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

上个学期我们金融老师貌似也叫我们比较过，其实没什么意思，就是让你了解宏经的发展罢了。。。老师说这个是很没水平的论题。。。。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古典经济学简介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亚当•斯密的继承者之一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他以一部被后人称为人口论的著作而闻名。而在亚当•斯密之后，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在继承斯密理论的同时，也批判了斯密的一些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同于斯密的体系，甚至有人将此称为“李嘉图革命”。李嘉图的成功曾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其中有著名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古典经济学着重经济总量研究，这涉及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和财政问题等方面。这与1870年以后盛行的研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是有所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国家经济问题，虽然那时候的学者也非常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尊重，但他们更强调的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持协调。斯密在讲到这一点时，总是谆谆地开导人们，国家大事相比个人更重要。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即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反过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得社会可生产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就会形成这种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古典经济学似乎是想告诉人们，顺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保持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他们又看到劳动分工是受条件约束的，资本的积累会使现有的劳动分工以更大的规模出现，并表现出工资的随之上涨，而劳动分工的发展却不易实现，这将使资本积累受到劳动分工发展跟不上的影响。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产生了自身的矛盾。李嘉图特别强调过这种矛盾，不过他的解释也不能消除这种核心思想中的矛盾。关于废除《谷物法》的争论是古典经济学争取自由贸易主张的一部分。一些经济学家由此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其中著名的有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能够从进口甚至那些它以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中获益，只要它在生产其他商品上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应该将其生产能力更多地集中在比较起来优势更大的产业上。休谟研究的国际收支问题的成果为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将通过黄金的流出来减少货币供给，从而也降低物价水平，使得出口具有竞争力而进口的吸引力减少，这一均衡机制将持续地发生作用，直到黄金外流暂停，收支进入平衡为止。而李嘉图等人的看法是，当黄金外流时，作为货币供应的一部分纸币发行必须收缩，因为黄金外流是物价水平太高的一种征兆。这些思想至今不无启发意义。后来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1975，）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引自《政治经济学大词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P638--639）古典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心主要在英国和法国。在英国，从威廉．配第（1623—1687年）开始，到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146—1714）开始，到西斯蒙第（1773—1842）结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在经济学史上一般都把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简称《通论》)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标志。50多年来，宏观经济学得到了极其迅速的发展。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反映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也反映了经济学本身的进步。因此，回顾一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 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于30年代不是偶然的，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学本身发展的结果。30年代的大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转折点。严重的失业、史无前例的衰退宣告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失败。人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摆脱这种困境的另一条出路——国家干预经济。一向以自由放任著称的英国企图通过中央银行的金融调节与政府支出的增加来减少失业，北欧宁静助小国瑞典增加了财政支出，实施了社会福利政策；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罗斯福开始实施他的新政。这一切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新时期的开始。新的时期需要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应该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探讨其运行规律，证明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并为这种干预出谋划策。这样，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这一任务由凯恩斯来完成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现代宏观经济学是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出现的。现实经济的发展要求宏观经济学的建立，而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也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条件。托宾认为： "四个不同而又相关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这四种发展是：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建立；凯恩斯《通论》的发表；经济计量学的建立；以及数学的发展及其在经济学上的运用。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与方法是也20—30年代形成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契尔，库兹涅茨，以及他们所主持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商务部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把以前对国民收入的研究系统化、理论化，解决了有关国民收入核算的定义、概念和衡量方法等基本问题，确立了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基本结构，并将这一体系运用于实际。宏观经济学要研究经济中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而国民收入核算正是提供了这些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而国民收入核算正是提供了这些总量的数值。因此，没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建立，现代宏观经济学就是不可想象的。凯恩斯的《通论》被称为现代宏观经济的"大宪章"。这就是因为《通论》在以下这些方面力现代宏观经济学莫定了基础：第一，突破了传统的充分就业均衡理沦，建立了一种以失业为特点的经济均衡。第二，把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变动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第三，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分析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变动。第四，建立了以总需求分析为中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并把总需求分为消费与投资，提出了消费函数理论与投资理论。第五，把货币分析与经济分析融为一体，彻底抛弃了传统的二分法。第六，论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与具体作法。现代宏观经济学正是在凯恩斯这些贡献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一意义上看，说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并不是夸大其词。经济计量学也是在20—30年代形成的，与此相关的则是数学较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学中。这种发展为以后宏观经济模型的建立，以及运用宏观经济模型来进行经济预测和政策制定有着重大的意义。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战后西方各国在由战时经济转到和平重建时，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干预是通向经济繁荣的唯一道路。1944年英国政府发表了《就业白皮书》。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就业法》。这两个历史性文件都把全面干预经济、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作为国家的最主要职责。这表明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也是战后经济学上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全盛时期"的深刻经济与社会根源。战后全面地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的是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即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思斯主流派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这些方面：第一，用IS—LM模型来概括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内容。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在1937年提出来的。这一模型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方法来解释凯思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第二，围绕IS—LM模型发展与完善了消费函数理论、投资理论、货币需求理论，以及货币供给理论。第三，总供给分析的提出。这包括对劳动市场的分析、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建立，以及对通货膨胀等现实问题的分析。第四，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动态化与长期化。凯恩斯偏重于比较静态与短期分析。凯思斯主义者们则将这种分析动态化与长期化。动态化是引入时间因素分析均衡的变动，长期化则是研究经济长期的趋势。第五，开放经济理论的研究。凯恩斯的研究是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开放经济理论则是要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国民收入的决定，以及对外贸易、汇率、资本流动等对一国经济影响和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第六，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与应用。战后克莱因等人力图把凯恩斯主义理论与经济计量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了包括许多变量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第七，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包括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经济政策，以及对经济政策理论的研究。由以上可以看出，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们全面而系统地发展了凯恩斯主义，使现代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严密而丰富的学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迄今为止，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体系仍然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 三、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70年代初西方图家出现的滞胀打破了凯恩斯主义一统宏观经济学天下的局面。凯恩斯主义地位的动摇被称为经济学中的第二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是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地位的动摇)。这次危机不仅使凯思斯主义学派内部的矛盾激化，而且也使非凯思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足以与凯思斯主义抗衡的力量。这是70年代以后，现代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主张国家积极地干预经济，而非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点则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稳定经济。他们之间在理论与政策上的分歧都是由这一点而产生的。在非凯思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是以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货币主义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学上的一次革命——对抗凯恩斯革命的革命。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比起来，货币主义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为主要目的。第二，货币是决定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即在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中，把货币量的变动作为关键的变量，在理论上建立了以货币为中心的宏观理论体系。第三，反对以稳定经济为目的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主张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作用，相信经济体系内在的稳定机制。宏观经济政策足以稳定货币供给量为中心的货币政策。以美国中年经济学家R．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走在七十年代后出现的。它力图以理性预期这一概论为中心来重建整个宏观经济学。这一学派的出现预示着宏观经济学的彻底改造，被称为经济学中最新的一次革命——理性预期革命。这一学派的特点在于：第一、提出了全新的理性预期概念，并以这一概念为中心来展开它们的全部理论。第二，以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说为基本前提来建立宏观经济学。第三，根本否认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主张恢复自由放任。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理性预期学派至少在这三个方面改变着宏观经济学的未来。这就是：第一，阐述了预期在宏观经济学和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所起的重要的作用。第二，推动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者以更好的方式把预期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纳入他们的模型中。第三，改变了政策制定者的路线——政策首先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在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还有在80年代受到里根政府偏爱的供给学派。这一学派把减税作为理论与政策的中心，尽管在理论上还很不成熟，但在经济政策方面却有一定的影响。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学派对现代宏观经济的发展有重大的作用。这首先是从更多角度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多元化与深入化，使理论更接近于现实。其次补充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不足，也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最后，在政策上纠正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所引起的种种弊病，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一重要问题。理论的发展并不取决于理论本身，而取决于社会对理论的需要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R•多恩布什与S•费希尔所说"实际上，宏观理论的发展与当代经济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30年代大危机时期产生并说明了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货币主义是在60年代形成的，它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方法，供给经济学在80年代初变得时髦是因为它提出了一种通过减税来摆脱经济困境的简单易行的办法。"把这段话作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与发展的总结也许最恰当不过了。

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物质基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久不衰,并在世界上独具特色,这与古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古代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 以比较的思维看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

理解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是个避无可避的问题，结合多版教材的论述，从耕作方式、经营方式、生产模式等多角度探讨，通过比较的思维进行分析，帮助大家厘清思路。

1 研究思路

什么是基本特点。特点是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特别或特殊之处，这势必要有参照物，即“与……相比，该事物的特征”;基本即主要。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它的主要特点。

确定比较角度。应该抓住影响农业经济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如耕作技术、经营方式、土地制度等。

确定参照物。从纵横两个方向同性质比较，横向是跟世界其他地区对比，纵向是跟近现代中国比较。

2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耕作方式、耕作技术、生产模式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耕作方式偏重于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原始农业刀耕火种，传统农业铁犁牛耕，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远古社会的刀耕火种，夏商周的石器锄耕，春秋战国开始的铁犁牛耕。耕作方式也可理解为以什么单位进行耕作，同于经营方式。

耕作技术：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广义的耕作技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二是水利工程和灌溉工具，三是具体农业生产技术和 方法 ，含土地使用(休耕、轮作、套作)、田间管理、节气、选种、收获、晾晒、储藏等。狭义上是指在同一种耕作方式上进行的具体技术创新，如从西汉藕犁到东汉一牛挽犁，耕作方式还是铁犁牛耕，但耕作技术却在不断进步。

生产模式：精耕细作。随着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完善。它区别于原始农业粗放型的生产模式，特征有①拥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比较发达的水利设施 ②小农户个体经营，农民采取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较多时间和劳动力 ③农产品亩产量逐渐提高。当然，生产模式也可理解为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或自然经济形态。

土地制度：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

原始社会是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商周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春秋战国开始的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态，有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公有制。

经济形式、经济形态、经营方式

经济形式：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只是农耕经济的补充。农业被统治者看做立国之本，农业税成为封建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形态包括三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产品交换)、产品经济(共产主义设想中的按需分配)。很显然，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经营方式：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经营方式是经济单位经营的具体形式，商周时期是奴隶大规模集体耕作，封建社会时期是小农户个体经营，近代资本主义则采取大规模农场经营。小农经济伴随着耕作技术进步和土地私有制确立而形成，它的特点是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②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交换少。③落后性：注重精耕细作，但容易催生满足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④脆弱性：易受天灾人祸的影响。

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封建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小农经济是指经营方式，自然经济是指经济形态，封建经济是指封建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三者其实都是指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因此古代小农经济也叫封建经济。

产业结构：以 种植 业为主、家畜 饲养 业为辅

广义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四种产业形式，狭义农业指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在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种植业在第一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均占主体地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种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中所占据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数据显示早在200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是，第二产业占，第三产业占。

农业起源和生产水平：历史悠久、独立发展、技术领先

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三个农业起源中心，西亚、东南美洲和东亚，东亚的起源中心主要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代农业历史悠久、独立发展、自成体系，耕作方式先进，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地域分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域特征鲜明、经济重心呈现南移过程

经过先民创造性的劳动，原始农业很早就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出现，逐渐形成南稻北粟的地域特征。中国农耕文明首先在中原地区达到很高水平，而后伴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时期，逐渐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3 结束语

很多历史概念和问题本身复杂甚至存在争议，不同教材也是自成体系，教师自身理解上必须整合课程资源，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对于实际教学，与其百般纠结不如潇洒放开，建议按照本省教学要求和教材，立足于学情，必要的时候采用模糊处理，甚至不讲，使知识体系主干化清晰化，减轻学生的负担。

《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

多少年来，无数从事 经济 思想 研究 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 问题 ： 中国 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的 发展 ，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相媲美，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 科学 ”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 政治 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 理论 ? 本文试通过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同 时代 的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等系统经济理论的距离。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 工业 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 社会 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 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 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 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 自然 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 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 “自由主义” 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 实践的 总结 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 现代 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 方法 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 哲学 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 规律 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 计划经济的思想。 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三、 中国 古代 经济 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 时代 的西方相媲美。然而 历史 的 发展 ，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 理论 —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 现代 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 政治 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 研究 ，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 分析 方法 。按照美国 科学 哲学 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 问题 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 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 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 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 社会 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 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自然 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 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2)疏于 理性思维 。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 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 影响 痕迹? 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 文化 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 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参考 文献 ：

陈岱孙，《从古典 经济 学派到马克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郭庠林，《 中国 封建 社会 经济 研究 》，上海 财经 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2001年版。

刘泽华，《中国古代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谈敏，《法国重农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赵靖、石世奇，《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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