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淫祀研究论文

两年前，《思美人》一剧拍了距今2500多年前的“屈原”一角，其中还涉及到 ”山鬼“ 一说. 虽端午假期逾半，但借着这个契机，为大家打开这“知妖”第一联。 山鬼，女神，精怪，山神等，未入仙列，屈于“鬼”字，却也因“鬼”字洒脱游吟。 终生奉行浪漫信条的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中描写婀娜哀怨的“山鬼”一形象，留给后世无限解读。 汪洋肆意的笔端之下，山鬼似从山支经过，身披薜荔与石兰，以女萝、杜衡为腰带。巧笑倩然，姿态婀娜。 隐时于幽林不见天日，出谷时乘坐赤豹，花狸相随。她从歧路走来赴约，历经藤曼山岩，终脚伫山巅，看云雾四下舒卷，却见东风袭来，瓢泼雨至。 半人、半神、半鬼，她却如常人一般饮山泉水，住松柏屋。她也与常人一样，有在心头上下的思念之人，担心美丽不能永驻。 此时，山鬼看周遭”雷声滚滚、雨势溟溟、猿啼啾啾、落叶萧萧“…见他迟迟未至，顿觉伤悲翻涌。 屈原用一贯“人神结合”的方式，描述了山鬼形象，她披戴四种香草，乘着赤豹拉的辛夷车，车上插着桂枝编织的旗，身边跟着长有花纹的花猫…… 其衣食住行无不带有强烈的神性和野性色彩，能驾驭猛兽，行踪莫测，性情率真。 然山鬼容貌体态、情感变化又与常人无异，盼爱人早些来，否则忧伤孤独…… 风雨交加时恋人迟迟未来，留她一个在山中孤芳自赏，开始时体谅他或许没有时间，可迟迟未至，开始怀疑恋人是否真心。 一直到深夜时，听周遭遭窃，稀松风鸣，灰灭的念头愈发清晰，骄傲与自尊也终受摧残。 半鬼半神，山神有着神的清冷与雅调，却也有超出常人的野性与张烈… 当遇到 “不可韪” 时，山鬼会作何收场？ 文学史中一直把山鬼视为女性形象，认为《山鬼》篇是一支祭祀神曲，是讴歌凄美爱情的赞歌。 对情人一往情深，不惜跨越险峻远途前来相见的山鬼，实际上就是屈原本人。而那位情人，则是屈原所希冀的对象—楚怀王。 屈原性情高洁、才华四溢，一心想为楚怀王实现美好的政治理想。奈何前路不光有肖小构陷，政治环境险恶。 偏偏楚怀王识人不明，偏听谗言，重用小人，听不得半分挪移，在奸人一番摆弄之下，不由分说将屈原发配到遥远的地方。 眼见周围政局败落，敌国群雄虎视眈眈，屈原如“山鬼”一般期盼楚王回心转意。奈何环境越来越差，却始终不见楚王回顾。 带着最后的高洁与倔强，屈原选择投身汨罗江，让鱼虾果腹，也不愿被环境玷污。 山鬼不幸，往日烂漫洒脱不复，曾经与花狸赤豹嬉戏的脾性逐渐消磨； 屈原不幸，从容不复，贵公子的高洁气性最终只能沉江自保。 楚国不幸，落得怀王用人不当及秦相张仪欺诈导致国势渐衰，最终败落为人欺辱。 当然，关于“山鬼”的解读还有另一种方式： 先秦及汉代的祭祀礼俗，巫者降神必须先将自己装扮得与神灵相貌、服饰相似，神灵才肯“附身”受祭。 但由于山鬼属于“山川之神”，古人采取的是“遥望而致其祭品”的“望祀”方式，故山鬼不降临祭祀现场。 此诗即按照这一特点，以装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入山接迎神灵而不遇的情状，来表现世人虔诚迎神以求福佑的思恋之情。 可以理解为，诗中的“君”“公子”“灵修”，均指山鬼；“余”“我”“予”等第一人称，则指入山迎神的女巫。 全诗可视为神灵催发，最后的悲怨是因神灵不临，大抵古人以哀音为美，雷鸣猿啼显得人声期艾，便愈能引得神灵垂悯呵护。 山鬼是楚地神话的经典代表，有七情六欲，外表曼丽，是翩翩公子或窈窕美人。 楚先民以凤为图腾，崇尚火精，神话记载其始祖为祝融。可见，楚先民注重自然崇拜，主要表现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电、风雨等的崇拜。 不似中原古神那般丑恶、震慑，富有“舍己”精神，让人高不可攀。 山鬼—“既含娣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楚地神灵则多有野性与人性，究其所在，楚地物产较北方丰裕，气候湿润，草木繁茂，生灵遍野。 因此楚人生活安逸，不必花心力担心物质来源，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为何多崇尚自然，为何以“凤”为信仰（姑且理解为楚地多幽林猛兽，以火得以驱散）。 换句话来说，他们只需要感恩这份“神灵馈赠”，便能在当时有丰富的物产繁衍生息。所以，有更多时间进行自我冥想的他们，具备更多自我意识与个人意识。 在楚地神话体系中的神，也是自我人格的神化，对于自我追求有着极高的重视与崇拜。 流浪君说 前文提到“大不韪”，缘由即《楚辞》中有多处诗句引人遐思，让人不禁有疑“屈原与楚怀王”有暧昧一说。 首先，他俩追溯宗族，都属于芈姓，为同一宗族。再者，二人有实打实的群臣关系。 屈原早年深受楚怀王信任，曾任左徒（仅次于宰相的大官）、三闾大夫等官职，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后被秦国张仪使计离间，楚怀王逐渐疏远屈原，并因小事将屈原流放偏远之地。 后短暂召回，又因楚怀王宠妃郑袖使坏，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后被诛杀，自投汩罗江而亡。 但在屈原诗歌中，主人公以男女情人相责的口吻，且对楚怀王的称呼使用了女子对恋人的常用称呼“灵修”。还将自已置于楚怀王姬妾中，争风吃醋。 可以肯定的是，屈原在诗句中以“香草美人”自比，以恋人关系比喻自己与楚怀王的关系—二人之间有莫名情愫倒是佐证良多。 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女”风也是社会风尚之一。当时儒家著作《荀子·非相篇》有云：“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 显然，屈原所处时代有崇尚男性美丽姿容，男性姿态服饰模拟女性唯美的风气。 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或许屈原只是追求脂粉，注重容貌姚丽，以女性自比的一员而已。 朱熹曾言《山鬼》“此篇鬼阴而贱，不可比君，故以人况君、鬼喻己，而为鬼媚人之语也”。 在本人看来，不管是高洁自比山鬼的屈原，还是天子之身的楚怀王，他们的结尾可能都印证了“ 神圣—不可侵犯 “一语。 在秦大一统之后，众多繁丽文化不再。但有幸还有《楚辞》这类灵气丰富的文化灵感得以留存。 尤其当今重文化传承的风向之下，它对于今后艺术创作，将有更多启发。 （点击阅读原文，聆听这首祭祀神曲《山鬼》，感受古时信仰） 「参考文献」 向君旭：《“山鬼”形象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不合逻辑的地方埋着深刻逻辑-

《史记》中 “刺客"¨游侠"之比较 (栾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侠客”是中国文学长廊里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令人魂牵梦绕的侠客梦，令人咀嚼回味的侠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什么是“侠客”?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勇猛无畏，身怀绝技，威震武林，浪迹江湖；也可以这样解释：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疏财济贫，惩恶扬善；还可以这样解释；说一不二，任侠使气．疾恶如仇。视死如归。那么“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根究底， 《史记》中《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是其两个泉眼，而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摘录全篇论文如下: 中国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孕育了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侠客，千百年来歌咏侠客的诗篇，称颂侠客的传奇举不胜举、蔚为可观。炎黄子孙有一个但愿长作不愿醒的多彩“侠客梦”，东方文明留下了令人咀嚼回味不已的侠文化。那么这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本溯源，司马迁是为侠客作传的第一人，《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打开后世侠文学的两个泉眼。虽然随着历史推移， “侠客”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屹立于文学长廓，但肇端之初，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身上不仅有相同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多差别。不如让我们翻开《史记》，将这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作一番浅析。 人物是历史中的人物，有他们生活的社会语境；每一个人物又都是“这个”，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格；此外，人物又都是作家笔下诞生的、塑造的，作家的创作艺术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从社会时代、文化品格、创作艺术三方面考察刺客与游侠，二者的差别就明朗了。一、社会时代之异《刺客列传》所传五人，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动荡不安的社会催动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人生的关怀、自我意识与自尊情感逐渐觉醒，日益浓厚。有口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设馆授徒，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即儒生。余下最下层一类人：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赀财，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空有一腔凌云之志、报国热血。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的人生，建立不朽的功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促使各诸侯广招人才为我所用，养士、用士之风弥烈。于是，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 刺客。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政治权势的一种附庸。游侠之名，虽然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但由于“自秦以来，湮灭不见”，故《游侠列传》所传之侠集中于秦汉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秦汉政权El益巩固，统治 阶级对待士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战国乱世产物——游侠，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用之如虎、不用如鼠的境地。游侠到了秦汉之际便与贵族王权相脱离。但战国时期思想观念对游侠的影响依然存在。《礼记》中载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之语；儒家好名又讲究信诺，受人之托全力以赴；墨子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游侠刻意修身立名，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而秦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孑L子所主张的“仁政”、“攻心”、“化性”，轻视“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否定了游侠的存在。结果游侠便成了一个独立阶层：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对抗，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扦当世之文罔”；一方面又与思想界相对立“儒、墨皆排摈不载”。于是游侠走下政治舞台，走入民间，从政治家的工具变成我行我素轻视公卿的独立一群。 刺客与游侠生活的社会时代土壤的差异，使刺客成为“脱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 (李白《侠客行》)专为恩主行刺之人；游侠则成为轻生高气、急人之难，施恩而不求回报的另一种人。 二、文化品格之殊 不仅社会语境不同，表现在文本当中刺客、游侠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突出表现在思想特征、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等方面。思想观念是人行动的航标，不同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表现不同。刺客与游侠文化品格上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二者思想主旨不同造成的。刺客重感情，讲报恩；游侠重原则，讲施恩。刺客不是嗜血好杀的魔鬼，不是轻易许诺的莽撞之徒，也不是精神变态热衷于自杀自残的自虐狂。相反，他们是极重感情的热血之士。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即使在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割地求和的情况下，庄公“犹复以为将”。庄公的厚爱与信任给了曹沫以巨大的情感力量，于是曹沫柯盟之时以匕首劫桓公，为了庄公，为了鲁国前去行刺。专诸刺吴王僚，有人认为“司马迁传刺客五人，专诸为下”，理由是助纣为虐、不辨忠奸。实际上专诸之所以为公子光刺吴王僚，在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且行刺之前“公子光顿首日： ‘光之身，子之身也。”’两人二位一体，公子光是专诸的知己。为光刺僚则正体现出专诸重情讲义，心之诚、情之厚。豫让刺赵襄子，执着不悔，豫让自己说的明白： “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荆轲初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非矫情造作，非玩世不恭，更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而是刺客寂寞的泪水，是刺客寂寞的呐喊。恩主的知遇点燃了刺客胸中的烈 火。于是荆轲敢冒天下险，为太子丹金殿刺秦王。因为重情，所以无所谓忠奸，无所谓名利，更无所谓生死。谁知我，我死谁!至于游侠则重原则，讲施恩。“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依据心中行为准则：“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廉洁退让”急人之难。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极至，为了履行道德责任施恩于人可以“扦当世之文罔”，可“以躯借交报，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 “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救季布之难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不求回报。田仲、剧孟、王孟等亦皆是行侠讲信之人。郭解以“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为行为规范。当自己侄儿被杀，郭解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暗中了解情况后，作出公允评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道”。可见，游侠所追求的目标是主持人间正义，而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往往大义灭亲以维正道。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更以德报怨，阴脱其人践更之役，又替人排仇解难不求名利。足见游侠乃是以人间公理正道捍卫者形象立世的，其施恩是源于原则的力量。刺客是胸中有一把火之人，因情感的催动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利、不计生死，为情而战；游侠是心中有一把尺之人，行事有所依凭，守信讲义，为理而战。不同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客”因勇显而“侠” 以豪闻。刺客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一个“勇”字。曹沫行刺之后，竟然弃匕首于埴下，就群臣之位而颜色不改，辞令如故。当其束手之机，桓公大可以擒而杀之，然而左右莫敢动者，在于曹沫的夺霸之气、壮士之风。豫让厕中刺襄子，襄子心动而惊；桥下伏击，马惊而警，足见其气逼人。荆轲刺秦，“群臣皆愕”“尽失其度”。可见刺客之勇有夺人心魄的力量。此外，刺客之勇非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的智者之勇。专诸行刺之前做了仔细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无骨骰之臣，是无如我何”，行刺之时，置匕于鱼炙之中，用心巧妙。荆轲借樊於期之头，燕国督亢地图及徐夫人之匕，合三者之利前去行刺，可谓大智大勇。刺客之勇还是一种带有血腥之气的勇。豫让为了行刺“变姓名为刑人”， “漆身为厉，吞炭为哑”， 自毁形状，行乞于市。聂政行刺之后， “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后暴尸街头。荆轲行刺“左股断，身被八创。”其血腥之气愈浓，则愈显其勇。最后，刺客之勇更是一种执著之勇， “立意皎然，不欺其志”；豫让“盖棺事则已” 的执著，荆轲“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由此观之，空有情，还不足以成为刺客。伯夷叔齐对故国之爱不能说不厚，比干对纣王之情不能说不深，然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不了刺客，正在于他们缺乏勇气；慧星裂月，白虹贯日，一股激荡天地的勇气力量!游侠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一个“豪”字。不将荣辱名利放在心上的豪爽之气，不为己欲专门利人的豪拔之气。游侠急人之难，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朱家于季布尊贵之后终身不见；剧孟死后家 无余十金之财；郭解及徙茂陵，家贫，不中赀。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游侠则全力以赴，急人之难。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这就是豪。豪，“可能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于是归聚之人则众： 自关东以来，莫不延颈与朱家交；剧孟母死，自远方送葬盖千乘；王孟以侠称江淮间；诸公闻郭解之义“益附焉”，“少年闻之，愈益莫解之行”，“诸公已故严重之，急为用”，及郭解徙家“诸公送出者千余万”“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刺客因勇震惊古今，游侠以豪感动天地。刺客可敬，游侠可叹。由于二者的思想特征、精神气质不同，刺客与游侠身上的悲剧色彩也不尽相同。刺客所作之事源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勇气，不足为外人道，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刺客之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荆轲是刺客的集中代表。‘好读书论剑”， “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候，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之士，然玉在璞中无有知者： “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怒而目之”；与鲁句践博，“怒而叱之”。无人理解，无人赏识。及至燕，与狗屠、高渐离和歌于市，相乐已而相泣。荆轲是孤独的、苦闷的。为报知遇之情，慨然赴秦“登车而去，终已不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身被八创，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 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是完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死即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令人心惊动魄、肃然起敬，达到个人悲剧的极至。“令人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相比之下，游侠之死的个人悲剧色彩要淡一些。《游侠列传》中详记郭解。郭解不是一个完人；少年时性情残忍偏激，报复心极重。曾私自铸造钱币，偷掘坟墓盗取殉葬财物。及其年长方“折节为俭”。虽然郭解年少时行为不端，但年长后行侠仗义不失为有德之人。那么这样有德之人为什么会死呢?《史记索隐述赞》： “游侠豪居，籍籍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名为“游侠”，实似“白衣卿相”。景帝尽诛游侠之属，郭解最后被族诛，这不能不使人探问背后的社会原因。有德讲义忠信之人反遭屠戮，实乃社会不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的悲剧令人可哀可叹，个人悲剧色彩虽不浓烈，但意义却更为深刻。刺客之悲，如慷慨羽声，令人目嗔牙裂，头发上指；游侠之悲，如变徵之音，令人欷歇感叹，垂泪涕泣。 综上可见，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尽管二者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首先，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都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抗暴精神。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进行反抗。 其次，在精神品质上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无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急困，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于是仗剑而行的外在形象与重义讲信、轻生高气的内在气质上的相通，使刺客与游侠很容易地合二为一，以一个高大的“侠客”形象屹立世间。儒侠、义侠、豪侠⋯⋯各式各样的侠客织就了多彩的“侠客梦”，开辟了下层民众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正义得以伸张，邪恶得以铲除，人们的情感得以渲泻。 最后，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都具有尚奇色彩。西汉受楚地文化影响颇深，楚国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巫风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而史官又是从巫觋中脱胎而来。司马迁深受此风影响，喜欢猎奇。于是在《史记》中记人叙事无不蒙上神秘面纱。司马迁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的笔法，给《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刺客与游侠身上的神奇色彩，也是使二者迅速合为一体的原因所在。就在后世人追奇、探奇、写奇的过程中，侠文学、侠文化延绵流淌而来。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浪迹江湖、任侠使气、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侠客形象仍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散。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千载之下，人们仍可见其傲世雄风，闻其飘香侠骨!

只要是皇帝都会有

因为关羽这个人很忠心，非常讲义气，话说被曹操用尽财力物力都没法吸收他，是一种忠心讲义气的极端的表现，所以在小说里会非常突出。而赵云是什么都比较好比较强，比较综合，可能人物特性方面没有关羽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