾，太昊氏以龙为图腾，少昊氏以鸟为图腾。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多是原始宗教的产物，神话中的大多数人物形象，都是根据图腾崇拜和人类征服自然的一种理想创造出来的，因而神话也具有深刻的宗教意义。中国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盛行于狩猎时期和初期畜牧时期，因此人们通常把母系氏族社会称为图腾社会。在这一阶段，人类曾靠采集和狩猎充饥以求得生存，因此采集和狩猎的对象，便成了人类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它反映了人们对外界客观事物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往往是基于人们对一些喜爱或有恩惠于人类的动物发生特别感情。所以图腾崇拜是氏族制度本身发生的产物，是以经济原因转化为社会意识行为的。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在原始社会中，把动物尊奉为神加以崇拜的，是原始宗教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由于不同的地区、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因而，崇拜的动物也不同。考古资料告诉我们，中国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一些氏族、大汶口文化的一些氏族、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的一些氏族等，都有以某种动物作标志的图腾崇拜。彩陶中所反映的动物的图案很多，主要有鱼纹、蛙纹、鹿纹、鸟纹、虫草纹、蜥蜴纹等等，只因囿于材料的贫乏，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实某种标志肯定就是图腾的标志。但可以肯定，其中一些代表性的材料，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图腾崇拜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最初的图腾动物是可以食用的，后来对图腾动物实行禁食，对氏族内的某一图腾，都要有特殊的标志，并有禁忌和崇拜仪式。一般来说，图腾崇拜具有几个特征：首先，氏族都相信自己与某些动、植物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从而把有血缘关系的动、植物直接看成是本氏族的祖先；其次，对本氏族的图腾动物格外崇敬，禁止杀食，但其它氏族则可猎取食用；还有，本氏族对图腾有一定的祭祀活动，并在日常用具上甚至在身体装饰、住所、墓地等方面用图腾作标记，表明他们属于某一氏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考古资料中，可找到原始图腾的遗迹。

图腾（totem）是原始人群体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标志和象征，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原始民族对自然的无知是图腾产生的基础。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往往可获得举一反三之功。图腾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图腾已经作为一个时代或者社会的象征存在了许多年。图腾产生于什么时期呢？一般认为是产生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在母系社会阶段，生产力低下，人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生存、繁衍，他们的生产方式主要是采集和渔猎。人们还不能独立的支配自然力，对自然界充满幻想和憧憬。他们对人类生殖繁衍的缘由也不清楚，以为自生的繁衍是图腾动植物作用的结果。到父系氏族时，生产力逐步提高，人们也逐渐形成了独立意识，从而在日常的生活中否定了自己同动植物的亲属关系。此时，图腾信仰也就接近尾声了！但在历史中，图腾信仰并未完全销声匿迹，他还在文化、艺术、生理等方面产生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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