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公益诉讼论文开题报告

一个论文供你参考：在法学理论界，对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观点：一、广义说。广义说认为“诉讼法上为防止对于同一法律关系发生相抵触之裁判，且免虚耗劳费时间，或为维持判决之确定力起见，设有禁止更行起诉之规定，此在学说上谓之”一事不再理“之原则。析言之：当事人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于诉讼系属中，更行起诉，此因诉一经提出，即生诉讼系属之效力，该诉讼之原告或被告不得更以他造为被告，就同一诉讼标的，在同一法院或他法院，提起新诉或反诉；诉讼标的于确定之终局判决中经裁判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更行起诉，此种效力称为判决之实质确定力或既判力。以上两种情形，自当事人言之，不得更行起诉，自法院言之，即不得受理，故称为”一事不再理“。二、狭义说。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指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以及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再起诉，也即对于同一行为，在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或者在法院作出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后，不允许当事人再次启动新的诉讼程序。两种学说之间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为：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仅指判决的既判力，即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而广义说则认为“一事不再理”涵括了判决的既判力和诉讼系属的效力两个层面。一方面，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后，就不得以同一案件再行起诉；另一方面，当事人在法院的判决确定后，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即禁止双重起诉也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涵之一。我国长期以来秉持狭义说。[1]概括上述两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一事不再理”有两层涵义：第一是指诉讼系属效力，即一诉已经提起或正在诉讼中，该诉就不得再次提起，亦即禁止对同一诉讼案件重复起诉，包括向同一法院起诉和向其他法院起诉两种情形，从而制止当事人的好讼；第二是指既判力的消极效力。为了维持维护判决的尊严和稳定，避免当事人缠讼不休，规定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裁判不得再行起诉或重新审判，即既判力问题。[2]笔者认为，无论是广义说还是狭义说，其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均站在既判力或诉讼系属的效力这两个层面，即从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再行起诉—禁止当事人就“一事”重新启动诉讼程序（重复起诉）的角度考虑的。因此，如何确定“一事”的标准，进而区分一“诉”与他 “诉”，最后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重复起诉，成为民事诉讼中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只要符合该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法院就应当立案受理。这一规定解决的是对当事人起诉的立案受理问题。该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于符合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应当立案受理。同时，该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有人认为，该款即体现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3]还有人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地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4]笔者认为，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章“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的规定来看，并没有把“一事不再理”作为基本原则涵括其中。[5]因此，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理解为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的观点似乎欠妥。同时，我们认为，该项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但书”条款内容单一，没有例明其他不得重复起诉的情形。而且，如果原告以同一案件事实和理由，同一诉讼标的再次提出请求主张，又恰恰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此则“应当受理”。因此，上述法条第一款与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显然存在矛盾。其次，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的用语也实为不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其中只有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再审”的概念，并没有“申诉”的提法，前后两个用语显然缺少规范。此外，笔者认为，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主要功能是禁止当事人一事再诉，同时避免法院一事再理。因此，如何正确把握一事的内涵和外延，直接关系能否保护当事人的诉权，进而涉及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是否可以获得司法救济等重大问题。[6]事实上，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对于什么是“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还存在很大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和同一案件，也就是说在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后，同一当事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提起诉讼，这一般被称为两同的观点。第二种观点则将两同概括为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标的，或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请求。第三种观点则是从三同的角度来考察所谓“一事”，认为“一事”应满足的条件是同一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和同一诉讼请求。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所谓“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法律关系，而为同一诉讼请求。[7]审判实践中有人认为，所谓“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和理由、同一诉讼请求。[8]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则解释为： “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是指前后两个诉讼必须为同一事件，才受“”一事不再理“”的限制。所谓同一事件，是指同一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同一事实）而提出的同一诉讼请求。同一当事人并不限于在前后两个诉讼中同处于原告或者被告的诉讼地位，原告不得另行起诉，被告同样不得另行起诉；同一法律关系，指产生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同一请求是指当事人要求法院作的判决内容相同。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称之为同一事件，若三个条件有一个不同，就不是同一事件。笔者认为，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涵义，其核心内容就是禁止当事人重复起诉。即凡是属于当事人重复起诉的案件，法院就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不予“再理”。[9]否则不应适用。因此，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极其重要。下面进行具体分析：1、适用主体目前在我国，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当事人，包括原告与被告双方已是共识。此外，笔者认为，还应适用于支持起诉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如果在民事权益遭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已经起诉的情况下，即禁止上述机关、社会团体等再根据“支持起诉”原则向法院起诉。特殊情形下，还应包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最后，还应适用于已经提起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的的当事人。[10]2、适用客体相对于“一事不再理”的适用主体而言，其适用对象也可以称为适用客体。与此相对应，“一事不再理”在其“不再理”的对象—即适用客体方面也就存在明显不同。鉴于学界或实务界对“一事不再理”的适用主体基本无争议，而对适用客体的争论较多，故笔者在这一部分进行重点讨论。采用两同观点的学者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客体为同一案件。我们认为，以案件的同一作为确定一事的标准并不适当。而且同一案件的概念不仅过于笼统，也往往使法官难以把握。从哲学角度讲，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因此，如果加进时间因素来考虑的话，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存在同一案件。故以同一当事人和同一案件作为判断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的标准缺乏科学性和实际操作性。因此，“两同”观点不可取。关于第二种观点，即适用客体为同一诉讼标的或同一诉讼请求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采用了诉讼标的的概念，但对什么是诉讼标的则未作具体规定。在实践中，我们对于“诉讼标的”这一概念虽然已经“耳熟能详”，但具体何指？又似乎给我们特别是司法实务工作者“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之感。目前，关于诉讼标的的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原告请求法院裁判的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主张或者要求（声明）。作为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来加以保护的实体（法）内容，体现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因此，诉讼标的是诉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此诉区别于彼诉的本质要素。诉讼标的是任何一个民事诉讼案件都必须具备的，诉讼标的决定了案件在法院审理以及裁判的一切诉讼程序。换句话说，诉讼标的是整个诉讼的核心，一切诉讼活动都必须围绕着诉讼标的进行。如果缺乏诉讼标的，民事纠纷也就不可能转化为民事案件，并成为法院裁判的对象。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标的是指法院审理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同一法律关系可能会涉及多个法律事实，当事人也会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提出多个理由，同时，当事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间往往也存在交叉，如果采用法律关系这一意义上的诉讼标的作为确定“一事”的标准，会在实践中造成执法的不确定性，影响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因此，我们认为，“一事不再理”适用于同一法律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诉讼标的是法院审理的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及法院的审判对象，诉讼标的以当事人的声明结合原因事实作为识别标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用它来确定既判力的拘束范围是可以的，但“一事不再理”原则毕竟与既判力理论不同，它涉及到对当事人诉权的限制，同一诉的声明可能涉及多个原因事实，如果采用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及法院的审判对象这一意义上的诉讼标的作为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否适用的标准，会使当事人丧失以其它原因事实起诉的权利，导致过分限制、侵害当事人诉权的后果，影响法院裁判的公平、公平。[11]笔者认为，无论是两同还是三同观点，均涉及到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问题。“两同”观点中的后一种，其实质在于将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混同。“三同”则将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即认为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即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客体。事实上，这还不能解决一“诉” 与他“诉”的区别，反过来说也就是如何判断重复起诉的标准问题。对于什么是重复起诉，根据字义理解，所谓重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同的东西）又一次出现”；二是指“又一次做（相同的事情）”。[12]因此，重复起诉意指又一次就相同的事实（事情）向法院起诉。法院予以受理即构成一事再理。那么，究竟如何判断一“诉”与他“诉”是否相同，从而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重复起诉？对此，有学者认为，通常情况下，首先就诉的主体来判断。诉的主体不同，一“诉”与他“诉”也就不同。但是，在法定的当事人变更情形中，比如诉讼中，当事人将其债权或债务移转给第三人，当事人死亡或消灭等而使其实体权利义务移转给特定的第三人，而由第三人代替原当事人成为新的诉讼当事人，并不构成诉的变更。其次，若当事人相同，则须根据诉讼标的来判断一“诉”与他“诉”是否相同。通常所说的诉讼标的之识别，是在诉的主体确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识别诉讼标的，在通常情况下仅需依据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可，比如甲针对乙提出返还房屋之诉，其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请求返还房屋。后来，甲针对乙提出支付价款之诉，其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请求支付价款，可见就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和诉。但是，单就诉讼标的或者诉讼请求而言，有时仍然难以对一诉与两诉作出准确的区分和判断。例如，甲拖欠乙货款1万元，甲同时又从乙处借款1万元，对此，乙分别提起两个诉—分别要求乙返还1万元是否构成一事？此案例中，当事人相同，而不管根据诉讼标的理论的各种不同观点—即无论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主张、法院的审判对象等来看，案例中的诉讼标的也都是相同的。乙提出的两个诉讼请求—即分别要求甲返还1万元也是相同的。因此，我们认为，在特定情况下还需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从而配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13]实务界有人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体为同一事实和理由（指诉讼理由）、同一诉讼请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容易理解，而且比较简便实用。根据诉的要素理论，一个完整的诉是由当事人、诉讼标的、案件事实、诉讼请求等构成。 [14]诉讼请求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请求法律予以保护的具体事项，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目的和内容。民事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都是基于某一法律事实的产生而形成。诉讼理由是指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从哲学上讲，“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物都无法恢复其原貌”。正是由于时间具有不可逆性，虽然当事人向法院主张的“案件事实”也是已经“过去”的事实，[15]即使法院通过审理程序，也不可能将其完美无缺地“复制”成 “客观事实”—而只能是“客观真实”。但是，由于事实和理由是当事人在其起诉状、答辩状（或者口头答辩）和其他相关诉讼材料中所反映的争议事实，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诉讼主张所持有的具体理由。一般说来，事实作为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象，具有客观性，也易于掌握；诉讼理由虽然带有当事人的主观认识这一色彩，但它毕竟是通过当事人在诉讼材料中的具体观点表现出来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将同一事实和理由作为判定一事的标准，符合对确定的事实不再审理的原则，在实践中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16]此外，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恰恰能够使其提出的诉加以特定化。因此，从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并结合其相应的诉讼理由、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来看，比较容易区分一“事”与他“事”，作出一“诉”与他“诉”的判断，为准确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奠定基础。也就是说，区别一“诉”与他“诉”，无论是从是否属于同一诉讼标的还是同一诉讼请求的角度判断，都不能采取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而应当结合具体案件，坚持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例如，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甲认为乙构成侵权，起诉乙要求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乙侵权的证据并不充分，遂判决驳回甲的诉讼请求。此后，甲又认为丙是侵权人，即以同前诉相同的诉讼理由向法院主张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数额与前诉相同）。这里，两诉中被告虽然不同，但诉讼理由、诉讼请求相同，故仍然属于“一事”。3、适用时间如果当事人没有就一事再行起诉，法院自然谈不上适用“一事不再理”的问题。因此，只有在法院就一事已经作出裁判的前提下，如果当事人“旧事重提”，一事再诉，或者当事人已经起诉，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此时当事人又行起诉，那么法院就应适用该原则。就此而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时间效力包括当事人就一事起诉以后，起诉以后诉讼被（判决或裁定）驳回这两个阶段。4、适用的后果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后果是对当事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归于无效。如果法院受理该案，则应裁定驳回起诉。法院若为判决，该判决应归于无效。目前，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的案件，如果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解决，并没有宣告该判决无效的制度，故建议设立这一制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对本案的处理产生两种意见的情况来看，其原因也在于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因此，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的第二种意见比较站得住脚。注释：[1]参见谢佑平、万毅：《一事不再理原则重述》，发表于《中国刑事司法杂志》2001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9期，第67—69页。[2] 关于既判力的定义、范围等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既判力是指法院作出的生效（确定）判决中，关于诉讼标的的判断所具有的通用力或确定力。详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十二章“既判力论”（第282—302页）。有的则认为，既判力是指法院裁判生效后的效力，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任意推翻（如杨荣新教授就持此观点）。详见刘金森：《从维护既判力角度适用“一事不再理”》，发表于2003 年5月14日《检察日报》。关于即既判力的功能有两项：一是消极功能，即对以同一案件提起的后诉，法院不予受理；二是积极功能，即必须以确实判决的内容为基础处理后诉，法院在后诉中不得作出与确定判决的内容不一致的判决。[3] 例如杨荣新教授就持此观点，审务界也有许多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详见刘金森：《从维护既判力角度适用“一事不再理”》，发表于2003年5月14日《检察日报》。[4] 例如贺卫方教授就持此观点。请见贺卫方：《无效率乃司法公正之大敌》，发表于2001年3月7日《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5]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包括辩论原则、处理原则、支持起诉原则等等，但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相关内容及规定。[6] 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连诉权都无法行使，其实体法上的权利当然就谈不上是否能得到依法保护的问题—虽然当事人行使诉权以后并不意味着能够胜诉，但至少其行使诉权是获得实体法上权利保护的前提和基础。正因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的限制，因此，自然会涉及当事人的诉权与实体权利。[7] 例如杨荣新教授就持这种观点。详见刘金森：《从维护既判力角度适用“一事不再理”》，发表于2003年5月14日《检察日报》。[8] 周岩：《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9] 如果法院对于当事人重复起诉的案件已经立案受理，则应裁定驳回起诉。[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自诉案件，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后，自诉人反悔，就同一事实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11] 参见周岩：《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第175页。[13] 参见邵明：《论民事之诉及提起诉的条件》，来源于中国法院网（2002年11月12日）。[14] 据此我们认为，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是不同的两个概念。[15] 但从现代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以及审判实践来看，当事人对于未发生的事实也可以起诉。例如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确认不侵权”之诉。[16] 参见周岩：《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知道的债务并且是用来共同受益的即借款用于建房的事实应该看作是夫妻合意的因此就应该由夫妻共同财产来承担一审法院的判决有瑕疵故二审合理但是，改判就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所以，可以向检察院上诉以求得合适的解决我这样看的，你觉得呢？

读音：pāo zhuān yǐn yù

释义：抛出砖头；引来白玉。比喻用粗浅的、不成熟的意见或文章；引出别人高明的、或熟的意见或作品。常用作谦词。

引玉之砖 一得之见

开门见山

作谓语、定语、宾语、分句

“抛砖引玉”与“引玉之砖”意义相近，皆有用低价值的事物引出高价值事物的意思；区别在于“抛砖引玉”多作谓语，强调的是引玉的行为；“引玉之砖”则是多作补语，强调的是引玉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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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 报告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与品质，是学生对自己的论文写作所做的文字说明,也是论文写作或研究能否按计划实施和开展的重要保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 毕业 论文开题报告ppt格式模板，希望你们喜欢。 大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ppt模板 第一步、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 内容要求： 明确提出论文所要解决的具体学术问题，也就是论文拟定的创新点。 明确指 出国 内外文献就这一问题已经提出的观点、结论、解决 方法 、阶段性成果…… 评述上述文献研究成果的不足。 提出你的论文准备论证的观点或解决方法，简述初步理由。 撰写方法： 你的观点或方法正是需要通过论文研究撰写所要论证的核心内容，提出和论证它是论文的目的和任务，因而并不是定论，研究中可能推翻，也可能得不出结果。开题报告的目的就是要请专家帮助判断你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值得研究，你准备论证的观点方法是否能够研究出来。 一般提出3或4个问题，可以是一个大问题下的几个子问题，也可以是几个并行的相关问题。 第二步、国内外研究现状 内容要求：列举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部分内容重复。 撰写方法：只简单评述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其他相关文献评述则在文献综述中评述。 第三步、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内容要求： 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 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 简单阐述如果解决上述问题在学术上的推进或作用。 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所重复。 第四步、论文研究主要内容 容要求：初步提出整个论文的写作大纲或内容结构。由此更能理解“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同于论文主要内容，而是论文的目的与核心。 关于格式的论文 范文 格式条款的基本特征 现代 合同法的一个重要 发展 方向就是，经自由磋商产生的合同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的格式条款。合同领域现实生活的变迁对合同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合同法实际上已经演化为内在二重区分的双轨体系：针对经当事人自由磋商形成的合同和基于格式条款产生的合同(或者部分合同内容)，合同成立、合同生效、合同解释规则以及合同诉讼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区别。由于如何认定格式条款涉及到合同法适用的各个方面，因此，诚有必要探讨，以此确保格式合同订入控制和内容控制。 一、格式条款的一般特征 判断合同条款为一般条款、即通过自由磋商形成的合同条款还是格式条款是对格式条款进行 法律 控制的前提，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二者。格式条款的特征表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其中预先制定、重复使用属于主观特征，单独提出属于客观特征，自由磋商实际上为消极要件，具体而言： 1.预先制定。所谓预先制定就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磋商之前已经拟定好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在判断是否存在预先制定的要件时，如下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格式条款是由使用人本人还是第三人制订并不影响对预先制定因素的判断，换而言之，使用人在合同订立时使用第三人的格式条款并不影响对该合同条款性质的认定。值得注意的是，合同当事人使用第三人制定的推荐性的范式合同也同样满足格式条款的预先制定标准。我国合同法第12条规定的内容，并不能够免除对范式合同的司法审查，尤其考虑到，我国行业协会与行业垄断 企业 存在一体性。从立法资料看，立法者同样主张范式合同文本不能免除内容控制[1]。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亦明文将预先拟定规定为格式条款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该条具有一个严重缺陷，即将预先制定限制在由使用人本人提出，排除了将使用人直接使用第三人合同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的情况。就此，必须使用目的性扩张解释，扩大对该规定的适用余地。 第二，无论格式条款在整个合同中的范围有多大，如整个合同文本都是标准合同，或者合同中只有一部分或者一个条款是格式条款，都不影响对其性质的认定。 2.多次重复使用。多次重复使用反映了格式条款适应大规模重复性交易的特点，即该条款通常并不是为某个具体合同拟定的，而是为某一类交易。判断合同条款是否旨在多次使用的关键是使用者主观意图，在此采取了一种推定的方式。具体而言：如果某合同条款起初仅仅准备用于某次特定合同磋商，虽然此后其再次被用于 其它 合同，但无法认定其是格式条款，原因在于：使用者主观上缺乏使用该格式条款的 计划性。使用者从一开始即将合同条款设定为多次使用的，即使在现实中仅被使用一次，并不妨碍认定该条款具有格式条款多次重复性特征。就企业使用的格式条款而言，因为企业赖于重复交易而生存，所以应推定其具有多次重复使用的特征，企业负担相反认定的举证责任。无论该条款是针对特定的合同当事人还是针对未来不确定的合同当事人都具有重复适用的性质。另外，在数量上如何确定多次重复使用也是一个主观裁量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二次的使用目的即可满足多次重复的标准。 在 实践中，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团体协约都具有多次重复使用的特点，就此是否能够认定该协议的属性为格式条款?从严格意义上出发，我国合同法将格式条款定义为合同条款，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也不包括 公司法 和其他社团法上的协议，因此，并不能认定此类协议为格式条款，但是，此类协议的发起人也可能利用该条款单方面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非法牟取利益，因此，可以类推适用格式条款法律控制的相关规定。 3.单方提出。依据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的规定内容，所谓单方提出就是格式条款使用人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单方面决定合同内容。单方提出是格式条款产生危险的核心原因，因为其剥夺了对方当事人进行合同磋商的可能，并通常导致合同对方当事人丧失判断自由。从法 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格式条款的单方提出特征使其获得了与法律规范相类似的法律地位：使用人通过单方提出格式条款并事先确定其内容为其所有潜在的合同当事人设定了合同内容，其在功能上恰恰替代了合同法中的任意法部分。从此种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格式条款具有规范性的性质。 4.未经磋商。与上述第三个特征相关联，单方面提出格式条款的结果就是合同对方当事人丧失了磋商的可能。反之，即使格式条款的使用人单方提出格式条款，但该条款订入合同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磋商而发生的，则该格式条款演化为普通合同条款，其不再受制于内容控制。我国合同法并没有严格区分格式条款的单方面提出和未经磋商该两个特征，但在认定格式条款时，仍旧应当区分该二者，因为在现实中存在，双方当事人同时指定使用某格式条款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虽然存在未经磋商，但该格式条款并不是某合同当事人单方面提出，因此不能认定其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 5.条款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不影响对格式条款的认定。依据我国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合同形式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因此，使用人以记忆的方式，多次单方面重复使用事先拟定的条款订立合同的，不影响对该条款属性的认定，当然，主张者应当负担举证责任。 必须指出的是，在认定是否存在格式条款时，必须同时存在上述特征，而不能孤立地适用单个特征以确认存在格式条款。 二、消费者保护对认定格式条款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发展，民法中的主体原型由“一元”变为“二元”，即从一个“自我决定、意思自治的个人”为单一主体模式，发展到保留形式上平等的个人自治的“个人”与时刻处在需要法律提供外在保护的“弱者”并存的主体模式。民法的功能从彰显个人自治向直接外在“他治”转化。在民法中，保护弱者已经享有与“意思自治”同样的地位。因此，民法在围绕主体展开时，必须围绕两个主体原型的不同特点提供不同的制度模式，以私人自治为核心的法律行为制度原则上仅适用于主体具有外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下，否则，法律以强行法的“他治”方式介入主体法律生活，以此实现实质正义。我个人认为，仅仅承认民法本位从“个人权利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并不足以解决对现代社会中因结构性不平等所导致的问题，必须承认民法的主体变迁和二元的主体模型并将消费者保护作为民法的一个核心任务之一，才能够确立民法在市民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否则民法在法律实际生活中地位不断受到侵袭并面临边缘化的困境将难以得到解决。将消费者保护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的作法是不足取的，其直接后果就是民法丧失市民社会中核心的法律地位。 受到消费者保护法律政策的影响，1993年的欧洲共同体关于消费者合同不公平条款的指令规定，经营者事先提出合同条款的，如果消费者在合同磋商时自身无法影响到该条款的内容，则该条款也被视为不公平条款。这样一来，在欧盟内部，格式条款法的适用范围获得了很大的扩张。由于欧盟指令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强行性，所以所有成员国必须在最低限度内将该指令所规定的内容转入到内国法中，当然，成员国就具体方式享有选择权。目前，英国、德国等国家都吸纳了此种内容，此种扩张直接影响到在消费者合同中对格式条款的认定。 1.在经营者单方面提出合同条款时，即使其主观目的仅在于针对某个特定的消费者，即该条款并不具有重复使用的特点，但由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结构性的不平等，导致消费者无法经过磋商改变该条款的内容，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在此情况下不采用重复使用的要件。 2.经营者使用该一次性的条款可能是基于自己事先的拟定 工作，有可能基于第三人的条款基础，也可能是基于自己的专业咨询人如律师的建议，但这些都不影响对格式条款的认定。 3.认定消费者是否无法对该条款施加内容上的影响，不仅仅要看消费者是否存在和经营者进行磋商的可能，还要看该格式条款的内容是否清晰、透明。在现代民法中，透明原则渗透到许多部分法中，“透明原则”也应当构成现代合同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复杂合同条款的订立人必须负担详尽的说明义务，否则此种严重侵害具有合理期待的合同主体利益的合同条款无法成为有效的合同条款。尤其在格式条款文本中，使用者通常故意乃至恶意订立复杂难懂的格式条款文本，该文本还使用很多具有很大解释空间的概念，文本之间相互援引，即使是专业的法律人才也难以正确区分其间真正的权利义务分配和风险负担。从 经济 的角度出发，判断格式条款是否透明还必须考虑到时间因素。我们无法期待一个 法学教授在超市购买一个电话时，准备花费数个小时的时间研究商场和供应商所使用的格式条款或者标准合同。因此，经营者针对消费者负担尽可能清晰、透明制定其使用的条款的义务。 我国合同法形式上并不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但由于我国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先于《合同法》规定了对格式合同以及其不同表现形式加以规制的内容，因此，我国目前的立法体例还是从主体上区分相关法律的适用。如合同法也承认消费者合同的特殊性，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我国实行统一合同法，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而且在体系上，格式条款法也被规定在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因此，无论是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还是消费者合同，只要涉及到格式条款，都适用合同法第39条以下的规定内容。就合同的性质而言，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具有一定的意义，如在违约责任方面，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行的惩罚性原则，而《合同法》实行的是补偿性原则。 从强化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有必要讨论是否应当引入上述欧盟所颁布的有关滥用条款的规制内容，即在消费者无法影响到一次性使用的合同条款的内容时认定该条款为格式条款。我个人认为，合同正义原则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2]，合同的内容控制并不是一般合同的必然要求，其更多的在于纠正格式条款的结构性失衡。考虑到在格式条款之前消费者的利益更容易受到侵害，因此法律须针对主体特殊性提供特殊性的保护。既然经营者一次性适用的条款对消费者的利益构成侵害，以实质正义为本位的合同法必须作出相应的救济手段。我个人认为，强化消费者保护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削弱民族企业竞争力的反对理由并不足取，因为在国际商品一体化的贸易 环境下，法律无法依据生产者的国别制定不同的消费者保护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市场中直接进口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并不小，如果简单主张削弱对消费者的保护以增强民族 工业 竞争力，可能会发生对本国国民“低国民待遇”的后果。 综上所述，在保留目前立法体例的前提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应当作出比《合同法》第39条有关格式条款特征更为严格的认定要件，即在经营者单方面一次性合同条款且消费者无法改变该条款内容时，可以将该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类推适用有关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定。 三、商事活动对认定格式条款的影响 在 历史 上，我国受到“重农抑商”治国策略的强烈影响，商人自始至终没有成为 中国 社会中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传统中国法也没有体系化的商法，当然，实质上的商法规范还是存在的。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商法在欧洲大陆先于一般民法发展起来，商法的价值也具有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特点，如交易安全性、迅捷性和习惯性。在资产阶级民主 政治 在西方取得胜利之后，商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相反，任何人都享有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商法更多的表现为民法之外的特殊性规定内容，在法的部门划分上不具有独立性。我国民法自民国时期第一次法典化即不采用民商分立的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群体基于在市场中不同地位而发生的分化，现实法律生活中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二元对立的法律意义已经逐渐超出了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分意义，由此民法体系内部出现了两个子系统，即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和调整经营者活动之间的法律。此种分化对各国民事立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在法国，立法者在《法国民法典》之外又单独制定了一部相对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法典》，在奥地利亦是如此;而德国采取了民法中心的立法模式，将消费者保护的任务纳入到民法功能范围内，这集中体现在2002年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典》中。在法律适用上，经营者的主体性特征优于商人主体特征，此外，关于商主体的内部复杂划分标准也是商人主体特征逐渐被经营者主体特征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 现代 社会 经济 结构的背景下，经营者之间的 合同与消费者合同的划分远比商事合同和非商事合同重要。在认定格式条款时，应当考虑到经营者的特殊主体性。 有人认为，经营者在经济上实力强大、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并且此种合同的目的旨在盈利，其应当承受正常的商业风险，因此格式条款法不适用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但此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市场中的任何经营者都以获利为生存基础，因此经营者的任何商业活动都必须计入到成本中。所以， 法律 无法期待经营者在面对任何一个格式条款时都以一种不 计算 成本的方式通过聘用法律专业人才等方式规避格式条款所带来的弊端，或者两个经营者通过博弈达到合同法所期待的理想公平结果。 其次，并不是任何经营者都从事法律服务的业务，其就其经营业务之外的 法律知识 的掌握情况与消费者并不本质区别，甚至其如同消费者一样在法律面前一无所知，如一般的小型合伙 企业 。 第三，经营者所订立的合同并不都旨在牟利，其同样必须购买与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合同。这也是适用法律的一个重要难点，即依据何种标准判断一个民事主体在一定的法律活动中从事的行为是旨在获利的独立经营行为。虽然我们可以采取推定的方式，认定私法上一切旨在盈利的法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营活动，但不可否认，在格式条款面前，经营者通常同样面临消费者面临的问题，除非经营者之间所使用的是行业中通用的交易条款。 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新债法第310条第1款规定：“本法第305条第2款及第3款、第308条及第309条不适用于针对经营者、公法上的法人或公法上的特殊财产所适用的一般交易条件。就本款第1句所规定的情况，本法第307条第1款和第2款造成第308条和第309条所规定的合同内容无效的，该两款亦有适用余地;此处应适当考虑到交易活动中具有效力的惯例和习惯”。其中，德国民法典第305条第2款及第3款涉及到格式条款订入控制的内容，其理由基于经营者之间通常存在惯例的考虑，但这并不影响对经营者之间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而德国民法典在第308条及第309条所列举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的一般交易条件“黑名单”虽然不直接导致此类条款在经营者之间无效，但实际上，由于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一般条款如诚实信用原则集中体现在此类具体规定的内容上，所以，消费者合同中的无效格式条款具有很强的指示功能，即此种条款出现在经营者之间的合同中通常也应无效，只有商事惯例和经营者之间的特殊 联系可以作为推翻此种指示作用的理由。 我个人认为，虽然我国采取统一合同法，但我国民事立法总体上仍旧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格式条款法首先适用于消费者合同，而且其应进一步适用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经营者独立的盈利活动不应构成否定格式条款属性的事由，但对经营者合同之间的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力度应有所不同，这体现在商事惯例和经营者之间的特殊联系可作为经营者之间使用的格式条款生效的特定事由。 四、社会保障领域格式合同的特殊性 须探讨的是，合同法所规定的格式条款法是否可适用于所有合同类型?我国合同法第10章专门规定了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依据此类合同的性质，其通常建立在格式合同基础上，依据合同的整体解释，合同法第39条以下的规定内容必然适用于此种格式合同。但是，我国合同法将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与 买卖合同 等其他合同并列规定为有名合同似乎不妥： 首先，此类合同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基本社会保障，此类合同面向所有不特定的民事主体，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合同类型，因此其必须采取格式合同(而不仅仅是格式条款)的形式，而且在合同订立规则上应实行缔约强制原则。 其次，至少在针对普通市民(消费者)而言，此类合同通常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这集中体现在电、水、气、热力的价格必须由国家权威部门通过听证会的方式确定。实际上，价格是此类合同格式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一般格式合同中，当事人仍然可以就价格进行自由磋商。 第三，此类合同的具体条款通常必须取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许可，因此该合同的格式条款多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出现，对其内容控制通常出现在立法过程中，而不是事后的司法控制。 我个人认为，我国合同法不应将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规定为与买卖合同相并列的典型合同形态，其应当通过相关部门的论证以单行规章的形式确定此类格式合同的内容。与其相适应，对此类格式合同的内容控制体现在单性规章制定过程中，在通过事前立法审查之后，以行政规章表现出来的此类社会供给格式合同将免于司法上的内容控制，不应将其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格式合同，否则法院将针对依据一定的立法程序产生的法律规章享有司法审查权，而这显然违反了目前我国法院所享有的司法权范围。 综上所述，在认定合同条款是否为格式条款时，必须从预先制定、多次重复使用、单方提出、未经磋商等方面考察;在消费者合同中，为了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对经营者一次性使用、但消费者无法改变其内容的条款应类推适用格式条款的规则;当经营者之间使用格式条款时，商事惯例和经营者之间的特殊联系可作为否定格式条款属性的特定事由;对于社会供给领域的合同，应当通过事前的立法审查来保证此类特殊合同的公益性，法院事后无权针对具有法律渊源效力的特殊格式合同规章进行司法审查。 -------------------------------------------------------------------------------- 注释: [1]合同法第3稿第2章第29条规定：采用定式合同文本订立合同的，制订合同文本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其免除责任的条款以及负有主要义务的条款，并应对方的要求对上述条款予以说明。对定式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对方的解释。使用行业协会、主管部门或者母公司制定的定式合同文本订立合同的，适用前款规定。 [2]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一卷，178页以下，2002年版。 看了“大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ppt模板”的人还看： 1.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模板免费 2. 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模板免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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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砖引玉的意思是：

抛出砖去，引回玉来。比喻用自己不成熟的意见或作品引出别人更好的意见或好作品。

在句子中一般连动式；作谓语、定语、宾语、分句；用于谦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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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比来抛砖引玉，却引得个坠子。”

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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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议，希望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近义词

一得之见 举一反三 千虑一得 引玉之砖

反义词

单刀直入、直截了当、开门见山