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战争论文题目

两者很不同。

要分而论之：一：古代欧亚的交界地--诸文明的汇聚区和传播区 陈恒 提要：人类的交往的过程就是不同的文化汇聚、升华的过程。西部亚洲、中部亚洲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交流事业中就扮演着"桥梁"的角色，这些"桥梁"不仅渡送东方文明到西方，而且渡送西方文明到东方，同时"桥梁"自身独特的文化，对东西方文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属于"桥梁"本身的各文明之间也是互动的。以西亚、中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文化交流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要想在一篇简短的论文中把这一问题解决，几乎不可能。本文拟就这一地区文明传播的情况作一分期并简要分析各时期内的大致情况。一人类自身的历史就是各种不同文化相接触、碰撞、交流的整体史。这种不同的文化用文化地理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的文化圈（亦称文化区或文化地域），即人们根据生产方式、语言、宗教、政治形态、日常生活、房屋构造、风俗以及对自然适应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差别所划分的地域。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殖民大扩张，使得欧洲人对自身以外的诸文化研究热心起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惊醒了西方人关于进步的理想之梦，西欧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而二战后的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更使这一问题凸显，使人们不得不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思考诸如人类文明是怎样产生的？每个文明自身的发展过程如何？各文明之间是如何交流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为此，各家各派提出了观点迥异的说法，试图为纷纭复杂、变化万千的世界历史构筑体系，揭示规律。关于文明的起源问题，有"埃及源流说"、"西亚源流说"、"中国源流说"等主张；关于文明发展的情况最具代表性的是"文明生态史观"，德国的斯宾格勒把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视为有机体，它们都要经历一个起源、生长、衰落与解体的过程，确切地说犹如人一样，有其童年期、青年期、壮年期，或者说如季节一样，须经历春、夏、秋、冬各季；至于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问题由于欧亚内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这里所谓欧亚内陆区是指我们现代人眼中的西亚、中亚地区。不过作为地理概念的"西亚"、"中亚"一词由于历史的关系，很难有一个让众人认同的确切的定义。一般来说"西亚"（又称为"西南亚"）指的是中国西部边疆以西，直到地中海东部沿岸的一大片土地，西北包括小亚细亚半岛，西南包括阿拉伯半岛。东北有靠近中国的阿姆河流域的很多地方，东南有靠近印度河流域以西的很多地方。北边靠近里海，南边即是印度洋；这一地区大致包括现代的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塞浦路斯、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等国。"中亚"主要是指现代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的蒙古、西藏、新疆三个自治区。如果说西亚、中亚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事业上单纯起着桥梁的作用，那也还简单。但事实不是如此。西亚、中亚的古代国家在传播其他国家文化的同时，也发展了自身独特而灿烂的文化--有被称为"苏美尔文化"者、有被称为"巴比伦文化"者、有被称为"波斯文化"者、有被称为"希腊化文化"者、有被称为"阿拉伯文化"者、也有被称为"蒙古文化"者，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我们要想探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跳过或忽略这些文化的存在。这些"桥梁"渡送了东方文明到西方，反过来又渡送了西方文明到东方，同时"桥梁"自身独特的文化，对东西两面又各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属于"桥梁"本身的各文明之间也是互动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古代世界的两大主要文明。从发展阶段来看，在多数地区，如中亚，是游牧文明先于农耕文明；在少数地区，如西亚，据近年来研究，是农耕文明先于游牧文明。于是这个"桥梁"中的两个世界之间就发生着千丝万屡的联系，进行着和平的、有时也是暴力的交往。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升华的过程，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可以随着时代的演进而络绎往返。这一过程如下图所示：以西亚、中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文化交流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要想在一篇简短的论文中把这一问题解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拟就这一地区传播文明的情况作一分期并简要分析各时期内的大致情况。二一．前古典时期的东西方文明交流大概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持充足的理由相信：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诸文明迥然不同，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而到近代的工业文明独立发展演变而成的。甚至有人把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常常被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就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其实在古代，米利都的赫开泰乌斯认为：希腊人长期以来就是埃及文明的子孙。希罗多德指出希腊的一个主要城邦底比斯的创建人卡德摩斯就是属于闪族的腓尼基的一个王子，并且指出希腊的许多神名来自埃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也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怀特海也说："我们从闪族人那里继承了道德和宗教，从埃及人那里继承了实践"（1937）。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事实已经证明：东方的各种文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希伯来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等等--对古希腊文明都有较大的贡献，尤其是赫梯文明扮演了古代东方和古代欧洲的桥梁作用。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以前，在今日所说的近东一带，包括美所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区，就已建立了高度发达且严密的政治和文字系统国家。这一近东文化圈与邻接地区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不仅有政治、军事、商业、技术上的交流，而且更有语言、文学、艺术上的互渗。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爱琴海一带，产生过一个繁盛的克里特文明，这种文明同亚非大陆的关系非常密切，深受西亚和埃及诸文明的影响，而当时的欧洲--"希腊地区"，还是一个蒙昧未开化的区域。和希伯来人不同，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自身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近邻赫梯人、迦南人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之联系。通过南安那托利亚的城市、迦南、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传送着物质与精神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将在希腊土壤中扎根。几年前在希腊底庇斯发现的令公众惊奇的地窖中的圆柱形印章并没有使考古学界震惊，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在希腊大地上将会发现众多的此类物品。二十世纪早期英国考古学家吴雷在叙利亚奥隆特斯（Orontes）河口附近阿尔·敏纳（Al Mina）的挖掘，证实至少在公元前九世纪末期以前，优卑亚岛上的希腊人就已来到此地（当时可能叫Posideion），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希腊人把此地当作一个贸易货栈，说明这一时期希腊已和西亚地区有了很强的贸易往来。这个贸易点繁荣昌盛达好几百年之久，希腊人以此为据点并进而与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贸易往来。这种贸易把西亚的青铜器、珠宝、象牙饰品等传到希腊，与此同时，由于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品出口到希腊，同时相当数量的工匠也来到希腊世界寻求生路。他们在克里特建立起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加工，并制作青铜器，另有一部分工匠甚至到达了阿提卡。这样的交往和联系对希腊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不只是在西亚，古希腊人在埃及的尼罗河支流卡诺色斯河也建有诺克拉底斯（Naukratis）商站。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Psammetichus I，公元前663-前609年）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一只强大的陆军和舰队，他的士兵大多数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就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到法老阿美西斯（Amasis，公元前578-前525年）时答应希腊人可以把这这里建造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市，在这里，可按照自己的形式建造庙宇，并且按照自己的愿望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了。可想而知，希腊人从这里学习了多少埃及人的知识。在艺术方面，被称为"原始科林斯风格"（约公元前720-前640年）时期的陶器，就有明显地存在东方痕迹。这些东方化的陶器普遍采用东方纺织品或金银工艺品上撷取的图案、动物形象及神话人物。因此，包括希腊在内的这种地中海东部的早期文明，与其说是欧洲的，不如说是属于东方的更为贴切。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早期希腊与近东的这种联系便结束了。这种局面直到公元前八世纪时才被突破，那时希腊人走出了他们的"黑暗时代"，并再次被东部邻居的杰出成就所震惊。这一时期，迦南的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希腊人，而腓尼基字母又是从埃及象形文字演化来的，后来希腊字母又演化成拉丁字母，并最终成为西方各国的字母；同时，在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开始研读巴比伦天文学家的作品，从巴比伦人那里引进了日钟、日晷以并把一日分成十二个部分，开始进行天文学研究，这在后来雅典的哲学学派达到了高峰。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进入黄金时代，它在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学方面几乎都表现出了东方传统的影响。东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经过希腊、希伯来和基督教一直向西流传，最终到达了近代西方世界。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在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则包括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六十进位制的数字系统——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用度来划分圆，把小时分成分、秒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最终导致了季节的划分和月相的固定。伴随天文学而来的星相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黄道的名称——公牛座、双星座、狮子座、天蝎座等等；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显然是荒谬的。许多世纪之前，埃及人就提出了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的许多想法。希腊人的贡献，勿宁说是使哲学发展为比以前内容更为广泛，包罗万象了；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二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城邦制度分布在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大多数地区，王权——君权神授的概念，君应向神们述职的概念——传入西方社会的本质之中。今天英国君主的加冕仪式可以说是美索不达米亚仪式的再现；在法律上美索不达米亚把成文法传给了西方。或许这并不是夸张，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希腊和罗马通过近东的接触而受到影响，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征服了现在的伊朗，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之后才有了正式的法典。究竟现在的法律中有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已可断定，就如英国历史学家赛格斯（）在其所著《伟大属于巴比伦》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终都可追溯到……古代近东"。希腊文学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丢卡利翁的传说相似，丢卡利翁造了一艘船，靠它渡过了洪水，而洪水却毁灭了其他人类。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屠龙题材在希腊传说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他们两个都杀了几个怪物。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题材。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阴府也惊人的相似，两者的阴府都是灰暗的地方，与现实的世界相分离，来世与现实只靠一条不祥的河连接着，死者由此河运送。同样地，希腊为死者所作的挽歌，似乎在苏美尔人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地方，这部作品最近已由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从泥版文书中翻译过来。作品中一位美索不达米亚诗人以夸张的语言哀叹他父亲和妻子的去世。甚至希腊史诗的形式，通过其他媒介影响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找到它的原型。这时腓尼基的神也传入希腊，如在腓尼基神话里有一个神叫做"浦昂"（锤子神），后来被希腊人改称"皮格梅"，意思是"拳头大的神"。在希腊"智慧"文学里，学者们直到最近才发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伊索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中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纪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版本中的劝导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的相似。许多苏美尔的对话现在正被拼凑在一起以图翻译过来，这些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图《对话集》中存在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因此，追本溯源，倒是亚、非地区的文化影响了希腊文化，尤其是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的一个世纪里，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鉴于上述史实，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在1993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的概念，立即受到学者们的普遍接受，这个新的观点第一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因素和东方因素相汇合的文化。当然，这种汇合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不是始终一方对另一方一边倒的强势影响，究竟是谁对谁的影响大，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决定的。二．古典时期的东西方文明之交流在西方，"古典"一词用于历史时期时，有广、狭两种含义。至于前者，有人认为古典时期在希腊是从公元前600-前300年，在罗马是从公元前300-公元300年；也有人认为大致是指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还有人认为整个古代希腊文明（甚至包括罗马文明）都可称之为古典文明，因此希腊--罗马时代被称之为古典时代或古典世界；甚至有人认为西方古典文明包括古代西亚、北非、南亚、中亚的传统；西方（欧洲）古典时代应从公元前1000年代初古希腊文化算起，加之以罗马古代共和国至帝国，而结束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或延长至东帝查士丁尼（公元527-565年）时代。这时又因蛮族入侵，结束了欧洲古典文化，所以西方（欧洲）古典时代，是介于先后两次大规模的蛮族入侵的历史事变之间，亦即古欧洲第一次和第二次黑暗时代之间。狭义上来说是指介于古朴时期（公元前8-前6世纪）和希腊化时期之间的那段时期；而在这个时代中真正的古典阶段约出现于公元前460-前430年之间--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出现一种生气勃勃、无与伦比的发展时期。一般来说，在希腊文化史上，公元前5世纪称为古典盛期，下一个世纪则称为古典后期，有时也以世纪为专名而分别称之为"五世纪"和"四世纪"（不加公元前字样）。严格地说古典盛期在希腊是从公元前480年波斯人失败开始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为止，在罗马是从前一世纪开始直到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为止（这段时间也就是罗马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有人认为是从马拉松战役开始，而古典后期则在前330年结束，并不完全等于整个世纪。本文所考察的对象就是狭义上的古典时期。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吸收主要是因希波战争的爆发而得到加强。古波斯帝国是雅利安人中的波斯人居鲁士二世于公元前550年灭米底，进而向外扩张而建立的。雅利安人这个名称是从雅利安语系而来的，属于雅利安语系的人有印度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以及斯拉夫人等等。波斯人，在语言方面，也属雅利安语系。不过这种人虽同属雅利安语系，他们的骨骼、血缘、发式、眼睛、头盖等并不完全相同。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反抗波斯起义，加之波斯人支持腓尼基舰队活跃于小亚细亚和黑海海峡地区，侵犯了希腊人的商业利益而爆发了希波战争，最终以希腊的胜利而告终。这场战争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此后，世界文明发展的格局便逐渐形成东西方并立共存之势，一直延续至今。这次战争更大大地扩展了希腊人的视野，进一步促进了希腊人的海纳百川的雅量,增强了希腊人的自信心。希波战争曾把"苜蓿"（Alfalfa）输入到希腊。苜蓿是喂马的一种很好的饲料，希腊人称之为Mēdikē，因为大量生产于波斯境内的米底，而由希波战争时传如希腊的。中国音译为苜蓿，可能出自波斯境内靠近里海一个地方的土语būso。希腊人称桃子为波斯苹果，杏梅为亚美尼亚苹果。他们以为桃子出自波斯，杏梅出自亚美尼亚。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中国伊兰》一书里说，希腊人错了：桃子原来出自中国，杏梅原来也出自中国。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不过做个媒介，把桃子和杏梅从中国经由波斯输入地中海而已。这一时期古埃及的文化对于古典时期希腊文化的影响也很大：许多伟大的希腊学者这时前往埃及并在那里学习过，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摩克里特、希罗多德、柏拉图、梭伦、毕达哥拉斯、欧克多索（Eudoxus）、Democritus和Oenopides，等等。当代学者很少认为这些人全都在埃及旅行过，但也很少有人全部否定他们没去过埃及。更加重要的是，当代也很少有学者争论埃及文化对希腊文明所发生的重要影响这一事实。60年代晚期，亚述学家戈邓（Cyrus Gordon）、阿斯特（Michael Astour）以及古典学家韦伯斯特（）就尝试建立古希腊和古代近东之间的重要联系。不过那个时代人们对这一类观点是抱有如此的敌意以致于1967年晚期杰出的古典考古学家库克（）在《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上略带恐惧地断言"埃及雕刻的风格恐怕对公元前7世纪希腊没有直接的影响……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时的希腊雕刻家得到过埃及雕像"。那时涉及到埃及对早期希腊影响的主要观点已在Christian Froidefondy于1971年发表的名为《埃及人的海市蜃楼》一文中得到充分的阐述。不管怎样，自1971年以来，有关希腊和埃及之间关系的学术观点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希腊化时期的东西方文明交流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公元前355-前323）东征以后所建立的地跨欧亚非的帝国，第一次统一了地中海东部、西亚地区，也由此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光芒万丈的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前30年）。亚历山大帝国几乎包括了当时人类的主要文明--波斯文明、埃及文明、犹太文明、甚至印度文明--唯儒家文明例外。因此，整个欧亚大陆的交通就被打通了。不过这时的西方，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由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转移到东方各地，我们可以列举出最卓越的四个来：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小亚细亚海岸外的罗得岛。以后的数世纪，这些地方一直是欧亚非文明的汇聚地。希腊化时代和我们前面所讲的东方化时代以东方对西方的影响为主正相反，这一时期以西方影响东方为主，充分地体现了古希腊文明的扩张性。不过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还是不可忽略的，于宗教信仰、科学等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文明交流的范围也大大拓展了，从印度到西西里，从咸海、里海到印度洋、到麦罗埃（Meroe），各种不同的传统，不同层次的文化都参与了希腊化的过程。梵语词汇"书"、"笔"、"墨水"等源自希腊语。这表面书写的学问只是在印度人与希腊化的书籍贸易中得到一些知识后，才在印度开创的。水力磨房据说是希腊人米特罗多鲁斯（Metrodoros）传入印度的；在帕提亚的尼萨宫廷，酒杯上刻着酒神故事，宫中装饰有阿芙罗狄特、赫拉克力斯、赫拉的雕像，还上演希腊的戏剧；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本都、比提尼亚及亚美尼亚的小君主，也对希腊文化一见倾心。他们接受希腊的崇拜名称，宫廷中使用希腊语言，修建希腊式神庙，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城市，都力图与希腊--马其顿人君主国同列；波斯货币上，已见有Basileus（王）的文字，可见希腊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在希腊化世界所有社会集团中犹太人或许最不易受外界影响。然而，据《马加比传》中记载，耶路撒冷教堂一个名叫耶孙（Jason）的高级教士引导同胞们接受希腊生活方式。追求希腊生活方式和外国风俗习惯的潮流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以至就连祭司们都对圣制失去了兴趣，对祭品不感兴趣。只要一见信号，他们马上就冲出去参加律法所禁止的运动会。为了参加运动竞技，有些犹太人甚至不惜动手术消除割礼所留下的疤痕（《马加比一书》一15）。

古希腊文明的源头要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由于不能抵挡来自北方异族的入侵而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突然陨灭，在此后漫长的四个世纪(从公元前1150年到公元前750年)里，古希腊始终都没有恢复到迈锡尼文明的高峰，史学家因而称这段时间为“古希腊黑暗时代”。由于没有什么其它文字的记录，后人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大多是从荷马史诗中获得的。 和其它古老文明没有太多区别的是，“古希腊黑暗时代”在政治制度上也是王权统治。王权是建立在神权基础之上的，虽然古希腊社会中存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样的机构，但在职能上它们仍只是附属的，不足以对王权形成约束，甚至间接地成为王权的支持者，它显然不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到了公元前750年左右，古希腊地区出现了许多我们今天称之为城邦 (the polis,or city state) 的政治结合体，城邦的形成可能与爱琴海沿岸多山，彼此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由于为了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和土地稀缺而形成的“分裂繁殖” 和自由殖民有关。虽然诸多城邦的发展各具特色，但雅典在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基本上能作为大多数城邦的代表(斯巴达当然是一个例外)。 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的雅典，王权已经基本上由少数贵族所取代，由四百人贵族院选出的九个行政执行官实际上掌握和操纵着国王的行政、军事和宗教权力。这种贵族统治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多数社会地位地下的农民生活窘迫。为了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冲突，行政执行官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开始推行比较温和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农民的债务和赋予他们一些重要的政治权利，公民大会也有权审议和修改由贵族院起草的法律，并能听审和监督行政执行官。不幸的是，梭伦改革并没有完全让富人和穷人都满意，改革政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公元前560年，社会矛盾重重的雅典贵族政权终于被僭主(tyrant)所推翻。僭主起初得到了大多数穷人和新兴商人阶层的热烈支持，但是随着偕主的日益残暴，雅典的贵族们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夺回政权，并在贵族克利斯提尼的领导下进行了有效的改革，贵族的权力被削弱，由抽签产生的五百人议事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并制定法律，到公元前500年前后，雅典城邦建立起人类社会第一个民主的政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古希腊没有受到周边强大帝国的侵略，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时期，这其中又以居住在小亚细亚和阿提卡半岛的伊奥利亚 (Ionia)诸城邦最为繁荣，雅典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伊奥利亚诸城邦虽然臣服于吕底亚(Lydia)王国，但诸城邦除了要向吕底亚交纳贡赋之外，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人口和文化的交流也很频繁。公元前547年，强大的波斯帝国征服了吕底亚，臣服于吕底亚的伊奥利亚诸希腊城邦也就跟着遭了殃，它们的海上贸易遭受巨大冲击，经济状况日趋恶化，对于波斯的统治和波斯任命的僭主们的不满也因此而逐步加深，终于在公元前499年爆发了反抗波斯统治的伊奥利亚起义，那些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建立起民主政权，并寻求雅典的支持。不幸的是，波斯王大流士 (Darius) 率军在公元前494年击败伊奥利亚起义军，摧毁伊奥利亚希腊人的首都米利都(Miletus)。 叛乱虽然平息了，但大流士深知雅典和西部希腊其它城邦仍然是潜在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军跨越爱琴海，大举进犯雅典及其它周边希腊城邦。雅典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雅典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壮大了雅典的军事力量，打破了波斯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十年之后的公元前480年，波斯军在薛西斯(Xerxes)的率领下从海陆两路再度大举进犯希腊。温泉关(Thermopylai)战役和阿提密西安(Artemision)海战之后，波斯军继续进攻，攻陷阿提卡，雅典全民撤离雅典城，雅典城随后被毁。此后，希腊诸城邦以雅典海军为主力，在著名的萨拉米(Salamis) 海战中大获全胜，波斯海军全面撤退回小亚细亚。公元前479年，希腊军队又在布拉的(Plataia)战役中击退波斯重装步兵，希腊本土从而全境解放。这就是西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中所记录的希波战争。雅典由于在这场保卫希腊的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和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而与斯巴达一起成为希腊的领袖。 雅典人民受到希波战争胜利的极大鼓舞，在剩下的整个公元前五世纪里面，雅典人“比任何国家，无论其大小，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所尝试过的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多，都要广泛。” 在伯里克理斯(Pericles) 执政时期(公元前461-429年)，雅典继续推行民主，由选举产生的十将军取代了由抽签产生的行政执行官，公民大会对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都要讨论和通过。为了使雅典最穷的公民都能参与政府活动，伯里克理斯提出付给由抽签产生的陪审员成员和公民大会成员薪金的措施，并解释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被称为民主是因为政府掌握在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手中。雅典人不允许由于私人事务的繁忙而妨碍他们对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关注。我们认为不关注公共生活的人是毫无用处的，而别的国家则认为这样的人只是安静罢了。我们之所以当面仔细地争论并参与决定所有公共政策，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这样，政策多半会失败。” 有一点需要注意，雅典的民主并不是普遍的。一方面，从雅典内部来看，雅典的大多数居民，包括妇女、奴隶和外邦人，都不是雅典公民，因此他们不能参与雅典民主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希波战争结束以后，雅典因为害怕波斯的再次侵犯而和爱琴海沿岸的其它一些城邦一起建立了一个防御性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同盟建立初期，各城邦之间可能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不愿意看到同盟的逐步解体，反而更希望成为一个对其它城邦具有统治权利的雅典帝国。雅典经常帮助镇压别的城邦发生的贵族叛乱，并强行推行民主制，实际上，雅典已经成为一个践踏希腊自由的暴政的城市。但伯里克理斯却这样解释道：“我们[雅典] 是为了捍卫盟国的安全。。。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赋予盟国免于恐惧的自由。一句话，我们的城市就是整个希腊的典范。” 顾准将这段政治演变总结为“城邦自治与民族统一的矛盾”。 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及其同盟势力的急剧膨胀最终导致了雅典和斯巴达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这样写到：“我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 真实原因在于雅典势力的膨胀，致使斯巴达产生警惕，从而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斯巴达企图依靠它强大的陆军包围并摧毁雅典，而雅典则依靠它的海上优势获取补给，并不断袭击斯巴达沿岸地区。战争第二年，雅典突发瘟疫，三分之一的雅典居民由此丧生，这恐怕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雅典不仅国力大伤，而且失去了最受人尊敬也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伯里克理斯。从此以后，雅典领导层内部的矛盾造成一系列决策上的失误，不仅错失了停战的契机，而且盲目出兵西西里而大败。最后，雅典海军在公元前404年被斯巴达击溃，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和雅典帝国的崩溃而告终。修昔底德这样总结说：“一个帝国不可能靠民主制度来运作。”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斯巴达支持雅典贵族建立寡头政体，对雅典施行异常血腥的暴政。热爱自由的雅典人不能忍受这样的统治，很快就以革命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民主的政权。但不幸的是，长期战乱造成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希腊境内全面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那些没有参加战争的无业者成为极权主义者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他们要求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有钱人则更加激烈地反对多数人的民主统治，社会矛盾变得异常尖锐。雅典的战败也使得其它希腊城邦对民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它们认为雅典的一切错误都是由于民主所造成的。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因为从此以后，希腊诸城邦大多都由民主制转向寡头政治。同时，随着斯巴达势力的日渐消弱，希腊出现了群雄争霸的局面，城邦内部政治动荡不断，外部的战乱也时常发生。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当时希腊的大多数知识精英们，当然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已经对民主丧失了信心，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带给希腊持久和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政治制度。 雅典从领导希腊获得希波战争的胜利，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彻底失败，一个辉煌的世纪就这样结束了。到公元前四世纪，雅典仍然是希腊的思想和文化的中心，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首的知识精英们对民主的反思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其间，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王统一了希腊诸城邦，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最终征服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